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则史料是，魏武侯错失吴起。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乐羊、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魏武侯即位，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很是牵强，其说云：“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应当说，田文对魏国状况的认定，只是使用了当时政治理论对新君即位朝局的一种谚语式描述，实际根本不存在。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已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不想，却被太史公解读成了“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这个田文，既不是后来的孟尝君田文，史料中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功业，史料中的全部踪迹便是与吴起的这几句对答，及“田文既死”四个字。如此一个人物，豪气干云的吴起如何便能“自知弗如田文”？太史公此处之认定。只能看做一种误读，而不能看作事实。
历史烟雾之深，诚为一叹也！
重要大臣将军之间的这种微妙状况，魏武侯不可能没有觉察。之后的处置方式，立即证明魏武侯对吴起早已经心存戒惧了。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欲将吴起从魏国赶走，与亲信商议对策。其亲信说，要吴起走，很容易。亲信的依据是秉性评判：吴起有气节，刚正廉明并看重名誉。潜台词很显然，这等人得从其尊严名誉着手。亲信谋划出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先以固贤为名，请魏武侯将少公主嫁给吴起，言明以此为试探吴起的婚姻占卜——吴起忠于魏国，则受公主；若不受婚嫁，必有去心；魏侯必从，而后由丞相宴请吴起，使丞相夫人的大公主当着吴起的面辱贱丞相；吴起见如此公主，必要辞婚；只要吴起辞婚，便不可能留在魏国了。后来的事实果然如此：吴起辞婚，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眼看在魏国无望，便离开魏国去了楚国。这是一则深藏悲剧性的喜剧故事，使吴起的最终离魏具有了难言的荒诞性。
吴起离魏，至少证实了几个最重要的事实：其一，魏武侯疑忌吴起由来已久，绝非一日一事；其二，魏武侯已经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三，魏武侯时期，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大不如前。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魏惠王后期，魏国尊贤风气忽然复起。
魏武侯死时，魏国的庙堂土壤已经滋生出了内争的种子，这便是魏武侯的两个儿子，公子罂与公子缓争位。这个公子罂，便是后来的魏惠王。公子罂得到了一个才能杰出的大夫王错的拥戴效力，占据了魏国河外的上党与故中山国之地，公子缓失势。可是，公子罂还没来得及即位，韩赵两军便进攻魏国了。韩赵遵循晋国老部族相互吞噬的传统，要趁魏国内乱之机灭魏而瓜分之。浊泽一战，公子罂军大败，被韩赵两军死死包围。然则，一夜天明，几乎是在等死的公子罂却看见两支大军竟然没有了。事后得知，是两国对于如何处置魏国意见相左。各自不悦而去。对这场本当灭魏而终未灭魏的诡异事变，战国时评是：“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也就是说，魏武侯终究没有堪当大任的儿子，魏国原本是可以破灭的。言外之意很显然：没有灭国，并不是公子罂的才能所致。然，公子罂不如此看，他将魏国大难不死归结于二：一是天意，二是自家大才。是故，公子罂即位之后立即宣布称王，成了战国时代第一个称王的大国(自来称王的楚国除外)。
