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0)
这个问题在20世纪没有得到解决。在内部压力和外部衰弱的条件之下，德国和日本都走向了战争。这两个法西斯国家遭到惨败。另两个大国在战争中崛起了，它们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彼此冷战了40年。21世纪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新兴大国最好能够多途径、缓慢地释放其内部压力，给外界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在另一方面，现有大国应该容忍崛起中的大国，将其纳入到已有的国际秩序中，同时为了新的利益诉求而调整已有的秩序。现在，新一轮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之中。
魏惠王的无奈
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591年）以后，晋国的权力旁落，落入魏、赵、韩三家大夫手中。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王承认了晋国已经分裂近200年的现实，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把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的起始年代。他认为，周威烈王承认篡权的大夫，把他们提拔为诸侯，这就坏了“君臣之礼”。“臣光曰”：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公元前403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点，也是诸侯混战的战国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春秋》止于公元前481年，春秋时代也止于公元前481年。战国时代始于公元前403年。两者之间有78年的空当。关于这春秋战国时期的交汇点，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时期的开始。战国初期，诸侯中最强大的是从晋分出来的魏国。范睢认为，韩、魏是“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击中了两国的要害。中原确实是四战之地，易攻难守。这里姑且不论较小的韩国。地理位置是魏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西方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
三家分晋时的魏斯就是魏文侯（前445-前397在位）。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李悝为魏国制定“富国强兵”之法。他编订的《法经》后来由商鞅带到秦国，成为秦律的依托。文侯又以吴起守西河西河即北南流向的黄河地区。西河以西就是秦国了。，以西门豹治邺，以乐羊子伐中山，一时人才济济，国势强盛。孔子的弟子子夏在西河，“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子夏的名言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文”，粉饰。“闲”，范围、道德规范。孔子另一位学生子游评价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从子夏的几位出色的学生看，这个评价很不中肯。子夏和他的学生们已经出现了从儒家向法家过渡的趋势，这也许就是子游说的“抑末也。本之则无”。这个过渡在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子、李斯时完成。。其实，李克（一说即李悝）、吴起都是子夏的学生。魏文侯是魏惠王的祖父，魏武侯（前397-前371在位）的父亲。武侯仍旧与邻国攻伐不已，但没有大的胜负。武侯时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吴起受陷害逃亡到楚国（前382年），二是三晋瓜分了残余的晋国（前376年）。
魏惠王（前371-前319在位）期间，魏国的地位明显下降。魏惠王不是不知进取的国君。他自己也说过：“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孟子?梁惠王上》。他统治魏国的时间甚长（52年），正当战国时期激烈而频繁的兼并战争。惠王经常与各国国君会见，带领着他们朝见周王。一些较小国家的国君一起到魏都大梁拜见他。公元前319年，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劝他实行仁政。这是魏惠王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向孟子陈述了魏国的困境：
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以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
第7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1)
魏国是晋国一分为三而成的，魏惠王仍称他的国家为晋。魏国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被打败。惠王没有提到北方，其实北方的赵国也是魏的强敌。魏惠王在与孟子相见的当年死去。他的儿子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孟子?梁惠王上》。，失望地离开了魏国，旅行到齐国，向齐宣王宣扬仁政去了。
魏国都城大梁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人才济济，但魏国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人才，他们都外流了。更早的时候，在魏惠王即位之前11年，魏国失去了名将吴起。吴起在为魏国治理西河，魏武王听信谗言，召回吴起。吴起离开西河时，“泣数行而下”。他对随从说：“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吕氏春秋?当务》。西河果然不久就被秦国攻占。魏失去西河，就失去了黄河屏障。吴起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他的改革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国从此成为魏国的一大威胁。后来，魏惠王奖励了吴起留在魏国的后人，表达对人才迟来的尊重。
