我的状态决定我对这本书的理解程度。买回来有半年了，刚买的时候看了些，并且做了笔记，大多是我对书中观点的回应。半年之后重新读起，连自己的笔记都看不懂了。不过再看下去，又找回了感觉，并且觉得这是本相当妙的书。里面有相当妙的比喻、意象，能引起我很多共鸣。小说的结构也挺有意思，都是一双一双男女关系延伸讲述下去，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有丰富的描述。现在还只读了一半，全书的思想要全部看完才能完整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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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到如今印象最深的是颇为写实的情色内容，看来本书对洒家具有一定启蒙作用，哈哈。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总是把昆德拉和加缪的《局外人》联想到一起。也许是因为读起来给人一种“作者身处局外”的感觉。昆德拉另一部较为走红的小说是《生活在别处》，携手本书亦被所谓小资热捧过一阵。差不多时候一并被追逐的还有法国两位女天才杜拉斯和萨冈。兴许是这些码字高手们的骄傲，无可避免散发着某种类似自怨自艾的气息，让自恋自怜者们得到莫大的满足。
昆德拉在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码字者们要做的只是让自己消失在小说后，而这个时代在做的是小说消失在码字者后。类似的拽，在他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当然，洒家以为昆德拉的文字还有相当的悲怆气氛。总是在情深处，转身离去间恍如隔世。百年之前，早已灯火阑珊，百年之后，纵然灰飞烟灭。不可承受之渺小，亦或不可承受之沉重，只在弹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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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什么。但愿从未来过我的世界。我没爱过。更未痛过。
人生有何追求?? 我无解。可能不追求反而来得轻松。
所谓奇迹。永远胜过千辛万苦、耗费半生。
灵魂清醒、所以痛无法避免。我没有生在乱世~如果下一刻就是生死边缘。我很清楚，心底涌出的泪水是为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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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最初带着好奇心翻开这本尘封在我家书架上多年的小说时，期待着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惊喜，然而却未能如愿。看了10页后发现自己并不完全明白作者试图说明什么——故事情节很简单，可是其中穿插了作者的一些思考，很多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看了30页后，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像我这样带着闲散的心情纯粹为了消遣地阅读，是读不出来什么东西的。但功利心使我没有立即放下书本，而是拖拖拉拉、断断续续地勉强读到了50页，这时我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即使不是味如嚼蜡，至少也是感觉好像邓论毛选一样让人提不起精神了。
但这本小册子在我心里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因为一方面是对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东欧的那群吃不饱穿不暖却特别有思想的前辈们格外的景仰，另一方面也是有一点追星的味道——总觉得这样一部著作不去读一读有些可惜。而第三个原因，也是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心境变了。
正如狗对骨头有着特殊的感情，而猫会把人人喊打的耗子当做食物，当你自身发生改变时，你的喜好也会有惊人的变化。
所以今天只是无意中翻看了两页，却觉得好像吃了巧克力糖果一般有种让人舒畅的感觉。这个比喻还不够恰当，我觉得要想准确描述这种感受，应该是和酗酒、嗑药一样的效果——治愈伤痛，麻醉心灵。这本书有着和杜冷丁一样的止痛效果，这种风格用当今最恶俗的话讲就是“小资”——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迷失自我的男男女女，从同样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方向的作家那里，为了那些表达、迎合了自己心声的文字而沉醉。这样的方式固然不能完全填补内心的空洞，但毕竟尚可聊以自慰。
爱情理想破灭了，婚姻只剩下一句空洞的誓言，价值体系的崩坏，国家的主权遭受侵犯，甚至作为国家形象的领导人也遭到侮辱和恐吓。所有的这些让主人公心中努力保守着的一丁点对生命的期望也被否定了。离开家庭，离开那个粗俗低贱的母亲，是特丽莎追求理想的一次尝试。原以为外面的而世界是无限广阔的，只要跳出这个小天地，她就可以去自由地追寻自己的未来。可是等到她真的走出来，才发现一切并不想她所想的那样。她感觉自己仍然没有走出母亲的影响，或者是因为她对这个世界有着过高的期望——可是她能跳出母亲划的小圈子，却怎么也不可能跳出世界这个大圈子：前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为的是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而后者却正是对前者可行性的否定。于是特丽莎发现，生命轻的让人无法忍受。——相对与生命的“重”：一切体力劳动者，一切为了谋求生计而打拼的人或许并不能感受到这一点；生活悠闲、但是有坚定信仰的人也不能——可是一旦这些都没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跟着没有了。