魏惠王在位五十一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称霸前期，衰落中期，迁都大梁之后的末期。第一时期是魏国的全盛霸权时期，大约二十余年；其时白圭、公叔痤先后为相，庞涓为上将军，率军多次攻伐诸侯，威势极盛，国力军力毫无疑义地处于战国首屈一指的地位。第二时期，以三次大战连续失败为转折，魏国霸权一举衰落。这三次大战是围魏救赵之战、围魏救韩之战、秦国收复河西之战。第三时期，以魏国畏惧秦国之势迁都大梁始，是魏惠王的最后二十年。
总括魏惠王五十一年国王生涯之概貌，成败皆在于用人。
魏惠王其人是战国君主中典型的能才庸君。列位看官留意，历史不乏那种极具才华而又极其昏庸的君主。秦汉之后，此等君主比比皆是，战国之世亦不少见。魏惠王者，一个典型而已。魏惠王之所以典型，在于他具备了这种君主给国家带来巨大破坏性的全部三个特征：其一，聪敏机变，多大言之谈，有足以显示其高贵的特异怪癖，此所谓志大才疏而多欲多谋也，与真正的智能低下的白痴君主相比(譬如后世的少年晋惠帝)，此等“庸君”具有令人目眩的迷惑性，完全可能被许多人误认为“英主”；其二，胸襟狭小，任人唯亲与敬贤不用贤并存，外宽内忌。这一特征的内在缺陷，几乎完全被敬贤的外表形式所遮掩，当时当事很难觉察；其三，在位执政期长得令人窒息，一旦将国家带入沼泽，只有渐渐下陷，无人能有回天之力。
在君主终身制时代，这种“长生果庸主”积小错而致大毁的进程，几乎是人力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庸主若短命，事或可为，庸主若摇摇不坠，则上天注定了这个邦国必然灭亡。譬如秦国，也曾经有一个利令智昏的躁君秦武王出现，但却只有三年便举鼎脱力而暴死了。后来又有两个庸君，一个秦孝文王，一个秦庄襄王，一个不到一年死了，一个两三年死了。所以，庸君对秦国的危害并不大。在位最长的秦昭王也是五十余年，然秦昭王却是一代雄主。然则，即或如秦昭王这般雄主，高年暮期也将秦国庙堂带入了一种神秘化的不正常格局，况乎魏惠王这等“长生果庸主”，岂能给国家带来蓬勃气象？这等君主当政，任何错误决策都会被说得振振有词，任何堕落沉沦都会被披上高贵正当的外衣，任何龌龊技术都会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任何真知灼见都会被善于揣摩上意的亲信驳斥得一文不值。总归一句，一切在后来看去都是滑稽剧的国家行为，在当时一定都是极为雄辩地无可阻挡地发生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魏惠王有一个奇特的癖好，酷爱熠熠华彩的珍珠，并认定此等物事是国宝。史载：魏惠王与齐威王狩猎相遇于逢泽之畔，魏惠王提出要与齐威王较量国宝。齐威王问，何谓国宝？魏惠王得意矜持地说，国宝便是珠宝财货，譬如他的十二颗大珍珠，每颗可照亮十二辆战车，这便是价值连城的国宝。齐威王却说，这不是国宝，真正的国宝是人才。于是，齐威王一口气说了他搜求到的七八个能臣及其巨大效用，魏惠王大是难堪。这是见诸史料的一次真实对话，其意义在于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有为战国对人才竞争的炽热以及魏国的迟暮衰落。
也许是受了这次对话的刺激，也许是有感于秦国的压迫，总之是魏惠王后期，魏国突然弥漫出一片敬贤求贤气象。这里有一个背景须得说明，否则不足以证明魏国失才之荒谬。战国时期，魏国开文明风气之先，有识之士纷纷以到魏国求学游历为荣耀，为必须。安邑、大梁两座都城，曾先后成为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风华圣地，鲜有名士大家不游学魏国而能开阔眼界者。为此，魏国若想搜求人才，可谓得天独厚也。可是，终魏惠王前、中期，大才纷纷流失，魏国竟一个也没有留住。
