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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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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妖
龙应台比较流行的书,从大学到现在断断续续地读过。最初看《亲爱的安德烈》的懵懂,去年看《目送》颇觉煽情,到这本《人在欧洲》终于冷静甚至有点反感。龙应台在我心中的地位慢慢掉落——对于还没看的《野火集》也没有兴趣去看了,除非某个时刻想去了解80年代的台湾,作为资料去读。原因很简单,《野火集》是一部——甚至是她最有名的——政治杂文集。杂文的那种直白的抒情性或者煽动性始终存在于她的每一本书中。从前看到别人说龙应台的写作算不得好的文学,那时候不明白。
可能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也在看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三人的文字风格在我的感受里碰撞。如果给三人排序(并不具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恰好那个时段读的是三人的书),按文字的收敛程度:龙应台<菲茨杰拉德<海明威。
海明威无疑是最收敛的,正如他本人一贯秉承的不信任无谓的修饰和形容词。我想起大学时代文艺理论老师讲过的他的“冰山理论”,事实的冰山只有八分之一的水面上,而剩下的八分之七都是读者能够通过文本的提示去想象补充的。那时我并不特别理解“冰山理论”的意义何在,看他的几部小说也平平常常。(我常常想自己在大学所有的阅读仅仅是在读书,都没有读懂。)
《流动的盛宴》是海明威回忆巴黎生活的散文集,也许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不像其他类型的作品需要拐弯抹角,所以我好像有点明白他的简洁了。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很少用直接而省力的方法给在他生命中带来影响的人以定义或评价,这种省力的方法当然是源自于自我感觉的形容词或者修饰短语。他只是描述事实,将你带入他的情感之中,然后你忽然明白了他与斯坦因之间情感的微妙,对埃兹拉庞德的感激,对菲茨杰拉德衷心的欣赏,夹杂着惋惜甚至伤感。读这样的文字,是一种渐入佳境的感觉。你没有被告诉或者教导什么,阅读的收获来自于你自己的体验和判断。
《了不起的盖茨比》形容词用得就多一些了,尤其是在描写景物的时候。不过菲茨杰拉德也避免了给人物评论。不到高潮,读者还是难于判断人物的正反。相比于《流动的盛宴》,我还是在菲茨杰拉德的形容词所营造那种华美的氛围里有点晕晕乎乎了。
那么,《人在欧洲》,形容词随处可见。必须要考量这些文字想要达到的目标。中外的政治、社会、人情的鲜明对比,柏林墙的思考……或者说民主与不民主,先进与落后国家的对照。这些内容本身就带有明确的指向性了——指向引起人们对自我现状的反思,无论是政治还是道德的。既然是这样的目标,含蓄的文学文字就够不着,或者说技不如人。这时候就需要形容词的帮助来挑起人们的感情。往往这样的读者在生活中不被他人刺痛也不会反思,甚至不会思考,就更不会有兴趣有耐心去想文字背后隐藏的玄机。他们喜欢目标感情明确,横冲直撞。所以龙应台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迎合读者的写作,书的流行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么多年,她的作品都是政治写作,而不是文学写作。而她现在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人物。
所以在读《人在欧洲》的时候,我常常有种感觉,换做任何一个有如此经历、也受过高等教育、能流畅表达的人,都能写出这些文字,因为这样的文字永远会时代或者说被很多懒惰而见识短浅的人需要。
当然,我不是说龙应台的文字里没有关怀。关怀正是她的亮点所在。否则又虚假又直白的东西也卖不动吧。我只是遗憾,许多美好的、忧伤的、深刻的……总之是值得书写的东西,被表达了,为着某种直接的功用,表达得不够优美。
很遗憾,我是老师,常常需要很多很多的形容词来上课,以便使它充满激情,充满感染力或者说煽动力。看来我注定成不了文学家而要一直做自己不喜欢的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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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iri
下载了txt到手机上匆匆读完的,连盗版都不够格吧。作为一个连瑞典和瑞士都分不清的人,读起来还是要时不时去借助一下百度百科,去脑补一些可以称之为常识的东西。想起之前坐老板的车去打样间,我们开在浦江镇肮脏拥挤的小街道上,他说“大陆的路况相当于30年前的台湾,没有秩序没有准则。在大陆这么些年,我已经练就了一副开车的好心态,要不然会被活活气死的。”他说“道德建设完全跟不上经济的脚步。”也许这是每个台湾同胞对大陆共同的认识。于是我想到了龙女士在北京的那段经历,相比而言是比较不愉快的。虽然大篇幅都在柏林墙上,北京那段更有种芒刺感。东西德的联姻,两种体制的融合必然会带来许许多多现实性的问题,失业、社会保障、暴乱,好在西德基础较为坚实,倘若放在国内,老早天下大乱了恐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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