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第二十二章 海潮继续增高
形容憔悴的圣安托万只欢喜了一个礼拜。他用美味的友谊拥抱和庆祝使他那又硬又苦的面包尽可能地松软了些。德伐日太太又照常坐到她的柜台后接待着顾客，只是头上不戴玫瑰花了，因为密探们深厚的兄弟之情已在短短的一周之间转化为异常的警惕，不敢把自己送上门去让圣安托万发落。那儿路面的街灯正带着一种不祥的弹性摇晃着呢！
德伐日太太双手抄在胸前坐在清晨的光与热里，研究着酒店和街道，酒店里和街道上都有几拨又肮脏又痛苦的闲汉，但在他们的苦难之上现在却高踞着一种明显的权力感。歪放在最倒霉的脑袋上的最破烂的睡帽都带着这样一种桀骜不驯的意思：“戴破帽的我知道过日子有多困难，但是你可知道戴破帽的我要你的命又有多容易？”以前没有工作的瘦骨伶仃的光胳膊现在随时准备好干活，因为它可以出击。干编织活的妇女手指很毒辣，她们已有过抓拉撕扯的经验。丝安托万换了副模样；几百年的锤打把他敲成了一种模样，可最后这几锤的作用却最为巨大，把他锤出了另一副表情。
德伐日太太带着圣安托万的妇女领袖那种含而不露的赞赏之意坐在那儿观察。她那女界同胞之一在她身边编织着。这个妇女很矮而颇胖，是一个饥饿的杂货小贩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位副手已经赢得了“复仇女神”的美誉。
“听！”复仇女神说，“注意！有谁来了？”
一阵迅速传递的嘟哝声飞快传了过来，有如从圣安托万区边缘直牵到酒店门口的一连串鞭炮突然爆炸。
“是德伐日，”老板娘说，“安静，爱国者们！”
德伐日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拉下了头上的红便帽，四面看了看。“各处人员注意！”老板娘又说，“听他说话！，德伐日站在那儿喘着气，背对着门外急切的眼睛和张开的嘴；酒店里的人全都跳起身来。
“说吧，当家的，什么事？”
“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消息！”
“怎么回事？”老板娘轻蔑地叫道，“另外一个世界？”
“这儿的人还想得起老家伙富伦吗？他曾说过挨饿的人可以吃草。他不是已经死了，进地狱了么？”
“想得起！”所有的嗓子都说。
“是关于他的消息。他还跟我们在一起呢。”
“跟我们在一起！”所有的喉咙都吼叫了起来。“死了还跟我们在一起么？”，
“没有死！他非常害怕——他有理由害怕——于是设法装作已经死了，搞了个假出殡。但是有人发现他还活着，躲在乡下，便把他抓了起来。我刚才还看见他往市政厅去，已经作了俘虏。我说过，他有理由害怕我们。你们大家说！他有理由害怕不？”
那七十多岁的不幸的罪人若是听见了这众口一声的回答，即使不明白自己有什么理由害怕也会从内心深处害怕了。
随之而来是一阵深沉的静默。德伐日和他的妻子彼此凝视了一会儿。复仇女神弯下了身子，有大鼓的响动传出，那是她从柜台后自己脚边把它搬了出来。
“爱国者们！”德伐日以坚定的声音说，“准备好了没有？”
德伐日太太的刀立即插进了腰带；大鼓在街上响起，仿佛有魔法让大鼓和鼓手一起飞了出去；复仇女神发出可怕的尖叫，双臂在头顶上挥舞，仿佛有四十个复仇女神集于她一身，冲进了一间间的屋子，去鼓动妇女们上街。
男人们很可怕，他们怀着要想流血的愤怒，从窗口上瞧了一下便抓起自己所能到手的武器，潮水一样上了街。妇女们的样子能让最勇敢的人也心里发冷。她们丢开了赤贫生活带来的家务，丢开了孩子，丢开了趴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的饥饿、赤裸的老人和病人，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此呼彼应，以最野性的呼喊和行为投入了疯狂的活动“姐姐，坏蛋富伦给抓住了！”“妈妈，恶棍富伦给抓住了！”“女儿呀，无赖富伦给抓住了！”然后，又有二十来个妇女加入了她们的行列。她们敲着胸脯，扯着头发，尖声地叫道，“富伦还活着。”“富伦，三家伙告诉饿肚子的人说他们可以吃草。”“富伦，在我没有面包给我爸爸吃的时候，那家伙却说他可以吃草。”“富伦，我这奶里因为穷，没有了奶水，他却说我的娃娃可以吃草。”“啊，圣母呀，这个富伦。”“啊，天呐，我们的苦难呀。”“听着，我死去的孩子和我病弱的爸爸：我跪在地上，跪在石头上起誓，我要为你们向富伦报仇！丈夫们，弟兄们，小伙子们，给我们富伦的血。”“给我们富伦的头，给我们富伦的心。”“给我们富伦的身子和灵魂。”“把富伦碎尸万段，埋到泥土里去，让青草从他身上长出来！”这样叫着，许多妇女便发起狂来，忘记了一切，打着旋儿，跟朋友们殴打撕扯，直闹得晕了过去，全靠家里的男人救助，才没有被人踩在脚下。
可是，她们却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一点也没有！这富伦此时正在市政厅，有可能被释放。只要圣安托万还没有忘记他们所受过的苦难、羞辱和冤屈，就绝不能释放他。拿起武器的男人和妇女从圣安托万区一哄而出，跑得飞快，并以极大的吸引力把最后的人都带了去。不到一刻钟，圣安托万的心脏除了皱巴巴的老太婆和哭闹着的儿童之外就再也没有人了。
再也没有人了。他们此时已挤满了那个丑陋、邪恶的老头儿所在的审判厅，并往外面漫溢，进入了附近的场地和街道。德伐日夫妇、复仇女神和雅克三号第一批到达，站在大厅里距离那老头儿不远处。
“看呀：”老板娘用刀指着叫道，“看那老流氓捆在那几。对，在他背上捆上一捆草。哈！哈！捆得好。现在就让他吃草！”老板娘把刀夹在腋下好像看戏似地鼓起掌来。
德伐日太太背后的人把她满意的理由告诉了自己背后的人，他们背后的人又向别人解释，别人又再向别人解释，于是附近的街道便也响起了掌声。同样，在两三个钟头的吵闹中筛了不知道几大箩的话里，德伐日太太常有些不耐烦的意见曾以惊人的速度在远处得到响应，因为有几个身手矫捷得惊人的人爬到了建筑物外面，从窗上往里瞧。他们很熟悉德伐日太太，便充当了她跟外面的人群之间的活电报。
最后，太阳升高了，把一道慈祥的希望或保护的光直射到那老囚徒的头上。这样的恩宠太过分了，不能容忍。那些留在他身边碍手碍脚为时太久的废物全都给轰走了，圣安托万抓住了他！
这事立即直接传到了最辽远地区的人群里。德伐日刚刚跳过一道栏杆和一张桌子把那倒霉的可怜虫死死抱住、德伐日太太刚跟上去一把抓住捆紧他的一根绳子、复仇女神和雅克三号还没来得及跟上、窗户上的人还没来得及像猛禽扑下栖木一样窜下、一片呐喊便已掀起，似乎吼遍了全城，“把他抓出来！抓他到街灯下去！”
跌倒了，爬起来，头冲下摔在大厅外的台阶上；一时跪下，一时站起；一时刻在地上，一时被拖了走；挨揍，被几百只手塞到脸上的一把把的干草、青草噎个半死；被扯，被揪，伤痕累累，喘气，流血，总在哀告，总在乞怜；有时奋力抗拒，满是痛苦。人们便你拉我扯让出一小片地方，看他表演；有时成了一块死木头从森林股的腿丛里拖出。他就像这样被抓到了最近的街角，那儿挂着一盏要命的灯。德伐日太太在那儿对他撒了手——猫对耗子可以撒手——然后一声不响平平静静地望着他，等着别人作准备；而他却向她哀求。妇女们一直对他尖声乱叫，男人们则凶狠地叫着要在他嘴里塞进青草再杀死他。第一次，把他吊了上去，绳子断了，他尖号着被抓住。第二次，把他吊了上去，绳子断了，他尖号着被抓住。然后绳子发了慈悲，把他吊住了。他的头立即插在了一枝矛尖上，嘴里塞了足够的青草，可以让整个圣安托万的人看得手舞足蹈。
可这还不是这一天坏事的结束。圣安托万已经因呐喊与舞蹈而血脉怒张，所以在黄昏时又再次热血沸腾，愤怒起来。那是因为听说被处置了的那人的女婿，另一个欺压百姓的人民公敌，已带了一支由五百名骑兵组成的卫队进入了巴黎市。圣安托万用大幅的纸张公布了他的罪恶，然后抓住了他一—哪怕他有一支庞大军队保护他也会把他抓去跟富伦作伴的——并把他的头和心脏插在矛尖上。圣安托万带了这一天的三个战利品形成了一支豺狼的队伍在街上游行。
男人和女人直到深夜才回到哭喊着的、没有面包的孩子们身边。然后可怜的面包店就受到一长串人的包围，他们耐心地等着买蹩脚的面包。在他们空着有气无力的肚子排着班时便互相拥抱，庆祝当天的胜利，用以消磨时间，并在闲聊中堂温胜利的喜悦。几个褴褛的长串逐渐缩短，终于消失。高高的窗户上透出了微弱的灯光，街头生起了小火，几个邻居一起在火上烹调着，然后在门口吃起了晚饭。
晚饭不多，量不足，没有肉，也没有别的佐料，只有劣质的面包。然而人和人的友谊却给这硬邦邦的食物加上了营养，从人和人之间碰撞出了几星快乐的火花。参与了那天最凶狠的活动的父母跟他们的瘦弱的孩子们温情地说着话；情人们在周围和眼前这样的世界里爱恋着，怀着希望。
德伐日酒店跟最后一批客人分手时已经快天亮了。德伐日先生一边关着门，一边哑着嗓子对妻子说：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亲爱的！”
“呃，不错！”老板娘回答。“差不多到了。”
圣安托万睡着了，德伐日夫妇睡着了，就连复仇女神也跟她的杂货小贩睡着了，大鼓也休息了。大鼓的声音是唯一不曾为流血与忙乱而改变的声音。作为大鼓保管人的复仇女神还可以把鼓叫醒，让它发出跟巴士底狱陷落或老富伦被抓之前相同的声音，可圣安托万怀里的男男女女的嗓子都哑了。
《双城记》第二十三章 烈焰升腾
有泉水泻下的那个村子发生了变化。补路工每天仍去那儿大路上敲石头赚几块面包糊口，让他那无知的灵魂不致离开他那消瘦的身体。悬崖顶上的监狱不像以前那么威风凛凛了。还有士兵守卫，但人数少了；还有军官管着士兵，但不知道士兵们会干什么—一只知道他们也许会干出一些并没有命令他们干的事。
残破的农村四面伸展；除了荒凉之外再也生产不出什么。每一片绿叶，每一片青草，每一片庄稼的叶子都跟苦难的人民—样萎缩、可怜。每一件东西都躬着腰，颓废、受压、气息奄奄。住宅、篱笆、家畜、男人、女人、孩子和承担着他们的土地——全都精疲力尽了。
曾是最高贵的君子的爵爷大人们也曾是国家的祥瑞。他们是豪华灿烂的生活的彬彬有礼的典范，他们给一切都带来骑士的风采，在其它类似的问题上也起过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爵爷大人们曾以种种形式给旅华的生活增添了光彩。奇怪的是，专为爵爷大人们设计的大千世界竟然会那么快就被绞尽了、榨干了！永恒的安排无疑是患了目光短浅的毛病！可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一无所有的人已被榨干了最后的一滴血，刑具的最后的螺丝已经多次使用，受刑者已经崩溃，现在那螺丝转来转去，再也咬不住什么了。大人们只好离开这样今人丧气而又无法解释的现象，逃得远远的。
但是这座村子和许多类似的村子的变化并不在此。数十上百年来大人原本只对这村子进行挤压绞榨，很少亲自光临，只有狩猎寻乐时例外——他有时猎取的是人，有时猎取的是兽。而为了蕃息野兽，大人为它们的生长留出了大片土地，让它荒废。不，不，村子的变化不在于少了那身分高贵、雕像般漂亮、受福也赐福的面孔，而在于多了些身分低下的陌生面孔。
这个时期，补路工在灰尘里孤独地干活。他很少费脑筋去思考自己是从尘土中来，也必归尘土的道理。他花时间过多考虑的倒是晚饭太少，若是有吃的他可以吃下多少的问题——在这个时期，他从他那孤独的劳动中一抬起头来往前面一望，总会看见一个粗野的人影步行着走上前来。这在这一带以前是罕见的，可现在却已习以为常。那人影走上前来，补路工便会毫不意外地发现，那是一个几乎像野人一样毛挺毵毵的高个儿，脚上的木鞋就连补路工看去也嫌太累赘。那人凶猛、粗犷、黝黑，浸渍了多少大路上的风尘和泥浆，漏染了多少低地沼泽的潮气，身上粘满了森林僻路上的荆棘、树叶和苔藓。
那个七月天的正午就有这样一个人像鬼怪般向他走来。那时，他正坐在一道陡壁下的石堆上想方设法躲避着一场冰雹。
那人看了看他，望了望山谷里的村子、风磨和悬崖顶上的监狱，在他那不明情况的心里认清了这些目标之后便用一种勉强听得懂的方言说：
“情况如何，雅克？”
“良好，雅克。”
“握手吧，那就！”
两人握了手。那人在石堆上坐下。
“没有午饭？”
“现在只有晚饭了，”补路工露出饥饿的样子说。
“现在时兴不吃午饭，”那人咕噜道，“我在哪儿见到的人都不吃午饭。”
他拿出一个黑糊糊的烟斗，装上烟，用火镰点着了，叭叭地抽出红光，突然拿开，用拇指和食指撮了个东西进去，那东西燃起了火苗，随即化作了一缕青烟。
“握手吧，那就，”看完了这个动作，轮到补路工说话了。两人再度握手。
“今晚么？”补路工说。
“今晚，”那人把烟斗送到嘴里，说。
“哪儿？”
“这儿。”
他和补路工都坐在石头上，彼此默默地望着。冰雹在他们之间洒落，仿佛是小人国的刺刀在袭击。村子上空的天终于放晴了。
“指给我看！”于是旅人来到山顶，说。
“看！”补路工回答，伸出了手指。“从这儿下去，对直穿过街道，经过泉水——”
“通通见鬼去！”那人打断了他的话，眼珠对着景物骨碌碌地转。“我不从街上走，也不从泉水过。那该怎么走？”
“那么！村边山顶那一面，大约两个里格。”
“好的。你什么时候下班？”
“太阳下山。”
“你下班之前叫醒我好吗？我已经走了两个晚上没有休息了。我抽完烟，就会像个娃娃一样睡着的。你愿叫醒我吗？”
“没问题。”
旅客抽完了那锅烟，把烟斗揣在怀里，脱掉大木鞋，躺倒在石头堆上，立即睡着了。
补路工干起他那尘雾弥漫的活儿来。这时含着冰雹的云翻滚着散开了，露出了一道道青天，景物也随之闪出一道道银辉。现在用红帽代替了蓝帽的小个子补路工似乎被石堆上的人形迷住了，眼睛常朝他转过去，手上的工具虽机械地干着活，看来已没有多大作用。那人那青铜色的皮肤、乱蓬蓬的须发、粗糙的红色羊毛帽、家织呢和野兽皮混杂凑成的粗劣衣服、因为生活困苦而消瘦的健壮的个儿、睡着时那愠怒而凶狠地抿紧的嘴唇，这些都使补路工肃然起敬。旅客走了许多地方，脚已磨破，足踝上有伤，流着血；他那巨大的木鞋塞满了树叶和草。走了那么遥远的路，这鞋实在太沉重。他的衣服磨出了许多洞，身上也有许多伤。补路工弯下腰想看看他掖在胸口或其它地方的秘密武器，但是没看见，因为他睡觉时双臂合抱在胸前，捂得紧紧的，很像他那根紧的双唇。在补路工眼里，深沟高垒的城市的栅栏、哨所、大门、壕堑、吊桥在这个人面前都如烟云一样容易消散。等到他抬头看看地平线和四周时，他那小小的幻想之中有许多跟此人类似的人影正在所向披靡地扑向法兰西各个中心城市。
这人继续酣睡。冰雹一阵阵洒落，阳光与阴影在他脸上交替，冰珠打在他身上噗噗地响，又被太阳化作粒粒的金刚钻，可他全然不理会。太阳终于落了山，映出了一片晚霞，补路工收拾起工具打算下山回村了，这才叫醒了他。
“好！”睡觉的人用手肘撑起身子说。“山顶那边两个里格么？”
“大约两个。”
“大约两个。好！”
补路工回家去了，灰尘因为风向的缘故在他前面飞卷。他很快来到了泉水边，挤进牵到那儿喝水的瘦牛群里，向满村的人耳语着，似乎连牛也通了消息。村里人吃完了可怜的晚餐并不按平时的习惯爬上床去，而是走出门来呆在那几悄悄传播着一个离奇的消息。等到村里的人在黑暗中到泉水边会集时，又有一种离奇的观望动作传播开来：大家都往同一个方向的天空眺望，似乎等待着什么。当地的主要官员加伯尔先生不放心了，一个人爬上自己的屋顶，也往那个方向看；他又躲在烟囱后偷看屋下泉水边黑暗中的面孔，同时通知了掌管教堂钥匙的圣器保管员，说不定过一会儿需要敲钟。
夜色渐浓，刮起了风，围绕着并孤立了古老的府第使之变得幽深的树林开始在风前摇摆，仿佛在对那黑魃魃的巍峨的建筑发出恫吓。雨点像个急脚信使疯狂地跑上了那两排台阶，敲打着巨大的门，仿佛要唤醒屋里的人。一阵阵不安的风刮进了大厅，刮过了古老的矛和刀，再呜咽着刮上了楼梯，吹拂着最后的侯爵睡过的床边帏幔，四个步履沉重须发零乱的人穿过东西南北的树林，踏倒了长草，碰断了枯枝，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院子里，在那儿点起了四把火，然后四散分开。于是一切又归于黑暗。
但这黑暗并不长久，府邸立即以它自己的光离奇地照亮了自己，仿佛正要变成一个发光体。然后一道火花四射的烈焰在前排建筑物的背后燃烧了起来，从透光处显露，照亮了栏杆、拱门和窗户，接着火焰便越燃越高，四面扩展，越发明亮了。很快，二十来扇大窗户都爆出了火焰，唤醒了石雕人面，一个个从火里往外瞪着眼。
