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论毛笔之类
国货也提倡得长久了，虽然上海的国货公司并不发达，“国货城”〔２〕也早已关了城门，接着就将城墙撤去，日报上却还常见关于国货的专刊。那上面，受劝和挨骂的主角，照例也还是学生，儿童和妇女。
前几天看见一篇关于笔墨的文章，中学生之流，很受了一顿训斥，说他们十分之九，是用钢笔和墨水的，这就使中国的笔墨没有出路。自然，倒并不说这一类人就是什么奸，但至少，恰如摩登妇女的爱用外国脂粉和香水似的，应负“入超”的若干的责任。
这话也并不错的。不过我想，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３〕。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青年里面，当然也不免有洋服上挂一枝万年笔〔４〕，做做装饰的人，但这究竟是少数，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现在的青年，已经成了“庙头鼓”，谁都不妨敲打了。一面有繁重的学科，古书的提倡，一面却又有教育家喟然兴叹，说他们成绩坏，不看报纸，昧于世界的大势。
但是，连笔墨也乞灵于外国，那当然是不行的。这一点，却要推前清的官僚聪明，他们在上海立过制造局，想造比笔墨更紧要的器械——虽然为了“积重难返”，终于也造不出什么东西来。欧洲人也聪明，金鸡那原是斐洲的植物，因为去偷种子，还死了几个人，但竟偷到手，在自己这里种起来了，使我们现在如果发了疟疾，可以很便当的大吃金鸡那霜丸，而且还有“糖衣”，连不爱服药的娇小姐们也吃得甜蜜蜜。制造墨水和钢笔的法子，弄弄到手，是没有偷金鸡那子那么危险的。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切莫“挂羊头卖狗肉”。要不然，这一番工夫就又是一个白费。
但我相信，凡有毛笔拥护论者大约也不免以我的提议为空谈：因为这事情不容易。这也是事实；所以典当业只好呈请禁止奇装异服，以免时价早晚不同，笔墨业也只好主张吮墨舐毫，以免国粹渐就沦丧。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份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期，署名黄棘。
〔２〕“国货城”一九三五年上海一些厂商为扩大宣传提倡国货，特设立一个临时性的国货展销场地，称为“国货城”，于六月五日（夏历端午节）开幕。据同年六月十三日《申报·国货周刊》报道：“本市国货城开幕以来，营业甚盛，每日到城购物及参观者，十分拥挤。”
〔３〕“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此语在宋代即已通行；北宋苏易简著有《文房四谱》一书，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作《文房四宝谱》。
〔４〕万年笔日语：自来水笔。
“文人相轻”
老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是要厌的。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２〕，去年是闹了一通“京派和海派”〔３〕，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４〕。
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５〕，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自然，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６〕，是古圣人的良法，但“相轻”的恶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７〕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８〕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９〕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１０〕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１１〕，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１２〕，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１３〕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文人无行”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上刊有若谷的《恶癖》一文，文中把一些作家生活上的某些癖习都说成是“恶癖”，是“文人无行”的表现。参看《伪自由书·文人无文》及其备考。
〔３〕“京派和海派”参看《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和本书《“京派”和“海派”》及其注〔２〕。
〔４〕“文人相轻”一九三五年一月《论语》第五十七期刊载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一文，把文艺界的论争都说成是“文人相轻”。文中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
〔５〕“真理哭了”此语出处未详。
〔６〕“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语见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
〔７〕到《文选》里去找词汇施蛰存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庄子〉与〈文选〉》一文中说，他所以推荐这两部书，是因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
〔８〕曹聚仁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２〕。这里提到他的文章，题目是《论“文人相轻”》，其中曾引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话。曹丕（１８７—２２６），字子桓，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的次子。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废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即魏文帝。他爱好文学，除诗作外，兼擅批评，所著《典论》五卷，已佚，其中《论文》一篇，收于《文选》卷五十二。
〔９〕施蛰存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３〕。一九三三年他在《大晚报》上向青年推荐《庄子》与《文选》，并说他正在读佛经，受到鲁迅批评。他在一些答辩文章中，说鲁迅也曾捐资重刻《百喻经》，“玩木刻，考究版本，……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等。暗指鲁迅“自己也是这样的”。参看《准风月谈》中《“感旧”以后（上）》、《扑空》、《答“兼示”》等文所附施蛰存各文。
