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0)
马拉战车的大迁移时代还是青铜时代。在能够冶铁之前，人类已经知道使用陨铁。大约在公元前1400-前1300年前后，冶铁技术出现在安那托利亚半岛。赫梯人首先进入铁器时代，赫梯帝国也在此时兴起。亚述人学会了冶炼铁，在赫梯之后也建成了庞大的帝国。西非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之一，比安那托利亚略晚100多年。农耕的班图人因此在非洲扩张。中国使用冶炼铁器的时间较晚，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此后一直到美越战争的3000年间，钢铁是制造武器的主要原料。国家的实力可以用钢铁产量直接显示。
在一系列的由中亚草原导致的移民和战争之后，两河流域、希腊、印度等地的古老文明消失了。那里进入黑暗时期，文明之光在数百年后才再度出现。但是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没有再恢复往日的光芒。在此前后，中国也出现了改朝换代，来自西北的周取代了中原的商。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前后，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讨纣”。《史记?周本纪》。车兵显然是周军的主力。我们知道，至少在殷高宗时，殷人已经有了制作非常精美的战车。周人和殷人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商纣王失败自杀，殷朝灭亡。与那些消灭古文明的蛮族不同，周人不是另外的种族。他们只是处在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周人继承了殷商文明。在灭商之后500多年，中华文明进入哲学思想勃发的“轴心时期”。
车兵的速度比步兵更快，冲锋更猛烈，因此获得了对步兵的优势。战车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当时却很少有“坦克杀手”等制衡武器。马拉战车可以携带更多的给养，对后勤补给的依赖较小，还可以运动到更远的距离。在春秋战国时期，国的实力是通过有多少“乘”“乘”（shènɡ），四匹马拉的一辆车为一乘。秦朝时仍在使用战车。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马俑中有车兵和战车。来衡量的。当时已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而周武王灭商时只有三百乘。
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重装步兵为主，骑兵数量不多。波斯有很多骑兵，却不适合希腊的山地。在公元前480年的温泉关陆战和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但战局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即位为马其顿国王。他于次年征服了希腊，巩固了本土。又次年开始了征战。马其顿军有32000名步兵、4500名骑兵，其中包括重骑兵和轻骑兵。马其顿人经小亚细亚到尼罗河（前332年），阿姆河、锡尔河（前329年），印度河（前326年）。据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印度位于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最东方”。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18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亚历山大只到了印度河，然后沿河而下，没有进入今天的印度。亚历山大把大片土地纳入他的帝国，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开始了希腊化时期。他是西方世界的英雄，立下了不世之功。仔细研究，希腊军队所到之处大部分是波斯帝国的领土。亚历山大“只不过”征服了一个波斯帝国及较小的周边地区。当他打败大流士三世的军队之后，波斯的土地和人民就落入他的掌控了。
这样说绝不是要贬低亚历山大的战功。当年波斯帝国的遭遇可能与中国历史的某些时候有些相似。当北方的骑兵突破到黄河流域时，全国的局势就岌岌可危。宋朝时尚能抵挡一阵，到了明末，清兵南下，势如破竹。清兵与希腊士兵面临的是相同的局面。在动员、调动范围都很有限的年代，一旦强大的敌军决心深入境内作战，大帝国失去一两个关键战役就可能灭亡。在两次希波战争中，波斯已经暴露了这个弱点。波斯进攻希腊与前秦进攻东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进攻一方的士兵来源庞杂，指挥失调，最后都遭到惨败。希波战争严重削弱了波斯帝国。而马可以大大增加军队的运动和攻击速度，其作用之大无可估量。公元44年，东汉名将马援曾上表光武帝说：“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后汉书?马援传》。
第50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1)
在这次蛮族扩张之后1000多年，到了公元4-5世纪，蛮族又开始了新一轮入侵。他们在前一次是战车兵，这次是骑兵。古代游牧部落在军事技术的发展中经常领先于农耕民族。骑兵入侵再一次导致欧亚大陆文明的衰落。西罗马帝国灭亡。在中国则是五胡乱华，文明中心第一次被迫向南迁移到长江下游。草原游牧民不仅善于骑马，也善于射箭。箭的速度比马更快，可以实施远程打击。一骑比一乘对地形的要求更低，可以在更复杂的地区运动。战马保证了他们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选择作战的最佳时机和最佳地点，而弓箭则使他们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射杀敌人——面对面捉对砍杀不是马上民族的长项。
草原帝国的顶点是铁木真（1162-1227）达到的。经过10多年的征战，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1206年，他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在今蒙古国）召开忽里台大会，建蒙古国，号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成吉思汗先进攻邻近的西夏、金，严重削弱了这两个王朝的力量。1219年，成吉思汗开始西征，一年后灭亡中亚的花剌子模。他的大将哲别征战到了克里米亚半岛，小儿子托雷占领呼罗珊（今伊朗东部）。1224年，成吉思汗回国，两年后灭掉了西夏。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第三年，经忽里台大会选举认定，他的第三子窝阔台（1186-1241）即大汗位。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占领了华北。第二年，窝阔台组织了第二次西征。1238年，莫斯科被攻破，遭屠城。两年后攻占基辅。蒙古兵又进入匈牙利和波兰。蒙哥的弟弟旭烈兀于1258年攻占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衣大食。两年后他的军队在叙利亚被埃及打败。在东方，迟至1279年，忽必烈才灭掉南宋。他两次出兵日本都失败了，主要是遭遇飓风。他在缅甸和越南也失败了，又从爪哇败退回来。在1296到1298年间，察合台汗国两次大规模入侵湿热的印度，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些战争决定了蒙古帝国的疆界，大多是草原和沙漠地带。对于蒙古人，南方不是适合的战场，海洋更是带来灾难的地方。
