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说《留德十年》，写得过于平实、普通，读过之后没有收获。但是，《留德十年》描绘的是季老真真实实生活的十年，他没有大篇幅描写二战的情况，没有大片写自己读书的苦闷，大多挑选了与别人的相交来写，写得真挚动人，我想这应该是与他的楔子所说的一样，他希望让这本书带着他的祝福走向世界。其实，一本书之中，只要能够折射出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作者的灵魂与性格，我们亦能从中学到或者感悟到点什么，就已经足够了。正是这一本书，让我从一个小孔里，窥见了季老先生的伟大人格，吸引我继续深入地了解他，读懂他。
我觉得这本书应该可以用“遇见”这个词作为一条长长的线，把季老遇见的人和事一点一点地串连起来。
遇见自己一生的路
“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人的一生实在非常复杂，因果交互影响。如果当年没有疯狂的留学热，没有那种人人想去外国镀金回来好找工作的浮躁风气，他就不会踏上去往德国的路。如果当时去到柏林就停步了，到了格尼斯堡大学去了与其他留学生一起沉沦了，他就不会来到哥廷根大学，就遇不上指导他人生的教授。如果梦想仅仅只是到德国，没有后来的反复变化（梦想的轨迹：到德国，转为读一点永不消灭的文字，到朦朦胧胧地想学古代文字，学了希腊文又觉得兴趣不大，最后在混乱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梵文的学习）。“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继续走下去。”
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从这样的混乱中走过来的，或许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发觉一些小事情跟自己日后的成功有什么关联，但是却冥冥之中像是早有了定数一样，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李嘉诚当年在他舅舅那里当泡茶扫地小学徒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辛苦了三年，看似学不到什么，但是在艰苦的日子里学会了察言观色，这对他日后当推销，一步一步登上更高的台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当你处于迷茫时，去专心读书或学习赚钱的本领吧，一边学习一边思考。也想到了一位师姐曾经说过：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将来的路要怎么走，就把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做好，了解未知的领域，这样你就不会有后悔的地方了，或者能找到你的发展方向。对的，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把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或者像季老一样不断探索、尝试，总能找到自己要走的路，而且到了那时就会觉得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遇见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场战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开始了，最后又平平淡淡的结束了，让人体会不到一丝激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没有描写得非常惨烈，而是尽可能平铺直叙地写。在二战中，他看到了力学权威的教授在废墟中研究难得的“大型流体力学实验”，听说了在飞机铺地毯似地扔炸弹的时候，一位地球物理学教授在做实验的故事，从而感叹德国做学术的严谨之处。在二战中，他经历了为轰炸而提心吊胆的日子“只要警笛一响，我就立即躲避”，还有并驾齐驱的饥饿，“如果有人向我嘴里投掷铁丸或者泥土，为了抑制住难忍的饥饿，我一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他们吞下去”。但是他总能找到一点乐子，他曾经描写过他和一位女士去帮助农民摘苹果的欢乐过程，以及描写过他在哥廷根山林中得到的畅游逸趣。就像他说的“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绝不会只有痛苦”一样。
看到这句话突然想起了约翰克里斯朵夫，虽然只是小说人物，但是应该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他深陷生活困境之中，音乐之路不得意的时候，他终于在一个汽车制造商的家中找到了教钢琴的工作，而且遇上了对他充满同情的葛拉齐亚，因而他可以继续音乐创作。但是由于他拒绝与一位肉麻的女演员演出自己的音乐剧，而又丢掉了教课的工作。然而后来再一个音乐会上，他结识了青年诗人奥里维，两人一见如故，并住在一起。不久他创作的《大卫》出版了，为他收获“天才”的称号。所以说，生活不会只是一杯苦茶，也不会只是一碗糖水，它是五味杂陈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有不绝望的理由，任何时候，我们都有不骄傲的理由。
