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
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第一章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
人类与国家的动物性
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在现代法制国家，国家垄断了对内和对外政策中暴力的行为。而国家的暴力行为缘于人类的性格、人类的动物性。地缘政治学因人类的动物性而存在。所以，在讨论地缘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类是什么样的动物。许多种文化都把人类当作独特的生灵，仿佛他们与动物无关，至少是不同的物种。其实，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文化倾向于强调人类在尘世间的至高无上地位。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认为是上帝的宠儿，高于其他人类。只有佛教认识到众生平等，不仅是动物，还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道生认为，“无情亦有佛性。乃云：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庭事苑》卷五。道生（355-434），东晋僧人，为鸠摩罗什门徒。道生主张众生平等，“一阐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题。Icchantika即“断善根”。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对后世禅宗亦有影响。与道生不同，禅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黄花与法身般若剥离开来。“问：‘禅师何故不许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华无非般若？’（慧海）师曰：‘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华而显相。非彼黄华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八）慧海为马祖道一（709-788）的门徒，事迹多不详。这句话流传很广。它除了表明佛法无所不在之外，还包含了众生平等的意思。佛教的众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灵的地位，通过灵魂在生灵之间轮回的思想，而不是贬低人类。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孟子并不完全主张人性本善。认为人不过多了点文化。因为文化的熏染，许多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动物性，为“万物之灵长”。对这一种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学家们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类中最古老的动物，大约有5厘米长。文昌鱼有简单的神经系统，但没有脊椎，没有鳍，没有大脑，只有一只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亿年前出现）。从脊索类中产生了脊椎类。脊椎类动物包括哺乳动物。人类属于哺乳动物。文昌鱼在寒武纪时出现，它的基因在过去5亿年中没有变化。相比之下，人类的历史非常短暂。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约在550万年前才成为猿类进化树上的独立一支，直立人（homo erectus）在100多万年前出现。智人（homo sapiens），即现在的人类，只有30多万年的历史。人类文明史不到万年。尽管文昌鱼如此原始，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基因组中95%的区域与文昌鱼的类似”。《参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学家破译文昌鱼基因密码》。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电。该研究结果刊登在《自然》杂志上。文昌鱼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 lanceolatum。
动植物是基因的载体或殖民地。文昌鱼承载的5亿年基因还不算古老。基因有40亿年的历史。通过自我复制，一个基因可以存在上亿年而不发生变化。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躯体视为基因的殖民地”。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写《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极其自私的人。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严肃，他既不淫荡，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这些学者的观点都遭到过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们的方法和结论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那些激烈而彻底反对他们的人却难免有虚伪之嫌，至少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他甚至认为，基因“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保存它们或许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自私的基因》，22页。黑体为引用者所加。在道金斯看来，生物体（包括人类）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保存基因。生物体是客体，而非主体。生物体是基因因缘际和的产物，为了保存和传递基因而存在。基因才是主体。基因从一个生物个体转移到下一代生物体，不会彼此混淆，也不会衰老。自私的基因有什么目的？道金斯回答说：“目的就是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私的基因》，112页。生物有利他行为，但道金斯证明，这些行为其实也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于危险之中。道金斯引用洛伦茨在《论攻击行为》中强调的事实：同类动物间的搏斗往往具有克制和绅士风度的性质，是有规则的竞赛，威胁和虚张声势代替了真正的攻击。《自私的基因》，85页。热带海水鱼缸中的空间狭小，同种的鱼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一条鱼会追逐另一条同类，直到双方精疲力竭。同种之间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条鱼与别种的鱼体积相差不大，它们就能够和平共处。
第10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2)
相对于文昌鱼，狮、虎、豹算是人类的近亲了。这些食肉动物从不滥杀异类。它们制造死亡是为了获得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娱乐或仇恨。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狮子寻找食物时，没有残忍，也没有同情，这种不动情感的行为拨动了同为猎人的人类的敏锐心弦。我喜欢观察大多数捕猎行为，它们是最基本的生死搏斗。”Golden Shadows，Flying Hooves，p137，George B?Schalle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夏勒对偷猎者和滥捕者深恶痛绝，自己更不会去猎杀野生动物，但他却喜欢观察动物捕猎。观察捕猎是一种移情，可以满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欲望——杀戮。虽然危险时刻存在，但被捕猎的动物并不总是处于戒备状态。因此，夏勒怀疑它们不具有人类的那种“害怕”情感。（食草）动物们在狮子逼近时逃跑，原因是基因和习惯在起作用，它们不知道害怕。害怕或恐惧是一种高级情感，一种只有高级动物才拥有的情感，在进化史的后期获得。因此，只有高级动物才有可能把制造“恐怖”作为一种战争手段，如战略轰炸和恐怖主义。