但我仍然很乐意从这样的消极情绪中获得一些安慰，因为在我看来，金融风暴本身就如同书中的布拉格之春——在这样大的社会变革中，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是极相似的。所以如果说像我这样一个自私的人，一开始对于特丽莎的感情生活没有兴趣是因为趋利避害的本能驱使、有点迷信地不愿意自己平静的生活被这样的故事情节影响而增添烦恼的话，那么现在我的心境却正适合用“同病相怜”来描述了。
我会继续保持乐观——至少会努力去这样做。说几句题外话：当美国一家连锁超市的总裁被问及对全球金融风暴的看法时，他笑了笑说“我们相信我们会想出办法挽救局面，结束这一切——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的话一方面表现出乐观的心态，而同时也暗藏着一丝无奈。而我只期望，我的乐观程度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就足够了!想想也是，你总不能期望经受了各种令人沮丧的事后，人还能没心没肺地整天张个大嘴傻笑吧——那个不叫乐观，叫缺心眼儿。不过这种消极的情绪只要不泛滥就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且保持信心，这才是健康心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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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米兰昆德拉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之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其深远的意蕴、丰富的内涵及多样的手法，“把哲学、小说叙事和梦结合在一起”，传达出一种经久不衰的魅力。也正因为其多义性，因此对于此书的解读历来也是多角度、见仁见智的。这里仅仅介绍和讨论其中最为明显的中心倾向，也即是，由对生命中轻与重的对立与统一的探讨入手，而逐渐深入的对“媚俗”这一美学理想与行动倾向的批判与讽刺。
何谓轻，又何谓重？一种容易的理解是：“轻”指背叛传统，没有责任，完全自由；而“重”，指的是有责任，有负担，有约束。诚然，这是书中“轻与重”多重含义中的其中之一。托马斯在对特蕾莎的爱情与责任、自由中的徘徊与自我质疑，萨比娜在背叛之路上越走越远最后却只觉得一片虚无，都是这种含义的表现。但是，更深的一层含义是，“轻”指偶然，“重”指必然。轻与重的对抗纠结，在书中通过对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多视野的反复描绘与剖析，通过对“必然”的幻象掩盖下一系列“偶然”的展露，得以螺旋深入地展开。在作者看来，生命仿似一张永远无法成型的草图，因无法检验与预知而充满了种种的可能性与偶然性。正因为生命的遭遇是基于绝对偶然，因此并不具备任何绝对的、必然的、“非如此不可”的抉择与命运。在这样的视角下，那种鼓舞着大多数人的“必然者为重，重者才有价值”的观念，那种认为生命中的重要事件是应当存在的并因此才有价值的想法，在“轻”面前崩塌了。生命由于缺乏绝对的意义，变得没有依凭与支撑，甚至不如随风飞舞的羽毛那样有确定的方向。此所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然而，这样的拆解，本身的意义何在呢？在“轻”的真相面前，生命是否就失去了意义？绝非如此。书中的托马斯一直认为特蕾莎这个在他生命中影响至深的女子是基于六次偶然才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而且他们之间的爱情也充满了苦涩、怀疑、软弱、犹豫。然而，他却确实深爱着她。他们最终是幸福的，但这并非是完满的幸福，而正是在困苦与不完美中凸显的真实。这种对立体的生命与生活的还原，其实正是基于贯穿全书的“反媚俗”的思考之上。何为媚俗？昆德拉认为，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一种美学理想。由于它是平面的、完满的、被赋予重大意义的、美如牧歌图景的，因此感人而为绝大多数人所容易接受。基于它的有我们生命与思想藉以为本的基本谎言，而书中所展现的个人的思想、遭际乃至社会的倾向、政治的形式，都无非是媚俗理念的外化而已。此书最珍贵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幻灭，透过遮蔽生命的幻境、意义和言说，还原冲突、矛盾与多元，直面生命，直面生命的赤裸和显然时的炫目与真实、希望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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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真的看不懂……
它有两个故事，然后很悲哀的，我看到第二个故事的一半才意识到它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看书看到这种地步，也只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有我的教科书了……