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那里受到赵和秦的威胁，在公元前369年曾经被赵国包围。公元前362年，秦国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击败魏军，俘获了魏将公叔痤（商鞅这时在他门下）。少梁为安邑的门户。为远离强敌，魏惠王在战败的当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称汴梁），因此他又被称为梁惠王。新都在旧都以东300多公里，地处中原的中心区域。在魏国迁都的这一年，秦孝公即位，秦强魏弱之势已成。公元前359年，魏惠王沿着魏国的西部边界修长城，对秦国采取守势。公元前350年，秦国把都城从雍迁到咸阳，也就是从西向东迁移。但秦国的态势是向中原地区进逼，与魏国的迁都避让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国君一起朝魏。魏惠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国宴。席间，鲁恭侯举了四个典故，说明有以美酒、美味、美色、美景亡其国者。“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战国策?魏策二》，“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梁惠王叫好，可就是不改。公元前355年是惠王重大外交活动比较多的一年。他先与秦孝公会面，然后又与齐威王田猎。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珠宝。齐威王回答说，“寡人之所以为宝者与王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司马迁。齐国的宝是管理国家的优秀人才，他们比珠宝更耀眼。魏惠王听了很惭愧，也很不高兴。不能善用人才正是魏国衰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年，齐国军队攻击魏国的东部边界，打败了魏军。公元前353年，魏国攻占赵国的国都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没有直接援助赵国，而是采用了“围魏救赵”的战术，派兵包围魏都大梁。然后，齐军在桂陵（在今河南长垣）设伏，打败了魏国回援的军队。第二年，商鞅（当时还称卫鞅）率领秦兵攻克了魏国故都安邑。不过，接连惨败似乎对魏国国际地位的影响不大，至少在小国中还很有威望。公元前351年，泗上泗水发源于山东中部，今曲阜以东有泗水县。古泗水流经今天的曲阜、兖州、沛县、徐州、邳县、泗阳，入淮河，是淮河下游的第一大支流。汉高祖刘邦曾在他的老家（今沛县）担任泗水亭长。金朝时（1194年），黄河改道，泗水下游为黄河所夺，后淤废，徐州以下的河道即今天的废黄河。在战国的兼并战中，泗上小诸侯国保留了很长时间。十二诸侯朝魏。公元前344年，魏惠王称王，是战国时第一个称王的诸侯。这说明魏惠王当时对自己的国际地位还是很有信心的，或者他以称王给自己打气。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大会诸侯及秦公子于逢泽逢（pánɡ）泽故址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当时是一个湖。，率领他们朝见周天子。这一段时间大概是惠王的鼎盛之时。但好景不长，三年之后（一说一年之后），在马陵（在今河南范县）之战关于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历史记载有些混淆。杨宽认为，庞涓在桂陵之战被俘，后被释放，在马陵之战被杀。两次齐魏之战中，魏军的将领都是庞涓，齐军的将领都是田忌，齐军的军师都是孙膑。见杨宽：《战国史》，345页，注①。中，齐军大败魏师，杀魏将庞涓。在这场战争中，齐军的军师是孙膑。孙膑和庞涓是同学后来的李斯和韩非子也是同学。李斯嫉妒韩非子的才能，把他骗到秦国杀掉。比起庞涓施予同学的刑罚，真是让人感叹“人心不古”。。庞涓担任魏国的将军之后，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孙膑，就请他到魏国来，使他受了膑刑（切除膝盖骨），以限制这位刑余之人的前途。不过，齐国没有歧视残疾人。孙膑逃到齐国，终于借齐国之师成就了一番事业——以魏国的惨败为代价。
第7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2)
至此，魏国流失的人才有商鞅、吴起、孙膑、张仪、范睢，后来没有留住孟子、庄子、公孙衍。这些人不仅是一时之选，在整部中国历史中也都是极为罕见的杰出人物。这样的损失任何国家都承担不起，大大加重了魏国的地缘政治劣势。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以惠施为相。庄周是惠施的朋友，到大梁与惠施论学。这次会见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事，《庄子》也有记载。惠施主张与齐国、楚国联合，但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没有改善。在这一段时间，魏国多次战败。公元前331年，秦公子卬击败魏军，斩首八万，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围攻魏国的焦、曲沃。魏国把吴起守卫过的河西地区割让给秦国，两年后又把上郡（今陕西榆林一带，魏文侯置）交给秦国。在魏惠王晚年，魏国丧权失地，被压迫在中原的狭小区域内，已经摇摇欲坠了。张仪在分析魏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时说：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张仪列传》，与《战国策?魏策》同。
张仪的分析与魏惠王对孟子的诉说遥相呼应。魏国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守卫边界，分散在各地，没有余力作战，真是“四分五裂之道也”。与魏国一样，后世的北宋也建都于大梁（宋时称汴梁，今开封），虽然在北边有一条黄河，却基本上无险可守。北宋虽弱，在东、西、南三个方向上都没有魏国的担忧，不需要“卒戍四方”。魏国的形势比宋朝还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国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因为地处区域的中心而备受蹂躏，这就是所谓的“地理决定命运”。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中欧（包括很大一部分东欧）和中亚的境遇与魏国所处的中原很类似。
乌拉尔山以西的欧洲和中国的面积大致相同，也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中国的地理环境更为封闭）。欧洲的地理中心因为大国力量消长和由此而来的边境线变更而有所摆动，但总是在中东欧一带，即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几个国家。除了德国和匈牙利之外，这些国家的多数居民都属于斯拉夫族的分支。与中原相比，中东欧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它的民族组成复杂，地形破碎，还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
中东欧成为欧洲的中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欧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挡了罗马帝国北上进入中欧。日尔曼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先后在此建国。从黎塞留时期开始，一直到德国统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贯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欧的分裂。德国统一是在打败了法国之后。德国人曾经热衷于地缘政治，因为他们知道不利的地理环境会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德国再次分裂，东西两部分互相对立。东欧是苏联集团的成员，更是苏联与西方对立的前沿。冷战之后，德国获得统一，而东欧各国加入了北约。其实东欧只不过原地向后转，成为西方观察俄国的前沿。它们换了阵线，它们的地缘政治地位没有改变。
中原是中国的中心，中东欧是欧洲的中心。中国和欧洲分列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欧亚大陆有自己的中心。以费尔干纳盆地（一个富饶的绿洲）为中心的中亚地区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中心。中亚是文化中心，又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路，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在史前时期已经是这样了。文明的传播学派认为，中国古文明的许多因素很可能从两河、黑海经中亚而来。后来，从中国到印度的取经之路、到罗马的丝绸之路，都要经过中亚。麦高文写到：