人类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其他动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只是较为简单。许多动物学家认为，人类是有意识地屠杀自己同类的唯一物种。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欲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类之间的杀戮远远超过了谋求生存的需要。国家比正常的个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险，因为冒险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在战场上死去的与做出战争决策的没有直接联系。决策者一般不会暴露在他们政策所带来的危险之中，但如果冒险成功了，他们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恢复了人类的本来面目。他把人类恰当地称为“裸猿”（the naked ape），因为在现存的193种猴类和猿类中，只有人类没有浑身覆盖着厚毛。在用词上，“裸猿”比“人类”更能反映这种动物的动物属性，提醒人类不要忽视自己的根。关于动物的攻击行为，莫里斯对人类的评价似乎比较温和。他说：
任何动物攻击同类，都不是为了消灭同类。攻击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权，而不是杀戮。在这方面，裸猿在本质上和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157页，文汇出版社，2003年。
其实，争夺支配权不是动物打斗的唯一原因。动物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而发起攻击（在一些群居的、有独裁者的动物那里，交配权可以归入支配权）。莫里斯说，动物攻击同类的目标有限。他也承认，人类比食肉动物更加残忍。裸猿同类残杀，是因为他们在集体狩猎中发展了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这两种能力减少了对暴力的控制，使战争的烈度超过了个体的打斗，优势者不容易看到弱势者表示屈服的姿态。所以，战争一旦爆发，就难以很快停止。莫里斯指出，裸猿在战争中忘记了争斗的原始目的。这个原始目的大致等同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常见到在打昏了头的战争中，战争本身成为目的，屠杀同类成为乐趣。在这里，莫里斯似乎忘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面：人类的贪欲超过了其他动物很多，他们不再满足于获得食物和交配机会，而是更大范围的支配。人类战争的残酷和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动物的打斗。而且，在过去数百年，人类的战败一方不能像其他动物或者古人那样放弃土地，远走他乡。人类的大量繁殖已经使地球表面人满为患。他们无处可去，只能留在原地继续战斗。冲突无法调和，于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巴尔干、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冲突已经有百余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战争是人类获得良好组织能力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只能算是混战。人类的社会性是战争的源头。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时代，亚里斯多德就指出：“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亚里斯多德：《政治学》，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忠于商朝，“义不食周黍”。他们躲进首阳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终饿死。人类组建了国家这样庞大的权力组织。国家间战争的爆发一般被归咎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这个理论忽视了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富有动物性和侵略性。以现有条件，解决无政府状态的出路是出现一个全球霸主（联合国没有足够权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到目前为止，霸主都是赢得战争的大国，在一定范围内垄断暴力的使用。当霸主衰落时，群雄并起，战争重新成为常态。核时代的战争将使人类陷入绝种的险地。在核时代之前，那些寻求权力、寻求支配地位的大国更可能引发大战。在核时代，国家间竞争有所克制，有核国家之间不以大规模战争为冲突的最后解决手段，并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但是，国家间竞争没有因人类彻底毁灭的可能而停止。冷战时期的两大对抗阵营都炫耀能够彻底“毁灭全人类”那时的中国正梦想着“解放全人类”。的核武器。
第11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3)
国家间的对抗同样是“你”“我”对抗。阶级斗争属于这一类型，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动的成分，因此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容易走进“你死我活”的死胡同。因群体生活产生的“你群”、“我群”的对抗并不是从人类开始。猿类学家瓦尔在猩猩那里发现了种群对抗。这大概是“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的原始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国家间的战争与猴群间的打斗没有区别。瓦尔把莫里斯的看法更向前推进。他说：
在猩猩群中，“我们对抗他们”是一种种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个体们，只要属于不同的集团、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它们仍然会成为敌人。而人类社会中，同样的情形时有发生，曾经和平共处的不同种族会突然地互相仇视，例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我猜这种翻转的态度在人类和猿类中都是一样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竞争的意识所操纵的。只有当个体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时，他们才会把负面的感情压制起来。而一旦这个目标消失了，紧张的情绪会浮出水面。弗朗斯?德?瓦尔：《人类的猿性——一位权威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对人类的解读》，89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
