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争后期，“特高”思想控制局的首脑古井喜实向帝国议会提出，他想要对“危害国内团结”的活动进行一场加大强度的镇压，以此为手段来坚定全国的决心。他的陈述非常动听；东京附近地区的“特高”逮捕了《改造》和《中央公论》这两本颇负声望的杂志的编辑人员，并指控他们宣扬共产主义观点。一个姓竹岛的“特高”警官公然地对《中央公论》的编辑黑田秀俊（音）进行威胁，他说：“我们很清楚你并不是共产党，但你如果坚决不承认呢，我们可知道怎么对付你。我们只要把你说成是一个共产党就行了，我们是可以杀掉共产党的。”但黑田秀俊不为所动，重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知道任何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黑田秀俊被释放了，但他的杂志被查封了，直到战争结束。
大捷面具下的惨败-疯狂的岛国
随着日本军队在陆地战场及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越来越少，在国内镇压中的胜利就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6月，当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后，日本的巨大冒险就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防止人民知悉这次失败的消息，东条英机首相下令将这次战役中沉舰的幸存者们隔离起来，日本的高官们面不改色地宣布帝国海军最终“获得了太平洋的最高权力”。在东京，受骗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挥舞旗帜，手提灯笼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
只要日本军队的闪电式战争能够保持长胜不败的辉煌纪录，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就能够欣然地接受公众的欢呼拥护，同时人们也能允许天皇被继续默无声息地置于背后。然而，中途岛战役之后，东条英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皇家的声望，他们敦促皇室成员参观军事基地、工厂和学校，以此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从1943年初开始，历史上只有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才颁布的诏书，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颁发一道，它们被用来勉励后方做出更大的努力，并用来向日本人民保证肯定会得到最终的胜利。
降低诏书神圣权威性的做法是很愚蠢的，而败坏它的做法则更要糟糕得多。然而在1943年的年中，东条英机正是这么做的。通过向天皇部分隐瞒了那些令人沮丧的事实，东条英机说服天皇宣布日军在所罗门群岛取得了一嘲巨大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日本军队实际上正在惨败之后从这一地区撤离。
面对日本军队撤出他们征服的地区，面对美国对日本本土的潜艇封锁不断的收紧，面对日本人民和工业开始感受到严重的短缺所带来的剧痛，东条英机首相终于发现了还有一件令他满意的事情，这就是194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来自中国汪伪、伪满洲国（日本人给他们的满洲属地所起的名字）、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
东条英机是一个“泛亚洲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一点，他与许多心怀讥讽的同僚们不同，他可能还相信全亚洲的人民在日本的统治下会得到共同的繁荣。有一次他从两国经济合作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解释很能体现他思想中的特点。他说：“基本目标是由中国提供它那储量丰富的各种原料，而由日本提供技术、资金和技术人员。互利互惠是主要的思想，这是有道德基础的。”
现在，作为“大东亚会议”的主席，东条英机坐在一个马蹄形桌子的首端，召开这次寄托着他全部希望的会议。东条英机的希望就是日本能够带着一些成果退出战争，他说道：“大东亚的国家之间无论哪个方面都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被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日本手下的傀儡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声明了他们的泛亚洲主义热望。日本在中国的伪政府的头目汪精卫说道：“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应该热爱他们的祖国，热爱他们的邻邦，并且热爱东亚。”
菲律宾新近被日本赋予了名义上的独立，总统劳雷尔用因激动而不断颤抖的声音说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或延迟十亿东方人民去获得他们自由无碍的权利和塑造自己命运的机会了。全能的上帝不会抛弃日本，也不会抛弃大东亚的民族。上帝将降临人间，和我们站在一起，将会激发我们人民的勇气和豪情，将赋予我们解放自己的力量。”
最后一个发言者是拥有剑桥大学教育背景的缅甸第一总理巴莫博士。和菲律宾一样，缅甸也刚刚获得了象征性的独立。巴莫宣称道：“多年来身在缅甸的我一直做着我的亚洲梦。我的亚洲血统一直向其他的亚洲人发出召唤，在我的梦想里，无论是睡是醒，我都听见亚洲向她的孩子发出的呼唤。现在我们不是要用我们心去思考，而是要用我们的血去思考。”