魏惠王前、中期，从魏国流失的乾坤大才有四个：商鞅(卫人，魏国小吏)、孙膑(齐人，先入魏任职)、乐毅(魏人，乐羊之后)、张仪(魏人)。若再加上此前的吴起，此后的范雎、尉缭子，以及不计其数的后来在秦国与各国任官的各种士子，可以说，魏国是当时天下政治家学问家及各种专家的滋生基地。在所有的流失人才中，最为令人感慨者，便是商鞅。所以感慨者，一则是商鞅后来的惊世变法改写了战国格局，二则是商鞅是魏惠王亲手放走的。商鞅的本来志向，是选择魏国实现抱负。魏国历史的遗憾在于，当商鞅被丞相公叔痤三番几次举荐给魏惠王时，魏惠王非但丝毫没有上心，甚至连杀这个人的兴趣都没有，麻木若此，岂非天亡其国哉！
种种流失之后，此时的魏惠王突然大肆尊贤，又是何等一番风貌呢？
《史记?魏世家》载：“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召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你等老人家)不远千里，辱幸之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这一场景，实在令人忍俊不能。魏惠王庄重无比，先宣布自己不说油滑的虚话，一定说老实话(寡人不佞)，于是，一脸沉痛地将自己骂了一通，最后郑重相求，请几个赫赫大师谋划有利于魏国的对策。如邹衍、淳于髡等，大约觉得魏惠王此举突兀，一定是茫然地坐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偏大师孟子自视甚高，肃然开口，将魏惠王教训了一通。滑稽处在于，孟子的教训之辞完全不着边际。分明是一个失败的君主向高人请教利国之道，这个高人却义正词严教导说，君主不能言利，只能恪守仁义！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作为君主，连“利”这个字都不能提。在天下大争的时代，君主不言利国，岂为君主？更深层的可笑处在于：魏惠王明知邦国之争在利害，不可能不言利；也明知大名赫赫的儒家大师孟子的治国理念，明知邹衍、淳于髡等阴阳家杂家之士的基本主张；当此背景，却要生生求教一个自己早已经知道此人答案的问题，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说穿了，作秀而已。魏惠王亲自面见过多少治国大才，没有一次如此“严正沉重”地谴责过自己，也没有一次如此虔诚地求教过，偏偏在明知谈不拢的另类高人面前“求教”，其虚伪，其可笑，千古之下犹见其神色也。
后来，魏惠王便如此这般地开始尊贤求贤了。经常恭敬迎送往来于大梁的大师们，送他们厚礼，管他们吃喝，与他们认真切磋一番治国之道，而后殷殷执手作别，很令大臣大师们唏嘘不已。用邹衍、惠施做过丞相，尊孟子如同老师，似乎完全与魏文侯没有两样。而且，魏惠王还在《孟子》中留下了《孟子见梁惠王》的问答篇章……能说，魏惠王不尊贤么？
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
魏惠王之世形成的外宽内忌之风，在其后五代愈演愈烈，终至于将魏国人才驱赶得干干净净。这种外宽内忌，表现为几种非常怪诞的特征：其一，大做尊贤敬贤文章，敬贤之名传遍天下；其二，对身负盛名但其政治主张显然不合潮流的大师级人物，尤其敬重有加周旋有道；其三，对已经成为他国栋梁的名臣能才分外敬重，只要可能，便聘为本国的兼职丞相(事实上是辅助邦交的外相，不涉内政)；其四，对尚未成名的潜在人才一律视而不见，从来不会在布衣士子中搜求人才；其五，对无法挤走的本国王族涌现的大才，分外戒惧，宁肯束之高阁。自魏惠王开始直到魏假亡国，魏国对待人才的所有表现，都不出这五种做派。到了最后一个王族大才信陵君酒色自毁而死，魏国人才已经萧疏之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魏国的灭亡。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不言而喻。