我承认，对于这本书，我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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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的道德冷漠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 1929-）在1984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后，他的世界声誉进一步得到确立，其中不乏过分吹捧，美国评论家罗杰金博尔在《米兰昆德拉的暧昧》一文中对此不无讽刺地写道：“大多数评论者抛开批评，争相炮制着各种谀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仅被称为‘辉煌的’、‘大胆的’，或‘刺激的’，更被普遍当作昆德拉文学不朽的专利，——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使他成为‘活着的最伟大的世界作家’。”（199）这种情况似乎至今未变。另一方面，昆德拉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他的小说的思想内涵在国外经常遭到尖锐的批判。不过，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较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这一点一般是没有分歧的，如英国文艺理论家戴维洛奇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打上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标记”（149）。昆德拉强调小说的相对性和道德的含糊性，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点。
目前中国学界对昆德拉的研究，较多关注他的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存在主义美学与自我主题，这就不能不涉及小说内容的道德取向。但是，不无遗憾的是，“存在主义”、“自我”这类时髦字眼蒙蔽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他的小说在时髦外衣下掩藏的道德虚无主义，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征引了。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昆德拉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不言而喻，这对中国当前的文艺创作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昆德拉的小说美学、他的小说两大主题政治与性——来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 小说美学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可以称为“相对性美学”，其核心是“相对性”，来源于他所信奉的存在主义哲学。他推崇尼采，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两个伟大的哲学家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模棱两可”(2)
“自我”是昆德拉小说美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他反复表达过这个看法：“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一旦你创造出一个形象存在，你就自动地面对着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自我？怎样才能抓住自我？这是小说之作为小说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那些基本问题之一。”(69)
但是，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既然上帝已去，人又不再是主人，那么究竟谁是主人呢？这颗行星正在没有任何主人的情况下穿过虚空。”(42)
他在谈到卡夫卡的小说时将当今这个世界定义为“陷井”：“在外部决定性如此超强、以至内部动因无足轻重的一个世界里，还有什么可能性给人留下？”因此，“生活是陷井……”（71）
在昆德拉看来，在这样一个迷失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达把人变成单纯的物，人不是自己的主人，因而以往一切政治、哲学、道德观念——简言之，一切意识形态——的确定性都失去了意义，一切都是相对的。
昆德拉反对那种看待世界的“非此即彼”、“善恶分明”的公式，反对“依据一种道德的而非探究的立场来发掘小说的内核”，并提出了“小说的智慧(不确定的智慧)”这一概念。(6) 而“小说的智慧”在他看来就是“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塞万提斯的伟大就在于：“把世界当作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迫不是面对单一的绝对真理，而面对种种相互矛盾的真理混乱状态 (体现于“想象的自我”中的真理称为性格)，并且被迫保有作为个人之唯一确定性的‘不确定的智慧’……”(5)，因而“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4)。
他在谈到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构思时说了十分重要的一段话：
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况且，这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误解的根源。读者时常问：“您究竟在想什么？您要说什么？什么是您的世界观？”这些问题对小说家来说是很尴尬的，确切地说，小说家的才智在于确定性的缺乏(l’absencede certitude)，他们萦绕于脑际的念头，就是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小说家应该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即谜和悖论。(507)
