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观念(31)
b?区域化的必要条件：以东亚为例
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容是区域化的必要前提，是最低的必要条件。理想的状态是各国价值和制度的相近、相同。除非在区域化开始之前各国已经存在相似的价值和制度，否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模式。古代中国的制度曾被一些邻国所模仿，其影响至今仍可以看到。这也是区域化将在全球化之前完成的原因——全球化需要兼容更多的文化、价值和制度，因此需要以区域化为基础。从国家到全球的距离太大，不可能一步走到。在区域范围内，国家间的相似程度较大：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等。比如，中东的大多数国家以阿拉伯人为主要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非洲各国大多是前殖民地，国界的历史短暂，国家意识还不强；南美居民多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并有印第安人的血统，多信仰天主教；西欧居民享有共同的历史、宗教，语言和文字接近，人种混一；东欧虽然与西欧有许多不同，但受西欧的长期熏染并仰慕西方文化，又面对俄国的压力，因此能够与西欧一起发展欧盟。
本书的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部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的差异最大。制度横跨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光谱；经济从赤贫国到富裕发达国。东亚的文化也更具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有众多信徒，道教以及其他一些本土宗教也有许多信仰者，有佛教国家，也有伊斯兰国家，还有保留了一些儒家传统的中国。东亚的国家规模也极其不均等。面积从新加坡的600多平方公里到中国的9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从文莱的不足40万到中国的13亿多。国家的独立程度也有差别，有日本、韩国这样的半独立国家（至少在军事上），也有朝鲜这样几乎完全拒绝外来影响的国家。中国的领土和人口在东亚独大，经济将可能在20年内独大。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援引一些机构的研究结果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是日本的4-5倍。新华社2009年4月18日电。不过，中国有一些在中短期内难以弥补的严重不足：国民富裕程度低，科学技术水平低，海外投资能力低，文化创新能力低，制度号召力低，而且在军事上被现有超级大国视为潜在对手。除了加工产品的出口之外，中国各方面的出口能力还很有限。离开道义、文化的号召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领导国。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更不具备领导东亚的能力。由此可见，东亚的地区一体化可能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需要更多的意志、智慧和时间。
在过去100多年中，日本最早萌发领导东亚的念头，期望团结黄种人与白种人抗衡。早在明治末年，日本就出现了关于种族战争的想法。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中，战胜国日本饱受种族歧视。为了准备种族战争，日本需要先行在东亚扩张。入江昭：《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5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日本侵略战争的借口一度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东亚新秩序”，以日本的霸权取代西方的霸权。直到1940年8月1日，因战事不顺，首相近卫文麿的外相松冈洋右才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然后，日本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更进一步图谋建立“世界新秩序”。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导致了日本与美国的危机。1941年10月，近卫不敢面对他制造的紧张局势，辞去了首相一职。继任者东条英机正式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并于该年年底偷袭珍珠港，入侵东南亚。东条首相在1942年时说：“整个亚洲，不管是独立国家还是刚占领的领土，都必须归并日本，各自为日本而贡献力量。”Beasley，Japanese Imperialism，1894-1945，pp237-238。转引自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文出自第七章“日本：一味追求强权的机会主义”，本章作者是肯尼斯?B?派尔。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含义，是奴役和殖民的思想。西方殖民统治那时已经奄奄一息。日本不知道这是末班车，还拼命想挤上去，把西方人挤下来。日本确实挤上去了，却没有想到列车刚出站就倾覆了。
由于日本使用暴力失败，东亚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制度兼容，其动力需要来自道德与文化的力量，以及更密切的经济合作。区域化的过程中不应有强迫，需要各国、各民族的平等合作。中国在真正走向世界之前，必须认真经营好东亚，和地区各国一起迎接全球化。任何组织的有效运作都需要领导力。平等合作不排除倡导与领导。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责任，中国责无旁贷，也无处可贷。
第4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
第二章不可分立的四权
权力和权力政治
在古汉语中，“权”指秤砣。“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班固。“权”也可作动词，称量。“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权衡”就由此而来，“为之权衡以称之”。《庄子?胠箧》。“衡”本来指车辕上的横木，又指秤杆。权、衡分别指秤砣与秤杆，两个字合用仍是称量轻重的意思。古人借用“权”指称不可见的“权力”时，显然认为权力是相对的，需要另外“重物”的平衡。但是，在权力博弈中，权力终于越来越集中。拥有权力的一端独大，而在另一端的绝大多数百姓根本没有分量。中国社会也就日趋一日地没落了。
权力在原始状态中产生，从无生有。在高度集权之下，权力趋于分散。但在强烈的干涉下，权力又会被聚拢。集权制度是权力者的胜利。总是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斗争，最后的政治制度是集权还是民主，取决于哪一种势力在斗争中占有优势。人和其他动物都争夺权力。但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伯特兰?罗素说：“动物满足于生存和繁殖，人类则还要扩张。……在人类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和荣誉欲。”罗素：《权力论》，3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不过，罗素承认，很难把权力与荣誉截然分开。荣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权力。在崇拜官级的文化中，在专制体制中，权力几乎是荣誉的唯一来源。苏联领导人经常给自己授勋，明武宗也喜欢给自己增加新的官衔，而现代中国的最高奖励也是给一个官衔。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力就是一切。在得到权力之后，其他欲望就能够得到满足。
