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第二个孩子弗烈德里科已经生下来，维托·考利昂有四张嘴巴向他要饭吃。直到这时，他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非常能忍的年轻人，有什么想法总是压在心里。食品杂货店老板的儿子、年轻的劲科·阿班旦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维托因为他朋友的父亲的行为而责怪起他的朋友来了，这一点维托自己和他的朋友都感到诧异。劲科羞红了脸，对维托发誓说：维托不必为吃的发愁，他还说，他打算从食品店里偷东西来保证他的朋友的需要。不过，这种毛遂自荐遭到了维托的断然拒绝，因为太可耻了，当儿子的竟然偷起他的爸爸来了。
可是从另一方面讲，年轻的维托对令人望而生畏的法怒其却从心底产生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他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流露过这种愤怒，但是他一直在等待着时机。他在铁路上干了几个月。不久，战争就结束了，工程进度缓慢下来，他一个月只能挣几天的钱。还有，大多数工头都是爱尔兰人和美国人，经常用不堪入耳的臭话来辱骂工人。维托一直忍着，面不改色，好像他听不懂似的，其实尽管他口音不纯，听力还是很好的。
一天傍晚，维托正在同他家里的人吃晚饭，忽然听到有人敲窗子。窗子外面是一道狭窄的里弄，里弄那边就是另一栋房子。维托拉开窗帘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邻居的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彼得·克莱门扎从里弄那边的窗口探出身子，递过来一个用白布裹的小包。
“嗨，伙计，”克莱门扎说，“给我把这东西保管起来，等我要的时候再说，快，接住。”
维托机械地把手伸去接住了小包。克莱门扎的神色很紧张，很焦急。他遇到了某种麻烦，维托的帮助也是出于本能。但是他把小包拿到厨房打开一看，是五支擦了油的枪。他把枪放在他卧室的壁橱里，看有什么动静。后来他得知克莱门扎被警察抓去了。
维托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件事，当然罗，他那个给吓坏了的老婆即使在闲谈中也不敢信口开河地乱说，深怕害她的丈夫去坐牢。两天之后，彼得·克莱门扎又回来了，见了维托随随便便地问道：“我的货还在你那儿吗？”
维托点了点头，他有个沉默寡言的习惯。克莱门扎来到维托家里，主人给他端来了一玻璃杯葡萄酒，同时从卧室的壁橱里翻出了那个小包。
克莱门扎一面喝酒，一面和善而机警地注视着维托。
“你看过里面吗？”
维托毫无表情，摇摇头。
“我这人对与我无关的事情向来不感兴趣，”他说。
接着，他俩就一起喝酒，直到天色黑下来。他们发现互相志趣相投。克莱门扎健谈，维托·考利昂善听。他俩随随便便地就交上了朋友。
几天之后，克莱门扎问维托·考利昂的老婆，她是否想要一张精致的地毯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他拉着维托去帮他抬地毯。
克莱门扎领着维托来到一栋公寓，门廊有两根大理石柱子，台阶也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他用钥匙打开门，走进一套奢侈豪华的房间，克莱门扎说：“到那头去，帮我把这东西卷起来。”
地毯是羊毛织的，颜色是深红色的。维托·考利昂对克莱门扎的大方感到惊奇，他俩一道把地毯卷成一捆，克莱门扎抬这头，维托抬那头，他俩抬起来，向门口走去。
恰在此刻，公寓的门铃响了，克莱门扎丢下地毯，大步走到窗口。他把窗帘拉开一点点儿，朝外一看，立刻抽出枪来。直到此时，惊得目瞪口呆的维托·考利昂才恍然大悟：他们是从陌生人的住所偷地毯。
门铃又响了，维托走到克莱门扎身边，这样他也能看到外面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门口站着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俩看见，警察又按了一下门铃，然后耸耸肩，下了大理石台阶，向大街走去。