实在说话，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对人才的不公正事件，但只要是政治相对清明，这种事件一定是少数，甚或偶然。譬如秦国，秦惠王杀商鞅与秦昭王杀白起，是两桩明显的冤案，但却没有影响秦国的坚实步伐。原因在二，一是偶然，二是功业大成后错杀。列位看官留意，战国时期的人才命运或者说国家用人路线，实质上有两个阶段，其方略有着很大差别：第一阶段是搜求贤才而重用，可以说是解决寻求阶段；第二阶段是功业大成后，能在何种程度上继续，可以说是后需求阶段。历史证明的逻辑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需求阶段的人才方略都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而魏国的根本错失，恰恰始终在需求阶段。在将近两百年里拥有最丰厚人才资源的魏国，出现的名相名将却寥若晨星。与此同时，战国天空成群闪烁的相星将星，却十之七八都出自魏国。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奇迹。
大争之世，何物最为宝贵？人才。
风华魏国，何种资源最丰厚？人才。
魏国政风，最不在乎的是什么？人才。
为什么会是这样？魏国长期人才流失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凡是熟悉战国史者，无不为魏国这种尊贤外表下大量长期人才流失的怪诞现象所困惑。仔细寻觅蛛丝马迹，有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这就是魏氏先祖笃信天命的传统。魏国正史着意记载了毕万创魏时期的两次占卜卦象，至少意味着一种可能：魏国王族很是迷信卦象预言，对人为奋发有着某种程度的轻慢。这种精神层面的原因。很容易被人忽视。尤其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兴亡沉浮面前，历史家更容易简单化地只在人为事实链中探察究竟，很容易忽略那种无形而又起决定作用的精神现象。
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力图预见未来命运的种种预测方式，都极大地影响着决策者们的行为理念，甚至直接决定着当权者的现实抉择。在自然经济的古典社会，这种影响更大。客观地说，力图解释、预见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神秘文化，都是古典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一味地忽视这种历史现象，只能使我们的历史叙事简单化，最终必然背离历史真相。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解释并预测自然与社会的学问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庞大的系统。就社会方面而言，阴阳五行学说、天地学说(分为星相、占候、灾异、堪舆四大门类)、占卜学说，构成三大系统。其中每一系统，都有相对严密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所延伸出的实用说明或操作技能。第一系统，以阴阳五行论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对国家品性的规范：邦国必有五行之一德，此德构成全部国家行为的性格特点。第二系统，以天人合一观为理论基础，衍生出占星、占候、灾异预兆解说、堪舆(风水)等预测技能。第三系统，以阴阳论为基础，衍生出八卦推演的预测技能。凡此等等，可以说，中国古典时期的预言理论之博大庞杂，预测手段之丰富精到，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堪称奇葩。