按照马克斯?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是“在一个社会关系之中即使一个行动者遇到抵制也处于能够推行他的意愿的地位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的定义是：“A对B拥有权力，以致他（她）能够使B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这两个定义大概是最被广泛使用和讨论的了。权力只有在有施加对象时才存在。罗德里克?马丁说：“就最广义而言，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它改变资源的占有关系。自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有这种资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动才能获得这种资源。”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三联书店，1992年。这一描述对国际关系同样适用。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以各自利益为基础。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依赖度较小的一方比其余各方拥有更大的权力。基欧汉和奈说：“在某种关系中，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拥有较强的权力资源，该行为体有能力促动变化或以变化相威胁，而一旦该关系发生变化，则相比而言，该行为体付出的代价小于他方。”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正文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他们指出了国家间相互依赖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区别。例如，两国对某一变化（如石油价格上涨）具有同样的敏感性，但如果后者比前者多了替代选择（如以适中的代价开采国内资源），它们的脆弱性就会大不相同。最大的“变化”是战争。战争是最赤裸的、也最有效的权力表现方式。
因为依赖的不对称，国际关系的最显著特点是支配，而不是相互依赖。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也以一方的支配为特点。韦伯说：“就其最一般性的意义而言，‘支配’乃是共同体行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说：“除了无数其他可能有的类型之外，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支配类型存在，亦即基于利害状况（具体而言：基于独占地位）的支配，与基于权威（命令权力与服从义务）的支配。”《韦伯作品集Ⅲ?支配社会学》，4页。除此之外，韦伯还提出“卡理斯玛支配”，即魅力支配，唤起大众的英雄崇拜情绪，大致接近于国际关系学中的软实力影响。在别处，韦伯提出“支配的三个纯粹类型”，包括“卡理斯玛支配”，但另外两个的含义似乎与以上所引有出入。见《韦伯作品集Ⅱ?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303页。“共同体”可以解读为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在国际关系中，这两种类型的支配都源自权力或实力。马丁?怀特认为，世界历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题是“大国接二连三为争得对国家体系的控制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权力政治》，7页。汉斯?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如同总的社会一样，政治受制于植根于人性的客观规律”。如上所述，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动物性。摩根索的第二条原则是“穿越国际政治大地时的路标是由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版。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调节的领域。”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100页。引文出自第四章“政治结构”，作者为肯尼斯?N?华尔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约翰?米尔斯海默把华尔兹的理论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而他则多迈了一步，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说：“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请注意，体系就是系统。从这些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可以看出，国家和猴群等原始组织类似，其功能是争夺和保护地盘，以及地盘上的食物和水等利益。
第4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2)
在国际政治中，权力与地理空间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国家间政治：对权力与和平的争夺》（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1948）。这本书的名字显然在模仿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Robert 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出生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亲眼目睹了全球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开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见过希特勒的啤酒馆表演（慕尼黑是纳粹运动的发源地）。斯特劳兹-于佩在1923年移民美国，那时正是大萧条时期。他先担任美国金融机构的国外投资顾问。因关于纳粹的讲演受到重视，于194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政治学教师，研究纳粹的地缘政治学。1946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地缘战略学家。