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5)
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交战。此后900多年，日本不敢北上登陆。直到丰臣秀吉（1536-1598）统一日本，日本才又一次向大陆扩张。明朝末年（1592-1598），中、日两国的军队再次在朝鲜半岛交战。这场战争是万历皇帝晚期的“三大征”之一。那时，明朝已经不可挽回地衰败了。按照中国王朝的兴衰周期，它也到了彻底衰败的时候。国内当然已经动荡不安；在边境，努尔哈赤正在东北积聚力量。但明军仍然有一定的战斗力。实际上，进入朝鲜半岛的明军是一支多国部队，不仅有大量的朝鲜士兵，还有来自暹罗和琉球的军人。盟军的人数（7?5万）大约只有日军的一半。他们阻挡了日军向中国方向的推进。中国正统史学界一般认为日本两战皆输。黄仁宇认为两场战争（1592-1593，1597-1598）实为一场，中间隔了一个奇特的议和期。那时，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败，无力获胜，当它再次准备议和时，丰臣秀吉病死，战争不了了之。见《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龙庆和万历时期”，614-621页。
丰臣秀吉被认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鼻祖。他明确提出先占领朝鲜半岛，进而侵占中国的战略。他的想法成为日本的战略文化遗产。从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试图完成这个古老的方案。在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通过“封锁”政策，压迫岛国英国屈服，但都没有成功。在日本，丰臣秀吉的政策路径截然相反，从岛国向大陆进攻。在二战期间，日本形成了一个从朝鲜半岛到中南半岛的封锁线，来封锁中国。岛国长期占领大陆国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当时的中国贫穷和腐败，但日本仍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这个任务。
19世纪末是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最后时代。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初就走上了军事扩张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和千岛群岛，1876年，占领位于日本东南1300多公里处的小笠原群岛。然后，日本在19世纪末提出“大陆政策”，把炮口转向亚洲大陆。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战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此后备受日本的侵略和压迫，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为大多数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国人所熟知，不必细说。所以，第三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久，对中国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打了三场战争，前后跨度1300多年。这三场战争有几个共同特点：（1）日本都想以朝鲜半岛为登陆跳板，进而攻击中国；（2）日本都利用了半岛上的内乱作为出兵的理由，中国都是被动应战；（3）双方同时展开海战和陆战，这种作战方式在中国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又，日本发动三场战争的时机都很类似：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日本开始走向强大。第一场战争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后，日本学习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国势初盛。第二场战争是在日本首次统一之后，实施自由贸易，崇尚武士文化，国势再盛。第三场战争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建立了现代工业和军队，国势三盛。可以说，日本强大后必定会向大陆扩张。只有第三次大陆没有力量反击日本，遂酿成大患。
三场战争的结果不同。第一场以中国的绝对优势获胜，此后是长期和平。第二场是双方互有胜负，最后不了了之。第三场以日本的绝对优势获胜，中国本土岌岌可危。三场战争反应了两国力量的消长。有这三场战争为先例，中国必然会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鲜半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集团对抗。那时，中国刚刚结束半个多世纪的内战和抗战，民不聊生，没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个国家打仗，但中国仍毅然派兵跨过了鸭绿江。这个决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对敌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今天有很多争论。但仅仅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无法回避这场战争，即使是在国家极其贫穷的时候。其实，国家越是贫穷，就越不能回避。一个强大的国家选择余地更大，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反击，或者是否反击。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在最初的时候就做出决定，否则一切就会太晚了。
第120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6)
易走极端的国家
因为缺乏战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极端分子制造的事件拖着走。这种情形和中国相反。中国一般不缺少战略眼光，但往往被强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决心做出选择，敏于思考而惰于行动。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会失去弹性，应变能力变得很差。清末是一个例证。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日本很快做出反应，开始明治维新，走上了强国之路。清朝却陷入了“体用”的形而上学之争，错失良机，成为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极端：急剧、彻底地抛弃传统。虽然这次极端的行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现出它灾难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顾实力、缺少战略的侵略。军国主义者坚信，“精神性”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日本军人的坚韧、无畏和残忍，给对手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这种弥补远远不够，既不能缩小它和美国的工业差距，更不能屈服邻国的抵抗的意志。最终，日本仍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
武士道是战败前日本军队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进与不服从因素。日本军队的跋扈不仅在中国，也在日本本土表现出来。1930年4月，日本签署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日本右翼反对该条约，当年11月，刺客开枪打死了首相滨口雄幸。这次暗杀和军队没有直接关系，却是出于军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军军官在官邸谋杀了首相犬养毅。陆海军的另一伙军官发动恐怖袭击，向政友会（犬养毅的政治派别）总部、日本银行、警视厅和内大臣官邸投放炸弹，要求废除伦敦海军条约。实际上，犬养毅是反对这个条约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陆军下级军官率领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发起叛乱。叛军攻占了陆军省和警视厅，杀害了内大臣、财政大臣、新教育总监。首相冈田启介仅以身免，他的秘书却被杀害了。
战后，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军队。但右翼的政治暗杀行为并没有终止。1960年，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鼓动军队发动1930年代那样的叛乱，然后切腹自杀。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秘密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灵位。
