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考利昂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美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给地下世界的斗争打得个稀巴烂。好几十个地方爆发了游击战，野心勃勃的流氓一个个都拼命想割据，建立小帝国。像考利昂这样的人都在竭力保卫自己的“边疆”，保卫自己的生财之道。考利昂老头子发现报纸和政府机构正在利用这种乱砍乱杀的局面设法推行越来越严厉的法律，设法采取越来越残酷的警察手段。他预料，公众义愤很可能导致民主程序暂时停止执行，这对他和他的臣民可能是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帝国就内部而言，是稳固的。他决定先给纽约市，然后再给全国所有卷入战争的派别带来和平。
他对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并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把第一年用于同纽约帮派的头目会谈，做做准备工作，摸摸他们的底，建议划分势力范围，并由一个组织松散的联盟协调会批准后，大家共同遵守。但是当时帮派大多，互相冲突的特殊情况也大多了，要达成一致协议是不可能的。就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统治者和法典制订者一样，考利昂老头子认定，除非把独立统治的国家的数目压缩到一个容易处理的小数目，不然秩序与和平是不可能的。
有五六个“家族”实在太强大了，无法消灭。但是其余的，例如街道“黑手”恐怖集团，各行其是的敲诈勒索的放债集团，还有那些尚未得到司法当局的适当保护（也就是说还没有买通有关当局）的、强暴的赛马赌博登记者集团，都得统统滚蛋。于是，他发动了一场实质上是殖民地侵略性质的战争来对付这类人物，把考利昂组织的全部人力、物力都投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
纽约地区和平局面的取得，花了三年时间，并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开始却有点倒霉。原来老头子早就决定要消灭的一群死心塌地的爱尔兰强盗，凭着他们拼死拼活的蛮劲，差点获得全胜。一个爱尔兰匪徒，凭着自杀的牺牲精神，有一天由于偶然的机会冲进老头子的警戒圈，瞄准老头子的胸膛打了一枪。刺客立即给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但他造成的损失却成了既成事实。
不过，这一下却给桑迪诺·考利昂造成了机会。由于父亲动弹不得，他直接抓军队，组成自己的兵团，军衔是司令。桑儿就像一个年轻的、没有经过宣扬的拿破仑，表现出了领导城市战争的军事天才。他还表现了一种冷酷无情的作风，没有冷酷无情的作风是考利昂老头子作为统治者的唯一缺点。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桑儿·考利昂获得了地下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最狡猾、最残忍的刽子手的名声。然而，单纯就恐怖程度而言，同那个名叫路加·布拉西的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比较起来，他却大为逊色。
跟踪残余的爱尔兰匪帮，并单枪匹马地把那一伙扫除干净的就是布拉西。当那五六个强大的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企图干涉，并充当那些零散的帮派的保护人时，为了杀一儆百而杀死这个家族的头头的，也是布拉西。另外，老头子伤好了，恢复了健康，就同这个家庭讲和了。
到一九三七年，除了小的事件和误会（当然这些小的事件和误会有时也会造成毁灭性的严重后果），总的来说，纽约市的气氛是平静而和谐的。
