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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漫游”四部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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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FI
发表于5月《明日风尚》，转载请注明出处。
打开坚硬冰冷有如黑色Monolith的《太空漫游》四部曲精装本，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版，我看到《2001：太空漫游》的扉页上赫然印着“献给斯坦利”，霎时某种强烈的虚幻感击中我，仿佛穿越浩瀚无尽的星门。
这是一套献给我的书，我没有道理不这样认为。我的英文名，正是跟随了那个阿瑟克拉克所致敬的人，永远的斯坦利库布里克，而我曾用的ID“HAL9000”，也正是小说中产生自我意识的电脑之名，甚至在我新作《荒潮》的后记中，也为克拉克保留了一席致敬之地。
这是两个在我人生中留下痕迹并拥有位置的人。两颗跨时代的智慧大脑互相激荡，绽出后来者无法企及的花朵，将科幻电影从之前的B级片拔高到了艺术乃至宗教的高度，《2001：太空漫游》至今仍是无法跨越的文化地标。而影像反哺于文字，库布里克为《2001：太空漫游》的定调是：神话般庄严的主题，克拉克几乎在小说中将这点实现到极致，尽管在后面的三部曲已经有所削弱，但情节性增强，仍不失为精彩严谨的科幻经典。
如今，它以更加完整精准的译本，更为精美的包装重现，仿佛横跨千年的神话，在末日之后的世界给予人们新的启迪。我们阅读，思索，再次仰望星空。
科技先知：通讯卫星之父
在许多年中， 阿瑟克拉克与罗伯特海因莱因、伊萨克阿西莫夫一道被称为“科幻黄金时代的三巨头”，与其他两位风格不同，克拉克的作品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和准确性，联合国、NASA和互联网都从他的书中受益。他在1945年便撰文提出通信卫星概念并证实其技术可行性的第一人，被誉为“世界通信卫星之父”。
这种基于科学事实的技术预测式风格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早在人类第一次登月之前的1964年，克拉克与库布里克一同构思并创造了电影与小说中令人惊异的太空场景，包括太空站中的失重与人造重力、月球地貌（比实际略为崎岖）、从月球及宇宙飞船上看地球等，其细节与真实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这与克拉克坚实的数学物理学背景密不可分，更是他写实风格的最佳写照。
在《2001：太空漫游》中发现号先飞近木星，利用其巨大的重力场产生所谓的“弹弓效应”，使宇宙飞船沿着第二段旅程方向加速，飞向土星最神秘的卫星——土卫八伊亚佩图斯。而1979年航海家探测器就是使用这样的操作模式，首度详细探测太阳系外围的巨大行星。
而在《2061：太空漫游》中人类利用新型“冷融合”反应来驱动，大大提高了星际旅行的速度。在1987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报道了萨哈罗夫正在研究的课题就是有关“冷融合”。难怪阿瑟克拉克在《2061》后记中写到：“我一直以为我在写科幻小说，也许我错了。”
他还曾经预言：地球人与外星生命体将在2030年相遇；人类将在2060年创造人造人。对于此乐观预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惊异美学：天堂的喷泉
科幻文学理论中有被称为“惊异感”（Sense of Wonder）的核心概念，这种“惊异感”将科幻与其他文类分隔开，从而具有了一种独特的美学价值。《太空漫游》四部曲无疑是将这种惊异美学发挥到巅峰的经典文本。
在《3001：太空漫游》中，克拉克描写到人类已离开地表，生活在赤道上方3.6万公里的高空，即地球同步轨道的四座塔上，分别是非洲塔、亚洲塔、美洲塔和太平洋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1979年《天堂的喷泉》中太空电梯的延伸：人类集全球力量在位于赤道的岛国建造了一条通天电梯，人和货物可以搭乘电梯用几天的时间上升到36000千米高的同步轨道，这个一劳永逸的工程使昂贵的火箭发射成为了历史，任何人都有机会到太空一游。
在阿瑟克拉克的小说中充满了此类宏伟壮阔的“巨大沉默物体”（Big Dumb Object）想象及精细描写，激发起读者（尤其是青少年）对于浩瀚宇宙及神秘未知的热情，如我中学时便对直径达三公里的拉玛飞船心生向往。难怪《三体》作者刘慈欣曾谦逊地表示“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对阿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
在这一系列中，除去对星际天体、宇航机械及巨大人造物的严谨描摹，克拉克还将文字的触角伸向人类的精神领域深处，试图以“玄而又玄”的迷幻式景观营造惊异感，如《2001：太空漫游》中描写鲍曼穿越星门时的文字：
“他像一名重拾勇气的高空跳水者，要动身跨越光年了。原来被他框在心中的银河，冲开了框架——星辰和星云，以一种无法言说的速度，从他身边流泻而去。随着他像个影子般穿过一个个银河的中心，魅影般的太阳纷纷炸开，又落在他的身后。”
充满新浪潮风格的语言通过库布里克的光影，成为一代又一代影迷不断为之惊叹迷醉的“星门时刻”。
宗教尽头：童年的终结
在亚当.罗伯茨的《科幻小说史》中，对克拉克有这样的评述：“克拉克通常是能够不动声色地地实现对笔下的虚构世界进行罗素式的科学论证。但是，克拉克这位理性主义者，无神论者及启蒙作家，被拉向超越的宗教喻象，其程度之深，这一点是更加有意思的。”
