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一些文人创作大都直接间接、有意无意、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透露出自我写照的意味，更有些文人创作径直以文士做为主角，然总未有象传主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那样，是以一个时代（从明咸化末年到万历二十三年，长达百余年）的许许多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文士做为描写的主要对象。而且，又是选择了这些普普通通的文士的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内容做为描写的题材，全然摆脱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传奇意味。同时，吴敬梓还独创地运用了极其精湛的白描艺术，看似平淡而极隽永地对这些士人的生活情趣、思想面貌做了如实的摹写。从这些方面看来，《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中自有其独特的地位。然而，也正由于此，却反使一般习惯于欣赏金戈铁马、儿女风情一类小说的读者所难以接受。早在几十年前，胡适就曾说它："既没有神怪的话，又很少儿女英雄的话；况且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说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广。"鲁迅也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叶紫作（丰收〉序》）的确如此，试以《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或所谓全书的"宗旨"来说，不但一般读者不易"懂"，即连研究者也意见分歧，认识不一。自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序中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说后，影响颇大。载有此序的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评语就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是此书之大主脑"。光绪十一年（1885 年）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于闲序后的识语中对此说也有所引申，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光绪十四年（1888 年）增补齐省堂本东武惜红生叙也说："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此说确实反映了这部杰出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径直将"功名富贵"做为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否能反映出这部作品的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呢？这还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刘咸炘在《小说裁论》中尽管也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全书眼目"，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原书有评，天目山樵（张文虎）及齐省堂本各有加评，张氏之识，较高于原评"。何以刘氏要认为天目山樵的识见较高于卧闲草堂原评呢？这显然与张文虎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有关。虽然他在识语中亦曾说及"富贵功名"，但这是由闲斋老人序所引发，未可视为对这部小说思想内容的概括，而在"庚辰花朝"所写的识语中所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这才涉及到《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其实，类似张氏这样的概括，早在吴敬梓生前的至友程晋芳所写的《怀人诗》中就曾出现，即"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在敏轩死后不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对这部小说下了极为简括的评语："穷极文士情态。"即使提出"功名富贵"说的卧本评者，在回评中亦说："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此说亦曾被杨钟羲在《雪桥诗话》三集卷七中所引用，表示赞同。天目山樵不是简单片面地着眼于"功名富贵"，而从作品所写的"名士"生活着手，因而他的识见方被刘咸炘认为较高于卧本评者。特别是他不同意卧本评者等将社会痼疾的根源归之于八股举业，其识见自是不凡。卧本回评说："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十人。"天目山樵对此评批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天目山樵之所以能有如此见识，则是由于他的时代大大后于卧评作者，他批阅《儒林外史》已在同（治）光（绪）之际，其后二十年左右即发生戊戌变法。时代不同，对社会痼疾的诊断自然不同，因而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的认识和思想主题的概括自当不同。
在张文虎批评《儒林外史》二十余年之后，爆发了"五四"运动，胡适在1920 年写的《吴敬梓传》中首次明确地提出"反科举"说，他写道："这书的'楔子'一回，借王冕的口气，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这是全书的宗旨。"无可否认，批评八股科举，确为《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以此为主题是否能涵盖整部作品呢？未见得，有的学者就认为"反科举"说并不能统摄这部小说的思想内容。正当胡适写作《吴敬梓传》时，鲁迅也曾在讲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三年后排印成《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在论及《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时，固然认为"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似乎赞成"反科举"说，但鲁迅同时又认为作者能"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只是把"制艺"当作"时弊"之一加以批判的，作者着重描写的仍然是"士林"。这种看法无疑是极为精当的。
在胡适、鲁迅评论《儒林外史》三十余年之后，即1954 年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之际，学术界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这许多文章中，大都同意和申说"反科举"说，认为作者"决心要写一部书来鞭打当时的科举制度"，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先就八股制度的本身作了深刻有力的揭露和攻击"。除此以外，不少研究者还同时指出这部小说"揭发了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也就是说这部小说的思想主题不仅在于批评八股科举，而且还反对封建礼教，说"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打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并且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在"反科举"、"反礼教"二者之中，有的研究者则认为"反科举"为主，说这部小说"突出的表现，就在反八股与反礼教这两方面，就中反八股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提出"反礼教"说作为"反科举"说的补充，正表明学术界对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讽刺作品的研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入。
由此可见，仅就《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而言，历来的研究者就有着不同的见解，他们接受各自时代的思潮影响，结合当时的社会病态以及自身阅历，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并对之作出评价。这些见解对我们当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究竟如何概括这部充满着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反映了极为饱满的现实内容的小说的思想主题呢？这有待于全面而充分地研究它的内容，分析其中的许多艺术形象，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恰切的评价。
从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内容来看，作者所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生活在八股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最早出现的"穷极文士情态"说，倒颇有识见。此后卧本评语中的"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天目山樵识语中的"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鲁迅的"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直至杨宪益等英译本的题名《THE SCHOLARS》（学士们），都表明这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至于有的研究者对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做了分类统计，说全书三百七八十人中，士人只有一百人左右，过半数以上不属儒林中人，从而认为《儒林外史》只是一部描摹世相的小说，这种数字的分类统计是否能代替艺术分析尚可研究。我们不仅要看这部小说中士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这些士人在作品中占有何种地位。从《儒林外史》的实际内容来看，应该说传主在这部杰作中所塑造的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在小说中，敏轩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统治者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着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敏轩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并且，从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情景和不同际遇的描写中，也深刻地暴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这在我国小说史上尚未曾有，可说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与传主吴敬梓命名小说为《儒林外史》的用意也差相接近。
自然，科举和礼教也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内容，传主要反映士人的生活，自必要接触到这两个题目。同时，知识分子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成员也有所往还，为了表现士人的生活面，传主也叙及诸如盐商典当、演员妓女，特别是由于传主生活的下降，与城乡各阶层的成员多有接触，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极为真实的反映。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作剖析。
（一）《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与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密切相关；或者说《儒林外史》中一些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都是这种政策的产物。其怀柔手段，主要是广开仕途，尊孔读经；其镇压手段，主要是频兴文字之狱，箝制异端言行。
满州贵族在入关之初即广开仕途，目的在于维护和加强新王朝的政权。
而恢复科举制度则是广开仕途的一项重要措施，借以"牢笼"和"驱策"人才为其所用。对统治阶级这一手段，当时不少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曾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揭露和批判。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公开否定"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然后以很多的篇幅，极为深刻地揭发了这一制度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吴敏轩笔下，由于科举制度的恢复，许多知识分子都以"儒"为业，读《五经》、《四书》，写八股文章。他们热中斯道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想法都象马纯上那样，认为"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正如后来的评论家所指出："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儒者之能事毕矣。"（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传主在小说中以形象的描绘，批判了这一制度引诱得读书人如醉似狂，全身心都受到腐蚀。其中少数人侥幸考中举人、进士，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不是象周进那样成为推行科举制度的主考、学政，就是象王惠那样变成勒索小民"十万雪花银"的"清知府"。这些"英才"也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驱策"，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绝大多数读书人却是名落孙山，终身不第。但这些"志士"既然白首穷经，也已受其"牢笼"，他们或游说四方，或终老牖下，无以为生，衣食艰难，甚至如倪霜峰那样落得卖儿卖女的下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无论考中考不中，既无真学问，也无好操守，为了谋得功名，不惜通关节、营贿赂，无所不为。而社会上衡量人物的标准又全看其是否考中功名，如鲁编修就说："若果有学问，为什么不中了去？"施御史以为："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五河县这个"恶俗地方"就盛行这种热中功名、趋炎附势的"恶赖""风俗"。其实五河县不过是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缩影。吴敬梓在作品中嘲讽了这种恶赖的风俗，也就有力地揭发和谴责了这一制度极为恶劣的社会效果：它不仅培养了一批封建朝廷的鹰犬、爪牙，而且也造就了大量"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还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
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恢复科举的同时，还征聘山林隐逸、举行鸿博之试、实行捐纳制度，多方面地广开仕途。这些，在《儒林外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儒林外史》第一回写吴王即位之后，曾遣官员前往诸暨征聘王冕为"咨议参军"，但他却"久矣不知去向"，"隐居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传主将他置于全书之首，就有着使之成为知识分子楷模的意义。接着，吴敏轩在小说中还描写了一批知识分子对待鸿搏之试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策略的复杂影响。有清一代，于康熙、乾隆两朝各举行博学鸿词科试一次。如前所述。玄烨的目的主要在于笼络高级士人，弘历的用心主要在于为自己延揽虚誉。康熙之试，应试者少而起用者多，未授官者也赐以征君衔，从而消弭他们的敌对情绪；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用者寡，抗节不出虽亦有人，但多数士人均以能参与征聘为荣。《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鸿博之试，实际上涉及到这两次考试的情景。小说中既有真心装病不愿应聘的文人杜少卿，也有碍于君臣之礼"只得去走一遭"的学者庄绍光。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应征辟问题，敏轩描写了各种知识分子的反应。高翰林认为："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还说杜少卿"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萧柏泉则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理解庄绍光的辞聘，认为庄绍光想"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这代表了热中举业的一批士人的看法。另外一些人对能够应聘十分歆羡，尤滋就希望虞育德能被山东巡抚康大人推荐，并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筛的高处。"这番话的确曲尽其妙地表现出某些知识分子灵魂的细微奥秘。往绍光在应征前"闭户著书"，固然他自己"不肯妄交一人"，但也很少有人登门结交；及至"引见"获得"征君"衔归来，就大不相同，路过扬州时，盐商、盐务数十位迎来送往；回到南京后，司、府、道、县，乡绅势豪不断来拜，这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社会人情的影响。庄绍光被召见之后，虽并未出而为官，但一顶"征君"虚衔也己将他羁绊住。他在赴京引见之前，就已表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赴京途中又劝说卢信侯对"国家禁令，也不可不知避忌"；归乡之后更隐居在玄武湖"闲着无事"，"着实自在"。这些言行全然不同于清初那些抗节不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正反映了鸿博之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羁縻作用。
捐纳制度又为富豪子弟另开登进之途。如康熙十七年，凡"各直省生童捐银一百两，准与人泮"（《履园丛话）卷四），公开买卖功名。《儒林外史》对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捐纳制度，也有所反映和指擿。南昌太守蘧祐对其孙子蘧公孙"娇养惯了"，以致使得他对"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就"替他捐了个监生"。六十多岁的老童生周进也是在商人金有余等人的资助下，才捐了个监生，而后参加乡、会试，中了举人、进士。可以说他的功名富贵全凭"金银有余"而获得的。小说中还写出了只要肯出钱，就可以直接做官。如假中书万里被陷入"钦案"，眼看身份就要暴露，但在"有了钱，就是官"的这种制度下，凤四老爹迫使秦中书拿出二千两银子，立即"保举"了一个真中书，赢得了官司。这种公开卖官鬻爵的制度，固然使得原就弊端丛生的吏治更趋腐败，但却为知识分子仕进又开一方便之门，因而也就有着很大的笼络作用。
总之，清初封建统治者恢复科举、征聘隐逸、特开鸿博、实行捐纳，用多种手段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政权服务。而广大知识分子却纷纷"入其彀中"。传主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社会现实有着生动的描写、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挞伐。
清初封建统治者除广开仕途以羁縻知识分子以外，还尊崇宋学、提倡汉学以使知识分子就范。玄烨即位之后，大力推崇宋学，雍、乾两朝在继续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还倡导脱离现实、大搞烦琐考据的汉学。他们尊崇宋学、倡导汉学，其目的都在于使知识分子俯首贴耳地接受新朝统治。因为清统治者深深明白，尊孔读经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他们看来"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鲁迅《花边文学·算帐》）。而倡导脱离实际、烦琐考证的汉学，则使得一些"所谓读书人""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这就无损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也正是封建统治者所企求的"太平之治"。
传主在小说中对封建统治者推行这种策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有形象的反映。作品中首先围绕和读书人紧密相关的"书"展开对程朱理学的嘲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明《卧碑文》第一条。清承明制，此条内容也符合清代实际）。在这些功令下，周进无论是"上位教书"，还是自己"苦读了几十年的书"，都只能是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沈大年在青枫城"指授"给学生的"书理"，也还是宣扬程朱理学的"理"。卫体善、随岑庵所选的书，也无非是宣扬程朱理学的时文。王蕴"要纂三部书"，其中礼书是讲"事亲"、"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也都是宣扬维护封建秩序的程朱理学的书。凡此都表明，当时知识分子无论是读书、教书，还是选书、著书，无一不受清统治者所尊崇的、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所制约。正因为此，传主在小说中始终是将科举弊端和理学虚伪放在一起予以嘲讽和挞伐的。其次，作品还揭示了在这种功令下，一些知识分子只将程朱理学当作"学问"，其它任何知识都不是学问，一概加以否定。学道大人周进将"诗词歌赋"全视为"杂览"，全看作"不是正经文字"。马纯上"批文章"，总是在《朱子语类》、《四书或问》上摘取"精语"，并且认定宋朝"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当然，在当时的读书人中也有少数能有所醒悟，认识到理学的无用，如倪霜峰就说"一辈子坏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上，但其觉悟之时已届晚年，不久于人世了。敏轩就以饱含着哀怜、混和着同情、夹杂着嘲讽的笔触，描绘了程朱理学对知识分子的毒害，使得他们业务荒疏，精神空虚，自幼至老，一事无成。此外，值得提出的是传主在揭露程朱理学对士人毒害时，并未将全部笃信理学的士人一起否定，而是区别对待的。程朱理学当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但从笃信理学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操守来看，却有清正邪浊之分。吴敬梓笔下的庄绍光就是一个讲究操守而又笃信程朱的知识分子。他不但自己讲究"君臣之礼"，自我检查"义理不深"，而且还劝说卢信侯要遵守"国家禁令"，指责地方官"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而他个人行为却十分清廉、谨慎，扬州总商送他六百两银子，他一介不受：平素"不肯妄交一人"，对贫困而死的老夫妇却出力掩埋。他虽然笃信程朱，但又讲究操守，敏轩对他这些言行没有任何嘲讽，而是当作正面形象来塑造的。这就表现了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没有将复杂的社会生活简单化，也没有把不同的知识分子脸谱化。