克莱门扎满意地哼了一声，说：“来，抬起来，咱们走吧。”
警察刚刚拐过弯，他俩就抬着地毯，侧着身子慢慢走出了厚实的橡木门，到了大街上。三十分钟之后，他俩就按维托·考利昂家那套房间的起居室来剪裁地毯。剩下来的也足够卧室里用，克莱门扎是个熟练工人，在他那宽大得不合身的上衣（即使当时他并不怎么胖，他就爱穿宽大的衣服）衣袋里，装着必要的地毯剪裁工具。
光阴在流逝，景况却并没有好转。考利昂一家总不能吃漂亮的地毯嘛。没有工作，老婆孩子就得饿死。维托从他的朋友劲科那里也接受过几包食品，但他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最后克莱门扎和邻居中另一个小流氓忒希奥上门找他来了，他们俩对他的为人和作风印象很好，他俩了解他是个亡命之徒。他们向他提出的建议是要他参加他们专门拦路抢劫装满丝绸衣服的汽车的抢劫队。汽车在第三十一街的工厂装货之后，就在中途拦路抢劫。这并没有危险，卡车司机都是很明智的工人，他们一看到枪，乖得就像天使一样，在人行道上等着，让抢劫的人把汽车开走，把货下到朋友的库房里。有些商品可以卖给意大利批发商，有些商品可以拿到意大利的移民聚居区挨门挨户地去零售——譬如布朗克斯区的亚瑟路，曼哈顿区的桑树街和切尔西地区——卖给那些等着买便宜货的贫寒的意大利人家，这些穷人家的姑娘平时是根本买不起如此精美的衣物的。克莱门扎和忒希奥需要维托来开车，因为他俩知道他曾经在阿班旦杜食品杂货店的运货卡车上当过司机。当时，熟练的汽车司机是很稀罕的。
维托·考利昂违背自己更为明智的分析判断，勉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他参加干，至少得挣一千美元。但是他那两个年轻伙伴给他的印象是冒失，计划不周，赃物的推销简直是蛮干，实在大草率了。但是他认为他们人品好，也可靠。早已表现出了心宽体胖特点的彼得·克莱门扎赢得了他一定的信赖，而瘦削阴沉的忒希奥赢得了充分的信任。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当那两个小伙子亮出枪逼着装满丝绸衣服的汽车司机下车时，维托·考利昂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这使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奇怪。另外，他对克莱门扎和忒希奥这两个人表现出来的冷静沉着，也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俩并不紧张，而是同司机开起玩笑来了，说什么如果他表现得很好，他们还打算给他老婆也送几套衣服。因为维托认为自己出面拿着衣服到处叫卖是愚蠢的，所以他把自己分得的全部衣服一下子卖给了专门经营赃物的人。他只得了七百美元，但是，这在一九一九年却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第二天在大街上，维托遇到了那个身穿奶油色衣服、头戴白色浅顶软呢帽的法怒其，并拦住了他的去路。法怒其根本没有把他那半圆形伤口遮掩一下，白白的圆形伤口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眉毛又浓又黑，面容很粗鲁，当他笑的时候，显得有点古怪，又有点和善。
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西西里土腔土调。
“啊，年轻小伙子，”他对维托说，“听说你发大财了。你，另外还有你的两个朋友。但是，难道你不觉得你们待我太吝啬了吗？再说，这个地段也算是我的，你们起码得给我点酒钱嘛。”
他说出了黑帮组织最爱用的一句西西里谚语：“鸟儿长尖嘴，就是要吃。”
所谓尖嘴，意思就是要求分赃。
维托·考利昂按照自己的习惯，没有回答。他其实早就懂得引用那句谚语的意图，他在等待对方提出明确要求。
法怒其对他微笑了一下，露出金牙，他那像绞架上的套索一样的伤痕紧紧地绷在脸庞下面。他用手帕把脸擦了一下，把上衣钮子解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凉快一下，其实是想亮一亮他那插在裤腰带上的枪。然后他叹了口气，说：
“给我五百美元，我就忘记这种侮辱。年轻人嘛，还不懂该向我这样的人表示什么礼貌。”