遇见了很多印象深刻的人
“人生相逢，有时真像是浮萍与流水，稍纵即逝。”写书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离那段留德的日子已经约四十年了，但读下去却仍能感觉得到那一份份感情的真挚和温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是——
《我的女房东》中写到，“我出到德国时，很不习惯，睡下以后，在梦中翻两次身，鸭绒就都活动到被套的一边去了……我往往被冻醒。我向女房东一讲，她笑得眼睛里直流泪。她于是细心教我使用鸭绒呗的方法。”
《学习吐火罗文》中写到，“有一次，我发下宏愿大誓，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吃奶油，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的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以及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他们烤一个蛋糕。……我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老教授家里。这显然有点出他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这当然会在我腹中饥饿之火上又加上了一把火。然而我心里是愉快的，成为我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迈耶一家》中写到了，他和伊姆加德一段朦胧的恋情，他们促膝谈心，笑语温馨，就像发生在昨日一样，当他写到这一段感情时感叹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而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
其实不难发现，他之所以能把当时遇到的人以及对他们的感情重现恍如昨日，是因为他当年坚持把一点一滴记录下来。坚持记录是一个好的习惯，在喧嚣的尘土之下，我们可以保持一颗宁静的心，理清自己的经历，得到感悟，知道自己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这不是很有意义吗？由此联想到了，《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在密室里面写的日记，里面的人的起居生活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而且她在日记里不断地鼓励自己，以乐观、勇气面对厄运。大概写日记成了支撑她忍受这一切磨难的支柱吧。出版后，它又给世人带来了感动。所以说，记录生活的点滴是一个好习惯，它可能会给你思考的空间，或许某一天也能给别人带来启迪。
《留德十年》，季老逝去的梦跃然纸上，带给了我思考，带给了我感动。人生有几个十年，最重要的是活得实在、快乐、有价值。 季羡林《留德十年》读后
这本书是我在三联书店总店买的——昨天偶过三联，便踅了进去，实际上也并不想看什么书。本打算买一盘韩红的CD——她的星味我不大得意，但她那拉萨河般清纯质朴的嗓音让我怀念我所掬流而饮的拉萨河。很遗憾，三联没有我需要的CD，出门之前，我顺眼看到了摆在门口新书中的这本季羡林老先生的《留德十年》，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季老先生是我的一位留德的朋友很崇仰的文化名人，这本书是老先生的留德自述，我为了体味现今在德国生活学习的朋友便买了它。我读过老先生译的《沙恭达罗》，为那种纯朴之情所憾动。
买完了书出来正是骄阳浓炽的时刻，虽有些如我的年纪般已显西垂，但冬日的寒气在一些墙根还是被它给赶跑了。转了几个胡同，找到一处安静的胡同口，一户闲置待租的房子（让我想到自己如今的职业状态似乎也是待租的闲置品）前，看到阳光晒得墙前的石礅直痒痒的，便翻开了书一睹为快。坐在阳光暖情的老墙前，听着胡同里不断传来的“收垃圾了”、“有废旧电器、报纸卖——”的吆喝声，觉得只有在这老北京昔日的胡同、如今周遭是广厦靓街、残墙断垣上贴着“拆迁公告”的陈迹中，才能感受到老北京的昔日风韵。虽然早已是徐娘垂迈、胡同中又散发着公厕和垃圾堆的生存滋味，却也如旧照片般融合了季老先生那悠然忆旧的笔调——当然，老先生所忆是昔日德意志的欧式辉煌，与这老北京胡同在进化论的节奏和地位上是有世纪差距的。呵！浑家会说你这人是在跑马场上溜马吧！闲扯了这么多还没有半句正题。我如今是名幅其实的骆驼——在撒哈拉浩瀚的沙漠上无目的漫游。