吴敬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不少笃信程朱理学的土人形象，但在刻画脱离现实、烦琐考证的"汉学家"时，却着墨不多。小说中所塑造的金东崖这一形象，也充分暴露了这些"汉学家"的嘴脸。首先，对他那种穿凿附会的治学方法，吴敬梓给予辛辣的嘲讽。他所著作的《四书讲章》颇多谬论，如解释《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枣"，就十分荒唐，他先认定"羊枣，即羊肾也"，之后引用俗说"只顾羊卵子，不顾羊性命"为证，说明所以"曾子不吃"。对这种令人喷饭的谬论，杜少卿随即予以抨击："古人解经也有穿凿的，先生这话就太不伦了！"其次，作者又暴露他的贪婪嘴脸。荀玫谋求夺情时，曾请他这个"吏部掌案"帮忙，后来荀玫出任两淮盐运司，他"特到扬州来望"，敲了荀玫"几百两银子"竹杠。纳贿贪污的劣迹甚多，学道衙门的差役李四就揭了他的老底，说"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挣起几个钱来"。贪财，是当时一些"汉学家"的通病，例如王鸣盛"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人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啸亭续录》"王西庄之贪"）
金东崖这一形象无异是概括了这些"汉学家"的特征。此外，传主虽然只少许点染了他与光棍龙三的暧昧关系，却已充分地暗示出他的生活糜烂、行为不端。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真正汉学家的著作在当时不被重视，甚至不为人知的状况。那些"做举业的"人，对于《毛诗》"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杜少卿著作的《诗说》引用了一些"汉儒的说话"就被人"当作新闻"，引起很大轰动，或被人曲解，或受到责难。总之，传主吴敬梓通过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所描绘的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尊崇宋学、倡导汉学，造成知识分子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严重后果，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文化政策愚民的罪恶。
清初封建统治者在怀柔、笼络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对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进行严酷的镇压。顺治十四年（1657 年），福临借顺天、江南两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顺治十八年（1661 年），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者多达一万余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兴文字之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统治者罗织罪名则唯恐不力，常常一案之起，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使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计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严重笼罩着整个社会。
传主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却敢于将封建统治者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通过"遮眼法"形象地反映出来，表现了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第一回里，王冕假借天象含蓄地点出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他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敏轩用一"犯"字，就充分表现了文字狱的血淋淋景象。之后，吴敬梓则将文字狱的情节若断似续地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来描写，并以所谓禁书（高青邱诗文集》将它们贯穿起来，从而反映了一起文字狱的全貌。小说第二回就出现了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的王惠，传主对他原无好感，从多方面予以嘲讽和抨击，但在他成为"钦犯"、仓惶逃走之后，敏轩一反常态，不再加以讽刺，而以怜悯的笔触叙写其厄运。在宁王"束手就擒"之后，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样东西"，只取了"几本残书"就"黑夜逃走"；逃到浙江乌镇时"盘缠"已经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赠送他二百两银子。王惠不胜感激，极为郑重地将这"几本残书"交付给公孙，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就是《高青邱集诗话》，后来果然引起"是非"。当公孙将此书拿给其祖看时，蘧祐知道利害，吩咐公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岂料公孙好名心切，竟然题上自己名字刊刻出来遍赠亲友，被家人首告"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后来马二先生用自己的全部积蓄替他赎回藏着"几本残书" 的枕箱，才算脱却于系。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立志"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收藏在家里的卢信侯，将高启的文集"用重价买到手"之后，庄绍光曾劝他："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信侯未听其劝，果然为人告发，被收捕人狱，后来得到庄绍光的营救才被开释出来。至此，这一起案件似已结束，但传主仍然反复叙写，直到交诗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命运才住手。王惠从江西逃向浙江，削发为僧远走四川，隐姓匿名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郭力"走遍天下"，寻了二十年，终于找到庵中，他却不敢相认，不久也就凄惶地死去。在敏轩笔下，这一起文字狱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牵连的人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祐的孙子蘧公孙、制义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鸿博的征君庄绍光。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色彩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这一起文字狱被敏轩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好象有些游离，但这是传主不得已采用的"遮眼法"，这种若断似续的描写，也正是文网森严的产物！
这一起案件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被诬入狱事为蓝本，但吴敬梓并未全然照搬原案，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虽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的分量少于批判科举弊端的篇幅，但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而形象的描写和揭发，也就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这无异保存了清初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形象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受到牢笼和迫害的情形，而且还以赞赏的笔触描写了一些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社会理想，他们不受羁縻，远避迫害。这无异是宣告了封建统治者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的破产。
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反对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举业。在第一回中王冕公开反对此法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均从不同角度批判了八股制艺。如杜少卿、虞育德等人。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杜少卿对那些"灰堆里的进士"根本不予理睬；迟衡山看不起"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在愤激之余也居然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研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样的言论也的确反映了当时一些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见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履园丛话》卷十三）。作品中的正面人物还都主张做人要讲究操守，修养道德，而不应该蝇营狗苟、追逐利禄。传主让我们看到，在当时社会上除了有把举业当作人生出头的大事如马二那样的读书人以外，也还有不少鄙薄举业的知识分子。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而且还描写了他们的出处行为。封建统治者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但他却"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安徽巡抚李大人准备荐举杜少卿应鸿博之试，他却装病辞荐，对知县说："治晚不幸大病，生死难保，这事断不能了。"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大人所荐，虽然奉旨赴京"引见"，但他却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者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其他技艺谋生。例如秀才倪霜峰就不再攻读制义，而以"修补乐器"的手艺谋生；虞育德在功成名就、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以后，也认为"儒业"不可安身立命，要求子女在"读书之余""学个医"，将来也"可以糊口"。他们大祭泰伯祠，倡导礼乐，兴修青枫城，实践兵农，也曾努力争取把理想变成现实。他们的见解、理想，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受到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的影响所致。
在敏轩笔下，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字狱的受害者都表现了极大的同情，给予可能的支持。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祐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祐对自己孙子蘧公孙送他二百两银子作盘缠，也"不胜大喜"。特别是蘧公孙为人悭吝，并不豪爽，马纯上就说他不是一个"慷慨角色"，居然能倾其所有悉数相赠。这就表明，对于受到统治者迫害的人，即使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即使为人悭吝也能慷慨解囊。后来蘧公孙也受到此案牵累，随即有马纯上出来相救，将自己全部积蓄"挤的干干净净"，从秀水县差人那里赎回"钦赃"。之后，卢信侯也因收藏过这"儿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之积极疏通，使之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王惠来到南京，杜少卿让自己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四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还不肯接受，杜少卿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才接受下来。由于有了这样两封介绍信，一路上得到照顾，顺利地寻到父亲。但不久王惠即已"去世"，连萧云仙也为之"垂泪"，连呼："可怜！可怜！"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敏轩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社少卿、虞育德，而且还有敏轩并不全部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传主对这些"中间人物"热中举业、追逐名利的思想言行，有着委婉的嘲讽，但对他们同情和支持文字狱受害者的所作所为，则给予充分的赞扬。作品中出现的文字狱受害者，既有藏书家卢信侯，也有朝廷官员王惠。吴敬梓对王惠贪婪好财、不讲操守的种种表现，曾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深刻的揭露；但一旦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以后，传主的笔锋就又由谴责转为怜悯。凡此都说明小说中这些读书人之所以同情文字狱的受害者，是因为敏轩对他们也有深切的同情所致。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
当然，《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人物虽然不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不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志趣和社会理想；但他们的理想过于迂阔，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不能实现。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他们"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渐渐销磨尽了"。敏轩以令人"黯然销魂"（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
的笔墨，写出他们风流云散的下场。这就十分真切地反映出封建末世的知识分子，在体察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之后，却寻不到出路的苦闷。这是时代使然，阶级使然。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以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在《儒林外史》中表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状况。吴敬梓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读书人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多方面地表现他们的所言所行，传主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因而，在《儒林外史》中，敏轩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社会风情画。这样一幅"浮世绘"虽自有其意义，但毕竟是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场景出现的，因而我们可以说，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与礼教虚伪的批判
前一节在论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面反映时，虽然已涉及科举与礼教这两个命题，但未做深入分析，而这两个问题也是传主在小说中涉及较多的重要内容，因而有必要专门做些研讨。
先说科举。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国家培养土人、选拔官吏的教育和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隋大业年间开始推行，直到光绪末年废止，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它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地实行，就颇值得研究，不能简单地否定了事。原来这一制 度是代替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而出现的。
显然，这一制度在产生之初，是有利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巩固的，在历史上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和地主阶级的日趋反动，科举制度也就日渐僵化。到明代，也就是《儒林外史》故事发生的假托年代，则更以宋以后开始出现的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文章的基本形式，以朱熹等理学家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作者只能阐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所谓代圣人立言，绝不允许联系时政发表自己见解。清承明制，亦复如此。可见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以来，已极为腐朽僵化，和前此的科举制度已有所不同，确切他说是八股科举。胡适说《儒林外史》"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吴敬梓传》），这一提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明季末叶，地主阶级内部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或受农民起义的冲击，或受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目睹封建社会的日趋衰落，大多从"补天"的动机出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背景下，批判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黑暗，提出内容各自不同的改良主张，而八股科举制度则正是他们所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如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立场，或排击八股举业，或驳斥宋明理学，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传主选择了"感而能谐，婉而多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表现形式，创作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正如鲁迅所说："追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究竟是如何揭露和批判八股科举弊端的呢？这在前文论述他所接受的颜李学说影响时也有所涉及，此处再略作申说。首先，在教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与政治（当然，此处所言的教育与政治，均指封建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接受了当时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颜元、李塨等人的影响，认为教育与政治不能分离，反对不能有益于政治的教育，小说中的理想人物就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从而可以"替朝廷做些正经事"。他们之所以反对八股科举，也就在于他们认为这一制度不能达到上述目的。从传主许多生动的描绘中，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对八股科举痛加揭露，首先就是由于它不能造就有益于封建政治的人才，只是培养了一批败坏政事的官僚。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通过迟衡山之口对它加以全盘否定，说："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当时士人却终生钻研这个"无凭"的东西，把"揣摩"二字当作"举业的金针"，因为这些"无根之语"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当做"正务"--教育和考试的正当内容的。这样的教育和考试内容，必然培养和选拔出大批无知的蠢物，正如小说中所揭发的那样：这些士子对于四书、五经，或者一窍不通，穿凿附会，如进士王惠把孟柯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的奴隶制的贡纳制度，解释成是指自己五十岁登科；或者按照宋儒注疏去解释经文，"泥定了朱注，越讲越不明白"，偶或有人引用汉儒注疏，"就都当做新闻"，极为孤陋寡闻。再次，对于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法，传主也作了揭露和讽刺。从府县试到乡院试的乱糟糟的情景，《懦林外史》中都有着淋漓尽致的描绘。向鼎主持安庆府七学童生之试，考场中"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院试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一些，周进主持广东院试时，试卷尚未收齐即将魏好古取为秀才第二十名。范进主持山东院试，只因梅玖冒认是周进门生，虽然成绩低劣应"照例责罚"，但由于周进也是范进的恩师，因而循情饶过。乡试的情况也同样乌烟瘴气，甚至看看考场--广东贡院，也得用"几个小钱"。南京乡试时更是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冤唤鬼，但贡院明远楼上高悬的楹联却说什么"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遗"，这真是极大的讽刺。我们切不可以为传主所描写的这几个场景仅仅是个别突出的现象，全国各地的考试情景莫不如此，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滔滔皆是，岂独安庆"！对应试士子和主考官员的丑态，吴敬梓也有形象的描绘，从而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和重重黑暗。从考生方面看，考前猜测"今年该是个什么表题"；应考时，即使"解怀脱脚""认真搜检"，依然有人携夹带；甚至"一字不通"的金跃，花了五百两银子请人代考。这对于封建统治者所吹嘘的"隆学校以端士习"，真是意味无穷的讽刺。从主考方面看，他们标榜自己敦品积学，课吏荐贤，实则买卖关节，徇私录取。安徽学道主考庐州，三百两银子卖一 名秀才功名。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座师周进替他"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及至范进中了进士做了山东学道，周进就要他提携自己过去的学生荀玫，他们就是如此相互勾联提携共进，不择手段以求官禄的。此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在他的笔下，秀才写别字（魏好古），举人把赵普与张士诚混为一谈（张静斋），进士不知道苏轼为何人（范进）。即使他们整日"揣摩"的时文，也很欠工夫。但他们一旦取得功名，出则为贪官墨吏，处则为劣绅恶霸。汤奉在高要知县任上，每年搜刮八千两银子；南昌太守王惠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有娄中堂官衔的灯笼，就可以吓人，通行无阻；严大位并无官职，仅凭一贡生功名，却拦猪讹钱，夺产凌人，无恶不作。这些科场中人物的所作所为，更促使了本已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不堪。在八股制艺风靡的社会中，谁取得功名，谁就有学问、有品德。因为"科甲发在彭府上"、"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所以整个五河县的"品望"和"才情"全归于彭乡绅一家。