〔１０〕魏金枝参看本卷第２６４页注〔７２〕。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再说“卖文”》中说，在一次宴会上，茅盾“问我为什么到教会学校去教书。语意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日子过得不多，……茅盾的一个亲戚，想到我在教书的教会学校里来找事做了”。
〔１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语见《庄子·齐物论》。在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中，施蛰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致黎烈文先生书》，声称“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并在最后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唯无是非观，庶几免是非”。
〔１２〕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１３〕《庄子·天下篇》说：“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又说：“宋钘、尹文……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又说：“彭蒙之师……所言之韪（是），不免于非。”
再论“文人相轻”
今年的所谓“文人相轻”，不但是混淆黑白的口号，掩护着文坛的昏暗，也在给有一些人“挂着羊头卖狗肉”的。
真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能有多少呢！我们在近凡年所遇见的，有的是“以其所短，轻人所短”。例如白话文中，有些是该屈难读的，确是一种“短”，于是有人提了小品或语录，向这一点昂然进攻了，但不久就露出尾巴来，暴露了他连对于自己所提倡的文章，也常常点着破句〔２〕，“短”得很。有的却简直是“以其所短，轻人所长”了。例如轻蔑“杂文”的人，不但他所用的也是“杂文”，而他的“杂文”，比起他所轻蔑的别的“杂文”来，还拙劣到不能相提并论〔３〕。那些高谈阔论，不过是契诃夫（ＡＣｈｅｋｈｏｖ）所指出的登了不识羞的顶颠，傲视着一切〔４〕，被轻者是无福和他们比较的，更从什么地方“相”起？现在谓之“相”，其实是给他们一扬，靠了这“相”，也是“文人”了。然而，“所长”呢？
况且现在文坛上的纠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文笔的短长。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
然而，又有人来恐吓了。他说，你不怕么？古之嵇康，在柳树下打铁，钟会来看他，他不客气，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５〕。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况且这位恐吓家的举例，其实也是不对的，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６〕。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六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
〔２〕指林语堂。他在《论语》第二十六期（一九三三年十月）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盖语录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有白话之爽利，无白话之噜*铡！??谆拔闹?。?嗔ㄠ铡！钡?*在《新语林》创刊号（一九三四年七月）的《论个人笔调》一文中，却将引文“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错点为：“有时过客题诗山门，系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鸾。”
〔３〕指林希隽，参看本书《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及其注〔５〕。
〔４〕这句话见于契诃夫的遗著《随笔》。
〔５〕关于钟会访嵇康事，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钟会（２２５—２６４），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司马昭的重要谋士。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２６２）拜镇西将军，次年统兵伐蜀，蜀平后谋反，被杀。文中司马懿应为司马昭。
〔６〕赫尔库来斯紧抱巨人安太乌斯据古希腊神话：赫尔库来斯是主神宙斯的儿子，神勇有力。安太乌斯是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只要靠着地面，就力大无穷。在一次搏斗中，赫尔库来斯把安太乌斯紧紧抱起，使他脱离地面，而扼死了他。
论新文字
汉字拉丁化〔２〕的方法一出世，方块字系的简笔字和注音字母〔３〕，都赛下去了，还在竞争的只有罗马字拼音〔４〕。这拼法的保守者用来打击拉丁化字的最大的理由，是说它方法太简单，有许多字很不容易分别。
这确是一个缺点。凡文字，倘若容易学，容易写，常常是未必精密的。烦难的文字，固然不见得一定就精密，但要精密，却总不免比较的烦难。罗马字拼音能显四声，拉丁化字不能显，所以没有“东”“董”之分，然而方块字能显“东”“?”之分，罗马字拼音却也不能显。单拿能否细别一两个字来定新文字的优劣，是并不确当的。况且文字一用于组成文章，那意义就会明显。虽是方块字，倘若单取一两个字，也往往难以确切的定出它的意义来。例如“日者”这两个字，如果只是这两个字，我们可以作“太阳这东西”解，可以作“近几天”解，也可以作“占卜吉凶的人”解；又如“果然”，大抵是“竟是”的意思，然而又是一种动物的名目，也可以作隆起的形容；就是一个“一”字，在孤立的时候，也不能决定它是数字“一二三”之“一”呢，还是动词“四海一”之“一”。不过组织在句子里，这疑难就消失了。所以取拉丁化的一两个字，说它含胡，并不是正当的指摘。
主张罗马字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者却以现在的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假使翻一部《诗韵》〔５〕来作比赛，后者是赛不过的，然而要写出活人的口语来，倒轻而易举。这一点，就可以补它的不精密的缺点而有余了，何况后来还可以凭着实验，逐渐补正呢。
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它和民众是有联系的，不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是街头巷尾的东西；它和旧文字的关系轻，但和人民的联系密，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
而且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署名旅隼。