斯特劳兹-于佩是当时新兴的国际关系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创办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FPRI），两年后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间，他先后出任美国驻斯里兰卡、比利时、瑞典、北约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劳兹-于佩是20世纪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家。与凯南不同，他和艾奇逊倒是比较投缘。的《地缘政治：对空间与权力的争夺》（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1942）。斯特劳兹-于佩和摩根索都是欧洲移民过去的美国人，他们的母语都是德语。这两本书的初版日期，前者晚于后者6年。摩根索把副标题做了一点改动，把“权力”放到了前面，并用“和平”取代了“空间”——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一个变化，多了一点理想色彩。正如二战所显示的，和平是一个结果，是国家欲望得到满足或遭到镇压之后的结果。除非国家感到无能为力而不采取行动，否则和平很少是一个目标。作为一位现实主义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来自国家权力的满足。一个国家争到了权力，也就获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权力争斗中被破坏的。如果国家因自身软弱而过多追求和平，必定会丧失更多权力，如二战前的法国和英国。因此，作为国家欲望的对象，和平取代空间并不合适。摩根索的副标题更符合理想——和平毕竟极其珍贵。但斯特劳兹-于佩的副标题更符合现实。现在，侵略受到谴责，占领遭受打击，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决定性影响。但空间与空间扩张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国遍及全世界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也同样重视权力。他说：“全球政治也一直总是有关权力和权力争夺，今天的国际关系正在沿着那个关键的维度变化。”The Lonely Superpower，Samuel P?Huntington，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实，“文明冲突”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冲突。它与国家冲突的不同之处在于，文明取代国家成为权力冲突中的主体。文明冲突不可能消除国家冲突。它只是权力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权力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如国家冲突、民族冲突等等）交织在一起，并同样深受地理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对价值也越来越重视。在1950年代初，汉斯?摩根索强调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波澜。那时，在美国权力之上还蒙着一块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纯洁的人真诚地相信正义的力量。今天的国际关系应该添加更多的内容，不仅要有正义、权利，还必须包括有效的管理，减少冲突、疾病、贫穷等危害人类福祉的灾难。这样的任务不是庞杂的联合国等机构所能胜任的。在竞争的同时，大国还要学会合作管理这个世界，而不是完全执迷于互相竞争，最终走向冲突和战争。只有大国才有力量（权力）管理这个世界。在变化的世界中，原来的大国需要和平让渡部分权力和利益，新兴的大国要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如此，整个世界都会从中获益。
第4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3)
四权及其相互关系
按照在空间分布的范围，权力可以被分为四种：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又称天权）。“陆权”是指在陆地上的权力，“空权”是指在天空中的权力，另外两种以此类推。陆权和海权的对立有着较为久远的历史，是地中海的产物。希腊与波斯的战争、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都可以从海权和陆权对抗的角度予以解释。古代中国在地理上较为封闭，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除了内战之外，主要是定居农民与北方游牧民之间的战争。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战争没有离开过陆地。因此，中国的海权观念产生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没有与海权对应的陆权观念。
在使用“陆权”时，人们往往有两层意思，一指在陆地上（主要是在大陆上）取得军事优势的能力，二指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前一个实际上是“制陆权”，后一个是“陆权国家”。只有“陆权”这个词有这两层含义。“海权”、“空权”、“太空权”都是指获得军事优势的能力，实际上是“制海权”、“制空权”、“制太空权”（或“制天权”）。它们都不指涉国家，也不可能指涉国家，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建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中，至少目前还没有。岛国是海中的陆地国家，而非漂浮在海上。一个岛国未必就是一个拥有制海权的国家（海权国家），就像一个大陆国家未必是制陆权国家（陆权国家）一样。有些人讨论一个国家是“陆权”还是“海权”时，往往指在与外军比较时，本国的海军和陆军哪一个相对强一些，而实际上这个国家无论在陆地还是海洋上都没有军事优势，比如清末的中国，既不是海权国家，也非陆权国家。汤加是一个岛国，却不是海权国家。如果一个大陆国家不能在陆地上取得军事优势，它就不可能是一个陆权国家。在战争中，优势的一方未必会取得胜利。必须把军事优势转化为军事胜利，才可能获得“制X权”。“制X权”不会独自存在。为了打击敌人，各种权力需要相互支持，很难把一种权力与其他权力剥离。在战争中，它们经常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关于中国是陆权还是海权之类的讨论是建立在错误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概念混乱必然导致思维混乱。
现实中的人需要在三维空间内活动。不过，在航空时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陆权和海权看成是两维的，是权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运作。美国人早在18世纪独立战争时就发明了潜艇。使用潜艇作战是为了控制水面船只和水面航线，不是为了控制海底世界。因此，水面之下的权力仍被算作海权的一部分。在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了飞机之后十多年，空战出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飞机被用于战争。从此，权力争夺变成了三维立体的，从地球表面进入天空。又过了数十年，人类上升得更高，可以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还掌握了重返大气层的技术。大规模使用空间技术始于美苏竞争。太空开发是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争夺权力。