是故，在那样的时代，执政族群不受天命预言之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则，执政者以何种姿态对待天命预言，又是有极大回旋余地的。
这种回旋，不是今人所谓的简单的迷信不迷信，而是该文化系统本身提供给人的广阔天地。华夏文明之智慧，在于所有的理论与手段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僵死界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之谓也！以人对天命之关系说，天人合一论的内涵本身便赋予了人与天之间的互动性，而这种互动性，最终总是落脚于人的奋发有为。且看：天意冥冥，民心可察，故此，民心即天心，天命不再虚妄渺茫，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参照系，于是，执政者只要顺应民心潮流，便是顺应天命！再看：天命固然难违，但却有最根本的一条——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故此，天命之实际只在入有德无德；天意(或占卜或星象等等)纵然不好，都只是上天在人的出发点的静态设计，若人奋发有为顺应民心广行阴德(不事张扬地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此谓阴德)，则上天立即给予关照，修改原来的命运设计方案！
如此天人互动之理论，何曾有过教人拘泥迷信之可能？
就历史事实说话，先秦时代的中国族群有着极其浑厚的精神力量与行为自信，对天命天意等等，相对于后世的种种脆弱心理与冥顽迷信，确实做到了既敬重又不拘泥的相对理想状态。敬重天命，在于使人不敢任意妄为；不拘泥者，在于使人保持奋发创造力。姜尚踏破周武王占卜伐商吉凶的龟甲，春秋诸侯不敬天子而潮水般重新组合，新兴大夫(地主)阶层纷纷取代久享天命的老诸侯，种种潮流，无不使拘泥天命者黯然失色。就基本方面而言，秦国是一个典型。秦人历史上有两则神秘预言，一则是舜帝“秦人将大出天下”的预言，一则是老子关于秦国统一天下的预言。两则预言能见诸《史记》，足证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秦国执政阶层始终没有坐等天意变成事实，而是历经六代人浴血奋争才成就了煌煌伟业。
魏国如何？
虽然，在毕万之后，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关于魏国王族笃信天命的史料，但合理的推测却是有历史逻辑依据的。这个历史的逻辑是：一百余年永远重复着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国家的王族便必然有着精神层面的根源；这个精神根源不可能是厌恶人才的某种生理性疾病，而只能是对另一种冥冥之力产生依赖而衍生出的对人才的淡漠；这个冥冥之力不可能仅仅是先祖魂灵，而只能是更为强大的天命。列位看官留意，魏国灭亡一百余年后，太史公尚以天命之论解读魏国灭亡原因，况乎当时之魏国王族乎？简单的逻辑演化出最残酷的结论：无论天意如何，失才便要亡国。越是竞争激烈的大争之世，这一结局的表现方式便越是酷烈。
春秋战国时代，对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无论是用才实践还是用人理论，都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说魏国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显然是牵强的。当时，对人才与国家兴亡这个逻辑说得最清楚透彻的当是墨家。
墨家的人才理论有三个基本点。