留在庄园里的少数人在一阵嘁嚓低语之后备了马，有人骑着马跑掉了。驱马声、溅水声穿过了黑暗，在村里的泉水边停住了。那马喷着白沫站在加伯尔先生的大门口，“加伯尔先生，救火呀！叫大家来救火呀！”警钟紧急地敲着，却没有别的救援出现（即使有，也没有来）。补路工和他那二百五十个铁哥儿们都在泉水边交叉着双臂，望着天上的火柱。“肯定有四十英尺高，”他们冷淡地说，却一动也不动。
从宅邸来的骑马人和喷着白沫的马穿过村庄嗒嗒嗒冲上石梯来到峭壁上的监牢门前。一群军官在门前看火，一群士兵离他们远远的。“长官，长官，救火呀！庄园烧起来了，早点去还可以抢救出些值钱的东西！救火呀！救火呀！”军官望望士兵，士兵却望着火。没有谁下命令，大家耸了耸肩，抿了抿嘴，“只好烧了！”
骑马的人嗒嗒嗒跑下山穿过街道时，村子照了个通亮。补路工和二百五十个铁哥儿们产生了一男一女常有的灵感：燃起蜡烛来庆贺。他们便都进了屋子，在每一扇昏暗的小玻璃窗后面点起了蜡烛。这儿物品普遍匮乏，大家便颇不客气地去向加伯尔先生借。那位宫员很不情愿，稍一犹豫，过去在权威面前十分恭顺的补路工这时却说：“砸了马车烧篝火倒也好玩，驿马也能烧烤了吃呢！”
那府第便径自腾起大火燃烧下去。烈火呼啸着发起狂来，炙热的风从地狱般的火海里刮出来，似乎要把这座华厦刮个灰飞烟灭。白炽的火苗跳跃飞腾，照出石雕人面似乎在忍受着折磨。大块大块的石材木料崩塌。鼻于上有小窝的石雕人面被埋掉了，可随后又从烟火里露了出来，俨然成了那残酷的侯爵的脸——他正在火刑柱上挨烧，在烈火中辗转挣扎。
府第燃烧着；附近的树木一让火舌舔到便干焦萎缩；远处的森林被那四个凶恶的人点燃之后又用一道新的烟雾的森林把那烧得白炽的华厦包围起来。熔化的铅和铁在喷泉的大理石盆里沸腾，烧干了泉水；灭烛器似的塔楼尖顶在高温前像冰一样熔化，滴落下来变作了四个奇形怪状的火池；坚实的墙壁以结晶的纹样作树枝形迸裂，迸出了巨大的豁口和裂缝。鸟儿们吓昏了，在空中打着旋儿栽进大熔炉里。四个凶猛的形象在他们造成的灯塔光里大步地沿着为黑暗所包裹的道路向东西南北四面走去，走向新的目标。火光照耀的村子已夺走了警钟，赶走了法定敲钟人，自己欢乐地敲了起来。
这还不够，被饥馑、大火和钟声冲昏了头脑的村子想起了加伯尔先生还要收租税，便急于要跟他谈判，尽管加伯尔先生近来只收了一点分期交纳的赋税，而地租房租则分文未收。他们包围了他的房子，传唤他出来当而交谈。加伯尔先生只好把大门死死关闭，躲起来考虑办法。考虑的结果是重新躲到那排烟囱背后的屋顶上去。这回他下定了决心，若是门被闯开，他便从雉堞顶上栽下去抓住一两个人同归于尽（他是个南方人，个子虽小，复仇心却很重）。
加伯尔先生在屋顶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他很可能是把远处的府第当作了蜡烛，把打门声和快活的钟声当作了音乐的。至于摇晃在他那驿站门前街道边的不祥的路灯就更不用提了，村里人曾大呼小叫要拿他去跟路灯交换地位呢。他在黑漆漆的死亡的边缘整整度过了一个夏夜，随时准备照既定的决心栽下去！那提心吊胆的滋味是很考验入的。可是友善的黎明终于到来，村型的灯心草蜡烛也噼噼啪啪地熄灭了，人们快活地分散开去。加伯尔先生暂时抢得一条性命，下到了地面。
那天晚上和另外一些晚上，一百英里之内还烧起过许多处大火。那里的官员有些却未必那么幸运。太阳出山时，他们已被吊在曾经很平静的街道上——他们原是在那儿出生和成长的。也有的农村或城市的居民不如补路工和他的伙伴们那么幸运。官员和士兵们进行了反扑，也把他们吊了起来。但是凶狠的人们仍然不顾一切，坚定地在东西南北四处活动。无论绞死了谁，火照样放。官员们无论用什么数学公式计算，也算不出绞架要造多高才能变成水，把那场大火扑灭。
《双城记》第二十四章 漂向磁礁
三年的疾风暴雨就在这样的烈火熊熊、人潮汹涌中过去了一一愤怒的海洋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坚实的地面，永远向前奔腾，从不后退，让岸上的入看得心惊胆战，目眩神骇。小露西的三个生日的金丝又织进了她家庭生活的平静的经纬里。
那屋里的人曾在多少个日日夜夜里谛听过街角的回声，他们听见众多的杂沓脚步声便总不禁心慌意乱。因为那种声音在他们心里已成了一个民族的脚步声，它在一面红色旗帜之下奔腾激荡，宣布他们的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并被一种旷日持久的魔法变作了疯狂的野兽。
老爷们已经没有人欣赏。他们在法兰西已没有人需要，因此大有被全部赶走的危险，甚至连性命也难保，可是老爷们作为一个阶级又已摆脱了跟这种现象的关系。正如寓言中那个乡巴佬一样，煞费力气请出了魔鬼，却叫魔鬼吓得魂不附体，立即逃之夭夭，再也不敢向他提出问题了。老爷们也是这样，在大胆地倒着念主祷文多年之后，在使用了许多召唤魔鬼的强力符咒之后，终于见到了魔鬼的狰狞形象，却只好撒开高贵的脚丫子逃掉。
当年宫廷里珠光宝气的牛眼明灯已经不见了，否则全国的子弹风暴准会给它们穿上许多窟窿。明灯从来不可信，不能靠他们照亮问题。他们有毛病，有路西福的骄傲，萨丹纳帕拉斯的奢侈和鼹鼠的盲目——可是他们已经落伍了，消失了。宫廷，从排他性的核心到最外层的阴险、贪婪、骄奢淫逸的腐朽圈子，也全都消失了。王权消失了：先在宫殿里受到围困，而在最后的消息到达时，它便被“暂停”了。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到了，老爷们此刻已经风流云散，逃到了天涯海角。
老爷们把他们在伦敦的首脑部和会议厅设在台尔森银行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据说鬼魂喜欢在生前常到的地方出没，因此没有了钱的老爷们也常在他们过去存钱的地方出没。何况那儿有关法国的消息来得最快，又最为可靠。再有，台尔森银行是个最慷慨大方的地方，对于从高位跌落的老主顾常给予阔绰的援助。而那些及时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风暴、看出会有抢掠和没收的危险而事先把钱汇到台尔森银行的贵族们，总有他们手头拮据的弟兄们来打听消息。还必须加上一条，每一个从法国来的人都几乎理所当然地要到台尔森报到，同时报告自己的行踪。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台尔森银行那时简直就成了法国情报的高级交换站。由于此事已是众所周知，所以前来打听消息的人络绎不绝，台尔森有时便把最新消息扼要写出，贴在银行墙壁上，让路过伦敦法学会的人观看。
一个雾气沉沉的郁闷的下午，罗瑞先生坐在办公桌边，查尔斯·达尔内靠桌站着跟他低声谈话。这几是当年的悔罪室，后来作过“银行当局”的接待室，现在变成了新闻交换站，人多得挤不下。离关门时间已不到半小时。
“可是，即使你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人，”查尔斯·达尔内相当犹豫地说，“我仍然要建议你一—”
“我明白。你是想说我年纪太大？”罗瑞先生说。
“气候多变，路又远，旅行工具又没有把握，再加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个就连你去怕也不安全的城市。”
“我亲爱的查尔斯，”罗瑞先生快活而自信地说，“你正好说中了我应该去，而不是不该去的理由。我去是安全的。那儿有那么多值得干扰的人，谁会来干扰我这个快八十岁的老头子呢！至于说城市混乱，要不是因为城市混乱，这边银行干吗往那边银行派人呢—一那得是台尔森信得过的人，而且了解那边城市和业务的一贯情况的人。至于路远、车船困难和冬天的气候，我在台尔森这么多年，银行有了困难我不去谁去？”
“我倒希望我能去，”查尔斯·达尔内略觉不安地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够呛！给你出主意，或是要反对你，实在太困难！”罗瑞先生叫了起来。“你是在法国出生的，可你竟想去？你可真会出主意！”
“我亲爱的罗瑞先生，正因为我出生在法国，我才常有这种想法（不过我并不曾打算在这儿细谈）。我对受苦受难的人民有一定的同情，还放弃了一些东西给他们，因此也就不禁以为别人会听我的话，我可能有力量劝说他们掌握好分寸，”说到这儿他恢复了一向的深思态度说，“就在昨天晚上你离开之后，我还跟露西谈起一一”
你跟露西谈起，”罗瑞重复他的话，“是的。我真不明白你提起露西的名字怎么会不脸红！在这种时候竟然想到法国去！”
“可是，我并没有去，”查尔斯·达尔内微笑着说。“是因为你说起要到法国去，我才说的。”
“可我确实要去法国。事实是，亲爱的查尔斯，”罗瑞先生瞟了一眼远处的“银行当局”，放低了嗓子，“你想象不出我们做业务有多么困难，那边的帐册文件又有多么大的危险。上帝才知道，若是我们某些文件被抢走或毁掉，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那是很可能的。因为，你知道，谁也难以保证巴黎城今天就不会毁于大火，明天就不会遭到洗劫！现在必须不失时机地对这些帐册文件进行准确选择，把它们埋到地下或藏到安全的地方去。而能办好这事一—如果还有人能办到的话——却又不致浪费宝贵的时间的就只有我，别的人都不行。台尔森知道这一点，而且提出了要求，我能退缩么？我吃台尔森的面包已经六十年了！只因为我的关节有点僵硬就退缩么？唉，在这几这半打古里古怪的老头子面前我还是个娃娃呢！”
“我真佩服你老当益壮的侠义精神，罗瑞先生。”
“咄！废话，先生——我亲爱的查尔斯，”罗瑞先生又瞥了“银行当局”一眼。“你得记住，在目前情况下，不论想把什么东西运出巴黎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在这几天还有些你难以想象的怪人给我们带来了文件和珍贵的东西。每个人通过关卡时脑袋都是挂在一根头发丝上的。（我对你说的这话要绝对保密，就是悄悄提起也违背了办业务的规矩呢）换个时候我们的包裹是可以自由通行的，跟在经营商业的英格兰一样，可是现在办不到。”
“你今晚真要走么？”
“真要走，因为情况紧急，不容耽误。”
“不带人么？”
“向我建议过各种各样的人，但我对他们不愿发表意见。我打算带杰瑞去。很久以来杰瑞就是我星期日晚上的保镖，习惯了。没有人会怀疑杰瑞除了是头英国獒犬之外还会是别的什么，除了扑向侵犯他主人的人之外，脑子里还会有别的念头。”
“我必须再说一遍，我衷心佩服你老当益壮的侠义精神。”
“我必须再说一遍，废话，废话！等我完成了这桩小小的任务，也许会接受台尔森的建议，退休下来享几天清福。那时侯再思考人生易老的问题也不为晚。”
这一番话是在罗瑞先生平时的办公桌前说的，那时贵族老爷们就在桌前一两码远处成群结队地挤来挤去，夸口说不久就要对那些流氓进行惩罚。当了难民的倒霉老爷们和英格兰当地的正统派都觉得这场可怕的革命是普天之下仅有的一次并未播种却竟出现了的恶果。这是他们一贯的思路，仿佛这场革命并非是因为干了什么，或是没干什么而引起的；仿佛并不曾有人在多年前就预言过革命必然到来似的（那些人对法国千百万人民所受的苦难和原可为人民谋福利的资源的浪费与滥用早有认识）；仿佛他们并不曾用明白的话语记录下自己的观察所得似的。这样的胡说八道，还有老爷们种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他们企图重新实施当年闹得民穷财尽天怒人怨的计划），任何头脑清醒明白真象的人也难以忍受而不表异议。查尔斯·达尔内此时满耳朵就是这样的论调，它们使他感到仿佛脑袋里的血流已经乱成了一团，再加上早已使他不安的隐藏的内疚，他益发心乱如麻了。
说话的人中还有皇家高等法院律师斯特莱佛，此时他正是春风得意，话匣子一开，嗓门就特别大。他正在向老爷们阐述自己的计划：如何对人民进行爆炸，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消灭，然后不靠他们照样过日子。还加上一些类似于在尾巴上撒盐以消灭老鹰的设想。达尔内对他的话特别反感。正当达尔内考虑是走掉不听，还是留下插嘴时，注定要发生的事发生了。
“银行当局”来到了罗瑞先生身边，把一封肮脏的没有拆开的信放到了他的面前，问他是否发现了收信人的任何线索。那信放得离达尔内很近，他看到了姓名地址——一眼就看清楚了，因为那正是他的原名。那封面译成英语是
“特急。英国伦敦台尔森公司烦转法国前圣埃佛瑞蒙德侯爵先生收。”
结婚那天早晨，曼内特医生曾向查尔斯·达尔内提出严格的特殊要求：有关这个姓氏的秘密必须继续保持，不能泄漏，除非医生同意取消保密。因此别的人谁也不知道那是他的姓，他的妻子不会怀疑，罗瑞先生更不会怀疑。
“没有，”罗瑞先生对“当局”回答，“我已向这儿的每个人打听过，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位先生的地址。”
时钟指针接近了关门时间，一大群人谈着话从罗瑞先生的办公桌前走过，罗瑞先生便拿出信来向他们打听。这一个满肚子阴谋和怒气的老爷难民看了看，那一个老爷难民看了后，再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都用英语或法语说了些有关这位失踪侯爵的难听的话。
“侄子，我相信是——总之是个堕落的继承人——被暗杀了的漂亮的侯爵的侄于，”一个说。“幸好，我不认识他。”
“一个放弃了自己岗位的胆小鬼，”另一个说——说活的大人是藏在一车干草里脚朝天离开巴黎的，几乎给憋死了——“是几年前的事了。”
“中了时髦理论的毒，”第三个人透过眼镜顺便望了望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跟最后一个侯爵作对，该继承庄园时却放弃了，把它交给了暴徒。现在他们会报复他了，我希望。活该。”
“嗨？”粗喉咙大嗓门的斯特莱佛叫了起来，“他真放弃了么？他是那种入么？我们来看看这个丢脸的名字，该死的家伙！”
达尔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碰了碰斯特莱佛的肩头说：
“我知道这人。”
“你知道么，天呀？”斯特莱佛说，“我感到遗憾。”
“为什么？”
“为什么，达尔内先生？你听见他干了什么事么？在这样的时代，你就别问为什么了吧！”
“可我很想问问。”
“那我就再告诉你一遍，达尔内先生：我感到遗憾。因为你提出了这种反常的问题而遗憾。有这么一个人，因为受到了人世间最险恶最亵渎的魔鬼信条的传染，竟然把财产放弃给了世界上最坏的杀人如麻的流氓，而一个教育青年的人竟然会认识他。对此你却要来回我为什么感到遗憾，好吧，我来回答你。我是因为相信这样的坏人会传播毒素而遗憾的，这就是我的理由。”
达尔内考虑到保密的需要，竭尽全力克制住了自己说，“你可能并不了解这位先生。”
“可我懂得怎样驳倒你，达尔内先生，”一贯居高临下的斯特莱佛说，“我讲给你听。若是这家伙也算是正人君子，我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你可以当面告诉他这话——并代我向他致意。你还可以代替我转告他，我不明白他把自己在人间的财富和地位全放弃给了这些杀人暴徒之后为什么没有当上个草头王。可是，不，先生们，”斯特莱佛四面望了望，打了—个响指，“我对人性略知一二，我可以告诉你们，像他那样的人是决不会把自己交给这样的宝贝部下支配的。不会的，先生们，他总是一有风吹草动，老早就溜之大吉，脚板底下一向纤尘不染。”
说完这话斯特莱佛先生又打了最后一个响指，在听众的一片赞扬声中横冲直撞挤出门去，踏上了舰队街。罗瑞先生和查尔斯·达尔内在人群离开银行之后单独留在了桌旁。
“你愿意负责交这封信么？”罗瑞先生说。“你知道交信的地方么？”
“知道。”
“你能不能向收信人解释一下，我们估计这信是因为希望我们能转交才文到这几来的，在这儿实际上己放了相当久了。”
“我会解释的。你是从这儿出发去巴黎么？”
“从这儿。八点出发。”
“我马上回来给你送行。”
达尔内怀着对自己、对斯特莱佛和大部分其他的人的不安心情，尽快地走到法学会一个安静角落，拆开信读了起来，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巴黎，修道院监狱，
