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在对理想的政体进行分析和描述后，也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政治性的规划，最难的部分就是如何将它付诸实施。所以在第八和第九章中，他详细叙述了一个理想政体在实施中会遇到何种困难，而逐步堕落成为最糟糕政体的过程。此外，由于他认为人类内心中的四种非正义的观念与这四种堕落后的政体是一一对应的，所以他也描述了在政体堕落过程中人民心理的变化。
柏拉图的伟大，在于他对这个社会有着十分详尽而敏锐的观察，他看到了之前所有人都未曾发现的原则和规律。特别是有关政治统治的规律。他对于政治发展的分析，主要目的也是要弄清这样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
下文将简述《理想国》中这些政体败坏的过程及其败坏的原因。
【正文】
一．王族或贵族政治的模型。
这种政体是一个真正幸福国家的模型。苏格拉底认为，国家建立的目标并非为某一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420C）同时，他也以人的塑造为比喻阐释“整体美”的具体含义（420D）
护卫者必须要成其为护卫者，为国家维护良好的秩序。不应割裂开来单独考虑其个人的幸福，而是应该劝导其尽责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且劝导其他人和他们一样。然后整个国家就可以和谐发展，得到最大的幸福（421B）
之后，苏格拉底解释了使技艺退化的两个原因：（421D）一为贫——会导致无能力优化工具与教导继承人；二为富——会导致日益懒惰怠工。所以，护卫者必须阻止城邦的贫穷和富裕。（422A）
最后，柏拉图指出，这样的政治制度中，他们的王必须是那些被证明文武双全的人物。（543A）
这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尽管看起来很实在，然而它们注定要消亡。但柏拉图同时也认为，这种政治的形式和理念是完善的，永远不会消失。这个制度是所有政治制度的原型和起源，是完美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永恒的原则。
二．王族贵族政治败坏为斯巴达/克里特政治（荣誉政治）的过程和原因
人的性格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由城邦公民的习惯而产生及决定方向。544（D）在王族贵族政治中，相应的人为善者和正义者。（544D）而斯巴达政治相应的是好胜争强、贪图荣名的人。（545A）苏格拉底认为，政体的变动来源于领导层的不和。（545D）一个政体有产生则必然有灭亡，它总有解体的一天。
败坏开始于错误的生育。错误地选定生育的季节就会生出不适当的孩子，这些孩子并非优秀和幸运的，故从中选出的下一代领导者就不能胜任。他们会轻视音乐和体育教育，逐渐使年轻人缺乏教养。其后他们会丧失护卫者的分辨能力，从而产生不平衡和不和谐，最终引发冲突和战争。（546E）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虽然柏拉图可以忍受培养对一个人生活粗暴的干涉，但他却仍然烦恼于教养无法发生作用，他对数字计算的分析也表明，这些错误使得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即如何做与应该如何做）之间的裂痕还是很大的。
这里也体现了柏拉图的一种政治哲学观点，即政治的堕落取决于道德的退化，而道德的退化归咎于种族的退化。
冲突发生后，统治集团就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是趋向私利的集团，另一个是坚持内心真正财富的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的斗争。进而，护卫者由公民的保护着变成了他们的奴役者和压迫者（547C）
此时，政体变为一种介于贵族政治与寡头政治之间的政体。拥有某些前者和某些后者的特点，以及其自身的特点。献身城邦的人被这种政体授予荣誉，但它也会暗含贪图私利的人。
荣誉政治的社会状况：（556E）
这种政治制度如同贵族政治一样尊崇统治者，但却不敢让真正的智慧者掌管国家权力，宁愿让单纯而勇敢的人统治国家。但这样的统治者却如寡头政治般崇尚财富。（548A）
这些统治者崇尚钱财而吝啬，并且忽略真正的文艺。他们重视体育而轻视音乐，创造了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勇敢起主导作用的好胜而爱荣誉的政体。（548C）
这些领导者有着与此制度相适应的习性——自信而缺乏文化教养；对自由人和蔼、对长官恭顺、对待奴隶十分严厉；喜爱体育运动和打猎。（549A）
年轻人未必重视钱财，但随着经历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爱财。这样就失去了最初的向善之心的保障——音乐的理性。（549B）
此种政体中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553A）
此种性格产生的原因：年轻人有一个善良的父亲，对荣誉甚至个人的财产漠不关心。而他的母亲和仆人邻里则多怨言，希望他追求财富，出人头地。
年轻人受到两方的影响，成为一个折衷性的人物——自制变为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傲慢而喜好荣誉。（550B）
荣誉政治的产生本质来源于人性中的理性部分丧失了对政体的统治权，转而由激情部分进行统治。这是一种将不同要素融合的政体，所以极其地不稳定。荣誉政治中人的地位并非由其自身的情况修养而定，而是由他人的评价而定位。
在柏拉图看来，荣誉政体是最接近于贵族政体的一种较为优秀的体制，然而这两者对荣誉的态度却是不同的，贵族政体中的荣誉是伴随着德行而产生的，但荣誉政体却是为荣誉而荣誉，甚至，他们还会给荣誉划分等级。
荣誉政治中的人野心勃勃渴望荣誉，然而竞争性的社会和其中人民贪婪的灵魂则决定性地将社会引向下一步变化。
三．荣誉政治败坏为寡头政治的过程和原因
私人财会破坏荣誉政治——男人想方设法浪费乱纪，女人也紧随效尤。人们互相模仿，逐渐形成这样的一种风气。就像天平的两端。一个越看重钱财的社会就不会看重道德。（550E）于是，这个社会歌颂富人，将权力送与富人，轻视穷人。
此时便通过一项法律来确定寡头政治的标准，即一个最低限度的财产数目。并且他们通过武力来实现这一法律的通过。
寡头政治的社会状况：551（C）
1. 当选的领导者并非本身具有适宜当领导者的能力。
2. 城邦将会分裂成两部分——富人的国家和穷人的国家。
3. 无法进行战争，因为作为领导者的富人更加害怕穷人而非敌人。
4. 同一个人兼有多种不同的职业。
5. 允许产业的互相买卖——这种情况在寡头争执中首先发生。
6. 富人成为单纯的消费者，既非真正的领导者或被领导者。
7. 由于缺少好的教育培养和好的政治制度，导致公民中产生大量的乞丐和盗贼。
寡头政体中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原因：（553A）
爱好荣誉的统治者有一个起先和他一样爱好荣誉的儿子。而后父亲在政治上失败，被处死或流放，并且没收财产。此后这个年轻人经受了这些后，会动摇自己的荣誉心，转而羞于贫穷并且贪婪，不断聚敛财富。最后，这种人将欲望和财产奉为了最高的神圣，这样的人就变成了寡头政治型的人物。
寡头政体中的人和制度本身有着很多相似性，例如：（554A）
1. 崇拜金钱。
2. 省俭、勤劳。
寡头政体中人的身份是多样的，而决定人的地位的是他的经济水平。 所以，财富成为寡头政体所最最重视的事物，但他们从未关注过文化教育。由于缺乏教育，尽管他们有自我控制和监管，但在很多方面依然可以看出他们的恶棍特征。（554D）例如，当他们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嗜欲。
柏拉图认为，由利己心，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己心所激起的社会内部阶级冲突，是社会体制变化的主要力量。
特别的，在寡头政体中的人内心充满却了矛盾，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善心能战胜恶心，但他们身上是没有真正一致的至善的。（554E）
四．寡头政治败坏为平民政治的过程和原因
当权者纵容年轻人的挥霍浪费，从而收买他们的资产，使自己得利。这样的过程不断把一些世家子弟变为无产的平民。于是革命由他们产生了。（555C）
统治者自己养尊处优，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统治者的后代也变得娇惯放纵而经不起考验，对道德不闻不问。（556C）
于是，当穷人和富人共处时，穷人就会发现富人并非是比他们优秀的，只是由于穷人自己的软弱，富人才得以保住他们的财富。穷人抓住了富人的弱点并希望取而代之，这样，内战就很容易兴起了。
若贫民取得了胜利，那么原来的统治者就会被流放国外，而其余的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与做官的机会，一个民主政治就这样产生了。（556E）
民主政治下人民的生活方式：（557B）
1. 拥有自由，如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等。
2. 拥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
3. 不被琐碎地要求，无庄严的原则。
4. 以轻薄的态度践踏原来的理想与人的本源及品行。
5. 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管理模式。
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人民性格形成原因：（558C）
寡头政治家按照他们的意愿培养孩子，此时这些年轻人也会控制自己的不必要的欲望。然而当他们初次尝到了欲望满足的快乐，他们就变得与低俗之人为伍，只知作乐，这是他们的思想就开始从寡头政治转化为民主思想。而这种转换受到外界同类的支持，就会进而发生心灵的变革。在多次矛盾的反复后，很可能这些民主的思想就会得到加强，而失去理想、学问、事业之心。他接受任何事物，来者不拒。虚假狂妄的理论就此占领了他们的心灵。
民主政治下的人民性格：（569D）
人们变为平等主义信徒。将时间花费在不必要的欲望上，建立起各种快乐的平等。他们的生活没有秩序和节制，并自以为是快乐的、自由的、幸福的。
而这样的民主制将会将“恶”的定义之一——伦理的不统一带到极致，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
民主的城邦中任何人都不受限制，听任灵魂引导，追去一切享乐。因此这个城邦中会出现其它各种城邦的情况。同时，柏拉图对民主制度的描述，也是对雅典政治生活的一种逼真而又敌视的态度，且被一般人认为不太公平。
然而很多人也认为，苏格拉底描述的这种民主制在现实中是几乎无法存在的。“连那些判了刑的人也得不到惩处”。但是在民主的希腊，苏格拉底自己却被判处了死刑。这种描述中的民主制没有什么可以将成员团结成一个共同体，无论是原则还是武力。
五．民主政治败坏为僭主政治的过程和原因
对自由的过分追求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发展。（562C）民主的城邦由于对自由过分追求，就有可能让一些坏人当上领导人，受他们的欺骗。而正派的领导人若想要约束他们，就会被人指控为寡头分子，要求被惩办。那些服从当局统治的人被鄙视有奴性，而反对当局的则被看做英雄，于是自由就走到了太极端的地步。（562E）