如今，在进入发达国家的圈子以后，日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有论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走向极端：其一是国民丧失了共同目标，其二是在寻找新的共同目标的时候方向出现偏差。埃兹拉蒂在2000年写到：
像目前这样的过渡期对日本文化来说要比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扰乱作用。当日本人缺乏作为团体行动基础的国民目标时，他们可能变得近乎绝望。在这种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行动计划，就可能导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毁灭的转折，就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时那样。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35-236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
在这本书中，埃兹拉蒂多次做出类似的评论。他还说过：
当旧的模式失灵，日本人失去了他们所亟需的共同事业感，他们为了重新获得那种自己所珍视的感受，哪怕那种新的模式丧失理智或具有毁灭性，他们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当时最有吸引力的事业不放。因为日本文化中极少有人能够独立于团体之外来反对团体的指导，所以，一旦人们转向新的事业，就可能走向极端。
日本的历史说明，当围绕某一积极的事业形成共识时，日本文化的天赋就使日本能够实现伟大的目标。但日本历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于丧失了共同目标而迫使它丧心病狂地寻找解决办法时，它就会走向极端并导致自己的毁灭。《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252-253页。
日本现在失去了目标，还没有找到新的目标。这是一段危险的时期，而且将持续数十年。
2005年，在教科书和领土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国都发生了纠纷。这时，日本正在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还想把朝鲜拉回到有关核武器的六方会谈中，它的经济复苏也需要扩大出口——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这些努力都需要别国的支持。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言行在东亚陷入孤立。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了群众游行，示威者抗议日本篡改历史，并号召抵制日货。美国也不信任日本，它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虚晃一枪。美国需要维持日本的附庸国地位。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又扼守在欧亚大陆东部之外，这个附庸国是极为珍贵的。美国把它的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东亚，不仅仅是为了压制中国，也有牵制日本的意思。日本修改教科书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日本否定它的战争暴行，批判东京审判，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就失去了道义根据。中日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中日都不可能从争执中获益，但日本受到的损失更多。在民众高涨的反日情绪中，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必然受到限制。日本民主党前代表鸠山由纪夫批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鸠山说：
第121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7)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于他不以长期战略而凭一时高兴来对待外交。我认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爱，这给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损失。日本《每日新闻》晚版，2005年4月4日，转引自4月7日《参考消息》。
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作为反对党，民主党一直在批评执政的自民党。即使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政体中，党派之间的攻讦也不总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对小泉的批评却是可以从日本的历史中得到证明。小泉所缺乏的“仁爱”，是日本从中国学习儒学过程中丢失的重要内容，非小泉一人之过。哲学史表明，中日儒学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仁”之有无。缺少仁爱之心，这可能是日本易走极端的一个原因。其次则是通常所说的岛民心态。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国还源于强烈的“弑父情结”。日本以弑“父”这一行为，来达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转向，从东方转向西方。中国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长期的模仿对象。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日本发现中国已经完全落后了，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在日本人的潜意识中，彻底打败中国就能了断过去的缘分，转而模仿西方，完成“脱亚入欧”。在日本帝国的等级制度中，为中国安排一个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够从过去的模仿者变成领导者，成为东亚的霸主。日本占领了东亚，西方国家被当作下一个“弑父”的对象。因为只有如此，日本才会认为自己进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级。
每一个后发工业国都面临如何对待“西化”的问题。不仅日本如此，俄国、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并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在欧洲，今天也要应对全球化（或美国化）的挑战。但是，只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进地否定传统，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应当超过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时期的俄国。从福泽谕吉到白鸟库吉，日本的一流学者多有提倡“脱亚”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这个激进的向西方学习者，现在保留了更多的东方传统。而中国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的“体用”之争，屡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几乎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毁灭殆尽。似乎中国更擅长以渐进的手段，完成激进的目的。东亚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复活，东亚的古老文明将难以为继。
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徘徊，似乎成了弃儿。当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立国之本。这说明在不太成功的弑“父”尝试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成年，没有找到归宿。日本能否成功地“脱欧返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日之争的深层原因是地区领导权。现在，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它无法接受跟随中国。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和日本同样的成就，日本就别无选择。它无力摆脱地理和传统的制约。