地缘政治学离不开探讨“陆权”和“海权”。但中国还没有建立地缘政治学。有时，这个学科被精简到只剩下这两个概念了，不仅显得形销骨立，而且学者们还勇敢地把它们完全对立起来。简陋版的地缘政治学者在本应互补的权力之间无端地制造对抗。这是一个无知而危险的倾向。在时间上，四权的出现有早有晚，但它们决不是完全对立的。仅仅强调制陆权或制海权，尤其是把它们对立起来，表现了提倡者思维的僵化。他们还停留在八国联军或日俄战争时期，完全拒绝了解过去100年的技术进步和理论发展。
人们都具有“鱼生活在水中”这个常识，许多人也知道这个规则有例外。借助特别进化的鳍，有的鱼可以在陆地行走，还能爬树；有的鱼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称为飞鱼。河马的汗腺很少。在炎热的季节，它们在白天必须生活在水中。它们并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钟，再浮出水面换气。鲸鱼不是鱼，不能从水中获得氧气，却位于海洋食物链的顶端。很少有人因为鳄鱼被叫做“鱼”而胆敢在陆地上招惹它们。其实，鳄鱼也不是鱼。大多数鸟类能够飞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鸟很少在空中猎取食物。在陆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鹅却可以在海洋里灵活捕食。涉禽在浅水处寻找小动物，有些飞鸟从空中俯冲到水中捕鱼。所有的鸟都不会永远在空中飞翔，它们需要在陆地休息和繁殖。昆虫是较低等的动物，体积也较小。有些昆虫（如蝉和蚕）会经历从爬虫到飞虫的变形。许多动物过着两栖或三栖生活。它们从不知道人类已经给它们归类，更不了解地缘政治学者的工作。所以，它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权”限制在陆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赐予它们的能力。如果学者们拘泥于陆权、海权之争，不仅罔顾现实，恐怕连许多低等动物都不如，实在有愧于人类的进化。
第43节：不可分立的四权(4)
在战争方面，人类要比其他动物发达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各国军队的组成不太一样，不过，一般都会有陆、海、空三军。此外，少数国家还有海外干涉的海军陆战队、外层空间的太空部队、虚拟空间的信息部队。早期军种的结构较为单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陆地的就在陆地。在过去100多年中，军队已经呈现立体发展的模式。陆军有在空中作战的航空兵；空军有在陆地作战的空降兵；海军有航空兵，还有陆战队，他们的任务分别是在空中和陆地作战，也有从空中向陆地攻击、从陆地向空中攻击的能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是一个独立的军种，拥有自己的飞机、坦克和军舰，三位一体又自成一体。陆战队为美国的海外战争充当先锋，是一支可以独立作战的军队。如果拥有良好的侦查、通讯和指挥系统，通过外层空间的卫星，各军种还能够在战争中互相支持，协同作战。各军种的装备不同，训练场地不同，进攻方式不同，却有共同的、而且应该是唯一的目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军人打击敌人的手段受到国际公约和道德准则的制约。但是，军人必须时时尽力突破地理的阻碍，减少空间因素对它们打击能力的制约。
三权分立与四权合一
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内，国家的责任是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外，国家的责任则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和尊严，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张本国的利益（过去还有土地）。行有余力，再考虑世界的整体利益，如气温上升、核扩散等问题。在无政府而且弱肉强食的世界，各国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国家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军队的作用是防范潜在的外国威胁，不是为了镇压本国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决国际争端，就可能需要动用军队，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击敌人。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会导致国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善恶交织的。但在现阶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愈有待于国家的消亡，成立拥有最高权力的全球联合政府、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实现全世界的民主与大同。这是一个遥远的前景。目前，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残酷的现实。
各大国争夺权力，不太在意别国的损失——除非得不偿失。在国内政治中，权力也同样重要。更重要的是权力的来源与合法性。20世纪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国内的专制不可能增强该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在国内政治制度设计中，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权力者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一国之内的专制比国际社会中的专制要坏得多。因为各国有军队，即使不足以和霸权直接对抗，也可以维持独立。况且各国还彼此牵制，即使超级大国也没有能力完全独断专行。但在专制国家中，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独立的个人。与国家权力相比，个人极其渺小，在受到压迫时根本无力反抗。专制的国家机器是人压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个人权力的保障体系。在民主国家中，如果权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国家必将走向专制。权力失衡必将损害全体国民的权利、国家的未来发展潜力，以及国际上的竞争力。这是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必须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说：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论法的精神》上，156页。