维托·考利昂向他微微一笑，尽管是一个手上没有沾过血的年轻人，他的笑里仍然流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阴森之气。法怒其怔了一会儿又说下去：
“不然的话，警察就会来找你的麻烦，你老婆孩子也要受到连累，弄得缺吃少穿。当然罗，如果在你得到的钱数上我的情报不准确，那我也可以少捞一点。但是，不能少于三百美元。可别想骗我。”
维托·考利昂开口了。他说话的语气人情入理，一点儿也没有气愤的样子。他表现得很谦恭，很适合一个年轻人在向法怒其这样显赫的人说话时应有的礼貌。他轻声细气地说：“我的那一份钱在我的两个朋友那里放着，我得给他们说一说。”
法怒其感到放心了。
“你可以告诉你那两个朋友，就说我希望他们能让我润润嘴唇。别怕，就这样告诉他们好了。”他以消除对方疑虑的语气补充说，“克莱门扎同我互相都很了解，他懂得这些规矩。你就听他的好了，他在这类事情上经验要多些。”
维托·考利昂耸耸肩，故意装出尴尬的样子。
“当然，当然，”他说，“你知道，干这种事我完全是个生手，谢谢你，你像教父一样的在开导我。”
法怒其得到了深刻的印象。
“你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说，同时抓住维托的手，用他自己那毛茸茸的双手紧紧地握起来：
“你懂得尊敬长辈，”他说，“这在年轻人身上是个美德，下次见了我，可要先说话呀，嗯？也行，你有什么打算，我还可以帮帮你的忙。”
过了几年之后，维托·考利昂才明白，当时他之所以能在法怒其面前表现得那么老练而有策略，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由于性情暴躁而被黑帮杀死在西西里。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全部感觉就是盛怒。这个人要抢他冒着生命、冒着坐牢的危险所赚来的钱。他当时也并不怕，他认为法怒其是个发了疯的傻瓜。凭着他对克莱门扎的观察，这个身体结实的西西里人宁愿不要命，也不肯把自己抢到手的钱丢掉一分半文。为了偷上张地毯，克莱门扎竟然准备杀一个警察，而身体瘦削的忒希奥，像毒蛇一样，也能吓死人。
当天晚上，在通气道那边的克莱门扎的房间里，维托·考利昂在他刚刚开始的训练过程中又上了一课；克莱门扎破口大骂，忒希奥愁眉苦脸。但后来，他们两个都议论起法怒其只收到两百美元是否会心满意足，忒希奥认为他是会满足的。
克莱门扎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行，那个疮疤脸狗杂种，一定会打听出咱们得了多少钱。法怒其要三百，少一毛也不会干。我们得付足数才行。”
维托感到很惊讶，但却很小心，没有使自己的情绪流露出来。“咱们干吗一定得给他钱？他能把咱们三个怎么样？咱们三个总比他一个强嘛，何况咱们还有枪。咱们干吗要把挣来的钱拱手交出去？”
克莱门扎耐心地解释了一下：“法怒其有一帮人，那些人都是些真正的野兽。他在警察局也有后门，他想要咱们把计划告诉他，，这样他就可以让警察来收拾咱们，顺便也可以博得警方的欢心，而警方也会感激他。他就是耍的这种把戏，他直接从马兰扎拉那里领到了特许证，负责这个地区。”
马兰扎拉是个经常上报的大坏蛋，是专门敲诈、摆赌、武装抢劫的犯罪集团的头头。
克莱门扎把自己做的酒端出来给大伙喝。他老婆端来了一盘意大利香肠，还端来了橄榄果和一块意大利面包。她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就带着椅子下去同女伴们坐在房子门前。她是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女郎，来到美国也只有短短几年，因此还不大能听懂英语。
维托·考利昂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喝酒。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地使用过自己的推理分析能力。他对自己的思路如此条理清楚也感到很诧异。他把他所知道的法怒其的情况全面回顾了一下。他回想到那天法怒其的咽喉给人家划了个长口子，他捧着浅顶软呢帽接着淌下来的血，沿街跑过来。他回想到拿刀子划法怒其咽喉的人遭到的暗杀，回想到另外两个年轻人用支付补偿金的方式取消了可能要受到的刑罚。蓦地一下，他认定法怒其没有大后门，也不可能有大后门。