就像古代城邦国家的统治者用焦急的目光注视着野蛮部落在他们城墙周围游来荡去一样，考利昂老头子也密切注视着他自己那个小世界外面的事态发展。他注意到希特勒的上台，西班牙的陷落，德国在慕尼黑对英国进行的威吓。他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蒙蔽，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他明白这场战争的影响。他自己的世界将更加强大，坚不可摧，不仅如此，那些善于随机应变的、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利用战争的机会大发横财。但是，要发横财，在他自己版图以内必须洋溢着和平气氛，而同时外部世界战争却疯狂进行。
考利昂老头子带着自己的信念走遍了美国。他风尘仆仆地到处奔走，与同舟共济的人们会谈，时而在洛杉矶、旧金山，时而在克利夫兰、芝加哥、费城，时而在迈阿密，时而在波士顿。他是地下世界的和平使者，到一九三九年，他比任何教皇都成功，在全国最强大的地下组织之间，达成了切实可行的协议。这项协议，像美国宪法一样，充分尊重每个成员在其本州或本市内的权威。协议包括的内容只是共同遵守势力范围，一致维护地下世界的和平。
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三九年爆发的时候，当美国于一九四一年参战的时候，维托·考利昂老头子的世界仍然处于和平、有秩序的状态，充分准备着同美国的其他工业部门，在平等的条件下共同收获金色的果实。考利昂家族插手向黑市供应国家物价管理局的食品印花、汽油印花，甚至旅游优先证。这个家族还可以帮助那些因得不到政府合同，因此就得不到原料供应的各被服公司搞到军方合同，同时又帮助他们搞到黑市原料。他甚至还能够给自己组织内部应征的全体青年弄到免役证，使他们不到海外去打仗。他是在医生的协助之下做到的，医生出点子，在体检之前先吃些什么药。另一种办法是把青年人安插在军事工业部门的免役岗位上。
因此，老头子有理由对自己的统治感到自豪。他那个世界对宣誓忠于他的人来说时安乐窝。他那个世界以外的那些相信法律和秩序的人们在成百万地死去。但美中不足的是他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拒绝走后门，志愿为自己的国家去服役。使老头子感到诧异的是，他组织里面的另外几个年轻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小伙子试图向他的司令解释清楚，说：“这个国家一直待我很好。”
这，本来可能使这些青年要倒大霉。但是，他既然已经原谅了自己的儿子，他也就必须原谅别的年轻人，尽管这些年轻人错误地理解了他们对老头子和对他们自己的义务。
在第二世界大战结束时，考利昂老头子认识到他不得不再一次改变策略，不得不使自己更加适应外部世界的情况变化。他相信他自己能够在利益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抱这种信念也是有理由的。使他走向正确道路的，是他体验过的两桩个人遭遇。在他的事业开始的初期，当时还很年轻的纳佐林也还只是一个烤面包师傅的助手，正计划着要结婚，前来要求他帮助。纳佐林同他未来的新娘（一个端庄的意大利姑娘）共同存了些钱，向家具批发商预付了三百美元。这个批发商让他们任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摆在漂亮而朴实的卧室里的两个装有镜子的衣柜，加上各种灯具，还有起居室需要的一套垫得很厚的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蒙的是鲜艳的金钱花布。纳佐林同他的未婚妻花了整天时间在堆满家具的巨大的仓库里，高高兴兴地挑选他们中意的东西。批发商收了钱，他们的三百美元血汗钱揣进了批发商的口袋，他答应把挑选好的家具于本周内送到他俩已经租好了的一套房子里。
恰巧就在那一周，家具公司破产了。堆满了家具的巨大的仓库查封了，东西全给债主抵债。批发商躲开了，债主们对着空气发脾气吧，纳佐林，也是这样的债主之一，去找律师。律师告诉他说，若法院作了判决，所有的债主都能得到钱，不然，毫无别的办法可想。也许需要三年，到时候纳佐林的每一美元能收回十美分，还算是幸运的。