而一些落第者，或者如三十七年老秀才倪霜峰那样卖儿卖女，或者如那些"名士"一样附庸风雅寄人篱下。这种恶劣的风气，甚至还毒害了下层人民，如胡屠户之训斥范进，测字先生之争议名士，妓女聘娘之梦想做官太太，等等。这些描写都鞭辟人里地暴露和嘲讽了这一制度的无穷流毒。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所描绘的奇特突出的故事情节，把八股科举放在当时现实社会的场景上，从各个侧面加以解剖，嘲讽和抨击它的显然的弊端，暴露和谴责它的隐秘的黑暗。尽管自明季以来，已有一些小说作品接触到这一制度的病态，如明清之际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以及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某些篇章，但不论是白话、文言，它们都是短篇作品，所揭露的八股科举的某一侧面，也不乏精采的描写和深刻的批判，然而未若敏轩这样以他的长篇巨制《儒林外史》对那个时代重大的"时弊"之一的八股科举制度，作出如此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揭露八股科举弊端并予以嘲讽和抨击，毫无疑义的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它所批判的只是明清时代的八股科举。而明清两朝的八股科举却与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并不全然是一回事。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所谓不好，就在于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可见传主吴敬梓所嘲讽的只是那个时代的八股科举，而非隋唐以来所实行的整个科举制度。同时，吴敬梓所反对的只是八股科举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小说中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与顾炎武所说的"一切罢之，而别为其制"（《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一样，并不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和顾炎武的具体议论文字来看，他们显然只是嘲讽、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先以顾炎武的议论来看，他在《日知录》的"科目"、"明经"、"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的许多环节都进行了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然而，他毕竟没有从根本上对这一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指责它的痼疾，目的仍在于"治疗"它。他在《与彦和甥书》中曾经说出这一愿望，他说："今欲吾甥集门墙多士十数人，委之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以示北方学者。除事出四书不注，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这就分明表现了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这一制度的弊端，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加以疗治的态度。传主吴敬梓也同样如此，在他的笔下。不仅否定人物无一不企求通过八股科举以求官禄，即使肯定人物也大多由此出身，如被表彰为"真儒"的虞育德，直到四十一岁方中举人，五十岁时始成进士，依然是从科甲出身补了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身负教导士人的职责，虽也曾表示"我也不耐烦做时文"，然而这只是在武书沾沾自喜、滔滔不绝地诉说时的客气附和，此后随即打断武书这些急于自现的高谈阔论。除此以外，并未见其有什么指责八股举业的议论。又如被赞扬为"豪杰"的杜少卿，虽然他看不起科举出身的某些人物，甚至说"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把王知县叫做"灰堆里的进土"，然而这也并不等于他反对八股科举制度，凤阳府的考棚就是他家"太老爷"盖的，他本人还要出钱去修理：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是他一力保荐的；甚至被他斥责为"匪类"的臧茶，因经手为人买卖秀才功名而欠了三百两银子，也是他送去银两才弥补过去的。由此可见，他看不起科甲出身的人，只是那些"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而对于自己屡世科甲的门第，却极其自负。再如武书，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会作八股文章"，但又洋洋自得他说，学里宗师看了他的文章，"就要取做一等第一，补了廪"，这是以自谦的方式表现了自诩的情绪，谈不上是对八股举业的批判和否定。复如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在青枫城请常州贡生沈大年教导小孩和士兵的仍然是"破题、破承、起讲"之类的制艺文作法。萧云仙对这样的内容并无异议，相反，"但凡做的来，萧云仙就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那些热衷于八股举业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丑态和劣迹，进行了极其辛辣的嘲讽和非常有力的抨击，以他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黑暗，形象地宣告了它的必然没落的命运。但是，他却没有将八股科举做为一种制度来加以正面的否定和反对。这在八股科举制度盛行不衰的清王朝前期，事实上也无此可能。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在传主吴敬梓那个时代，社会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出现这样的"革命阶级"的历史阶段，为封建统治阶级所竭力维护的八股科举制度，正适应了他们统治的需要，没有"革命阶级"的产生，就不可能摇撼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当然就无法彻底否定这一毒害士子、破坏人才的制度。
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时代使然，也是阶级使然。出身于科举世家的吴敬梓，在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后，虽曾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王又曾《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的慨叹，但又常以"家声科第从来美"（《乳燕飞》）而自傲；虽然他曾因病未赴鸿博廷试，并逐渐对这种笼络人才的制度有所认识，但到了晚年又以曾被荐举的历史为荣耀。传主思想中的矛盾，自然也就会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因而认为这部小说对八股科举制度的本身做了批判和否定，就未免评价过高而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应该说，它只是对这一制度的缺失和弊端进行了讽刺和抨击。这样的论断并不贬低这部小说的价值，因为通过传主如此形象的描写和擿发，已足以引起广大读者对这一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就具有了不容否认的意义，从而也就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了不容替代的光辉一页。
再说礼教。
《儒林外史》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面临封建社会"天崩地解"（《留别海昌同学序》，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的现实，明清统治阶级更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崇敬理学，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规范--礼教，以维护他们已经千疮百孔的封建秩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吴敬梓，却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从孔孟一直到程朱都大力鼓吹的封建道德的虚伪面目，有所暴露和抨击。
作为封建道德核心的孝悌，实质上是要求人民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所谓"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他们还将孝与忠贯通起来，所谓"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孝经·广扬名》）。这就要求人民不仅要安于被统治地位，而且还要求他们对统治者尽忠尽孝。程朱理学还提出了妇女贞操问题，程颐甚至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历代受礼教毒害的妇女不计其数，仅安徽休宁一县，有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据《休宁县志》）。传主在《懦林外史》中对此都有形象的描绘和深刻的暴露。
首先，《儒林外史》不少情节都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及此，认为作者以"尽孝"来否定"尽忠"。其实并不全然如此。尽管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一再倡导忠孝，鼓吹移孝作忠、忠孝一致，但忠与孝的矛盾自来就存在。为了调节尽忠与尽孝的矛盾，统治阶级曾设计了种种的权宜之计，如夺情即其中之一，《礼记·曾子问》即说"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但"金革之事无辟"。《儒林外史》中王惠、金东崖曾出谋划策为荀玫匿丧不报，请求周司业、范通政"保举""夺情"，这两位进士出身的朝廷命官居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可以酌量而行"。事虽未谐，却已然暴露了这些"朝廷支柱"热衷功名利禄而不克尽孝道的丑恶嘴脸。至于忠与孝的矛盾，如郭孝子千里迢迢寻父，可谓大孝之人。然而其父原任南赣道王惠，却是因降顺反叛朝廷的宁王朱宸濠而畏罪潜逃在外的。对明武宗朱厚照来说则是大逆不忠之臣。传主对郭力又多所肯定，这正显示了忠与孝的矛盾。又如萧云仙之所以家居，则是因为其父萧吴轩"年老"，自己要尽孝养之责，"不敢远离膝下"。对于他的孝行，其父并不赏识，反而责备他"贪图安逸"，"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云仙无奈，只得"前去投军"以尽忠朝廷。
可是萧云仙尽忠朝廷的结果，却似"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并未能"挣得一丝半粟"以"孝敬父亲"，尽忠的结果并不能尽孝。
反之，如果不是被迫追赔回家，就不能为其父送终，就不能"尽哀尽礼，治办丧事"。在萧氏父子故事中，忠与孝的矛盾可谓严峻至极。小说中，传主越是以赞扬的笔触去表彰那些忠孝节悌之士，倒越是深刻地暴露了这种道德观念的不合理与相互矛盾。例如，余大为了谋取钱财安葬先人以尽孝道，却去私和人命收受贿赂；余二为了克尽悌道，却蛮缠地掩饰乃兄罪行，居然置朝廷法令于不顾。而传主于此并未置一词，反表彰他们的"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并且在回目上大书"余明经把酒问葬事"、"敦友谊代兄受过"。
这些描写，尽管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出之，但在客观上却无形地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破绽百出，甚至产生了某些与统治阶级原来意愿相反的结果，这无疑也是对这种道德观念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封建道德虽然是为了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毒害广大劳动人民而设计出来的，但只要有可能，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并不恪守他们所制定的道德规范。《儒林外史》中也反映了这样的现实。高翰林就公然宣称"敦孝悌、劝农桑"只不过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并不可认真对待。一向认为"无兵无粮，为甚不降"的鲁编修，不但被萧柏泉一流士人看成"言论风采""是个正经人"，而且还被朝廷拔置高位，竟然"开坊升了侍读"！这些描写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非全部烙守封建道德，愚忠之人固然存在，但更多的成员只不过在不损及个人功名利禄的前提下尽忠而已，一旦功名不遂、损及自身时，忠君之忱就抛置一旁。不仅忠君之道如此，在传主笔下，所谓孝道亦复如是。抚院差人郑老爹因温州姓张的兄弟三个秀才，为争夺家产吵得老父不安一事叹道："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此时尚未发迹变泰的匡超人听了此话后不胜感慨他说："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与孝密切相关的悌也与此相似。匡超人的三叔为争夺匡二之父的居屋，居然"下一个毒"计，强行低价购买，"三五天一回人来催"，逼迫卧病的乃兄迁让。如果说匡二的三叔要乃兄让屋还用些心计，那么严贡生在乃弟身亡以后，则以更直截了当的强占手段，面目狰狞地公然逼迫弟妇让屋。这就是封建孝道的实况。
再次，《儒林外史》中对那些高谈阔论性命之学的伪道学家的嘴脸，有着极为生动的勾勒和深刻的揭发，暴露了他们口是心非的虚伪面目和卑鄙龌龊的丑恶灵魂。甚至可以说，吴敬梓对这些伪道学家的憎恶更在那些公然违背封建道德的土绅之上。高翰林、鲁编修之流尚是公然敞开他们丑恶灵魂的奥秘，而那些伪道学家却用堂皇的语言将他们的卑污的灵魂装饰起来，因而更令人厌恶。例如，举人出身的退职知县张师陆劝说丧母的举人范进出去"秋风一二"时，范举人原有些犹疑，表示"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举人却回答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于是两个举人双双出去"秋风"了。张举人借以说动范举人的"礼有经，亦有权"也有根据，朱熹在《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中说："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当事之常而守其经，虽圣贤不外乎此，而众人亦可能焉。至于遭事之变而处之以权，则唯大圣大贤为能不失其正，而非众人之所及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吴敬梓于此节描写中嵌进朱熹的故事，固然嘲讽了张师陆的言伪行污，同时对理学大师朱烹也是一种调侃和不敬，他的言论居然成了张师陆之流的遮羞布，这本身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至于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范进居丧不用银镶杯著而大吃虾圆子，正与此相类。严监生为其兄严贡生了结官司病死以后，严贡生方才得以安然回乡。但贡生却振振有词他说："??就是我们弟兄一场，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真是厚颜无耻。在"为朝廷办事"的美名下，掩盖了多少丑行，严贡生如此，匡超人亦如此，用"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着朝廷的赏罚"为借口不去探望往昔的恩人潘三，以掩饰自己的忘恩负义。至于王德、王仁在妹夫议立偏房时，未见银子之前"把脸本丧着，不着一声"，及至收受了银两，立即"义形于色"，但却又以"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功夫"来掩饰自己的贪婪无耻。敏轩毫不留情地撕去他们虚伪的假面目，暴露他们丑恶的真嘴脸，从而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和巨大的抨击力量，令读者在惊奇之余予以极度的厌恶，从而使得伪道学无处藏形。此外，《儒林外史）中还描绘了一些受到封建礼教毒害的士人，他们笃信程朱理学，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劝导别人恪守。他们是受害者，但并不自觉；又去毒害别人，但却以为助人。这些形象的出现，可以说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揭擿，较之刻画高翰林、鲁编修之类公然违背封建道德以及范进、权勿用之流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言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表明礼教和理学对士人毒害至深至巨！最典型的人物莫过于马纯上与王玉辉了。马二先生是一个"补廪二十四年"的老秀才，并未能从科举谋得功名利禄，但却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人做举业。在他的教导之下，只是把"名士"蘧公孙造就成"选家"，把农家子弟匡二"教诲"成儇薄小人而已。另一个受到程朱理学毒害而又去迫害他人的则是王玉辉，他是六十多岁的"迂拙的人"，又做了"三十年的秀才"，但依然功名不就。家中既无恒产，子女又多，生活极端"清贫"。可是却立定志向，要纂写礼书、字书、乡约书以"嘉惠来学"。他解释自己所著的礼书是讲"事亲之礼，敬长之礼"，乡约书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由此可见，他时刻想的是如何以自己身受的封建礼教去毒害群众，而在他看来却是"劝醒愚民"的善举。可悲的是，他的"三姑娘"首先受到他竭力宣扬的礼教的毒害，成为他的"善举"的牺牲品。对其女"殉节"活活饿死，他不仅毫不悲伤，反而"仰天大笑道：'死的好！
死的好！'"。他还认为"只怕我将来不能象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这种矫揉造作的反常表现，实足以暴露理学杀人的血淋淋的罪行。当然，王玉辉毕竟是受害者的亲生父亲，自然有些"心下不忍"而"转觉心伤"，但却始终未能认清杀害女儿"凶手"的真面目，仍然向邓质夫夸耀女儿的"节烈"行为。这正如稍后于吴敬梓的进步思想家戴震所揭示的那样："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
总之，传主吴敬梓不但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而且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他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擿。这是由于举业与理学互为表里构成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所致。因而揭露科举弊端为重要内容的《儒林外史》，在嘲讽"无凭"的举业的同时，自不能不对"伪妄"的"程朱的学问"有所讥刺。尽管传主在暴露它的虚伪面目时还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却无疑是具有了发聋震聩的巨大作用的。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并没有发展到与之完全决裂的地步，他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这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相当严重的"内伤"。
《儒林外史》这种"内伤"首先表现在他只对礼教的虚伪有所抨击，而对礼教的本身却并没有嘲讽，他只是反对假道学、真小人，而对所谓的"真儒"、"贤人"则是竭力赞扬表彰的。吴敬梓特别赞赏所谓的孝悌君子，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就是一个至性纯正的孝子，母亲死后"负土成坟，三年苫块"自不必说，更其难得的是牢记母亲"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的遗言，终老会稽山中。至于小说中其他几个正面人物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人，用武书的话说都是"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真儒"虞育德一生行善，积累了许多"阴德"，其中一桩就是用自己辛苦教学得到的束脩，救济了一个无钱葬父准备跳水自杀的"庄农人家"，以赞助其"孝心"。杜少卿更其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这些"君子"的孝行，传主是以赞扬的笔墨去描写的。不仅如此，甚至为了肯定余大先生安葬先人的孝道，传主居然原宥了他私和人命的罪行。对于封建道德的另一核心"忠"，吴敬梓也未曾否定。萧吴轩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将忠与孝并举自不必说，郭孝子也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可见传主并不否定"尽忠"。至于杜少卿虽然辞去征聘，但其实他也主张士子应该报效朝廷，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庄绍光尽管辞爵还家，同样也主张"地方官办事"应该"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他们之所以辞聘、辞官，杜少卿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则是因为"臧仓小人"作怪，"看来我道不行了"才"恳求恩赐还山"的。由此可见，他们完全是按照"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家思想迸退的，而并非是对忠君之道的否定。吴敬梓对悌的重视也是显然的。如以赞美的笔调写余大、余二"弟兄两个，守着祖宗的教训，闭户读书"，和睦相处。当余大因私和人命一案发作，余二却揽在自己身上蒙混过去。传主对这种悌道的表现大加肯定。但在作品中可以肯定的悌道描写实在太少了。相反，倒可看到兄弟之间失和的大量情节，如严大位与严大育之间、匡大与匡二之间、施御史兄弟之间，他们或觊觎兄弟财产，或以势利眼光相处，或因嫉妒功名而生事端，大都有违于梯道。这种情节的大量出现，也和敏轩早年出嗣为人子、家产被族人所夺的经历有关，并不足以证明他对悌道的否定。相反，它正可以表明传主对违背悌道行为的谴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悌道也是肯定的。至于节烈，传主固然描绘了"三姑娘"殉夫自杀的惨剧，在客观上起到暴露礼教杀人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着讽刺王玉辉"伪妄"的用意。在另外一些情节描写中，他似乎也并非截然否定节烈，如书中的"真儒"虞育德就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资为武书的母亲"节孝的事"请求"旌表"。由此可见，传主对礼教的本身并没有彻底否定。他所嘲讽和鞭笞的只是一些士子在遵守礼教时所表现的虚伪而已；他反对的只是假道学，却肯定了真儒者。
不过《儒林外史》中毕竟存在着暴露和批判封建礼教的虚伪和不合理的内容。这是由于传主的思想中固然有着维护封建道德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满封建礼教的一面（至于他的世界观中这种进步因素的产生，前文已有专门论述，兹不赘言），这才使他有可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封建礼教的虚伪与不合理，作出形象的描绘，并予以暴露和抨击，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其它阶层社会成员的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当然以各类士人为最多，而且占据主要场景的也是各类士人以及兼有士人身份的封建官僚和地主豪绅。但作品中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其它社会阶层的成员，如僧道吏役、星相医卜、戏子娼妓，甚至裁缝菜农等人，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兹就涉及传主思想和小说内容较多的人物情节略加分析。