孟德斯鸠接着说：三权在握的国家机关可以用它的意志“去蹂躏全国”、“去毁灭每一个公民”《论法的精神》上，156页。，从个人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独裁者反对分享他们独霸的权力，拒绝归还本来属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专制政体一定把自己国家的人民当作最大的敌人或潜在敌人，本能地镇压对他们绝对权力的挑战——真实的或幻想的挑战。独裁者们不仅直接享用绝对权力，还从绝对权力中获取无限利益，并且还要福泽广被子孙（但经常是祸及子孙）。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把权力的使用方向对准本国人民，必然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国家财富来自纳税人，然后被用来压制纳税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因压制而产生内乱。其实，一个较稳定的专制政体也处在内乱之中，因为人民总是被独裁者当作潜在敌人，需要“戡乱”。对内镇压的后果必然是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其他国家对它的压迫政策的支持或漠视。在中国，这种现象在清朝末期表现得非常清楚。
第44节：不可分立的四权(5)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国结出累累硕果。詹姆斯?麦迪逊是三权分立的积极倡导者。他因此被誉为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言论是孟德斯鸠式的。他写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联邦党人文集》第47篇，246页。文章发表于1788年2月1日，署名为“普布利乌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詹姆斯?麦迪逊三人共用的笔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间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推动费城制宪会议上制定的宪法获得通过。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麦迪逊又写到：“不能否认，权力具有一种侵犯性质，应该通过给它规定的限度在实际上加以限制。”《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252页。他们限制权力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麦迪逊后来当选为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的建国之父是老练的政治家，都有机会通过总统选举或当选总统的任命获得很大的权力。在设计宪法和塑造传统时，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大致前途。但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给国家权力套上笼头。否则，必定是美国人民被套上枷锁，美国的自由与杰出贡献都不会出现。这是美国建国之父的伟大之处。
四权可以表现为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三权虽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却是不可见、不可触摸的。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四权的使用目的与三权相反。四权是对外的政策工具，用于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付敌人。在国际关系中，四权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制约，还必须彼此加强。本来，在战争中就是要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打击敌人。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敌人产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预感。在使用过程中，四权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拥有了其中一个就必然失去另一个。在空间上，陆权、海权、空权、太空权，后面的“权”的范围大于前者，有时还能够包围或覆盖前者，加强前者的力量。所有权力都以陆地为基地。
四权不是全部。国家间的对抗不仅包括所有四权，还包括国家的综合实力、人民的意愿和意志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几个因素，必定会在计算均势时出现失误，有时会是重大失误，从而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受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财政资源、物质资源等诸多限制，并面对长期利益（如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短期利益（如某种武器的开发或购买）之间的平衡。掌握各种权力的长官为他们的部门争取更多的资源。国家的决策者们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综合判断：适合这个国家的力量组合是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力量组合？什么样的力量组合可以发挥最大功效？在综合考察和判断过程中不能割裂四权，也不能忽略国家的长期利益。毕竟，拥有打击敌人的最大权力，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
所以，权力的均衡（均势）是一个很复杂的计算难题，有时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
霍布斯、汤因比和马汉的比喻
在人类进入天空和太空之前，他们的活动场所在陆地与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权力始于陆地，然后进入到海洋。即使对于一个岛国，它们也同等重要。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那一年，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成为海洋霸主国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陆地比作为国家提供“营养”的“母亲的双乳”。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陆地之前：
物质的数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范围之内，这些商品上帝往往通过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的双乳——海洋与陆地无偿地赐予人类、或是以劳动为代价售予人类。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9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引文出自第二十四章“论国家的营养与生殖”。从中可以听见后世地缘政治学家的“国家生命体”的先声。
第45节：不可分立的四权(6)