１７９２年６月
前候爵先生，
在长期冒着被村里的人杀死的危险之后我终于被抓住了，遭到了残酷的虐待和侮辱，然后被押着长途步行列了巴黎，沿途备受折磨。这还不够，我的房子也给毁掉了一—夷为平地。
前侯爵先生，他们告诉我，使我受到拘禁、还要受到审判、甚至丢掉性命（若是得不到你的慷慨援救的话）的罪恶，是因为我为一个外逃贵族效劳，反对了人民，背叛了人民的权威。我申辩说，我是按照你的命令为他们办事的，并没有反对他们，可是没有用。我申辩说我早在没收外逃贵族财产之前就已豁免了他们欠纳的捐税，没有再收租，也没有诉诸法律，但仍然没有用。他们唯一的回答是，我既然是为外逃贵族办事的，那么，那外逃贵族在哪儿？
啊，最仁慈的前侯爵先生，那外满贵族在哪儿？我在梦里哭世，他在哪儿？我抬头问天，他会不会来解救我？可是没有回答。啊，前候爵先生，我把我孤苦无告的哀泣送到海外，但愿它能通过名驰巴黎的了不起的台尔森银行到达你的耳里！
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的姓氏的爱的分上，我恳求你，前侯爵先生，快来帮助我，解救我。我的错误是对你的真诚。啊，前侯爵先生，我祈祷你也以真诚待我！
我从这可怖的监狱里保证为你竭尽我悲惨不幸的绵薄之力，尽管我每一小时都在走向毁灭，前侯爵先生。
你受到摧残的加伯尔
这封信把达尔内隐藏在心里的不安变作了强烈的内疚。一个善良的老家人，唯一的罪过是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忠诚。他所遭到的危险此时似乎正带着怨怼瞪眼望着他。因此，当他在法学会内徘徊踌躇思考着办法时几乎不敢正视过往的行人。
他很明白，尽管他对使得他那古老家族的劣迹和丑名达于顶点的行为深恶痛绝，尽管他满心僧恶地怀疑他的叔父，尽管他的良心使他厌恶那个说来应由他支持的破落家庭，他的做法却并不彻底。他很明白，虽然放弃自己的地位并非当时新出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爱上了露西，行动便不免仓促匆忙，浅涉即止。他明白应当作出系统安排并亲自监督完成，但却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做到。
他所选择的这个英国家庭所带给他的幸福和永远积极工作的需要，还有时代的迅速变化、层出不穷的麻烦——这一周的计划****了上一周未成熟的计划，下一周的事件又要求作新的部署，这样的局面使他随波逐流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并非没有感到不安，只是没有对它作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抵制。他曾关注时局，想找个行动的时机，时局却变化着纠缠着拖了下去。然后贵族们便开始经过法国的阳关大道和偏僻小径大批逃亡。贵族们的财产陆陆续续被没收，被毁灭，连姓氏也快给抹掉了。这一切他都知道，法国的每个可能要追究他的新政权他也都知道。
但他没有压迫过人，没有关押过人。他不但远离了横征暴敛，而且主动放弃了自己那份收入，投入了一个不会偏袒他的世界，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赚来了自己的面包。加伯尔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处理了他那衰败困顿的庄园财产。他要加伯尔体恤百姓，能给的都给他们——冬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柴禾，夏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农产品。加伯尔先生为了自己的安全毫无疑问早已提出过这些事实和证据为自己辩护，现在只好把这一切公诸于世了。
这个想法促使查尔斯·达尔内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巴黎去。
是的，正如在古老故事里的老水手一样，海风和洋流已把他送进了磁礁的磁力圈，那礁石正把他不容抗拒地吸引过去。他心里出现的每一并事都在越来越迅速有力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磁力。他心里隐藏的不安是：在他自己不幸的国土上某些坏人正在追求邪恶的目标。他明知自己比他们强，却并不在那几努力制止流血、坚持仁爱和人道的要求。他一半是压抑这种不安，一半又受这种不安的谴责，禁不住把自己跟那个责任感很强的勇敢老人作了个尖锐的对比。这种不利的对比立即令他感到侯爵大人在冷笑，那冷笑今他无地自容。他也感到斯特莱佛在冷笑，他那根据陈旧的理由所发出的冷笑尤其粗野、令人难堪。何况还有加伯尔的信：一个无辜的囚徒，有了生命危险，要求他给予正义、荣誉和切实的名分。
他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到巴黎去。
是的，磁力礁吸引着他，他必须扬帆前进，直至触礁为止。他并不守道有礁石，也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他已做过的事虽说不上完美，意图却根明显，因而他感到，若是他在法国露面承认有那种意图，他是会受到感激的。于是，他面前升起了种种行善光荣的幻想，那是多少志士仁人的乐观的海市蜃楼。他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自己能产生某种影响，把目前肆无忌惮的革命引上轨道，
虽然下了决心，他还在那儿徘徊。他觉得在他离开之前这事既不能让露西知道，也不能让她爸爸知道。他不能让露西承受离别之苦，而往事对她父亲又是个讳莫如深的危险问题，因此只能让他接受既成事实，而不必让他承受提心吊胆、迟疑不决的痛苦。至于对自己处境的不利因索究竟应当让她的父亲知道多少，他也没有多加考虑，因为他吃力地避免着在老人心里唤起法国的旧事。这也是他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
他来回地踱着步，匆忙地思考着，直到应当回银行跟罗瑞先生告别的时候。他打算一到巴黎就去见这位老朋友，可现在对自己的打算却只能只字不提。
银行门口有一辆马车，马已备好，杰瑞也已穿好皮靴，一切齐备。
“那封信我已经交到了，”查尔斯·达尔内告诉罗瑞。“我不同意让你带书面的答复去，不过，请你带个口信也汾是可以的吧？”
“可以，我很乐意，”罗瑞先生说，“要是没有危险的话。”
“一点危险也没有，虽然是带给修道院监狱一个囚犯的。”
“他叫什么名字？”罗瑞先生拿着打开的笔记本说。
“加伯尔。”
“加伯尔。要我给关在牢里的不幸的加伯尔带什么口信？”
“很简单：‘信己收到，他立即赶来。’”
“他告诉了你时候么？”
“他明天晚上就出发。”
“提到什么人没有？”
“没有。”
他帮助罗瑞先生穿上好几层短衣和外套，裹得厚厚的，陪着他从古老的银行温暖的空气里走了出来，进入舰队街的薄雾里。“向露臣和小露西转达我的爱，”老罗瑞在分手时说，“好好照顾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尔内在马车离开时摇摇头，意义不明地笑了笑。
八月十四日晚他熬夜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封给露西，说明他有重大任务必须去巴黎一趟，并向她详细解释了他深信在那儿不会有危险的理由。另一封信是给医生的，请他代为照顾露西和他们亲爱的孩子，也谈了上面的问题，并竭力保证不会出意外。对两人他都答应一到巴黎立即来信报告平安。
那一天好难熬一一他跟父女俩在一起，心里却保留了共同生活以来的第一次秘密。要对坦诚相待、毫无芥蒂的他们进行清白的欺骗，确实今人难受。他满怀柔情地望着快活地忙碌着的妻子，心里更认定了不能把即将发生的事告沂她（他曾几乎想对她和盘托出，因为没有她无言的帮助，他做任何事都感到别扭）。这一天匆匆过去了。黄昏时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跟她同名也同样可爱的宝宝，装作马上就会回来的样子（他借口有约会外出，导巴收拾了一箱衣物偷存在外面）。他便这样进入了沉重街道的沉重的雾里，带着一颗比那雾还要沉重的心。
那看不见的力量正吸引着他迅速前去，而漫天的怒潮与狂飙也都往那儿飞卷。他把两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的看门人，要他晚上十一点半送去，不能更早些，这才骑上去多佛的马，开始了旅行。“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姓氏的爱的分上！”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唤。他就是用这呼唤鼓起勇气，抛开了他在这世上所爱的一切，向那磁礁漂流而去的。
《双城记》第一章 密号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途中缓缓前进。即使在现己被****的不幸的法王还高踞宝座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没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还有了新的障碍：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早以最大的爆炸力准备好了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反复无常的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走了不到几法里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再也没有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他已是无论如何非到巴黎不可了。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极其严密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比这更彻底。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若不是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个小地方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途上已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找叫醒的时候，并不太惊惶失措。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官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派人护送。”
“公民，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抢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别吵，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因此必须有人护送——还必须交护送费。”
“我别无选择，”查尔斯·达尔内说。
“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不让你吊在路灯杆上，这难道还不好么！”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官员说。“起来，穿上衣服，外逃分子。”
达尔内照办了，然后被带回了警卫室。那儿还有些戴粗糙的红便帽的爱国者。他们正守在篝火旁吸烟、喝酒、睡觉。他在那儿付了一大笔保护费，便在凌晨三时跟护送人一起踏上了泥泞不堪的道路。
护送人是两个骑着马的爱国者，戴着缀有三色徽章的红便帽，背着国民军的毛瑟抢，挎着马刀，一边一个陪着他走着。被护送者控制着自己的马，但他的缰绳上却松松地系了另一根绳子，那一头挽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他们就像这样冒着打在面颊上的急雨出发了。马蹄踏着龙骑兵式的沉重步伐在市镇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和市外深深的泥泞里吧哒吧哒走着。就这样走完了通向首都的泥泞的路，除了马匹要换、速度不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在夜里走路，破晓后一两个小时便休息睡觉，黄昏又再出发。护送人穿得极破烂，用干草裹着赤裸裸的双腿，也用它披在褴褛的肩上挡雨。这样叫人押着旅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个爱国者又常喝得醉醺醺的，粗心大意地提着枪，也使他随时感到威胁。除此之外查尔斯·达尔内并没让种种不便在胸中唤起过任何严重的恐惧。因为他经过了反复思考，认定这种情况跟一桩还不曾审理的案子的是非无关。到他提出申辩时，那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可以证实。
但是等到他们黄昏来到波维城发现街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却不能不承认形势十分严峻了。一群阴森森的人围了过来，看着他在即站院子里下了马，许多喉咙大叫道，“****外逃分子！”
他正要飞身下马，却立即停住，重新坐好了，把马背当作最安全的地方，说：
“什么外逃分子，朋友们！你们不是亲眼看见我是自己回法国来的么？”
“你是个该死的外逃分子，”一个钉马掌工人手拿郎头暴跳加雷地穿过人群向他奔来，“你还是个该死的贵族分子！”
驿站长插身到那人和骑马人的缰绳之间（那人显然想去拉马缰）劝解说，“让他去，让他去，他到了巴黎会受到审判的。”
“受审判！”马掌工摇晃着郎头说，“好！判他个卖国罪，杀头。”人群一听便大喊大叫，表示赞成。
驿站长正要把他的马往院于里牵，达尔内却挡住了他（这时那醉醺醺的爱国者手上还挽住达尔内的缰绳的一端，坐在马鞍上没动），等到听得见他说话了，才说道：
“朋友们，你们误会了，再不就是受了欺骗。我不是卖国贼。”
“他撒谎！”那铁匠叫道，“自从法令公布之后，他就成了卖国贼。他的生命已交由人民处理。他那受到诅咒的生命已不是他的了！”
此时此刻达尔内在人群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冲动，仿佛他们马上就要扑到他的身上来。驿站长急忙把他的马牵进了院子，护送者的两匹马紧挨着他，把他夹在中间。驿站长关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双扇门，并上了杠。钉马掌的在门上砸了—郎头，人们嘟哝了一会儿，却再也没做刊什么。
“那铁匠说起的是什么法令？”达尔内向驿站长道了谢，跟他一起站在院子里时问道。
“有那么回事，是出售外逃人员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日。”
“我离开英国就是那天。”
“大家都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还会有其它的法令出台——即使是现在还没有——，要放逐所有的外逃分子，外逃回国的人也一律处死。那人说你的命不是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