一类是盐商典当生活。
《儒林外史》中出现了众多商人，例如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的仁昌典方三老爷、仁大典方六老爷，庄濯江也曾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高要县的赵老二、芜湖的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有芜湖的牛老爹，杭州有景本慧的头巾店，南京有开绒线店的张国重、开香蜡店的王羽秋，书店则有杭州的文瀚楼、嘉兴的文海楼，苏州人凌风更去五河县开设糟场。至于依附商人和手工业主而出现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则有：南京的房牙子，杜少卿、鲍廷珠等先后在南京祖赁住房都要找他们介绍经手；买卖土地的中间商人，如兴贩行的行头成老爹就想为虞华轩购进土地以从中牟利；扯银炉的有赵老汉；刻字的有郭铁笔等等。至于茶馆、饭店、戏行、妓院更是随处多有。一些店家既经营商业交易，又可招待食宿，如匡超人就寄宿在杭州文瀚楼书店，沈大年也在扬州盐商大丰旗下店吃住；有的商人还可先取货后结帐，如南京报恩寺门口的聚升楼，就为季恬逸三人垫用伙食用费，"一日要吃四五钱银子"，"又赊了百十桶纸来"给他们印书。
但是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意刻划的乃是安徽籍而在扬州行盐兼设典铺的商人，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及其座上客，大都是原籍徽州而来两淮行商的。甚至这些盐商延致的清客也大都是安徽人，如牛玉圃"本是徽州人"，辛东之也是被扬州盐商河下兴盛旗冯家"从徽州请了"出来的，等等。这也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据《姚司马德政图叙》所记，当时"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数十户，蓄资以七八千万计"（《从政录》卷二），徽商在扬州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何况传主生活的时代与扬州盐商发迹的时代是一致的。清代康熙中叶，正是扬州盐商开始兴旺之日，而在吴敬梓晚年也就是乾隆年间，扬州盐商更是声势煊赫、盛极一时。传主曾几度前往扬州及仪征、淮安一带纵游，去扬州主要是在卢见曾幕中作客，因而必然会与这些盐商有直接间接的接触，对他们的骄奢淫侈的剥削生活，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他们势利铜臭而又附庸风雅的性格，让我们了解到当时商人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的丑恶本质和恶劣影响，不但具有诗的价值，也有很高的史的价值。
吴敬梓首先在《儒林外史》中反映了盐商骄奢淫逸、糜烂腐朽的生活情景。如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家，将冬虫夏草当做菜吃，第七个妾生病用三百两银子买一味中药雪虾蟆。他家的花园，有高低的楼阁，成行的柳树；他家的厅堂，一进又一进，陈设一套又一套，极其华美富丽。另一总商宋为富也如此，家中设有药房，无事时"看着药匠弄人参"。他家的花园"竹树交加，亭台轩敞"，是一处"极幽的所在"。宋为富本人"一年至少要娶七八个妾"，甚至花五百两银子把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沈琼枝买来作妾。沈琼枝被迫为宋为富小妾一节，实际上是反映了号称"盛世"的康乾时期卖儿鬻女的惨象。乾隆九年（1744 年）九月，江苏按察使的奏报中就有这种实际情况的反映："近年以来，江省地方偶有偏灾，贫民小户日用桔据，往往割其所爱以救燃眉之急，或将幼小之儿典于巨室，或将己许之女鬻于富家。??致使穷苦小民，生当盛世，不免骨肉分离。"（朱批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甚至沈琼枝身价银五百两也是写实之笔。康熙四十六年王鸿绪的奏报中就记载了当时"侍卫五哥买女人一名，用价四百五十两"（《王鸿绪密缮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扬州的盐商如此，其他各地的盐商也无不如此。五河县的方盐商其剥削所得，不仅用于维持他们的奢侈生活，而且丝竹吹奏地将老太太神主送入节孝祠，摆威风、讲排场。这节孝祠又修造极其辉煌，祠前的尊经阁"盖的极高大"，特别是又修"在街中间，四周都望见"。支锷本是杭州的巡商，却"戴了方巾"，冒充秀才。这种现象并非少见，扬州大盐商万雪斋也是"头戴方巾"，"脚下朱履"，"手摇金扇"，俨然仕宦身份。
《儒林外史》中如此形象的描绘，正是当时现实情景的写照。其次，传主还反映了这些盐典商人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朝廷官僚、地主士绅有着相互依存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乾隆南巡扬州，当地盐商竭力奉承，"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连弘历自己"亦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高宗南巡遗事五则》，《国朝遗事纪闻》第一册）。对主管盐商的官吏，他们也经常以大量财物行贿。雍正时曾规定盐商馈送盐政"公务"银每年八万两、馈送盐运司"薪水"银每年四万两。封建朝廷也不会亏待他们，用允许他们"加价"、"加耗"以及"借帑"给他们等方式，予以实惠。封建官僚则对他们刻剥小民的种种罪行多方予以包庇，受其害者仍是升斗小民。虽然，如同传主揭擿科举弊端仅限于院试、乡试，而没有描写会试、殿试一样，他对盐商报效朝廷、迎奉帝王的行径也未曾涉及，但对于官商勾结、残害小民的黑暗现实，在《儒林外史》中则是有所描绘和暴露的，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的资本就是出自天长官僚地主杜府。在小说中，主管盐政的朝廷官员两淮运司荀玫把金东崖"荐在匣上，送了几百两银子"。盐商自己又会主动趋奉当道，如天长汪盐商要请县主吃酒，五河盐典商人方三、方六也要巴结知县、知府。这些盐典商人在给予当道以好处之后，当然得到庇护，五河县方家的仁昌、仁大典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但因为他们"又是乡绅、又是盐典，又同府县官相与的极好，所以无所不为，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厉太尊派季萑前来查访，但却被方老六把季萑请"进了书房门，讲了一天"；厉太尊的公子又与方老六一起坐上"极齐整的席"，又"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吃酒作乐，一天大事也就烟消云散。盐商公裕旗主人，"一张呈子送到德清县"，尽管"廪生挨贡"的杨执中尚是衣冠人物，但"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就将他"拿到监里坐着追比"。江都知县被盐商宋为富"打通了关节"，就一反前态，咬定"常州贡生"沈大年是一个"刁健讼棍"，命令两个差人押解他回乡。当然，如果遇到官位高的主子时，盐典商人也要败下阵来。例如德清县主虽然满足公裕旗店主的要求，将杨执中"寄监收禁"，但娄中堂府上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县主就"心下着慌"，不敢再行"追比"，用"几项盐规银子凑齐"亏空，"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释放去了"。盐商万雪斋尽管在扬州声势煊赫，然而他店中的朝奉押着盐船在江西彭泽县江面上被劫，告到县里，彭泽县主不去捉拿盗劫之人，反痛打船工、朝奉，直到他们求情告饶、主动撤回原呈才罢。因为这一公案涉及到他的官声政绩，而这位知县大人又一向以"本县法令严明，地方清肃"自居，"那里有这等事"发生！这两个情节正表明在清朝前期，尽管盐典商人势力有较大的扩张，然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阶级。盐典商人尽管与封建官僚、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可以任意刻剥小民，但却不能危及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再次，在《儒林外史》中传主还暴露了这些盐商尔虞我诈的剥削本质和伤风败俗的丑行。原先是杭州绒线铺商人的毛二胡子，在嘉兴开了个小当铺，又与陈正公合伙去南京贩丝。他劝说陈正公不如将贩丝的银两拿去放高利贷，可以坐收高额利息。陈正公被他说动后，一下了就被他诓骗去一千两银子。这一情节，不仅谴责了这两个商人剥削之残酷，而且也暴露了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本质。更使传主愤怒的则是这些商人伤风败俗、不顾廉耻的丑恶行为。在描写五河县糟坊老板凌风家"两个婆娘"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节之后，吴敬梓忽然加了一段插话说："五河的风俗是个个人都要同雇的大脚婆娘睡觉的。不怕正经敞厅里摆着酒，大家说起这件事，都要笑的眼睛没缝，欣欣得意，不以为羞耻的。"这就是更直截了当地谴责了这些商人行丑而不以为丑。同样，对于盐典商人"方六老爷""笑容可掬"地在尊经阁上陪着权卖婆嬉笑、权卖婆却公然"拉开裤腰捉虱子"的丑态，传主则让余大先生骂出："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其愤慨之情溢于言表。这些，都是传主吴敬梓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商人、特别是在扬州行盐、开典铺的徽商的实况，是他们生活情景的真实反映。
一类是戏曲演员生活。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戏曲演员的生活情景。传主从小就喜爱戏剧艺术，金两铭说他"生小性情爱吟弄，红牙学歌类薛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在《春兴八首）中，也有对早年"顾曲周公瑾，呼卢刘穆之"这种欢场生活的回忆。中年移家南京之后，在以诗文会友的同时，也曾"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移家赋》）。这样的"欢场"生活，虽然使他沾染了一些纨绔习气，但也使他对出身下层的歌儿舞女、戏子倡优的痛苦遭遇有所了解，并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在《老伶行》一诗中，传主对一位"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的演员的穷困暮年，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并以自己更为不幸的遭遇劝慰他："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对演员戏子如《儒林外史》中的鲍文卿的某些优秀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肯定、表彰。从《移家赋》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与"青钱学士，白衣尚书"一类的文人相互称道，"私拟七子，相推六儒"；另一方面又与"何勘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移家赋》）这样的演员歌女友好相处。何勘是有名的歌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刘禹锡还写有《与歌者何戡》一诗；车子，三国魏人，也是有名的歌手（见繁钦《与魏文帝笺》，《文选》卷四十）；红红，姓张，唐代名歌手（见《乐府杂录》）；黑黑，姓罗，唐宫人，善琵琶（见《朝野佥载）卷五）。传主将他们与文人学士相提并举，平等对待，并在小说中反映了他（她）们的生活情景。
南京的歌儿舞女大都聚集在秦淮河两岸，传主在小说中描写的南京是："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萧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
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这与珠泉居士在《续板桥杂记》中所记大致相同："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每当放船落日，??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河亭设宴，则选女优"派以生旦，各擅所长，装束登场，神移四座"。"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秦淮游肪??进自水西门"。由此可见，传主在《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确是当时秦淮河两岸笙歌不绝的真实景象。
歌儿舞女聚集之所也常常是梨园子弟所到之处。小说中记南京梨园的分布情况是："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淮清桥正在传主吴敬梓"秦淮水亭"附近，靠近东水关；水西门则靠近西水关，离传主生父吴雯延寓居的丛霄道院不远，是他足迹常到之处，可以说传主生活的环境就是梨园聚集之处。
所谓"老郎庵"是戏剧行业的同行组织，对演员有统辖控制之权。小说中记鲍文卿所在的戏行"规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齐上了庵，烧过香，坐在总寓那里品出不是来，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一个字也不敢拗的"；戏行中由年长的"世家子弟"任道长，演员"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长说了，方才敢行"；约定演出，先要在总寓内挂着的戏牌上"写上一个日子"才行。这种行会组织有严重的封建性，常由戏霸头所掌握，成为剥削和压迫演员的工具。这种情况，不独南京一地为然，演员到各地演出，先要向当地老郎庵朝拜才能挂牌，例如扬州"城内苏唱街老郎堂，梨园总局也。每一班入城，先于老郎庵祷祀，谓之挂牌"（《扬州画舫录》卷五）。又如北京，崇文门外设立老郎庵的目的就在于"束脩其俦侣"，"有事则聚议之，岁时伏腊以相休息，举年资深者一人统司之"（光绪十三年北京崇文门外精忠庙《梨园聚议合碑））。从这些记载来看，《儒林外史》中所说的"规矩最大"，就包含有封建戏霸头对演员的控制和由他们所制定的清规戒律在内。
尽管戏曲演员身受沉重的压迫，但由于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市民阶层的迫切需要，戏剧行业仍然不断繁荣兴盛起来。传主在小说中记载的南京戏曲行业，仅"门上"和"桥上"（指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多达一百三十多个戏班，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他们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他的戏班子就到南京附近的盱胎、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就反映了当时南京各个戏班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有的戏班子逐渐衰败下来，例如文卿死后，鲍家的戏班子"消折了本钱"，虽有杜少卿接济也"不济事"。而其成员成份也就经常发生变化，如廷玺本是读书人倪霜峰之子，过继给文卿后，迫于生活的驱使，终于也干上继父这一行，甚至更不如乃父，由领班降而为清客。但也有的演员因此而发迹的如黄老爹、钱麻子，已经能与城里乡绅平起平坐。传主这些描写客观地反映了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作为研究清初南京戏曲发展的史料看，是弥足珍贵的。
《儒林外史》中还稍稍涉及到清代初期民间演戏的情况，在南京不远的五河县，盐商方老太太入节孝祠，尊经阁上"悬着彩子，摆着酒席"，在"方老爷家的戏子来了"一片声中，"戏子一担担挑箱上去"，在阁上"摆席唱戏，四乡八镇几十里路的人都来看"戏，尽管清代朝廷法令规定："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演唱佛戏之处，地方官不严行禁止，照失察夜戏例议处。"（《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二十九《礼仪制》）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上谕也严厉禁告："嗣后民间遇有丧葬之事，不许仍习陋风，聚饮演戏，以及扮演杂剧等类，违者按律究处。"（《雍正上谕内阁》卷六）但这些规定也不过一具空文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初的戏剧活动极为活跃，朝廷的律令对之也不能遏止。可惜的是传主对这种戏剧活动，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斥责，流露了他的陈腐观念。
传主还在小说中塑造了演员鲍文卿的形象。在鲍文卿的行事中，也可觇知传主的某些道德观念。在他的笔下，鲍文卿原是按察司崔某门下戏子，他与安东知县向鼎素不相识，只是因为敬重向鼎是个才子，才向主人求情，请求免参向鼎。向鼎得悉原委后非常感激，要重重酬谢他，他却坚决谢绝。鲍文卿对穷秀才倪霜峰也非常敬重，将他的儿子倪廷玺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并且"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不肯叫他学戏，送他读了两年书，帮着当家管班"，"比亲生的还疼些"。鲍文卿这些敬重"斯文"的表现都得到传主的赞扬。
不仅如此，吴敬梓还大力肯定他对"斯文"极其厚道。例如本是为了解决倪霜峰的困难才过继廷玺为子，却反送霜峰银子二十两；霜峰过世后，他还叫廷玺"披麻戴孝"，自己也"一连哭了几场"，这在宗法社会中是很难得的表现。又如向鼎请他们父子帮忙巡查考场，廷玺捉住一个正在传送夹带的考生要送去向鼎发落，他赶忙拦住，对这个考生说："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这种"厚道"已经有些是非不分了。但文卿的其它表现又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如安庆府两个书办托他向向鼎求情，答允送他五百两银子，他却严词拒绝，断然不受，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可见他厚待作弊考生并非不分是非，只是为了敬重"斯文"。这正反映了传主的思想矛盾：一方面自己是读书人，因而只要别人敬重"斯文"，他就全盘肯定；另一方面，敏轩又强调自食其力、洁身自好，主张自己挣钱，所以就表彰却贿行为。前一种思想有很大局限，而后一种主张颇有进步意义，要区别对待。
传主吴敬梓除了正面描写文卿种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以外，还通过向鼎之口来肯定文卿的所作所为，向鼎说："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比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还要高尚。把"戏剧行"看做"贱业"，虽是封建士人的传统观念，但传主同时却能充分肯定戏子文卿的好品德，认为他高出士人多多，并且在字里行间对与自己同属于一个阶级的士人的某些恶德也作了否定，这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当然，在鲍文卿这一形象身上也存在着传主的思想局限，例如对于鲍文卿受到封建意识毒害而具有的某些奴隶道德的表现，传主就十分欣赏并大加赞美。在吴敬梓笔下，他不敢与官绅士人同起同坐，认为"这个关系朝廷体统"，口口声声自称"贱人"，指责演员钱麻子、黄老爹"不安本分"，居然穿戴士绅服装，流露了落后的思想意识。传主这种态度，在塑造另一演员也就是文卿的儿子鲍廷玺形象时也有所表现。起初，吴敬梓对鲍廷玺的种种表现本无微词，但自从廷玺在父丧期间娶妻以后，即隐隐约约地表示了不满。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即指出传主态度的这一变化，说："观后鲍廷玺之为人，已远不及文卿，然尚知本分。奈娶此喇子（指王太太）以至半生颠倒"；"文卿虽有不必等满服之说，然此时去文卿之丧止半年余，廷玺自可以为辞，而无，如忽忘之矣。故纲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这正是所谓的春秋笔法。从此以后，廷玺的所作所为，言谈行事，在传主笔下大不同前，所谓"廷玺身份、口声全不似文卿了"、"竟似妓家帮忙及豪门拉马声口"（《儒林外文评》），传主的描写也随之婉而多讽、语含讥刺了。这与其说是鲍廷玺违背孝道，倒不如说是传主重视封建道德的表现。不过，《儒林外史》中出现了鲍文卿以及鲍廷玺等演员形象，就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客观地反映了南京梨园的一些情况，而且也通过对演员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传主自身的某些道德观念，可供我们作为全面了解传主吴敬梓思想的一些根据。
一类是下层群众生活。
传主吴敬梓自祖产被夺以后，家道中落，功名又不得意，生活日逐下降，特别是移家南京以后，甚至衣食不周。经济生活的拮据，使得他的社会生活也日趋接近下层。因此，在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许多下层群众，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景。在传主笔下，既有生活困苦的农民，也有地位卑下的市民；既有恶棍无赖，也有寄寓着传主理想的"奇人"。
以农民而言，传主在小说中虽然叙及不多，但在偶或点染的笔墨中，已将他们备受压榨、穷困无告的境遇烘托而出。农民王大、王小二兄弟二人是贡生严大位的紧邻，为一口猪走错了门户，严贡生先己敲诈了八钱银子，尔后又要勒索几两银子，王大没有银子，就被严乡绅打折了腿。佃户何美之让自己的"浑家下陪"着田主人僧官慧敏饮酒，看似佃农主动巴结田主，其实如果没有租佃关系，农民谁愿意让自己妻女侍人？常熟一个佃农，收获的庄稼"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病死无力安葬而跳水，幸被虞育德遇见相救，方免一死。佃农受到田主的剥削和压榨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当庄绍光受到嘉靖皇帝"内帮银五百两"以及"南京玄武湖"之赐，奉命返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之后，离开了京城，行走不久，即遇到一对因"穷苦"而死的农村老夫妇。这是"休明"盛世发生在京畿的事实！木耐夫妇原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冻饿不过"而去短路，幸得郭孝子资助从军而去。
年老者等死，年壮者短路。这就是"休明之治"的真相。
以市民而言，有测字为生的陈思阮、丁诗。陈思阮为陈和甫之子。陈和甫虽然也是"素善仙乩神数"的山人，但"并不在江湖上行道，总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衙门交往"，犹得充作"名士"。而其子却已沦落为一个摆摊测字的混帐人，甚至连老婆也养不活，终于去做了和尚。这既透露了时移世改的社会变迁，也反映了市民求生之不易。在小说中，传主还写了权卖婆、沈媒婆以及卖花的姚奶奶等几个女角色。她们在小说中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权卖婆与姚奶奶同为卖花营生，但在她们初登场时，传主将"权"直呼为"卖婆"，而称"姚"为"奶奶"，乃因权卖婆与方盐商有些"伤风败俗"的行为，而姚奶奶却是杜少卿夫妇游山的"陪客"。至于沈媒婆伶牙俐齿的谈吐，撮合成事的手段，都被传主刻画得活色生香，如在眼前。她们也正是依靠这种本领才能谋取钱财的。
无论在农村还是市井，当时社会上都存在一些恶棍、无赖，他们用种种卑劣及至残忍手段敲诈勒索平民百姓，甚至有一定身份的士绅，也得与他们相交互利。例如杭州开赌场的王老六，说合公事，参与买卖人口。至于学道衙门前的李四，专一为科考钻营门路，牵线搭桥，营私舞弊，曾经在吏部掌案的金东崖，为他的儿子金跃谋求秀才身份，也花了五百两银子托他找替身应考。而这些恶棍之所以得逞，则又是因为他们与衙门吏役相互勾结或本身就在衙门里充吏所致。如王老六说合人口买卖，是与钱塘县差人黄球、布政司衙门吏役潘自业一齐谋划的；李四为金跃进学一事，更是由潘三出面一手包揽的。至于穿门入户的卖婆一类人物，也经常与市井泼皮串通，讹骗钱财，如卖花的姚奶奶，作为杜少卿夫妇"陪客"时，尚未见其有劣行，可是一旦仪征汤二爷前来南京参加乡试、寻花问柳之际，她就与"几个喇子"将他"囮着"，后来见到汤大爷前来，从人又提着"都督府"的灯笼，才让汤二爷溜走。至于龙三，更是男扮女装，利用"私情事"多次讹诈南京南门外的僧官；而从金东崖口中得知，这个无赖龙三一直骗到京师，甚至吏部官员也受其拐骗。从这些描写中，可以觇知传主既对上层士子的生活情景、思想情操极为了解，对市井恶棍的卑劣行径、讹诈手段又十分熟悉，还对这两种人物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很了然。