第一是“亲士急贤”。《墨子》第一章《亲士》篇，去：“入国(执政)而不存其士，则国亡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在这里说得非常扎实，对待才士，不应是一般的敬重(缓贤)，而应该是立即任命重用，此所谓“见贤而急”；见贤不急，则才士便要怠慢国君，离开出走。田子方说的那种“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若脱鞋然”的自由，在战国时代可谓时尚潮流。当此之时，“急贤”自然是求贤的最有效对策。
第二是“众贤厚国”。《墨子?尚贤上》云：“……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也就说，国家要强盛，不能仅仅凭一两个人才，而是要一大批人才，否则，这个国家便会很脆弱(薄)。
第三是“尚贤乃为政之本”理念。《墨子?尚贤中、下》云：“……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为政之本也？……贤者为政，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对墨子的尚贤为本的目标，可以一句话概括：尚贤能使天下安宁，所以是为政之根本。
墨子的人才理论，实在具有千古不朽的意义。
魏国以伪尚贤之道塞天下耳目，诚天亡之国也！
第九章 分治亡楚 一、咸阳大朝会起了争端
秦王嬴政大睡了一日一夜，李斯一直守在王城书房。
魏王假被俘获的捷报传来，秦国朝野一片欢腾。对山东六国，老秦人仇恨最深的是两个国家，一个赵国，一个魏国。秦对赵，是秦昭王时期开始的新仇，历经长平大战，秦赵遂势不两立。秦对魏，则是宿敌旧恨。在秦国变法成功之前，魏国曾在两代半（魏文侯、魏武侯、魏惠王前期）将近百年里一直是压制秦国最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战国初期秦国的所有危机都是来自魏国。是故，从秦惠王到秦昭王前期的宣太后主政，秦国东出最主要的对手一直是魏国。赵国崛起之后，从秦国第一次攻赵（阏与之战）失败开始，秦赵两国结结实实地杀作了一团，秦国对魏国仇恨也就渐渐淡了。随着魏国的不断衰落继而向秦国称臣，老秦人事实上对魏国已经从往昔的仇恨转为蔑视了。虽则如此，魏国的最终结局还是教老秦人想起了许许多多往事，感慨之余自然要大大地欢庆一回。秦王政与大臣们虽不会像民众那般聚饮于酒肆，踏歌于长街，起舞于社火，却也在丞相王绾动议下，于很少启用的王城大殿举行了一次大宴。大宴之上，饮酒未过两爵，秦王嬴政便一头倒在酒案鼾声大起了。
“长史……”
嬴政倒头之际，对身旁的李斯招手嘟哝了一句。
李斯会意，在赵高将秦王背走之后，立即去了东偏殿的秦王书房。这座书房很大，事实上，整个六进东偏殿百余间房屋都可以视作秦王书房。其总体格局是：内殿大约一半是秦王书房，外殿三分之一余是长史李斯的官署，李斯区域与秦王区域之间，隔着赵高统领的一班内侍侍女们照料秦王起居事务的一方小区域。寻常时日，作为执掌秦王机要事务与公文进出的李斯，没有特殊使命，终日都守在外署处置流水般进出的密集公文。依照法度，李斯除了早晚送进接出公文这两趟，并不是随时都可以进出秦王内书房的。今日秦王指着书房吩咐一句，显然不是要李斯去守候外署，而是要李斯去内书房。已经熟知秦王为政秉性的李斯明白了，书房一定有需要立即办理的公文。然则，这两日除了战报并没有急切公文，而需要立即实施的诸多事务性上书，他已经全部转到丞相府去了。灭国大战开始以来，经秦王书房亲自处置的事务，几乎全部是有关山东各战场的大方略，几乎所有的秦国内政，都由王绾的丞相府承担起来。没有山东急报急务，秦王还会有何等样公事要急切关照？
“备——忘？”
一到书房王案前，李斯看见了旁边立柱上挂着几条特制的长大竹简，题头便是这“备忘”两个大字。李斯心头一闪，又瞄了一眼书案，果然书案上干净整齐，没有任何摊开的书简。显然，这便是秦王吩咐的事务。于是，李斯在大柱前站定，揣摩起几条长大竹简上面的字句来。长大竹简上的几行字是：
翦军班师 留守几多
贲军中原 复鸿沟
蒙恬还国 北边事