这样的风气同样地渗透到家庭中去，父亲和孩子平起平坐，父亲没有权威，孩子也不需要尊重害怕自己的双亲。进而，外地的附庸者也和本地的公民平等，彼此没有区别。老师也同样迎合学生，学生却漠视老师。年轻人和老人的关系也同样（563B）
这样，自由就到了极点，甚至奴隶也要去和主人一样自由，男人和女人之间也要完全的平等。——任何事物都充满了自由精神。人们不需要任何管束，连法律也成为了一纸空文。（563D）
然而这些就成就了僭主政治的强健的根源。“物极必反”是一个真理，极端的自由的结果必然只能是极端的奴役。（564A）
再回过头去考察一下民主制度中的缺陷。（564B）理论上，一个国家按照结构可以分为三个成分：其一为强悍却懒惰浪费的“雄蜂”，这些人在民主社会中处于主宰地位；其二是有秩序而节俭的富翁，他们给第一类人供给养分；其三即为“平民”，他们自食其力，不参加政治活动，无财产。
于是，平民中的领导者就会抢掠富人，将大多数既得利益据为己有，少数分给其他平民。而被抢夺的富人控告自己的权益被侵害，却被指控为反对平民的寡头派。于是，他们被这种恶意中伤伤害，却真的变成了寡头派。（565C）
这样，两派的纷争即开始，而平民需要推举出来一个有力的人做他们的“保护人”，以提高他们的威望。而这样的“保护”即成为了僭主政治的根源。（565D）
此时，苏格拉底用了一个阿卡迪亚的吕克亚宙斯的比喻来说明僭主产生的原因：人民领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制造暴力，使他人受害。这样的人或者被人杀掉，或者杀掉所有敌人变成豺狼般的僭主。（566A）
而由于这样的僭主的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他们就会要求人民同意他建立一支警卫队来保卫他这个人民的保卫者。从而，这个“保护者”打到了许多的反对者，攫取了国家最高权利，成为了一个僭主独裁者。（566D）这样的一个独裁领袖知道如何利用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成功建立自己的军队、奴役开始时支持他的人民。
僭主政治的社会状况：（556E）
开始时，统治者给人以亲和的形象，有求必应，免除穷人债务，分配土地。
当他处理掉所有的反对者，不再有内乱之忧时，就会挑起一场战争。人民因军费而贫困，而无暇反对他的统治。
其后，他会用手段杀掉思想自由不服从他统治的人。为了使这样的清除无人反对，统治者还必须清除那些反对他的做法的共掌权利的人。——“只是这种清除和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相反。医生清除最坏的，保留最好的，而僭主去留的正好相反”（567C）
僭主的政治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他就需要不断扩充他的军队用以维护他的统治。这就需要不断地招募新兵，而新兵的来源就是被他劫持的公民的奴隶。这些奴隶变为拥护他的统治的新公民，而正派的公民则都厌恶他的统治。于是，僭主就会雇佣一批“御用文人”来宣传他的统治。并且，这样的统治最终只会由平民来供养。统治者足够强大，以至于人民无法将其赶走。（569B）
与僭主政治相适应的个人性格形成原因：（571A）
一个民主式人物教养自己的儿子时将会遇到和自己幼时遇到的类似的情况。父亲等亲人的教育是折衷的，而教唆者却支持极端的欲望。年轻人沉迷于欲望，直到产生不能满足欲望时的痛苦。逐渐，这个人身上勤俭节制的美德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欲望。
僭主制度中人的生活方式：（573D）
首先，他的生活必然是毫无节制而放荡的。无穷的欲望不停地生长出来，他需要得到许多东西来满足这些欲望。当他花光自己的收入，就只能借贷抵押，进而抢劫骗取别人的财产，甚至非法掠夺父母的财产。当这些都被他挥霍一空，他就进而变得更加无法无天，杀人越货、亵渎神灵无所不干。这些人的心灵中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真正的友谊，以及所有正义的事物。这样的人取得专制权力的时间越长，他暴君的性质就越强。
苏格拉底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僭主统治的城邦是最为不幸的。
个人的幸福与美德的类型与国家的是相互对应对比的。在美德方面，僭主政治和王政国家处在最善和最恶的两端。幸福也是同样——没有哪个城邦比僭主政治的城邦更加不幸，也没有哪个城邦比王制统治的更加的幸福。（576E）
这样的情况也说明了，我们对事物的观察要深入心灵和个性，而非被外表所迷惑。（577A）
一个被僭主统治的国家是完全受奴役的。因为国家中最优秀的部分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最恶的部分作为暴君统治着整个国家。（577D）同样地，实行僭主制的心灵也是被奴役的，它永远被恶的欲望驱使，苦于不能被满足，充满了恐惧。（578A）僭主简直是最为不幸的人——“他是这个城邦唯一不能出国旅行或参加普通自由公民爱看的节日庆典的人”（579B）所以，苏格拉底指出，作为独裁者的僭主是最卑劣的奴隶。
最后，苏格拉底用了第九章大部分的篇幅为五种人的幸福程度做了分析和排序。这五类人分别是王者型、贪图名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人物。（580B）以及对最高贵人的培养做了解释。
【总结】
《理想国》中，柏拉图首先比较这些城邦，然后比较统治这些城邦的人。这些城邦一旦存在，就必定会消亡，而消亡的主要原因是灵魂状态的改变。在此，柏拉图提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法则，即所有社会变化都是腐败、退化或衰亡。
我们也需要指出，《理想国》中的政体的堕落过程，可能并非是一种严格顺序的传递性。四种政体中的每一种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比自身更为低劣的灵魂和制度，无法返回上一级。 然而事实上，这种政治要素的更迭更多地是没有很强的因果性的，它的安排并不在人的有效控制之中。波普尔也指出，在柏拉图的哲学中，伦理顺序和历史顺序是无法区分的。
希腊的哲学认为，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两种学科。社会的存在以人为基石，人的生存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政体之所以会分成若干不同类型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城邦都是由若干不同部分组成的，按参政的部分不同分成不同的政体。” 这其中的“参政部分”也是城邦人民的另一种广义阐释。
这种伦理学的观点认为，人性中的善与恶直接决定了城邦的正义与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叙述了三种恶的特征，例如破坏分配劳动的准则、虚假的统一等， 都将灵魂和城邦带入了更坏的非正义。
而哲学家作为快乐的最好的判断者——可以分清真实的快乐和不真实的快乐的唯一的人，在柏拉图看来，将是把城邦带入最理想状态的唯一领导人。
【参考资料】
1. （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名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2. （英）卡尔波普尔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3. （美）尼柯尔斯著《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双洪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
4. （阿拉伯）阿威罗伊著《阿威罗伊论〈王制〉》，刘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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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宗教与神话，哲学是在思想领域驾驭和超越本能的最初尝试。希尔贝克在《西方哲学史》里描述的那种神话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进步，完全可以分析出更深的蕴意。神话思维的深层内涵是顺应，向自然的臣服，而“万物皆水”暗含着一种统摄的意图，将自然约束起来，这种约束经由人的沉思来完成。作为米利都的后来人，巴门尼德将这种意图表现的十分彻底，为了确立思想的力量，甚至可以拒绝这个显而易见的世界。柏拉图充分继承了这种意图，一个统摄一切的理念世界，高高在上，可感世界紧紧地依附于这个可知世界，怕稍有放松便会被虚幻之风吹得粉身碎骨。进一步的，柏拉图将这种欲望从本体论的领域拓展到政治学中，其成果就是他彪炳于世的著作《理想国》。
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柏拉图在这本著作中充分表现出了他的爱憎，然而柏拉图并不是个政治空想者，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一段材料，向我们表现了柏拉图及其学员积极投身于政治投机的景象。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于民主制的痛恨，后世分析都不脱离五百人议会处死苏格拉底给柏拉图带来的毁灭性创伤，柏拉图本人也不得不离开雅典，自此柏拉图便对民主制彻底失去信心，然而进一步解读这个事件，苏格拉底和雅典民众之间的对抗，便是一个高高在上洞悉真理的智者和混乱不堪无知蒙昧的乌合之众间的对抗，或者说白了，就是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冲突。这个问题勾勒出早期希腊哲学家和群众之间紧张的关系，赫拉克利特最早将这种政治冲突感的矛盾用本体论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世界变化吗？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后来者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公共生活的日趋衰落到了柏拉图这里尤甚，其生活背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僭主和苏格拉底之死。而正是苏格拉底在这个崩坏的古代社会中，选择一种同智者学派截然不同的态度，在纷呈的诡辩之后，还有某种共同的东西统摄着我们。然而，苏格拉底的抗争却是以失败告终的，他摆不平这个混沌的世界，这让他的学生柏拉图感到难以接受。
这个世界变化吗？我们都知道柏拉图的答案，所谓的变化，是如同影子一般的虚假状态，最终被一个不变的世界统摄，也就是说，世界的本质是不变的。让我们注意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的关系，柏拉图并非使用巴门尼德简单的二分法将两者一分为二，认为互不相干，而是认为前者统摄后者，后者是描摹、是仿照，总之世间万物必须牢牢跟紧它的理念。就像哲人王统摄着国家一样，理念统摄着世间万物。柏拉图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哲学预设，人类不应该在无规则的世界里横冲直撞，任由无理性的宇宙力量摆布，这些混沌的感觉材料是有其不变的规则的，把握规则就可以把握这些感觉材料，从而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民主制就像这个感觉材料混乱堆放的世界，在里面，人们意见相左，无法达成一致，并且其成员还是被利益所蒙蔽的愚昧之徒，民主制即意味着自己将被这样一批人摆布。苏格拉底即时作出了合乎理性的申辩，仍然无可奈何的被这群暴徒撕个粉碎，美德、知识、理性，都无法帮助他驾驭自己的命运。这当然是柏拉图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如果人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至少高贵的哲学家应该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通过统摄他人的命运，通过建立由哲人王治理的理想国来达成。