传主在小说中还刻画了一群仆人形象，如来富、四斗子、晋爵、王胡子等。而这四个仆从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前二人为士绅地主之仆，后二人则是权豪贵族之仆。严大育是地主、监生，严大位是地主、贡生，来富与四斗子虽然为二严之家仆，但他们却瞧不起主人、特别是严贡生的"臭排场"，吴敬梓描绘这两个中小地主之家的仆人，目的在于以他们的眼、口揭露出二严的种种坑人、诈人的劣行。至于晋爵、王胡子在小说中的作用，则又与来富、四斗子不同，他们分别为娄、杜二府的仆从，地位介于奴仆与管家之间，可以替主人"办事"。而娄府现时主人系中堂之后，杜府现时主人则为状元公之后，娄、杜二府的声望地位大大高于严氏弟兄。此外，二严同为传主所唾弃的角色，而娄三、娄四公子与杜少卿，则并非敏轩所鄙视的人物，而是传主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的形象。因此，在叙及这两个仆从时，只是谴责这两个仆人本身，而并不是借仆人讥讽主人。相反，倒是在不同程度上抨击仆人背主的恶行。例如晋爵奉娄三、娄四之命去营救杨执中，他只送了二十两银子给书办，倚仗着娄府声势即把事情办妥，"笑纳"了主人"七百多（两）银子"，中饱私囊。杜少卿的管家仆从王胡子"就更坏了"，串通一批清客侵吞杜少卿家财，从中渔利。当少卿卖去了田地房产移居南京之际，他"在路见不是事，拐了二十两银子走了"。虽然，小说中的杜少卿对王胡子的逃走，只是"付之一笑"，但在现实生活中，传主对"奴逃仆散"（《减字木兰花》）的境况，还是感慨良多的。
不过，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传主坠入市井下层之后，并未仅仅看到下层群众中有一些泼皮无赖、恶棍霸头，同时也看到穷苦群众中更有不少洁身自好、自食其力的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可贵的品质，而传主吴敏轩终于将所探求的理想寄寓在他们中间，饱含激情地写下了"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这一情节。虽然，在整部小说中它仅占一回，然而无论从作品的思想意蕴还是从传主的理想追求来说，这一回书却是极有份量的。所谓"述往思来"，即是总结过去、瞻望未来。此回书一开始，传主说"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表示一个旧时代的过去；"那知市 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物，又是出自"市井中间"即下层群众之间。这明确地表露了传主的探寻目光，已全然从同阶层读书人的身上转移至下层劳苦人民之中。这对生活在旧时代而又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传主所具体描写的四位"奇人"是在寺院里安身的季遐年，卖纸火筒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季遐年写得一笔好字，王太下得一手好棋，盖宽画得一幅好画，荆元弹得一手好琴。他们依仗各自的技艺谋生，自食其力，因而就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敏轩借用荆元的一番话表达了自己的做人理想："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是一个觉悟了的知识分子的心声。传主吴敬梓通过他一生的追求，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之下，终于有了这样的觉悟。自然、在他的笔下，这四"奇人"身上仍然留有某些文士习气，但是传主毕竟不是出身于穷苦群众的作家，而能在他的创作中如此肯定这四位"奇人"依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的品格，这无疑是传主在郑重宣告与过去企望从仕途谋求出路的旧我决裂，是传主思想认识的极其有意义的一种转变和进步。特别是敏轩在此回书中打乱了四"奇人"所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通常序次，而将体现"琴"的荆元放在最后来叙写，又添写一灌园的于老者做为荆元的知音，用意是十分深刻的。敏轩在《左伯桃墓）一诗中曾经歌颂"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而据顾云所记，传主晚年"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盋山志》卷四）。小说中灌园的于老者为"奇人"的知音，这不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现实生活中的敏轩为"市井奇人"的知音么？由此看来，传主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描绘了一系列的下层人物，不仅让我们看到康雍乾"盛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情景，而且也让我们了解到传主思想发展的轨迹，以及他的社会理想的发展变化和具体内涵。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产生于我国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儒林外史》，不仅以它深刻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及其评价著称于世，而且还以它创新的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为世人所珍视。在艺术表现方面，《儒林外史）显然具有多方面的鲜明特色，兹就其主要方面略为评说。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杰出的讽刺艺术，与十七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成就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鲁迅对之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它产生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即在以后，这样"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因此，对这样一部小说的杰出的讽刺艺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此处仅就其主要之点略作阐说。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着鲜明的目的，它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中从《诗经》开始的"美刺"传统，以讽刺实行挽救，所谓"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与外国的讽刺文学比较，其用意也颇相似，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也在于挽救被传主所嘲讽的一群。自来的评论者也都指明这一要旨，如闲斋老人序中就认为《儒林外史》可以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时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评该书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萲更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续小说闲评），《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评论都说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传主同阶级的读书人。如前所述，吴敬梓讽刺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改善，"指擿时弊"是为了消灭时弊。为了达到消灭时弊的目的，传主无论对否定人物还是肯定人物，只要有"弊"，便都有所嘲讽。对那些基本否定的人物所进行的嘲讽固然辛辣、无情，但却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例如在传主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泰伯祠活动，参与者就有他嘲讽过的人物，如热中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冒充名士的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苇萧，书办恶吏金东崖，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荼也厕身其间。现实的情势只能这样，这是传主所无可奈何的。时代、统治秩序和传主自己的艺术认识也不容许他虚构出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来。他对否定人物的嘲讽请参阅下文，此处从略。对于肯定人物，他也并非全是歌颂，毫无嘲讽。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十全十美"的完人，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与传主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 年）就说"在我的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因此，"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写这种人"（《汤姆·琼斯》卷十）。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中的肯定人物也并非全是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前人评论就指出"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觚庵漫笔》）。既然不是"完全人物"，传主对他们的不"完全"之处也有所嘲讽，只不过遣词委婉而不辛辣，笔触隐藏而不显露。例如他细细叙写了杜少卿不知择友而交，与臧荼、张俊民之流饮酒作乐，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使用，以致家产荡尽，这正表现了他全不知人情世事的世家子弟性格。杜慎卿说他"最好做大老官"，平步青认为这正是传主的"自嘲"（《霞外捃屑》卷九），是颇有见地的。再如写庄绍光，他前天晚上在客店中与萧昊轩高谈阔论，还指责"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次日清晨上路不久就遇到"响马贼"，他却被吓得"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卧闲草堂本批语说："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就透露了传主在调侃之中夹杂着委婉的嘲讽。仅以此而论，敏轩虽然对他们的主流方面充分予以肯定，但也委婉地嘲讽了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就是对于虞育德这一"上上人物"（金和《儒林外史跋》），传主虽然运用了许多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他，主观上竭力企图将这"真儒"的德行充分表现出来，可是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只是姑息纵容了无行的士子，从客观效果看，虞育德也只是一个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滥好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矛头不但指向传主所否定的人物，也指向传主所肯定的人物，即连他用理想化手法所描绘的"真儒"虞育德的行为，在客观上也让读者感受到讽刺意味。而吴敬梓之所以对肯定人物也有些微的嘲讽，目的在于他竭力希望这些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礼乐文章"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当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至于对否定人物的讽刺，尽管异常辛辣，但依然是切盼他们改正。但正如鲁迅所说："??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如此，不但传主吴敬梓笔下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连他笔下的肯定人物也存在许多"缺点"。无论是他所肯定的还是所否定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不可收拾"的士子。传主对他们的讽刺（虽有委婉、辛辣之分）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传主那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吴敏轩经常运用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方法，使之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后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传主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也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开出一大篇帐来，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连，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讹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其操守之卑污不问可知。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了娄三、娄四两公子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
久等不来，扫开革囊一看，却只是六、七斤重的一个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料，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交接匪人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先后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新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中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十分相配，志趣各异，岂能"吉利"？传主在他们的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情节，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小说中也有不少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之处，这种情况极易被误为是纰漏和赘笔，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这原是敏轩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传主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也讽刺了杜慎卿好女色的卑污行径。有时敏轩又不惮词费，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颇为慷慨。但传主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师陆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敏轩就以他后来为了"打秋风"的目的否定他先前的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敏轩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敏轩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传主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传主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总之，冷嘲热讽，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传主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互相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了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小说中还有不少相互胡吹乱捧的描写，这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眼里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传主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了别人。万雪斋宴席上，许多盐商争相夸美自己的家乡徽州，"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在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凑趣："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这诚心诚意的献媚却戳痛了"雪翁"的疮疤，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僮"老底来。于是，一场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为不协调，敏轩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吴敬梓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从而鞭辟入里地表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他们矫揉造作的外表，常常是内心空虚的流露。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宦成奉主人之命前去邀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高白夏布孝帽"，及至他应邀来到湖州，刚进城门，这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奇特的穿着遇上奇特的动作。在敏轩的戏笔中却寓有深意：权勿用哪里在守"孝"！请看下文，娄三、娄四宴请时，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肴馔也还用些"；后来又因被人告发曾奸拐霸占尼僧心远一事而鎯铛入狱。在佃户何美之"浑家"的眼中，范举人夫人的外貌是："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样描写举人夫人的外貌，实际上也就流露了对举人身份的不敬。马二的迂腐、空虚，通过他对匡二的劝导表现出来，他劝匡二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这种夫子自道，说得越恳切，人物的灵魂也就暴露得越深刻，而作者对科举制度毒害世人的鞭笞也就越发有力。
吴敬梓还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伕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蘧公孙"三二百两银子"。敏轩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玫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回目与正文，是经过敏轩精心安排的，两者相互配合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讽刺效果也是一端。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才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朋"，传主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士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此一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正文，讽刺了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满服就娶一房媳妇。但传主对廷玺未能守制极为不满，二十六回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没有正面指责此事，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步变化，完全违背其父文卿做人之道，成为一个帮闲清客，传主用语也就多含讽刺。盐商方老六与权卖婆站在尊经阁上一处说笑，"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传主在正文中突出这一丑恶的画面，予以辛辣的讽刺；回目则为"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严峻的谴责。回目与正文，两两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达到讽刺的目的。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传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范进成了举人，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是口口声声"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如神般的敬重，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分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倨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人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传主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
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显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儒林外史》中常见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称"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将巡商支锷"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这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传主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有意不让他们的丑恶嘴脸一下子暴露出来，而是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再象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让他回乡事亲攻读，匡超人十分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二先生为之"大喜"。但此时匡超人才二十二岁，而马二先生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该拜其为师，却只认为"盟兄"，传主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他为人"乖巧"，心情刻薄。然后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逐步地暴露他的丑恶灵魂，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二先生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已透露了他的悭吝性格，然后才写他因"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贵，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都能曲尽其妙达到讽刺目的。