“小说应该毁掉确定性。……把一切肯定变换成疑问”，这句话可以说是昆德拉小说美学的纲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否定性的美学纲领。
所谓“毁掉确定性”，即只提出问题，拒绝提供答案和结论。法国记者格雷问他：“你不想去回答所提的问题。那么谁来代替你回答这些问题呢？”他回答说：“白痴。他们总是准备去回答问题。白痴整个来说无力提出问题；它整个来说只会回答问题。”（42）
在《被背叛的遗嘱》（1994）中，米兰昆德拉称自己从那个恐怖时代得到的教训是：“一个清醒的、觉悟的目光。……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164）
这种“清醒的、觉悟的目光”使他超然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他紧接着又写道：
到最后我竟有了这样的对话：“昆德拉先生，您是共产主义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持不同政见者吗？”“不，我是小说家。”“您是左翼还是右翼？”“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小说家。”（164）
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浸透昆德拉作品和思想。他说：“在意识形态上，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怀疑论者。也许不象布罗茨基或索尔仁尼琴——正像你说的——，我既不是前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反社会主义者，我对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语汇同样是怀疑的。”（49）
幽默，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相对性是一枚钱币的两面，幽默建立于对世界相对性的认识上，相对性则以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小说的艺术》及《被背叛的遗嘱》等文艺论著里，昆德拉在论述自塞万提斯以来欧洲小说的传统时反复强调幽默对小说的重要意义，但是他对幽默的定义却具有鲜明的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色彩。在谈到有人认为拉伯雷《巨人传》中巴努日把羊贩赶到海里淹死这一段情节比较残酷时，他如此阐释幽默：
因而幽默不是发笑，不是嘲笑，不是讽刺，而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帕斯说得好（那是理解幽默的基本点的一把钥匙）：它“使得它所触及的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谁若是不能从巴奴日让贩羊商人淹死海上，并向他们大肆宣扬来世之福的故事中找到快乐，谁就永远也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6）
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揭示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之相对性的自觉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欢悦。（33）
在昆德拉对幽默的阐释中，幽默在本质上与“道德的含糊”等同，因此毫不奇怪，幽默感等同于对待世界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昆德拉在论述他十分推崇的英国小说家斯特恩的小说《项狄传》时写道：
我要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一部无愧于这个名称的小说把世界当回事。再说，“把世界当回事”是什么意思呢？肯定是这样：相信世界让我们相信的东西。从《堂吉诃德》到《尤利西斯》，小说怀疑世界让我们相信的东西。……这部小说“自始至终”、全部都是不当回事的；它什么也不让我们相信：不相信它的人物的真实性，不相信它的作者的真实性，不相信作为文类的小说的真实性：一切都成为问题，一切都要怀疑，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消遣（对消遣不感到羞耻），并接受小说的形式所要求的一切后果。 （11－12）
基于这种“道德的含糊”立场，昆德拉断言应该“悬置道德审判”：
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这道德与那种从一开始就审判，没完没了地审判，对所有人全都审判，不分青红皂白地先审判了再说的难以根除的人类实践是泾渭分明的。如此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地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在那里，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尽可以痛痛快快地指责巴奴日的懦弱，指责爱玛包法利，指责拉斯蒂涅克，那是你们的事；小说家对此无能为力。
创造一个道德审判被悬置的想象领域，是一项巨大的伟绩：那里，唯有小说人物才能茁壮成长，要知道，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已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在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之上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7－8）。