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克拉克借助理性工具，将人类文明与宇宙命运推演至极致，试图到达终极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2001》中，在电脑HAL9000失控之后，鲍曼进入控制室将它的内存逐块拆除，HAL的意识被抽出，记忆里慢慢只剩那段测试键盘的字符句。而鲍曼遭遇黑色方碑之后，穿越星门，被更高级智慧安放于一间路易十六时期风格的房间中，迅速衰老，脑海中回放一生记忆，并最终回到婴儿期，成为星童。
《2061》中，年逾103岁的弗洛伊德博士最后一次太空旅行后，步鲍曼和HAL后尘，进入黑色方碑，其肉身消失于无形，但一生的知识记忆却完整保留在某个时空构架中，永世长存。
在《3001：太空漫游》中，新生的鲍曼和HAL，加上弗洛伊德博士的灵魂（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为了挽救人类必将灭亡的命运，牺牲自我，为人类争取到一千年的缓冲时间。这莫非是对《圣经》故事在更大文明尺度上的重述？
库布里克曾对克拉克说过，“你给了我们一种新视野，让我们看到人类从地球摇篮朝自己在星海间的未来伸出双手，而在那片浩瀚星海间，异族智慧体或许会扮演神般的父亲角色……他们一定会希望褒奖你，因为你是最具远见、最早预告了他们存在的人之一。”
克拉克却说，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至于真相，一定更在意料之外——自古皆然。”
×××
2008年3月19日，阿瑟克拉克在斯里兰卡逝世，享年91岁。在他的墓碑上刻着：
“阿瑟克拉克在这里长眠。他从未长大，但从未停止成长。”
每年我都会重温《太空漫游》，经典常读常新，似乎这样便能获得某种不断成长的神秘力量，让我在这片现实、污浊的空气中，如丁尼生在《尤利西斯》诗末所说的：去奋斗、去探索、去发现，但绝不放弃。
科幻（神话）对于人类的意义，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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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
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杨越江，是本次“太空漫游”四部曲精装版的责编。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2007年，文景就曾推出过“太空漫游”四部曲的平装版，而在当时，国内的科幻市场还是相当小众，出版科幻书籍的出版社也很少，尽管科幻迷如获至宝，当时的销量并不理想，但后来这套平装版成为科幻迷争相收藏的版本。
《2001：太空漫游》的光环实在太过耀眼，当时的策划编辑希望国内读者在充分体验过《2001》的魅力之后，能继续享受后面三本书所带来的乐趣。克拉克在持续地追索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构思出新的故事，用克拉克自己的话说，他希望四本书既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故事，又能够“每一本自成体系，并且根据目前的最新知识，做到尽可能的准确”。克拉克的瑰丽想象，从来都是建立在精准的科学基础上的大胆想象，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每预言成真，而被冠以“太空预言家”的原因。
杨越江说，今年又以精装套装的形式，出版克拉克的经典科幻系列，首先是因为2007年的版本已经断货很久。而以精装套装的形式出版，是因为作为世界科幻文学的巅峰作品、“太空预言家”克拉克的代表作，以及电影的原作小说，这套书的内容都达到了收藏级别，做成精装套装，也是希望让这套书能够“内外兼修”。
克拉克与另一科幻巨头阿西莫夫是非常好的朋友。在1981年的同一天发现的两颗小行星，一颗以克拉克的名字命名，另外一颗就是以阿西莫夫的名字命名的，可见世人也多是以科幻双星来看待这两位大师。克拉克的作品，包括科幻和科普，数量可能比不上阿西莫夫，但是平均质量比阿西莫夫要高，获奖的作品和个人得到的各种荣誉也比阿西莫夫要多。他们两人在一次共赴某个活动时，达成了所谓的“公园大道条约”——阿西莫夫承认克拉克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幻小说作家；而克拉克承认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好的科普作家。
在杨越江个人看来，克拉克最吸引她的地方，是他看待世界和生命的方式，如哲学家一般的思考。他所创造的来自浩瀚宇宙的“超级智慧体”这个角色，是一种人与神之间的中间态；通过这个角色的设置，他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是“人”的祖先演化发展成为了如今拥有智慧的人，而不是鸟类的祖先或者是老虎的祖先，而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科学界与宗教界围绕“人的演化”而争论的问题之一。克拉克的震撼在于告诉了我们，在人和神之间，还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
用克拉克的终生好友，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话说，是“克拉克给了我们一种新视野，让我们看到，人类正从地球摇篮向自己在星海间的未来伸出双手”。
来源：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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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