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联系他们过去的遭遇，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由悲而喜，喜极发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优，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可知。杨执中客座中对联是"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有时，突出人物偏陋狭隘的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把他的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冷冷着笔，读者都为之捧腹。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段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是非常切当的。
（二）《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在中外文学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位伟大作家的别出心裁的构思，他的再现生活的艺术结构，帮助他的作品在思想或艺术方面取得独特的成就，但在当时或后来某一时期却不为人所理解，甚至遭到诟病和诋毁。然而，在历史的筛子长期筛选之后，它的价值终于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法国杰出的作家巴尔扎克在他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出版时，曾请当时的名记者和小说家菲力克思·达文替他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由巴尔扎克亲自参与下写成的序言中，达文说："巴尔扎克先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实现了他的《风俗研究》，这部分作品不愧是社会的全面确切的画像。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因为他提出要从人的生活的各种场合来描写他；从各个角度来刻画他。"其目的在于"揭示那不断瓦解、不断重新组合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威胁人的，因为它本身就受到威胁；总之，把社会的成分一一重建，以获得社会的整体。这样一个充满着详尽与耐心的分析的精细的作品，必然在很长的期间会停留在不完全的状态中。"因而作者巴尔扎克也就必然要"听任短视的批评家指责他没有逻辑、没有固定的计划与风格，而事实上他不得不四面八方都探索一下，才能勾画出它的基本轮廓，不得不试用一切风格才能描绘出一个在细节上如此丰富的社会，不得不虚构一个故事以适应一个为虚伪渲染得越来越深的文明的变化无常。人是细节，因为他是手段。"巴尔扎克自己也曾对达文说过，一个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表达鲜明的目的，才能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地位。这样，"只作为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伏尔泰与马里乌斯一样，是一种思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他自己也同样认识到，这种努力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为人所承认，他说："在你能与读者中持有健全的见解而善于判断你的大胆的事业的人成为知音之前，你必须久饮痛苦之杯；你必须容忍别人的嘲笑，忍受不公正；因为有见识的人的无记名投票（通过这种投票你的名声才能受到推崇）是一张一张地投来的。"（达文《巴尔扎克〈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巴尔扎克（1799-1850）这种"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的创作构思，以及他所估计的可能遭到的种种非难，颇使人联想起早于他一个世纪的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时的独特的构思--结构艺术的命运。
在《儒林外史》流传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从目前所可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清嘉庆八年的卧闲草堂本算起），很少有人对它的结构艺术有所非难。大约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人对这一独特的结构表示不满。《缺名笔记》的作者首先说："《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自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何以明其然也？将谓其以人为干耶？则杜少卿一人不能绾束全书人物。将谓其以事为干耶？则'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所引）指责《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这种看法，在当时是产生一定影响的。胡适在论及《儒林外史》的结构样式时，就发表了不少与此类似的意见。他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胡适甚至认为它不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为"《怪现状》的体例还是散漫的，还含有无数短篇故事；但全书有个'我'做主人，用这个'我'的事迹做布局纲领，一切短篇故事都变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见或听见的怪现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卷二）。胡适的非难与《缺名笔记》的指责是一样的。鲁迅在有关著作中曾对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论及《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时，虽然并不同意《缺名笔记》作者以及胡适的见解，但又没有能完全排除他们的影响，例如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又如说它"是断片的叙述，没有线索"（《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紧接着这两段评论之后鲁迅又有肯定的意见，但这两段话实在含有一些贬意，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此后，在某些论著中依然存在着对《儒林外史》结构的非难。自然，也有些论著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就充分予以肯定。还有一些论著对它既有肯定又有否定，否定的意见，大体与《缺名笔记》所说类似，但却增加了对祭泰伯祠一节的指责，认为这一节描写没有"必要"，因为"前面不少重要人物都不可能来参加祭泰伯祠，这样贯串全书的作用就不大了"。由此可见，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论，至今意见纷纭，这就有必要对这样一种艺术结构重新进行探讨。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这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文学作品的情节，无非是展现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的一种手段，没有人物当然也谈不上情节；而文学作品的结构，则是为安排情节、表现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从而更好地再现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一般长篇小说，特别是西方长篇小说，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成长史来完成，因而它的艺术结构必然要为展示这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服务。但这并不能概括所有小说创作的普遍法则。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艺术思维。例如，当有人向列夫·托尔斯泰问及《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时，他曾经回答道："我以建筑自豪--拱顶镶合得那样好，简直看不出嵌接的地方在哪里，我在这方面费力也最多。结构上的联系既不在情节，也不在人物间的关系（交往），而在内部的联系。"（见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下册）所谓"内部的联系"，实际上也就是作者对他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合乎逻辑的艺术思维。《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结构，无论在人物的分类、场景的配置方面都采用对照手法，将庄园生活的质朴与城市生活的虚伪做了对比描写，这正反映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对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由此可见，如何安排故事情节、展现人物性格，即所谓的艺术结构，是和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思维分不开的。因此，仅以《儒林外史》没有贯串全书的情节和统帅全书的人物为根据而不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对它的结构加以非难，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实，一部长篇小说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并不是所有的长篇小说都如此。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1811-1863 年）为他的代表作《名利场》所拟定的副标题就是"ANovel without A Hero"，即"没有主角的小说"（见《名利场》第六章），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意义的优秀小说。在艺术表现的领域内，应该允许作家有充分驰骋才能的自由，而不应该要求作家削足适履，按照一定的模式去仿造。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契可夫（1860-1904 年）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们的生活故事》，我把它写成许多各自成篇的故事的形式，由情节、思想、人物等的共同性而互相紧密结合起来。每一篇故事都有一个单独的标题。不要以为这个长篇小说是由许多小块凑成的。不，它是真正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人物都跟整个小说血肉相联，不能缺少"（《写给阿·谢·苏沃陵》，见《契可夫论文学》）。这对那些说《儒林外史》是由许多故事"凑拢"来的非难，无异也是一个很好的驳正。《儒林外史》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主角，但并不是象胡适所说那样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因为它的艺术结构，不是象一般长篇小说那样为展现主角的性格发展服务，而是为展现作品中一切能够体现作者思想的人物性格服务。这在文艺创作中也是完全允许的。俄国优秀的讽刺小说家果戈理（1809-1852 年）就认为："结构必须紧扣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或两个，必须接触到多多少少激动着一切登场人物的东西，每一个人在这几都是主人公。"（（作者的自白》，见《文学的战斗传统））《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正是"紧扣"作品中的"一切人物"，"接触到"作品中的所有情节。上面所引的这些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说明了以《缺名笔记》作者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仅仅以某些西方长篇小说（不是所有的）的创作法则为准绳，来范围《儒林外史》，并对之进行种种苛刻的非难，是完全不公正的。《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高度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说"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
传主吴敬梓是根据他自己对于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而选择这种结构样式的。美国学合林顺夫认为："小说的结构不仅仅是一种适当的文学技巧--这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们看待生活事件的方法。"（《〈儒林外史〉的礼及其叙述体结构》）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吴敬梓如何认识并摄取生活，必然要在《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上体现出来。自从闲斋老人在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以后，不少评论者都以为《儒林外史》的主旨就在于表现各种士人对待功名富贵的不同态度。诚然，生活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必然面临着如何对待功名富贵的问题，然而它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生活的全部内容。闲斋老人也只说是"一篇之骨"，并没有说彻头彻尾都是表现这一主旨。《缺名笔记》把这段话加以绝对化，说"'势利'二字，亦不足以赅括全书事情"，因而引起了一些争议。林顺夫则认为"这部小说的性质是??用'礼'当作小说结构的全部原则"，说"'礼'不仅对小说的结构来说是中心，而且也是作者的道德观念"。这种见解虽然有合理的部分，即作者的社会价值观决定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但是，在具体论说过程中，他仅仅全然从"礼"这一传统的道德观念出发，认为"吴敬梓用礼仪??当作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而忽略了文学作品毕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并不是某种道德观念的解说，忽略了传主的生活实践在艺术创作中最大的作用，"礼"的道德观念并不能反映敏轩的艺术思维全貌，以及他对现实人生的评价。因此，这样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
《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历史，是反映清朝前期广大知识分子生活面貌的长篇小说。传主通过对当时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写，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未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突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这里也不妨将《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作一简略分析。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串着以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着对知识分子生活遭遇的描写，传主又深入解剖了官场和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腐败、黑暗；受理学浸染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官僚地主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两者势力彼此消长不已。传主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吴敬梓失望。传主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在现实生活中另行寻求。这样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串全部作品，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
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的结构，除楔子与尾声之外，又可分成三大部分，吴敬梓将上述的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精心地分别主次，妥善地安排在这几个部分中。全书五十六回浑然一体。在第一回中，通过"楔子"以"敷陈"创作的"大义"，塑造"名流"王冕以"隐括"小说的"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卧本在"楔子"批语中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在"幽榜"批语中又写道："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就以《史记》、《汉书》来比喻《儒林外史》的结构特色。后来不少评论家也一再指出这一点，如天僇生说《儒林外史》这类小说"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确实是十分严密的，处处可见吴敬梓惨淡经营的匠心。
开始的"楔子"已提示了小说的全部情节。在那个时代，广大知识分子面临两种命运：一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沿着科举阶梯往上爬，成为朝廷命官、地方士绅；一是受到文字狱的迫害，以致家破人亡。前一类的士人如危素、时知县；后一类的士人，敏轩在"楔子"中虽然没有塑造出一个具体形象来，但对这类士人的苦难命运，已有十分明确的暗示。这一回中还有巴结前类士人的七泖湖边三个未写出姓名的客人，他们愚昧无知、又热中于攀附权贵，这又预示了作品中后来三湖之会的情景。除却这两类士人以外，敏轩又重点突出地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提倡以礼服人的理想人物王冕，使之成为全书正面人物的楷模。又通过王冕的眼光，探视了社会上一片混乱的情况：黄河决口，百姓逃亡，官府又不管，直是一幅世纪末的景象。面对这种天下大乱的现实，即使是有理想、有操守的人物王冕，也束手无策，只能隐居在会稽山中终老。可以说，"楔子"中显示的这些画面，无异是整部小说情节的浓缩，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尔后的正文，只不过是将"楔子"中浓缩的内容点点融化，将现实的缩影徐徐舒展。而"幽榜"中的上谕点明"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奏疏中则指出"开乡会制科"是难以取用人才的，所谓"夫萃天下之人才而限制于资格，则得之者少，失之者多"；祭文中更说"资格困人，贤豪同叹"。这就表明要治理天下，首先要进用人才；但科举制度又限制人才的进用，以致人才虽有，也不能尽其所用。这又与"楔子"中王冕的慨叹相呼应，回映前文，所谓"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
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理学所毒害的一群士人。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大位、严大育）以及汤奉、张师陆之流为代表，他们或愚昧无知，或口是心非，谋得功名后则为贪官、为劣绅，更加为非作歹、盘剥百姓。接着，敏轩又写了三湖之会，集中地暴露那些功名蹭蹬的士人--名士、选家的嘴脸。而且三湖之会，每下愈况：莺脰湖之会与会者只是所谓的一些布衣高士、侠客山人。西湖之会，与会者大都是制艺选家，并且有头巾店商人景兰江参加，甚至盐务巡商支剑峰也戴着秀才的头巾冒充斯文与会。莫愁湖之会与会者更是不论，如僧官，如道士。通过三湖之会的描写，集中嘲讽了科场以外的一批热中功名、攀附权贵、而又风流自命、故作高雅的士子的丑恶灵魂。这两类士人的种种表现，实际上是相同的，都在追求功名富贵，只不过手段有所不同。他们之所以热中于此，传主归之于以四书、五经、八股文选拔士人的制度，即王冕所说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在这一部分中，也隐隐约约地表现了一些士人受到残酷迫害的现实情景，这就是"钦犯"王惠，他公开的罪状是投降宁王，深藏未露的原因则在于收藏禁书《高青邱集诗话》，这一情节在下一部分有所补叙交代。围绕着这两条线索而展现的吏治腐败、人民困苦，均有点染。此外，在描写封建官僚统治势力的同时，也反映了盐商典当逐步抬头的趋势，但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势力。
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在这一部分中，虽然前一部分中那些士人依然存在，但敏轩描写的重点却在于这样一些士人：他们不受八股制艺的牢笼，坚持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但最终理想破灭。沿着这一条线索，着重写了三个中心：主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为了写祭泰伯祠一节，从三十一回起逐步塑造了一些真名士、真学人、真儒者的形象，如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然后再引出主祭虞育德，可见敏轩十分重视这一节描写。因为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提倡礼乐、培养人才、有助政教。这是传主社会理想的具体表现，因而在结构上敏轩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卧闲草堂本批语就指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个大结束。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至于祭典中也有些"切切于"功名富贵的某些士人，看似"文不对题"，其实这正是"作者寓意所在"（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评》），表明传主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也感悟了某些士人，使得他们也来参与大典。如果说，主祭泰伯祠还只是倡导礼乐兵农理想，而萧云仙奏凯青枫城一节，则是写礼乐兵农理想的实践。萧云仙攻复青枫，修筑城池，垦荒地、修水利、办学堂、教子弟，都是体现传主理想的具体表现。天目山樵评语就指出："作者于大祭之后叙??萧云仙，非无意也！"并认为萧云仙能"坐言起行"，不愧为"儒者"。从作品情节发展来看，这一中心是继祭泰伯祠后的又一高潮。但是，吴敬梓在描写这两个中心的同时，又扩展他的视野，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朝廷上太保公掌权嫉贤妒能，分门立户；地方上文官武将办事都是虚应故事，贿赂公行。士人中如高翰林、唐二棒椎之流，更以"名教"为幌子，成为名教罪人。受文字狱迫害而入狱者有卢信侯，远逃他乡而死者有王惠。盐商典当的势力有所增长，较前一部分中出现的商人更为横豪。老百姓依然困顿异常，有农民无钱葬父、跳水自杀，有老夫妇贫困而死、无人安葬。传主让之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又被革职追赔。这就为情节发展趋向低潮作了准备，从而引出第三个中心：三山门送别。面对这样的现实情景，贤人虞育德也束手无策，敏轩只能让他离开南京，凄然而去。这是作品趋向低潮的开始，更是敏轩理想幻灭的转折。虞育德去后，杜少卿痛切感到"从今无所归依矣"，迟衡山深深叹息"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都表明礼乐兵农的理想己成过去。社会上那些假名士如季苇萧之流更是与官僚、盐商沆瀣一气，盐商典当势力更在某些地区、某些场合压倒了封建世家大族的势力，如成老爹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至此，第二部分中原为针砭第一部分中那些否定士子而出现的肯定士人，他们提出的理想以及付诸实践的努力，并不能改变现实社会的状况，甚至现实社会较以前更为腐败、黑暗，他们只能悄然离开舞台。