无论中国人是否愿意承认，日本都是中国目前最发达、最强大的邻国，实力在中国之上。中国人必须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个国家，不可意气用事。如果有可能，应该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维持双边友好关系。但是，日本将可能成为一个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装，军队再次走向海外，并建立军事基地。此举必将改变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将受到更大牵制。布热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前景。他在2007年说：
几乎可以断定，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将放弃和平主义立场……如此，则日本必然会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强国。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第二次机遇》，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著于2007年首版。
日本在军事上是美国的跟班，它或者继续作为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渐获得独立。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两种前景都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他提议，应该让日本在扩大了的北约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纳入北约的安全框架内。同时，他要求美国促进中日妥协，以减少中日对抗的风险。布热津斯基认为，也不太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日妥协将导致日本被一个由中国实际主导该大陆、美国逐渐被排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所吸引。”《第二次机遇》，169页。不过，2007年春，历史学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日本的未来就在中国主导的东亚。所以，日本未来地位未定，而不确定中可能潜伏着危险。
第122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8)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义占上风的日本将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对于这一点，东亚人比西方人少了许多美好幻想。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上任后第一次访美，先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要求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得到约翰逊的承诺。次日，1月13日，佐藤会见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提出，如果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美国应该从海上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从海上的话或许可以立刻使用”。佐藤在1964-1972年担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长为日本罕见，可见其政治地位之巩固。他于1968年提出的“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也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领土）成为日本核政策的指导原则。但美国可以将载核舰只停靠在日本港口。佐藤认为，如果美国从海上（日本领海）对中国发起核攻击，就会不违反三原则。以上内容出自日本外务省的常规解密文件。美联社2008年12月21日电，共同社12月22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佐藤的公众形象是一个强烈的反核者。在他任内，日本于1971年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他本人在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反核者、和平爱好者佐藤荣作，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核战争贩子。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领导人的价值选择在言行之间有如此极端的反差，极其罕见，因此特别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访美之前不到3个月，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可能加深了佐藤对中国的担忧和不信任。但是，佐藤要求美国对中国的常规武器进攻也要尽早报复以核打击。那时的中国既没有力量对日本发起核攻击，更没有力量发动跨海的常规进攻。在21世纪，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动美国对朝鲜实施核打击，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长（空军参谋长）田母神俊雄发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国家吗？》，否认日本对朝鲜、中国、美国的战争是侵略。他因此被解职。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县的演讲中，田母神声称，自卫队99%的军官都会支持他的观点，并提出要“与美国商谈给予日本核弹发射权事宜”。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击、表面上最反对核武器的国家。其实，“热爱和平”、“反对核武”是它的趋同文化、掩饰文化要求国民在战败后必须这样做。“爱好”、“反对”不是出自独立人格和良心呼唤，因此根基很浅，如同时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风飘云散。从日本大众对待侵略和大屠杀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没有痛彻入骨的反省，没有排斥暴行。一旦局势有变，日本政坛出现一位强势人物或一位煽动家，大概不难一呼百应，改变日本国民目前对和平的爱好。
如果日本不能获得邻国的谅解，它就难以在本地区发挥与它实力相应的作用。如果不能首先成为一个地区大国，日本就不可能成为它希望的世界大国。如果不能纳入东亚，而美国又将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那么，重新军事化、获得核武器是日本成为大国的唯一出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可能会寻求打败中国。日本人的性格是极端的，并且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外人很难了解摆动会在什么时候开始。本尼迪克特描述：
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东亚饱受日本穷兵黩武之害；在20世纪后半叶，我们看到了一个恪守和平宪法的日本。在21世纪，日本将重新摆向另一个极端吗？也许。已经出现了一些迹象，尽管还不是显著的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和平宪法可能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步骤。但我们不知道日本是否将在适当的位置停下来，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让自己在到达极端之前停下来，真正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的历史证明它经常走向极端。民族主义正在日本兴起，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足够警惕。马修斯说：
第123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9)
过去几年，美国把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战争上。这时，另一个可怕的挑战——崛起的民族主义——已经在美国最密切的盟国之一扎下根来。这个新情况可能产生骇人的结果，即，兴起一个军事化的、咄咄逼人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这对它的邻国将是一场噩梦。《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尤金?A?马修斯，《外交》2003年11/12双月刊。