在欧洲，英国人是使用弓箭的好手。在百年战争中，英国人的长弓让法国人吃尽苦头。长弓的射程远，箭矢密集如雨，在法国骑士冲过来之前就把他们射翻了。在1356年的普瓦捷之战，法国国王和他的一个王子被俘虏。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之战，英国的骑兵只是等着追击那些企图逃离战场的法国军人。那时，英国人是欧洲的残忍的野蛮民族。
在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的过程中，马、铁（长矛和步枪是铁的制成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从欧洲传入美洲的病菌则是先锋。病菌的传播速度快过行军速度，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就消灭了大批印第安人。1532年，168名西班牙士兵（62名骑兵、102名步兵）打败了8万印第安人，杀死了其中的7000人，而自己没有人战死。西班牙人有长矛、步枪和战马，有盔甲护身。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印加帝国还不知道有铁和马。它灭亡了，阿兹特克帝国不久也被消灭。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之大其实不算罕见。美国入侵伊拉克是最新的例子。当年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也是长驱直入，伤亡也很小。
欧洲人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使用滑膛枪和火炮，而减少了长矛兵。滑膛枪没有改变军队列队厮杀的传统。军人仍然穿着花哨的服装，列队走向枪林弹雨，但队形更松散了。因此，操练产生了，以便训练士兵统一而又迅速的射击。更猛烈的大炮将改变队列作战方式。拿破仑是炮兵军官出身，他增加了炮兵数量，组织了更灵活的军队。大炮的作用与早期的弓弩和较晚的步枪相似。但炮弹比弓弩或步枪射得更远，威力也更大，能够在与敌军接触之前打乱敌人的队形，大量射杀敌人。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以英法联军的胜利告终。俄国在本土作战，但没有铁路通往南方的克里米亚。在泥泞的南俄草原上，俄军的后勤补给比英法联军更艰难。英法联军使用了汽船，海上运兵更加便捷。联军轻易地在克里米亚登陆。联军的另一个优势是新式的米尼步枪。这种枪是有来复线的滑膛枪，射程提高了三倍，精确度也提高了。米尼步枪就像是亚历山大时期的长矛、百年战争时期英国的长弓一样，能够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外杀伤敌人。俄军伤亡惨重。
第51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2)
火药在中国被发明。宋朝最晚在12世纪初就已经使用火炮了。在此200年后，欧洲火炮的样式与宋朝的火炮非常相似，有点像到1970年代在中国还很常见的爆米花的铁罐。杰弗里?帕克：《剑桥插图战争史》，100-10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又过了100多年，大炮的射程超过了弓箭。在大炮的轰击下，城堡不再能够坚守，欧洲的封建制度瓦解了。火炮的使用直接导致了游牧部落的衰落。与箭镞相比，炮弹的运动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火炮是威力放大了许多倍的弓箭。制造火炮需要很多技术：采矿、冶炼、铸造。这些技术是定居者的长项。游牧者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传统优势，逐渐退回到草原和荒漠中去了。游牧民衰落的证据之一是土尔扈特蒙古人在厄鲁特部的压力下，原先居住在准格尔的土尔扈特蒙古人（西蒙古的一支）于1616年离开故地，迁居到里海北岸。他们居住在今天俄国的伏尔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之间，向东则到乌拉尔河。他们在俄国被称为卡尔梅克人，有一部分留在了俄国。。他们不满沙皇官员的统治，于1770年举族东迁，回到西北的科布多。回迁的人口多达30万。如果按男性人口的一半计算，这个部落可以组成一支7-8万人的骑兵军团。在枪炮时代之前，这是一支强大的攻击力量。那时游牧者的鼎盛时期已经彻底结束了。他们只能逃避迫害。
在满洲人入关之前，明朝已经在辽东战场上使用欧式大炮，一度遏止了满洲人的南下。葡萄牙人在澳门有铸炮厂，他们的炮被称为红夷大炮。明将袁崇焕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时使用了红夷大炮。1626年2月，在攻城时，努尔哈赤受炮伤，7个月后死去。即位的皇太极一度试图讲和，但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保证在5年内收复辽境。不过，明朝已经朽木不可雕，大炮未能挽回最后的败局。那时，清人有很好的学习能力，很快就学会了使用葡萄牙大炮，用来轰击明军。在17世纪，蒙古和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仍试图创建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满洲人是骑马射箭的民族，又学会了铸造和使用大炮，在对蒙古人的战争中占据了优势。在乾隆时期，清朝消灭了准格尔，彻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胁。清人很快就停滞不前了。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送给乾隆帝的礼物中有当时最先进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圆明园，从来没有人动用或研究过。在60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发现了这些大炮。它们还在原来的包装里。
骑射手是忽然地出现、射击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不直接的射击。在那个时代里，它的效力和破坏性几乎相等于我们今天炮队的射击。为什么这种优越性已不存在了？为什么十六世纪后游牧人民不再对定居人民使用权威了？正因为定居人民已经用炮兵来对抗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定居人民获得了一种人为的优越地位，把几千年的彼此间关系“推翻”了。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国的统一与强大都大大得益于铁路。一战前，面对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德国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击法国，然后再调转军队进攻俄国的战略。铁路允许德国从西线向东线快速调动军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是因为信任铁路而两面树敌，把不情愿的法国拖进战争，又导致了英国参战。铁路是一种道路。火车是交通工具，可以运输部队。但火车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战时的阵地战成为消耗战。突破敌人阵地的需要导致坦克的发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机动力、火力和防护力。装备了坦克和装甲车，军队可以在战场上快速推进，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坦克兵、装甲兵对步兵就像马拉战车兵对步兵一样具有优势。实际上，坦克和装甲车就是马拉战车在工业时代的翻版。3000多年来的技术发展没有改变战争的基本模式。