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描绘了第二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为不堪。虞华轩是这一部分中出现的肯定人物，如果说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萧云仙等人以礼乐兵农的倡导和实践来改变社会风气，那么虞华轩只是"激而为怒"式地亲自上阵与"五河的风俗"搏斗，显然不及虞、庄、杜、萧诸人。天目山樵在评语中说他"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深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就揭示了他不及前一部分中肯定人物的原因是由时势所致。至于前两部分中出现的热中功名富贵的科场人物以及社会上鬼混的假名士，在这一部分中的表现就更令人不齿。高翰林与万中书相互勾结，秦中书、施御史又和高翰林相互依傍，名士陈和甫的儿子陈思阮与丁言志争论莺脰湖之会以至相打。围绕这些人物的活动，敏轩更深入地解剖了这一个时期的社会真象：吏治愈来愈腐败，前一部分虽然也有贿赂行为，但还要暗通关节，这一部分却已沦为公开卖官鬻爵，所谓"有了钱，就是官"，例如假中书万里花了二千两银子变成真中书。盐商典当招摇横豪、伤风败俗，如方盐商大闹节孝祠，较之前两部分中的盐典商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势利文人如唐二棒椎之流，也顺着这一潮流巴结盐商典当方家、彭家，而冷落"诗礼人家"虞、余二府。寄寓着传主理想的泰伯祠，"壁上"已积着"尘灰"，"乐器、祭器"也被全部锁着，已无人问津。这就必然引起读者的深思，敏轩从而写出第五十五回"述往思来"。在这一回中，敏轩对既往的理想做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理想人物已成为历史陈迹，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去在市井小民中探寻理想，在"述往"的基础上"思来"，从而完成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儒林"为中心的社会画卷。至于"幽榜"则与"楔子"相映照，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首尾一致，成一整体。
整部小说虽然没有统帅全书的人物，也没有围绕主角的一以贯之的情节。但是，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得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的。当然，它只是不以书中的"主角"性格发展为依据，而是以传主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可以说，传主吴敬梓并不是企图塑造一两个主角，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过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让读者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无所不知的作者身份，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和探索他所认识的社会黑暗及其社会理想。在吴敬梓笔下，不同的社会生活面、不同的人物性格，都集中到生活在清代初期统治阶级实行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的广大士人身上，以与土人有关的科举、礼教为中心，广阔地指擿了社会的黑暗状况。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为这样的思想主题和创作意图服务，有着紧密的"内部的联系"，"是真正的长篇小说"。
综上所述，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可以同意胡适所说的是一种"新体"，但这种"新体"并未曾离开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非罕见，但同时又有传主自己的独创性。其次，这种结构样式已圆满地完成了吴敬梓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它的评价这一任务，形式和内容完全协调。因此，尽管整部《儒林外史》的结构中也有某些小疵，这是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也难以尽免的问题，我们不应对这种"新体"索瘢求垢，百般挑剔；相反，要充分肯定传主吴敬梓创"新"精神。至于后来谴责小说采用这种"新体"所产生的种种缺失，原因很复杂，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儒林外史》。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艺术
传主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形象又都有着显著的特征。
首先，《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具有时代特色。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不例外，他们不同于它产生之前、之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吴敬梓生活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晚期，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他长期生活和足迹所至的南京、扬州、淮安，以及《儒林外史》中写及的东南沿海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因此，《儒林外史》中也出现了不少商人、手工业者，特别是盐商、典当。而这些盐商、典当又与当时的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士人产生种种不同的影响。这就使得《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带有特定的时代色采，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士人形象。一般说来，传主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盐商典当的，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对这些不完全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商人十分鄙视。如杜少卿在家乡时从不与汪盐商之流来往，到南京后又大为赞赏把"盐商富贵奢华""视如土芥"的沈琼枝；虞华轩更被盐商而兼典当的方家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行为所激怒；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二人对糟坊老板凌风伤风败俗的家庭生活尽情嘲讽，等等。这都表现了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鄙薄盐商典当。不仅这样，作品中一些被敏轩经常予以嘲笑的读书人也看不起盐商、典当，如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是"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方中中的水晶（精）；辛东之无情地撕破盐商外面装阔而实际吝啬的假面具，骂这些"盐呆子，其实可恶"！尽管作品里正、反人物都看不起这些商人，但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能洁身自好以外，大多数的读书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盐商、典当。即如并不是敏轩所全然否定的人物余大先生，虽然看不起家乡的方盐商，但在他作客扬州时，却又寄寓在"河下卖盐的吴家"。至于传主所嘲讽的人物与盐商典当的瓜葛就更多，他们明明想从盐商典当那里分得一点残羹冷炙却又羞于承认，反装出一副鄙薄盐商典当的清高之态，例如牛玉圃就对牛浦说："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奈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这番话固然曲尽其妙地表现出牛玉圃的龌龊灵魂，但更重要的却是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这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除牛玉圃与万雪斋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外，小说中还描写了辛东之与扬州盐商河下冯家的关系、金寓刘与扬州盐商河下方家的关系，也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不少读书人依附盐商典当的现实。当然，象牛玉圃、辛东之、金寓刘这样的士子，他们最后依然生活无着、潦倒终生。但也偶有侥幸者，他们在发迹之前虽然依附于盐商典当，后来又从科举谋得一个出身。如高翰林从前做秀才时，就曾与万中书一齐在扬州投靠"盐务""诸公"。但他虽然获得了功名，隔了二十年后再次与中书相见时，却携着万中书的手离开众人，"直到亭子上去""悄悄的讲话"。可见当年他们在扬州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作品中还有些士人，起先与盐务诸公并无瓜葛，但在获得一官半职以后，却又与盐商典当交接来往，例如荀玫原来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田地广、粮食又多"的荀老爹的儿子，考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后，就与扬州的盐商相互过从，万雪斋客厅"慎思堂"金匾就是他写的。这也正反映了封建衙门与盐商典当相互勾结、彼此利用的关系。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他们生活在封建末世，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之家，虽然他们对这些盐商典当气焰熏天、盛气凌人的种种表现极为不满，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附于他们，而在口头上却又要表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这就使得这些士子身上除了具有封建劣根性之外，更增加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封建官僚，他们与盐商典当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这些封建官僚"钱可通神"的剥削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露骨。传主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这些特征，嘲讽他们可怜、可笑的一面，鞭答他们可憎、可恶的一面，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吴敬梓之所以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如此的特征，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的好友程晋芳就是盐商人家子弟，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吴烺曾去盐商家作客。在中年以后，吴敬梓曾多次出游于盐商集中地的淮安、扬州。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盐商典当的腐朽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寄身于盐商典当之家的大批清客--士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客观的解剖。这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都起了重要作用。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在否定人物身上还留有环境的印记。这些否定人物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因为人固然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文学作品不仅要描写人、描写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人与环境彼此作用的相互关系。历史上伟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大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传主也不例外，在《儒林外史》中，他以生花的妙笔，让读者看到那些否定人物之所以可恶、可憎；总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恶、可憎，他们之所以应予否定，也总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否定。他们肌体上的毛病和心灵中的污点，无一不是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毒害和浸染所致。敏轩力图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侧面描绘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他经常通过王德、王仁、周进、范进等为代表的个别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广大士人中的社会现象：正是清代封建统治阶级有意推行科举制度、尊崇程朱理学，才造成社会上大批这样胸无点墨、学问空疏、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伪道学、假儒生。特别是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不仅描写了男子攻读制艺、参加考试，而且还描写了大家闺秀的鲁小姐也热衷斯道。她从五、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读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制艺文也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以致她的父亲也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鲁小姐热中制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封诰"。对这种心理状态，传主还进一步通过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妇女表现出来：青楼妓女聘娘梦想嫖客陈四老爷"升授杭州府正堂"，自己也成为"官太太"与之"同享荣华"；再嫁的王太太，也认为鲍廷玺是个"武举"。自己可以象孙老太太那样"戴着凤冠，穿着霞帔"。这几个妇女的身份不同，但她们的希望却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在只有男子可以应试的科举社会中，居然有妇女热衷斯道，这一现象粗粗看来颇似特殊，但却更深进一层地鞭答了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毒害。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整个科举社会种种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敏轩所嘲讽的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首先是社会造成的。与其说敏轩存心要赋予这些人物以否定性格，还不如说敏轩只是如实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而这种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却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成为对他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绝妙讽刺与有力否定。腐败的社会造成否定的性格，否定的性格又促使社会更趋黑暗。
传主吴敬梓不是静止地表现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的。匡超人原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记帐，后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马纯上。马二劝他说读制艺、应科试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道路，并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在家乡又遭遇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案首、秀才。从此，他的气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势利嘴脸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其变化也真是快速之至。但他何尝真心感激、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为意，还远走杭州。及至赴杭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增长了小人见识，学到社会上假名士那些大言不惭、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盟兄"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为这个"恶棍"的帮凶。传主描绘了匡超人生活环境逐步变化的场景，从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堕落变质过程。他的否定性格之所以形成，正是他所生活、活动的社会环境所致。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以外，还有牛浦郎。传主叙"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郎一见牛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儒林外史评》）。牛浦的变质与匡迥的堕落极为类似，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相与的人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是存在于当时广大士人中的普遍现象。敏轩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个别事件，但却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传主吴敬梓除了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外，还通过对人物的生活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同是描写厅堂、花园，但对不同人物的"住宅"，传主用笔就不同。在他的笔下，盐商、典当、暴发户如万雪斋、宋为富、高翰林等人的厅堂花园就不同于天长杜府、五河虞府、湖州娄府等世家大族的厅堂花园。万雪斋的厅堂中虽然挂满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以及"课花摘句"之类的大小对联、金匾，但他在如此厅堂上接交的却是顾盐商一类的人物，忙的是"第七位如夫人"的病，既未读书耕田，也未课花摘句。这些匾额正好烘托出万盐商附庸风雅的习气，真是雅得俗不可耐。他的花园中尽管盖了"许多齐整房子"以及"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但是"塘沿略窄"，甚至窄到牛浦郎一不小心就"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受了牛玉圃的许多埋怨。传主突出这一细节，固然为表现"二牛"性格所必需，但塘沿窄到如此程度也正反映了花园主人万雪斋只是一个暴发户。宋为富的花园虽然"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但"彼人也不会赏鉴"，徒为虚设。高翰林的花园"倒也还洁净"，但迟衡山却以"只是少些树木"的评论来讽刺高翰林不修名节。在作品中，这些描写园林的笔墨，也是使得这些否定形象臻于完成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反，对世家大族的园林，敏轩总是用饱含感情的笔触一赞三叹地予以描绘。如描写五河虞府厅上的"一对料丝灯"，已经历了六十余年，至今"犹然簇新"，他还特地说明这"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并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赞美："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再如写湖州娄府的书斋，"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身临其境的人都"觉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颇为自得地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欣赏情绪。但与其说作品中这些人物或自我赞许、或相互颂扬，毋宁说是传主的赞美和颂扬。这些描写，既对封建晚期趋向没落的世家子弟性格的某一方面起了烘染作用，又表现了传主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一赞三叹中，显然夹杂着哀叹没落的情绪，而在哀叹没落的感情中又隐约地起伏着"犹有傲霜枝"式的孤高自许的感情色彩，既是赞歌又是挽歌。而这种描写，又使得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性格具有了与他们时代、家世相一致的特征。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不仅是科举社会的产物，有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其中的肯定形象还表露了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
颜元、李塨学说中的教育思想，极为传主所心折。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些肯定形象的身上也就大都留有颜、李学说影响的印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以兴礼乐，得到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的赞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的活动，更是得到"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南京的"大名家"的赞扬。可以说，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是《儒林外史》中肯定形象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当然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体现。