本来不想写什么的——我这人笔刁，当然是因了心不在正中而偏左的缘故。季老先生是我的好友极敬崇的，而我对于季老先生虽不大熟悉，却也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品和学品颇为崇仰，更何况老先生一生致学认真，又是清淡人生的典范，我当然就格外敬重了。况且，老先生还当过我与沙恭达罗的“媒人”，所以，我只应当敬重和感谢老先生，向老先生敬礼顶膜，而莫要学阿三阿四的去品长论短。更何况我这浅薄之辈、无名之卒（卒恐怕已是抬举了），怎有对老先生言说的资格。老先生在书序中也说自己只道寻常，只述事实，不及其余，我就更没必要多余了。不过，老先生述及写此书的目的，是因了一些年轻人的期望——希望老先生能把自己难得的人生经历写出来，“我对世事沧桑的阅历，人情世态的体会，恐怕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能“留在脑海中，供自己品味现赏。”“这应该说是我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容推卸”。我在读的时候，也常常为老先生的言及世事真情所打动。虽说翻读老先生的笔迹，如同看一些褪了色的老照片，仿佛是某个时格的瞬间画面，难求佛主所言的周全，更不能依此推断老先生的人生好恶，但我依然觉得，这些老一代知识分子的悠悠沉思和点滴心得，正如我们现今科学家所着力保存的“基因组”，是透射了一代人的思虑和世事相联的感悟的。于是我也想到了一点责任，便提起了这支在跑马场上永远中不了头彩的劣笔。如有失恭，还望见谅。
读老先生的忆思，首先体味到的是“西方本位”的问题。我绝对无幸有缘季老先生的家宴，不知老先生现今的吃饭是否对奶酪还有情钟。老先生的篇章所述基本上是在德国的生活，从向往去德国留学，到德国学习生活到由德国归国，不仅占了绝大的篇幅（所以叫《留德十年》），从笔调和旋律中我所听到的都是莱茵河那碧波倾荡的梦景。除了对德国法西斯之外，对于德国城市、乡村、大学、老师、普通德国人，无不是一种异国情恋的深意——也许这其中有情有可缘的所在，老先生在德国曾得到一德国女孩的帮助，且也近于零距离接触，情感之深老先生虽未细言，却有一句话说得极为地道：“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这就是封底中所言的“在哥廷根也曾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我很欣赏老先生既不讳言更不像现今卖笔求名或借名卖身的文人很着力于描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的这一类艳情故事。从老先生的那篇文章中，我知先生对那女孩是情肠婉转的，而那女孩对老先生（那时代是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同样心存多情。无奈这只是深深隐在两人心中的浓情，却未得剖开。我在读的时候，心里又总有一些味觉，仿佛我那不大受用得惯西餐的胃产生了芥末的效果。当老先生言及那些“赫赫有名”的语言学大师或因某大师命名的大楼、实验室之类时，先生的笔颤抖有加，让我仿佛看到了老先生坐在大礼堂中听“泰斗级诗人”宾丁朗颂自己的诗歌时的样子，我那时若同先生在一起聆听，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没有像荀子那样研究过“名学”，但读老先生的德国忆文却常有进入名学领域的感受。先生是在德国学印度语言的，这同中国本位毫无关系，因此，先生身上透出的西方本位优势就可以理解了。这恐是那时代知识精英的普遍取向。在五四之后，中学为体就全然被“全盘西化”的观念所动摇了，虽说北大还有吴稚晖之流要以古搏今，那也不过是玩不转鸟枪而去耍花枪罢了！
第二种感受是中国情怀，就如同先生终究吃得惯米饭一样，骨子里还是中国人常重的一个“情”字。这首先体现在先生对西方社会的感触上，他所境遇且知解较深的德国人，少有家庭像中国家庭那样，“孝”这个字几乎是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也多以货币论价格，正如教授和讲师的巨大差别。正因为先生有中国人的“常情”，所以先生在德国有了很多德国人的至交，而那些德国人之间却相敬若宾、平淡若水，正如孔子所言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孔子此言恐表示没有交情的人不要因利益而虚化出情愫来，我们现今的酒局大多如此。其次是先生对自然所感。我的好友说她很惊讶德国人对大自然之美的那种普遍的淡漠，这或许是他们久居仙境而熟视无睹吧，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则必然是天人合一的，遇到自然的美景无不在内心映照出影子，遭遇心中波折也无不借自然挥发，先生的文笔在描写自然景色时就显现出地道的“中国功夫”，简描细绘几句，意境情景便“无量”了（无量是先生常用的一个词）。