维托·考利昂以感兴趣但不相信的心情听完了这个故事，法律竟会允许这种抢劫行径，这是不可能的。那个批发商有宫殿似的豪华住宅，在长岛有房地产，还有一辆豪华汽车，而且还在供自己的几个孩子上大学。他怎么能够把贫穷的面包师傅的三百美元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又不把家具交给人家？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维托·考利昂叫劲科·阿班旦杜带着代表“劲科纯净”公司的律师们去了解一下。
了解的结果证实了纳佐林的故事。那个批发商把自己全部财产早就登记在他老婆的名下了。他那个家具店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因此他个人对公司没有法律责任。他明明打算申报破产，却收了纳佐林的钱，这表明他不讲信义，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司空见惯的。根据法律，这是毫无办法的。
当然罗，在老头子手里，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地处理妥贴了。考利昂老头子派他的参谋劲科·阿班旦杜去找那个批发商谈话。正如所料，批发商马上明白了来意，于是安排让纳佐林去拿家具。下过，这件事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维托·考利昂来说，不啻为上了一堂亡羊补牢的课。
第二桩事更加具有深远的反响。一九三九年，考利昂老头子决定把自己的家搬出城市。像任何当父母的人一样，他也想要自己的孩子上比较好的学校，同比较好的朋友来往。就他个人来说，他想过郊区那种默默无闻的恬静生活，在郊区也便于隐姓埋名。他买下了长滩镇的林荫道房地产，当时也只有四栋新建的房子，但足够更多的人住。桑儿同桑德拉已经正式订婚了，不久就要结婚，其中一栋房子就是打算分给他住的。另一栋老头子自己住，还有一栋归劲科·阿班旦杜和他那一家人，还剩一栋，空着没人住。
搬到林荫道一周之后，三个工人开着卡车来了，看来是老老实实的三个人。他们声称是长滩镇的锅炉检查员。老头子的几个年轻保镖中的一个让那三个人进来，并领他们到地下室去看锅炉。老头子、老伴和桑儿正在花园里休息，欣赏那有海洋特点的空气。
令老头子感到非常扫兴的是，他的保镖喊他回去。那三个工人都是又高又大的粗壮小伙子，围着锅炉。他们把上面的零件已经拆下来了，摆得地下室的水泥地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组长是个爱指手画脚的人，粗声粗气地对老头子说：“你这个锅炉出毛病了。如果你要我们把锅炉修好，把零件都装配上去，那你得付一百五十美元的工钱和零件费；我们也就认为你的锅炉经过检查是合格的。”
说着，他掏出一张红纸标签。
“我们把这个签条贴上去，瞧，就这样贴上去，然后县里就不会再有人来找你的麻烦了。”
老头子感到很有趣。这一周是无聊的，平静的。他丢下正事，专门料理搬家到一个新地方所引起的琐碎家务事。他用音调不纯的英语问道：“如果我不给你开钱，我的锅炉会怎么样呢？”
那组长耸耸肩。
“那就让锅炉这样摆着，我们不管了。”说着，他指了指撒了满地的金属零件。
老头子胆怯地说：“你等一下，我取钱去。”
说罢，他去花园对桑儿说：“你听着，有几个人在修锅炉，我听不懂他们在要些什么。你去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
这不单纯是一个玩笑：他正在考虑把儿子培养成为自己的副帅。这是一个业务总管必须通过的几种考验之一。
桑儿的处理并没有使他父亲完全满意。方式也太直来直去了，大缺乏西西里式的微妙手腕了。他用的是大棒，而不是软而锋利的轻剑。桑儿一听那个组长的要求，马上就叫几个保镖把枪口对准那三个人，用棍子痛打他们的脚底。然后，又强迫他们把锅炉重新安装好，还把地下室打扫干净。他搜了他们的身，发现他们实际上受雇于一家总部设在萨福克县的住宅设备改良公司，他们也了解到了这个公司的老板的名字。然后，他脚踢拳打地把那三个人送上了他们的卡车。
“下次让我在长滩镇再看到你们的话，”他警告他们，“我要把你们的睾丸割下来挂在你们的耳朵上。”