会议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大东亚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友善，这一结果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是极为令人满意的。他认识到，只要东亚的民族和日本站在一起，抵抗西方盟国，日本就一定能打退敌人进攻浪潮。在他的想像中，可能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同盟：对于泛亚洲主义的追求在西方的压榨面前有着巨大的力量。然而，无论泛亚洲主义曾经可能给日本带来多么大的机会，由于日本士兵对于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所进行的种种暴行，这些机会都已经不存在了。
东条英机为组建一个有效的东亚联盟而努力，但他的努力受到了来自为他自己政府内部力量的更大破坏。在一个标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概念”的文件中，帝国统治协助协会宣称：“尽管我们采用‘亚洲合作’的提法，但这绝没有忽视日本是由神创造的这一事实，也并非假定了一种自动的种族平等。”在谈到日本对那些曾经属于西方列强的地区进行占领这一问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坚称：“我们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占领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态度源自日本长期以来凌驾于邻邦之上的那种优越感。最终，在东亚日本士兵和统治人员涉足的每一块土地上，它都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外交在征服者的疯狂中受阻-疯狂的岛国
在朝鲜，自从1910年被日本吞并之后，朝鲜人的生活中时刻都充满着日本人的歧视，日本人的平均收入要比朝鲜人的多三倍，参加日本军队的朝鲜人不断地被提醒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诸如：“走路悠着点儿，不要认为你是日本人。”
朝鲜人被迫像应声虫似的不断照念一个誓言，开头两句是：“我们是伟大的日本天皇的臣民，我们效忠于天皇陛下。”他们要求所有的朝鲜人都加入神道教，朝鲜妇女被征去为日 本军队充当“慰安妇”。
在满洲，重工业、交通业和通讯业完全被日本资本所控制，中国人被迫充当劳力，帮助日本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根据一位见证人所说，工人们被迫“带着脚镣劳动，劳动使人精疲力竭，工作的时间很长，手段非常残酷。许多人都逃跑了，一些逃到了俄国，那些不幸被抓住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有火烧，有水烫，然后就被捆到某个地方（杀死）。”
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日本兵们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最臭名昭著的例子。1942年，一个从中国回来的日本下士向朋友吹嘘着：“外出搜寻给养的时候，我们抓住了一个孕妇，我们把刺刀扎进她的大肚子，然后把她像一块肉似的挑了起来。”一个日本士兵谈到看到别人“用石头砸一个中国人，直到把他的头盖骨砸开，他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后他们又用脚踢他，并扔上更多的石头。军官们对于这场杀戮只是袖手旁观”。在许多战斗区域，日本的政策是把他们前进路线上的每件东西都烧个精光，一个士兵回忆说：“作战地区中的每一个村落，无论大小，都烧成了白地。村中则被杀得鸡犬不留。”
在马来亚，有大约7万名中国移民在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被捕。他们中的几千人，被控进行了破坏性活动。这些人被成群地绑在一起，装到船上，船开进大海，他们就被抛进了海中。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饭店禁止本城的居民进入，而那些最好剧院也只向日本人开放，一些学校也被日本人占据，用来充当陆军兵营，另外一些则被改成了妓院。
对于日本处心积虑策划的“大东亚共荣圈”来说，像这样无法无天、毫无顾忌的暴行，当然是致命的，同时也毁掉了日本本身。由于其基础是建立在强制而非合作之上，日本的体系从根本上就无法发挥效力，因此日本人丧失了一个无比巨大的人力资源库，不管从军事还是民用来说都是。他们也无法充分利用那些日本急需的丰富自然资源。
然而尽管大东亚共荣圈的失败对日本的发展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如果和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竞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相比，它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这场激烈的竞争贯穿了战争的始终，它不仅给作战行动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相互钳制，而且也给日本为经济所做的全国性的努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941年，在东条英机刚刚坐上首相这个位置的时候，天皇曾经向他申明了一个长期困扰日本的问题。当然，这种申明是用一如既往的闪烁其词的方式来表达的。裕仁说道：“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有价值，但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忠告是如此一贯被人忽视。综观整个历史，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而且往往十分激烈，但日本海陆军之间的相互仇恨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的。它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当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中，现代的日本陆军和海军建立起来的时候，一些宗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一个军种，而他们累世的对头们则一定参加了另一个。就这样，他们之间的敌意持续了下去，甚至发展成了公开的仇敌关系。