孤立的人总会感到面对世界时的渺小，以及自己终将消逝的无奈，人通过发明工具，建造房屋，组织社会来对抗这种恐惧，然而仅有物质世界的力量是不够的，人们同样要在精神世界中于这股力量战斗。面对这种恐惧，原始宗教选择顺应，智者学派选择了逃避，而柏拉图则不同，他选择迎击，通过构建一个理念的世界来统摄这个宇宙力量，给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以一个合理的解释，拿出一个不变的，从而可以被一步一步理解的世界来对抗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如果说早期希腊本体论哲学，表现出的是这种思维对自然直陈式的应对，还建立在一些与自然的原初连接感上，那么柏拉图的政治学，可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实践，它不仅仅是一种对于理想的描述，更是一个解决方案，解决我们本体论危机的庞大方案。西方哲学和政治学，凡是要面对这种原始宇宙力量的拷问，便都多少会走上柏拉图的这条道路，呼唤一种约束力量，与混沌的宇宙力量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讲，波普尔在《开放》一书中讲柏拉图作为极权主义的源头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其将原因归结到历史主义上却可以商榷，至少完全可以做深一层的挖掘。历史决定论同样是一种统摄学说，其更多的涉及时间，只是这种时间的追求，早在柏拉图永恒不变的理念王国中被表达出来，只不过这种永恒需要被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从而被延后了。不过共同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缺乏对其政治目标达成后历史变化的描述，事实上，就像理想国的达成一样，变化中止了。极权主义是精英阶层对于自身命运的诊断，摆脱无常的命运和自身的无助感，每个独裁者的基本问题都是，我应该如何驾驭混沌的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柏拉图开创的理念论和反民主传统，其后产物，是形而上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政治哲学中的极权主义，而并非通常所认为的极权主义和非理性思潮之间的对应关系。理性主义中的确定性问题，经由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后来者的发挥，实际上可以看作柏拉图理念永恒不变性的变异，与其说，理性主义表达的是什么人类崇高的天赋，到不如说是西方哲学千年来与对混沌世界的原始恐惧所做的斗争，现在看来，纯粹理性主义的预设是虚弱的，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崩坏使得二十世纪虚无主义大行其道，当然，这就超出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了。
柏拉图对理念的推崇和对民主的反感从内部看，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一者反映在了本体论的诉求上，另一者则提出了对实践的要求。一方面柏拉图要消除自己精神上的恐惧感，另一方面，还要解除自己在现实世界里所遭遇的危机和困难。今天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方案来解读，至于其效果的评说，我则要保留起自己的态度，因为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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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谓王制就只是一个罗哩罗嗦的破老头写的一本IQ60就能看懂的垃圾书，有什么好看的？
A：所谓啰嗦是双方辩论，苏格拉底并不是神——说句话下面的人就要大声喝彩
齐声附和，旁人要猛记笔记背下来当作金科玉律。
相反，对辩论者还要解释自己的意见。
说服别人需要举例子让人听懂，要以理服人要和颜悦色。
恶狠狠的抛下一句话瞪着牛眼看着你不同意就要骂你是禽兽要咬死你
是传说中的愤青或愤中所为
老柏的王制思想现在看来傻乎乎直愣愣的
甚至很不民主真当我们读者IQ真的只有60啊？
不就是少数人的特权阶级欺负我们大众草根嘛还要我们安于这种思想
老头你找抽啊？
真正的民主理论直至18世纪还未完善
2000年前的老头能说出第一阶级的后代能力不足应当降入第二或第三阶级
反之其他阶级的后裔能力出众可以升入第一阶级
撇开特权阶级（其实王制中的第一阶级也没什么太大特权，财产女人共享，只荣誉耳）
肯定会维护既得利益百般阻挠阶级更替这个必然事件不谈其可行性
这已经很民主了
比如说当代某国的人大代表，能力不足也在里面瞎混
也不见那些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把他们换下来
扯远了，但是那种阶级不是恒定的，不是相互敌对的，有更替可能的国家体制
的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后
惹各位看官耻笑的部分是制度的细节——比如说某某该干嘛不该干嘛该怎么干
可是，老柏的基本思想是很值得尊敬的
其实，王制里的某些细节不但我们现代人会提出异议，想必老柏同年人也不见得全盘同意
OK，不同意就辩论呗，谁有理就听谁的嘛
反正老柏不骂你禽兽小人垃圾并扬言要性侵犯你及你女性亲属并想咬死你
王制中诸多可笑的细节——当然，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上觉得可笑
引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他们会想如何改进它，如何使其更符合现实
没几个近代的政治学者没读过王制，没对里面的思想进行思辨的
书有瑕疵是好事
读者会去思考批判，不会迷信任何伟人，更重要的是，会一代一代的改进
古希腊的民主似乎很简陋，但发展至今，某些大国的民主制度我想已经很不错了
提到伟书
这里必须指名道姓的提一下论语了
此书虽然有益，大部分内容是正确的毋庸置疑，不会惹现代人耻笑
——只会让现代人觉得智慧无比
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毛病就是
它写的几乎都是普适原理，没有修改的必要
这就造成了后人对其几乎无法修改，没人想着辩论，证反
我们只是一遍遍的背它念它顶礼膜拜它
这好吗？
还有关于老柏的王制不是百分百原创的问题
据说里面人的等级是根据腓尼基神话，制度是照抄自斯巴达
其实这世界上有什么是完全原创的呢？
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来自黑格尔？
受了影响，加以自己的思考修正发展
还是那句话，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修正发展再自成一统方是智者所为
杂糅四方雕花镂纹也是艺术，你若喜欢，可以结合外国邻国和本国的文化写本小书
我不会说你抄的，而且我会佩服你，嗬，懂真多！
关于驱逐诗人的问题
也许那时候某些吟游诗人确实整天干些丫丫乌乌的事情
偷点钱啊喝点酒啦，讲个黄色笑话低俗小说搏君几笑赚点小钱啦
拐卖个良家妇女送几顶绿帽子啦之类的
哪没有呢？
老柏想搞个城邦里的“十八禁”！
有些东西是儿童不宜的，对了，我要问，为什么大人会规定某些东西儿童不宜呢？
因为大人觉得儿童没有足够的分辨力不能去其糟粕与低俗
老柏是智者，他自然会觉得那些低智的人无法自动去除一些坏影响
所以，就索性来个一刀切吧
文化人都会有自己的优越感，自己觉得低俗的东西毫无意义只有坏影响
大家必须学我不喜欢它！厌恶它！鄙视它！
这是文化人的优越感在作祟。。。
如果有机会，人大里那个文化人不会要封杀山寨严禁嫖妓删光AV和艳照呢？
文化人嘛，大家理解一下吧。
别对老柏太苛刻。
我尊敬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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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1.第一卷中提到了几种正义观
传统的的正义观：西蒙尼得，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
传统的正义观认为，正义就是拿了别人的东西照样归还，欠别人债务要还债。朋友之间的正义就是要与人为善，而不是与人为恶。帮助朋友是正义的，伤害朋友也是正义的。正义总结起来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分的报答。这便是所谓的“还债”。
1 西蒙尼得：认为有话实说，拿了人家东西照还，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不应该与人为恶。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这就是他所谓的"还债"。
2 玻勒马霍斯：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在平时也有用处。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是正义的。伤害不正义的人，帮助正义的人，算是正义。
激进的正义观：
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即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制定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不论是国家、家庭、军队或者任何团体里面，不正义首先使他们不能一致行动。不正义的人根本不能合作。
普遍的正义观
格劳孔：正义的人生活得比较有益。
苏格拉底：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笨又坏。
2.苏格拉底是怎么反驳这些正义观的
反驳玻勒马霍斯的观点：起先针对玻同意的诗人西蒙尼得的“欠债还债就是正义”的观点，苏格拉底举了医术、烹调术、舵手、打仗中正义的人等例子，推出了如若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那么正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问题就变成如何判断友人与敌人？对于这一判断，很容易“把坏人当成好人，把好人当成坏人”。然后进一步举例正义的人只做正义的事情，却做伤害别人的不正义的事情。这样子推导出互相矛盾，跟西蒙尼得的意思相反。最后苏格拉底与玻达成一致，认为“正义就是助友害敌”是佩里安得罗，或者佩狄卡，或者泽尔泽斯，或者是忒拜人伊斯梅尼阿，或其他有钱且自以为有势者的主张。
