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效西方的热潮-疯狂的岛国
尽管德川幕府用尽了一切的心机和手段对日本这个民族进行压制和封锁，使它保持孤立状态。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孤立，还要孤立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外。但是这种状态是难以永久维持的。就在1853年的6月5日，当四艘美国战舰出现在江户湾时，日本的闭关政策就宣告结束了。
在这四艘船中，有两艘是船身乌黑的蒸汽船，每一艘拖着另外的一艘帆船，它们正是日 本向来拒之门外的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两艘蒸汽船可能是日本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住在?醯娜嗣怯涝抖蓟峒亲≌庖惶欤??前颜庖惶斐莆?昂诖?比铡?
这只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这个粗野的海上老手曾经在美墨战争中名声大噪。佩里得到的训令是提议“美日两国友好相处并且建立起相互的贸易关系”。为了达到这一既定的目的，美国政府训谕佩里要“谦恭、和蔼，但同时也要坚定、果决”。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技巧高超的外交家。
由于难以揣摩出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符合日本这个神秘国度的胃口，佩里带了一批种类多得惊人的礼物，其中包括：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成篮的香槟酒、一大桶威士忌、一大桶马德拉白葡萄酒、一箱由塞缪尔·考尔特发明并制造的左轮手枪、一架银版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列小型的蒸汽机车加车厢，以及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他还带了一封米拉德·菲尔莫尔的亲笔信，菲尔莫尔在佩里七个月前起航的时候还担任着美国总统。在这封信里，他称日本天皇为他的“伟大的好朋友”。
毫不意外，美国人的到来使日本人惊慌失措。在整整的三天时间里，日本官员甚至不敢把这个消息告知当时的德川将军，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将军终于偶然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痛苦不堪地生病卧床，直到佩里离开日本还没有起床。
由于将军的微恙，如何对付美国人的问题就被抛给了他的重臣们。这个职务没有明确的身份和固定的任期。然而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员也冒着很大的风险，如果哪个重臣为德川幕府的法律提出的某项修正案没有被接纳，那么他就要切腹自杀。重臣们下令动员了2万名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德川幕府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日本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是，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还是被召集了起来，这使得整套新盔甲的价格一夜之间上涨了四倍。
由于日本的防御明显抵不过佩里犀利的火器，所以元老们就采取了他们能想出的最好策略———举棋不定，不断拖延。但是同时，普通的日本人在祈祷另一嘲神风”的出现。佩里却显得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把菲尔莫尔的信留了下来，很洒脱地出发到中国去游览，只不过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的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于1854年2月回到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脑树旁，双方开始谈判，一谈就谈到了月底。在佩里看来，日本人确实是一个“精明狡狯，善于欺诈的民族”。但是，在3月31日，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还是签订了。按照其中的规定，下田和函馆的港口要向美国船只开放，以提供“木材、水、食品和煤炭以及其他其所要求的必需品”的补给。另外，美国还在下田设立了一个领事馆，并且在1858年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些看起来微小的特权，却因其他国家的加入而被极大地扩展了。英国和俄国等国家都蜂拥而入，迫使日本给予它们同样的特权，并且获得了治外法权。
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翻地覆的，而德川幕府长期以来一直靠压制变化以维持统治，所以它便开始了崩溃。
很显然，幕府没有能够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为日本，为它的人民和天皇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安全。另外，它还把皇室更远地隔离在世俗权力之外，不经意间就使天皇完全摆脱了任何由佩里开始的入侵所带来的指责。因此，面对当前兴起的“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幕府显得格外的软弱。这一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开始了针对德川政权的叛乱。