无缘无故置人于死地不是动物性，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人类对同种产生仇恨是因为受到操纵。只要有群体生活就会有操纵，不限于制造仇恨。操纵术是政治的一部分，国家是操纵的主体。尼采说：“国家乃是所有无情的怪物中最为无情者。”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48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尼采的许多观点在当时惊世骇俗，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最平常不过。托马斯?霍布斯把国家看做是怪物利维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态度对待国家。在立宪之初，美国联邦党人支持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同时坚持三权分立，要求确保人民的监督，以控制这个怪物。他们知道：“仅只在书面上划分各部门的法定范围，不足以防止导致政府所有权力残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种侵犯。”《联邦党人文集》，25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写于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他后来担任美国第四任总统。限制和监督国家权力是西方政治学的主要议题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但在国际关系中，对大国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大国本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努力超过别的国家。这个难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中国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国际民主”的主张。民主是受压迫者的出路。
权力也是国际政治中最强大的驱动力。在权力背后则是性欲。性欲存在的目的是传递基因，是权力之争的原始动力，反过来又受权力的刺激。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权力是最好的催情药。这确实是经验之谈。权力和性欲都是动物性的，都来自旷野，现在已经深入到人类活动的各个角落。权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国际关系领域，也不是国际关系的特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就会有权力之谋和权力之争。尼采认为，“一切故意产生的现象，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8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权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利益越大的地方，对权力的争夺就越激烈。经济利益是利益的一个主要方面，所以，经济中的权力和政治中的权力同样重要（在很多双边和多边国际关系中，经济或贸易已经成为最大要素）。自由经济、权贵经济、统制经济都与权力有关，尽管大小有别。在新制度学派看来，经济学中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权力”加以解释和解决。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说：“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基于此，他对两个主流经济学派提出严厉批评：
新古典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特征，就是把权力——个人或机构使别人或别的机构屈从于自己目标的力量——与主体分离开来这样的安排。《加尔布雷斯文集》，11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错误也是忽视了权力对市场的干涉，而市场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应留在市场之外的权力（如政治权力）不可能不渗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诱惑和压力而加以干涉。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的地方，市场几乎为政治权力全部把持，形成统制经济及权贵经济。
第12节：
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4)
加尔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间给出的是对权力的一般定义。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实了加尔布雷斯的判断。资本权力、管理权力被权力的拥有者滥用了，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危害不亚于一场大战。权力欲是原始的欲望，这些国家有自我扩张的本能，无所不在，只要不受监督和制约就会造成危害。国际政治是强权政治，很少有正义可言。国际关系是权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领域之一，只有集权国家的内政可以超过它。
地理对人类文明进化的影响
动物学家们已经证实，人类的行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时期，或更久远以前。当公猴们为争夺猴王地位而使用计谋和暴力时，国内政治出现了。当猴群之间为争夺食物和地盘而开打时，国际政治显现了雏形，而且已经带有了浓烈的地缘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们还时常南下侵略，为古文明带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术——最显著的是马匹和战车。在古文明中，中国的地理位置最偏僻，与其他文明的距离最远、联系最少，而且人种也不同。因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最为独特，但出现的时间也较晚，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价。不过，即使在史前时期，中国仍能够通过北方草原与西方（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西方）诸文明保持着联系，但紧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诸文明相比。
今天，人类最发达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欧洲、北美、东亚这三大人口密集区域的纬度大致接近。当然，它们的南北向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10个纬度。其中，欧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响，欧洲的气候比北美和东亚的更宜人。今天的地缘政治角斗的主战场也在欧亚大陆，以北温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关于古文明的规律有个小例外。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其中玛雅位于热带，印加地处南半球。但南美古文明出现的时间较晚，发达程度也较低，规模也不大，而且在欧洲人到达时已经衰落了。欧洲人凭借他们的马匹和钢铁（刀矛、枪支）在新大陆横冲直撞，印第安人毫无还手之力。美洲的地理环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后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南美虽然起步比东亚早百余年，但日本、韩国已经超过了它们，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国政治学家让?博丹（1530-1596）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着人民和国家的特性。