反驳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首先，针对“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这个正义观，苏格拉底首先反驳“服从统治者是正义的”这个观点，指出各国统治者难免也犯点错误，他们立法的时候，有些法会有可能出现立错了的情况。然后根据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推出 “不但遵守对强者有利的法是正义，连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也是正义了”的谬论。
色拉叙马霍斯又反驳道，一个犯错误的人在他犯错误的时候是不能被称作强者。
苏格拉底通过对一系列职业的人的举例，说明了，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从而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政府里，统治者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他们任公职是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没有一种技艺或统治术，是为它本身的利益的，而是像我们已经讲过的，一切营运部署都是为了对象，求取对象（弱者）的利益，而不是求取强者的利益。做了统治者，他就要报酬，因为在治理技术范围内，他拿出自己全部能力努力工作，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所治理的对象。所以要人家愿意担任这种工作，就该给报酬，或者给名，或者给利；如果他不愿意干，就给予惩罚。
苏格拉底认为色拉叙马霍斯是把不正义归在美德与智慧这一类，‘把正义归在相反的一类，主张不正义是美好和坚强有力；我们一向归之于正义的所有属性你要将它们归之于不正义。’
3.总结下色拉叙马霍斯的正义观是什么，做个完整的表述
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
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
遵守统治者的命令是正义的。强者有时候会命令弱者——就是他们的人民——去做对于强者自己不利的事情。照这么看来，正义是强者的利益，也可能是强者的损害。
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苦恼的人。不正义比正义更有益。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是比正义更有力，更如意，更气派。
来自: 豆瓣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斌和与另一个人合作翻译的。国内较早的版本有一本吴献书先生翻译的文言本，吴先生的译文功底很好，据说三联已经再版了。不知道商务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有没有这本书的精装本。
来自: 豆瓣
以下是个人拙见，读书笔记。
第一卷 Book 1
昨天，我和阿~的儿子格~一块来到比~港……
I went down yearsterday to the Piraeus with Glaucon the son of Ariston,……
注意went down，而中译本没有翻出。
第二卷 Book 2
格：如果把正义的生活与不正义的生活做一番对照……
Glaucon：now，if we are to form a real judgement of the life of the just and unjust we must isolate them; there is no other way; and how is the isolation to be e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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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论及政体？
布鲁姆认为，整部理想国皆在提出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诸种“德性”中的一种，“正义”（Justice）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还是在于其辅助性的功益。 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书中又进一步涉及到了正义者与不正义者的生活哪一个更幸福的问题。这些可以看做是理想国的核心问题。
那么，在解答关于正义的价值和正义者的幸福这些核心问题时，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提到政体（包括理想政体的构建、政体的败坏过程与原因等问题），为什么要走如此大的弯路？更进一步地，他是如何走的这些弯路？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仔细研究苏格拉底言辞中透露出的深意。
（一）大字与小字
在第二卷中，当苏格拉底面对着格劳孔等人提出的关于正义的定义及其作用的挑战时，给出了大字与小字的譬喻。他说，“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探讨非比寻常，在我看来，需要有敏锐的目光。可是既然我们并不聪明，我想最好还是进行下面这种探讨。假定我们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368D）这段话透露了苏格拉底涉足政体问题的初衷，也即其意图通过辨识较大的城邦里的正义，来解释个人的正义。“让我们先探讨在城邦里正义是什么，然后在个别人身上考察它，这叫由小见大。”（368E-369A）这样苏格拉底便带领着听众们开始了对城邦的在言辞上的构建。“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城邦的成长，我们也就能看到那里正义和不正义的成长。”（369A）
在此基础上，苏格拉底首先建成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猪的城邦，然后应格劳孔的要求使其逐渐奢侈起来，构建起了发烧的城邦。但紧接着，苏格拉底便通过规定护卫者的教育的方式，即改变现有的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完成了对城邦的净化，并达到了言辞上最理想的城邦。
这一城邦构建的过程对应着寻找城邦里的正义的过程，在书中直到第四卷第五章末为止所描绘的全部国家制度，都是为了借政治来造就内在的正义。因而这对于完成全书主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苏格拉底论述政体问题的缘起。
（二）政体源于人的心灵
在第八卷中，当苏格拉底经历了第五卷至第七卷冗长的插入部分后，将对话带回了第四卷末尾的问题，即考察由王制而下逐渐败坏的四种政体。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弄清楚四种政体的缺点及其相应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确定最善的人是不是最幸福的。也就是说，对话再次回到了全书的主题——“正义者是否幸福”。
在分析四种政体之前，苏格拉底提醒了格劳孔，“那么，你一定知道，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面。”（544D-E）
上面引用的苏格拉底的话语，透露出了他对两种灵魂的关系的理解，也即人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小写的城邦的灵魂，什么人占据了城邦的统治地位，他便能通过统治权力将自己的灵魂及相应的习惯、德性转化为城邦的灵魂、习惯与德性。这样，城邦的政体便由于统治者的不同而发生分异。
在这样的分析路径下，探讨政体的特性及其败坏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等价于探讨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而灵魂的特征及其败坏，或曰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
二、政体败坏的过程
苏格拉底在描绘政体败坏四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时，都是首先描绘国家制度的转变，然后描绘这种与这种制度转变相对应的个人灵魂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因此每个阶段就又划分为两个部分。在此我就按照这一逻辑将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逐一铺陈，以为下文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作出铺垫。
（一）第一阶段
1、从王制/贵族制到爱荣誉的政体：
由于人的局限性，金银铜的天性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混乱与冲突。这种冲突一经发生，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而金银集团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护卫者本来是保卫供养人的自由，现在却变成奴役和压迫他们的人了。（547B-C）
这样的张力使得其影响下形成的政体介于贵族制和寡头制之间：一方面尊崇统治者，另一方面不敢让智慧者执掌国家权力，而宁可选择较为单纯而勇敢的那种人来统治国家。他们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战争。（547D-E）这种制度里勇敢起主导作用，仅有一个特征最为突出，那就是好胜和爱荣誉。（54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热爱荣誉者与该城邦的性质相似，他是其父亲理性教导与母亲和仆人世俗影响的折衷产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他们一方面爱钱另一方面又不被许可公开捞钱，所以他们花钱也会是吝啬的。他们轻视了真正的文艺女神，重视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因而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灵魂开始堕落。（548B-C）
（二）第二阶段
1、从爱荣誉政体到寡头制：
在爱荣誉的政体中，每个人还依然按照自己的天性决定归属，也即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城邦中的位置，也许会有些许偏差，但尚未严重到影响政体的根基。随着爱荣誉者内心中理性的不断消退和欲望的不断增长，其财富聚敛得也越来越多。
