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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eremy Bernstein
译/ 皮切力诺·陶
原刊登于译言网
1960年,我为《纽约客》写稿子才没多久,杂志编辑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请我写一篇关于科幻小说的文章。我认为世上的科学家分两种:热爱科幻的和无法忍受科幻的。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不得不尴尬地承认,我是第二种。科幻小说一般都是烂科学加上更烂的小说。不过由于我在杂志这边还是个新人,既然肖恩想要科幻稿子,我就试一下吧。我的一位朋友杰拉尔德·范伯格(Gerald Feinberg)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教授,他很喜欢科幻。我把自己进退两难的窘境告诉了他,问他我该看点什么。“阿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立即回答。
我之前从没听过克拉克的名字——当时不爱科幻的人没几个听过他大名的。范伯格建议我从克拉克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开始看起。故事讲的是外星上主来到地球教化人类。上主们建立了一个黄金时代,受到教化的人将地球改造得不再适宜居住,于是一场大灾难随之降临。任务失败之后,上主们离开地球去别处继续试验。我没想到克拉克会用爱因斯坦的“双胞胎悖论”来描写太空旅行者比待在家的孪生兄弟老得快,我为此着迷。我觉得克拉克值得一写,于是就动笔了。
过了一阵子,克拉克从锡兰(斯里兰卡)寄来一封信,他从1956年起就一直住在那里。信里说他打算回趟纽约,找我见个面。老实说,我不是特别有兴致。我在新泽西全职教书,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此外我也想象不出我们俩有啥可聊的。最后我决定跟他吃个午餐。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决定之一。
克拉克很符合我脑海中英国农场主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位农民之子,父亲早逝之后,克拉克与手足一道打理家庭农场。午餐时大部分时间里是克拉克在说话,我偶尔插上一句,他会回答说“对,对”然后继续滔滔不绝。他如此亲切有趣,我并不介意谈话以这种方式继续。我还是问了他在纽约做什么,他提到了一个《时代生活》( Time-Life)图书的项目。然后他说不希望马上要离婚的老婆知道他在纽约,因为她会给他找麻烦。我建议说她要是改嫁了,他的麻烦就到头了。克拉克回答说,她永远也不会改嫁,因为她是女同性恋。“而我,”他说道,“就像是她的镜像。”他大概想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我没有接口。然后他又说起正在和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合作,至于合作的内容,克拉克称之为“奇爱之子”。(即库布里克的《 奇爱博士,或者我如何学会停止恐惧并爱上炸弹》(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斯坦利是个了不起的人,”克拉克补充了一句,“你应该见见他。”
的确没错,库布里克后来成了我的偶像。我第一次看《奇爱博士》就被电影迷住了,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第二遍。之前我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目睹了几次内华达沙漠的核爆试验,我也曾为兰德公司做过顾问。奇爱博士一角的原型主要就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师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很支持核战争。尽管奇爱博士的扮演者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的口音是跟“维吉”阿瑟·费利格(Arthur Fellig)学来的,这位奥地利裔的摄影师当时在片场拍剧照。
库布里克不喜欢接受采访,他肯见我一定是因为我在《纽约客》上写的“分析机”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是关于电脑的,而电脑在他和克拉克的合作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库布里克在中央公园西大道有套公寓,我和克拉克在那儿与他见了面,我们三人处得很愉快。当时他们俩正合作一本科幻小说,库布里克打算把它写成电影剧本。我在《纽约客》的“街谈巷议”(the Talk of the Town)栏目中写到了这次会面,文中提到他们描述的故事情节很像荷马史诗《奥德赛》,不过地中海的岛屿换成了行星。克拉克在一个短篇中也用了这个比喻,后来库布里克把这部电影命名为“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
我和库布里克很谈得来,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国际象棋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斗胆要求为他在《纽约客》上写小传。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已经拒绝了我的同事莉莉安·罗斯(Lillian Ross),她当时在位《纽约客》写一系列电影导演的报道。库布里克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第二年我经常去伦敦探访《2001》的拍摄。我们玩了25局的象棋比赛,后来象棋这个话题成了那篇小传的开场白。写完之后库布里克要求看校样,检查在事实方面是否准确,然后再发表。编辑肖恩不太情愿,不过也同意了。我和库布里克就这篇小传产生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有时候克拉克也看在眼里。文章发表后,克拉克说我也可以为他写小传,并且保证说他没库布里克那么麻烦。这可是我去斯里兰卡旅行的好由头,于是我跟肖恩说了这事,他同意了。
1969年2月,在动身之前,我读了克拉克那些在斯里兰卡裸身潜水的冒险故事。他与一条巨大石斑鱼的“友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条鱼儿似乎很期待克拉克下水拜访它,不过克拉克把这段经历写了出来,副作用就是有人下水把那条鱼捉走了。我在旅行指南中读到了亚当山( Adam’s Peak)的情况,这座锥形山脉高7360英尺(约2,245米),位于斯里兰卡中部高原的南侧。山顶上有块石头,上面似乎有个脚印的形状。佛教徒相信那是佛祖的脚印,印度教徒认为那是湿婆神的足迹,穆斯林则说那是阿丹升天时留下的。我决定要去爬亚当峰。