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气候与土壤等环境因素决定了法律、风俗、宗教、勇敢与懦弱。比如，孟德斯鸠有一个结论：“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283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这些观点可以看做是地缘政治学——以及地缘文化学——的早期源头之一。虽然“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国最好的一些大学甚至取消了地理系。但是，地理对历史影响仍然存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相关研究仍非常兴旺，且成果不凡。近年《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和《国富国穷》（1998年）两本书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叹。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生物学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问题：
地理显然对历史产生了某种影响；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够说明历史的广泛模式。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第13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5)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够说明历史。“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24页。《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他对这些模式的解释。戴蒙德的研究从大约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结束时开始。人类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地理环境仍在决定着各民族的命运。——当然，宗教徒可以认为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欧洲人数百年来的优势是欧洲地理带来的。戴蒙德说：欧洲民族与非洲民族的差异“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434页。只有清楚地认识到地理的影响之后，人类才有可能借助技术改变人类在环境中的被动，和在不利的地理环境中创造更多的知识和财富。
与戴蒙德一样，兰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国家的贫富与地理有关。兰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第一章标题下的文字，新华出版社，2007年。
类似这样的观点早已存在，在后殖民时代受到批判，那时把南方的贫穷归咎于白种人的剥削（当然有这个原因，但在长时期内，地理和气候的作用更大）。兰德斯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并且为地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当然，国家的富饶或贫穷有许多原因，地理因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业精神、创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兰德斯告诫读者，“地理只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国富国穷》，5页。在现代，由于技术的进步，地理和气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被缩小了很多。
现代技术已经缩小了地理造成的差异。移民的流动使得地理对性格、风俗的作用有点模糊起来。取暖、制冷设备的发明，使得寒冷和炎热地带的人们能够像在温带一样有效地工作和思考。发达的医学能够控制住大部分热带传染病。现在是资金，而不是技术，在阻碍那些传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疗。在全球贸易时代，热带和寒带的人们也可以得到足够的食品，只要他们有钱。在信息时代，地理和距离已经不再能阻碍技术的传播，对技术的使用也较少受到地理和气候的限制。比如，过去生活在热带丛林里的人们不可能骑马，不能享有驯化马匹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和军事优势，但他们现在可以开汽车，把砍倒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但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远远没有消失。消失的热带雨林正在报复人类。
人可以流动，从消失的森林到城市，从一国到另一国，并可能在流动中改变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决定，而基因是环境千万年作用的结果）。国民可以去寻找别样的生活，国家却不能搬迁，其对内对外政策、文化与经济仍然受到地理的诸多限制。与个人相比，国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气候等方面。几百年来，民族国家为了土地而战；在和平时期，它们需要根据地理等因素为国家间政治做出安排，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是以地理为基础研究国际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原因，是地缘政治学的存在理由。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崛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14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6)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不会消亡。国家间的冲突将以各种形式持续下去，领土冲突是其中之一。即使领土冲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这样更准确的目标所掩盖，各国也会为了在冲突中夺取优势而寻求更佳的战略地位。所以，地缘政治学将继续发展。
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兴衰本书不详述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国内至少已经出过两本有关书籍。其一是国玉奇、B?П?丘德诺夫合著的《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其二是杰弗里?帕克的《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有大量错误，但仍有一些参考价值。
今天，“地缘政治”已经是国际关系最常用的词之一，不仅政界人士经常使用，记者也在频繁使用。但是，与许多常用词一样，“地缘政治”的含义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体中。一般而言，“地缘政治学”是从国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研究，而“地缘政治”则是与地理相关的国际行为。在日常用词中，“地缘政治”似乎有取代“国际政治”的趋势。的确，这两个词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只是内涵的侧重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地理因素，后者突出国际关系。