第7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3)
中央亚细亚之地，在人类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许多风俗习惯和艺术发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间的媒介。W?M?麦高文：《中亚古国史》，7页，中华书局，2004年。
中亚还是地缘政治争斗的中心。在19世纪及其前后，俄国人南下谋求暖水港口，英国人北上寻求稳定的边疆，两股势力在中亚的阿富汗交汇了。在冷战时期则分别是苏联和美国。现在，俄国已经退出，而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如英国）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乐乎。这些国家好像忘记了还很近的历史。好在历史总是在被遗忘的时候重演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忽视它的存在。
另一个“中”与中原、中欧、中亚有所不同，这就是地中海。除了岛屿（如克里特岛，埃及到希腊航线上的“中途岛”），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个通道。地中海周围孕育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两河流域、埃及，以及犹太、希腊、罗马。该地区还有许多消亡的古老帝国，没有直接的文明继承者。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及时间上较晚、又几乎被消灭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东地中海和地中海以东。这些古老的文明实际上位于地中海的边缘。地中海是便利的贸易通道，在远古时期，跨海作战非常艰难。《荷马史诗》中的希腊人远征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围攻10年后才利用木马计攻下这座城邦。所以，地中海更多地传送财富和文明，而较少是战争和暴力。这是地中海的一个好处。
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
国家是暴力机器。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国家对内，有些国家对外。暴力和战争导致国家的形成。很少有国家是和平建立的。近现代的美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是通过暴力立国，弹丸之地东帝汶的独立需要长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还在努力之中。现存的民族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许多战败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来得及形成现代民族的共同体）在历史中消失了。
一个国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邻国——特别是敌对的邻国——所规定。对戎狄作战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一大动力。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强大力量。北方部落或民族不仅在北方建立过王朝，如北魏、西夏、辽、金，还建立过大一统王朝：元与清。且不说元朝，清朝强盛时期的国土面积几乎比明朝时扩大了一倍。那时清朝的领土还包括后来被沙皇俄国割去的满族老家。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骑兵和枪炮，而北方好战的民风同样重要。
从春秋争霸、楚王问鼎，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后会增加一个结构较为松散的封建王朝。但这次与三代有所不同。秦时的人口增加，荒野减少，驰道使军队能够以很快的速度运动，而骑兵的出现更加缩小了地理范围。皇权的控制能力因此强大了许多。这是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技术原因。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战和杀戮，法家的集权和弄权，秦始皇最后完成了这个过程。秦没有进行周初那样的道德体系建设。秦朝既依赖武力，又集中权力，从而开创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国专制制度。这个制度专一榨取本国人民。
蒂利认为，国家维持统治和战争的资金来源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强制榨取，其二是资本运作，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模式。他说：
在强制密集的模式里，统治者从他们自己的人口和他们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战争资源，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庞大的榨取机构。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原书以楷体表示强调部分。
中国显然属于强制模式。资本在中国历史上几乎闻所未闻。官府的收入来自税赋，可以随意强行增加，没有资本模式中的讨价还价，更没有偿还债务这种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权力的动力增加了。庞大的榨取机构更加强了统治者的权力，导致权力无孔不入，官员越来越多，机构臃肿。集权制度在榨取中日复一日地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轮的榨取开始。
能够以武力统一国家的必定是一个暴力集团、集权集团，这个事实不涉及道德，与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如果秦朝能够像周初那样完成文明化的过程，中国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将在统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权力的多元化。这样的中国一定更加繁荣。20世纪末，在展望欧洲前景时，基辛格说：