矛、枪、炮的优势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样。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还可以射得更远，在敌人接近之前消灭他们。为了装载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护装甲，军舰的排水量也越来越大。“大炮巨舰”的趋势一直持续到飞机出现。飞机比军舰更快、更灵活，活动空间更大。飞机的制造成本却比军舰低很多，可以组成大机群，攻击火力足够猛烈到击沉军舰。那些没有及时改变装备思想的海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第52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3)
b?从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权
在马汉发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时，海权的概念已不新鲜。只是当时人们对海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是马汉的长篇巨著让人们了解到海权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影响。受马汉影响最大的国家是德国。德国是后起的大国，海军和陆军都受到地理环境严重制约，因此最热衷于地缘政治学。马汉没有使用“地缘政治学”一词，却是地地道道的地缘政治学家。
马汉提出的海权，是以海上作战为前提。如果战争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权的问题。中国的战争大都发生在内陆。战国时，秦国大败赵国，白起坑杀40万降卒，就与海权（或河权）无关，尽管秦国大军东渡黄河攻打赵国时需要船只。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的主要形态，但在一些重要战役中，长江上的水兵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三国时，北方的魏国不习水战，长江成为蜀、吴防卫的天险。魏军被火烧连营，赤壁之战后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三国时代之后，战争显示了中国拥有海军的必要。隋、唐，以及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鲜半岛都有两栖作战或近海海战。通往半岛的陆上补给线太长，海路就便捷了许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后在南海上消灭了宋朝的水军；元军在日本惨败，是因为台风摧毁了船只。郑成功驱逐占据台湾岛的荷兰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舰队。清军征服台湾，首先是打败了郑氏的水师。清末，日本侵略朝鲜时，要在黄海击沉清军的运兵船，再打败北洋水师。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因为美国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中国不可能通过黄海派遣军队，鸭绿江大桥成为志愿军补给线上最重要的节点。
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很少遇到来自海洋的严重威胁，也没有官府需要保护的海外利益——官方放弃了这样的利益。因此，当时的中国没有必要保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地中海是最适宜早期文明和航海发展的大海。在欧洲的北方还有一个几乎封闭的大海——波罗的海。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一样，多港湾和岛屿。如果那里不是太寒冷而多风暴，不是远离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样的文明。不过，波罗的海出产了维京海盗。这些海盗四处侵略，就像更早时期刚离开黑海一带大草原的印欧人一样。但维京人出现的时间有些晚，没有来得及创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从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欧洲大陆看做是位于波罗的海、北海与地中海、黑海之间的半岛，还有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欧洲的古代文明起源于温暖的南方，最后被北方蛮族征服。地中海的气候宜人，两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这些人类的早期文明就在岸边，甚至在海内。当时已经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就很孤独。希腊文明晚出，在与众文明的交往之中发展起来。希腊在海岸极其崎岖的巴尔干半岛南端，在大半岛的边缘还有许多小半岛和近岸岛屿。半岛多面环海，形成了许多海湾和岬角。希腊的土地多山而贫瘠，但这却是其福所倚。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当古希腊人刚从北方迁移到这里时，他们还不认识大海。他们惊讶地问当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么？回答是Thalassa（海）。希腊人征服了这个地方。
许多中国人对雅典有一些了解，却经常忽视了斯巴达，于是留下了古希腊是海洋文明的印象。这个印象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印象显示了一个事实：雅典对后世的影响要比斯巴达的大很多。雅典的影响主要来自它的精神遗产：民主、哲学、文学、雕塑、建筑、航海，这些可以列入软实力的范围。精神遗产比物质遗产更持久，在一定时间之后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后世的光芒比斯巴达更灿烂。对于古希腊的地缘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过明确划分：“雅典和斯巴达显然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一个在陆地称雄，一个在海上称霸。”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用现在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来说，它们一个是陆权国家，一个是海权国家。在希波战争（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达共同抵御波斯，发挥各自的军事优势，多次打败波斯的入侵。萨拉米斯之战（前480年），雅典舰队打败了波斯海军。希波战争以双方签订和约而告终。在抵抗侵略的战争结束后，希腊人自己打了起来，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达是势均力敌的两个帝国，各有一些城邦依附于它们。但雅典在海陆上都战败了。雅典投降，斯巴达取得了胜利。这时，雅典照耀后世的文明才刚刚开始。
第53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4)