九月大朝 楚齐先后 兵力几多
李斯看得明白，四条竹简所列，都是灭魏之后待议待决的几件大事。秦王一时没有定见，故此先行列出，先教他来看，一定是要他预为筹划相关事项，也包括想要他先思谋对策。李斯绕着大柱转悠了几圈，到了自己的外署，召来几个能事书吏忙碌起来。第一件事，李斯口述，书吏录写，先拟定好秦王醒来后肯定要立即发出的几件王命文稿；第二件事，亲自手书一柬，派员送去大田令府邸，请郑国预拟修复鸿沟之实施方略；第三件事，召来蒙毅会商，先行安置九月大朝会事宜，由蒙毅与丞相府偕同会商诸般事务；第四件事，召来执掌邦交的行人署主官，吩咐立即搜集齐楚两国的相关典籍，并汇集近年来两国所有消息，旬日内归总呈送长史署。
几件事处置完毕，已经是暮色降临。李斯草草用罢晚汤坐在了案前，要将自己对这几件大事的思路理出一个头绪来。李斯有逢事动笔的习惯，尝笑云：“一管秃笔，抵得三分天赋也。”属下吏员无不敬佩。今日要思谋几件大事的对策，李斯自然而然地提起了案头的一管蒙氏笔。案旁熏香袅袅，窗前夜风习习，一轮明月高挂，窗外的碧蓝水面波光粼粼，使这座池畔宫殿有着一种难得的宏阔清幽。每每坐在这张临水临窗的大案前提笔疾书，李斯油然生出一种难言的充满惬意的奋发之情，才思也分外流畅。可是，今夜提笔，堪堪写下“翦军班师”四个字，笔下便有了一种滞涩。王翦大军班师，这件事的要害是“留守几多”？也就是说，根据燕赵旧地的目下情势，秦军该留多大的兵力完成后续使命。这个后续使命倒是清楚，一则推行秦法稳定大局，二则妥善解决残燕残赵之逃亡力量。那么，需要多少兵力？大将留谁最合适？一遇到这种以军事为轴心的方略决断，李斯便有些混沌，远不如对邦交国政民治种种大局明澈探底。而这四件大事，宗宗都是军事为轴心，若避开军事只说其他大局，显然是言不及义。王贲军留镇中原，其使命如何？实施方略又如何？蒙恬回咸阳朝会，北边匈奴军事当如何说法？大朝会的轴心议题，肯定是齐楚最后两大国之攻伐，先灭齐还是先灭楚？兵力各需要多少？凡此等等，除了修复鸿沟，李斯确实没有能教自己满意的对策。因为，任何一个在心头闪现出的火苗都是飘摇不定的。这种飘摇不定，只有自己最清楚。
“天赋领国奇才，大哉秦王也！”
李斯搁笔，凝望着粼粼水面的月光，不禁由衷一叹。寻常公议看来，泰国之所以虎虎生气对天下势如破竹，全然是秦国有一班罕见的军政谋划大才。这班军政大才，当然也包括李斯在内，甚至，职任长史执掌中枢的李斯被看做“用事”的轴心人物。然则，这班军政大才如王翦、王绾、蒙恬、尉缭、李斯、顿弱、姚贾等等，心下却都很是清楚，没有秦王嬴政的天才统御，几乎所有的长策大略都难以化作惊雷闪电。当然，天下公议已经不再对秦王嬴政的用人之能质疑了，秦国天空的雄才星群与秦国行将完成的伟业，已经毋庸置疑地使攻讦秦王之辞变成了蓬间雀的尖酸叽喳。但是，天下对秦王的正面评判，依旧大体停留在对寻常明君的评判点上：用人得当，善纳谋臣之策，如此而已。对于寻常君王，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评价了。然对于秦王，李斯却以为远远不够。秦王的全局洞察之能，秦王的方略决断之能，秦王对充满诡谲气息的军争变局的那种独有的直觉与敏感，是寻常公议所无法知道，也无法评判的。而这种几乎只能用天赋之才去解释的直觉、敏感与种种判断力，恰恰是李斯与枢要股肱们最为叹服的。事实上，秦王不可能没有错失。然则，李斯坚信，若是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掌控全局，即或这个人是万古圣王复生，其错失也必然远远多于秦王嬴政。远则不论，单就选定王贲为中原统帅以及确定五万兵力灭魏这一点而言，秦王是基于一种清晰的直觉与敏锐的辨识所决断的，而包括王绾李斯尉缭姚贾在内的所有参与谋划者，却都是心怀忐忑地被秦王说服的。而今的事实已经证明，秦王的选将与攻占方略，无疑是最有效的。再譬如目下四件大事，在李斯看来，件件大事都关涉复杂，都有着至少两三种选择，可每种选择又都觉得不坚实。若是秦王，会是这样么？