显然，霍布斯认为海洋和陆地对人类的贡献是对等的。在陆地上，游牧的草原、农耕的平原和荒凉的沙漠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广阔而平坦，便于瞭望，便于通过。当然，与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条件要恶劣得多。但沙漠也有边缘、河流、绿洲，可以使用骆驼队运输。在那里，贸易和交通比在山区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在汉语的某些词中，“海”有时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个译音，地望不是很明确，在汉朝时大概是北方的一个湖（呼伦湖、贝尔湖或贝加尔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参见《辞海》“瀚海”与“翰海”词条。唐初设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的前身），辖境在今天蒙古国北部及与之毗邻的俄国地区。“瀚海”的名称保留至今，内、外蒙古边界上的盆地被称为“瀚海盆地”。到了后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实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么，草原就更像大海。
丝绸之路是从中亚诸多大沙漠和绿洲经过的贸易通道。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骆驼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誉为“沙漠之舟”。在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牵着骆驼，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国和罗马连接起来。丝绸之路从亚洲内陆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这条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罗代尔指出，地中海有三面连着辽阔的沙漠：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东部的叙利亚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会混淆沙漠和草原，应该认为它们是一样的）。他说：
沙漠商队对地中海的贸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赖。……地中海的历史磁场，一极在欧洲，另一极就在辽阔的沙漠。这些荒芜的海岸吸引着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着这些地区。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作为人类早期的迁徙和贸易通道，沙漠（以及草原、平原）与海洋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另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草原比作“无水的海洋”。他在研究语言的传播路径时发现：
草原像“未经耕种的海洋”一样，它虽然不能为定居的人类提供居住条件，但是却比开垦了的土地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从它们作为传播语言的工具的职能来说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们的语言传播到他们所居住的海洋周围的四岸上去。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2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汤因比指出，古希腊语、马来语、波利尼西亚语和英语都是通过海洋传播到广大的区域。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在相近的海岛之上，人们说同一种语言。在草原周围也有类似的语言现象，证明了对于人类，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汤因比列举了四种语言作为例证：
由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播，在今天还有四种这类的语言：柏柏尔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印欧语。《历史研究》上，234页。
汤因比也有个布罗代尔式的误差：在这四种语言中，前三种更多是通过沙漠传播，而非草原。柏柏尔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中亚和西亚。这一大片地区连在一起，共同点是干旱，沙漠广布，草原稀少，有一些绿洲。
无独有偶，海权倡导者马汉从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马汉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来强调海洋的重要性。在谈到布匿战争时，马汉认为罗马人取胜的原因是他们“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从未危及过罗马人对海洋的控制”。A?T?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因此，在罗马本土和西班牙之间，罗马人可以经过地中海互相支持。攻入南欧的迦太基军队却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与北非本土的交通线受到罗马海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军队之间的联系也只能通过陆地长途跋涉，疲于奔命，最后被罗马军团各个击破。说到此处，马汉似乎意犹未尽，又打了个比喻：
第46节：不可分立的四权(7)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这片沙漠里，罗马人占据了资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萨丁岛“山脉”，在塔拉戈纳、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构筑了坚固的哨所，占据了热那亚附近的意大利海岸并将马赛和其他据点的要塞实施联防；假如罗马还拥有一支能够随意穿越沙漠的武装部队；而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在这里处于劣势，为了集中部队又不得不绕大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清这种军事形势，这支特殊部队的价值和作用就毋庸赘述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27页。
在马汉的这个比喻中，用“草原”替换“沙漠”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沙漠的环境比草原的更严酷，需要更加特别的技术和装备才可以顺利通过。马汉用沙漠为比喻更能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从两人的比喻可以看出，虽然海洋和陆地看起来区别很大，它们有一个共同价值——通过性。汤因比是历史学家，马汉是军人。所以，汤因比侧重文化的传播，而马汉关注军队的交通。他们都敏锐地看出，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交通要道。在克服地理障碍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适合远距离运输和传播，因为它们平坦而广阔。