希腊人对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国的小居鲁士和他的哥哥争夺王位。小居鲁士雇佣了一万名希腊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优秀的战士，后来的瑞士人也是如此。——从小亚细亚登陆，到了两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达附近，他们打了胜仗，但他们的雇主小居鲁士却在乘胜追击时被杀死了。随后，波斯人诱杀了希腊人的将领。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希腊军队没有溃散。民主的训练使他们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见民主制度与自由散漫、随地吐痰没有关系。专制更容易产生散漫——对压迫的一种消极抵抗。民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责任。希腊人选举了新的将军——其中之一是色诺芬色诺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长征记》（Anabasis）不仅记录了在波斯帝国内的艰难征途，还有他返回希腊后的生活——对古希腊日常生活的珍贵记载。《长征记》鼓励了亚历山大入侵波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忆苏格拉底》，记录了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讨论决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边就会有希望，有他们熟悉的希腊语和船。他们在波斯帝国之内行军，路线大致与底格里斯河平行。终于有一天，色诺芬听到先头部队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们到达了黑海的东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诺芬把整个征程记录了下来。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希腊人很早就对海上优势有了明确认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让他们获得了经验。大约在马汉之前2300年，一位没有留下真实姓名的希腊作者说：
位于大陆上的非岛民国家，较大的因为需要而被压制，较小的因为恐惧而被绝对控制，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依赖进口和出口，如果该国胆敢不听海上霸主的号令，它就会被取消这些权利。其次，一个海上霸主可以从事一些陆上强国无法做的事情。例如，蹂躏一个更强大国家的领土，因为海上强国总能在海岸线的某一地点登陆，而那里要么没有敌人的军队，要么仅有一小支军队。如果敌人预先在那一部分集结了力量，他们还可以上船后离开。这样的任务，与那沿着海岸线进军并赶来救援的有经验的军队比较，要更为容易。复次，对一个海上强国来说，它还可以离开自己的领土，航行到它喜欢的距离。而陆地强国因为行军缓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领土之间，不过能离开几天的距离。这样的一支军队，要么必须穿过友好的领土，要么必须用胜利打开进军路线。Pseudo-Xenophon，State of the Athenians，Ⅱ，2ff?转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腊帝国主义》，3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这位作者接着说，如果岛民“还是海洋的统治者，那他们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们喜欢的坏事，而不会遭到任何报应”。除了比马汉早2000多年，这样的话和马汉说的没有不同。
希腊人的势力主要在东地中海。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斯境内）。该城建立于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经到达西地中海，他们是航海的商业民族。罗马不是一个海上强国，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权。迦太基支持罗马驱赶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随着后起强权罗马的扩张，它们为争夺西西里岛爆发了冲突。这就是两次布匿战争（前264-前241，前218-前201）。“为了补救航海技术的不足，罗马人发明了一种木板铺的坡道（绰号‘乌鸦’）。把船只换装上作战平台。这样它们可以有效地使用罗马式的军团，把陆地的战术用到海上的作战。”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20页，海洋出版社，1986年。罗马初战得胜。海权的迦太基在陆地上不可战胜，而陆权的罗马控制了地中海。最后迦太基失败。战后，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拥有在地中海的霸权，把地中海变成了它的内海。
罗马帝国之后，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权，向北入侵。然后基督教徒开始反击。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军东征中，威尼斯和热那亚为十字军提供了一支供应舰队。这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海军，支持对伊斯兰教徒的征战。在此后的300多年中，这两个贸易中心更为争夺地中海利益多次发生战争，互有胜负。1298年的那场战争中，威尼斯惨败，马克?波罗被俘，在狱中讲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励了后来远离地中海的大洋探险。在1380年的陆战和海战中，威尼斯取得最后的胜利，获得东地中海的霸权。
第54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5)
在地中海时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静。北欧海盗他们是今天挪威人、丹麦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统称为维京（Viking）。富有侵略性。他们的袭击方向由北向南，目标从今天的英国、法国到俄国、北美。他们的活跃年代不到百年，大致在793-1066之间。维京人也像游牧者一样，先是滋扰与掠夺，进而在他们入侵的地方落脚。不同的是，海盗凭借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则依靠奔驰在草原上的马。明朝时，倭寇其实大部分倭寇是中国的海盗。他们原来是渔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为寇。他们加入倭寇，或打着倭寇的旗号。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国本土公司，在海外注册之后，就可以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像北欧海盗一样在沿海地区烧杀，但没能在大陆上获得长期的立足点。那时海战的武器和陆战的一样。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战争的争夺起点是弗兰德。1340年，英国军队试图在弗兰德登陆，法国的军舰列在港口前阻拦。在海战中，英国人的长弓像在陆战中一样威力强大。在两军对垒中，英国人先以长弓射击，再扔标枪和石头，法国人死伤无数，估计在1?6万到5?5万之间。这时，海权争夺重点还没有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战（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后一场大海战。此战发生在海权已经转向大西洋之时。西班牙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帝国。战争起因于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组成联军，与伊斯兰教争夺地中海，而法国则愿意坐观西班牙苦斗。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被基督教联军打败，向欧洲的扩张势头被遏止。此后，因为大西洋航运的兴起，威尼斯的繁荣不再，但与土耳其的海战又断断续续地持续了近百年。在勒班陀海战中，欧洲已经有了两个多世纪使用大炮的历史，可是战斗的目标还是靠近敌人，登上敌人的船舰搏杀，如同在陆战中攻入敌人的堡垒。富勒在评说勒班陀海战时说：