一个向警察告密的人，不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甘心接受收买而有仇不报的人，也不可能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的黑帮骨干分子，就会把另外两个人也干掉。法怒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只是碰上运气罢了。他杀死了一个，就知道另外两个人有所提防，杀不成了，因此他甘愿接受收买。只是因为他有一股蛮劲，才能向商店和在大杂院里摆赌场的庄家勒索贡金。但是，维托·考利昂知道至少有一个赌场从来都不向法怒其纳贡，而那个赌场的主办人一直安然无恙。
这样看来，法怒其是孤立的。或者说得明白一点，他只是在严格的现金交易的基础上，为了执行具体任务而临时雇了几个带枪的刺客而已。这种推理分析，对维托·考利昂起了另一种决定作用，决定了他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
从这个经验里产生了他的口头禅：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那天晚上他也可能决定给法怒其纳贡，这样他也就可能重新当一个食品杂货店的职员，过上几年之后，自己开办自己的食品杂货店。但是，命运决定他要当一个老头子，命运把法怒其送到他身边来推动他踏上自己的命运之路。
当他们三个喝完了那瓶酒之后，维托对克莱门扎和忒希奥两个人说：“如果你们两个愿意，不妨每人给我两百美元，让我转交给法怒其，这不就得了吗？我保证，我就给他这些钱，他也是会收下的。然后，一切都由我负责，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得使你们两个都满意。”
克莱门扎的眼睛闪了闪，流露出怀疑的神色。
维托冷静地对他说：“我绝不欺骗我已经接受为我的朋友的人。明天你自己直接对法怒其说吧，他向你要钱就让他要，但你可别给他，也别同他发生任何争吵。你就告诉他说，你先得把钱搞到手后，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他。让他产生一种错觉，认为他要多少你们也是愿意付多少的，别同他讨价还价，具体数目由我负责跟他蘑菇。如果他真是一个如我们所说的那种危险人物，那么刺激他发火也就毫无道理。”
他们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第二天，克莱门扎直接同法怒其谈话，想落实一下维托所说的是否属实。然后克莱门扎就来到维托的家里，交给了他两百美元。他一面凝视着维托·考利昂，一面说：“法怒其告诉我说，少于三百美元不行，看你有什么办法能使他接受少于三百这个数目。”
维托·考利昂理直气壮地说：“这就同你无关了，只要记着我给你们立了一功就行了。”
不久，忒希奥也来了，他要比克莱门扎含蓄一些，狡猾一些，聪明一些，而表现得也不那么锋芒毕露。他觉察到有些什么不对头，不十分妥贴，有点担心。他对维托·考利昂说：“同那个‘黑手’老杂种打交道，可要当心，他说话像牧师一样靠不住。你交钱给他的时候，要不要我在这儿当个证人？”
维托·考利昂摇摇头。他甚至觉得用不着回答。他对忒希奥只简单地说：“请转告法怒其，我打算今天晚上九点钟在我家里把钱交给他：我打算先敬他一杯酒，然后同他谈判，讲道理，劝他少拿点钱。”
忒希奥摇摇头。
“你不会有那么好的运气。法怒其向来是不让步的。”
“我要同他讲道理，”维托·考利昂说。
他说的这句话，在今后几年里就变成了一句名言，变成了进行一次致命打击之前的信号。后来他当上了老头子，邀请对方坐下来同他讲道理的时候，他说出这句话，他们就明白，这是不流血而又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维托·考利昂告诉他老婆，要她在晚饭后把桑儿和弗烈特领到街上去玩，而且，没有他的允许，绝不可让他们回来。她的责任就是在公寓大门口放哨，他同法怒其有些事情要办，中间不许别人来干扰。发现她面有惧色，他很生气，耐着性子平心静气地对她说：“你以为你结婚时结了个笨蛋，是不是？”