最后再加一个草原（或沙漠）与海洋的对比。它出自装甲战理论的首创者之一富勒：
在平坦的地区，例如俄国南部大部分地区，除江河、森林外，没有影响履带车辆运动的障碍物。因此在这些地区，未来的作战很可能类似海上作战。J?F?C?富勒：《装甲战》，4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
富勒的预言很准确。在10多年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的装甲部队在库尔斯克、奥廖尔一带的大平原上进行了一次决战。草原上的坦克或许像是海洋里的军舰吧。
马汉、特纳以及美国的扩张
中国学者在强调海权的时候，总是要提到马汉，却往往忽视了马汉的同胞、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61-1932），或根本对他一无所知。与马汉注重海权不同，特纳研究的是美国边疆由东向西的扩张，即大陆扩张。他认为，“西进运动”是塑造美国历史的最重要因素。特纳谈的是美国西部拓荒史，马汉写的是西方海战史。在年龄上，马汉（1840-1914）比特纳年长21岁。两人基本上属于两代人。特纳的主要作品是《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1893）其中的“边疆”是指陆地边疆。海洋的边界就是海岸。，马汉的代表作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它们公开发表的时间仅相差3年。放在历史之中，3年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两部作品属于同一个时代，分别反应了美国大陆扩张的结束和海外扩张的开始——结束和开始都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了，因为历史多是渐进的。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逻辑上，特纳和马汉的观点都是前后衔接的，是从陆地扩张走向海洋扩张时期的理论总结。他们最大的区别之一是马汉的视野比特纳更宽阔，不局限于美国历史，而在寻求一般规则。
《美国历史中边疆的重要性》该篇文章是本书作者在互联网上搜得的资料，自译，因此以下引文不标明出处。另，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包括两篇文章）也是演讲稿，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在帝国扩张时期，它们的地理学会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特纳在美国地理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历史学的重要文献。特纳认为，持续不断的开疆拓土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政治、经济制度。北美大陆上的领土扩张是美国能够成为美国的决定性因素。特纳指出：
直到我们现在，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对大西部的殖民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广袤无垠的土地，以及美国西部定居区的前进，这些因素解读了美国的发展。在制度的背后，在宪法形式和修正案的背后，是生命力，把生命注入这些机构，塑造它们，以面对变化的局势。现在，美国制度的独特性是这样一个事实：它们被迫适应一个扩张中人民的变化——适应穿越大陆、赢得荒野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在边疆原始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开发每一个地区，使之成为复杂城市生活的变化。
第47节：不可分立的四权(8)
在特纳看来，美国是一片荒野，西进运动如入无人之境。这种观点在今天大概有点过时了，不能算是政治正确。当时的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欧洲裔拓荒者只是后来者。但历史已经造就，不能更改；人死不能复活，被消灭的部落不可能复生。遭受种族灭绝的北美印第安人就那么消失了。现在的美国可能比一两百年前更文明一些，不会那么轻易屠杀。但历史与当下总有一长段距离，不可弥补。西进运动把印第安人的原野变成白人的城市，培养了美国经济和政治制度适应变化的能力。特纳认为，美国的陆地边疆相当于希腊的海疆。他宣称：
对于希腊人，地中海的存在打破了习俗的约束，提供了新的经验，呼唤出新的制度和活动。……现在，在发现美洲四个世纪之后，生活在《宪法》之下百年之际，边疆消失了，随之逝去的是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
第二时期就是海外扩张了。特纳在此指出，地中海与北美的蛮荒西部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地理挑战，接受挑战需要开拓进取的精神。西部荒野带给美国人的比地中海给予希腊人的更多。美国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成为一个两洋国家。这时，特纳宣布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结束，与特纳相呼应的是马汉。马汉是海军军官，他抱怨美国在海外“既没有殖民地也没有军事基地”，因此美国军舰不能远离本土。马汉写《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至少在立意时他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他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进行这种调查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现在该是提出美国的严重危机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了。说美国政府从南北战争直到现在，已将其活动全部有效地致力于所谓构成海权的最主要的环节上并不过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07-198页。
马汉和特纳的观点都来自对历史的回顾与总结。他们不是预言家。他们陈述的事实都是已经发生过的，无非对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各有侧重。与马汉在中国的显赫名声相比，特纳显然被忽略了。但是，绝大多数人类都居住在坚实的陆地上，从陆地获取的资源比从海洋获得的更多。大地母亲默默地哺育了整个人类，反而不受重视，这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国人过于强调海洋的优点比如把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对立起来，并对蓝色文明心向往之。，似乎只有蓝色才能代表先进文明，同时在抱怨黄土地的贫瘠。这些人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们误把自己当作生活在珊瑚丛中的热带海水鱼了，以为他们本来可以打扮得华丽富贵，色彩艳丽，浸润在温暖澄净的海水之中，随意吃着漂来的浮游生物或藻类，而不必忍受黄土地上的严寒酷暑、狂风暴雨、旱涝饥荒等等所有不适与苦难。这个想法实在过于轻浮了。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大自然从来不是和善的，也从来不向人类妥协，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总是遭到猛烈的报复。无论在海洋还是在陆地，古今中外的强者都是那些能够忍受艰苦、善于利用地理环境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现实、试图在他乡寻找安慰的人。