国家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决定。其实，任何物体之间的关系都与它们的空间位置有关，这条原理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同样适用。解析几何用空间位置表示数字，却不完全属于代数学或几何学。同理，不应当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两者有很大的重叠，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地缘政治学的历史早于国际关系学，其范围经常大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前者更多地涉及国内因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经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域濒临地中海，土地贫瘠，贸易发达。所以，古希腊人见多识广，对于地理环境的变化非常敏锐。希罗多德总是详细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即使在希腊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权与陆权的对抗。中国文明核心区地处内陆，大片区域的环境较为单一，与外界交流较少。因此中国古人对地理因素不是那么重视。古代兵书是个例外，但其讨论范围限于小区域内的地形。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也留有对国家地理位置的分析。但不过寥寥数语，而且大多记录的可靠性较差，不足为凭。另外，史书的“地理志”也很简略，多记载户口数字，不注重地理对风俗的影响。但中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话虽然简单，却是人人皆知，非书斋里的理论可比。更可宝贵的是，这句话把地理因素当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与天地并列，没有以偏概全，因此更为妥当，不会走向地理决定论的极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他夸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轻视天、地了。
近代地理学的起源受地质研究的启发。把地理学发展为一个现代学科的是亚历山大?冯?洪堡亚历山大的哥哥威廉?冯?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语言学家，还是普鲁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国的文理中学制度，在1810年创建了柏林大学。学术自由的大学是德国崛起的重要保证，美国向德国学习大学制度，也成为世界大国。（1769-1859）和卡尔?李特尔（1779-1859）。他们都注重地理学中人的因素。洪堡从地理学和宇宙学的研究中看到了“人类平等原则”和“个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则”罗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3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李特尔声称：人是地理学的核心，地理学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形态对人类的关系”《近代地理学创建人》，46页。。洪堡和李特尔都是德国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年出版了《物种起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将深刻影响到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在洪堡和李特尔之后的地理学大家则有弗里德里希?拉策尔（1844-1904）和斐迪南?冯?李希霍芬（1833-1905）。这两位学者也都是德国人，同样有过在美洲旅行的经历。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间（1868-1872）在中国北方考察地质，在后来的中国地质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他提出了黄土高原的风成说，还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此外，李希霍芬还提醒德国注意山东的煤矿和胶州湾海港。1897年，德国抢占胶州湾作为军港。
第15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7)
从这四位德国学者的贡献可以看出，现代地理学在其创建早期有着近乎纯正的德国血统。当年德国对外关系中的最大难题是地理困境。德国地理学家们没有回避这个挑战，况且他们有极好的人文知识修养，能够把地理学、人文知识、国家前途等要素综合在一起分析。于是，地缘政治学在德国应运而生。
地缘政治学的实际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上面的四人之一）。拉策尔的贡献不限于地缘政治学，他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第一代大师”《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3页。。在当时，地理学、人种学、博物学（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是交织在一起的。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尔的主要兴趣在人种与文化，他的中心论题是“文化分布是历史上迁移和模仿的反映”。《近代地理学创建人》，77页。拉策尔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国”（Weltmacht，world power）这个概念。他认为，与世界大国对应的是大空间（Grossraum）。这些观点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前奏。他把生存空间当作是“生物地理学”的内容，认为国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间和位置。后来，拉策尔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学上，写了《政治地理学》（1897）。这本书是地缘政治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论述了海权和陆权的对立。拉策尔注重海洋对文明发展的促进，写有《海洋——民族强大的泉源》（1900）。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1901）中，拉策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参见《地缘政治学与世界秩序》，31页。，其中的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那时，进化论的观点已经普及，把国家当作需要增长空间的“有机体”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定文明是生命体。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万物有灵”思想。但关于维持“生命体”增长的营养，拉策尔带领地缘政治学迈出了有害的一步。不过，如果考虑到那时欧美列强正在为最后瓜分世界而疯狂争斗，拉策尔的观点也就不显得那样咄咄逼人了。