第三卷中苏格拉底曾分析了使技艺退化的两个原因：贫和富，“富则奢侈、懒散和要求变革，穷则粗野、低劣，也要求变革。”（422A）当爱荣誉者财富逐渐增多时，其骄奢淫逸的品性便逐渐强大起来，并且进一步地使得统治阶级的大多数人形成了同一种风气。这样下去，发了财的人就越加瞧不起善德，于是好胜的爱荣誉者变成了爱钱财的人。这时他们便会通过一项法律，根据财产的标准来选择统治者。（551B）寡头制由此形成。与此同时，这一制度下允许同一人兼有多种不同的职业，而这违背了人的本性。更甚者，这一制度还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直至最后破产而作为一个所谓的穷人和依附者在城邦中无立锥之地。（552A-B）在寡头制城邦中，除了统治阶级差不多都是乞丐，于是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是在互相阴谋对付对方。（551D）在上述这些情况的基础上，统治者作为单纯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者、一贫如洗的平民作为罪犯都成了城邦中的雄蜂。（552B-E）城邦的动乱根源也就此埋下。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同爱荣誉者的出现类似，寡头制中这些爱好钱财的人起初效法他的父亲，但后来看到父亲忽然在政治上触礁人财两空，就变得胆小起来，他灵魂里的荣誉心和好胜心会立即动摇，并进而把欲望和爱财原则奉为神圣，而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他们与寡头制的第一个相似特征是崇拜金钱，第二个相似特征是省俭和勤劳。这种人无法摆脱内心矛盾，是某种双重性格的人。（553A-554E）
（三）第三阶段
1、从寡头制到民主制：
根据人的本性，崇拜财富与朴素节制的生活不能并存，二者必去其一。（555D）这就意味着寡头制注定不能持久。如果爱财富者贪得无厌地追求最大可能的财富，寡头政治便过渡到平民政治。具体的途径是：寡头社会中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是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无产的贫民，于是他们武装起来，像有刺的雄蜂，急切地希望革命；而那些专讲赚钱的统治者终日孜孜为利，面对恶的火焰时也不想办法去扑灭，结果使得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繁殖起来，日益增多。总之，在寡头制里统治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自己养尊处优，对于道德简直不闻不问。于是国家生病，党争与内战就起了，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民主制度便产生了。（555D-557A）
民主制下的人们是绝对自由的，每个人都被准许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于是这个城邦里就会有最为多样的人物性格，各色各样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由于民主制的宽容性，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它包括有一切类型的制度，但它对建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原则是蔑视的，也即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这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557B-558C）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而民主式的人物则是由爱钱财者自然发展演变来的，即如果一个年轻人在吝啬的环境里培育出来以后，初次尝到了雄蜂的甜头，只知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他内心的寡头思想便与享乐的内心发生冲突，这时如果由于寡头思想的教育不得法，享乐的欲望便会占了上风，将年轻人的心灵堡垒占领，并用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充满这一堡垒，然后将美德全部驱逐出境，以便为别的成分的进入准备条件。这样从那些必要欲望中培育出来的年轻人便蜕化变质为肆无忌惮的傲慢、放纵、奢侈、无耻的小人。（559C-560D）民主者认为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的尊重。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561C-E）
（四）第四阶段
1、从民主制到僭主政体：
民主者过分追求自由导致僭主制的产生。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562B-D）当什么东西都充满自由精神时，公民的灵魂便会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稍加约束，他们就会觉得受不了，而这就是僭主政治所由发生的根。（563D-E）然而物极必反，极端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奴役。（564A）
一个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具体略，见564D-565A），各部分之间可能会为争夺利益而相互争斗，或曰革命，为此一方总要推出一个人来带头，作为他们的保护神。“于是可见，僭主政治出现的时候，只能是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的。”（565D）但“那位保护者打倒了许多反对者，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便由一个保护者变成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566D）。与此同时，城邦堕落到只是僭主追求一己私利的工具，其他的所有成员都无法获得一个确定的与天性相合的位置，这样政体也变完成了最后的沦陷，成为极端自私、充满不正义的僭主政体。
2、护卫者灵魂的败坏：
民主政制中的人尝试所有可能性，他们最终会堕落为僭主式的个人，追求任何可能的物质享受。正如民主式的个人从不将自己限定于某种单一的生活方式，僭主式的个人也不愿放过任何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事情，即便是吃人和乱伦（571C-D）。同时，与僭主制国家相像，僭主式的人物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且最优秀最理性的那个部分受着奴役，这一心灵永远处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之下，因此充满了混乱和悔恨，也必定是永远贫穷和苦于不能满足的。
然而，“僭主型的人物，当命运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僭主暴君，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这时他的境况一定还要更糟。这正如强迫一个病人或瘫痪的人去打仗或参加体育比赛而不在家里治疗静养。”（579C）
（五）总结
这样，最邪恶的护卫者的灵魂——僭主的灵魂便在我们面前铺陈开来：“真正的僭主实在是一种依赖巴结恶棍的最卑劣的奴隶。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透过欲望的众多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真正贫穷。他像他的国家一样充满了动荡不安和苦痛。……他的权力将使他更加妒忌，更不忠实可信，更不正义，更不讲朋友交情，更不敬神明。结果他不仅使自己成为极端悲惨的人，也使周围的人成了最为悲惨的人。”（579E-580A）“现在不是可以看出来了吗：最恶的人不也正是最为不幸的人吗？并且，因此，他执掌的专制权力愈大，掌权的时间愈长，事实上他的不幸也愈大，不幸的时间也愈长吗？”（576C）
到这里，政体的败坏过程便最终以理性的死亡和欲望的极大化宣告终结，而苏格拉底涉足此领域的目的——证明正义者的生活之幸福与不正义者的生活之不幸，也同时完成了铺垫的工作，并在随后立即深入地开展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带领年轻人们从死亡的角度开始了度量生命的工作：最接近理性死亡的政体与最善的理想政体之间的距离，也正是世界上的最正义与最不正义之间的距离，这样研究便一步步将本书的主题揭示出来。
此时还剩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解答，那就是政体败坏的四个阶段中其接续的时间性该怎样看待？它们是彼此可感地承前启后的吗？这个问题大概也可以回到言辞与事实的区分上去解释。在事实中，政体的变化必须有一个先后关系，也即变化就意味着确切的时间属性；但是在言辞中，政体的变化并非来源于现实的可感世界，而只是思维的跳跃与活动的结果。在那儿，苏格拉底用一系列故事来说明政体的败坏及其人物的性格，却并没有确定地说明这一系列败坏是否存在时间上的接续。这样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现实的败坏了的城邦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实现理想的政体的。否则的话，如果时间的接续性在现实可感意义上也是严格的，那么理想国的建立就是不可能的。但换一个角度，一旦理想国建立了起来，则它的败坏便是单向性的，因为灵魂的上升是不可能的，教育的唯一作用就是防止灵魂堕落，所以政体不败坏已经是其护卫者最大的贡献。这个悖论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如下观点：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谈论着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政制”（ariste politria/the best regime）。
三、政体为什么败坏？
理想政体的建立有其自然与社会根基，那么相对应的，政体的败坏也应有着相似的来源与方式。因而在分析政体败坏的原因时，我将之分解为自然性原因与社会性原因两个方面，试图通过此途径更清晰地揭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体为什么会败坏？
（一）自然性原因
自从第二卷中苏格拉底提出寻找城邦的正义来映射个人的正义起，他和其他的谈话者便开始努力构建一个自然和谐的正义的城邦。在这个过程中，苏格拉底先后分析了护卫者教育的两方面内容（376E-410E）、统治者的选拔（412C-414B）、护卫者的生活方式（416C-E）、统治者的任务（423B-427A）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一揭晓之时，苏格拉底言辞上的理想城邦便最终建立了起来。
在分析这一过程时，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城邦以及城邦建立的过程都是植根于言辞的基础上的，而言辞（speech）与事实（deed）有着根本区分，并且言辞对不稳定性的反应要远不及事实敏感；第二，城邦建立的过程是建立在一个“高贵的谎言”即腓尼基神话的基础上的。