2008年阿瑟·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12.16～2008.3.19）逝世时，他被称为“最后的科幻大师”，“科幻文学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大师”，他的逝世被视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为他送行的是一片颂扬之声。
所谓“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个提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几乎所有“黄金时代”的说法，都只是一个文学性的修辞，通常被用来建构今人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就像儒家总是说“三代以上”、“唐虞之世”一样。这种理想世界总是被建构在往昔，这是为了增加说服力（表明已经达到过），如果建构在未来或遥远的时空，虽然更具科幻色彩，对于政治论说而言却反而不够有力。
评价阿瑟·克拉克虽然不是政论，但道理是类似的——当我们称赞往昔某段时间是什么什么的“黄金时代”时，似乎就意味着我们当下已经不如那个时代了——这当然未必真是事实，通常我们只是想借那个虚构的黄金时代来说当下的事而已。“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说法应该也不例外。
那么何等人可以膺选“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大师”呢？从科幻的历史来看，最基本的“考核指标”也不外两项——大奖和销量。
克拉克得过3次雨果奖，3次星云奖，1次星云科幻大师奖；他的近100部科幻作品据估计全球销售了2500万册，平均每部作品销售25万册。从这两项指标看，克拉克的“科幻大师”资格当然没问题。况且他还得过国际宇航协会的最高荣誉“冯·卡门奖”（1996年10月8日颁发给他的，领奖地点居然是中国北京）。
我对于克拉克“科幻大师”的称号，并不打算持什么异议。但是，比克拉克晚些时候的作家，也有很畅销的科幻小说，比如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一系列小说，比如丹·布朗的小说——他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都是绝对典型的科幻小说，只是现在大家通常不把他算到科幻作家行列中。这也是因为“科幻”的边界正在越来越模糊（或者可以说正在扩张）。
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小说《2001太空漫游》（2001: Space Odyssey，1968），以及另外三部一直写到1997年才结束的续篇《2010太空漫游》、《2061太空漫游》、《3001太空漫游》（他自己认为不是续篇，而是“变奏”）。但这四部《太空漫游》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拜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之赐。与通常先有小说后有电影的模式（亦有少数相反的模式）不同，这两部作品是同时合作创作的。克拉克对于他和库布里克的这段合作，此后多年来也一直津津乐道。
但是，比克拉克晚些的作家，也有很著名的改编电影，比如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1993～2001）、《时间线》（Timeline，2003）、《刚果惊魂》（Congo，1995）、《深海圆疑》（Sphere，1998）等等。而在与克拉克约略同辈的科幻作家中，菲利浦·迪克（Philip Dick）在这方面有着远远超过克拉克的成就——只要提起《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1）、《宇宙威龙》（Total Recall，1990）、《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2002）、《记忆裂痕》（Paycheck，2003）这些著名科幻影片就够了。
也有人将《太空漫游》与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相提并论，这倒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比较——这两部小说表现了科幻的两个传统（或者说纲领）。
虽然克拉克的《太空漫游》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写于1948年）创作得晚，但克拉克表现的却是科幻中的一个旧传统。这个传统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19世纪下半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这些作品呼唤、赞美科学技术，为科学技术向我们许诺的美好未来吟唱颂歌。这个传统标榜“硬科幻”——以有很多科学技术的细节为荣，更以能够预言某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荣。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传统，其实早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那是一个悲观的传统，着重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中有许多“软科幻”作品，因为这个传统并不以科学技术细节之多为荣。上面提到的奥威尔、迪克、克莱顿，甚至丹·布朗，都是后一个传统中的重要作家。
克拉克的作品，基本上一直停留在旧的科学主义传统中。他自己也以此为荣。