两军之间的争斗在个人层次上也体现了出来。海军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参加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先是突袭珍珠港，后来又经历了中途岛的失利。他曾经有一次当着一位喋喋不休的将军之面推开椅子拂袖而去，以此表示对陆军的蔑视。丰田副武司令，是战时的联合舰队总司令，他经常把陆军称为“马粪”，而且再三宣称他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会嫁给一个陆军里的家伙。但这些都算不了什么，陆海军之间不合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遍及各处，包括经济动员、战略性供应的征集和部署、军备设计和生产以及成品的分配。
从制度上讲，陆军和海军的后勤供应都是由通产省掌管和分配的。通产省和一个内阁计划委员会共同负责制定经济政策。但是，海军和陆军都拒绝向行政部门提供任何关于他们战略物资的接收和存货的数据（它们之间更是绝对相互保密）。这样一来，任何实际的计划都难以实施。
飞机制造业的激烈竞争-疯狂的岛国
在战争初期，日本曾经进行过一次弥合两军关系的尝试。他们建立所谓的控制机构，并赋予其相当巨大的权力。这些机构是以政府的面目出现的，每一个机构的领导都由一位来自战备相关产业的行政官员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反应则是对控制机构毫不理睬，继续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储备物资，直接向生产厂家发送订单（有一些厂家就是属于军队的），混乱仍在继续。
两军之间的争吵在至关重要的飞机工业中最为激烈，在这里双方都建立了自己的控制机构。一位民用经济计划制定者藤原银次郎在对飞机工业进行调查之后，抱怨说：“海军在科技上比陆军领先，所以陆军竭尽全力地争取赶上，然后海军又竭力保持领先的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场争取优势地位的紧张斗争。”
藤原氏的研究结果还显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生产能力，但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对此，他的解释为：“陆军和海军出于竞争而小题大做，但他们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成果。他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工厂和相当精良的机器，但是每当陆军建一个大的工厂，海军马上也会建一个。他们只顾着盲目攀比，却很少考虑到实际效率。”这种浪费行为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宝贵铝材中，只有55%确实变成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全部被作为废料倒卖进了黑市。
陆军和海军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在飞机设计领域谁会超过对方。截至战争结束，海军制造出的飞机有53种基本机型，共112个品种，而陆军则有37个基本机型，共52个品种。这些飞机中的大多数都是按那些落入日本人手中的外国机型仿制而来的。
陆军建立起自己的海军-疯狂的岛国
在从被占领的荷属东印度开采石油的问题上，双方的争斗时间也长到了荒唐的程度。海军由于对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不得不从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陆军由于步兵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它的石油主要是用于航空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需求了。但是，陆军实际上早已垄断了日本的石油资源。
这种不平衡来自于一种奇怪的安排方式：被占领地区的石油资源的分割情况是由最先占 领该地区的军种决定的。在这点上，陆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掌握着最主要的油田，还握有6座大型的炼油厂，这使得陆军拥有了前荷兰属地中85%的石油资源，这样海军能得到的就所剩无几，它手中掌握的只有婆罗洲的两个港口。
为了满足自己远远超过陆军的石油需求，海军不得不采取了类似于敲诈的手段，它威胁说，如果陆军不分给它更多的石油，它就要扣留发往日本的所有油轮。虽然，因此成立了一个陆-海军石油委员会来解决分歧，但实际上争斗更加剧烈了。对于委员会所下达的石油分配命令，通常双方都置之不理。
同时，海军在海战中的失败，和其长期的石油短缺也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6月的马里亚纳群岛航母大空战中，有一个日本舰队其实就在附近，但苦于燃料不足而无法参加战斗。由于不会受到来自海面舰船的攻击，美国航母发动了“电击行动”，随心所欲地遣出和召回作战飞机，日本空中力量在这种打压下永远都无法恢复元气。后来，在莱特湾战役中，从本土紧急赶来赴援的战列舰“伊势号”和“日向号”最终还是晚了一步，原因还是燃料不足。