她不吭声。她之所以不吭声，是因为她已经给吓慌了，不是怕法怒其，而是怕她丈夫。他在她的眼前明显地在变，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在变，变成了一个散发着危险魔力的人。他一向是沉默寡言的，一旦说话，也始终是文质彬彬、通情达理的。这种性格，在年轻的西西里男人中也实在是凤毛麟角。她如今眼睁睁地看到的是他身上的那层与世无争的无名小卒的保护色正在脱落。现在他要跨上他的命运之途了。他在开始跨上自己的命运之途时显得晚了。他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但他一开始就引起了轰动。
维托·考利昂打定主意要暗杀法怒其。这样他又可以给自己的存款里额外增加七百美元。他自己答应要给那个“黑手”恐怖分子交付的三百美元，加上忒希奥拿来的两百美元和克莱门扎拿来的两百美元，正好七百美元。如果他不干掉法怒其，他就不得不付足七百美元现金。对他来说，法怒其活着，根本值不了七百美元。他当然不愿意支付七百美元来保住法怒其的狗命。如果法怒其要动个手术抢救自己的生命而急需七百美元，他是不愿意替法怒其给外科医生交付七百美元的。他不曾受过法怒其个人恩惠，他俩也并不是亲骨肉，他也并不爱法怒其。那么，他凭什么要给法怒其交付七百美元呢？
下一步不可避免的发展局势是法怒其想用武力从他手中抢去七百美元，他干吗就不该杀掉法怒其？毫无疑问，少了法怒其这样一个人，地球照样会转动。
当然罗，还有些现实情况必须考虑进来，法怒其可真的有几个很厉害的同伙要为他报仇，法怒其本人也是个危险人物，要杀掉他并不那么容易。另外，还有警察和电椅。但是维托·考利昂自从他父亲遭到谋杀以来，就一直是在死刑判决之下活过来的。还是十二岁的时候，他就从他的死刑执行人的手中逃脱了，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取了一个陌生的姓。经过几年冷静的观察，他确信，他比别人有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不过他却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然而，在走向自己的命运的第一步之前，他却犹豫起来了。他甚至把七百美元钞票另外包成了一个小包，装进一伸手就能掏出来的裤包里，但是他把钱装进了左边的裤包里。在右边裤包里，他装的是克莱门扎给他的、让他在抢劫卡车时使用的手枪。
法怒其晚上九点准时来了，维托·考利昂把克莱门扎送给他的一缸自家酿的葡萄酒端了出来。
法怒其把自己的白色浅顶软呢帽放在桌子上的酒缸旁边。他把他那宽宽的、花花绿绿的领带放松了，番茄汁沾上的斑斑点点隐藏在五颜六色的图案里，不大看得出来。夏天的夜晚很闷热，煤油灯也不那么亮，公寓里鸦雀无声。但维托·考利昂却冷若冰霜，为了表明自己守信用，他把那卷钞票递了过去，然后全神贯注地望着法怒其。他先点点钱数，然后取出宽大的皮夹子，把钱塞了进去。法怒其端起玻璃杯呷了几口酒，说：“你还欠我两百美元。”他那浓眉大眼的脸毫无表情。
维托、考利昂用冷静而通情达理的语气说：“我手头有点不便，一直失业，就让我拖欠几周吧。”
这是一个可允许的解决办法，法怒其已经把大部分钱拿到手了，是可以等一下的。甚至还可以说服他：要么不再多要了；要么再多等几天。他一面喝酒，一面笑着说：“啊呀，你是个很精明的小伙子，怎么搞的，我以前还没见到过你。你这个小伙子大默默无闻了，对自己很不利。我可以找些工作让你做，是个非常有油水的肥缺。”
维托·考利昂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还从紫色酒缸里给那个大玻璃杯又斟满了酒，以表示他对那个人所说的话很感兴趣，但是法怒其本人认为他自己下面还有更为重要的话要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握握维托的手。
“再见，小伙子，”他说，“别感到心疼嘛。有什么事要我办，就来告诉我一声好了，你今天晚上为自己办了一件很漂亮的事。”
维托没有动，让法怒其下了楼梯，出了大门。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群都是见证人，他们可以证明法怒其安安全全离开了考利昂家，维托从窗口注视着。他看到法怒其转过街角，到了第十一路，断定他是要回自己的公寓去的，也许是要把钱放在家里，然后再上街，也许还要把他的枪也放下。维托·考利昂走出自己的家，上了楼梯，爬到了屋顶。他走过了那个街区的房顶，沿着一座空厂房的消防梯下去，到了后院。他一脚踢开后门，走了进去，又从前门出来，跨过街道就是法怒其的大杂院式的公寓住宅。