我觉得西方本位和中国情怀是我读先生这本书最深切的体悟——不知悟可为“误”。我在读先生的书时三易其地（先是胡同、然后是小家、最后是机场），倒也符合先生所言佛不许僧在一桑过三宿的规定，怕多了依恋情肠。这其中有否“距离产生美”——先生对德国人的那份孤独冷漠是有体会的，这种孤独的自由是否由文明的束缚和物质的本位化所使然的呢？先生恐更深有体会。我觉得那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多得益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情愫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无分伯仲，却应有根冠之别的。在这方面，先生似乎出于“只述事实，不及其余”而交由给政治地带了（先生在德国的一个准则是不谈政治）。从先生治学修身的功果而言，我们都明智地认知到文化交融是有莫大的好处的——只是这种交融究竟是全盘嫁接好呢？还是根本增繁好呢？我个人认为，只要是“交融”，就一定要有个“本体”存在吧！我似乎觉得，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有点本体缺失、精神乏根的嫌疑，这造成了面对外文化的精神弱势。附带说一笔，五、四前的知识分子同其后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差别的，其中之一是前知识分子古文或国学的功夫还是不差的，譬如鲁迅，五、四之后白话文的兴起就障碍了这种联系，包括精神层面。
先生那时还是很年轻意气的，那种锐气表现在对当时南京政府的驻外使节上。这些文字不多，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抛开先生的先后性情差异不谈，先生同那几个留学青年可谓是当时时代的某类代表了。就先生的描绘来看，当时的民国政府对待海外学子的优厚绝不亚于现今对海归的政策——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在那种时代和动荡不安、国内处于水深火热的艰难状态下，民国政府能下那么大的本钱给留学学子，也可谓包含着一份祖国母亲对离散游子的关心吧！毫无疑问，那时的官场是极腐败黑暗的，确是显示了中国政治的丑弊。但我们是否因为别人的行为不良而致我们的针锋相向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在自己的选择和把握中太多受了外在的影响，对一些事物的否定常常弄错了对象：譬如对于传统的丑和美；对于政治、国家、民族的分别，似乎都没有足够地认知清楚——关于这些我在关于高行键等人的文章中有所述及。总之，我觉得一个真心的爱国者，是要有建设性态度的，不能全盘的、一概的否定，也不能毫无感激心理。我想，那些学生的“革命意气”，是否有身上披的洋学位作祟呢？年轻人和游子的不知国难家仇、惟恐天下不乱是可爱的，不然社会就死气沉沉了。但历经了这么多的革命和变革，我们是否应该认知到自我肯定的重要性呢？少年的意气养成骄气是不大好的吧！忘掉了建设性态度而终至同流合污却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病。我想，丑之为丑恰是有了美的存在，我们既然追求美，又何必向丑学习！这绝不是针对先生说的，相信先生能体谅我的言意。
先生自打上了满洲国的火车就不谈政治，却又有幸经由了当时唯一的共产国家苏联，还接受了一天的赤化宣传（在莫斯科），先生未言及回国后、尤其是文革的“炼狱”之灾，但对于政治却由几笔的点缀而无言自明。在这里我同样想提及政治、国家、民族的不同，一是不能因政治而否定另两个，一是要理会政治还是人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而某一个人是不能全部承担政治和社会的责任的，我们每一个人——社会群体都是有责任的。同时也应知晓造成这些结果的历史因由。这样，有些事情就更了然了。我的人生没有这些动乱中的苦难经历，是绝没有资格这么说的。不过知晓了这些，或会知道自己的真爱是什么，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而不至于看到巨大的落差后陷入迷惘。我记得自己由日本回国后也有些同感——这在我的留日日记中有述及。
先生说自己去德国是碰到了一个“偶然的机遇”——我在这里述及的是一个私人问题。我先前对偶然性青睐有钟，总盼着一种奇迹的出现——当然不是中彩。我现时越来越深的感觉到：巧合和奇迹只有你碰到时它才存在，而这又有前提：你心中是渴望着碰到它并为它做准备的。话又说回来，如果是有企图和预谋的，那种“奇迹”也不可谓是天意吧！人的事还是由人来定的，这可不是“人定胜天”的含义。对于奇迹，我借用一句话：云过峰处自然雨。确切不确切不知，悟意自领。
就写这些吧！我已经用去了3个小时，脑袋又大了。
祝先生长寿！
对了，我在那胡同意外碰到了老舍先生的故居。
我们常常把我们人生的责难放在了先人的身上，
把出生的贫穷归于母亲，有时我们应当想想自己！
作为一代大家，当年留学的生活和工作记录。值得大家一看，从中也体会一些大家的成才之路。
这本书是我从光盘中找到的txt文件，无事之余，读了一遍。并不一定有多少学术价值，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当年二战期间，中国和德国的一些现实情况。 语句平凡，情节似乎也平凡，但它却发生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可见季羡林老先生的内心是多么厚重与豁达，不是简单的深沉二字可形容的，值得我们去细细玩味呵。 它同时也是一部很好的故事，美好的，美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去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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