单看克拉克的文字,读者会觉得他定居斯里兰卡的原因是这里可以裸身潜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却不是最重要的。1952年英国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被判严重猥亵罪,这条维多利亚时代的律法也曾在1895年审判过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图灵被强制注射雌激素,当时认为这可以治愈同性恋。1954年,图灵吃了毒苹果自杀身亡,不久之后克拉克就决定移居斯里兰卡,这并不是巧合。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他有机会,会劝说图灵也移民来这个岛国。
克拉克邀请我去科伦坡与他同住。那是一间巨大的乡村居所,他的手下也住在那里。他们和克拉克一样,都穿着莎笼。当时克拉克已经出名了,吸引了许多名流前来“朝圣”。我在那儿的时候就遇到了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Brian Jones)。琼斯来访的那天晚上,我正和克拉克在观看土星的光环,克拉克在前院架了一台超大的望远镜。琼斯也过来看了一眼,说:“太牛了。”
我跟克拉克说打算去爬亚当峰,还订了一辆出租车拉我去大本营。克拉克说这完全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不过当我的出租车开过来时,他宣布也要一起去。他的主任助理赫克托·阿卡纳亚克(Hector Ekanayake)从前是个拳击手,也跟我们一起去了。晚上十点,我们出发了,一路上开了几个小时。我在车上睡着了,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望向窗外,仿佛看到一条被照亮的通往天堂的阶梯。这一幕克拉克始终未能忘却,最后也写进了他的小说中。那条阶梯其实是通往山顶的小道。我们赶在日出前爬到了顶峰,观看山峦将其怪异的影子投影在雾海之上。我们在耀眼的阳光中下山,路上我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千足虫,我问克拉克要是被它咬了会不会死。“不会,”他说,“不过你会觉得生不如死。”
随后我们去看了克拉克在海边买下的地。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棚屋,成了一条水巨蜥的家园。克拉克的好奇心似乎有点过了,那巨蜥直追着他跑。我给这个地方起名字叫“蛇之天堂”。
我为克拉克写的小传在1969年发表了。其后的几年间,他定期访问纽约,每次都是住在西23街的切尔西酒店。有时候他是过来看病的。他有一回狠狠地撞了门框,脑袋受了伤,其他的症状可能皆因此而来。后来他说自己是小儿麻痹后遗症,尽管我从看不出来他得过小儿麻痹症。克拉克变得越来越依靠轮椅,我在纽约最后一次见他时,他需要别人搀扶才能走动。八十大寿前后,克拉克称自己不会再离开斯里兰卡。生日过后我收到了他发来的一封电邮:“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八十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克拉克会给我们寄他的年度总结,署名是“阿瑟·C·克拉克爵士”。他在1998年被授予爵位,并对这份荣誉感到很骄傲。我保存了2006年1月4日的这封。与其他年份的一样,总结的开始都是这句:“朋友们,地球众生,ET们——把你们的器官借我一用!①”他还考虑到了有的受众没长耳朵呢。文中是这样说的:
“2005年接近尾声了,我不由地想起了2004年的最后那几天,毁灭性的南亚海啸让一切全乱套了。200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为那股海上强风收拾残局。一整年过去了我们才注意到,重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虽然海啸袭击的沿海地区离科伦坡仅有几公里的距离,海啸后的好几周我都没有去灾区查看。斯里兰卡南海岸的乌纳瓦图纳(Unawatuna)和希卡杜瓦(Hikkaduwa)是我最喜爱的海滨城市,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其惨状。直到三月初我才去那儿转了转。当时灾区看起来已经慢慢恢复正常了,但是那摧毁一切的海浪还是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印记。
海啸两次把全球大家庭团结在了一起,先是因为哀悼,然后是同心协力。世界各地的捐助纷纷涌来,前所未有,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灾后的电视现场直播。我真心希望能有一些更好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是通讯卫星把人们汇集在了一起。”
然后克拉克回忆到,2005年是他提出通讯卫星概念的60周年纪念,这一想法发表在1945年的《无线电世界》(Wireless World)上。凭克拉克的智慧和想象力,他足以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但是他有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我称之为“蚱蜢思维”,克拉克无法在某件事情上专注太久。
克拉克曾对我说,作家身上出不了什么糟糕事,有百利而无一害。克拉克对2007年的总结——也是他最后一次总结——是这样开始的:
“新年伊始,向各位问好祝福。今年12月我就要过(过的了吗?)九十大寿了——就在我们进入太空时代整整半个世纪的几周之后。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只过了5分钟,全世界都明白过来了。尽管我写作、谈论太空旅行已经很多年了,那一刻仍然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我正在巴塞罗那参加第八届国际宇航大会(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发言之后,我回到宾馆房间休息,这时候苏联的消息传了过来,我被记者吵醒了,他们请我就此发表评论。我们的理论和推测突然间就成真了!”
2008年3月19日,克拉克辞世,终年90岁。他的肉体不在了,而他的灵魂仍在发光。
① 原文是lend me your organs,英语中常用“lend me your ears(请听我说两句)”来提醒听众注意,但是电影《ET外星人》中的ET没长耳朵,所以克拉克把 ears 改成了 organs。——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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