〔２〕汉字拉丁化一九三一年，在海参崴举行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吴玉章等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特点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不标记声调。一九三三年起国内各地相继成立团体，进行推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曾由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签名运动，至次年五月，有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教界人士六百余人签名。
〔３〕注音字母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会上通过由会员钱玄同、许寿裳、鲁迅等提出的汉字注音方案，共字母三十九个，称为注音字母，一九一八年公布。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将它改名为“注音符号”，重新公布。
〔４〕罗马字拼音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３〕。
〔５〕《诗韵》指供写诗用的一种韵书，按字音的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分类排列。
“寻开心”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意，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名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还有一种，是作者原不过“寻开心”，说的时候本来不当真，说过也就忘记了。当然和先前的主张会冲突，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自己也会冲突。但是你应该知道作者原以为作文和吃饭不同，不必认真的。你若认真的看，只能怪自己傻。最近的例子就是悍膂先生的研究语堂先生为什么会称赞《野叟曝言》〔２〕。不错，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和“性灵”缘分浅得很，引了例子比较起来，当然会显出这称赞的出人意外。但其实，恐怕语堂先生之憎“方巾气”，谈“性灵”，讲“潇洒”〔３〕，也不过对老实人“寻开心”而已，何尝真知道“方巾气”之类是怎么一回事；也许简直连他所称赞的《野叟曝言》也并没有怎么看。所以用本书和他那别的主张来比较研究，是永久不会懂的。自然，两面非常不同，这很清楚，但怎么竟至于称赞起来了呢，也还是一个“不可解”。我的意思是以为有些事情万不要想得太深，想得太忠厚，太老实，我们只要知道语堂先生那时正在崇拜袁中郎，而袁中郎也曾有过称赞《金瓶梅》的事实，就什么骇异之意也没有了。
还有一个例子。如读经，在广东，听说是从燕塘军官学校提倡起来的；去年，就有官定的小学校用的《经训读本》出版，〔４〕给五年级用的第一课，却就是“孔子谓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那么，“为国捐躯”是“孝之终”么？并不然，第三课还有“模范”，是乐正子春述曾子闻诸夫子之说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就在三月七日的《中华日报》上。那地方记的有“北平大学教授兼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主任李季谷氏”赞成《一十宣言》〔５〕原则的谈话，末尾道：“为复兴民族之立场言，教育部应统令设法标榜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等有气节之名臣勇将，俾一般高官戎将有所法式云”。
凡这些，都是以不大十分研究为是的。如果想到“全而归之”和将来的临阵冲突，或者查查岳武穆们的事实，看究竟是怎样的结果，“复兴民族”了没有，那你一定会被捉弄得发昏，其实也就是自寻烦恼。语堂先生在暨南大学讲演道：“……做人要正正经经，不好走入邪道，……一走入邪道，……一定失业，……然而，作文，要幽默，和做人不同，要玩玩笑笑，寻开心，……”（据《芒种》本）〔６〕这虽然听去似乎有些奇特，但其实是很可以启发人的神智的：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
三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二期，署名杜德机。
〔２〕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第四十期（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发表的《语录体举例》中说：“近读《野叟曝言》，知是白话上等文字，见过数段，直可作修辞学上之妙语举例。”次年一月他又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九期的《新年附录：一九三四年我所爱读的书籍》中举了三本书，第一本即为《野叟曝言》，说它“增加我对儒道的认识。儒道有什么好处此书可以见到”。不久悍膂（聂绀弩）就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谈野叟曝言》一文中，列举该书的“最方巾气”、“不是性灵”、“否认思想自由”、“心灵不健全”、“白中之文”五点，以为“《野叟曝言》处处和林语堂先生底主张相反，为甚么林先生还要再三推荐呢？”《野叟曝言》，清代夏敬渠所著的长篇小说。
〔３〕讲“潇洒”林语堂在《文饭小品》月刊创刊号（一九三五年二月）发表的《说潇洒》一文中说：“人品与文学同是一种道理。讲潇洒，就是讲骨气，讲性灵，讲才华。”
〔４〕广东军阀陈济棠于一九三三年间通令全省学校恢复读经，燕塘军事政治学校首先实行；后来又成立经书编审委员会，编成中小学读本。小学的《经训读本》共二册，广东省政府教育厅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供五、六年级之用。这里所引的《读本》中的课文，“身体发肤”等句，见《孝经·开宗明义章》；“天之所生”等句，见《礼记·祭义》。
〔５〕《一十宣言》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所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其中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李季谷（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即李宗武，浙江绍兴人。
〔６〕这是林语堂在暨南大学的讲演《做文与做人》中的话，见《芒种》半月刊创刊号所载曹聚仁的《我和林语堂先生往还的终始》一文。按这篇讲稿曾发表于《论语》半月刊第五十七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但其中并无这里所引的话。《芒种》，刊载杂文、小品文的半月刊，徐懋庸、曹聚仁主编，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创刊，同年十月终刊。
漫画而又漫画
德国现代的画家格罗斯（ＧｅｏｒｇｅＧｒｏｓｚ）〔２〕，中国已经绍介过好几回，总可以不算陌生人了。从有一方说，他也可以算是漫画家；那些作品，大抵是白地黑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