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很容易找到。在前后写了30年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中，他写过许多篇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小说中某些与后来航天事业吻合的细节，深以为荣。这些细节，归纳起来其实也就是三件琐事：一、飞船阿波罗十三号出故障时宇航员向地面报告的语句，与他小说类似情节中的语句非常相近；二、通讯卫星“棕榈棚B2”发射失误的情节，与他小说中的某处情节类似；三、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木星的一连串画面，与航海家号宇宙飞船所拍摄的画面“其相似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这些细节上的吻合或相似有多大的科学意义，是另一个问题，但反复提到这些细节，足以说明克拉克心目中的价值标准——在这些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中，能解读为后一个传统的内容，连只言片语也找不到！
对外星文明持何种态度，也往往可以视为上述两个传统的试金石。那个陈旧的、乐观的科学主义传统，更愿意相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下，则对外星文明表现出更多的警惕性和防范心理，认为出于资源争夺的基本原则，外星文明更可能是侵略性或恶意的。对待外星文明的这两种态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可以视为上述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纲领的新表现。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则坚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类应该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投入外星文明的怀抱。正如1994年库布里克给克拉克的贺词中所说的，克里克笔下的外星文明“或许会扮演神一般的父亲角色，或甚至像教父一样地对待我们”。
这样看来，克拉克确实是那个科学主义旧传统“最后的大师”。
因为早在他写作《太空漫游》之前的年代，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科幻作家，都已经告别了克拉克所表现的科学主义旧传统，或者说抛弃了克拉克所采用的旧纲领。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虽然是和克拉克的小说同时由他们两人共同创作的，但这两者并未相互成为对方的翻版。从影片看，也不像旧传统的产物。即使是被旧传统束缚了很久的中国科幻创作，也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种传统或纲领有什么高下之分？你凭什么厚此薄彼？
在所谓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样问或许能显得相当雄辩，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表现的科学主义传统来呼唤它，却迫切需要《1984》所表现的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传统来反思它。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个“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话，这个时代也不能找克拉克来做它的代表。
最后，关于《太空漫游》四部曲，有两处细节给我印象深刻，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一是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钱学森居然是一个重要角色。《2010太空漫游》的第二编标题就是“钱学森号”——这是艘宇宙飞船的名字。但钱学森在《太空漫游》中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例如，《3001太空漫游》第四编的第26章标题是“钱氏村”，在书末所附的“资料来源”中，赫然有“钱氏村”条目。克拉克在该条目中回忆了他本人与钱学森的交往：他托人将签名本《2010太空漫游》和《2061太空漫游》送给钱学森，得到的回馈是一套《钱学森文集：1938～1956》（科学出版社，1991年）。
二是克拉克晚年强烈的自恋。他反复谈论他小说中的三处技术细节与后来航天科学的发展有所吻合，已经显得相当自恋，但他还有更为自恋的调调。
例如，他在《3001太空漫游》序中说：“让我又惊又喜的是，我发现《牛津英语大辞典》从我的书里引用了超过66处！”这番统计工作让克拉克有点得意忘形，他接着说：“亲爱的《牛津英语大辞典》，如果你在这几页里发现了什么可用的例证，再一次的——别客气，尽管用！”
又如，在《3001太空漫游》末尾“最后的感谢”中，克拉克感谢一家酒店的老板为他写作提供了套房，但“或许更令人鼓舞的是入口处所悬挂的牌子”，因为牌子上罗列了光临该酒店的卓越人物，包括苏联宇航员加加林、电影明星格里高利·帕克、费雯丽等等，最后他告诉读者，“我很荣幸看到我的名字列在他们之间”。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会员。已在海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6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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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