权力的发展与权力学说的演进
在这一节中，权力指陆权、海权之权。它们可以通过武器和武器平台直接体现，不是较为抽象的政治权力，也不过多涉及战略问题。过去，权力学说一般跟在权力发展的后面，以总结的形式出现，如马汉的海权学说。到了20世纪，学者也会在现实基础之上略微超前，做出一些预测和展望，如杜黑提出空权理论。今后的战略将会更多受到预测的指导。为更好了解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权力的运用以及权力学说的演进。
虽然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权力的模式从古到今没有改变。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希腊军队使用长达6米的矛。长矛手与盾牌手共同组成严密的方阵，在盾牌阵的保护下刺杀敌人。方阵首先不给敌人近身的机会；敌人一旦突破长矛，就会遇到执刀盾牌手的抵抗。亚历山大率领这样的军队，征服了他所知道的世界。游牧民用弓箭射击，攻击距离超过了长矛。他们轻装的战马有很强的机动性。因此，步兵方阵落后了，重骑兵也落后了。游牧民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过，直到拿破仑时期，欧洲的步兵仍然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时枪炮火力还不够猛烈，一部分士兵可以在被杀死之前接近敌人。到了今天，武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似乎已经与矛盾、弓马完全不同了。其实，武器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仍然是追求更长的矛、更坚的盾，以及更灵活的机动能力，只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技术更加复杂、更加精致。权力的发展与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基本原理却不会因技术的发展而过时。
第48节：不可分立的四权(9)
a?从欧亚内陆发展出的陆权
欧亚大陆最开阔的地带是中亚草原，从南俄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这里是古代部落迁徙的大通道。在史前时期和文明的早期，大规模迁徙和征服的出发点在欧亚大陆内陆，从里海北岸、中亚到蒙古草原的东部。创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古希腊人、古印度人都是从北方而来。辽西和内蒙东部一带的红山文化显示，中原人也可能来自北方。游牧民具有技术优势。他们的马车、骑马和冶铁技术给予他们决定性的优势。但这些较晚出现的技术不是全部原因。不停的迁徙造就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在战争中非常有用。有了组织能力，就可以在辽阔的草原上汇聚更多的人，在局部的数量对比上对农耕民占有优势。此外，北方不温和的气候造成了居民的强悍。后来，历史多次重复北方占优的模式。古罗马最终被北方蛮族灭亡。中国也多次落入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之手。
在骑兵和骑射出现之前，还有过一次交通和军事的革命。马拉战车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大规模使用则在其后大约400年。马拉战车大大加强了驾驶者的力量，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大迁徙、大战争和大帝国。迁徙的源头是黑海和里海北岸的大草原，那里的印欧人种向各个方向扩张，并驱动了其他人的迁移。在公元前1595前后，赫梯赫梯人（Hittites）的都城Hattusas在今天土耳其安卡拉以东50公里左右。人驾驭着马拉战车，推翻了古巴比伦帝国。赫梯人退走之后，原来从东北方入侵的喀西特人（Kassite）占领了巴比伦。他们统治两河流域达400余年之久，把马拉战车传入该地。公元前17世纪早期，喜克索（Hyksos）人经地中海东岸入侵埃及，把马和马车带到了埃及。喜克索人统治埃及100多年之后，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车战，把他们赶走了。埃及复兴，建立第十八王朝。第十八、十九、二十三个王朝是埃及的新王国，时间在公元前1540到前1070年左右，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时期。因为有了战车，古埃及进入鼎盛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uthmosis Ⅲ，约公元前1504年－约前1450年在位。比较各书，那时的年代约有30年左右的出入。本书的远古年代不一定出自一个系统，彼此可能有不协调的地方，仅供读者了解事件发生的大致时间。指挥之下，埃及开始了大规模扩张。向北进入叙利亚；埃及舰队航行得更远，控制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把爱琴海纳入势力范围。埃及文明大概在此时传播到地中海北部。图特摩斯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远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也向法老表示敬意。埃及的强盛维持了一个多世纪，赫梯人在此期间南下到巴勒斯坦。大约在公元前1275年左右，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约公元前1301-约前1234年在位。他活了90多岁。企图收复失地。他指挥埃及军队，在卡迭什Kadesh，在今叙利亚境内，遗址尚存，为著名古战场。与赫梯人打了一场大战。在4万多赫梯大军中，有近三千车兵，即将近“千乘”（每车三人）。开始时，埃及军队因轻敌而被引入赫梯人的伏击圈。拉美西斯二世勇敢率领战车兵反击，攻入赫梯阵营。赫梯军因为抢劫战利品而更加混乱。这场战争没有明显的胜利者，双方最后签订了和平协议。
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或晚至公元前9世纪，印度的历史很不清晰），浅肤色的雅利安人从中亚草原侵入到印度河流域，打败了深色皮肤的原住民。印度河流域原来的古文明消失了，开始了新的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之后向恒河流域发展，最终征服了印度次大陆。在雅利安人赞美神的古老诗集《梨俱吠陀》里提到了马和战车。他们的军事优势就来自战车。
这个时候，地中海也不平静。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也驾驶着一辆马车。大约在公元前1260－前1230年之间，希腊人驾船渡过地中海，围攻东岸的特洛伊。特洛伊的故事来自《荷马史诗》。现代考古发现倾向于证明史诗的内容。阿基利斯在战斗中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把他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围绕着特洛伊城疾驰。围城10年之后，希腊人使用了木马计才攻陷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赫梯帝国和埃及这两个老对手都受到“海上民族”的袭击。赫梯帝国因此瓦解。埃及击退了进攻，却从此一蹶不振，没有再恢复金字塔时期的辉煌历史。古代埃及文明到那时基本完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