“我能知道什么！”驿站长耸耸肩说。“可能现在就有，也可能以后才有，都一样。你能希望什么？”
他们在阁楼里的干草上休息到半夜，等到全城都入睡之后再骑马前进。在这次荒唐的骑马旅行中他发现许多日常事物发生了近于虚幻的荒唐变化，睡眠很少似乎并不是其中最小的变化。在荒凉的路上经过了寂寞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往往会来到几间可怜的村舍面前。村舍不是沉浸在黑暗里，而是闪耀着火光，村民们在半夜三更像幽灵一样手牵着手围着一株枯萎的自由树转着圈子，或是挤在一起唱赞颂自由的歌。所幸在波维城的那天晚上人们睡觉去了，否则他们是难以脱身的。他们继续前进，走向孤独与寂寞，叮叮当当地穿过提前来到的寒冷与潮湿，穿过全年没有收获的变得贫瘠的土地。土地上出现的变化是：烧掉的房屋的黑色废墟和爱国者巡逻队的突然出现——他们在所有的道路上执勤，猛然从隐蔽处钻出来，收紧缰绳站住。
清晨的阳光终于在巴黎的城墙前照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走近的时候路障关闭着，并有重兵把守。
“这个囚犯的证件在哪儿？”卫兵叫来的一个神色坚毅的负责人间。
查尔斯·达尔内听到“囚犯”这个难听的字眼当然不高兴，便请求对方注意他是法国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为时局动荡被人硬派绘了保卫人员的，而且为此付了费。
“这个囚犯的证件，”那人根本没听他说的话，仍然问道，“在哪儿？”
证件在醉醺醺的爱国者帽子里，他把它拿了出来。那人看了看加伯尔的信，表现出几分惊诧和意外，仔细地打量了达尔内一会几。
那人一言不发离开了护送队和被护送的人，走进了警卫室，这三个人骑着马等在城外，查尔斯·达尔内提心吊胆地望了望四周，发现城门是由警卫队和爱国者共同守卫的，后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发现虽然运送给养的农民大车和那一类的车辆及商贩进城很容易，出城却十分困难，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难。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样的男男女女，自然还有牲口和车辆。对人的检查很严格，因此人们通过路障十分缓慢。有的人知道距离检查到自己的时间还长，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觉，或是抽烟。其他的人则有的谈话，有的步来走去。他们无论男女，都一律戴着红便帽，缀着三色帽徽。
达尔内在马背上观察着这一切，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发现自己站到了那个负责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卫队打开路障，给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护送队员一张收到被护送者的收条，然后要他下马。他下了马，两个爱国者牵着他那匹疲倦的马，掉转马头走了，没有进城。
他随着引路者走进了一间警卫室。那里有一股劣质酒和烟叶的气味，士兵们和爱国者们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没醉，还有的处于睡与醒之间、醉与未醉之间的种种中间状态，或站着或躺着。警卫室的光线一半来自越来越暗的油灯，一半来自阴沉的天空，也处于一种相应的暖昧状态。办公桌上公开放着表册，一个相貌粗鲁、皮肤黝黑的军官负责着这一切。
“德伐日公民，”军官对带领达尔内的人说，同时拿起一张纸准备书写。“这个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么？”
“是他。”
“你几岁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结婚了没有，埃佛瑞蒙德？”
“结婚了。”
“在哪儿结的？”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国。”
“理所当然，埃佛瑞蒙德，我们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监狱。”
“天呐！”达尔内惊叫起来。“你们凭什么法律关我，我犯了什么罪？”
军官抬起头来望了望。
“你离开法国以后我们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标准。”他严峻地笑了笑，继续写下去。
“我请你注意，我是自觉到这儿来的，是应一个同胞的书面请求来的，那封信就在你面前。我只要求给我机会办事，不能耽误。这难道不是我的权利么？”
“外逃分子没有权利可言，埃佛瑞蒙德。”回答是麻木的。军官写完公文，重读了一遍，撒上沙吸了墨水，递给了德伐日，上面写着“密号”。
德伐日用公文对囚犯招了招手，要他跟着走。囚犯服从了，两个武装的爱国者形成一支卫队跟了上去。
“跟曼内特医生的女儿结婚的，”他们走下警卫室台阶往巴黎城方向走去，德伐日低声问道，“就是你么？那医生原来在巴士底狱做过囚犯的。”
“是的，”达尔内惊诧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叫德伐日，在圣安托万区开酒店。你也许听说过我吧？”
“我的妻子就是到你家去接他父亲的，是么？”
“妻子”一词好像提醒了德伐日什么不愉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烦地说，“以法兰西的新生儿、锋利的断头台小姐的名义说话，你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来的？”
“我一分钟以前作了回答，你是听见的。你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么？”
“是对你很不利的真话，”德伐日皱紧了眉头，眼睛笔直望着前面说。
“在这儿我的确给弄糊涂了。这儿的一切我都从来没见过。变化很大，很突然，很不公正，我完全给弄糊涂了。你能帮帮我的忙么？”
“不行，”德伐日说，总是笔直望着前面。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你能回答么？”
“也许能，但得看是什么问题。说吧！”
“在我被这样冤枉送进去的监狱里，我能跟外面自由通信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
“不会不让我申诉就预先定罪把我埋葬在那儿吧？”
“你以后就知道了。可那又怎么样？以前别人不也同样在更恶劣的监狱里被埋葬过么？”
“可并不是我埋葬的，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只阴沉地看了他一眼作为回答，然后便坚持沉默，继续往前走。他像这样陷入沉默越深，要他略微软化的希望便越少一—也许那是达尔内的想法。因此他赶快说：
“我必须通知现在在巴黎的一位绅士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已经被投入拉福斯监狱。不加评论。这事对我极为重要，这一点你比我更明白，公民。你能设法办到么？”
“我不能替你办任何事，”德伐日固执地回答，“我只对我的国家和人民尽义务，我发过誓要为他们工作，反对你们。我不愿意为你办事。”
查尔斯·达尔内感到再恳求他己是枉然，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他们默默地走着，他不能不感到老百姓对押着囚犯在街上走已经习以为常，连孩子们也几乎没注意他。几个过路人转过脑袋看了看；几个人向他摇晃指头，表示他是贵族。衣着考究的人进监狱，已不比穿着工装的工人上工厂更为罕见了。在他们经过的一条狭窄、黑暗和肮脏的街道上，有一个激动的演说家站在板凳上向激动的听众讲述国王和王族对人民犯下的罪恶。他从那人嘴里听到的几句话里第一次知道了国王已被软禁，各国使节已离开巴黎——除了在波维之外，他在路上什么消息也没听到。护卫队和普遍的警惕把他完全孤立了。
他现在当然知道自己所陷入的危险要比他离开英国时严重得多，也当然知道周围的危险正在迅速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不能不承认当初若能作几天预测，他也许便不会来了。其实他从刚才的情况推测所产生的担心还远不如后来的实情那么严重。前途虽然险恶，毕竟还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所以还糊里糊涂抱着希望。只等时针再转上几圈，那历时几天儿夜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将给收获季节涂上了一个巨大的血印。那才是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呢，有如十万年前的事一样。对那“新生的锋利的女儿断头台”他还几乎连名字也不知道，一般的老百姓也不知道。那马上就要出现的恐怖活动也许连后来参预的人也还难以想象。温和的心灵即使作最阴暗的估计，也很难猜想出那样的局面。
他很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受到痛苦，会跟妻女惨痛分离，甚至认为那已无法避免。可是更进一步他却再无明显的畏惧。他就是怀着这样难堪的不安来到了拉福斯监狱，进入了阴森的监狱大院的。
一个面部浮肿的人打开了一道结实的小门，德伐日把“外逃分子埃佛瑞蒙德”交绘了他。
“见鬼！外逃分子怎么这么多呀！”面部浮肿的人叫道。
德伐日没有理会他的叫喊，取了收条，带着他的两个爱国者伙伴走掉了。
“我再说一遍，真他妈见鬼！”典狱长单独跟他的妻子在一起时说道，“还要送来多少！”
典狱长的老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说了一句，“要有耐心，亲爱的！”她按铃叫来的三个看守都响应这钟情绪，一个说，“因为热爱自己呗。”在那样的地方作出这样的结论，可真有些不伦不类。
拉福斯监狱是个阴森森的地方。黑暗、肮脏，因为肮脏，到处散发着被窝难闻得可怕的臭气。由于管理不善竟会那么快就把全监狱都弄得那么臭，真是奇特。
“又是密号！”典狱长看看公文嘟哝，“好像我这儿还没有胀破似的！”
他把公文怒气冲冲往卷宗里—贴，查尔斯·达尔内只好等了半个钟头让他消气。达尔内有时在尽有拱门的十分牢固的屋子里踱踱步，有时在一个石头座位上休息休息，总之无法在长宫和他的部下的记忆里产生印象。
“来！”长官终于拿起了钥匙串，“跟我来，外逃分子。”
在牢狱凄清的微光中他的新负责人陪着他走过了走廊和台阶，几道门在他们身后哐哐地关上，最终走到了一个有着低矮的拱顶的屋子，屋里满是男男女女的囚犯，女囚犯坐在一张长桌边后书、写字、打毛线、缝纫和刺绣，大部分男囚犯则站在椅子后，或是在屋里闲踱。
由于把囚犯跟可耻的罪恶和羞辱本能地作了联想，新来的人在人群前畏缩了。但是在他那离奇的长途跋涉之后却出现了最离奇的经历：那些人立即全部站了起来，用那个时代最彬彬有礼的态度和生活中最迷人的风雅与礼仪接待了他。
监狱的幽暗和监狱的行为奇怪地笼罩了人们优雅的动作，使它在与之不相称的肮脏和痛苦的环境中显得不像在人间。查尔斯·达尔内仿佛进入了死人的行列。满眼是幽灵！美丽的幽灵、庄严的幽灵、高雅的幽灵、浮华的幽灵、机智的幽灵、青年的幽灵、老年的幽灵，全都在荒凉的河岸上听候处置，全都向他转过因为死亡而变了样的眼睛——他们是死了才来到这儿的。
他一时吓呆了，站着一动不动。站在他身边的典狱长和行动着的看守在一般执行任务时虽也看得过去，但跟这些悲伤的母亲和妙龄的女儿一对比，跟芳姿绰约的佳丽、年轻的少妇和受过优秀教养的成熟的妇女等人的幽灵一对比，便显得异常粗鄙。在他一切的经历之中，这个充满幽暗身影的场面使他的沧桑之感达到了极点。毫无疑问，这全是幽灵；毫无疑问，那漫长的荒唐旅行不过是一种日益加重的沉疴，是它带他到了这阴暗的地方的。
“我以在此处相逢的不幸的伙伴们的名义，”一个气派谈吐都雍容华贵的先生走上前来，“荣幸地欢迎你来到拉福斯，并对你因受到灾祸落入了我们的行列深表慰问。但愿你早日化险为夷。在其它的场合若是打听您的姓氏和情况恐怕失于冒昧，但在这儿能否有所不同？”
查尔斯·达尔内集中起注意力，字斟句酌地作了回答。
“但愿你不是密号？”那人说，一面望着在屋里走动的典狱长。
“我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但我听见他们这样叫我。”
“啊，太不幸了！太遗憾了！不过，要有勇气，我们这里有几个人起初也是密号，可是不久也就改变了。”然后他放开了嗓门说，“我遗憾地转告诸位一一密号。”
一阵喁喁私语表示着同情，查尔斯·达尔内穿过屋子来到一道铁栅门前，典狱长已在那几等候。这时许多声音向他表示良好的祝愿和鼓励，其中妇女们轻柔的关切声最为明显。他在铁栅门前转过身子，表示衷心感谢。铁栅门在典狱长手下关上了，幽灵们从此在他眼里永远消失。
小门通向一道上行的石梯。他们一共走了四十步（坐了半小时牢的囚犯计了数）。典狱长打开一道低矮的黑门，他们进入了一个孤立的囚室。那几又冷又潮，寒气袭人，却不黑暗。
“你的，”典狱长说。
“我为什么要单独监禁？”
“我怎么知道。”
“我能买笔、墨水和纸么？”
“给我的命令中没有这一条。会有人来探望你的，那时你可以提出要求。现在你可以买食物，但别的不能买。”
牢房里有一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床草荐。典狱长在出门前对这些东西和四堵墙壁做了一般的检查。这时面对着他靠在墙上的囚犯心里忽然闪过一种飘忽的幻想：那典狱长面部浮肿，全身浮肿，肿得吓人，像个淹死了、泡胀了的尸体。典狱长离开之后，他仍然飘飘忽忽想着，“我也好像是死了，扔在这儿了。”他在草荐前站住，低下头看了看，带着恶心之感想道，“死去之后身子就跟这些爬来爬去的活物为伍！这就是死的第一种状态吧！”
“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五步长四步半宽。”囚徒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数着步子。城市的怒吼像捂住的鼓声，夹杂着阵阵狂呼传来：“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囚徒继续丈量，只是加快了步伐，想让他的心灵跟着身子一起回避那句重复的话。“小门关掉之后便消失的幽灵群。其中之一是一个穿黑衣的少妇，靠在窗户的漏斗状斜面上，一道光照着她的金发……为了上帝的缘故，咱们骑上马继续去吧！从还有灯光照亮的人们还没有睡觉的村子穿过去！……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他做过鞋……五步长四步半宽。”种种零乱的思想从心的深处跳了出来，翻腾起伏。囚徒越走越快，他顽强地计着数，计着数，城市的吼声有了变化——仍像捂着的鼓隆隆地响，但在升起的声浪中，他听见熟悉的声音在哭号。
《双城记》第二章 磨刀石
台尔森银行设在巴黎圣日耳曼区，是一幢大厦的侧翼，由一个院落与外面相通，用一堵高墙和一道结实的门跟街道隔断。这幢大厦本属于一个大贵族，他原先住在这儿，是避难时穿上他家厨师的衣服越过边界逃掉的。现在他已成了个逃避着猎人追捕的野兽。可是在他“轮回转世”之前他却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当初要用四个精壮汉子给他的嘴准备巧克力的大人，刚才提到的那位厨师的服侍还在外。