这两点从自然性上决定了城邦的堕落与政体的败坏之不可避免性。
1、言辞的超脱性
布鲁姆在《理想国》英译本前言中介绍了言辞和行动的区分及其意义：“属人的世界被规定为言辞（speech）与行动（deed）的区分。通由特殊到达普遍这一路径糅合了敏感性精神的具体和几何学精神的科学；它一方面避免了特殊主义的善感性的陷阱，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普遍主义的抽象性的陷阱。诗人与科学家和解而为一，因为二者的天分同样不可或缺于谋求唯一的目的——真。”
由于理想中的城邦之建立只是在言语上实现了，它在现实世界中会否实现以及如何保存，或者说现实世界中如果无法建成理想的城邦，那么能够建成什么样的城邦，就是一个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了。在观察的基础上，苏格拉底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分析了政体败坏的过程，这也正是建立理想城邦的方法。
在建立理想的城邦之后，苏格拉底证明了取消家庭、实行某些方面的公有制将给统治阶级以及相应地给整个城邦带来完全彻底的和平。在秩序良好的统治阶级中，和平是稳定的保证，因为只要统治者内部不发生争吵，低等阶级之间的小纷争没什么可怕的（465B）。在第八卷中，苏格拉底针对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好城邦怎么会开始解体，踏上由王制滑向荣誉政体的道路的呢？“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政治制度的变动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引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只有很少的一致，政治制度的变动也是不可能的。”（545D）
那么城邦怎么样才能失去它的稳定的秩序？这个问题不能被直接回答，因为关涉到邪恶的秘密，即宇宙形式本身的不确定性。 因此柏拉图假想荷马向文艺女神祈求答案，而她们则“像逗弄小孩子一样，用悲剧的崇高格调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话”（545E）。这一表述语含戏谑却又故作严肃，表明其试图以此来缓和这个问题的尖锐性。
“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546A）这是苏格拉底口中文艺女神给出的答案，也是城邦堕落政体败坏的自然根源所在。好城邦似乎是不可动摇的，但即使这样一种构造物，既然处在时间之中，最终也必定要走向解体（lysis），它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观察宇宙运动的节律总是超出了人的能力。 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统治者尽管是智慧的，但却很难永远准确无误地计算出生育的有利时节和不利时节，而一旦出错，后果便会逐渐加剧，以致年轻人越来越缺乏教养，并导致城邦中不一致和不和谐的产生。（546A-E）归根结底而言，从自然角度看，城邦之所以堕落、政体之所以败坏，根源于人的局限性和宇宙形式的不稳定性——无法获取完全知识的人在不稳定的宇宙中构造的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永续的，何况结构复杂的政治制度？
2、植根于谎言的真理
与此同时，理想城邦的建立植根于腓尼基神话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理想的城邦是以谎言为根基的。“现在，一个突兀的主张陡然而出，即唯一真正的公民社会只能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宁愿以理性的清明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生活秩序及其制度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启蒙’的基础上；如若没有谎言，则必没有诸多妥协，这是关于正义与真二者的冲突的关系的毫不妥协的表述，它不得不导致一个悖论：只有在谎言中并通过谎言，真理的智慧方可践行统治。” 在前述人的局限性和宇宙形式的不稳定性的基础上，一个植根于谎言的真理又能维持多久呢？更进一步甚至可以发问，这样的真理与相应的城邦是可能实现的吗？恐怕答案都应偏向否定。
这样，自然地可以看出，城邦的堕落、政体的败坏不仅不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件，甚至是合乎逻辑的正常的发展过程。
（二）社会性原因
政体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本身又是社会的产物，因而具有社会性。社会性具体而言就是指社会中人的行为对政体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在分析自然性导致的政体的败坏之后也应当看到：在自然性导致政体败坏的过程中，社会性加剧了这一过程。根据《理想国》中的言辞，我认为影响政体变化的社会性因素有两个，一为教育，另一为社会关系。教育的失败和负面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加剧政体败坏的两个重要原因。
1、教育的失败
首先必须明了教育的内容、意义及重要性，才可能弄清楚教育的失败是如何导致了政体的败坏。为此，让我们回到《理想国》的开头。
在全书的开篇，苏格拉底便在与色拉叙马霍斯的辩论中确立了如下观点：正义是技艺的最高形式，德性就是知识。
在第三卷论及护卫者的教育时，苏格拉底认为，“假使我们要坚持我们最初的原则，一切护卫者放弃一切其他业务，专心致志于建立城邦的自由大业，集中精力，不干别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参与或模仿别的任何事情。如果他们要模仿的话，应该从小起模仿与他们专业有正当关系的人物——模仿那些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一类人物。……你有没有注意到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395C）
接下来他还论述了儿童文艺教育的重要性：“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401E-402A）
此外还有关于智慧的结论：“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428E）
以及作为个人正义的结论：“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的利益而谋划的，应该由它起领导作用，激情应该服从它和协助它。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将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因为它们用优雅的言辞和良好的教训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教育使得智慧与激情真正起自己本分的作用后，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441E-442A）
以上所引的苏格拉底言词皆说明了一个相同的问题，即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在第六卷后半部分到第七卷，苏格拉底更全面地介绍了护卫者教育的问题，并通过太阳比喻、线段比喻、洞穴比喻来说明为什么需要教育和教育的目标何在，最终来到灵魂转向的问题上，也即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因而要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518D）立法者的职责就是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并上升到那个高度，然后迫使他们下降，与囚徒同劳动共荣誉。因为立法是不是为了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城邦作为一个政体的幸福。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519D-520A）
“在第八卷中，苏格拉底考察了四种建立在由‘护卫者’有缺陷的德性所产生的危害之上的政制。政制取决于德性，而不是取决于制度。——护卫者之上的护卫者唯一的只有正确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谈起过这种教育：它的构成是理性，但并非仅仅是理性。他必须调适以非理性的元素，藉以驯化前哲学的与哲学的粗野及严酷的质地。……苏格拉底（对音乐的净化）使音乐变得理性清明。”
综上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理想城邦所要求的教育是一种全面的、促进灵魂转向的教育，“辩证法像墙石头一样，被放在我们教育体制的最上头。”（534D）它的质素是丰富的，要求是严厉的，条件是苛刻的，意义是重大的。因而这也就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一旦教育的某一个环节或某一方面出了问题，后果便会很严重。因为教育的失败可以来源于任何与之相关的微小因素，却能导致整个政体的败坏。而且一旦出现第一次错误，以后的错误过程就是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程度日渐加深。
教育发生偏差的来源有两个，这也可以从苏格拉底论述教育的言词中推断出来，它们分别是教育方法与途径的不当和被教育者（护卫者）的选择不当。前者指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诸种内容或形式的问题导致教育的效率和效果出现问题，甚至更严重者，如果音乐的形式发生变化，则会败坏人的心灵，影响政体的稳定；后者则是腓尼基神话失灵的特定结果，也即金银铜的天性被混淆，使得正义——城邦中的人“各行其是”的要求无法继续保持，从而导致教育的失败。
而教育的失败可能导致其他的更为严重的后果，其中最要紧的，便是政体的败坏。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败坏。由于善的理念是最高的，因而凡是与之产生偏差的皆可视为败坏。这样，在分析政体的败坏时就必须明了：凡是与理想的城邦制度产生偏差的皆为败坏，凡是与上一阶段制度有偏差的亦为败坏。
在教育能够顺利进行的时候，护卫者的品性大体上没有堕落，国家的制度也不会面临发生变化的危险。而如果教育没有达成说服护卫者的目标，不能使其“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那么意见离开心灵的悲剧便会发生。
在由理想城邦到荣誉政体的败坏的第一阶段中，善的理念开始被尊崇勇敢的意见所取代；之后的所有败坏阶段都无一例外的是意见离开心灵的结果，换句话说，是上一阶段制度和护卫者品性较好的“意见”被品性教坏的“意见”排挤出去的结果。