这就是桑迪诺的典型作风，后来他变得更冷酷、更无情了，把他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他所居住的那一地区的全体居民。桑儿亲自访问了那个家用设备改良公司的老板，告诉他别再派任何人到长滩镇。考利昂家族同当地警察部队建立了经常性业务联系之后，他们就知道了所有这类控诉以及职业犯罪分子的罪行。在不到一年，长滩镇就成了美国同样规模城镇中犯罪活动最少的城镇，各种死心塌地的犯罪分子和巧取豪夺的职业诈骗分子受到了同样的警告，别在长滩镇招摇撞骗。第一次初犯，可以受到宽免；二次重犯，他们马上就会从人间消失。那些胡言乱语的打着家用设备改良招牌的骗子，那些走家串户的诈骗犯，也都受到了很有礼貌的警告：他们在长滩镇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某些有恃无恐的诈骗犯对警告置若罔闻，就会给打得几乎丧命。住在当地的无视法律和权威的小流氓受到了严父般的忠告：离开家乡，到别处去流浪。这样，长滩镇就变成了模范城镇。
使老头子印象深刻的是兜揽买卖的诈骗活动的合法性。显然，在这个诈骗猖獗的新天地里，是有他这样能干的人活动的余地的。而当年他还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青年时，这个新天地对他是封闭的。他采取适当步骤，准备进入这个新天地。
就这样，他一直幸福地生活在长滩镇的林荫道，同时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他的帝国版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人”索洛佐破坏了和平，把老头子的世界推入战争，把老头子本人送到了医院的病床上。
第十五节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村庄里，每一件外来事物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家庭妇女们在窗口朝外凝视；商店店员懒洋洋地站在门口朝外窥视。因此，当挂着纽约市执照牌的黑色轿车停在亚当姆斯家门前还不到几分钟，每个居民都知道了。
恺·亚当斯姆尽管上过大学，但还有小村镇的姑娘的习气，她也从卧室窗口朝外凝视。她近年来一直在刻苦学习，准备考试。她刚刚打算下楼吃午饭，恰恰在这时瞅见那辆汽车从街道那边开了过来。当汽车突然停在她家草坪前面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她并不感到奇怪。车上下来了两个男人，又高又大又粗壮，在她看来就像电影里的坏蛋。她断定那两个人是迈克尔或他家里派来的。她不愿意他们两人在未经介绍之前就同她父母谈话。她心里想，这倒并非因为她对迈克尔的朋友感到害臊，而是因为她父母都是古板的新英格兰人，甚至对她怎么会认识这种人也不会理解。
她快到门口时，门铃刚好响了。她对母亲说：“我来开门。”她打开门，那两个大个子正好站在门口，其中一个把手伸到前襟里面的衣袋里，很像强盗伸手去摸枪一样。这个动作把恺吓了一跳，她不禁轻轻嘘了一口气。但是这人掏出的却是个小皮夹子，他打开皮夹子，亮出身份证。
“我是纽约警察局的侦探约翰·费力普斯，”他说。
他指了指另一个人，这个人脸庞黑黑的，眉毛非常浓，也非常黑。他一面指着这个人，一面说：“这是我的同事，侦探西里亚尼。你是恺·亚当姆斯小姐吗？”
恺点了点头。
费力普斯说：“我们可以进去同你谈几分钟吗？我们想给你谈谈迈克尔·考利昂的情况。”
她往旁边一站，让他们两个进去。这时，她父亲出现在连着书房的小侧厅里。
“恺，怎么回事？”他问道。
这是一个头发灰白、身体瘦削、神态高贵的人。他不仅是这个村镇的洗礼会的牧师，而且还是宗教界有名的学者。恺实际上不很了解她父亲，他也使她迷惑不解，但是她知道他是爱她的。
虽然父女俩一直都没有肝胆相照过，她仍然是信任他的。因此，她直截了当地说：“这两个人是纽约来的侦探。他们要向我了解一个我认识的男孩子。”
亚当姆斯先生没有表现出惊奇的样子。
“那就请到我书房来，咱们一道谈谈，”他说。
侦探费力普斯客客气气地说：“亚当姆斯先生，我们想同你女儿单独谈谈。”