大人逃掉了，那四个精壮大汉便以时刻准备好心甘情愿地割开大人的喉咙来洗清拿过他高薪的罪行，那是要奉献到曙光中的共和国祭坛上去的——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大人的住宅当初只是暂时查封，后来就没收了。因为形势发展极快，一个法令跟着一个法令迅猛下达，到了秋季九月三日的夜里，执行法律的爱国者委员们已占领了大人的大厦，给它挂上了三色徽记，在华美的大厅里喝着白兰地。
若是在伦敦的台尔森银行有了幢巴黎的台尔森银行那样的大厦，那是会气得负责人发疯、在报纸上弄得他声名狼籍的，因为银行的院子里若是有了栽着桔树的箱子、柜台头顶上若是有了长着翅膀的小爱神，那责任感强烈而且极重体面的不列颠负责人将如何解释？可是那些东西又是的确存在的。台尔森把小爱神用白粉涂掉了，但天花板上还有一个小爱神穿着凉爽的薄绡，从早到晚望着银钱（这倒是他的一贯行径）。这个异教徒娃娃和他身后的挂了帏幅的神态，嵌在墙壁里的镜子，和那些年龄还不算大、稍受诱惑就在公共场合跳舞的职员，若是在伦敦的隆巴底街难免会弄得银行破产。可是法国的台尔森银行尽管有着这些东西，却照常生意兴隆；只要时局平静，不会有人见了便大惊小怪抽走存款的。
今后哪些钱会从台尔森银行取走？哪些钱会永远留在那儿，再也没人想起？哪些金银器皿和珠宝饰物会在台尔森的仓库里失去光泽，而它的寄存人则在监牢里憔悴或是横死？有多少台尔森银行的帐目在人世会无法结算，只好转到另一个世界去处理？那天晚上没有人能说清楚，贾维斯·罗瑞先生也说不清楚。他怀着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了许久。他坐在新燃起的木柴火边（那年遭灾歉收，偏又冷得很早），他那诚实而勇敢的面庞上有一种阴影，那阴影比头顶上摇晃的灯光所能投射的、比屋里一切所能扭曲反射的都要深沉—一是恐怖的阴影。
他在银行里住了几间房。他对银行当局的忠诚使他变成了银行的一部分，像一株结实的长春藤。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爱国者那儿对大厦主楼的占领获得了某种保证，但是耿直的老人对此却从不寄予希望。院落对面的游廊之下有一个宽大的停车场，那位大员的几部马车居然还停在那儿。两根廊柱上固定有两支火炬，正火光熊熊地燃烧着。火光下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巨大的磨刀石。那东西草草安装，似乎是从附近的铁匠铺或其它车间匆匆搬来的。罗瑞先生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看到这些无害的东西，不禁打了个寒噤，又回到了炉火边的座位上去。他原先不但打开了玻璃窗，而且打开了外面的横格百叶窗，这时他又把两层窗户都关上。他已冻得全身发抖了。
高大的墙与结实的门外传来了城市常有的嗡嗡之声，偶然插进一种难以描述的铃声，那铃声妖异、鬼气，仿佛是某种性质特别的反常的东西正往天上飞升。
“谢谢上帝，”罗瑞先生交叉着双手说，“幸好我在这个可怕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愿上帝怜惜危险中的人们！”
大门的门铃立即响了。他想，“是那些人回来了！”便坐在那儿静听。可是并没有他所预料的冲进院子的喧嚣，大门反倒砰的一声关上了，一切又归于平静。
心里的紧张与害伯刺激了他，使他为银行担起心来。形势的剧变自然会令人担心，也使人紧张害怕，不过他那地方倒是门卫森严。他站了起来，想去找保卫大楼的可靠的人，这时他的门却突然开了，闯进来两个人。一见来人他大吃一惊，倒退了回来。
是露西和她的父亲！露西向他伸出了双臂，脸上带着常有的集中而紧张的真诚，仿佛是造物主有意印到她的脸上，要她在这个生命的重要关头表现出力量似的。
“怎么回事？”罗瑞先生弄糊涂了，喘不过气来。“出了什么事了？露西！曼内特！究竟是什么事？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是怎么回事？”
她脸色苍白，神情慌张，死死地盯住他的脸，在他的怀里喘着气，求他说，“啊，亲爱的朋友！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露西？”
“查尔斯。”
“查尔斯怎么了？”
“在这儿。”
“在这儿，在巴黎？”
“到这儿好几天了——三四天吧——我不知道是几天——我方寸太乱。一桩善行使他不辞而别，来到了这儿。他在城门边给逮捕了，送到牢里去了。”
老人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大叫，几乎同时，大门的门铃再次响了，一阵喧嚣的脚步声和话语声冲进了院子。，
“有什么事，这么喧闹？”医生说，转身向着窗户。
“别看！”罗瑞先生叫道，“别后外面！曼内特，有生命危险，别碰百叶窗。”
医生转过身子，手还在窗户上，带着一个勇敢的冷笑说：
“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城市的生活里我有一张护身符呢！我曾是巴士底的囚徒。在巴黎——不仅是在巴黎，在法国——无论是谁，只要知道我曾是巴士底的囚徒，都是不会碰我的。他们只会拥抱我，怀着胜利的感情把我抬起来，热情得叫我受不了。我往日的痛苦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能顺利通过一切路障，让我知道了查尔斯的下落，而且把我送到了这儿。我知道会这样的；我知道我能帮助查尔斯摆脱一切危险。我就是这样告诉露西的。——那是什么闹声？”他的手又放到了窗户上。
“别看！”罗瑞先生迫不及待地叫道。“不，露西，亲爱的，你也不能看！”他伸出手搂住她。“别那么害怕，亲爱的。我向你们庄严宣誓，我并不知道查尔斯受到了伤害，甚至没有想到他已来到了这个要命的地方。他在哪个监狱？”
“拉福斯。”
“拉福斯。露西，我的孩子，你办事一向勇敢能干，现在必须镇静，并严格按照我的要求办，因为有许多你想不到、我也说不出的问题要靠镇静才能解决。今天晚上采取任何行动都已无济于事，因此你决不能出门。我这样说，是因为为了查尔斯我必须要求你做的事是极其困难的。你必须立即服从，不能动，不能出声。你必须让我把你送到后面的屋子里去，好让我跟你父亲单独谈两分钟。这事生死攸关，你千万不能耽误。”
“我服从。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只能照办，没有别的办法。我明白你的真诚。”
老头儿亲了亲她，催她进了他的房间，锁上了门，然后匆匆回到医生面前，打开了窗户和一部分百叶窗，把手搭到他手臂上，跟他一起往院子里望去。
他们看到一大群男女：人数不多，没有挤满院子，总共不到四十或五十人，距离也不近。是占领大厦的人让他们从大门进来使用磨刀石的；他们安装那东西就是为了这个。这地方方便而且僻静。
可是，那是些多么可怕的人！干的又是多么可怕的工作呀！
磨刀石有一对把手。两个男人疯狂地摇着。磨盘一转动他们便扬起脸，长发往后耷拉，那样子比涂得满面狰狞的最可怕的野蛮人还更恐怖，更残忍。他们装上了假眉毛和假八字胡，狰狞的脸上满是血污和汗渍，由于狂呼大叫而弄得面部歪扭，由于兽性的兴奋和睡眠不足瞪得眼睛骨碌碌转。两个暴徒不断地摇着，粘结的头发时而甩下来遮在眼睛上，时而甩回去挂在后脑上。几个妇女把酒递到他们嘴边，让他们喝。血在洒落，酒在洒落，磨刀石的火花在洒落，形成了一片血与火的气氛。放眼看去，那群人没有—个不是满身血污。他们脱光了上衣，你推我挤，往磨刀石靠近。他们四肢和身上满是淋漓的血迹和脏污；他们穿着的破布烂衫也沾满了血污。男人们像妖怪一样挂满了抢来的女用花边、丝绸和彩带，那些东西也浸渍了浓浓的血污。他们带来磨利的战斧、短刀、刺刀、战刀也全都有殷红的血。有些砍缺了的大刀是用条条薄绡和撕碎的衣服缠在持刀人手腕上的，材料虽不同，却都露出同一种殷红。使用武器的狂人把武器从大片的火花中抢过来便往街上冲时，同样的殷红也在他们疯狂的眼里出现———那种眼睛任何一个还没有变成野兽的人见了都恨不得一枪瞄准，把它消灭，即使少活二十年也情愿，
这一切都是在转瞬之间看见的，有如快被淹死或处在别的生死关头的入所看到的世界—一如果那世界存在的话。两人离开了窗口，医生在他的朋友死灰色的脸上寻求答案。
“他们在处死囚犯，”罗瑞先生低声说，四面瞥着关紧的屋子。“如果你对你的话有把握，如果你的确有你自认为具有的那种力量——我相信你是有的——把你自己介绍给这些魔鬼吧！让他们带你去拉福斯。也许来不及了，这我不知道，但再也不能耽搁。”
曼内特医生捏了捏他的手，没顾得戴上帽子就冲了出去。罗瑞先生重新关好百叶窗时，他已到了院子里。
他那飘拂的白发，引人注目的面庞和把武器像水一样向两边分开的满不在乎的自信很快就让他进入到磨刀石周围的入群正中。活动暂时停顿，他匆匆地低声说起话来，声音隐约，听不真切，罗瑞先生随即看见他被包围了起来，站在二十个男人的行列正中，这些人肩靠着肩，手扶着肩把他簇拥了出去。人群高叫着“巴士底囚徒万岁！到拉福斯营救巴士底囚徒的亲人！让巴士底囚徒到前面去！到拉福斯营救囚徒埃佛瑞蒙德！”一千条喉咙叫喊着响应。
他心惊胆战地关上了百叶窗和玻璃窗，拉上了窗帘，然后匆匆跑去告诉露西，她的父亲得到了人民的帮助，已去寻找她的丈夫去了，同时却发现露西的女儿和普洛丝小姐已跟她在一起。很久以后，当他夜静更深坐在那几望着她们时，才想起自己并未因她们的出现而惊讶。
这时露西已摸住他的手昏倒在他的脚下。普洛丝小姐已把孩子放在他的床上，自己的头也渐渐垂到美丽的孩子枕旁。啊，那可怜的妻子痛哭着度过的漫漫长夜呀！啊，她的父亲一去不归、音讯杳无的漫漫长夜呀！
黑暗中的大门门铃又两度响起，人群又冲了进来，磨刀石再次旋转，再次发出兹兹之声。“什么事？”露西害怕了，叫道。“别作声！士兵也在这儿磨刀，”罗瑞先生说，“这地方现在是国家财产，是当作武库之类的东西用的，亲爱的。”
一共来了两次，但第二次磨得没有力气，而且断断续续，接着便天亮了，他从攥着他的手中解脱出来，小心翼翼地往外看，一个人正从磨刀石旁的路面上茫然地四面窥后。那人满身血迹，仿佛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重伤士兵。不久，这位精疲力竭的杀人者便在朦胧的曙光中看到了大人的一辆马车，并向那华丽的交通工具走去。他钻进车里，把自己关了起来，在那精美的车垫上休息去了。
罗瑞先生再次望向窗外时，地球这大磨刀石已经转动，太阳已在院里映出一片血红。那小磨刀石却还孤零零地站在清晨静谧的空气里，猩红一片一—那猩红却不是太阳染成的，太阳也带不走。
《双城记》第三章 阴影
业务时间一到，在罗瑞先生办惯业务的心里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他无权让一个在押的外逃分子的妻子停留在台尔森银行的屋檐下，给公司带来危险。为了露西和她的孩子他可以拿自己的生命、财产和安全去冒险，但由他负责的巨大公司却不属于他，对待业务责任他一向是个严格的办事人员。
最初他想过德伐日，想再找到那家酒店，跟老板商量在这座疯狂状态下的城市里安排一个最安全的住所。但是那令他想起德伐日的念头同时也否定了他：德伐日住在骚乱最严重的地区，无疑在那儿很有影响，跟危险活动的关系很深。
快正午了，医生还没有回来。每一分钟的耽误都可能给台尔森银行带来危险。罗瑞先生只好跟露西商量。她说她父亲曾说过要在银行大厦附近租赁一个短期住处。这不但不会影响业务，对查尔斯也是好的，因为即使他被释放出来，也还没有离开巴黎的希望。罗瑞先生便出去找住处。他在一条小街的高层楼上找到了一套合适的住房。那楼靠着一个萧条的广场，广场周围高楼的百叶窗全都关闭，说明住户早走光了。
他立即把露西、孩子和普洛丝小姐搬到那里住下，尽可能为她们提供了舒适的条件——比自己的条件好多了。他把杰瑞—一他那脑袋很能挨几下——留给她们看门，自己便回去了。他为她们又是着急又是痛苦，日子过得极其缓慢沉重。
日子好难挨，一天终于过去，银行下班了。他又回到前一天晚上那屋里思考着往下的步骤。这时他听见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不一会儿，一个人已来到他面前。那人目光犀利地打量了他一会儿，便叫出了他的名字。
“愿为你效劳，”罗瑞先生说，“你认识我么？”
这人身体结实，深色鬈发，年纪在四十五至五十。因为想得到回答，来人重复了一下刚才的话，也不曾加重语气：
“你认识我么？”
“我在别的地方见过你。”
“也许是在我的酒店里。”
罗瑞先生很感兴趣，也很激动。罗瑞先生说：“你是曼内特先生打发来的么？”
“是的，是他打发来的。”
“他怎么说？他带来了什么消息？”
德伐日把一张打开的纸条递到他急迫的手里，那是医生的笔迹：
“查尔斯安然无恙。我尚难安全离此。已蒙批准让送信人给查尔斯之妻带去一便条。请让此人见地。”
纸条上的地址是拉福斯，时间是一小时前。
“跟我到他妻子的住地去一趟，好吗？”罗瑞先生大声读了条子，高高兴兴放下心来说。
“好的，”德伐日回答。
德伐日的回答奇特而机械，可是罗瑞先生几乎没注意到。他戴上帽子，两人便下楼进了院子。院子里有两个妇女，一个在打毛线。
“德伐日太太，肯定是：”罗瑞先生说，约莫十七年前他离开她时她几乎是同样的姿态。
“是她，”她的丈夫说。
“太太也跟我们一起去么？”罗瑞先生见她也跟着走，问道。
“是的。让她来认认面孔，认认人。为了他们的安全。”
罗瑞先生开始注意到了德伐日的生硬态度，便怀疑地望了他一下，然后带路前进。两个女入都跟了上来。另一个女人是复仇女神。
一行人尽快穿过了途中的街道，走上了新居的楼梯，被杰瑞放进门去。他们看见露西一个人在哭。她一得到罗瑞先生带给她的有关她丈夫的消息便高兴得发了狂，攥住交给她条子的手不放——她却没想到那只手晚上对她的丈夫干过些什么，若是有机会又有可能对他干什么。
“最亲爱的—一鼓起勇气来。我一切如常。你约父亲对我的周围很有影响。不能回信。为我吻我们的孩子。”
寥寥数语，再也没有了。但收信人已是喜出望外。她离开了德伐日转向他的太太，吻了吻一只干着编织活儿的手。那是一种热情的、挚爱的、感谢的女性动作，但那手却毫无反应——它只冷冷地、沉重地垂了下去，又开始编织起来。
在和那手的接触中有某种东西很令露西扫兴。她正要把字条往胸衣里放，却怔住了，两手停在了脖子边，惶恐地望着德伐日太太——那个女人正冷漠地、无动于衷地瞪着她那抬起的眉头。
“亲爱的，”罗瑞先生急忙解释，“街道上常常出事，虽然未必会波及到你，但德伐日太太却想见见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保护的人，跟她认识一下一—到时才能认得人，我相信是这样，”罗瑞先生说。他说着这些安慰的话，却也在犹豫，因为三个人的生硬表情给他的印象越来越深。“我说得对吧，德伐日公民？”
德伐日阴沉地望了望他的妻子，只哼了一声表示默认，却没说话。
“你最好把可爱的孩子和我们的好普洛丝都留在这儿，露西，”罗瑞先生竭力从口气和态度上进行安慰地说，“我们的好普洛丝是个英国小姐，不懂法语，德伐日。”
这位小姐有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她比任何外国人强；她这信念也绝不会因任何苦难和危险而改变。此刻她抱着膀子出来了，用英语向她第一个瞧见的人复仇女神说，“晤，没问题，冒失鬼！但愿你身体还不错！”她对德伐日太太则咳嗽了一声——那是不列颠式的，可那两位谁都没大注意。
“那是他的孩子么？”德伐日太太说，第一次停下编织，用编织针像命运的手指一样指着小露西。
“是的，太太，”罗瑞先生回答，“这是我们可怕的囚徒的唯一爱女。”，
德伐日太太和她的伙伴的影子落到了孩子身上，似乎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吓得她的母亲本能地跪倒在她身边的地上，把她搂在怀里。于是德伐日太太和她伙伴的阴影似乎又咄咄逼人、阴森可怕地落到母女俩身上。
“够了，当家的，”德伐日太太说。“我见到她们了，可以走了。”