1981年，刘慈欣参加高考的这一年，第一次读到了克拉克的经典之作《2001：太空漫游》，那种广阔、深远的感觉给了他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
此后，克拉克就像一个始终摆脱不掉的存在，哪怕今天，刘慈欣已是国内科幻文学领域屈指可数的代表作家，他的“三体”系列被评价为“放到国外也毫不逊色”，但刘慈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仍重复了一句之前说过的话：“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科幻文学在此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再也没有人能超越，即使是克拉克本人。”
科学幻想不仅仅是一张皮
刘慈欣是国内第一批科幻迷，“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能读到的大多数科幻作品是凡尔纳、威尔斯这样的古典科幻作品。所以，当克拉克的现代科幻作品到来的时候，似乎给中国科幻迷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刘慈欣说，克拉克的小说很符合大众心目中科幻的形式，科学幻想在他的小说中并不仅仅是一张皮，而是核心。就这一点而言，“世界科幻三巨头”——克拉克、阿西莫夫、海因莱因都是很纯的科幻。具体到克拉克，他的作品则呈现出广阔的视野、绚丽的想象力，还有深远的哲学思想。
“他对东方哲学十分着迷，因此作品中也渗透了许多东方式的哲学思考。”刘慈欣说，克拉克的作品既契合了科幻迷读者的趣味（科幻迷是一个很封闭的圈子），但又没有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从克拉克畅销全世界的现象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克拉克对高科技领域的高层次读者影响是最深的，美国航天局的火箭工程师曾回忆一次会议的情景：火箭工程师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都说自己读过克拉克的小说，因此才成为火箭工程师。刘慈欣说：“在克拉克之前，西方的科幻文学已经到达一个高峰，可以说，克拉克是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科幻作家，他对未来的展望是超前的，哪怕到现在都不过时。”
他让我产生写科幻的念头
刘慈欣回忆起读罢《2001：太空漫游》时说：“突然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2001：太空漫游》描写了一部史，这部在科幻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将读者带入漫长的时间和无尽的宇宙空间之中，使读者体验宇宙与生命的神秘。
刘慈欣坦陈，是克拉克让他产生了写科幻的念头，而他的科幻文学创作就是从对克拉克的模仿开始。记得他第一次参加《科幻世界》笔会时，带去了几篇作品，有评论家说，若这几篇作品署上克拉克的名字，也完全可以。刘慈欣认为，克拉克科幻小说的结构，不仅影响了他，也影响了很多其他作家。
克拉克是个英国人，长期住在斯里兰卡。欧洲科幻文学的特点更文艺、更前卫，而克拉克的作品很明快、毫不晦涩，因此，在刘慈欣的归类中，克拉克的科幻小说应归入美国科幻文学的版图。克拉克的科幻小说，一般从现实或历史起步，然后进入到近未来空间，到结尾又进入与现实离得很远的时空，虚无、宏大，有一种哲学式的空灵。刘慈欣说，他的“三体”系列就是对《2001：太空漫游》结构的模仿，有人认为结局不太好，但那就是克拉克式的境界。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哪怕一开始是模仿了某个作家，但到最后都想摆脱一个“模仿者”的称谓，刘慈欣也做过这样的努力，但他说自己失败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是常常感觉到克拉克在注视着他。
“反思”中应有对科学的尊敬
刘慈欣介绍，上世纪30至50年代，科学技术显示出它的力量，给人很深的期望和光明的未来。但自60年代之后，整个科幻文学领域进入了由乐观走向悲观、由光明走向黑暗的过程。更有甚者，开始对科学进行了妖魔化的描写，“科学主义”变成了一个很邪恶的东西。
“对科学的反思是应该的，但对科学也应该保持基本的尊敬。”刘慈欣打了个比方说，科学就像粮食，吃多了当然有副作用，但完全抛弃它是不可能的。如今，“反思”成了科幻文学的主流，但刘慈欣说，他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他对科学的态度是乐观的，他认为很多人对田园风光的留恋更多是一种幻觉。
刘慈欣之所以推崇克拉克，正是因为克拉克的科幻小说对未来是乐观的，有着阳光、明快的色彩，他说，科幻创作应该在想象的世界中让大家看到科学之美，真正的科幻应该使人们感受到宇宙的宏大，应该让他们终于有一天在下夜班的路上停下来，长久地仰望星空。
刘慈欣，中国当代新生代科幻的主要代表作家，中国科普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63年6月出生于北京，祖籍信阳市罗山，山西阳泉长大。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超新星纪元》、《球状闪电》、“三体”系列等，曾多次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李福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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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