他们的叛乱很快就被扑灭。1860年，就在佩里到达日本后的第七年，德川幕府元老们的领头人物在骑马前往江户家中的路上遭到了刺杀，一位日本作家将这件事视为12世纪建于镰仓的幕府统治的结束。他欢呼道：“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德川家族仍然死死地抓住权位不放。仅仅八年之后，他们的末日就到来了。1868年，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于1867年在他15岁时登基，这就是明治天皇。在他在位的45年内，日本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风格在明治天皇登基的第一年中就建立起来，就在这一年，天皇在他的《五条誓文》中宣布了要改造日本，决定它的命运：“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矗”
历史上，日本曾经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但现在明治时代的领袖们把眼光转向了西方强国，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各种经济、政治、技术和军事模式。各种利益背景和职业的人们都被送出去学习西方的方法；此外，还有大量的西方工程师、教师、经济和法律专家以及职业军人被明治政府聘请来担任指导职务。
改变的效果是惊人的。到1872年，一位英国领事馆官员评论道：“几乎在每条街上都有许多家出售外国商品的店铺。”日本的孩子们在玩一种游戏，他们一边唱着《文明拍球歌》，一边按着韵律拍球。歌词中列举了日本人最渴望的十种西方物品：蒸汽发动机、煤气灯、照相机、电报机、轻型机车、报纸、学校、邮政、蒸汽船和出租马车。日本人专门请了一位英国的建筑师来建造一座宏大的舞厅，一时日本人也能向西方人那样跳交谊舞。这座舞厅就是东京的鹿鸣馆。
伊藤先生对德国的访问-疯狂的岛国
西方式的变化很早就深入了宫廷。皇宫里通上了电，尽管因为害怕引起火灾而只使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宫廷中的女性被鼓励着要像西方妇女那样直接大胆地大声讲话，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端庄地用手捂着嘴小声嘀咕。宫廷中的男性都努力地模仿西方人的衣着。然而，他们的努力措施在一位来访的英国女士眼里，都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她说道：“……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成衣，都显得太过肥大。裤子的裤脚都被塞进了松紧边的靴子里。皱顶的帽子要么一直盖住了主人的耳朵，要么就很俏皮地扣在后脑勺上。”
在对西方热心的学习中，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感兴趣的方面几乎完全集中在外在的形式上，他们就是不能理解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使日本成为一个和西方平等的国家而受到世人尊重，而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先进的民族。要赢得西方的尊重，似乎就要有一个宪政的政府，于是明治的寡头们就开始着手创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宪政政府。
1881年，天皇宣布日本很快就会颁布宪法，大概就在未来的10年之内。日本向欧洲派出了一个使团去学习那里的宪政体制，使团的率领者就是明治重臣中的绝对保守派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在德国遇到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很自然地把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德国。他还深深地被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格涅斯特的言论所折服，格涅斯特坚持宪法不应该迎合民主的口味，而必须牢牢地根植于国家的传统之中。
伊藤博文对他听到的东西深以为然，并且把普鲁士的宪法作为日本的榜样。他毫无犹疑地摒弃了更加民主的宪法范例，例如美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伊藤博文后来写道：“我相信我已经为我的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从内心里感觉将来可以含笑九泉了。”
对于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来说，目标就是履行誓言，恢复天皇最高荣誉的地位。但是，同时要继续保持他与实权绝缘的状态。1889年颁布的日本宪法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它再次重申了关于天皇神圣血统的古代神话，把他宣扬成“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并且宣扬天皇的继承“万世一系”（这个词在裕仁的宣战诏书中再次被引用）。但是同时，宪法也清楚地规定，如果没有帝国议会的批准，天皇颁布的任何法律都是无效的。
培养对天皇的崇拜-疯狂的岛国
帝国议会即国会，由两院组成：贵族院和众议院。两院都由选举产生，成员都来自日本的精英阶层。然而，核心的权利圈极端不情愿把它的权力交给日本的大众，也不愿意交给选上来的代表们。选民被限制在全国6%的人口范围内，而这恰恰大约相当于旧的武士阶层所占的比例。在权力的执行中，贵族院可以对下院提出的立法案进行否决。