在地中海的海军战术，是首先为争取位置的调动，接着为正面的突击、迂回和登上敌船，与萨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战并无太多的区别。总而言之，一切的意图和目标，就是在水面上打陆战。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49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战就是水面上的陆战。在勒班陀之战，基督徒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敌人的旗舰，杀死了奥斯曼的司令。虽然双方有装备了火炮的双层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隶划桨手——大约占全部人员的一半。从萨拉米斯到勒班陀萨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腊的佩特雷湾北岸。两场海战分别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东北和西北。，在长达2061年的时间里，海军战术没有大的改变。到16世纪后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势力已经进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后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只还沿着海岸航行，海战也在可以看到陆地的海面上进行。布罗代尔说：“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与普通的河道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页。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大陆上最西的两个国家，濒临大西洋。葡萄牙首先开创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时代，西班牙紧紧跟上。两国是最早的世界帝国。不过，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的过程并不容易。“中世纪的地理学家认为，葡萄牙离地中海很远，而那却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因此，葡萄牙在欧洲的海上国家中，处在最糟糕的地位。”茨威格：《麦哲伦航海纪》，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葡萄牙的历史证明，在机遇到来时，国人如果有勇气和远见，地缘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在勒班陀之后17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消灭，海权重心彻底转入大西洋岸。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海上霸主先后有荷兰（海上马车夫）和英国，然后过渡到美国。
美国是一个两洋国家，也是“岛国”。在马汉时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在北美大陆上的陆地扩张并转向海洋扩张。美国在与印第安人作战时不需要制海权。在独立战争中，法国人在海上帮助美国人，抵抗法国的邻居和夙敌英国人。在美国人中间，通常是孤立主义（或其变种——单边主义）占上风。他们愿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卷入欧亚大陆的事情。可是，一旦出现扩张的机会，美国人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对时机向来抓得很准。
第55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西洋和欧洲是主战场。美国的珍珠港受到袭击，仍把亚洲和太平洋战场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国放弃了印度以东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英美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欧洲的敌人更强大。美国在太平洋上打败了日本，把整个大洋收入囊中。冷战期间，美国打的两场大的热战都在东亚（东北亚的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但它的战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冷战之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里又清晰了。美国把核潜艇等攻击武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不仅意味着太平洋地区的热点更多，也表明全球战略重点在向太平洋转移。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体，其北部位于东亚和北美西海岸之间。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太平洋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为美国在那里不会遇到挑战——苏联帝国已经垮台，今日的俄国不足为虑。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够建立强大的海权。从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岛民“除极少数例外，都是航海专家和贸易专家。他们拥有优良的大型航海独木舟，用来进行远航贸易、探险或征战”。布洛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一译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书中研究的这些航海者在新几内亚岛以东的特罗布里恩群岛。这些岛民们不仅做贸易，还残忍好战。他们在岛内攻伐不已，还划着独木舟去进攻别的岛屿德里克?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3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简直是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同行。但他们一直处在原始阶段，文化落后，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轻易征服。有些岛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杀，剩下的完全被边缘化，如澳大利亚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岛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国家，却不能幸免于被美国吞并。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护。另外，根据汤因比的研究和分类，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属于停滞的文明。在各个岛屿上，后人们不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术（如复活节岛的巨石人像），还失去了发达的航海术。这是不能应对挑战的后果。文明成长的关键是成功地应对挑战。这个发现可以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为戒。把责任推向地理和环境必将导致放弃人的努力。