但是她那勉强控制的神态中却已露出了隐约不明的威胁，虽只是些蛛丝马迹，却也使露西警觉起来。她伸出一只哀求的手拉住德伐日太太的衣服：
“你会善待我可怜的丈夫吧！你不会伤害他吧！如果可能，你会帮助我见到他吧？”
“在这儿你的丈夫跟我无关，”德伐日太太完全不动声色地望着她，回答道，“在这儿跟我有关的是你父亲的女儿。”
“那就请为了我怜悯我的丈夫，也为了我孩子怜悯他！我要合拢双手祈求你的怜悯。你们几个人里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你。”
德伐日太太把这话当作一种赞扬，望了望她的丈夫。一直在不安地啃着拇指指甲望着她的德伐日立即板起面孔露出严厉的样子。
“你丈夫在那封短信里说了些什么？”德伐日太太瞪了她一眼，笑着说，“影响，他说了有关影响的话么？”
“我的父亲对我丈夫周围的人有影响，”露西匆勿从胸衣里取出信来，惊惶的眼睛望着提问题的人，没有看着信。
“他的影响肯定能放他出来的！”德伐日太太说。“那就让那影响发挥作用吧！”
“作为妻子和母亲，”露西极其真诚地说，“我乞求你怜悯我，不要使用你的影响反对我无辜的丈夫。用它去帮助他吧！啊，大姐，请想一想我吧，作为妻子和母亲！”
德伐日太太一如平时冷冷地望了望乞求者，转身对复仇女神说：
“自从我们跟这孩子一样大以来—一甚至还没有她那么大以来，我们见过的妻子和母亲还少么？我们就没有想到过她们么？我们不是还常常见到她们的丈夫和父亲被关到监牢里，不能跟她们见面么？我们不是一辈子都在看见自己的姐妹们受苦么？看见自己受苦，孩子受苦，没有钱，没有穿的，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受痛苦，受压迫，受轻贱么？”
“我们就没见过别的东西，”复仇女神回答。
“我们受了多年的苦，”德伐日太太的眼睛重新回到了露面身上，“现在你想想看！个把妻子和母亲的苦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她又继续打起毛线走了出去。复仇女神跟着她。德伐日是最后一个出去的，他关上了门。
“勇气，亲爱的露西，”罗瑞扶她起来说。“勇气，勇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切还算顺利一一比最近许多不幸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振作起来，要感谢上帝！”
“我希望，我并非不感谢上帝！但那可怕的女人似乎给我和我所有的希望笼上了阴影。”
“废话，废话！”罗瑞先生说，“你那小小的勇敢的胸怀里哪儿来的这种悲观失望呢！一道阴影，那算得了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露西。”
尽管他这样说，德伐日夫妇的态度也留给了他一个阴影，他在心里的隐秘之处也十分着急。
《双城记》第四章 风暴中的平静
曼内特医生直到离开之后的第四天早上才回来。他把那段可伯的时间内发生的许多事都对露西成功地保了密，许久之后她才听说一千一百个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少已被群众杀死。这场恐怖勾当让四个白天和四个夜晚阴云密布。她周围的空气也都充满了被害者的血腥味。她只听说有人进攻了监狱，所有政治犯都遭到危险，有些人被群众抓出去杀死了。
医生要求罗瑞先生严格保密（其理由他其实不用细讲），然后告诉他说，人群把他带过了一个屠杀的现场，来到了拉福斯监狱。他在监狱里看到一个自封的法庭开庭。囚犯一个个分别被押了上来，由法庭迅速下命令集体处死或是开释．也有少数几例又被送回了牢房。他被引路的人送到了法庭上，自报了姓名和职业，又说曾在巴士底狱受到没经过审判的秘密监禁达十八年之久。审判官席里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证明他所说的是事实，那人就是德伐日。
他看了桌上的花名册，肯定了他的女婿还存活着的囚犯名单里，于是苦苦请求审判官们——他们有的睡着了、有的醒着、有的满身血污、有的干净、有的清醒、有的醉了——保全他的性命、给他自由。由于他是已被****的制度的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他们对他表现了慷慨而疯狂的欢迎，而且同意立即把查尔斯·达尔内带到这个无法无天的法庭审讯。达尔内差不多快被释放时，有利于他的潮流似乎受到了某种没有解释的阻挡（医生没弄明白），于是秘密开了个小会，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坐在主席座位的人便通知曼内特医生，囚犯还须扣押，但因为医生的缘故，要作安全扣押，不受侵犯。随即一声令下，囚犯又被带走，关进了监牢。医生于是强烈要求批准他留下，以便保证他的女婿不至因恶意或偶然被交给暴民。（暴民们在大门外要求杀人的叫嚣曾多次淹没了审判的发言）他得到了批准，便留在了流血的大厅里，直到危险过去。
他决定对他在那儿所见到的景象，包括仓促进餐和睡眠在内，只字不提。囚徒们被砍成几块时人们那疯狂的残忍令他吃惊，可同样令他吃惊的还有囚犯得救时人们那疯狂的快乐。他说有一个囚犯获得释放，来到了街上，却叫一个野蛮人误伤，挨了一长矛。有人求医生去给那人裹伤，医生从同一道大门走了出去，却发现伤者躺在一群撒马利亚人手臂上，而撒马利亚人却坐在被他们杀死了的人的尸堆上。在这场恶梦里这群人以光怪陆离的前后矛盾的态度帮助了医生，以最和善温柔的关心照顾了伤号，为伤号做了一个担架，而且小心翼翼地把他抬离了现场，然后又抓起武器投入了一场屠杀。那屠杀非常可怕，医生甩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却还是在中途昏了过去。
罗瑞先生听着推心置腹的密谈，望着现已六十二岁的朋友的脸，不禁担心起来，害怕这种恐怖的经历会引发往日那危险的疾病。可是，他却从来没见过他的老朋友像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的性格。医生第一次感到了他经历过的苦难原来是一种力量和权威。他第一次感到他已在那熊熊的烈火里锻炼成了钢铁，现在可以打破他女婿的牢门，把他救出来了。“往日的一切都通向一个好的结果，我的朋友，并不完全是浪费和破坏。当初我心爱的女儿帮助我恢复了健康，现在我也要帮助她恢复跟她一体的最亲爱的那个部分。我要靠上天的帮助完成这一工作！”这就是曼内特医生此时的情况。贾维斯·罗瑞看到了他那燃烧的目光、坚定的面容、沉着有力的表情和态度。当他心目中医生过去的生活似乎永远像一座多年停摆的时钟，可现在他确信他又以被废弃后所积蓄的沉睡的精力嗒嗒地走了起来。
即使当时医生要克服的困难比现在还要大得多，在他那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困难也是会退让的。当他坚持在内科医生岗位上时，他的任务是为各种层次的人治病：自由人和不自由的人、有钱人和穷人、坏人和好人。他聪明地运用了他的影响，不久便成了三个监狱的狱医，包括拉福斯监狱。他现在可以安慰露西说，她的丈夫没有再受到单独监禁，而是跟其他囚犯监禁在一起；他每周都要跟他见面，并从他的唇边直接带给她甜蜜的消息；有时她的丈夫自己还给她一封亲笔信（虽然从不由医生转交），但却不准她给他写信，因为在有关监狱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怀疑之中，最想入非非的怀疑是指向有海外亲友或跟海外有长期联系的外逃犯的。
医生的这种新生活无疑是坐卧不宁的，然而精明的罗瑞先生却看出有一种新的自豪感支撑着他。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高尚的自豪，不曾沾染不当的色彩。但是他却像观察珍奇事物一样观察着他。医生知道，在那以前在他女儿和朋友的心目中，他过去的牢狱生活都跟他的苦难、困顿和弱点相联系。现在不同了，他知道那过去的考验已给了他力量，而女儿和朋友正把查尔斯最终安全获释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力量上。他为这一变化而欣喜。他领着头前进，让那两人像弱者依赖强者一样依赖着他。他跟露西往日的关系现在颠倒了过来。颠倒那关系的是他切身体会到的感激，挚爱之情。她为他做过那么多事，现在他能为她做一点事，他为此自豪，此外别无理由。“看起来很希罕，其实很自然，也很正常，”罗瑞先生友好而精明地想道，“领头前进吧，亲爱的朋友，继续前进吧，你是最合适的人。”
尽管医生努力奋斗，从不松懈，想让查尔斯·达尔内获释，或至少得到审讯，但是，当时的社会潮流却太迅猛激烈，使他无法抵挡。新的时期开始了，国王受到了审判、判了死刑、砍掉了脑袋，那“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向武装进攻的世界宣布了“若不胜利宁可死亡”。巴黎圣母院巨大的塔楼顶上黑色的旗帜日夜招展。三十万人的大军为抗击全世界的暴君响应号召从法兰西各地猛然崛起，仿佛田野上遍撒了龙齿，结满了果实：从山上也从平原上；从岩石上，也从碎石上和冲积土壤上；在南方明朗的天空之下，也在北方积云的天空之下；从丘陵里，也从森林里；从葡萄园，也从橄榄地；在剪过的草地上，也在气过的庄稼地上；沿着广阔的河流的结着果实的河岸，也沿着海岸的沙滩，到处都结出了龙齿的果实。有什么个人的忧患能抗衡“自由元年”的滚滚洪流呢—一那洪水是从下面涌起的，而不是从天上落下的，天上的窗户紧闭着，而不是敞开着！
没有休止，没有怜悯，没有和平，没有宽松的休息，也不计算时间。虽然昼与夜总按创世的第一个昼夜便存在的常规循环不已，其它的计算却已不复存在。一个民族像高烧病人一样发出了狂热，时间是无从把握的。一时刽子手举起国王的首级让人民观看，打破了整个城市不自然的沉默；又一时，几乎像在转瞬之间，他那面目姣好的妻子的首级又捧了出来。牢狱中八个月凄惨的寡妇生活与苦难已让她花白了头。
按照在这种情况下流行的奇怪的矛盾法则，时间是漫长的，虽然它火烧火燎地飞逝着。京城里的革命法庭，全国的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还有那剥夺了自由或生命的一切安全并把善良无辜者交到邪恶的罪犯手里的嫌疑犯法，沾满了无处申诉的无辜者鲜血的监狱，这些新东西刚建立不久便已形成了固定的秩序和性质，几周之间已仿佛成了历史悠久的成规。其中的佼佼者则是一个仿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世界的地基里冒出来的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的狰狞形象．——那位犀利的小姐，芳名断头台。
它是俏皮话的主题：“治疗头痛的最佳良药”；“药到病除，使你头发永不花白”；“它让你的皮肤特别娇嫩，顷刻苍白”；“国家级剃头刀，一切脑袋保证剃光”；“谁要亲吻断小姐，往小窗户瞧一眼，一个喷嚏就栽进她口袋里。”它是人类复兴的象征，取代了十字架的地位。它的模型被佩带在扔开了十字架的胸口上。凡是十字架叫人否定的地方，它就受到膜拜和信仰。
它剃掉的脑袋太多，它污染的土地和它自己都成了红糊糊臭烘烘的一片。它可以像个拆卸玩具一样分成零件给年轻的魔鬼玩，而到形势需要时又可以重新装配使用。它让雄辩者说不出话来，让强有力者跌倒在地，让美与善遭到废弃。二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朋友，二十一个活的，一个死的，它在一个早上把他们全砍掉了脑袋，只费掉了二十一分钟。《圣经·旧约》中的那个大力士的名字落到了使用那东西的官员头上，但是那位官员有了这个武器却比他的同名人还要强有力，眼睛也更瞎，每天都在拆除着上帝的殿堂。
医生在这样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人物之中昂首阔步地行走。他深信自己的力量，谨慎地坚定自己的目标，从不怀疑自己最终能救出露西的丈夫。然而强大而深沉的时代潮流匆匆地流过，猛烈地卷走了时光。医生虽仍照样坚定自信，查尔斯却已在狱中度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那年的十二月，革命越来越凶残疯狂。南部的条条河流堆满了夜间被暴力淹死了的尸体；南部的冬季的太阳下囚徒被成排成排成片成片地枪杀。医生仍然在恐怖中昂首阔步地行走。那时的巴黎城没有人的名气比他更高，也没有人的处境比他更奇特。在医院里和监狱里他沉默寡言，温和亲切，是个少不了的人；他用他的医术为杀人者和受害者同等地服务，但却是个局外人。在他救死扶伤之际，当年巴士底囚徒的外表和故事使他远离众人。他从没受到过怀疑，也从没受到过传讯，仿佛他的确是大约在十八年前就已死去、现在才复活的，或者索性是一个行动于活人中间的孤魂野鬼。
《双城记》第五章 锯木工
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露西无时无刻不感到断头台明天就会砍掉她丈夫的头。囚车每天都载满了死刑犯，颠簸着沉重地驰过街道。可爱的姑娘，漂亮的妇女；棕色头发的，黑色头发的，花白头发的；年轻的人，壮实的人，衰老的人；贵族出身的，农民出身的，都是断头台小姐的一杯杯红色的美酒，都是每天从监狱可憎的黑暗地窖里取出、来到阳光下、通过街道给小姐送去消解她的馋渴的美酒。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最后一项可要容易办到得多：啊，断头台！
若是那突然的横祸和时间的飞轮把医生的女儿吓了个目瞪口呆，使她只好怀着失望静待结果到来的话，她的遭遇也不过是和千百万人的遭遇相同。但是，自从她在圣安托万区阁楼里把那白发的头搂到自己青春的胸前以来，她一向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尤其如此，正如一切沉默忠诚善良的人一样。
在她们搬进了新居、父亲开始了常规医疗工作之后，她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她丈夫就在身边。一切都有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时间。她跟在英国家里全家团聚时一样按时给小露西上课。她用一些小花样来欺骗自己，装出相信全家即将团聚的样子——她为丈夫早日回家做些小准备，给他准备了专用的椅子，把它跟他的书放在一边。除此之外，她还专为一个亲爱的囚徒庄严祷告，那人跟许多不幸的人一起生活在监牢里死亡的阴影之下。那几乎是她所能用言语倾诉、宣泄自己沉重的心曲的唯一的途径。
她的外表变化不大。她跟孩子都穿类似丧服的朴素的深色服装，却全都跟欢乐日子里的彩色服装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她鲜活的脸色没有了，以前那专注的神情经常出现而不再是偶然一现了。除此之外，她仍然很漂亮，很美丽。有时她在晚上亲吻她父亲时会哭出声来，泛溢出全天压抑的忧伤，而且说她在上天之下唯一的依靠就是他了。他总是坚定地说：“他遭到的变化没有不让我知道的，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西。”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几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父亲一回家就告诉她：
“我亲爱的，监狱里有一个高层的窗户，下午三点钟查尔斯有时可能到那儿去。若是你站在街上我告诉你的那个地方，而他又到了窗口，他认为他有可能看见你——但他能否到窗口，却得由许多偶然因素决定。不过你是看不见他的，可怜的孩子，即使看见了，也不能有所表示，因为那对你不安全。”
“啊，告评我地点吧，父亲，我每天都去。”