文/ Jeremy Bernstein
译/ 皮切力诺·陶
原刊登于译言网
1960年，我为《纽约客》写稿子才没多久，杂志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请我写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我认为世上的科学家分两种：热爱科幻的和无法忍受科幻的。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我是第二种。科幻小说一般都是烂科学加上更烂的小说。不过由于我在杂志这边还是个新人，既然肖恩想要科幻稿子，我就试一下吧。我的一位朋友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 Feinberg）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很喜欢科幻。我把自己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了他，问他我该看点什么。“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立即回答。
我之前从没听过克拉克的名字——当时不爱科幻的人没几个听过他大名的。范伯格建议我从克拉克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开始看起。故事讲的是外星上主来到地球教化人类。上主们建立了一个黄金时代，受到教化的人将地球改造得不再适宜居住，于是一场大灾难随之降临。任务失败之后，上主们离开地球去别处继续试验。我没想到克拉克会用爱因斯坦的“双胞胎悖论”来描写太空旅行者比待在家的孪生兄弟老得快，我为此着迷。我觉得克拉克值得一写，于是就动笔了。
过了一阵子，克拉克从锡兰（斯里兰卡）寄来一封信，他从1956年起就一直住在那里。信里说他打算回趟纽约，找我见个面。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有兴致。我在新泽西全职教书，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此外我也想象不出我们俩有啥可聊的。最后我决定跟他吃个午餐。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之一。
克拉克很符合我脑海中英国农场主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位农民之子，父亲早逝之后，克拉克与手足一道打理家庭农场。午餐时大部分时间里是克拉克在说话，我偶尔插上一句，他会回答说“对，对”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如此亲切有趣，我并不介意谈话以这种方式继续。我还是问了他在纽约做什么，他提到了一个《时代生活》（ Time-Life）图书的项目。然后他说不希望马上要离婚的老婆知道他在纽约，因为她会给他找麻烦。我建议说她要是改嫁了，他的麻烦就到头了。克拉克回答说，她永远也不会改嫁，因为她是女同性恋。“而我，”他说道，“就像是她的镜像。”他大概想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我没有接口。然后他又说起正在和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合作，至于合作的内容，克拉克称之为“奇爱之子”。（即库布里克的《 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斯坦利是个了不起的人，”克拉克补充了一句，“你应该见见他。”
的确没错，库布里克后来成了我的偶像。我第一次看《奇爱博士》就被电影迷住了，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第二遍。之前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目睹了几次内华达沙漠的核爆试验，我也曾为兰德公司做过顾问。奇爱博士一角的原型主要就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师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很支持核战争。尽管奇爱博士的扮演者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的口音是跟“维吉”阿瑟·费利格（Arthur Fellig）学来的，这位奥地利裔的摄影师当时在片场拍剧照。
库布里克不喜欢接受采访，他肯见我一定是因为我在《纽约客》上写的“分析机”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是关于电脑的，而电脑在他和克拉克的合作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库布里克在中央公园西大道有套公寓，我和克拉克在那儿与他见了面，我们三人处得很愉快。当时他们俩正合作一本科幻小说，库布里克打算把它写成电影剧本。我在《纽约客》的“街谈巷议”（the Talk of the Town）栏目中写到了这次会面，文中提到他们描述的故事情节很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地中海的岛屿换成了行星。克拉克在一个短篇中也用了这个比喻，后来库布里克把这部电影命名为“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我和库布里克很谈得来，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斗胆要求为他在《纽约客》上写小传。