亚当姆斯先生彬彬有礼地说：“我觉得，这就要看恺了。亲爱的女儿，你愿意同这两位先生单独谈谈呢，还是愿意我也在场？或者，你愿意你妈妈在场？”
恺摇摇头。“我想同他们单独谈谈。”
亚当姆斯先生对费力普斯说：“你们可以在我书房里谈，你们要待到吃午饭吗？”
那两个人都摇摇头。恺领着他们进了书房。
他们别别扭扭地坐在沙发边上。恺坐在她父亲的大皮椅子上。侦探费力普斯在开始谈话时先说：“亚当姆斯小姐，你在最近三周里见过迈克尔·考利昂吗？或者收到过他的信吗？”
这样一个问题就足以使她警惕起来了。三周前她在报纸上看到过大标题，说的是纽约市有一个上尉警官和一个名叫维吉尔·索洛佐的麻醉剂走私贩被枪杀了。还说这桩凶杀案牵涉到考利昂家族。
恺摇摇头。“没有。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准备到医院去探望他爸爸。那也许是一个月以前的事了。”另一个侦探粗声粗气地说：“你同他的那次见面情况，我们全都知道。从那以后，你没有见到过他或收到过他的信吗？”
“都没有，”恺说。
侦探费力普斯用很有礼貌的语气说：“如果你确实同他有联系，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迈克尔·考利昂谈谈。我必须向你提出警告：如果你确实同他有联系，那你就可能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帮助他，那你就等于自找麻烦，非常严重的麻烦。”
恺在椅子里坐得笔直。
“为什么我不该帮助他？”她问，“我们快要结婚了，应该互相帮助嘛。”
回答她这个问题的是侦探西里亚尼。“如果你帮助他，那你就可能是一个谋杀案的从犯。我们正在寻找你的男朋友，因为他在纽约打死了一个上尉警官，还打死了一个这位警官正在联系的告密者。我们知道开枪的人就是迈克尔·考利昂。”
恺放声大笑。她笑得那么自然，表现得那么不相信迈克尔杀人的事。这两个警察也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
“迈克尔不会干这种事，”她说，“他同他的家庭根本没有任何牵连。我同他一道参加过他妹妹的婚礼，我看得很清楚：他被当做外人看待，简直同我一样地被当作客人。假使他躲起来了，那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字给扯进这种纠纷里去。迈克不是强盗。我比你更了解他，任何人也不可能比我更了解他。他这人太光明磊落了，根本不可能去干谋杀这类可鄙的事。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奉公守法的一个人，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都没有撒过谎。”
侦探费力普斯又温和地问：“你认识他有好久了？”
“一年多了，”恺说。
同时，她看到那两个人都笑了。她感到十分诧异。
“我想有些事情得让你知道一下，”侦探费力普斯说，“那天晚上他离开你之后就到医院去了，他刚从医院里出来，就与一个警官发生争执。他先动手想打那个警官，但却没有占到便宜。实际上他的牙床给打坏了，有几颗牙也给打落了，他的朋友把他送回了长摊镇考利昂家。第二天晚上与他发生殴打的那个上尉警官就被枪杀了，而同时迈克尔·考利昂就失踪了，销声匿迹了。我们有通消息的人，也有告密的人。他们都认定凶手就是迈克尔·考利昂。但是我们向法院提不出证据，饭店堂倌是现场见证人，他看了迈克尔的照片却说不认识，但见了人就可能认识。还有索洛佐的司机，他拒不开口。但是如果我们把迈克尔·考利昂抓到手，我们就能想办法叫他开口，因此，我们全体都出来找他，联邦调查局也在找他，我们大家都在找他。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们觉得，也许你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恺冷冰冰地说：“你刚才说的，我连一个字也不相信。”
她感到难受的是，她断定迈克的牙床给打坏了这一点肯定是真实的，但她并不相信这一点会驱使迈克尔去犯谋杀罪。
“请你告诉我们，迈克尔是否还在同你保持着联系？”费力普斯问。