因为存在着极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如果日本真的重新转向军国主义，中国即使足够强大，也未必能够阻止日本冒险。看一看二战史就知道了。那时，美国对日本有极大的优势，日本的决策者也很了解这一点，但仍然决定冒险开战，以偷袭开始了战争，企图一举毕其功。2002年2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日本国会发表演讲。他提到美国将在两岸冲突中协防台湾。日本议员热烈鼓掌，表现出日本政治界精英的反华情绪在上升。
公开的“反华情绪”日益成为日本政客中的主流。日本领导人正更加可能支持台湾，参拜靖国神社，呼吁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进一步削减援助。《中国和日本：友谊的幌子》，本杰明?塞尔夫，《华盛顿季刊》2002-03冬季号。
新一代的日本人忘记了二战和暴行。日本政界的“反华情绪”有增无减，与中国大众的“反日情绪”遥相呼应，彼此促进。据报道，日本一位防务政策高级官员说：“在日本，我们应该与中国对抗的情绪逐渐高涨。”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2月11日。在2004年底颁布的日本5年《防卫计划大纲》中，中国和朝鲜被指为潜在的威胁，这是日本首次明确指出威胁的来源，向中国和朝鲜发出了非常强硬的信号。不过，在另一方面，虽然预想了和中国的对抗，日本的军费开支却在减少。从2005年起的5年中，军费开支将下降到2330亿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开支下降3?7%。这反映了日本的预算紧张，也反应日本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
美国通过改革战败国的政治制度，化敌为友，由此长期控制着战败国。1951年，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日美安保条约》。从那时起，日本不再是一个正常的战败国，而是在军事、外交等方面受美国控制的盟友。这种关系随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而有改变。在911之前，美国已经在考虑把日本推向东亚政治的前台。在今后某个时期，这个议题还会重新提出。日本参加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是一个突破。制约日本重新军事化的两大阻碍，国内的和平主义情绪和美国的迟疑态度，都在消退中。日本国内对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经接近50%，日本为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提供后勤支持，并加入了在伊拉克的占领军。美国多年来一直敦促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责任，以此作为对中国的制约。
日本已经把“周边有事”扩展到美国受到攻击，实际上走上了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道路。在未来的冲突中，日本已经在法律上保证了与美国一起作战，而不是仅仅提供后勤支援。在美国减少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之前，日本一定会再武装。中日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美军驻扎在日本可以推迟中日的军备竞赛。鉴于目前日本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都高于中国，因此这个推迟对中国是有利的。
俄国仍是一个虚弱的国家，它的最大资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会利用这些资本来维持国家地位。绕开中国的纳-霍输油管道就是一例。日、俄已经开始接近，为100多年来所罕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俄日关系大多数时候都处在紧张甚至敌对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苏联废除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捅了日本“背后一刀”，并占领了北海道以北的四个岛。因为“北方领土”的争端，两国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以结束战争状态。在冷战期间，日本是美国的伙伴，完全站在美国一边。日本世界第一的扫雷和反潜作战能力，是为配合美国封锁苏联太平洋海岸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来，东亚第一次同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强大的日本。两强并存，又彼此猜疑，对抗难以避免。对抗难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几百年来，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对手。现在，日本从中国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即使不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一个国家实力增强也会对邻国构成威胁，因为它改变了均势，也就是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均势的调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失之者必不甘心。
第124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0)
缺少战略传统的日本
日本是一个缺乏战略传统的国家。这一事实为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认。在中国，李宗仁是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之一。他与侵华日军打了多年的仗。他总结道，从明治维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国策上犯了致命错误：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李宗仁回忆录》（下），61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这个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他提出了日本侵华的两大原因，对于日本来说，这两个因素是一对矛盾。日本本来接受的是中国文明，后来在美国的炮击之下，转而学习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成功之后，就用它后来习得的文明果实进攻它早期文明的母体。除了地缘政治的追求外，当时日本入侵中国，还有两种文明没有调和的因素。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结果在中西文明的联合打击之下遭到惨败。至今，日本仍在“脱亚入欧”和“脱欧返亚”之间摇摆，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状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东亚地区，日本还不具备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国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征服，却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为时代不同了。早期的时候，中国自成一个世界，征服了中国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干涉。而到了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贫弱的一部分。许多强国在中国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强大得多的美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它们不可能袖手旁观，让日本在远东坐大。另外，古代中国人一般并不太关心哪里的人来当皇帝。而20世纪是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渊源，是一件代价极为昂贵的事情，很难持久。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胜仗，占领了领土，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这些都是日本战略上的失误。李宗仁接着写道：
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浅，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忆录》（下），616页。
李宗仁所说的“志大才疏”，专指制定战略的领袖。在战术上，他承认日本将官“一丝不乱”、“令人生敬生畏”。作为战地指挥官，李宗仁对此深有体会。虽然如此，他认为日本的战术优点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忆录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场，替他们设想了另一场侵华战争。他认为，那样的结果将对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战争没有战略。