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拒绝了我的同事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她当时在位《纽约客》写一系列电影导演的报道。库布里克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第二年我经常去伦敦探访《2001》的拍摄。我们玩了25局的象棋比赛，后来象棋这个话题成了那篇小传的开场白。写完之后库布里克要求看校样，检查在事实方面是否准确，然后再发表。编辑肖恩不太情愿，不过也同意了。我和库布里克就这篇小传产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有时候克拉克也看在眼里。文章发表后，克拉克说我也可以为他写小传，并且保证说他没库布里克那么麻烦。这可是我去斯里兰卡旅行的好由头，于是我跟肖恩说了这事，他同意了。
1969年2月，在动身之前，我读了克拉克那些在斯里兰卡裸身潜水的冒险故事。他与一条巨大石斑鱼的“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条鱼儿似乎很期待克拉克下水拜访它，不过克拉克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副作用就是有人下水把那条鱼捉走了。我在旅行指南中读到了亚当山（ Adam’s Peak）的情况，这座锥形山脉高7360英尺（约2,245米），位于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南侧。山顶上有块石头，上面似乎有个脚印的形状。佛教徒相信那是佛祖的脚印，印度教徒认为那是湿婆神的足迹，穆斯林则说那是阿丹升天时留下的。我决定要去爬亚当峰。
单看克拉克的文字，读者会觉得他定居斯里兰卡的原因是这里可以裸身潜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被判严重猥亵罪，这条维多利亚时代的律法也曾在1895年审判过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图灵被强制注射雌激素，当时认为这可以治愈同性恋。1954年，图灵吃了毒苹果自杀身亡，不久之后克拉克就决定移居斯里兰卡，这并不是巧合。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他有机会，会劝说图灵也移民来这个岛国。
克拉克邀请我去科伦坡与他同住。那是一间巨大的乡村居所，他的手下也住在那里。他们和克拉克一样，都穿着莎笼。当时克拉克已经出名了，吸引了许多名流前来“朝圣”。我在那儿的时候就遇到了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琼斯来访的那天晚上，我正和克拉克在观看土星的光环，克拉克在前院架了一台超大的望远镜。琼斯也过来看了一眼，说：“太牛了。”
我跟克拉克说打算去爬亚当峰，还订了一辆出租车拉我去大本营。克拉克说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当我的出租车开过来时，他宣布也要一起去。他的主任助理赫克托·阿卡纳亚克（Hector Ekanayake）从前是个拳击手，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晚上十点，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开了几个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仿佛看到一条被照亮的通往天堂的阶梯。这一幕克拉克始终未能忘却，最后也写进了他的小说中。那条阶梯其实是通往山顶的小道。我们赶在日出前爬到了顶峰，观看山峦将其怪异的影子投影在雾海之上。我们在耀眼的阳光中下山，路上我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千足虫，我问克拉克要是被它咬了会不会死。“不会，”他说，“不过你会觉得生不如死。”
随后我们去看了克拉克在海边买下的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棚屋，成了一条水巨蜥的家园。克拉克的好奇心似乎有点过了，那巨蜥直追着他跑。我给这个地方起名字叫“蛇之天堂”。
我为克拉克写的小传在1969年发表了。其后的几年间，他定期访问纽约，每次都是住在西23街的切尔西酒店。有时候他是过来看病的。他有一回狠狠地撞了门框，脑袋受了伤，其他的症状可能皆因此而来。后来他说自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尽管我从看不出来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克拉克变得越来越依靠轮椅，我在纽约最后一次见他时，他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动。八十大寿前后，克拉克称自己不会再离开斯里兰卡。生日过后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电邮：“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八十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拉克会给我们寄他的年度总结，署名是“阿瑟·C·克拉克爵士”。他在1998年被授予爵位，并对这份荣誉感到很骄傲。我保存了2006年1月4日的这封。与其他年份的一样，总结的开始都是这句：“朋友们，地球众生，ET们——把你们的器官借我一用！①”他还考虑到了有的受众没长耳朵呢。文中是这样说的：