依着久远的王道传统，人们更喜欢将圣王明君看成那种“垂拱而治”的人物，更喜欢将“大德之行”看作有为君王的标尺。某种意义上，人们不要求君王有才，而只要求君王柔弱有德。只有战国大争之世，天下方对强势君王有了激切地渴求，方对君王有了直接的才能期盼。虽则如此，人们对君王才力的评判，也依然带有久远的烙印。这个烙印，便是宁肯相信君王集众谋以成事，也不愿相信君王本身具有名士大师的过人才能……
随着一声嘹亮的鸡鸣，漫无边际的飘摇思绪扯断了。
李斯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对着清新的淡淡水雾做了几次深深的吐纳，又回到了书案前。方才一番思绪神游，茫然之心大减，李斯一时分外坦然，提笔写下了几行大字：“臣不谙军争变局，唯预作事务铺排。诸般军事，皆待君上朝会决之。”写罢，嘱咐值夜吏员有事随时唤醒自己，这才走进了寝室。几个时辰，李斯睡得分外踏实。
暮色时分，嬴政进了东偏殿书房。
李斯正与蒙毅在外署商议大朝会筹划的诸般细务。两人尚未过来见礼，嬴政一挥手笑道：“走，里边晚汤说话。”见秦王精神气色显然好了许多，李斯蒙毅相对一笑。跟着秦王进了内书房，堪堪落座，赵高带着两个侍女安置好了晚汤：每案一罐灵芝汤，一片厚足一柞的白面锅盔，一方酱肉。蒙毅笑道：“君上晚汤三式，分明战饭也。”嬴政筷子敲打着陶罐大笑道：“战饭能有灵芝汤？来，咥！”李斯掀开罐盖一打量，笑道：“南山老灵芝，好！君上安睡太少，灵芝安神养心，该做常食常饮。”嬴政兴致勃勃道：“这是小高子从太医署学来的，说甚，食医，对，以食为医。这几日加了这灵芝汤，一上榻便呼噜山响，一觉三五个时辰。解乏是解乏，只怕误事，不敢多用也。”李斯蒙毅大笑，连说该多用该多睡，此事赵高办得好。一时晚汤罢了，李斯便将昨日自己对“备忘”竹简的事务落实情形禀报了一遍。说话间秦王已经看了旁边书案上李斯的留书，笑道：“长史过谦了。这等大事谁能一口说得个准定？究竟还得众谋。”说罢，吩咐蒙毅立即去接尉缭前来会商。不消顿饭时光，蒙毅已经接了尉缭到来。君臣四人一直商议到四更，几件大事才确定下来：
其一，王翦主力大军班师，留三万铁骑镇守蓟城，燕赵残部待后一体解决；
其二，王贲蒙武军暂留中原镇抚，安定魏韩旧地，辅助疏浚修复鸿沟；
其三，郑国赴中原，统领河沟修复并中原水利事；
其四，蒙恬还国朝会，九原大军原地驻守，御边不能松懈；
其五，齐楚两国事宜，朝会一体议决。
议定一件，李斯立即起草一件王书。在给王翦的王书中，嬴政特意叮嘱李斯加了一句：“留军三万是否合宜，上将军权衡增减。”尉缭一笑道：“如此，上将军虽未共商，等同共商矣！”君臣笑声中，曙色渐渐现出，及至朝阳初升，一道道快马王书已经飞出了王城。
诸事妥当，李斯却有一番心思萦绕，又拉着蒙毅去了外署说话。
这次朝会，堪称秦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庆典性大朝。除了连下四国的巨大战功，这一年恰逢秦王三十五岁。秦法有定，历来禁止对国君祝寿。秦惠王秦昭王之世，曾多次惩罚过朝野官民的违法祝寿。故此，秦国从来不以国王寿诞做文章。然则，这并不意味着声望日隆的秦王的生日被秦人忘记了。筹划朝会大典时，赵高曾悄悄提醒李斯道：“今岁大朝好哩，正逢君上三十五寿，难得也！”李斯没有接赵高话茬，板着脸道：“各司其职，做好自己事。”究其实，李斯如何能忘了如此重大的关节，而且，他还清楚地知道，今岁同时是秦王即位第二十二年、秦王亲政第十三年。若论传统礼仪规矩，三个年份以寿期最重，因为寿诞逢五为大，三十五岁是中年大寿。虽说秦王生日是正月正日，九月庆贺已不是正期，然总比中年大寿毫无觉察地过去要好。秦王如此重大之人生关节，若不有所庆贺，李斯总觉得隐隐若有所失。秦王半生坎坷，天伦亲情几乎没有享受过。秦王血亲曾祖母夏太后过世已经十五年，正位曾祖母华阳太后过世已经六年，秦王的生母太后赵姬，过世也已经三年了。这些能够念叨并动议为秦王过过生日的王族长辈亲人，秦王一个也没有了。目下，秦王虽然已经有了几个王子几个公主，可长子扶苏只有十三岁，远远不足以绸缪此等事。身为离秦王最近的中枢长史，李斯再不弥补，几乎便是无法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