战术失败有时会挽救战略失误。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关东军试探进攻苏联，和苏联远东部队时有小规模的冲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与内蒙古交界的诺门坎，苏军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挥下，迎战比他们人数略多的关东军（双方都不足6万人）。岛国的日军在装备、战术上都远落后于陆地大国苏联的军队。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苏联机械化部队的打击下，一个师团、近两万日军被消灭。1941年4月13日，按照苏联提出的条件，苏、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5年的中立条约。这时距德国入侵苏联只有两个多月。
中立条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还是个疑问。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国将要入侵苏联的情报，并立即开始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和德国一起夹击苏联。赞同进攻苏联的人，不仅有陆军将领，还有外相松冈洋右——他刚刚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计划在1941年9月初对苏联发动进攻，但最终没有实行这个计划。诺门坎一战显示了两国陆军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对苏联心存顾虑。况且，日本也不想帮助它的盟友德国。苏联同样没有打算遵守中立条约。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对日宣战，很快就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几乎不堪一击。
第125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1)
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因为它似乎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目标，转而南下东南亚，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决心去挑战另一个强国美国。日、美之间的战略冲突激化。为了弥补自己在军事、工业和资源方面的巨大劣势，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想先下手为强，消灭美国有生力量，迫使美国讲和。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战略错误。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弱于日本。但是两国工业的巨大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在1941年夏天美国对日本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之前，日本80%的石油进口依靠美国，参见《剑桥插图战争史》，300页。1937年，美国的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8?9倍，电力是19?8倍。从1941到1944年，美国的军火生产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见《战略缔造》，474-477页）。日本的工业基础不仅比美国差很多，也比它原来要攻击的苏联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机动车产量只有苏联的1/20。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资源大国，而日本的战略资源都依赖进口。1940年，美国在日本的进口中占有36%的份额。其中，石油为总进口的3/4（或75%，与上引《剑桥插图战争史》的数字略有出入），铁为80%，棉花35%，机械2/3，铜占90%（大江志乃夫：《统帅权》，日本评论社，1983年，转引自《真相》278页）。由此可见，没有来自美国的物资，日本根本不可能维持战争。虽然美国把作战重点放在大西洋，但仅在半年之间，太平洋海战就出现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转。
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可以弥补国家战略的不足，同时也会加深战略欠缺带来的灾难，因为他们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战略”走得更远。对日本来说，偷袭珍珠港是一场出色的战役。如果日本偷袭失败，美国人一定会很满意，不再过多追究。日本也许不会失去整个战争，至少不会遭受原子弹轰炸，可能还会保留在此前半个世纪获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对日本决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评在一些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他们通过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对日本发动战争负有直接的、重大的责任，虽然他逃脱了惩罚，却是第一号战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资料后，比克斯把战争的责任归给裕仁天皇。他发现裕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战术细节，有时却忽略了重大的问题，对于最高统帅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习惯”。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304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战后期，受美国政府委派，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帮助美国了解敌人的性格，制定对日政策。她的《菊与刀》受到广泛推崇。她从“孝”的角度分析说：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现存后代）记忆中的祖先；他们注重的是现时现地。许多专著都论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与中国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观恰好印证了这种论点。他们这种观点的最大、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孝道义务限于现存者之间。《菊与刀》，85-86页。
如果战略眼光只盯在当前的现实，就不可能投射很远。没有战略，国家就没有目标。在快速变化的、动荡的时代，没有目标的国家是危险的。国家不应该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本尼迪克特说的“许多专著”，应该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余》（1901年）中写道：日本“至今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余》畅销了20多万册，“没有哲学”的命题在当时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论。“哲学”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中国也沿用了他的翻译。是一个新概念，同时，日本还没有走出因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话未免有些偏激。诋毁传统的强劲潮流很快抵达中国，似乎非除旧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几多郎发表《善的研究》，试图把佛教哲学和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日本学界通常把这一年当作本土哲学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两个不同哲学传统之间做加减法，他似乎不能在一个源流中创新。儒、释、道等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更侧重发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维。这种不足阻碍战略文化的形成，很难在短期内弥补。
第126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2)