拉策尔为地缘政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剩下的工作将由后人完成。其实，拉策尔本人没有提出“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或“地缘政治学”一词是瑞典政治学教授鲁道夫?契伦（1846-1922）在1905年创造的。他在《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1916）中给予了详细阐释。他认为，国家有5个“器官”：空间、人民、经济、社会、管理契伦提出国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受到重视之前。他所说的管理是国家管理，与今天理解的企业管理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原理却是相近的。。在契伦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而距拉策尔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其实，契伦的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拉策尔的政治地理学。两者的研究范围没有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名称。契伦的贡献远远不止一个名词。他继承了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理论，支持大国向外扩张。在他看来，国家有机体在发展中争夺生存空间是自然法则所确定了的。为了保持争夺资源的行动自由，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状态中自给自足，不依赖和平。
地缘政治学起步之初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殖民时代最后的疯狂。从国家有机体到生存空间，地缘政治学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强食”的习性。这是20世纪初的“时代精神”。从梁启超到鲁迅，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论的影响。与德国完全不同的是，中国是惨遭瓜分和蚕食的国家。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扩张。同时，他们还潜藏着对国民“不争”的愤怒。
契伦是身为小国公民却很有成就的地缘政治学家。其余所有地缘政治学家都是大国公民。这是因为地缘政治是大国的游戏，地缘政治学是大国的地理学。契伦亲德国——瑞典的南方邻国，深受拉策尔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可以被归入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在《现代大国》（1914）中，契伦认为小国注定要臣服大国，组成更大的国家。他看好德国的作用。在奠定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300多年，在契伦写《现代大国》之后100年，欧洲经历了多次大战，至今没有完成统一过程。其实，欧洲的这个过程并不算很长。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权力最后的高度集中。
第16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8)
与其他学科不同，“地缘政治学”之前可以冠以国家名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没有“地缘政治学”，但贡献却很大，可以说是“有其实，无其名”。美国海军军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德国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这本书，把它发到每一艘军舰上。在威廉二世的专制统治之下，德国推行全球扩张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处出击，“争夺阳光下的地盘”。1900年，在欢送德国军队到中国镇压义和团时，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黄祸”论，要求德军严惩中国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为是的威廉二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从19世纪末开始，英德两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英国当时的政策是保证它的海军军力超过其他任何两个国家之和。德国日益强大的海军被英国看做巨大威胁。在一战中，德国海军的军舰质量、军人技能超过了英国海军，但数量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企图集中兵力消灭英国海军，却在日德兰海战中失利。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舰队一直被封锁在港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存在舰队”。战后，德国军舰被收缴、销毁。德国始终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海上霸权。
德国寻求的不仅是海上霸权。在一战之前，德国的海权和陆权两派对立起来，争夺有限的国家预算。两权对立的思想源自拉策尔。与海权派一样，陆权派也有宏大的计划。德国的“东进”（Drang nach Osten——向东突进）可与美国的“西进运动”做一番异同比较。战略不仅指向东欧和俄国，还包括欧洲之外的东方。19世纪末，德国计划修建巴格达铁路，用铁路把北海和波斯湾连在一起。线路从汉堡、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这条铁路将严重侵犯英国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最终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流产。在海上和陆地上，德国的政策都对现有大国英国构成威胁。英德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最终因为奥匈帝国皇储被暗杀这个偶然因素爆发大战。一战前德国的地缘战略完全没有章法，非常混乱。这与统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显学。把它进一步推广到人人皆知程度（却不是好名声）的是德国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将军（1869-1946）。豪斯霍费尔接受了契伦的思想，他相信，“对地理现实的忽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43页。因此，他决心改变德国对地理认识的不足，促使德国从失败和屈辱中复兴。拉策尔和契伦是一战之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导师。豪斯霍费尔熟悉他们的理论。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豪斯霍费尔仍然持海权与陆权对立的观点，把英国作为德国的最大敌人。他认定德国的命运在东方，那些中东欧国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为德国的成长让出地盘。但他不赞同依靠侵略来达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国和苏联结成大陆联盟，共同对抗海权国家。纳粹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敌视犹太人创立的共产主义，因此不能与苏联长期合作。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豪斯霍费尔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发出欢呼。第三帝国用意识形态取代地缘政治分析，树敌过多，最终一败涂地。冷战结束之后，北约东扩，中东欧的小国大多被纳入欧洲，证实了德国地缘政治学“东进”的判断，也似乎达成了豪斯霍费尔的愿望。不过，北约东扩与豪斯霍费尔的设想有一个差别：主导国家不是德国，甚至不是欧洲国家。