尽管海军掌握着油轮的垄断权，但陆军建起了自己的造船厂，而且它对商业船运也颇有涉足。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时，陆军手中掌握的船舶的总吨位就已达到了210万吨，而同时民用的“航运控制协会”的船舶总吨位是170万吨，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则仅有150万吨。而在实际操作中，两军之间也决不进行任何合作的努力。陆军的航运总部在宇品，海军的航运办公室则在横须贺，他们从未交换过关于船只启航、路线、装载情况以及到港时间等任何信息，甚至连发现了敌方的潜水艇这样的事也互不通知。
陆军并不仅仅满足于拥有自己的商船船队，它甚至还要利用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来建造自己的潜艇。海军潜艇部队的指挥官三和艹戍 吉副司令回忆说：“当陆军提出要建造他们自己的潜艇的时候，海军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但是陆军答复说，他们计划建造特殊的潜艇是用来守卫本土的，他们不想要海军的潜艇来担负这一任务，因为它们还有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迎击敌方的舰队。海军对这一点表示同意，并且向陆军阐述了建造潜艇的困难性，表示可以指导陆军如何来建造。然而陆军并不想要海军的帮助，只想自己来造。”毫不意外，海军的潜艇几乎没有被派上任何用常
日本在二战中未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雷达，这在部分上也要归咎于两军之间的争斗。美国的雷达专家们在一份战后的报告中指出：“日本的军事首脑们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他们使陆军和海军的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一直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日本缺乏拥有足够技能来从事雷达研究的科学家，无法展开工作。然而他们竟然还坚持在两军中进行各自为政的秘密研究，企图用不到一半的人来完成全部的任务，这种事倍功半的方式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陆军掌握着最高的军事征募权力，因此它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那些技术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统统征到了自己的序列之下，特别是那些原本在给海军生产物资的工厂中工作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约4500名九州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人受到了征召，占到全厂雇员的50%，他们的位置被换上了毫无技术、毫无经验的妇女、学生和朝鲜人。陆军和海军似乎都很乐于让他们的供应厂家们生产用途相同的但却形状各异的产品。“即使是生产一个螺钉，陆军可能要造成左旋的，而海军则要造成右旋的来表示与其不同。”日本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益雄在回忆中这样说道。
到了1943年的12月，日本的工业已经极度混乱，以致内阁计划委员会和通产省全部被取消掉了，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军需省，由东条英机兼任部长，它的任务就是专门消除由于那两个互不相让的军种所引起的混乱。
凡是那些和战时供应品生产稍有瓜葛的私人企业都被列为“军需厂家”。这个含糊不清的称号一共被授给了671家厂商。军需省对厂商的生产安排有独家控制权，还控制着下属厂家的资金，并且可以按照它的喜好对厂家进行任意的拆解组合。
然而军需省的努力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仅从部长走马灯般的替换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东条英机很快就对军需大臣的工作感到厌烦，于是将其转给了副大臣岸信介。岸信介的继任者是经济学家藤原银次郎，他就是那位意志坚强、能力卓越的三井工业集团的前任总裁，藤原后来带着愤怒辞去了这一职务，取代他的是一个名叫吉田的昏庸官僚。对此藤原解释道：“问题就在于必须有一个陆军和海军都能接受的人，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妥协方案———任用吉田，尽管这个人根本一事无成，毫无用处。也许他们觉得任用一个对工作一无所知的人，就能使他们双方都放开手脚吧。”
综观整个二战过程中，这两个军种之间很明显地不需要一个协调的指挥（而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听从）。就在中途岛战役后不久，海军准将高木础吉大胆地向海军军令部建议，提出日本胜利的惟一希望就在于陆军和海军在一个最高指挥部之下采取联合行动。但两军都拒绝进行任何实际的合作，即使在作战地区也是如此。
作战地区中权力在两个军种间的分配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规则，陆军掌握了大部分的指挥权，但海军控制了新几内亚的一半、所罗门群岛、苏拉威西岛以及被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双方都认为对方控制下的地区与自己毫不相干。还是那个同盟新闻社的记者加藤，他认为这种情况就是造成1944年6月塞班岛失守的原因，他在文章中写道：“分配给海军的舰只数量不足以守卫这一地区，而陆军提供的支援不仅不够，而且还三心二意。”