海权曾对陆权具有某种优势。海洋的空间更大，可以避开陆地上的天然险阻；海运的运载量更大。在火车、汽车、高速公路出现之后，海上的优势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运动空间大、运载量大。不过，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居住在陆地上，这是陆权国家最大的天然优势。如果陆权国家有强大的空中力量，海权国家的优势就会被进一步削弱。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那时，航空母舰（主要武器是航弹和航炮，不是舰炮）在海战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用来对付航空母舰的最有效武器还是飞机。航母的目标太大，一旦被击沉，损失太大。航母将来的作用很可能限于用来威慑弱小的国家，而不是与其他强国作战。在国家整体实力不悬殊的前提下，有了强大的空中力量，陆权国家能够与海权国家在海上一争雌雄。
c?制空权与战略轰炸
意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统一，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与德国统一很接近，但与德国不同的是，在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意大利既非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强国。其军队缺乏斗志，不堪一击。但这个国家却有很大的雄心。早在189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被土著人打得惨败，因此得出“不适宜经营殖民地”的结论。但意大利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于1935年再次入侵埃塞俄比亚，又被打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碰巧站在了胜利者一方，成为战胜国。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是美、英、法三强之后的第四强一战后，意大利在四强中的地位有些类似二战后中国在五强中的地位。因国力有限，只能勉强维持大国地位。。四国的领导人把持了和会。在会议期间，意大利对其他问题都没有兴趣，一味对邻国提出许多领土要求，却没有得到另外三强的支持。为此，意大利总理V?E?奥兰多在三国领导人面前失声痛哭，意大利代表团还一度愤愤地退出和会。制空权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弱的西方“大国”中产生。
第57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8)
在非洲和欧洲战场上，美国的进展也得益于制空权。大西洋的反潜作战需要飞机，而盟军的飞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德国潜艇开始是攻击武器，后来成为被猎杀的目标。在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的空降兵虽然非常不顺利，但还是在战线之后牵制了德军部署。
1948年，苏联以维修道路为理由，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陆路和水路交通。西方占领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苏联的囊中之物。西方国家对西柏林的空运持续了1年，突破了苏联集团的阻断。苏联挑起争端，最终却解除围城，在冷战中开局不利。这场冲突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这是利用空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较早例子。西方的物质从空中进入西柏林，同时，东方的人员经陆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数十万人逃亡。苏联和东德大伤脑筋，于是又出一招，于1961年8月修筑了柏林墙，沿途埋设地雷。加上古巴导弹危机，那段时间是冷战的高峰期。1989年，冷战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告终。
在二战之后很多年，拥有制空权能够压制地面部队，大量杀伤地面部队，却不能击溃或消灭地面部队。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地形复杂，森林广布，遮蔽了空中的视线。美国对越南实施地毯式轰炸，惨无人道地轰炸所有目标，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进。不过，飞机技术和制导技术进步很快，空中的优势得到加强。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两场伊拉克战争中，空中力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军持续轰炸，没有动用地面部队就迫使南联盟撤军。在两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主要担任最后的清理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空军的作用仍将继续上升。但赢得民心仍将需要在地面上。
争夺制空权的目的，一是保证己方，二是打击敌方。拥有“制空权”的一方可以从空中调动军队和物质，或直接打击敌人，而不必经过陆地或海洋，大大减少了地理环境的制约。对飞行的主要限制是技术因素。飞机的滞空时间和飞行速度相对有限。因此，一国需要在陆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潜在的目标。即使将来飞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车一样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碍，时差、语言、文化、宗教不会因飞行速度而改变。美国在研制一种能够不间断飞行的环球轰炸机。它可以从美国起飞，在几小时内到达全球任何地方。这种飞机可以威胁欧亚大陆的安全，但不会帮助美国融入欧亚大陆。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使美国成为欧亚大陆国家，同样，新型轰炸机也不会。
d?对陆地的再重视