1924年，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宣扬他的主张。纳粹上台后，这本杂志逐渐充满了纳粹意识形态，豪斯霍费尔对杂志的影响力日益消退。不过，即使不考虑纳粹的影响，豪斯霍费尔的理论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这不完全是豪斯霍费尔的错。地缘政治学具有原罪，它的理论包含着内在侵略性。豪斯霍费尔和其他许多地缘政治学家把国家看做是在空间中生长和扩张的生命体，其生长需要营养。这没有错。在历史上，国家和民族强大时总是向外扩张，现在所有大国（以及许多中小国家）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地缘政治学具有明晰的逻辑。如果一味强调扩张和对抗，制造了氛围，就会使战争的动机和规模都失去控制。20世纪前半期德国的教训是，地缘战略目标必须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时使用文化、经济等资源加以促进和调整。可惜，在俾斯麦之后的德国权力圈内，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第17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9)
与大空间相对应，豪斯霍费尔设想全球将出现四个泛区域：南北美洲各国组成的泛美区，由美国主导；从东北亚到澳大利亚的泛亚区，由日本主导；欧洲与非洲统一后形成的泛欧区，由德国主导；苏联和印度等国的泛苏区，由苏联主导。豪斯霍费尔的这个观点很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也还有点超前。虽然区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还没有豪斯霍费尔设想的那样大。豪斯霍费尔认为泛欧的命定空间在德国，泛亚的命定空间在日本。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一次战败就可以终结一个国家的好运。德国非常幸运，在20世纪有过两次成为支配大国的机会，但都因不知节制而失败了。
在极权政治之下，学术是虚弱的。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不是学者的地缘政治学了。纳粹德国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费尔在慕尼黑大学的学生。赫斯在那里接触到地缘政治学。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后，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豪斯霍费尔经常去监狱探望他的学生。赫斯则把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教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从中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纳粹上台后，豪斯霍费尔深陷到政治漩涡中。1941年5月，赫斯驾机逃往英国，可能是为了谋求英德之间的和平。豪斯霍费尔和儿子阿尔布莱希特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旋被释放。阿尔布莱希特也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受到1944年7月谋杀希特勒事件的牵连，父子俩再次被捕。父亲随后被释放；儿子则被纳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杀。美军占领德国后逮捕了豪斯霍费尔。1946年3月，豪斯霍费尔夫妇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莎也加入到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事业中。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费尔格雷夫的《地理与世界大国》（1915）翻译成德文。在家中自杀身亡。德国的地缘政治学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复苏的可能。
除了德国之外，20世纪上半叶地缘政治学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乔治?N?寇松勋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从马背上摔下来，脊柱严重受伤。终生残疾使他经常疼痛得昏迷过去，却没有阻止他长途旅行。在1887-1894数年间，他到了俄国、中亚、波斯、暹罗、印度支那、朝鲜、阿富汗、帕米尔，写书记录下他的东方之行。寇松不是单纯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缘政治的，总是围绕着英属印度的安全。寇松在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担任印度总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在印度时，他把西北边境的独立部落地区变成印度的一个省，就是现在美国无人机经常攻击的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1903年底，寇松派荣赫鹏带领英军入侵西藏，以阻挡俄国势力经由西藏到达印度。英军在占领拉萨后没有发现俄国人的影子。英国势力却在与俄国的大角逐中进入了西藏。“西藏问题”由此产生。1912年，寇松在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时说：
在地理学的帮助下——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伟大自然力的运作，人口的分布，商业的进步，疆界的拓展，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Subjects of the Day，George 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 Allen & Urwin，1915?转引自《东方学》，274页，三联书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缘政治的实践者。英国地缘政治学是由众多像寇松这样勇敢的冒险家、军人奠定的。这是英德两国地缘政治学的不同之处，符合它们各自的哲学传统。英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8岁。豪斯霍费尔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敌人”《地缘政治学》杂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页。转引自E?W?吉尔伯特：《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译本引言，17页。麦金德比豪斯霍费尔年长，从事地缘政治学研究也较早。但豪斯霍费尔与地缘政治学前驱们在理论上一脉相承，而麦金德则像是一个旁支。对于后世，麦金德的影响可能更大。为了叙述的连贯性，在这里把麦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费尔之后。敬请读者诸君注意。。麦金德是牛津大学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英国国会议员。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讲，论文的题目是《历史的地理枢纽》，突出了枢纽地区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稿成为地缘政治学的经典著作。麦金德把俄国看做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因为俄国占有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带（心脏地带）。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麦金德出使俄国，使命之一是煽动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动摇革命的基础。麦金德认为，来自枢纽地区的威胁与哪个国家控制它没有关系。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并进而挟中国之力征服俄国，占领心脏地带，就会对西方构成“黄祸”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70-71页，商务印书馆，1985。这本小书收录了麦金德的两篇演讲稿：“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历史的地理枢纽”。由此可见在对“黄祸”的担心中，英国与德国没有区别，尽管它们那时是对手。。在对待黄种人的态度上，德国和英国在那时基本一致。