中国是拥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历史、而含纳不同语言的一个大国。欧洲若非十七世纪爆发宗教战争，或许就会演变成中国这样子；如果欧盟能够实现其支持者的愿望，它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这样子。基辛格：《大外交》，749页。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中国的统一领先欧洲2000余年。尽管在秦之后中国也出现过长期的分裂，但中国的统一之势没有改变。分裂时，中国人总在想着统一。如今，欧洲也走上了中国式的统一道路，也许可以避免再出现以往那样频繁的战争。欧盟发源于西欧，现在它在西欧自身尚需整合之时已经在东扩了。其原因是它的政治体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纳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经济是扩张性的，可以提携更低的发展水平，而不会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中国在统一方面领先欧洲，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原因是大一统的局势使得统治者不再承受国内、国际的压力。武力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在秦朝时就已经超越了国家阶段，早已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现在，区域一体化不可避免，但这个过程却不可使用武力。中国应该借鉴欧盟的经验，和平地扩展她的范围，从而为东亚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第73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
第四章中国的天然边界
何谓“国家”？何谓“中国”？
作战之前先要治军。一国的国际政治的起点在本国。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谋攻》。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自己的国家，先取得50%的胜率。很多时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难，也容易出现偏差。而权力和政治理想为了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话和谎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那么，了解自己应该先从“名”开始。“名”经常会掩盖“实”。揭示了“名”的真实含义，“实”可能就会自动显示出来。“中国”之名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最初的含义是什么？“中国”这个词是如何演化的？“国家”与“中国”有怎么样的关系？
起初，“中国”之“国”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国”、“南国”之“国”是一个意思。日本有一个地区叫“中国”，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无关，只表明这个地区在日本本州岛上的位置。在宗教中有“佛国”、“天国”之说，其中的“国”当然也不是指“国家”。“国”相当于“西天乐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把“中国”翻译为Middle Kingdom（中央王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不涉及政体。在汉语中，“国家”的现代含义出现很晚，并且笼统而模糊，包含了英语中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体三个方面。在翻译成汉语时，这三个词一般都被译为“国家”。其实它们的内涵大不相同。“国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体、人民中的哪一个，或者哪两个，或者全部，可能在对话中造成纠纷。比如，大陆与台湾是同一个人民、同一片土地，却分属不同的政体。但是，这个政体又不同于“一国两制”中的政治制度，它与人民和领土不可分割。现在，一个常见的错误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权力之下，最好的情况也是以为政治权力可以涵盖人民和土地。这种观念是以部分囊括全体，混淆了三种含义之间的差别。所以，汉语的“国家”概念还有待进化，而进化须跟随在政治文明的进化之后。
在欧洲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国家（nation-state）占了国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欧洲本土上的帝国则比较少见，如神圣罗马帝国。其余帝国是在海外殖民扩张之后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欧洲。中国有所不同。中国是一个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传统上，这样的国家不注重民族的区别，而更倾向寻求同一文明（中华文明）之中的统一。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国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统一，不是对外扩张。对于中国，内部兼并有很大余地，而对外扩张则很难。中国出现危机时是“内爆”，冲击波很少超出国界。但因为能量不能外泄，对内部的杀伤力非常大。欧洲人则走出了他们的世界，开始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第74节：中国的天然边界(2)
总之，中国不是“中央王国”，也从来不是一个王国（kingdom）。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王”，他们其实高于国王。他们之下的诸侯才是真正的国王。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意思还大致相当于“中土”或“中原”。它是一个表示地理方位的词，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厘清这一点对中国地缘政治学非常重要。
a?国与家
在早期汉字中，“國”写作“或”。“或”有三个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卫）。《说文》，许慎。“或”证明中国的国家早期形式是武装城邦，与大水无关。在国之上还有王朝，即天下。“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国，比“或”多加了一个“土”。后来，在“或”的外面套上一个“口”，即又一层边界线，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國”字的出现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经扩大，由国向外扩展到野，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御圈。
“邦”与“国”的所指是一样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这句话又是人本主义的。“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周礼?秋官司寇?大行人》。大行人是周王的礼宾官。“世”，父死子立曰世。以上的“邦”都是“国”的意思。因此，邦与国经常并称，曰邦国。孔子说：“危邦不居，乱邦不入。……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邦”就是国。能够选择是开放社会的好处，不然只能困守在户口所在地。在一国只有一大邑的时候，邑又可指国。同理，“国”又指都城，一国之中最大的邑。《礼记》：“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礼记?杂记下》。“蜡”（zhà），蜡祭，岁末的祭祀。农历十二月为腊月。“若狂”，饮酒醉甚。孔子不同意子贡的观点。孔子对子贡说：“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这句话反映了圣人被掩饰的一面。“一国之人”是全城的人。北宋时，范仲淹说：“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岳阳楼记》，范仲淹（989-1052）。文章做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去国”就是离开国都，当时是开封。