杜黑的理论不是凭空而出的。他在军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实际上把空军比作炮兵，从炮战中汲取灵感。英国军官J?F?C?富勒认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炮主义，只不过把发射（投掷）炮弹的角度从水平改为垂直。《装甲战》，300页。在飞机加入一战的时候，陆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空权理论没有一枝独秀。在《制空权》出版11年后，也出现了基于新的技术的陆战理论。1932年，富勒发表了《装甲战》。富勒的“装甲战”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军溃败时产生的。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它实际上是一本“野战勤务条令”讲义，侧重于装甲战术运用。富勒认为，可以用装甲部队来对付空中力量，“地面机械化与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关的。”《装甲战》，35页。
富勒的理论在英国一度被忽视。在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步兵学校只有6位军官借阅过刊登富勒“野战勤务条令”讲义的《步兵杂志》，《装甲战》，2页。这是别人所写的前言介绍的情况。还未必是为了读他的文章。不过，《装甲战》在德国和苏联都受到重视。德国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苏联的铁木辛哥元帅予以极高评价。古德里安是装甲战的另一位理论先驱。他的书籍被翻译成法文，却没有受到法国军官的重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国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装甲车辆，把它们作为主要的地面攻击力量。一批名将在战争中脱颖而出。德国有隆美尔，苏联有朱可夫。此外，美国有巴顿，英国有蒙哥马利。他们都是指挥装甲部队的将军。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顺利推进，得益于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德军飞机实施纵深轰炸、装甲部队快速推进的闪电战（闪击战），捷克、波兰、法国没有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失败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盟军和德军多次出现坦克集群的对攻。在库尔斯克战役，4000辆苏联坦克和2700辆德国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战。
第56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7)
朱里奥?杜黑（1869-1930）是空权理论的首创者。他在炮兵工程学校接受教育。在1912至1915年期间，担任意大利陆军第一个航空营的营长。他曾因批评意大利陆军司令无能被判入狱一年。1918年，英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1921年，在意大利陆军部的赞助下，杜黑发表《制空权》。第二年，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党掌握政权，杜黑出任意大利航空部部长，但在一年后辞职。制空权理论不是出自一个军事强国或工业大国。意大利也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先进的、强大的空军。现代的陆权及海权理论建立在对历史回顾的基础之上，而杜黑的空权论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测。同样，一战后出现的装甲战理论也是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用飞机和坦克已经投入到战场，但没有对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飞机和坦克的技术还有待发展，空战和装甲战的战术还有待研究。这两大类武器将在下一场大战中改变战争的方向，唯有卓有远见的战略家可以预见。在杜黑之后，以现实为基础的预测取代了回顾，成为制定战略计划的必要准备。
早在1909年，杜黑就开始宣扬制空权。他预言说，在陆军和海军之外，“天空也将成为重要性不次于陆地和海洋的另一个战场。”朱里奥?杜黑：《制空权》，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权》中引用他发表在1910年罗马《准备》报上的文章《航空问题》。他那时是一名少校。这时距离莱特兄弟成功发明飞机只有5年多。在1903年12月，兄弟俩的第一架飞机只飞行了12秒。杜黑说：“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制空权》，26页。制空权是唯一重要的。“获得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反之，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最终失败。”《制空权》，24页。黑体为原文所加。在使用飞机之前，战争中的国家分为前线和后方。士兵在前线厮杀，后方仍可以维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线。飞机改变了这一切。飞机取消了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把整个敌对国家变成战场，轰炸不设防的城市。
在夺得制空权之后，杜黑提出对敌人的后方目标实施战略轰炸。“这种战争的结局必须建立在摧毁一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时时处处陷入一种可怕的灾难之中，直至整个社会组织最终崩溃。”《制空权》，65页。整个国家将成为战场，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击。很快，杜黑的理论得到应用。首先是德国干涉西班牙内战，在1937年4月把一个小镇格尔尼卡炸为平地。毕加索画了一幅画，以这个小镇为名。他称他的画“格尔尼卡”为德国的杰作。作为战略攻击，日本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第一次实现了杜黑的预言。从1938年2月18开始，轰炸持续了5年半，日本飞机共炸死市民近1?2万人。然后，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伦敦轰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轰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顿轰炸、二战后期的东京轰炸、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实施“地毯式轰炸”，更是志在杀伤平民。冷战后，武器进步减少了敌国平民的伤亡，但这只是精确制导技术的一个副产品，轰炸者并不在意平民的伤亡。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战略，对城市和民用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以摧毁民众的信心和敌国的战争能力。这些轰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质损失，效果非常明显，特别是二战初期德国对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的空中闪击战。但是，轰炸并不像杜黑预言的那样，总是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并不总是“很快，人民自己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为了终止恐怖和痛苦，将会起而要求结束战争——而这将发生在陆、海军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动员之前！”