然而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作为山本五十六大将中途岛作战的一部分，陆军官兵们夺取并固守了阿留申群岛，海军早前就对这次登陆行动表示反对，很快就又对它进行批评，海军大西泷次郎少将后来说：“我们应该在猛攻阿留申群岛之后就从那里撤走，但是我们愚蠢地占领了这一地区，还投进了过多的物资和不必要的兵力，这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再离开了。”所谓不必要的兵力就是指那2300名在1943年5月美国收复阿留申群岛时被困的士兵。
在得知阿留申群岛的大败后，裕仁天皇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他非常天真地问他的侍卫官：“难道海军和陆军之间真的水火不容吗？如果他们之间存在摩擦的话，那我们就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天皇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由于东条英机试图掌握日本盘根错节的政治结构的努力毫无成效，由于警察的高压手段渗透到国内的每个角落，由于陆军和海军之间龃龉不断，兵力不足、军备匮乏的日本帝国无可挽回地逐渐滑上了通向失败的道路。日本人民，即使在一段梦魇般的时期已经到来时，仍旧对他们的精神坚信不移，但他们很快就会尝到苦果的滋味。
1944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灵敏地应对一位帝国议会的成员。东条英机的思维敏捷，言辞犀利，因此他被称为“剃刀”。
1940年10月31日，成双成对的日本人在享受“Auld Lang Syne”。（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歌曲，中文名叫做“骊歌”或“友谊地久天长”，常作为舞厅的交谊舞曲。）禁令前最后的舞曲。政府下令在这一天的午夜之前关闭所有的舞厅，以此作为一项保护措施。
记者新明武雄在一次关于战略的争论中站在海军一边，因而激怒了东条英机。
新明武雄（第一排左起第一人）和他的连队在一起。后来这一连队在守卫琉磺岛时被消灭。
一篇带来了“死亡召唤”的报道
1944年2月23日，日本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引起轰动的文章，东条英机首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勃然大怒，以致一定要把它的作者———战争新闻记者新明武雄置于死地。
在这篇题为《竹枪根本无济于事》的文章中，新明武雄对陆军的防卫计划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个计划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来击退盟军的入侵。相反，新明为海军的观点进行了辩护：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日本进行轰炸。
尽管这篇文章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东条英机，但这位日本首相还是认为受到了人格侮辱。他给新明武雄下达了一份入伍通知，而通常像新明这样一个年入四旬的人是不属于征兵之列的，所以这个通知被称为“死亡召唤”。任何一个收到这种通知的人几乎就死定了。他们都被用船运到了最前线的部队。新明武雄将被送到了琉磺岛的一个陆军航空兵连队中。
但是海军拯救了这位记者的生命。他们向新明武雄下达了海军入伍通知，而这份通知，被精心安排在了陆军的前面到达，抢先将新明安排在了海军新闻处中一个安全的岗位上。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为了表示对美国的蔑视，东京的行人们践踏被政府宣传部门绘制在人行横道上的巨型美国国旗。
一个士兵将竹枪刺入代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稻草人。旁边的牌子上的内容是鼓励行人都停下来刺上一下。
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的准备
“因为我们想到了那些在中国北部打仗的战士们。”在被问及她和她的同学们为什么冬天不穿外衣时，一位女中学生这样回答道。这些孩子之所以会如此毫无怨言地忍受严寒，一个原因是出于爱国主义，另一个则是日本政府努力进行的所谓精神动员的结果。为此他们发动了无穷无尽的政治宣传运动，号召人们与军事行动保持一致，促使所有的人们坚定意志来承受那些战争可能给后方所带来的困难。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京的宣传机器高速运转起来，全国的报纸都按照指示同时发表了“要与政府协调一致”的公告。从此之后，日本人民便被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报道所吞没，它们全都是在宣扬奋不顾身的日本士兵有多么勇敢，以及这场为了抵抗凶残的美国侵略者，保卫天皇的圣战有多么正义。
任何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的人都会遭到审讯甚至监禁，而执行这一任务的人是名字非常直白的思想警察”。如果那些懦弱的惟命是从的媒体偶然发表一些评论，被认为违反了1941年的一项所谓的维持“和平气氛”的法律时，那些倒霉的撰稿人就会面临失去工作或者将被监禁一段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失误所带来的后果，许多报纸雇佣了“狱中编辑”，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服规定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