现代汉语中“国家”是一个复合词，由“国”和“家”两个字组成。在古代，“国”与“家”属于不同的政治等级：诸侯的封地谓国，大夫的采地谓家。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指代诸侯和大夫。天子、诸侯、大夫是从上到下的三个封建等级，与之对应的是天下、国、家三个从大到小的地域。国与家是不同的等级，但其并称出现得很早。公元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说：
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衰（cuī）”，等级。
“天子建国”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给诸侯。天子建的是诸侯之国，不是自己的国，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以土地占有为依据，一般是天下、国、家三个等级。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在孟子看来，天下、国、家之间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个人（身）。如果要追寻中国的个人主义，孟子的这句话可以算作一个起点，比《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得多。这三个等级和《禹贡》的五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孟子说：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孟子?梁惠王上》。“征”，取也。
第75节：中国的天然边界(3)
其实，在孟子的时候，国与家早已混淆。春秋后期，一些大夫实际上控制着诸侯国，国成了他们的家。“三家分晋”的就是晋国的三个大夫，他们分别自立为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认。三家变成了三国。从那以后，诸侯与大夫、国与家的界限逐渐模糊了。在秦统一之后，国与家都消失了，只有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国家”才又成为常用词。在此期间，常用的是“中国”，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国”的由来
至少在周初就已经有了“中国”的概念。1965年，在宝鸡贾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或”即“國”，还没有加上外层防御圈（或+囗=國）。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椭圆）中，与“国”字有类似的组合。“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宫殿。“中或”即“中國”。何尊是目前有关“中国”的最早实物记载。它的制作时间在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铭文中的“宅兹中或”证实了《尚书大传》关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记载。周公摄政共七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奄”，在今天的曲阜以东，盘庚迁殷之前的商朝都邑。成王即位时，参与武庚的叛乱，被周公所灭（践奄）。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鲁国的开始。“成周”即洛邑，周的东都。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当时的都城镐镐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文王建丰（今陕西西安北），文王从岐迁都到丰。武王修建镐，为辟廱（离宫）。《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可与“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比较，两者很类似。镐和洛邑两京的营造时间在同一代人。“考”，完成。“卜”，用（龟甲）卜居。“维”，是。“王”，周武王。的东方。中或指殷的统治核心地区中原。铭文显示，那时“中国”已经有了宗教和政治含义。据有中国表示获得统治天下的天命，权力得到正统性。因此，营建洛邑要“廷告于天”。许倬云说：
天命只能降于居住“中国”的王者，这个观念，是中国数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统的理由。……甚至“中国”一词，在中国文化中有极重要的意义。而其渊源，也当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西周史》，98页。
受命即接受天命。“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也表示获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统地位。在成王五年之后，“中国”出现的次数很频繁。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诗经?大雅?民劳》。“亦”、“止”语助词。“汔”（qì），乞求。“逑”（qiú），聚合。“忧泄”，泄除忧怨。“残”，残害。这5个句子出自同一首诗。全诗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师”或“中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都是指“王畿”，与“四方”、“四国”对应。四方或四国就是四方诸侯。又有一首诗写到：“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诗经?大雅?荡》。“炰烋”，音、意皆同咆哮。“怨”，可恶之人。“奰”（bì），怒。“覃”（tán），延展。这里把“中国”与“鬼方”并列。这两首诗都作于周厉王（约前877-前841在位）时期。不久，《诗经》又有一首诗：“四方既平，王国庶定。”“矢其文德，恰此四国。”《诗经?大雅?江汉》。该诗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宣王为厉王之子。“王国”即中国，仍与四方、四国对应。
这时的“中国”的范围是有限的，专指京畿一带，东周时以洛阳为中心。春秋时，晋国不在“中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卫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榖梁传》：“自晋，晋有奉焉尔。复者，复中国也。”《左传?桓公二年》：“今晋，甸侯也。”《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礼记?王制》：“千里之内曰甸。”可见当时的“中国”范围还不足千里。
第76节：中国的天然边界(4)