这种民主的表象使西方感到十分满意。就在宪法生效仅仅四年之后，英国取消了自佩里 打开日本大门不久之后一直实行的治外法权，以此表示它的认可。其他的西方国家很快也纷纷效仿。
凭着惊人的智慧，明治重臣们在他们拼命赶超西方的努力中，认识到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教育。早在1872年，他们就建立起一个义务教育制度计划。这一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号召建立54000所小学。这一内容的落实速度快得惊人：1860年，日本的大多数人口还是文盲，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日本已经变成了亚洲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国家，公民中的读写率达到了95%。
然而和其他所有的东西一样，教育在日本也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在1890年颁布的一道诏书中，发表了一个整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法典，它取得了神圣的法令地位，将日本一直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战争结束。
另一道《教育敕语》要人民“永远忠诚虔敬地团结在一起”，号召天皇的臣民们要“增进大众的福祉，增进共同的利益”，并且要“尊重宪法，遵守法律”。然后就是强烈地劝勉，要人民担负起义务，在即使无望取胜的冲突中也要奋力作战。诏书中说道：“无论发生了任何意外情况，都要勇敢地为国家贡献出自己，以此来保护和维持我们皇权的繁荣，使之与天地同存。”
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这种诏书只不过是一个例行宣言，而且很快就会忘在一边。然而在日本，对于全国各地的学校来说，宣读《教育敕语》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任何人如果要接触写有这些神圣词句的纸卷儿，都要按要求戴上白手套。有的校长不小心将诏书掉在地上，或者在宣读中发生了错误，就会采取自杀的方式来谢罪。这种事例确确实实地存在。发生火灾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以不抢救，第一个要抢救的就是诏书，这种情况就更加不用说了。
整个学校课程的设置都是以培养强烈的爱国心为目的，而爱国心又集中在天皇身上。课程中包括道德课。崇敬自然神迹的古代神道退隐下去，而由日本国家和天皇占据优先地位的好战的现代神道教则在道德课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在文部省制定的规则中，将历史教育的目标规定为“为了使儿童们理解帝国的基本特征，并培养他们的民族精神”。同样地，进行地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向他们灌输热爱国家的思想”。
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中小学生遵守着“远距离的崇拜”的常规，每天早晨都向着皇宫的方向鞠躬60秒。孩子们还被教导说，在集会中，如果天皇偶尔莅临，他们必须低下头来，目光向地，以表示对他的崇敬。而且，老师们每天都要问男学生们：“你们最大的抱负是什么？”
孩子们就会用稚气的嗓音异口同声地回答：“为天皇而死!
到时候，他们中间将会有上百万的人实现这一诺言。
从武士到实业家-疯狂的岛国
为了建立一个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壁垒，同时为了建立起一个可以支持军事建设的经济，明治时代的日本把重工业当做了它的第一要务。由于没有任何基础，但因为惧怕外国的控制而拒绝外国投资，日本不得不白手起家，而且要独自摸索前进。日本明治政府处理问题时，采用的可能就是按照其他国家以前遇到类似情况时所采取的那些办法。
“学习工业并克服其中的困难，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责任。”一位明治时代的领导人 这样说道。日本的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靠扩大土地税获得，依靠这个有限的资源，日本政府艰难地建立并经营着自己的工厂。开始时，工业建设的重点集中在战略性的军需品方面，只有到了后来才把重心转移到了消费品上，这样，整个工业体系就涌现了出来。日本的劳动力一直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把繁重（而低薪）的工作看做爱国主义的体现，托这种教育的福，日本的新工业体系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即使说不上迅速兴旺起来，至少也是在稳步地增长着。
虽然明治政府计划着保持对军事工业的控制，但它并没有打算永久性地占有私人企业。早在1880年，在《廉价出售工厂概则》的序言中就出现了转变的迹象：“那些为了鼓励工业发展而建立的工厂，目前管理得当，业务兴隆，对于那些应该由民间经营的工厂，政府将放弃其所有权。”
除了极少部分之外，政府逐渐放弃了所有的非军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一部分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它认为特别有经营能力的个人和合伙者，其他的干脆分文不取地白送。古老的商人阶层的家族绝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实际上，他们常?蝗衔??诮餍∩魑ⅲ?岩允视π碌墓ひ抵饕迳缁帷Ａ硪环矫妫?哂猩桃低纺缘奈涫棵欠⑾至苏馐且桓隽钏?谴笥凶魑?男碌氖姑??拖褚晃幻髦问贝?墓婊?咚?档哪茄?骸捌咀潘?抢??嘌?隼吹木?窳α浚?涫棵强梢允と稳魏喂ぷ鳌！?