恺摇摇头。
另一个侦探粗暴地说：“我们知道你同他一直在一起过夜。我们掌握了旅馆登记和见证人，要是把这种事情捅到报纸上去，你父母是会很不愉快的。像他那样真正高尚的人，对于一个经常同流氓过夜的女儿是会有看法的。如果你不马上坦白，我就要把你老子喊来，把这些情况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恺惊奇地望着他，然后站起来，走到书房门口，把门打开：她看到她父亲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在抽烟。她喊道：“爹呀，你可以来一下吗？”
他转过身，向她微徽一笑，就向书房走来。他径直走进门就用胳膊搂着他女儿的腰，面对着那两个侦探说：“谈完了，先生们？”
他们两个没有回答。恺对侦探西里亚尼冷冰冰地说：“老总，你就直截了当地给他讲吧。”
西里尼亚脸红了。“亚当姆斯先生，我要给你讲的，是对你女儿有好处的。她同一个流氓来往，而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流氓是犯了谋杀罪，谋杀了一个警官。我刚才给她说，除非她同我们合作，不然她就会陷入严重的案件里去。但是，她似乎不理解整个儿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你说，她会听。”
“这，完全不可相信，”亚当姆斯先生很有礼貌地说。
西里亚尼把下巴一伸，说：“你女儿同迈克尔·考利昂在外面已经玩一年多了，他们两个一起在旅馆过夜，登记的是夫妇。迈克尔·考利昂受到传讯，要在一个警官遭谋杀的案子中受审。你女儿拒不向我们提供可以帮助我们工作的情况。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你可以说这些事实都不可相信，但是我可以说明每点都能够站住脚。”
“先生，我并不是怀疑你说的话，”亚当姆斯先生温和地说，“我认为不可相信的只是说我女儿可能陷进严重案件这一点。你言外之意也无非是说她是一个——”
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显示出了学者怀疑的神色。“是一个‘流氓的姘头’？这，我认为是硬栽的。”
恺用诧异的目光望着父亲。她知道，他是以专家学者的派头故意装出幽默的样子；她感到惊奇的是，他竟然把这一事态看得如此轻松。
亚当姆斯先生肯定地说：“不管怎么样，请放心好了，如果那个年轻人在这儿露面，我就马上向当局报告。我女儿也会这样办的。现在，就请原谅了，我们的午饭都快凉了。”
他非常有礼貌地把那两个人送出了屋子，一等他们出去，他就把门轻轻地、但却是用力地关上了。他牵着恺的胳膊，领她向屋子后半部的厨房走去，同时说：“亲爱的，咱们吃饭去吧，你妈妈摆好了午饭在等我们哪。”
到了厨房，恺偷偷地哭了起来，一来因为刚才太紧张，现在太轻松了，二来因为父亲对她表现出了毫不怀疑的爱护。而她的母亲装做没有注意到她在哭。于是恺马上明白过来，肯定她父亲已经把侦探的事告诉母亲了。她坐在她经常坐的位子上。她母亲不声不响地给她递这递那，等三个人都坐好了要吃饭时，她父亲低着头在念感谢经。
亚当姆斯夫人是个矮矮的、长得很结实的妇女，身上总是穿得很整齐、头发总是烫成波浪式。她母亲对她听之任之，冷冷淡淡的。这会儿，她母亲还同往常一样。
“恺，别那么认真了，我敢保证，这全是瞎胡闹，到头来什么屁事也没有。随便怎么说，你那个男朋友还是达特茅茨学院的学生，他不可能卷入这么下流的丑事里去。”
恺感到很惊奇，抬头望着母亲。
“你怎么知道他上了达特茅茨学院？”
她母亲自信地说：“你们年轻人就那么神秘，你以为你们能瞒过老年人？其实他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但是，当然罗，你不说，我们也就不好先说。”
“那，你们究竟是怎么知道的？”恺问道。
因为她父亲已经知道她同迈克在一起睡觉的事，所以她问这句话时没有面对着他。因此，他说话时脸上呈现着的微笑，她也没有看到。他说：“我们拆开你的信看过，真的。”
恺觉得很反感，也很生气。如今她可以面对他了，他所干的事比她所犯的罪还要可耻，她绝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事。