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里。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揆”，法度。在孟子的时候，舜和周文王还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得志后把统治中心设在中国。在唐朝时，中国仍是一个地理名词，但范围有所扩大。张九龄对唐玄宗说：“臣岭海孤残，不如仙客生于中华。”《资治通鉴》开元二十四年。《资治通鉴》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国”，是地理名词。“中华”则是强调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位。九龄是韶州（今广东韶关）人。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肃泾川）人，离关中平原不远。九龄当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说他自幼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不过，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与海内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现代版图上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太湖东岸的良渚文化，辽宁、内蒙之间的红山文化，以及东部的龙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进一些。但它们仍有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又使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对玉的推崇、对龙的崇拜。这说明，在更早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头。或许因为共同的文化源头，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国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尧说：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尚书?尧典》。“俊”，大也。“九族”，从高祖到玄孙。“平”，均也。“章”，明也。“昭明”，自明其德。“时”，是也。本书所引《尚书》的有关注解参考了宋人蔡沈的《书经集传》。
在大禹统一中国之后，夏所在的地区就成为统治中心。中心没有忽视边缘。《禹贡》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这段话应该有当时政治地理的现实，虽然添加了理想成分。它描述了大禹统一后的世界模式。即使“五服”是后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满，约前976-约前922在位。“将征犬戎”（又是对“戎”作战），祭公谋父对他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祭公谋父所说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他还指出，夷蛮有向周王室进贡的义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史记?周本记》。虽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还是和大禹时的一样。
自我中心并非为中国古人独有。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5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波斯人的想法与大禹的五服没有本质差别。文明如同以石击水形成的波纹，从中心渐渐地散开，会因为距离的增大而减弱，但不会在某一点戛然而止。另一个文明的波纹也会荡漾过来。水面的圆圈交汇在一起。古代中国近处没有同等发达的文明。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中国采取了居高临下心态的怀柔政策，一是为了维持和平，二是为了传播文明，三是为了满足虚荣。在历史的早期，“怀柔”就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舜对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长官）。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幽、并、营。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个最大部落的首领。他们的权力是对中央权力的有效制约。说：
第77节：中国的天然边界(5)
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柔”，宽而抚之。“能”，扰而习之。“柔远能迩”有点“远交近攻”的意思。“允”，信也。“元”，仁厚也。“允元”，信任仁厚之人。“难”，拒绝，“任”，奸佞。“率服”，相率而服从。
这个记录也许不可靠，但应该反映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怀柔是发达文明对于较低文化实施的笼络政策，不是国家间政治。在一个原始的农业社会，舜把“柔远能迩”和“食哉惟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他重视“怀柔”的程度。怀柔是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在天下未定的时代，怀柔是维持和平的一个较好的办法。因为对于一个较为静态的农业社会，怀柔的成本比战争的代价低。为了和平，古代中国人总是怀有天下一统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统治者也会有这个宏大的目标。孟子回忆说，梁襄王向他咨询：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恶乎”，怎样。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对话当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梁襄王的这个问题显示了他好大喜功，因为他的魏国已经衰落，没有定天下的实力。襄王更应该关心魏国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许不包括蛮夷的土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残酷的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在激烈的对抗中，实行儒家思想只能削弱国家的竞争力。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统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如果能够保持世界和平，或者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为今后的国际关系学提供很大的帮助。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放大了的古代中国的天下。这个天下必将定于一。定天下需要以武力为后盾，但绝不能嗜杀，不能集权，必定以自由、民主为先导——正如孟子所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时候，天下的观念将遇到挑战。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前305-前240）的想法虽然被认为是闳大不经，却对后世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的影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和“大九州”的观念。邹衍认为，每九州组成一个大九州，为海所包围；共有九个大九州，为更大的海所包围。这样，共有九九八十一州。邹衍论证说，“赤县神州”（中国）只是八十一州之一。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观念。余英时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他说：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为中国位于“海内”。……“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407页。引文出自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