虽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后，他的哲学被当作日本军事扩张的理论依据。同时，德国历史哲学中受到纳粹赞赏的部分也被介绍到日本。一般说来，极端专制国家很难产生理论创新，专制者却一定会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来为自己服务。西田的理论有浓重的形而上学。他的书发行量很大，但还不足于动摇日本人的思维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维能力，正合“有勇无谋”一词。国家战略属于“抽象思辨”的范畴，以对历史教训和未来趋势及目标的把握为特征。如果目光只限于“现时现地”和“现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历史，不能展望未来，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这是日本漠视它对邻国所犯罪行的深层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战略空间。
日本缺乏战略，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因为没有能够制定战略的政治家。一位经济学家说：
在日本人中，可以说找不到合乎条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认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围绕政治活动应付日常事务的政客之流，战前的日本可以勉强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辅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术员。因为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决策意识来自天皇。……现在许多国家认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称为政治家，这种评价已经形成共识。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245-246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美国深感威胁。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的激烈辩论。那一段时间美国表现出的绝望和痛苦，超过了美国今天对中国的警惕。虽然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日本更让美国人担心他们的霸主地位。这场辩论产生了一批从新角度审视日本的著作，它们的作者被称为日本学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人发现，在战后经他们一手塑造的日本政体，和他们想象的大不相同。卡尔?凡?沃尔福兰有言：“（日本）通产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营部门’都是与这些标签向美国人所显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调和的分歧？》，卡尔?凡?沃尔福兰，《国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沃尔福兰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荷兰人。他把日本称为“a stateless nation”——无国家的民族。这是他的一本书的副标题。自1989年出版以来，《日本权力之谜：无国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经成为西方日本学的一本经典著作。沃尔福兰并不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失去了故国的民族，像以色列复国之前的犹太人。State指政体。他是说，“没有个人或集团得到授权，可以做出对日本所有机构都有约束力的决定，形成全国努力的一部分”。《再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90秋季号。沃尔福兰是较早提出日本欠缺国家战略的学者之一，也是很有影响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观点，在自己的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1页，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战略，日本总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这导致了它的战败。中曾根说：
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
作为日本前首相和实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试图在此书中弥补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论事，没有国家战略所应有的历史厚重感和深远目光。在这本书中，中曾根康弘在多处提到他和西方领导人的会谈，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这个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气。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历史。
第127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3)
按照沃尔福兰的观点，日本国没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承担最终责任。日本的体制是不同等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中心。日本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的特点是中央官僚们和企业家的伙伴关系。《论日本难题》，沃尔福兰，《外交》1986/87冬季号。在经济起飞之后，这种官商合一的关系必然导致腐败和低效。这个特点不是在战后才形成的。小约瑟夫?奈写到：
在德国，虽然希特勒得到了军方和工业巨头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独断专行的。而在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过政治和军事精英的协商而制定的。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和历史》，15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这是裕仁天皇逃脱战后惩罚的原因之一。一个人的独裁可以给国家带来灾难，一小群人的专制同样可以是灾难性的。虽说日本“决策层的权力相对分散”，但这个决策层相当封闭，利益取向比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从众的。沃尔福兰注意到，“美国有时被半开玩笑地称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对党”。见《再论日本难题》，《外交》1990秋季号。由此可见美国对日本国内政治介入之深，影响力之大，同时也可见日本官僚机构倾向于内部达成“共识”。即使在民主体制下，他们也很容易操纵民意，或忽视民意。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权威和一致的国家，民众需要领导者替他们思考、决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团内获得庇荫，就能打开权力之门，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
不仅“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一些日本学者也深有同感。不过，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产生足够的行动能力。日本《外交论坛》杂志社在2000年举办了一次圆桌会议，主题是“回顾20世纪：现代日本的兴衰周期”。牛尾治朗在会议上批评说：
日本尤其不习惯于大处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观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战后的日本也还是这样。当要求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眼镜看世界时，我们没有犯过错误。但是在冷战之后，每个人都开始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独立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危险的阶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国并不信任它的这个盟国。《日美安保条约》既是日本的保护伞，也是美国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动的锁链。即使有这条锁链，日本也面临着“一个危险的阶段”，因为它没有外交政策。战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极端的可能性，而锁链的强度有限。有日本学者指出：