这片大杂院式的公寓居住区，向西也只伸延到第十路。第十一路主要是些仓库和厂房，这些仓库和厂房全是由依靠纽约中枢铁路公司运货的商行租用的，这些商行需要就近利用这些堆货场，这些堆货场把第一路到哈得逊河之间点缀得像蜂窝一样。法怒其住的公寓是这一空旷地区留下来的几栋房子中的一栋，里面住的大都是火车乘务员中的单身汉，堆货场的工人，还有最廉价的妓女。这类人物不像意大利人那样老实，他们是不坐在大街上聊天的；他们都坐在啤酒馆里，把他们的钱大吃大喝地花个精光。因此，维托·考利昂很容易地就溜过了冷冷清清的第十一路，钻进了法怒其所住的公寓的门厅，就在这儿，他抽出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枪，等着法怒其。
他透过门厅的玻璃门在注视着，预计法怒其会从第十路走回来。克莱门扎曾经把枪上的保险机指给他看过，他没装子弹，试扳了一下扳机。当年在西西里还是个不足九岁的小娃娃时，他常跟着父亲出去打猎，也常放那种当地叫做“狼枪”的笨重的滑膛枪。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有使用“狼枪”的本领，所以那些谋杀他父亲的人才给他判了死刑。
这会儿，他躲在门厅暗处，看到法怒其白色的身影跨过马路，向大门走来。维托往后退了几步，肩膀紧紧靠着通向楼梯的门，他端起枪，准备开火。他那只拿枪的手伸出去，离外面的门只有两步远。门朝里一转，开了。法怒其，身上白白的，宽宽的，散发着臭气，出现在从门里透进来的方形亮光里，维托·考利昂放枪了。
枪声通过开着的门传到了大街上，枪声把楼房震得抖动莱起来。法怒其抓住门边，拼命想站直，伸手掏自己的枪。他挣扎时用力过猛，把上衣的钮扣都挣脱了，上衣敞开了，他的枪亮了出来，但是他衬衣前襟上蜘蛛网似的血迹也淌出来了。维托·考利昂非常注意，仿佛是要把针插进血管似的，对准网状血迹，打了第二颗子弹。
法怒其腿一弯，跪了下去，把门撑开了。他发出了可怕的一声“啊”，维托把枪抵着法怒其那冷汗横流的板油似的脸颊，稍稍朝上对准脑壳开了一枪，不到五秒钟，法怒其颓然倒下去，死了，他的身子把开着的门堵住了。
维托非常沉着地从死人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宽大的皮夹子，揣进自己的衬衫里。然后他横跨街道，进了对面的空厂房，穿过厂房到了后院，爬上消防梯，来到屋顶。他从屋顶上俯视街道，法怒其的尸体仍然躺在门口，还看不到另外的人影。公寓里有两个窗子推开了，他可以看到几个脑袋伸了出来，但是既然他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他们肯定也看不清他的面容。而这种人是不会向警察提供情况的。法怒其的尸体可能要在那儿躺到天亮，或一直到夜间巡逻的人不小心绊倒在他的身上。那栋公寓肯定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自我麻烦，让警察怀疑或盘问；他们必然会锁起门，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
他不慌不忙地走过一个屋顶又一个屋顶，最后来到了自己屋顶的天窗，下去就是自己那套房间。他开了门，走进去，随手又锁上门。他把皮夹子翻开搜查了一遍，除了他交给法怒其的七百美元，里面只有几张一元的钞票和一张五元的钞票。
藏在皮夹盖子里的是一块古老的五美元的金市，这很可能是吉利钱。如果法怒其是一个有钱的坏蛋，他肯定不会把自己的家底带在身上。这一情况证实了维托的一部分猜测。
他明白他一定得把皮夹子和手枪甩掉（当时他还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把那块金市留在皮夹子里一起甩掉）。他又上了屋顶，走过几段屋脊，把皮夹子朝下甩到一个通气道里去了，然后把枪的子弹退出来，把枪筒子在屋脊上拼命地砸，但怎么也砸不坏。他把枪调过头来，又把枪托在烟囱壁上拼命地砸，枪托喀嚓一下成了两截、又砸了几下，手枪的枪筒和枪柄裂开了，成了互不相连的两截。他把枪筒甩进一个通气道，把枪柄甩进另一个通气道，枪筒和枪柄从五层楼落到地下并没有发出多大的响声，而是陷进了下面稀软的垃圾堆里了。明天早晨，会有更多的垃圾从窗子里倒出来，会把什么都盖起来的，真是侥幸。维托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有点儿发抖，但却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他换了身上的衣服，惟恐穿着的衣服溅上血。他用碱水和很浓的褐色洗衣肥皂水把衣服浸湿，把衣服放在洗涤槽下面的金属洗衣板上刷干净。然后他又用碱水和肥皂水把桶和洗涤槽冲洗干净。他在卧室的一角发现了一堆刚洗好的衣服，就把自己的衣服也混杂在这一堆衣服里，然后穿着干净衬衫和裤子下楼来，到公寓门前同老婆孩子和邻居一起谈笑风生了。