“2005年接近尾声了，我不由地想起了2004年的最后那几天，毁灭性的南亚海啸让一切全乱套了。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那股海上强风收拾残局。一整年过去了我们才注意到，重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虽然海啸袭击的沿海地区离科伦坡仅有几公里的距离，海啸后的好几周我都没有去灾区查看。斯里兰卡南海岸的乌纳瓦图纳（Unawatuna）和希卡杜瓦（Hikkaduwa）是我最喜爱的海滨城市，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其惨状。直到三月初我才去那儿转了转。当时灾区看起来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但是那摧毁一切的海浪还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印记。
海啸两次把全球大家庭团结在了一起，先是因为哀悼，然后是同心协力。世界各地的捐助纷纷涌来，前所未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灾后的电视现场直播。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些更好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是通讯卫星把人们汇集在了一起。”
然后克拉克回忆到，2005年是他提出通讯卫星概念的60周年纪念，这一想法发表在1945年的《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上。凭克拉克的智慧和想象力，他足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他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我称之为“蚱蜢思维”，克拉克无法在某件事情上专注太久。
克拉克曾对我说，作家身上出不了什么糟糕事，有百利而无一害。克拉克对2007年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次总结——是这样开始的：
“新年伊始，向各位问好祝福。今年12月我就要过（过的了吗？）九十大寿了——就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整整半个世纪的几周之后。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只过了5分钟，全世界都明白过来了。尽管我写作、谈论太空旅行已经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我正在巴塞罗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宇航大会（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发言之后，我回到宾馆房间休息，这时候苏联的消息传了过来，我被记者吵醒了，他们请我就此发表评论。我们的理论和推测突然间就成真了！”
2008年3月19日，克拉克辞世，终年90岁。他的肉体不在了，而他的灵魂仍在发光。
① 原文是lend me your organs，英语中常用“lend me your ears（请听我说两句）”来提醒听众注意，但是电影《ET外星人》中的ET没长耳朵，所以克拉克把 ears 改成了 organs。——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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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文
记者从出版方获悉，继韩松的《地铁》、《火星照耀美国》等本土科幻作品后，世纪文景于2013年初推出世界科幻文学巅峰之作、“太空预言大师”阿瑟·克拉克代表作——“太空漫游”四部曲。这是影史经典《2001：太空漫游》原作，堪称科幻殿堂的永恒经典。
阿瑟·克拉克爵士，英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并称“世界科幻三巨头”。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更坦言：“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2001：太空漫游》的拙劣模仿，科幻文学在此达到了一个顶峰，之后再也没有人能超越，即使是克拉克本人。”
记者获悉，“太空漫游”四部曲是国内首次以精装套装的形式出版阿瑟·克拉克的这个经典科幻系列，由《2001：太空漫游》、《2010：太空漫游》、《2061：太空漫游》、《3001：太空漫游》四部作品组成。此次典藏版不仅装帧设计精美，充分体现出这个系列的经典感，而且四本的内文全部重新校译过，修订了之前2007年平装版本中的谬误，因此可以说从内到外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深圳商报记者 刘悠扬）
原文地址：http://www.iszed.com/content/2013-01/14/content_7600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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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9 2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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