一些观察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没有一个可以被恰当地称作外交政策的东西。如果把战后日本外交政策和在异时异地所执行的，比如这样一些领导人，帕默斯顿子爵、奥托?冯?俾斯麦、温斯顿?丘吉尔，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陆奥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个比较，这个评论一点也不令人惊异。《日本外交改革：早该进行的政策检讨》，《外交论坛》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陆奥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当年，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胁迫李鸿章签署了《马关条约》。在天皇拥有绝对权威的日本，处在一位强势首相之下，外相陆奥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间？《马关条约》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条约过于贪婪、过于咄咄逼人，导致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俄因此交恶。从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战争，先赢后输，在1945年战败后失去了在《马关条约》前后获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马关条约》埋下了日本今后过度扩张和失败的种子。有鉴于此，很难说陆奥宗光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最终遭到失败”。《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不过，没有战略不代表没有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占领中国，做东亚的霸主。为此目的，日本最终选择了跟随纳粹德国。
第128节：日本及冲绳：东边之外(14)
如今，在美国的“忠实的男仆”这一点上，日本比英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曾根说：“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3页。把因果关系掉过来可能更接近实际：因为日本缺乏战略，所以对美国过分依赖。在国际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现出战败国、小国的心态。比如，在里根访问日本时，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绝了美国“按照国际惯例”、让美国的警卫车跟在总统的座车后面的要求。为了让美国驻日大使放心美国总统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时，“我将以自己的身体保卫里根总统”。在参加八国峰会时，中曾根自比为日本的冠军，决心不输给里根和撒切尔。各国首脑合影时的位置本来无一定之规，中曾根却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尔夫人离里根还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80-81页。以此作为向日本国民邀宠的资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属于实力派，也算是一位有头脑的政客。他任首相时（1982-1987），日本经济力量正处于顶峰时期，连美国都感到惧怕。但这种小国心态只能让日本继续追随强国，以及美国之后的强国。当然，大国领导人炫耀与美国政要乃至媒体记者的交道，这种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国独有。但中曾根的表现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状态，即缺少领导人的信心和战略眼光，而在其他国家更可能是一个特例，只是某一个不自信的领导人的失态。如果日本再次试图充当亚洲的领导者，过程和结果可能仍然是灾难性的。因此，东亚的和平在于给日本指定一个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强国
缺乏国家战略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模仿、追随强国。这是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文化中有两种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艺伎。这两种人都不是独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们（她们）把自己的技艺磨练得很精湛，是为了给主人（或客人）服务。艺伎逢场作戏，比武士还少了一份忠诚。因此，日本总是模仿强国，寻求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
从古至今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是一个追随者，不是一个领导者。唯一的半个例外是从明治维新成功到二战战败的数十年间，日本企图做东亚的霸主，建立以它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以霸道实现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杀来建立“王道乐土”，与中国传统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远。日本野心的来源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宪法和陆军模仿德国，海军模仿英国。不过，德日两国关系在二次大战前并不好。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诸岛给日本。割让辽东半岛侵犯了其他列强的利益，德国与俄国、法国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忍痛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这让日本一直耿耿于怀，埋下了两国交恶的种子。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攫取了德国的在华利益，以及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这又让德国愤恨不已。此外，两国的经济结构相似，都需要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它们的经济利益也是冲突的。参见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1936-1938》，89页，三联书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纪初与英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前与德国结盟，在二次大战后与美国结盟。它的盟国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它们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国的扩张。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英日同盟被废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开始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日本转而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因此走向与美英的对抗，加速了它的失败。“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日同盟的结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样，《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的终结也将动摇日本当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还是对手？前美驻日大使说日本》，219页。如果现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摆脱美国的控制并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它仍有可能滥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论坛》圆桌会上，东京大学的山内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