其实这一切措施都证明是不必要的。警察在天亮发现了那具尸体之后，也从来没有盘问过维托·考利昂。更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法怒其在击毙的当天晚上曾经来到过他家。他原来预计这就是一种“不在出事现场”的证明：法怒其是活着离开这栋公寓的。他后来只听说警方对法怒其被谋杀一事倒感到很高兴，而并不急于追查凶手。他们认定这又是一起歹徒凶杀案，所以只查问了那些有敲诈记录的和有暴行历史的流氓。因为维托从来没有犯过案，所以他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但是，假使他已经智胜了警察，那么他的同伙却是另一个问题。彼得·克莱门扎和忒希奥两个都在事后一两周内躲着不见他的面，然而在一个傍晚他俩上门找他来了，是带着明显的敬意来的。维托·考利昂很礼貌，但却毫无表情地接待了他俩，还给他们端来了酒。
克莱门扎首先开口说话。他轻声地说：“没有人再在第九路商店老板那里征收贡钱了，没有人再在附近玩纸牌和摆赌场的人那里征收保护费了。”
维托·考利昂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两个人，一言不发。忒希奥开口了。
“咱们不妨把法怒其的生意接过来，原来给法怒其交钱的人也会给咱们交钱的。”
维托·考利昂耸了耸肩。
“这个问题干吗找我？对这类事我不感兴趣。”
克莱门扎放声大笑，即使在年轻时候，他一笑起来就有心宽体胖的那种爽朗劲儿。他对维托·考利昂说：“为了抢卡车上的丝绸衣服，我给你的那支手枪现在怎么样啦？如今你不再需要了，就还给我吧。”
维托·考利昂非常沉着，胸有成竹地从衣袋里掏出一迭钞票，抽出了五张十元的钞票。“拿去，我给你钱。在抢卡车后我就把那支枪甩掉了。”说罢，他笑眯眯地瞅着这两个人。
在当时，维托·考利昂自己并不理解那种笑眯眯的客观效果。正因为没有威胁之意，所以才真正令人不寒而栗。他笑眯眯的，好像是随便开开玩笑而已。但是，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才流露出那种神情。他一向是通情达理，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因此突然一下揭开面纱，露出自己的内在本质，真也令人生畏。
克莱门扎摇摇头。
“我不要钱，”他说。
维托又把钱揣进自己的衣袋。他等着，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他俩知道他干掉了法怒其，虽然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几周之内附近一带居民全都知道了。维托·考利昂被大家尊之为“值得尊敬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试图把“法怒其保护费和贡款”接过来。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天晚上，维托的老婆把邻居一个寡妇领到了家里。这个妇女是个意大利人，论为人，是无可指责的。为了给自己那几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维持一个温暖的家庭，她受尽了千辛万苦。她那个十六岁的儿子把自己的工资袋原封不动地带回家，按照意大利的方式交给她；她那个十六岁的女儿是个裁缝，也是把领来的工资原封不动地交给她。全家在晚上都加班加点干活。把钮扣缝到纸板上。他们像奴隶一样辛苦，却赚不了几个钱。这位妇女的名字叫哥伦布太大。
维托·考利昂的老婆说：“这位太大有件事想求你。她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