从此以后，不论什么天气，她总要到那儿去等两个钟头。时钟一敲两点她已站在那儿了，到了四点才断了念头离开。若是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能带孩子，她便带了孩子去。平时她一个人去，但是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是一条弯曲小街的一个黑暗肮脏的角落。那里唯一的房屋是一个把柴锯成短段便于烧壁炉的工人的小棚屋，此外便只有墙壁。她去的第三天，那人便注意到了她。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在那时是法定的招呼形式。不久前在较为彻底的爱国者之间不自觉形成的这种模式，现在已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
“又在这儿散步了么，女公民？”
“你看见的，公民！”
锯木工是个小个子，手势特别多（他以前干过补路工）。他望了望监狱，用手指了指，叉开十个指头放到脸前，代表铁栏杆，装出窥看的滑稽样子。
“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人离得并不远，因为她马上就听见一阵骚动和一阵叫喊传来，心里不禁充满了恐惧。顷刻间，一大群人从监狱墙角转出，锯木工也在其中，他跟复仇女神手牵着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五百，可跳起舞来倒像有五千个妖魔鬼怪。除了自己的歌声他们别无音乐，只能踏着流行的革命歌曲的节拍跳着，节拍踏得很凶狠，仿佛是统一了步调在咬牙切齿。男人跟女人跳，女人跟女人跳，男人跟男人跳，碰见谁就跟谁跳。最初，他们只不过是一片粗糙的红便帽和粗糙的破毛料的风暴，但到他们挤满了那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露西身边跳的时候，便变成了一片发着呓语的疯狂可怖的幢幢鬼影。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彼此叭叭地击掌，彼此揪抓着脑袋，单人旋转，双人旋转，直转到有的人跌倒在地。这时没有倒下的又手拉手围成圈子旋转，圈子破了，又捉对儿旋转，四个人旋转，直转到突然停步。于是重新开始，又是击掌，又是揪脑袋，又是拉手，扯来扯去，反方向旋转，再牵成大圈反方向旋转。突然站住，稍停，重新踏起节拍，排成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下头，举起手，尖叫着向前飞扑。就是厮杀也不及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怖。这是一种堕落得无以复加的游戏。当初原很纯洁，后来却具有了这种鬼魅的形象。一种健康的娱乐变作了促使血液狂奔、知觉混乱、心肠狠毒的手段。依稀可见的几分优美使得这种舞蹈益发丑恶了，它表现出一切本质善良的东西已经遭到多么严重的扭曲与败坏。舞蹈中露出了少女的胸脯，几乎还未成年的美丽却疯狂的头、精巧的脚在血污的泥泞中蹒跚踏步。这一切都是脱了节的时代的象征。
这就是卡尔马尼奥拉舞。舞蹈过去了，只留下露西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地站在锯木工屋前。轻盈的雪片悄悄地飞着，堆积得又白又柔软，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这场舞蹈。
“啊，父亲！”她放下捂住眼睛的手，发现他站在面前，“多么残酷丑恶的景象。”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见过许多次了。别害怕！他们谁都不会伤害你的。”
“我并不为自己害怕，父亲，可我一想到我的丈夫，他还要听凭这些人摆布就——”
“我们很快就可以使他不受他们摆布了。我离开他时，他正往窗户爬去，我便来告诉你。这儿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对那最高的一个斜屋顶飞一个吻去。”
“我要飞吻，父亲，我把灵魂也一起飞给他。”
“你看不见他么，可怜的孩子？”
“看不见，”露西说，急得直哭，吻着他的手，“看不见。”
雪地里有脚步声，是德伐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她信口回答。再也没有话。德伐日太太走了，像一道阴影掠过白色的路。
“把手臂给我，亲爱的。为了他的缘故，摆出欢欢喜喜、勇敢坚定的神气从这儿走过去。走得好。”他们已走过了那地点。“不会不起作用的。明天就要审讯查尔斯了。”
“明天！”
“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已做好了准备，还有些预防措施，必须在他已经到庭时才能采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我知道马上就会通知他的。明天审讯，同时把他转移到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我的情报很及时。你不会害怕吧？”
她几乎回答不出话来，“我相信你。”
“绝对相信我吧！你提心吊胆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亲爱的。审讯结束后几个小时就会把他放回你身边的。我已经把他保护得严严实实。我得看罗瑞去。”
他却站住了。他们听见了沉重的车轮声，非常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一部，两部，三部。三部死囚车载着可怕的货物在寂寂的雪地上走掉了。
“我得看罗瑞去，”医生带了她走向另一条路，重复道。
那可靠的老人还坚守着他的岗位，没有离开一步。许多财产在充公或收归国有时常常要咨询他和他的帐册。凡能为原主保留的，他都设法保留。台尔森银行代管的财业有多少，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守口如瓶。
暗红与黄色的彩霞以及在塞纳河上升起的雾气表明夜已来临。他到达银行时天已几乎黑净。当年宫廷显贵那庄严的宅第已破败不堪，很少有人居住。在庭院里的—堆尘土和灰烬之上是几个大字：国家财产。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跟罗瑞先生一起的是谁呢？椅子上那骑马装是谁的？——那人不肯叫人看见。罗瑞先生刚从谁那儿激动而吃惊地跑了出来，把他心爱的人儿搂到怀里？他转回头提高了嗓子往他刚才出来的屋里说道，“转移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明天审讯。”那是她刚才结结巴巴说出的话，他又是在向谁重复呢？
《双城记》第六章 胜利
由五位审判官、一个国民检察官和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的可怕的法庭每天开庭。他们每天晚上发出名单，由各个监狱的典狱官向囚犯们公布。典狱官有一句标准的俏皮话，“号子里的人，出来听晚报喽！”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
拉福斯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始了。
叫一个名字，那人就走到旁边一个地点去，那是专为这种名列生死簿上的人准备的地方。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有理由知道这种习惯。他见过成百的人这样一去不复返。
他那浮肿的典狱官念名单要戴眼镜，一边念，一边看犯人是否到位，每念一个名字都要停顿一下，然后再继续念，直到念完。念了二十三个名字，回答的只有二十个；有一个已死在牢里，被人忘掉了；另外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掉了。宣布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尔内到达那天晚上犯人搞社交活动的屋子——有圆穹顶的。那批人在大屠杀中全死光了—一那以后他还曾想念过他们，却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一都死在断头台上了。
有匆匆的告别的话和祝愿，但很快便结束了——因为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而拉福斯的人那天又忙着准备晚上的一个罚钱游戏和一个小型音乐会。有关的人挤到铁栅边去掉眼泪，可是计划中的文娱项目却少了二十个人，需要增补，而关门时间又已临近。时间太短了，到时候公用房间和走廊就要由獒犬通夜占领。囚犯们远远不是麻木不仁或缺乏同情心的，他们这种生活态度只是当时的条件逼成的罢了。同样，虽然有微妙的不同，某些人又无疑曾受到某种狂热和激动的支使去跟断头台作过徒然的斗争，结果死在断头台上。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受到疯狂震撼的公众在心灵传染上的一种疯狂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人会受到那病的秘密吸引，产生一种可怕的偶然冲动，要想死于瘟疫，人们心里都有类似的奇怪倾向，只是有待环境诱发而已。
通向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通道不长，但很黑暗；在它那满是蚤虱虫鼠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寒冷而漫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内的名字之前己有十五个囚犯进了法庭。十五个人全部判了死刑，整个审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终于受到提审了。
他的法官们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别的人主要戴的是佩三色徽章的红色粗质便帽。看着陪审团和乱纷纷的观众，他可能以为正常秩序颠倒了过来，是罪犯在审判着正直的人呢！城市中最卑贱、最残忍、最邪恶的，而且从来没缺少过那份卑贱、残忍和邪恶劲的人现在成了主宰全场的精灵。他们或品头论足，或鼓掌喝彩，或大叫反对，或猜测估计，或推波助澜，一律是肆无忌惮。男人大部分带着某种正规武器，女人有的带短刀，有的带匕首，有的则一边看热闹，一边吃喝，许多女人打着毛线。在打毛线的妇女中有一个人手里打着线、腋下夹着线团，坐在前排一个男人身边。自从他离开城门之后，他便没再见过那男人，但他马上想起那就是德伐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他耳边说过一两次话，便估计她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个人最令他注意的是，虽然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近一点儿，却从来不瞧他一眼。他们好像下定了顽强的决心等待着什么，眼睛只望着陪审团，从不望别的。曼内特医生坐在庭长席下面的座位上，衣着朴素跟平时一样，就囚犯所见而言，只有他和罗瑞先生跟法庭无关，穿的也是日常服装，而不是粗糙的卡尔马尼奥拉装。
国民检察官控诉查尔斯·达尔内为外逃分子，按共和国流放一切外逃分子、潜回者处死的法律应判处死刑。法令公布日期虽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不能影响判决。此时他已在法国，而法令又已公布，他已在法国被捕，因此要求判他死刑。
“杀他的头！”观众大叫。“共和国的敌人！”
庭长摇铃要求肃静，然后问囚犯是否曾在英格兰居住多年。
毫无疑问。
那么他就不该算是外逃分子了，是么？他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希望按法律的意义和精神解释，不属外逃分子之列。
为什么，庭长要求知道。
因为他早已自愿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个称号，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种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到英国靠自己的勤劳度日，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勤劳度日。他放弃时，目前为法庭所接受的外逃犯一词尚无人使用。
对此他有何证明？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伯尔和亚历山大．曼内特。
但是他在英格兰结了婚，是么？庭长提醒他。
是的，但对象不是英国人。
是法国女公民么？
是的。按出生国籍是的。
她叫什么名字？家庭？
“叫露西．曼内特，曼内特医生的独生女。这位好医生就坐在卡尔马尼奥拉装：一七九二年左右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服装，宽翻领短上衣（它本身就叫卡尔马尼奥拉衫），配黑色长裤，红色便帽和三色腰带。那儿。”
这句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赞美这位有名的好医生的叫喊声震动了大厅。受到感动的人们极其反复无常，几张凶恶的脸上立即珠泪滚滚，可刚才他们还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仿佛按捺不住，要立即拉他上街杀掉。
查尔斯·达尔内按照曼内特医生一再嘱咐的路子踩着这危险路上的每一步。医生的谨慎意见指引着他面前的每一步，让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准备。
庭长问他为什么到那时候才回到法国，而没有早些回来？
他没有早些回来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道，因为他放弃了财产，在法国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以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度日。他之所以在那时回来是因为一个法国公民的催促和书面请求，那人说明他若不回来他就有生命之虞。他是为了挽救一个公民的生命回来的，是不计一切个人安危来作证、来维护真理的。在共和国眼里这能算作犯罪么？
人群热情地高叫道，“不算！”庭长摇铃让大家肃静，可人们并不肃静，仍然叫着“不算！”直到叫够了才自行住嘴。
庭长问那公民是谁。被告说那公民便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把握地提起那人的信，那是在城门口从他身上取走的，他相信可以在庭长的卷宗中找到。
那信就在卷宗里——医生早安排好了，并向他保证过一定能找到。审讯到达这个阶段，找出了那信宣读了，又传公民加伯尔作证。加伯尔证明属实。公民加伯尔还极尽委婉和礼貌之能事暗示说，由于共和国的众多敌人给惩治敌人的法庭制造麻烦，形成了压力，他在修道院监狱稍稍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己在相当程度上被法庭那忠于祖国的记忆所忘却，直到三天前才受到审讯。审讯他时，陪审团宣称由于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自动投案，回答了对他的指控，陪审团感到满意，因此释放了他。