《制空权》，62页。有时，轰炸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飞机也改变了海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务是搜索、侦查。那时的飞机还很简陋，携带的弹药很少，不足以对海上目标发起攻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中力量（陆基或海基）已经能够压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飞机比军舰击沉了更多的舰船，宣告了巨舰大炮时代的结束。航空母舰战斗群成为海军的中坚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台是航母。1942年5月，两国海军爆发珊瑚海海战。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正式海战，但双方的军舰却根本没有交火。发起攻击的是舰载机。当时的美国海军军令部长（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海军上将恩斯特?约瑟夫?金称之为海军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三，405页。日本在美国海空军的攻击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锏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国取得最后胜利的武器是飞机投放的原子弹。
第58节：不可分立的四权(19)
因为铁路的普及，大陆上的交通便捷了许多。麦金德因此断言陆权将超过海权。但火车的载货量远远不及远洋货船，而且成本高过海运很多。现在有了高速铁路，却更适合客运，而不适合大宗货物的运输，因为成本太高。空运也同样存在着成本的问题。现有技术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陆地运输的成本，不能提高运输量。就军事行动而言，陆权对海权仍然处于劣势。但这个劣势不是不可弥补。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优劣及道德号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陆国家占有优势，因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陆国家，更易于争取到人心。总体而言，在新技术条件下，大陆国家仍将具有地缘政治优势。
美国有类似声音，但角度不同。米尔斯海默认为，“战争靠庞大的陆军而不是海上的舰队和空中的飞机赢得胜利。最强大的权力是拥有最强大陆军的国家。”《大国政治的悲剧》，121页。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点上，他很可能是错的。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国家也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未必需要陆军对决。在军队严重依赖高技术装备的时代，拥有优势海军和优势空军的国家一定也有发达的陆军。米尔斯海默是美国人。他像另一个岛国人麦金德一样夸大了陆地力量。他的出发点是从岛国控制整个欧亚大陆，而大陆国家则是从大陆出发，保证海洋航行的畅通。因此，米尔斯海默对陆海空军力量的判断标准与大陆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容易高估陆军的作用。比如，他的结论中有两条是，“单有封锁不可能迫使敌人投降”，《大国政治的悲剧》，130页。“从海上进攻大国的领土要比从陆上入侵来得困难”《大国政治的悲剧》，160页。。可以看出，米尔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陆国家攻击时的困难；大陆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锁，而不是等到敌人登陆入侵——已经有了主动与被动。差异是由于海岛国家和大陆国家的目标不同造成的。
不过，米尔斯海默有一点是对的。他说：“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只才能达到的遥远地区。因此，大国的野心只能主宰它们所处的地区以及在陆地上能达到的毗邻地区。”《大国政治的悲剧》，120页。美国是一个例外。美国曾经在短时期内征服了遥远地区。然而，它的全球霸权是世界大战和冷战的一个副产品，是在众多盟国的支持下做到的。这样的支持只有在极端条件下才能获得。冷战结束后10多年，美帝国已经呈现颓势。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力量将更为分散，区域化的势头将更强劲。原因就是大国投射影响的能力有限。
e?高边疆与星球大战
有史以来，人类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器。在没有武器的地方，他们会制造出适用的武器。这个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太空。人类进入太空不过数十年，近地空间已经布满了各种军事设施。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要经过空间。“和平利用太空”只是开发太空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开发初期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空间站”是各国在空间科学合作方面的一个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会妨碍更多的空间项目被用于军事目的。
人类进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于军事目的，是德国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发展起来的。V-2是最著名的产品，在二战中被用来攻击英国。战后，美国和苏联的太空技术直接得益于德国的火箭研究。在冷战期间，美苏的一个重要竞争领域是太空。取得空间优势是他们发展空间技术的动力。苏联在1957年10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率先实施载人太空飞行，“东方”一号飞船距离地球表面302公里。这是人类首次进入太空。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于美国，美国受到巨大压力。苏联人进入太空一个多月后，美国总统J?F?肯尼迪宣布了载人登月工程。与苏联的航天计划相比，“阿波罗”计划更复杂，也更宏伟。1969年7月，美国首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38万公里外的月球。此后美国宇航员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在递减，当它不再能显示美国的空间优势时，就在1972年12月结束了。人类进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战的产物，是超级大国炫耀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的结果。两国的宇航员被当作国家英雄（也是人类英雄）。1960年代是人类走出地球，向太阳系扩张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