他对自己作品的道德内容所遭到的指责深恶痛绝，说：“我向来深深地、强烈地憎恨那些人，他们试图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找出一种姿态（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而不是从中寻找一种认识的意愿，去理解，去抓住现实的这种或那种面貌。”（97）
昆德拉所谓的“道德审判”，如果是指将道德标准作为评判作品的最高和唯一标准，那么他无非重复了一种老生常谈。但是，如果他的“道德审判”也包含着一切道德判断，那么则是荒谬的。昆德拉正是如此。他实际上主张文学的“去魅”，即去道德化、去高尚化，从而抽去了文学的道德基础。当他称那些认为巴努日残酷的人“永远也不能懂得小说的艺术”，并“深深地、强烈地憎恨那些”“试图在一部艺术作品中找出一种姿态”的人时，要把道德审判“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时，他实际上是说：小说与道德无关。
昆德拉不但剥夺了读者对小说人物进行道德判断的权利，也同样剥夺了作者在表现生活、描写生活时进行道德判断的责任。他认为小说应依据“探究的”而非“道德的立场”。在昆德拉这里，就意味着作者在探索生活时放弃自己的道义立场，即“不把世界当回事”、“一切都成为问题，一切都要怀疑，一切都是游戏，一切都是消遣”。
人们愈是认真阅读昆德拉的书，就愈能感到他经常自相矛盾，或者说，具有双重标准。初看起来，昆德拉好象主张某种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超然于一切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只专注于对人类生活经验的描写。但实际上，昆德拉从来不是一个左拉或福楼拜那样的客观性作家。相反，他的小说具有十分浓厚的主观色彩。他极为推崇斯特恩，象后者一样喜欢随心所欲地写作，经常节外生枝，偏离主题，自己跑出来以全知全能的作者身份向读者说话。他一方面要在小说里“悬置道德审判”，一方面又说“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的道义。”（4）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二流哲学思想的讲义。他承认道：“我喜欢时不时地作为作者、作为我自己进行直接干预。”（80）“在此，涉及到我要把小说与哲学相结合的雄心。”（512）
他一方面主张“悬置道德审判”，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小说与哲学相结合”，并且“作为我自己进行直接干预”，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毁掉确定性”，另一方面又顽强地建构自己的“确定性”。这不是很奇怪的自相矛盾吗？因此西方学者多克托罗在《两种暴政下的四个人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文中认为“重与轻，在昆德拉的医学中，完全是一回事。……可见，他的人物塑造有一种屈从于昆德拉先生自身意愿的模式。” （28）这部小说“是一种概念化的小说，一种一般性的、不加虚饰的小说，起码在麦克亨利海姆的译本中是如此。昆德拉先生如果不是为了把我们导向他的思想，是无意于剖析人类的经验感觉的。”（29）
昆德拉强调探索人物的自我与存在。他在回应关于他的叙述方式过于抽象、人物不太真实的批评时称，小说人物表现的只是其存在的可能性，并非人物的真实生活：“小说家检验的不是生活，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的事，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王国，是人可能成为的一切，是他能做的一切。”（79）“我不想使人认为我的人物是真实的，带着一本户口簿。”（168）
但是，我们不能不问：什么是“自我”？应该寻找什么样的“自我”？米兰昆德拉却从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无疑，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的全部存在都不过是道德的存在，那么 “自我”就不能不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质。
道德判断即价值判断。小说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可能性”的检验，必然包含着作者本人的选择性意向，包含作者本人某种预设的道德前提，实际上昆德拉也是这样做的。硬将“道德审判”无限“悬置”，实质上不能不是取消是非观念，抹杀正义与邪恶的界限。《笑忘录》第三部“天使们”里，昆德拉对比了魔鬼的笑与天使的笑：“魔鬼的笑指向的是事物的荒谬，而天使为之感到欣悦的，则是世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出自智慧的设计，尽善尽美且充满意义。……魔鬼看着天使笑，就笑得更厉害，笑得更欢，更赤裸裸了，这就使天使之笑变得极为可笑。……可笑的笑，就是溃败。然而，天使们也有所收获。他们通过语义假冒欺骗了我们。……”（94－95）在这段话里，昆德拉回避了对“天使”与“恶魔”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只能让人感到他对善与恶本质区别的抹杀。
为昆德拉辩护的人会说，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和相对性的时代，一切意识形态包括传统道德观念，都失去了真理的垄断地位，只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因而只具有相对性，必然遭到解构的命运。这是一种相当时髦的、然而似是而非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念，昆德拉上述观念是其典型代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必须做出“非此即彼”、“善恶分明”的价值判断。科学所赖以建立的整个逻辑学，正是建立在对真值与假值的判断这种二值思维的基础上。