其实，《庄子》已经有“海内”的概念：“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稊”（tí），类似小米。这里的中国比邹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庄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岁，比邹衍大60多岁。《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之手，从而有邹衍的影响。不过，海内的思想或许源自稷下，未必是邹衍独创。齐国临海，齐人会有四面皆海的想法。有了新的地理观念之后，中国人身处“海内”一隅，但仍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的情感。虽然人们认识到中国的有限，却只把统一王朝当作正统王朝，相信天命只授予统一王朝。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两个王朝之间的过渡阶段。天下和海内是与王朝相关的地理概念，都必须完整，而国家则可大可小。迟至1899年，梁启超还要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不知有国，也不知爱国。他说：
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那时的“支那”一词尚无贬义。
第78节：中国的天然边界(6)
梁启超意犹未尽，不到一年，他又满怀激情地说：
且我中国畴昔者，岂尝为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五卷。
梁启超准确地指出了王朝与国家的区别。但是，他有点乐观了。
中国的四至
中国的边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汉以来变化不大。在强盛时版图扩大一些；在衰弱时版图缩小一些。中国现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与汉、唐强盛时的范围大致相同。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面积超过了汉、唐，却在后期失去了大片的领土，主要被俄国夺走。中国领土最广阔的时期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后，实际上把它们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元朝和清朝前期还基本解决了北方边境的安全问题，原因很简单：它们就是那些入侵者。当然，在清朝后期，北方边界又变得不安宁了。不同以往的是，那时的侵略者不再是游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现代武器的俄罗斯帝国。从此改写了中国3000多年的北方边境史。虽然外敌的种族变了，入侵的模式变了，但中国北方领土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形却没有改变。
唐与清两朝版图最大时候的不同之处是，清朝多了两部分：（１）唐朝时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时的吐蕃帝国（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如果去掉这两大块土地，唐与清的领土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很相似。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两大劲敌。在清朝时，蒙古和西藏因为衰落而被满族征服，学者们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显著差异。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后才形成的。欧亚内陆大草原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迁徙的通道。人民和土地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过仍保留相当大的自治权。因为偏远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与西蒙古的骑兵作战。此外，唐与清的土地还有一个区别，在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区别。唐朝时还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则把自治的土地纳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他在元末战乱中起家，在战争中消灭了众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统治。朱元璋是权力变态狂。明初的专制前无古人，后来者也不多。在夺得天下之后，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对全国实行严密而残酷的控制，特务四出。但是，这样一位暴君却是一名国际和平爱好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皇帝们：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然后，朱元璋开列了不征之国的名单，几乎包括了当时所了解的所有国家。他还特别提出断绝与日本的关系。朱元璋在登基后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对省、府、台臣们宣谕这些话，当时他还提到古训：“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孙正容：《朱元璋系年要录》，21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这确实是真知灼见。土地扩张必然统治异心的民族，而且会加重民众的劳苦，最后导致帝国崩溃。朱元璋在国内实施酷烈的统治，同时谋求与邻国和平共处，要求“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朱元璋系年要录》。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前27-后14在位）也在他的遗嘱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谨守大自然为罗马划定的疆界。见《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20页。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但朱元璋的战略是采取守势，“时谨备之”。那时，元朝刚被推翻，明朝还要再花10多年的时间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