然后传讯了曼内特医生。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给了人们出色的印象。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女儿客居海外时，他一气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意图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威力和他自己的真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陪审团的意见跟群众的意见统一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作过证人，可以证明他对该审判的叙述属实。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足够，若是庭长满意，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
陪审团逐个唱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便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那是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理，或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宽容和慈悲的一种冲动，或是用以对消他们的暴戾恣睢和累累血债的。这种极不寻常的场面究竟产生于上述哪一种动机没有人说得清，可能是三种动机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为主吧！无罪释放的决定才一宣布，人们便热泪滚滚，跟别的场合热血直流时差不多。凡是能扑到他身边的人，不分男女都扑上来跟他拥抱。经过有损健康的长期囚禁的他差不多被累得昏死了过去。这也同样因为他很明白，同是这一批人，若是卷入了另一种潮流，也会以同样的激烈程度向他扑去，把他撕成碎块，满街乱扔。
还有别的被告要受审，他得退场，让出地方，这才使他从种种爱抚中脱出了身。下面还有五个人要同时以共和国敌人的罪名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并没有用言论或行动支持过它。法庭和国家在达尔内身上失去的机会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达尔内还没离开法庭，那五个人已被判处死刑，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被押到了他身边。五入中的第一个举起一根指头——那是监狱里常用的“死亡”暗语——告诉了他，这时他们全都接下去说，“共和国万岁！”
的确，那五个人再也没有观众陪他们活动了，因为人们在达尔内跟曼内特医生出门时已挤在了大门口。人群中似乎有他在法庭上见到的每一张面孔。只缺两张，他四处寻找，却没找到。他一出门，人群又涌向了他，又是哭泣，又是拥抱，又是喊叫，有时轮着班来，有时一涌而上。一片狂热直闹得脚下河边的河水也仿佛跟人们一样发起狂来。
人们从法庭里或是从某间屋子或过道里抬来了一张大椅子，把他塞了进去。他们在椅子上拉开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捆上了一根长矛，矛尖上挂了一顶红便帽，便用肩膀把他用这辆胜利之车抬回了家，尽管医生一再请求都没挡住。他的周围涌动着一片乱纷纷的红便帽的海洋，从那风暴的深处掀起了许多死于这场海难的人的面影，使他多次怀疑自己是否已是神智不清，正坐着死囚车往断头台去。
人群抬着他向前走，像一个荒唐的梦中的游行队伍。他们见人就拥抱，并指出他叫人看。他们在街道上绕来绕去慢慢走着，用共和国的流行色照红了白雪覆盖的街道——他们也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了白雪的街道。他们就这样抬着他来到露西居住的大楼。她的父亲赶在前面去让她作好准备。等到她的丈夫下车站直身子，她便在他怀里晕了过去。
他把她搂在胸前，让她那美丽的头转向自己，背着喧嚣的人群，不让他们看到她的嘴唇跟他的眼泪融合到一起。有几个人开始跳起舞来，有的人便立即响应。院子里回荡起卡尔马尼奥拉歌的曲调。然后他们从人群里找了一个年轻妇女塞进空椅子当作自由女神高高地抬了起来。人群又横流放肆，泛滥到邻近的街道、堤岸和桥上，卡尔马尼奥拉歌吸引了每一个人，把他们卷了进去。
达尔内紧紧地握住医生的手，医生胜利而骄傲地站在他面前；他又紧握了罗瑞先生的手，罗瑞先生才从奔流的卡尔马尼奥拉队伍里挤过来，挤得气喘吁吁；达尔内亲了亲小露西，小露西被抱起来，她用小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他拥抱了永远热情忠诚的普洛丝，是普洛丝抱起小露西给他亲的。然后他才把妻子抱到怀里，带到楼上房里。
“露西，我的露西，我平安了。”
“啊，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按照我的祷告跪下来感谢上帝吧！”
全家人都虔诚地低下了头，在心里致敬。等到她再次扑到他怀里时，他对她说：
“现在告诉你的父亲吧，最亲爱的，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全法国没有人能做到的。”
她把头靠到父亲胸前，跟许久以前父亲把头靠在她胸前一样。父亲因为能报答女儿而感到快乐，他所经受的苦难得到了报偿，他为自己的力量而骄傲。“你不能软弱呀，我亲爱的，”他抗议道，“不要这样发抖，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
《双城记》第七章 敲门
“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这不是他常常从其中惊醒过来的梦，他确确实实在家里。可是他的妻子还在发抖，还为一种沉重的莫名的恐惧笼罩着。
周围的空气粘稠黑暗，人们狂热冲动，急于报复，无辜的人不断因为莫须有的怀疑和恶意的中伤而丧命。无法忘记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跟她的丈夫同样无辜、同样受到疼爱的人遭到了不幸，而她的丈夫只是侥幸地逃脱了。因此她虽然觉得应当轻松，却总无法轻松下来。冬日的下午，夜的阴影已逐渐降落，却仍有疹人的死囚车在街上隆隆走过。她的心不知不觉地随之而去，在被判死刑的人堆里寻觅着他，于是她把他现实的身子搂得更紧，颤抖得也更厉害了。
为了让她快活，她的父亲对她这种女性的弱点表现了一种带优越感的同情，那表现十分有趣。现在再也没有阁楼、皮鞋活、北塔一Ｏ五了！他完成了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实践了诺言，救出了查尔斯。让他们都来依靠他吧！
他们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不但是因为那种生活方式最安全、最不至于被人看不惯，而且也因为他们并不富裕。查尔斯坐牢的整个过程中都得付看守费，用高价买低劣的食物，还要支援更穷的难友。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不愿家里有个间谍，他们没有雇佣人。在大门口充当门房的一男一女两个公民有时给他们帮帮忙。杰瑞成了他们家的日常听差，每天晚上都在那儿睡觉——罗瑞先生已把他全部拨给他们使用了。
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有一条规定：每家门上或门柱上都需用足够大的字母清楚书写该户每个居民的姓名，书写高度要便于看见。因此克朗彻先生的名字也就在楼下的门柱上放着光彩。那天下午暮色渐浓时有着那个名字的人出现了。他刚监督着由曼内特医生请来的一个油漆工在名单上加上了“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的字祥。
在笼罩着那个时代的普遍的恐怖和猜疑的阴影之下，日常的无害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跟许多家庭一样，医生小家庭的日用消费品是在晚上到各个小商店少量购买的。人们都不希望惹人注意，尽量避免造成闲言闲语，或使人眼红。
好几个月来普洛丝小姐和克朗彻先生都执行着采购任务。前者带着钱，后者提着篮子，每天下午大体在路灯点亮时出发去购买家庭必需品。跟一个法国家庭相处了多年的普洛丝小姐若是个有心人，原是可以把他们的话学得跟自己的话一样好的，可是她并无这种打算。因此，她说那种“瞎扯话”（她喜欢这样叫法国话）的水平也就跟克朗彻先生差不多了。于是，她买东西的办法是：把一个名词囫囵地扔到店老板头上，不作解释，若是没说对，她就东看看西看看，把东西找到，抓在乎里不放，直到生意做成。不论那东西是什么价，她伸出的指头总比商人少一个，认为那就是公道的价，总能得到点便宜。
“现在，克朗彻先生，”普洛丝小姐欢喜得眼晴都亮了，“你要是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
杰瑞嘶声嘶气地表示愿为普洛丝小姐效劳。他身上的铁锈很久以前就掉光了，一头铁蒺藜却依然如故。
“要买的东西各种各样，”普洛丝小姐说，“时间很宝贵。还要买酒。不管到哪儿买酒，都看到这些红脑袋在欢欢喜喜地祝酒呢！”
“他们是在为你的健康祝酒，还是为老坏蛋的健康祝酒，我看你也说不清楚。”杰瑞回答。
“老坏蛋是谁？”普洛丝小姐说。
克朗彻先生觉得有点扫兴，解释说他指的是“老撒旦”。
“哈！”普洛丝小姐说，“他们的意思不用翻译我也懂，他们只有一句话，整人、害人、半夜杀人。”
“小声点儿，亲爱的，求你，求你，小心点儿！”露西叫道。
“对对对，我小心，”普洛丝小姐说，“可是在咱们之间我可以说，我真希望在街上再也不会到处都碰见洋葱味和烟草味的拥抱，抱得我都快要断气了。小鸟儿，你可千万别离开壁炉，等我回来！照顾好你刚救回来的亲爱的丈夫吧！你那脑袋就像现在一样靠在他肩膀上别动，直到你又见到我的时候！在我走之前，我能问个问题么，曼内特医生？”
“我看你可以自由发问，”医生笑吟吟地说。
“天啦，别谈什么自由了，我们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普洛丝小姐说。
“小声点，亲爱的！又胡说了不是？”露西抗议道。
“好了，我的宝贝”普洛丝小姐使劲地点着头说，“关键在于我是最仁慈的陛下乔治三世的臣民，”她说起那名字便屈膝行礼，“作为臣民，我的格言是：粉碎彼辈之阴谋，挫败彼辈上诡计，王乃我希望之所在，上帝佑我王无虞！”
克朗彻先生一时忠诚之情激荡，也像在教堂里一样跟着普洛丝小姐沙声沙气地念了起来。
“你的英国人味儿还挺足的，我很高兴，虽然我也希望你那喉咙不那么伤风，”普洛丝小姐称赞他，“可是问题在于，曼内特医生，我们还有机会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吗？”——这位好大姐对大家都担心的事一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可现在却采取这种偶然的形式提了起来。
“我怕是还没有。那对查尔斯会有危险的。”
“唉——啊一一嗯！”普洛丝小姐一眼瞥见她心爱的人儿在火光中的金发，便装出欢喜的样子压下了叹息。“那我们只好耐心等待了。就这样吧。正如我弟弟所罗门常说的，我们必须高昂着头，从低处着手。走吧，克朗彻先生！——你可别动，小鸟儿！”
两人走了出去，把露西、她的丈夫、她的父亲和小家伙留在明亮的炉火边。罗瑞先生马上就要从银行大厦回来了，普洛丝小姐刚才已点起了灯，却把它放到了一个角落里，好让大家享受熊熊的炉火，不受灯光打扰。小露西双手搂住姥爷的胳膊坐在他身边，姥爷开始用比耳语略高的声音给她讲故事。讲的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仙打破监牢的墙壁救出一个囚犯的故事，那囚犯曾经帮助过神仙。一切的调子都低低的、静静的，露西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轻松放心。
“那是什么？”她突然叫了起来。
“亲爱的！”她父亲停止了故事，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别慌。你心里太乱！一点点小事——什么事都没有——也都叫你吃惊！你呀，还算是你爸爸的女儿么？”
“我觉得，父亲，”露西脸色苍白，口气犹豫地解释说，“我听见楼梯上有陌生的脚步声。”
“亲爱的，楼梯静悄悄的，跟死亡一样。”
他刚说到“死亡”，门上砰地一响。
“啊，爸爸，爸爸，这是什么意思！把查尔斯藏起来，救救他！”
“我的孩子，”医生站起身子，把手放在她肩上。“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你这种表现多么软弱，宝贝！我去开门。”
他捧起灯，穿过中间两间屋，开了门。地板上有粗暴的脚步声，四个头戴红便帽、手执马刀和手枪的粗鲁汉子走进屋来。
“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第一个说。
“谁找他？”达尔内回答。
“我找他。我们找他。我认得你，埃佛瑞蒙德，今天在法庭上见过你。共和国再一次逮捕你。”
四个人把他包围了，他站在那儿，妻子和女儿紧靠着他。
“凭什么我再一次被捕？告评我。”
“你只须立即回到裁判所附属监狱就行。明天会审问你的。”
医生被这群不速之客的降临弄得目瞪口呆，他手上棒着灯，仿佛变成了捧灯的雕像。他听完这话才行动起来，放下灯，走到说话人面前，不算不温和地揪住了他那羊毛衬衫宽松的前襟说：
“你说你认识他，可你认识我么？”
“我认识你，医生公民。”
“我们都认识你，医生公民，”另外三个人说。
他满怀不安一个一个地望了他们好一会儿，才降低嗓门说：
“那么，你们可不可以回答我他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是怎么回事？”
“医生公民，”第一个人不情愿地说，“圣安托万区的人认为他已受到告发。这个公民就是从圣安托万区来的。”他说时指着第二个进来的人。
他所指的人点了点头，补充道：
“圣安托万告发了他。”
“告发他什么？”医生问。
“医生公民，”第一个人还带着刚才那不情愿的情绪说，“别再问了。既然共和国要求你作出牺牲，作为一个好爱国者你无疑是乐意奉献的。共和国重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埃佛瑞蒙德，我们还忙着呢。”
“还有一个问题，”医生请求道，“你可否告诉我是谁告发他的？”
“这可是违反规定的，”第一个人说，“不过你可以问这位圣安托万区的人。”
医生转过头望着那人，那人不安地站着，抹了抹胡子，终于说道：
“不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告发他的——严重告发他的——是公民德伐日夫妇。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什么人？”
“你还要问吗，医生公民？”
“要阿。”
“那么，”圣安托万区的人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说，“你明天就会知道的，现在我是个哑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