“爸爸，你没有，你也不会。”
亚当姆斯先生对她微笑了。“我考虑过了哪一种罪要大一些，是私拆你的信还是对我的独生女儿可能招致的危险不闻不问。我的抉择很简单，也很合乎道德。”
亚当姆斯夫人一面吃炖鸡一面说话，吃一口说一句。
“随便怎么说，亲爱的，就你的年纪来说，你简直天真得过份了，我们不得不留点神。而你哪，也从来不讲讲他的情况。”
迈克尔在写给恺的信中，从来都不是情意绵绵的，恺为此感到安慰。她还感到宽慰的是，她父亲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她写给他的一些信。
“我从来没给你们讲到过他，那是因为我怕你们对他的家庭有反感。”
“我们是有反感，”亚当姆斯先生轻松愉快地说，“我想顺便问问你，迈克尔同你一直都有联系吗？”
恺摇摇头。“我相信他什么罪也没有。”
她看到她父母在席间你看我，我看你。接着，亚当姆斯先生柔和地说，“如果他无罪而失踪了，那很可能出了别的问题。”
恺开始还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接着她就站起来，离开餐桌，跑回自己的卧室。
三天之后，恺·亚当姆斯在长滩镇考利昂家的林荫道前下了出租汽车。她事先打电话联系过，因而有人在等着她。汤姆·黑根在门口迎接她；她见到他就感到失望。她知道，他是不会告诉她什么的。
在起居室里，黑根给她倒了一杯酒。她看见有一两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但却不见桑儿的面。她单刀直入地问汤姆·黑根：“你知道迈克尔到哪里去了吗？你知道我怎么才能同他联系上？”
黑根把话说得很圆滑。
“我们知道他安然无恙，但我们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当他听说那个上尉遭到枪击后，他恐怕人家会诬告他，因此就决定隐匿起来。他告诉我说，要等几个月后，他才能对外联系。”
黑根讲的这个故事不但是假的，而且也故意让人家识破他也只能这么说。
“那个上尉真的打伤了他的腭骨吗？”恺问道。
“恐怕是真的，”汤姆说，“但是迈克根本不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我敢保证，那同以后发生的事毫无联系。”
恺打开钱包取出一封信。“如果他同你联系上了，就请你把这封信交给他好吗？”
黑根摇摇头。“如果我接受了这封信，如果你又到法院去说我接受了这封信，那就可能被解释为我知道他的下落。你干吗不等一等？我敢担保迈克会来联系的。”
她喝完那杯酒，站起来就要走。黑根跟她走进门厅，他刚打开门，一个女人就从外面进来了。这个女人很矮也很结实，穿一身黑衣服。恺认出了这就是迈克尔的母亲，她一面伸出手去，一面说：“你好，考利昂太太！”
迈克尔的母亲用她那小而锐利的蓝眼睛把恺瞅了一会，她那张布满皱纹的、松软而坚韧的、橄榄色的脸上突然闪现了一丝微笑，用这种微笑打招呼，显得有一种古怪而真挚的友好感情。
“啊呀，是你呀，是迈克的小女朋友，”考利昂太大说。
她说英语时意大利语的口音很重，恺差点听不懂她的话。
“你吃点什么东西吗？”
“不。”
恺的意思是说她不想要任何东西吃，但考利昂大大理解错了，对汤姆·黑根大发脾气，用意大利语把他骂了一顿，最后说：“你连咖啡也不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喝啊，你这个小气鬼。”
她牵着恺的手，老妇人的手使人感到温暖，她把恺领到了厨房。
“你喝点咖啡，吃点东西，然后我找个人用汽车送你回家。像你这样可爱的姑娘，我不忍心让你去坐火车。”
她让恺坐下，然后自己就脱去衣帽，挂在椅子上，在厨房忙碌着。只几秒钟工夫，面包、奶油、意大利香肠就摆在餐桌上。咖啡也在灶上温着。
恺羞怯地说：”我来是想打听一下迈克的消息，我一直没有收到过他的信。黑根先生说、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说他不久就会回来。”
黑根马上接过来说：“妈，咱们目前只能给她讲这么多。”
考利昂大太鄙夷地瞪了他一眼，他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