第18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10)
在皇家地理学会的那次演讲15年之后，麦金德把他的演讲稿扩写为《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此时正值巴黎和会，据说麦金德是写给参加和会的各国代表们看的，提醒他们向东看。麦金德对他原来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枢纽”（pivot）改称为“心脏地带”（heartland），而把欧亚大陆和非洲称为“世界岛”。书中有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话：
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p150，Halford Mackinder，New York：W?W?Norton，1962。
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指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与外界没有或很少有海运联系的地区。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里海的顿河、伏尔加河，注入咸海的阿姆河、锡尔河，以及塔里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额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这个地区与海洋隔绝，海洋大国不能从海上向这些地区发起进攻。在历史上，征服欧亚大陆各地的游牧民族都从这个地区出发。铁路出现之后，加强了心脏地带的机动性，可以与海洋航运相比。因此，俄国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击。“枢纽国家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扩张，使力量对比转过来对它有利，这将使它能够利用巨大的大陆资源来建立舰队，那时这个世界帝国也就在望了。”《历史的地理枢纽》，69页。在二战之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各国，几乎完全占有心脏地带，与美国形成了两强对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国”。但麦金德的预言没有实现。苏联没有能够统治世界岛，更没有主宰全世界。相反，大陆强权苏联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僵硬的极权统治不能灵活应对，终于分崩离析。麦金德站在欧亚大陆外缘的一个小岛上瞭望大陆。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观点。英国的传统政策是保持欧洲大陆上的均势（力量平衡），不能产生一个对英国构成威胁的大国。麦金德担心，在大陆的心脏地带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对英国构成威胁，而衰落中的英国对此却无能为力。
麦金德把“心脏地带”之外的土地分为两层：内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中，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与“心脏地带”在土地上连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区在欧亚大陆之外，从英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到日本，与“心脏地带”隔着海洋。麦金德看重“心脏地带”，较轻视外围地区。实际上，在所谓的心脏地带，荒凉的西伯利亚不适宜人类生活，更从来没有产生过权力中心。在遭受法国、德国入侵时，俄国（苏联）的权力中心从没有退到乌拉尔山以东。即使把心脏地带看做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从里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亚、蒙古。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大陆的外围地区攻入中亚不乏例证。波斯人、阿拉伯人、汉人都曾经是中亚一大部分的主宰。甚至在工业时代之前，面对外围地区的火炮等技术优势，心脏地带南部已经彻底失去了权力。大概有鉴于此，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师从马汉的学说。与麦金德强调“心脏地带”的威胁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如果麦金德算是陆权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权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权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兰。他原来是社会学家，出版过《格奥尔格?齐美尔的社会理论》齐美尔（一译西美尔，1858-1918）是德国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冲突、权力、社会交往、调情、货币等。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齐美尔介绍到美国的学者之一。尚不清楚齐美尔的社会学如何影响到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在方法上，齐美尔是反实证主义的；斯皮克曼是实用主义者，与美国的哲学传统一致，与齐美尔的抽象分析不同。（1925）。他还是耶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创建者。与豪斯霍费尔类似，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从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他转而研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在1938年和1939年发表了两篇地缘政治学的长文。这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斯皮克曼反对美国的孤立主义，坚持美国应该维持欧亚大陆上的均势，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护。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1942）以及在他身后出版的《和平地理学》（1944）。斯皮克曼声称“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是最持久的”。的确，极权统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数量、文化传统等因素。但到目前为止，暴君仍无力改变地理环境。正当美国与德国、日本酣战之时，斯皮克曼建议在战后保持一个强大的德国，以对抗苏联；他还预言中国将在战后崛起，而美国将不得不帮助日本的防务。实际上，中国的崛起被内乱迟滞了数十年。但斯皮克曼的预言仍然没有错。他能有如此远见是地缘政治分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