被排挤的原因，如苏格拉底所明示：“一个意见之离开心灵，或为自愿的，或为不自愿的。一个错误意见离开学好了的人是自愿的离开，一切正确意见的离开是不自愿的离开。……人们的正确意见总是不愿被剥夺的。不自愿的放弃总是发生在人们被巧取豪夺——或被欺骗诱惑或被强力压迫的情况下。所谓被欺骗诱惑，是指人们经过辩论，被人说服了，或者经过一段时间忘掉了，于是不知不觉间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他们受享乐引诱，或者怕字当头，有所畏惧，改变了意见。；所谓被强力压迫，是指有些困苦或忧患逼得人们改变了原有的意见。”（413A-B）
具体而言，在政体败坏的过程中，欺骗诱惑的因素包括辩论中被击败导致对理念的怀疑和动摇，母亲、仆人等社会关系的唠叨对其灵魂的争夺，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以及灵魂已经败坏的人的刺激与引诱，这些加强了他们的欲望与激情的力量，理性不再具有控制力。强力压迫的因素的典型代表则可以认为是寡头制败坏时爱荣誉者的儿子看见其父亲突然触礁人财两空时的心理际遇，这一困苦与忧患迫使他灵魂中的荣誉心和好胜心离开，爱财和欲望的意见趁机充满了他的心灵。
而追根溯源，这两个因素之所以能起作用，主要是因为教育的失败导致护卫者内心的闭塞，温和善良不见了，懦弱与残暴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这样的心智如何能够抵挡整个社会堕落的氛围？这样的心智面对诱惑或压迫时怎么能够坚持住关于正义与善的理性、理念而不让欲望得逞？教育的失败就这样将护卫者的心智败坏的道路扫平了，心智败坏的唯一后果便是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政体的败坏。
并且，由于教育是教导护卫者灵魂转向的工具，一旦教育无法达成目标，护卫者的灵魂转向也就无从谈起，从而可能使得天赋越高的人作恶越多，政体的分崩离析也行将到来。“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但是心灵的优点似乎确实有比较神圣的性质，是一种永远不会丧失能力的东西；因所取的方向不同，它可以变得有用而有益也可以变得无用而有害。”（518E）教育失败导致温良和善的意见离开心灵，护卫者的内心日渐简单粗暴，其灵魂也不再试图向善，即便他有着很高的天赋，也不再有动机和激励去按照正规的要求接受教育，走哲人王之路，而只是面对着洞穴中的墙壁以虚假为真，心甘情愿地堕落于虚假世界，这一切便奠定了政体败坏的另一基础。
随着教育失败程度不断加深，爱智慧在人的灵魂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低，这导致人们的道德观念不断下降，灵魂的降低又使得与人的品性完全相应的城邦政体也不断下降、败坏。
2、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教育的失败导致政体败坏的同时，社会关系对护卫者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在每一个败坏的步伐中，都可以看出欲望与激情通过外界人物（也即社会关系）对护卫者施加的影响与其父亲进行的理性灌输之间的博弈。
比如在爱荣誉的年轻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其社会关系所起的负面影响包括：“起初他听母亲埋怨说，他的父亲不当统治者，也不大注意钱财，而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灵修养，对她也很淡漠，……她叹着气对儿子说，他的父亲太缺乏男子气概，太懒散了。”“还有一些仆人表面上很忠实，同样会背了主人向孩子讲这类话。”“孩子走到外面去，所闻所见，也莫非如此：安分守己的人，大家瞧不起，当作笨蛋；到处奔走转管闲事的人，反而得到重视，得到称赞。”（549C-550A）这些负面的力量与其父亲代表的理性的力量进行争夺，“使其变成了一个折衷性的人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他成了一个傲慢的喜爱荣誉的人”（550B）。
由于教育的失败，护卫者们的灵魂日渐堕落，其理性部分不断枯萎，因而领导激情控制欲望的能力不断削弱，这使得上述的博弈过程往往都以理性的失败而终结。这样的失败又加剧了教育的失败程度，从而形成了双向负反馈的过程。
四、结语
政体的败坏在上述原因的推进下便一发不可收拾，每一种政体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比自身更为低劣的城邦和灵魂，直至最后的“美好的政体”——僭主政制。
好城邦不能逃脱存在与生成的宇宙之谜。曾经实现在形体中的形式终将远离形体。战胜逝去的滚滚红尘，创造永恒不变的存在，实非人力所能及。位于生成变化的事物中的永恒形式，只是创造与消亡间白驹过隙般的片刻。
人们无法重返自己父辈享有的那种更加令人满意的政治秩序，没有谁可以阻止某一阶段的堕落。这是一幅人无法控制的人类生活画面，人无从选择。这些政制和灵魂中都存在的政治技艺皆未按照人类目标对个人或物质要素做出安排。分分合合，都不在人的控制之中。
这样，政体的变化或者说其败坏就成了一出悲剧。这是人们不愿发生却又无力改变的事件。而这来源于政体的本性。为了探究这一本性，就需要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宇宙以及人的本质，这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来源于苏格拉底言辞的这样一出悲剧的创作，是否就意味着他对政体、对正义、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呢？我认为不是。
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是苏格拉底在全篇对话中一直默默贯彻的主线。正是为了达成丈量生命的目的，也就是教育年轻人正义的技艺，劝导其从事哲学学习，苏格拉底带领他们观察死亡，也即政体不断败坏直至到达最坏的僭主制状态。这样的死亡绝不是绝望与悲观的外显，相反的，它是对新生的向往的外显。
在第十卷最后的厄洛斯传说中，苏格拉底从言辞上完全地塑造出了正义者所获得的全部荣光与报酬，包括了今生与来世。而当他讲完这一传说时，如下的话语让所有曾经出现的绝望与悲观都顿时烟消云散：
“不管怎么说，愿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得到报酬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诸事顺遂，无论今世在这里还是将来在我们刚才所描述的那一千年的旅程中。”（621D）
如果所有人的生活都能达成圆满与幸福，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便没有了受教育和努力认识世界的动力。正是由于生活的不完满，正是由于政体的败坏的必然性，教育才更显得难能可贵；正是由于个体生命的短暂与易逝，投身于国家为更多的人奉献才更显现出其永恒的价值。
可以说，这也是从死亡的角度丈量生命。
于是掩卷后我开始明白：美好生活，始于现在，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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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对于人的三重性的比喻，对于政制的分析，要高于任何二手材料对其进行归纳的能力。
“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在当前似乎广泛地教育塑造的政治家更为可靠。”
前言所云“柏拉图政治生涯第一阶段是壮志雄心的幻灭时期。第二阶段困心恒虑，久而弥坚，相信哲学家确能兼为政治家，确能治理世界。其代表作《理想国》，不仅是哲学家的宣言书，而且是哲人政治家所写的治国计划纲要。第三阶段柏拉图垂垂老矣。事以愿违，不得已舍正义而思刑赏，舍德化而谈法治，乃撰法律篇。”（实际上译者的感慨亦可见）
在一开始，苏格拉底和克法洛斯展开了对话。克法洛斯作为长者，提到了索福克勒斯。接着，克法洛斯在说明了自己的生活之后，前去祭祀了。这不仅意味着一种死亡在生命中的降临过程，而且也引出了正义的话题。注意克法洛斯是笑着前去祭祀的，他并未就正义和苏格拉底辩论，但显然他的行为符合苏格拉底的义人的标准。
接着，色拉叙马霍斯加入进来，他提出，正义属于强者，从而将古老的力或命运的观念引入到辩论中来。他举出例子，说明人在不正义时更加容易得到实惠。而苏格拉底则先通过论证一些小的命题，来逐步支持自己的论证。他首先证明了正义比不正义要更为有利。
接着，格劳孔开始了自己的论述。他的观点是将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一种在条件限制下的妥协。而苏格拉底则从城邦开始了他的论述。城邦来自于分工与协作，而欲望则引发扩张和战争。“须知，没有一种工具是拿到手就能使人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或者斗士的，如果他不懂得怎么运用工具，没有认真练习过的话。”接着，苏格拉底讲述了神的至善至美，以及诗人对于城邦的影响。他提出，要用音乐和体育照顾心灵，并根据人的金属性质的寓言来说明了如何选拔人才的道理。
随后，苏格拉底开始向阿里曼德斯讲述城邦里不同职业者的境况。对于自身欲望的驯服，专注于自己的职业，是苏格拉底论证的核心。而对于国家，则应该让它成为够大而又统一的城邦。而音乐和各种游戏对于人们的品格和行为的影响，则被和对其的管束联系在一起。之后，苏格拉底开始论述正义。而之前他用了打猎作为比喻，形象地描述了寻求正义的困难。节制、勇敢、智慧和正义是城邦的四种品质，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让个人只做自己应做的事情。推广至个人，则是让自己体内的各种品质协调。
由于朋友们的要求，苏格拉底回答了关于女性和教育的问题。讨论逐渐引到了哲学家的话题上来。“至于我自己的情况则完全属于例外，那是神迹，是以前很少有别人遇到过的，或者压根儿就从来不曾有任何人碰到过的。已经属于这极少数的道中之人，他们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已经充分地看到了群众的疯狂。。。”实际上，这是文中苏格拉底少有地提到了自己，而这段论述也成为其后反迫害论的发源。而苏格拉底也承认，哲学天才成为统治者，而不堕落，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苏格拉底希望能够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此之下城邦能按理想的情况运行。
苏格拉底讲述了洞穴人的故事。注意苏格拉底所讲述的，在这个城邦哲人们负担起治理城邦的事务，是因为城邦给予了他们教育。接着，苏格拉底谈到了辩证法。话题逐渐转向了政制和人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里尊重了钱财，尊重了有钱财的人，善德与善人便不受尊重了。而苏格拉底对于平民民主政治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他以五颜六色的衣服和广泛的自由作为比喻，他认为平等主义下的人的生活是杂乱的。苏格拉底认为，寡头政治的失败在于过于追求财富，民主主义则是过度的自由，从而让极权和僭主夺取了权力。由此，苏格拉底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而有趣的是，他把诗歌视为正义最危险的敌人。之后，苏格拉底论述了善的坚强，以及犹如但丁所借以著述神曲般的故事，他用一种安详而坚毅的叙述结束了整个对话。