极少数几个履行了这一使命的幸运儿后来都成为了日本工业中第一流的大实业家。他们手中的巨大财团，掌握着日本经济的每一个部门。他们被笼统地称为财阀，他们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使他们的发展大大受益，但也遭到了次一等实业家的嫉妒。他们的成功虽是惊人的，但他们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远远超越了日本这个狭小国家的范围。从1868到1897的30年间，日本工厂的原材料进口量增加了5倍。日本之所以采取军事侵略的政策，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工厂们不断增加的原材料需求。
在那些推翻了德川幕府、领导了明治维新的人中，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武士出身。然而在日本迈向现代西方世界的最早步骤中，粉碎过时的德川封建体制显然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内容。而武士正是德川体制的基础部分。法律规定取消阶级的区分，对于武士们的命令只是简单地要求他们停止佩戴作为其优越阶级地位象征的长剑。武士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了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然而，对于这个几百年来只允许武士携带武器的社会来说，最令人震惊的还是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妇?慕?ⅰ?
许多武士很好地适应了变革。他们变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者，成为了政府官僚系统的骨干，成为了警察中的上层，以及新的军官中的核心部分。然而，其他的人却落到了十分潦倒的境地，不得不以典当盔甲为生，甚至因为买不起与身份相称的衬衣，而把白布缝在领口来假装。
这些落魄的武士们出于仇恨在1877年发动了一场叛乱，当时羽翼刚丰的征兵制新军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这场叛乱镇压了下去。新军的指挥官山县有朋以前也是一位武士，他堪称日本的军队之父。在评论他的军队第一次重大考验的结果时，山县有朋表示他很满意。他说道：“日本人，无论是否军人，都起源于相同的血缘。只要他们遵守常规的纪律，就一定能使士兵们达到祖先那样的英勇。”
对于山县有朋这样的领导者来说，精神上的纪律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武装手段。一位领导人说：“一个军队依靠的不是枪炮舰船，而主要是爱国主义的感情。”正是在明治时期的军队中，“武士道”这个词第一次广泛流传。这个词深深根植于日本的历史中，它包含了对诸多古代道德理想的追求，如自律、对上级的忠诚，以及面对死亡时的英勇无畏。
吸取帝国主义的教训-疯狂的岛国
早在1890年，山县有朋就制定了一个计划，指出日本陆军“未来的明确方向”。
他把日本的“主权线”界定为这个国家实际的地理边界。但危险的是，在所谓的“利益线”中，他却用语模糊。山县有朋写道：“如果我们要维持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之置身于强国之列，就必须不断推进并保卫我们的利益线。而不能仅仅满足于保卫主权线。”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日本的利益线使它的海军和陆军都远远地脱离了正轨。
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头40年这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一直在追求太阳下更强大的地位，但其中的胜利只是一时，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挫败。这一段时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以及狂热的殖民主义。
1894年，当中国军队被派去帮助朝鲜国王平定叛乱的时候，日本也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武装干涉。在为期九个月的喧嚣的战争中，日本军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了出去，并且继续推进，占领了旅顺港、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山东的港口威海卫，以及台湾岛。然而，在德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合施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除台湾外的一切战果，这令它一直耿耿于怀。但讽刺的是，德法俄三国将日本交出的战利品自己瓜分掉了。这件事对于东京来说，是一堂铭刻于心的帝国主义教育课程。
与美国作战，我们毫无畏惧-疯狂的岛国
10年之后，在第二次围绕朝鲜进行的战争中，日本在海陆两线大败俄国，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日俄缔结了一个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拥有“永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这个条约还规定日本拥有对辽东半岛、库页岛南部，以及俄国所修的从旅顺到沈阳的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但是，当日本尚未从俄国那里获得他们的战利品时，人们的愤怒情绪高涨，成群结队地涌上东京街头叫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利用欧洲大陆一片混乱的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以及在太平洋上的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等殖民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承认了日本新获取的特权和领地。但是当胜利的协约国拒绝将日本提出的一项关于禁止种族歧视的修正案纳入《国联盟约》时，日本人被激怒了。在他们看来，这次拒绝就是西洋人对于所谓“黄祸”的非理智恐惧的又一个例证。
日本人的傲气在1922年的华盛顿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中遭到了挫折。在这次会议中，确定了5∶5∶3的战舰吨位比例，日本排在了美国和英国之后。但是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支配权，而且英美同意不在这一地区增加新的力量。