多元文化与相对性在带来思想开放的同时，也常常成为道德虚无主义的陷井。如果说它正确地指出了道德的相对性一面，那么它同时又很容易掩盖道德的绝对性一面。人类道德既包含着相对性，也包含着绝对性，其硬核不可解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的一些普世价值观念和基本道德准则，例如“公正”，德里达本人就承认不能被解构。（97、158）
昆德拉厌恶道德批评，然而我们却不能给予他豁免权。道德批评是对文本意义内涵的一种解读。作品本身的的道德内容，既表现在人物的人格结构中，也表现在作品的主题思想中，它是作品思想价值的重要内容，也是作品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把主人公人格中的道德因素排除在形象分析之外，这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批评是内含于文学批评之中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
实际上，昆德拉不是没有自己的道德立场，“道德的含糊”——或者说道德虚无主义——就是一种道德立场，是一种非道德化的道德立场。他不止一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如果要我明确的话，我会说我是一个陷入极端政治化的世界中的享乐主义者……”（7） “与其说我是一个不满的清教徒，毋宁说我是一个不满的享乐主义者。我是一个不满当代性观念的享乐主义者。”（47）
享乐主义者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道德上的自我中心。昆德拉反对的是别人的道德立场，而不是自己的道德立场。他反对别人对他及他的作品和人物做任何道德判断，然而又不惮随时处处对自己的人物进行道德判断。他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媚俗”，既是一个美学概念，也是一个伦理学概念。金博尔指出：“他将媚俗更多地视为伦理学范畴或形而上学范畴而非美学范畴。”（206） 无疑，“媚俗”在美学上意味着庸俗，在伦理学上意味着虚伪。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第六章《伟大的进军》里有一个常被评论者提到的情节，一位美国参议员指着在草地上活蹦乱跳的四个孩子对萨宾娜说：“瞧，这就是我所说的幸福。”昆德拉代替萨宾娜评论道：“参议员怎么知道孩子就意味着幸福？他能看透他们的灵魂？如果此刻他们都不见了，其中三个向第四个扑过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着什么？”“地球上人的博爱将只可能以媚俗作态为基础。” （266－267）
这是不是一种“道德审判”？在昆德拉看来，“博爱”是虚伪的，“幸福”是虚假的，孩子的快乐当然也是虚假的。然而他却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着“博爱”和“幸福”。他在回答法国记者格雷时反复强调说：“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法国。我在这儿很幸福。……每当我谈到法国的弊病后——因为批评任何文化这种脾气在我身上非常、非常强烈——我总是立即对自己说：你在这儿很幸福。”（52）
我们可以用昆德拉自己的话来反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在这儿意味着幸福？如果此刻一帮歹徒冲进你的家里，杀死你的妻子，洗劫你的家，那又意味着什么？”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昆德拉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创作小说，塑造人物，却又反对别人对之进行道德批评。这种双重标准实际上仍是一重标准，即随心所欲的个人自由。自私的个人主义——这就是他真正的道德立场。
二 政治主题
昆德拉的上述理论观点，可以在他所创造的各色人物身上得到验证，换句话说，他在他的人物身上打上了自己的道德烙印。他的人物几乎都具有自私冷漠的性格特征，他们没有善恶是非观念，除了渺小的自我，对任何事情都毫不关心。
昆德拉的小说有两大主题：政治与性。政治属于公众领域，道德上涉及“正义”。性属于私人领域，道德上涉及“爱”。昆德拉的小说无论在哪一方面就充斥着冷漠。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创造了一个风靡世界的词儿：媚俗（kitsch）。媚俗是昆德拉全力抨击和批判的对象，在他看来是人类文化中最根本最不可原谅的缺陷。托马斯和萨宾娜则是他倾尽心血塑造的两个反媚俗的“英雄”。
昆德拉显然对托马斯抱着深刻的同情，在他看来，托马斯之好色，正如大便一样，出自人的天性，是合理的。他通过萨宾娜这样评价托马斯：“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一个魔鬼。”（12）“魔鬼”，在昆德拉的字典里就是“英雄”。至于萨宾娜，她一生都在背叛，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最终只能在孤独中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命运是可怕的，但是昆德拉却赋予她的命运一种悲剧性，为她涂上了一层反媚俗“殉道者”的光辉。
在叙述这两个人物——尤其是萨宾娜——的故事时，昆德拉采取的是夹叙夹议的方法，经常以作者身份代替人物说话，读者无法分清哪是作者的叙述语言，哪是人物的心理语言，两者经常合而为一，而昆德拉也无意在两者之间做出区分。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托马斯与萨宾娜是昆德拉本人的两个不同性别的化身，萨宾娜更是他的代言人。
昆德拉通过这两个人物集中批判了媚俗。但什么是媚俗呢？对这个词儿的本义已有无数解释，本文不再重复，这里只着重指出一点，对于昆德拉来说，媚俗其实就是大众化。他说：