里面的寓言和指向太多，因此有必要将笔记做成一种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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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面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 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 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 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 这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己的责任；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同的人加入了不同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同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己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多余的需要，就要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和多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同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得自己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不过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common 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 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统治，什么样的人应该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己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应该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通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美好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通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 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
城邦有了智慧的统治者和勇敢的辅助者，剩下的就是被统治者，即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艺的手艺人、农民、商贩等等。这些人之所以是臣民，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和禀赋只擅长做那些手艺活儿，或者擅长种地、经商。他们缺乏智慧和勇敢，所以不能成为统治者，也不能成为辅助者。这些人应该绝对地服从统治，不要僭越自己的地位，这样城邦秩序才能稳定，城邦的公共利益才能得以确保。正如上面所讲的，智慧和勇敢都是城邦的德性，智慧是统治者的德性，勇敢的辅助者的德性（其实，统治者当然也具有勇敢的德性，只不过专属于他的特别的德性，也是对他的地位来说最重要的德性，是智慧）。而对于城邦的所有阶层来说，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德性是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 意思就是说，臣民应该同意接受最优秀的人——哲学家的统治，满足自己作为臣民的地位，而不产生僭越的欲望，想要由自己来统治；辅助者也应该服从哲学家的统治，并且做好自己作为辅助者应该做的，不要企图夺取统治者的地位；哲学家也必须用自己的智慧来为城邦服务，不能有最高的智慧但是不愿意出来统治。苏格拉底甚至说，对于那些有智慧但是不愿意统治的人，必须进行惩罚。这样古希腊社会所尊崇的四大德中的三个，都在城邦中得到了体现，唯独剩下一个正义的德性还没有得到说明。
其实，苏格拉底已经为城邦的正义准备好了基础。既然城邦已经具有了统治者、辅助者和臣民的合理的安排，那么，要维持这种对于城邦来说最有利的安排，就需要所有人都安于这种安排，不要破坏这种安排的秩序。苏格拉底说，这就是正义——正义就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分内的事”， 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这个结论得到了对话者的一致同意，而这正是腓尼基神话的寓意所在。首先，神话说每个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大地母亲，所以人和人之间是同胞关系，这样就使得城邦成员之间相互友爱，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其次，神话又说每个人身上天生就存在不同的金属，不同的人适合做不同的事情，这样人们就能够做到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不干涉别人的事情。达到了寓意的目的，也就实现城邦的正义。
苏格拉底本人，或者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是不相信这个神话的，他知道这个神话其实是谎言。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为了维护城邦的秩序、确保城邦的利益，统治者有权力而且有必要说一些“高贵的谎言”。腓尼基神话就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它虽然是谎言，但它的目的是实现城邦的正义。而且，为了实现城邦的目的，这个神话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当每个城邦成员都相信这个神话，城邦秩序才会稳定，正义才能实现。
到此为止，苏格拉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城邦的正义问题，也就是读清了“大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看小字和大字是不是一样的。苏格拉底论证了个人身上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理性、意气和欲望，正好可以对应于城邦的三个阶层，即统治者、辅助者和被统治者。理性的特点在于它要判断事情正确与否，而且它具有进行判断的智慧，正如统治者具有判断国家大事的智慧一样；欲望的特点在于不管事情正确与否，它都要追求它所需要的东西，正如缺乏智慧的臣民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顾城邦的公共利益；意气的特点在于它拥有力量，既可以站在理性的一边，帮助理性判断事情的是非，正如辅助者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帮助统治者维护城邦的公共利益，它也可以站在欲望的一边，帮助欲望实现自己的盲目需要，正如败坏了的辅助者迎合臣民的个人利益来反对统治者。因此，个人和城邦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对应的，城邦统治者的德性就是理性的德性，即智慧；城邦辅助者的德性也就是意气的德性，即勇敢；而城邦上下齐心协力的节制，就是个人身上理性、意气和欲望的相互协调的状态，欲望和意气都服从理性的统治；最后，城邦的正义也就是个人的正义，前者在于城邦内部的所有人都安于自己的合理地位，而后者在于个人的理性、欲望和意气都安于自己的合理地位，不要相互干涉。
既然城邦和个人是对应的，那么让城邦利益得到满足的东西，也能够让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既然正义的城邦是利益最大的城邦，那么正义的人也就是幸福最大的人，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不正义的生活是不幸的。其实，腓尼基神话同样可以运用于个人的身上，只要换一种讲法：我们可以说，人身上理性的部分是带有金的，意气的部分是带有银的，而欲望的部分是带有铜的，这样就对人身上的三部分进行了安排，正如对城邦的三阶层进行了安排一样。
到此为止，苏格拉底已经让人非常信服地指出了正义的意义，并且论证了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先前他的对手提出的那三种说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第一种说正义就是欠债还钱，在某种意义上也对，因为欠债还钱就是把本该属于某人的交还给他，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地位，个人的正义就是理性、欲望和意气都获得该属于自己的位置。第二种说法是正义就是帮助朋友、损害敌人，其实也没错，但是在城邦中只有具有智慧的统治者才能够分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而在个人身上只有理性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第三种说法是正义是有利于强者的，这种说法也没有错，但是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没有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强者是有智慧的人，即统治者。而有利于统治者的，就是有利于全体城邦的，因为统治者是为城邦服务的，他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公共利益的合一的。
因此，从腓尼基神话所表达出的正义思想来看，柏拉图认为个人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对应的。城邦的阶层对应于个人的灵魂组成部分，城邦的利益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城邦各阶层的德性对应于人身上各个部分的德性。而哲学家王则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作为城邦的统治者，他具有城邦所有阶层的全部德性；同时，他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公共利益也不仅仅是对应的关系，而是合一的关系。由此可见，柏拉图的这种政治理论，至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成为西方思想的先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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