1931年，日本军队在满洲挑起了事变，并且彻底击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快速推进。当国联的报告指责日本进行侵略时，日本愤而退出了国联，决心不顾任何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以前的条约义务，在远东一意孤行。
对于日本的这种反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渐渐地感到不满。由于认为它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美国在1939年废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条约，接着减少对日本的石油和废钢铁的出口量。但是日本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地在1941年占领了全部的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回应，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燃料贫乏的岛国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取消禁运的条件，西方国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东南亚撤出。
是向西方的威胁屈服，还是大胆地挣扎到底以保护生死攸关的自然资源？面对这一重大抉择，日本选择了征服。它接连袭击了珍珠港、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入了它的人力、财力和全国的能源，以及它的“大和魂”。一位战时的领导人说道：“只要还有忠诚和爱国的伟大精神，我们在与美英的战斗中就无所畏惧。”
说这番话的人正是当时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他的胸中，燃烧着日本精神的熊熊火焰。
· 战争中的日本
身着长袍的神道教神职人员站在大阪一座树木丛生的山顶上观看日出。这是神道仪式的结束。这一传统仪式包括演练、祈祷、沐浴和升旗等环节，政府鼓励人们参加，并以此作为培养“大和魂”（即“日本精神”）的一种途径。
最高贵的死法
许多日本人都把切腹自杀浪漫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自杀方式，就是用一柄短剑剖开人的腹腔。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从12世纪开始，它就成为了一个上层的武士用以洗刷自己耻辱的惟一方式。切腹自杀之所以在现代的日本仍被沿用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曲著名的18世纪的戏剧———忠臣藏，这出戏向成千上万的普通日本人宣扬了自杀的光荣和伟大。
这出戏大体上改编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名叫“判官”的藩主因为在神社中舞弄刀剑（为了警告一个对他妻子图谋不轨的人）而触犯禁律，被迫切腹自杀。这场切腹的情景发生时，舞台上挤满了家臣和傲慢的官员们，扮演判官的演员跪下来，进行一番最后陈词，然后勇敢地结束了生命。
这个场面是如此感人，判官的自杀又是如此勇敢和高贵，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都深深地相信切腹自杀是最高贵的死亡方式。
判官（由尾上梅幸扮演）准备用一柄以布包裹的剑切腹自杀。
东京的小学生们挎着玩具步枪向学校的“御影真”鞠躬。“御影真”就是专门用来放置天皇和皇后画像以及《教育敕语》的屋子。这一仪式的目的是灌输对天皇的服从。
在袭击珍珠港的头些天，为了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一个东京妇女组织的成员们跟在陆军军官们的身后列队前进。她们的制服由白色罩衫和扎头带组成，这是日本妇女在做家务时的通常装束。
在1941年日本奇袭珍珠港后一个半小时，日本帝国空军司令向媒体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宣言（上图）。很快，震惊的日本人民纷纷驻足街头，聆听从广播中传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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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1年，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一个半小时之后，大平秀夫大佐（上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读了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声明。片刻之后，震惊的东京市民（下图）在大街上驻足收听广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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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之爱就像火焰
一般燃烧”
“每一个家庭现在都是一处战场，”1941年12月10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天后，东京的一家报纸这样宣称，“邻里之爱就像火焰一般熊熊燃烧。”社论热烈地颂扬日本的“邻组”超越了阶层和家庭的界限，将整个国家都团结到国内防御中来。
1943年整整一年，直到1944年，日本100多万个邻组（每组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准备好迎接美国轰炸机的一波又一波攻击，尽管此前惟一的一次空袭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在1942年4月对东京发起的那次小小的攻击。邻组成员们学习如何确认敌人的飞机，在毒气攻击中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处理燃烧弹。邻组的负责人组织灯火管制巡逻，检查各家的防火情况，并且监督战壕和家庭防空掩体的挖掘。他们协助夷平成排的房屋以形成防火道，并且确保每家都在背包里装好大米和药品以预防紧急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