“媚俗”一词描述了这样一些人的态度：他们不择手段地试图向绝大多数人讨好卖乖。要讨好卖乖，就得进一步确认人们喜欢听些什么，就得全心全意地为流行观念服务。（165）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265）
大众化肯定有其庸俗或媚俗的一面，但是，我们从这些话里能解读出这样一种意味，即对公众的蔑视。这种蔑视必然导致对公共事务、公共福祉的冷漠，这是昆德拉的人物在政治上缺乏正义感的重要原因。
昆德拉对专制极权的批判，更多地是从个人与自我的角度出发的。对于他来说，专制极权之可恨，主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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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看的第一本昆德拉的书。伴着Avril Lavigne的Knockin’On Heaven’s Door，我第一次不带任何功利心和世俗心地去看一本小说。
书没有任何序或者跋之类多余的文字，只是从尼采的永恒轮回慢慢谈起，用一种近乎电影中视角转换的方法思考着一个故事。
从没有想到过，小说竟然可以如此畅快。昆德拉以他的文字不断变化着人物的叙述角度，却也让我不断地感悟着生命、感悟着爱情、感悟着……
很喜欢他书中的几段话：
一段是，“爱情不是通过做爱的欲望（那是会对很多人都会有的）表现的，而是通过和她共眠（那只会对一个人产生）所表现的。”
的确，爱情与性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把性等同于爱情却是极度错误的。没有性生活的爱情是无非想像的！但是比起只有性没有爱情的婚姻来说，似乎还是后者更让人无法接受。爱情是伟大的，伟大的地方便在于爱情是两个灵魂的一种交融。正像书中写的那样，两个相爱的人就如同两部相配的交响曲一样。
另一段是，“生命的草稿就是它本生，因为它既不能用前世来参照，更不能用来生去修正。”的确，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更不可能有人会永生。所以，我们更应该“活在现实中”。
……
书中托马斯和萨芬娜的“偶然”相爱，却也让我想到了自己所经历过的爱恋。呵呵～也许，我爱的人也将会被人装在篮子里，然后从河的上流送到我身边吧！
这本书确实是昆德拉的颠峰之作，哪怕在看了他其他五本书之后。只可惜，或许是因为没有做过爱的缘故……
8.11.14修订于402（原文写于200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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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六七年前读大学的时候买的，不知道是读的时候不太认真，没有钻进去，还是翻译的不尽如人意，异或本身的风格就这么晦涩，总之基本上情节看懂了，但是内涵完全没有领悟出来，有机会再重读一遍吧，嗯，或许可以像别人推荐的那样，先看看电影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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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06年买了下来。但我一直没有看。我先看了不朽，好笑的爱，告别圆舞曲，慢，笑忘录等等。
那些都看得饶有兴趣，好笑的爱、笑忘录和不朽看了两遍。
但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看到3/4的时候，看不下去了。
隔了两年拿出来，又重头开始看。又是看到3/4，放下了。
不知道为什么，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很多感情似曾相识，简单的爱情（复杂的爱情），却让人对生命的本质开始思考，一思考，目光就停滞了。看这本书的过程不能说是享受，但绝对有所启迪。
感觉他的小说比某些哲学家的书更能反映生活的内涵和真谛，有一种微微的调侃和一种淡淡的无奈，有点忧伤的意思，却又很强韧的感觉，描述着并不深奥的东西，却让人想到很深刻的道理，说出了很多我能感觉到却不懂得如何表达的想法，很实在，又很超脱；是小说，更像是哲学散文。
看过他那些书，那些逗我笑过的情节我大多已回忆不起来，但他的一些思想却深深烙在心里，随时冒出来影响我的想法，用他讲故事的语言来思考自己的生活，调侃见到的各种现象，在开心的时候用他的幽默来感觉无奈，在伤心的时候用他的幽默来振奋精神。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的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书还没有读完，我自己没有一个答案，也不知道昆德拉给我们什么样的答案。
看到他描写托马斯的手法完全不是在批判，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总是带着一种怜悯和同情又残忍的感情，他决定他们的命运，其实又是在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的命运，那些世俗中批判的东西，他没有跟着也去批判，他在同情。这种宽容又很诙谐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新奇，读他的书和其他人的书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在单纯讲故事，而是同时在思考人生，质疑人生，调侃人生。他的小说，大部分离不开爱情，假爱之名讲了更深的各方面事情，深奥但一点也不晦涩难懂，让人很是饶有兴趣的读下去，一边看一边想，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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