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这些人物形象，因而在刻画这些人物性格时，尽管对某些肯定形象的某些方面也有些委婉的嘲讽，但一般说来总是态度庄严、用笔庄重，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他们一生的重要行迹都表现出来，并且特别着重反映他们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和讲究文行出处的品德修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写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从他"七岁上死了父亲"写起，写他读书、放牛、学画；写他拒不接受"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邀请，却在家招待礼贤下士的吴王；写他孝顺母亲，恪守母亲教诲，终生不为官，最后病逝在隐居的会稽山中。写庄绍光，也是从他十一、二岁写起，在家著书、应召赴京、祭泰伯祠、回乡修祖坟。写杜少卿，不但写他平居的种种豪举，也写他侨寓的万般拮据，最后不得不离开南京去投靠在外地做官的虞育德。在描写这些人物一生行迹时，传主还运用侧写、反衬、补叙等手法，从各个角度强化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力图把自己的社会理想通过他们的形象完整的表露出来。然而，正因为传主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忽略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提炼情节、塑造形象，所以这些人物形象始终缺少血肉，颜面苍白。反不如传主刻画身边士人的否定性格那样生动活脱，他常常怀着强烈的憎恶情绪，让这些否定人物一个筋斗翻到前台来，快速地把他们的丑态推向读者，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随意点染，均为妙文。而那些肯定形象只是为了体现传主自己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缺少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由于影响传主世界观很深的颜李学说，尽管在明清之际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潮，对社会弊端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然而颜元、李塨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就显得迂阔不当，到了吴敬梓时代更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离开现实生活，仅仅依靠这种思想塑造人物，虽然能够表露传主的思想，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却是失败的。他们只能是传主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在这些理想人物中，虞育德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最为重视的。传主是将他作为"真儒"、"贤人"来对待的，因而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运用了不少理想化的手法，使得这一形象在理想人物中尤为突出。吴敬梓先专门用了一回文字集中写他的小传"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传主如此安排显然有深意，天目山樵就道出这一意图，他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儒林外史评》）同时，在此回中，传主用笔庄重到了几乎虔敬的地步，卧闲草堂本批语就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因此传主"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这"正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写法。而当虞育德离开南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之际，作者又用了半回文字，以令人"伤神"的"淡语"（同上）写了"三山门贤人饯别"。卧闲草堂本批语即说："博士去而文坛自此冷落。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自此以后皆流风余韵。"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也说："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这些评论，的确揭示了传主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祭泰伯祠是表现吴敬梓理想、倡导礼乐的盛举，是《儒林外史》的重要情节，传主着意安排，精心构制，由虞育德来主祭，正说明虞育德确是传主心目中的"第一人"。因而，在塑造这个"第一人"形象时，传主也自然要尽情铺陈、颂扬，着重刻画他"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在作品中，受到他的德行感化的人很多。例如秀才武书初次见虞育德时，颇有些自负的表现，滔滔不绝他说自己考了三个一等第一：考秀才一等第一，考诗赋一等第一，八学合考又是一等第一。但自从受到虞育德的陶冶以后，就渐渐收敛，没有当初急于自见的种种表现。又如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人诬陷"犯了赌博"，应天府将他送到国子监要虞育德"收管"。虞育德却将他"待作上客"，并为之辨明冤曲，端监生受其感化，感激不尽。其它如支持郭孝子寻父，赞赏杜少卿的才情，救援无钱葬父准备寻死的"庄农人家"，出赀为武书的母亲请求施表，尽心报答当年祁太公的照顾，拒绝尤滋去求康大人荐举自己，等等，都表现了他的德行高尚。甚至在他下场以后，传主还通过余有重、余有达兄弟二人来追念他。这些正面描写、事后补叙，都是为了突出虞育德自己既重视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又能以德化人，助人行善。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传主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是他心目中的"真儒"、"贤人"，自然也是作品中的理想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想人物。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越是趋向理想化，就越是有可能脱离现实。传主笔下的虞育德，只能是传主按照自己接触过的颜李学说的某些观念而"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人"。
传主虽然按照自己观念塑造了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系列理想人物，占据了《儒林外史》的舞台中心，但并未让他们成为支配全局、贯串始终的主角。这是因为传主吴敬梓固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也受到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对魏晋风尚就非常神往。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修正了作者原先的社会理想，他已初步地意识到颜、李所重视的礼乐兵农主张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因而体现这种理想的、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形象，就象划过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物退场以后，《儒林外史》即将结束之前，吴敬梓又把他探寻的眼光转移到社会下层，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从而他又"别开畦町"，"另作一番议论"（齐省堂本批语），重新写了四客：季遐年、王大、盖宽、荆元。虽然作者对这四客能否成为理想人物尚有犹豫，但他毕竟以这四客替代了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这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一些伟大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违背作者最初心愿的人物和情节。阿·托尔斯泰在写作《彼得大帝》时，"他的人物常常不按照他所愿意的那样去行动，并拒绝采取作者给他们预先指定的途径"。普希金对于《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达吉亚娜，竟然拒绝并完全放弃了奥涅金，感到"这是我对她从未想到的事"。列夫·托尔斯泰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角安娜·卡列妮娜卧轨自杀，也是自己想不到的，并且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参见季靡菲耶夫《文学概论》，平明出版社；戈宝权编《普希金文集》，时代出版社）在这些伟大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常常掩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行动，并改变了作者的主观意愿。上述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体现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传主吴敬梓的社会理想被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修正的情况，却不是发生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而是表现为作品中理想人物的更换，从体现礼乐兵农主张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转换为体现自食其力思想的市井小民"四客"。这较之同一人物"背叛"作者意愿的作品尤有意义，说明吴敏轩完全摒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光照下，重新去探索新的社会理想，并寻找能够体现新的理想的传人。这虽然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但却正清楚地展示了传主思想发展历程。在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无一不是敏轩的思想结晶，无一不留有敏轩的思想印记。这是《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又一重要特征。
四、《儒林外史》的刻本、评本和译本
（一）《儒林外史》的刻本
有关《儒林外史》最早刻本的记载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在跋文中，金和提及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曾将此书"梓以行世"。但此刻本一直未见传世，也未见诸文字著录。因此，金兆燕是否刊刻过《儒林外史》尚不能做最后的判定。目前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 年）卧闲草堂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伦敦英国博物院亦有收藏。
卧本刻校虽不甚精细，但为后来各种刻本的祖本，因此卧本在《儒林外史》刊刻史上实占有重要地位。
卧本五十六回，在嘉庆八年（1803 年）问世之后，直到同治八年（1869年）金和撰写《儒林外史跋》之前的六十余年间，未见有人对最后一回"幽榜"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金和在跋文中始说"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不知"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金和此说，在当时虽有学人赞同，亦有学人不予首肯。如天目山樵在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所写的识语中说："往读《儒林外史》，恨其'幽榜'一回大为无理，今得金君跋，始知果为妄人所增。"而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例言中，开宗明义他说明"原书分为五十六回"，对金和"续貂"一说，表示怀疑，"未知然否，姑不具论"。至今亦未见有单独的五十五回本传世。
《儒林外史》的回数，除有五十五回、五十六回两种不同记载之外，尚有五十回之说，还有一种六十回本。程晋芳于乾隆年间写成的《文木先生传》中，曾叙及"《儒林外史》五十卷"。其后叶名沣《桥西杂记》、杨钟羲《雪桥诗话》等著述，也据此而说《儒林外史》"五十卷"。但"五十卷"是否即"五十回"，因至今也未见有"五十卷"本传世，实难以据此断定。
至于六十回本，则有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上海鸿宝斋的石印本增补齐省堂本，卷首有同治十三年（1874 年）齐省堂增订本中的惺园退士序，以及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东武惜红生序。惜红生名屠世绅，此本即为屠世绅据齐省堂增订本增补四回后成为六十回本。例言五则亦同齐省堂本。所补四回从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中插入，回目也作了改动。五十六回本第四十三回回目为"野羊塘将军大战，歌舞地酋长劫营"，六十回本则改为"劫私盐地方官讳盗，追身价老贡生押房"。所增四回回目分别为第四十四回"沈琼枝救父居侧室，宋为富种子吃仙丹"；第四十五回"满月麟儿扶正室，春风燕子贺华堂"；第四十六回"假风骚万家开广厦，真血食两父显灵魂"；第四十七回"吃官司盐商破产，欺苗民边镇兴师"。增补这四回之后，再续接五十六回本的第四十三回后半。所增补的四回内容，与全书的主旨和风格均不一致，鲁迅评之为"事既不伦，语复猥陋"（《中国小说史略》）。其后，六十回本屡曾翻印，有多种刊本行世，但都不为研究者所重视。
影响最大的当为五十六回本。属于这一系统的刊本，现卧闲草堂本之后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艺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礼阁本，版式与卧本相同，凡卧本空缺、错刻之处，这两种刊本都同样存在。
此后有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首有闲斋老人序，后附金和原跋。此本颇为通行，多次复印，也有题作苏州书局本。这一刊本由于印次不同，有的附金和跋，有的不附，但均出自卧闲草堂本。
同治十三年（1874 年）九月，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活字本，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并附有已经删节的金和跋文，以及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写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识语。其后，申报馆于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活字本，仍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之外，尚有天目山樵于光绪二年（1876 年）所写的识语，书后仍附有经过删节的金和跋文。此本在申报馆第一排印本的基础上，又略作校定，正文中插入天目山樵评语。
同治十三年（1874 年）十月，齐省堂增订活字本，卷首有同年惺园退士所作的序，以及经过改动的闲斋老人序，尚有增订例言五则，交代删润修饰缘由，回目文字以及最后一回"幽榜"也有所改动。
1935 年商务印书馆以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为底本，略予订正后加以重排。有闲斋老人序及删节的金和跋，正文中也插排天目山樵评语。
五十六回本，尚有咸丰四年（1854 年）前的滂喜斋抄本存世，现藏上海图书馆。卷首有剪贴的"文恭公阅本儒林外史"题签，文恭为潘世恩的谥号。世恩，江苏吴江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仕显宦，官至大学士。潘世恩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卒于咸丰四年（1854 年），其所阅《儒林外史》抄本的确切年代，尚难以考定，大致可推断为嘉庆、道光两朝。抄本六册，五十六回。虽未附闲斋老人序，但卧闲草堂本所缺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四回，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五回评语，抄本亦无，可见抄本当亦出自卧本，唯个别文字稍有省略。
金和所言五十五回本，过去虽然未见刻本流传，但1920 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将原第五十六回作附录而成五十五回本。此本版次甚多，所据底本先后亦不一致。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出版的张慧剑整理本和1977年出版的南京师大整理小组本，均据金和跋语删去最后一回"幽榜"而成五十五回本。不过， 198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重印南京师大整理本时，已将"幽榜"一回作为附录处理。
（二）《儒林外史》的评本
《儒林外史》目今可以见及的旧评本有四种，即清嘉庆八年（1803 年）
的卧闲草堂本，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间完成的黄小田评本，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其中以卧评及黄评为重要，兹分别略作介绍。
卧闲草堂本是目今可以见及的《儒林外史》最早刻本，因而也是《儒林外史》最早评本。此本卷首有闲斋老人序，文约五百字。全书除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六回无回评外，其余五十回均附回评，总计约一万五千余言。书中无眉批，亦无夹批。回评作者为谁何，迄今未见之于记载，亦无从查考。闲斋老人又为谁何，亦言人人殊。序者是否即评者，亦无从判定，但细味序言及评文，二者之见解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实多。
从卧本序评看来，序评者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对小说的地位、创作原则、创作动机乃至小说的艺术特征，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例如，序评者一反忽视、鄙视小说的封建传统观念，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闲序），说传主《儒林外史》是"以《史》、《汉》之才作为稗官"（第一回回评），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只要在"善读稗官者"手中，就"可进于史"，具有与正史同等的价值。这种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虽然，他并未能从根本上正确地区分文学与史学的不同，然而，序评者毕竟突破了视小说为"街谈巷语"的陈腐之见。又如，序评者提出了小说创作必须反映现实人生、符合社会真实的创作原则。闲序对"玄虚荒渺"的《西游记》颇有微辞，而称誉《儒林外史》"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第六回回评中也发表了"世间惟最平实而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的见解，这都是要求小说创作必须反映普通生活，而且需要有史的真实。再如，序评者十分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认为作者应该有"善善恶恶"的创作动机，务使作品能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而读者也"无不可取以自镜"（闲序）。
第三十九回回评中亦说："大凡学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主。"自然，序评者所提出的作为教育内容的道德准绳，并不全然可取。然而他们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却仍有一定借鉴意义。此外，序评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结构的特色，组织情节的手法，语言运用的精到，多有评骘，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
黄小田评本，一直湮没无闻，直到近年方始面世。根据评语推断，黄评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3 年）至同治元年（1862 年）之际进行的。但完成之后，未曾刊刻，直到二十余年之后。方与天目山樵评本合刊，但其中明署"萍叟"（即黄小田）的评语只有三条，大量评语为天目山樵在"重为批阅"时"有所增减"之后，融进自己评语中去。近年发现在安徽博物院中收藏的一部同治八年（1869 年）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上，过录了黄小田的题记两则和大量批语，黄山书社出版的黄小田评本，即根据该书过录的评语辑成。统观黄氏评语，除黄小田自写回评十四则（即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以外，还针对卧本回评写有评语达三十四回之多（即一至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至二十、 二十二至二十六、 二十八、三十至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等回），又于七回回目之下写有评语（即十二、十五、十六、十九、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等回）。此外，还有二千余条眉批。
总的说来，黄小田对《儒林外史》的许多批评文字，继承并发展了约早于它半个世纪出现的卧评的见解，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卧评观点的评论。例如在小说的观念上，黄评要较卧评更为切合近代见解。卧评视《儒林外史》为"史之支流"，而黄评却将小说从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而归之于文学，径直称《儒林外史》为"小说"，在第四回回评中说："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又如关于文学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二者的辩证关系，黄评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第二十回回评针对匡超人有负潘三的情节批道："丧心昧良一至于此！虽小说所托皆亡是公，然天下此等人正复不少。"这就正确地指出做为文学形象的匡超人虽然是"亡是公"，但类似匡超人的人物却确实存在，传主正是根据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此类人物而塑造出匡超人这一形象来的。再如关于小说的教育作用，黄评针对卧评第三回回评所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的批语，写道"吾亦云云"，表示了赞同的态度。此外，在二千余条眉批中，对《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做了较卧评更为细致的分析，且多有发明，予读者启迪颇多。
黄评虽然继承和发展了卧评的许多见解，但对卧评也有一些批评意见。
如卧本评语中常引用前人诗文，并不全然妥切，在第四回卧评之后，黄小田即批道："此拟不伦，此君批语惯有此等毛病，然好处实多。"这显示了黄小田对卧评既严格又宽容的态度，不以其不足而抹煞其长处，也不因其长处而无视其不足。自然，黄评本身也有许多疵病，如斥责《水浒传》"全是强盗气息"（三十八回回评），甚至诬蔑"作《水浒传》者，必能为盗"（三十九回回评）。这些评论显然谬误，并不足取。
齐评本即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增订儒林外史》本，首有惺园退士序，并增订例言五则，闲斋老人序作为原序录入，卧本回评亦全部录入。在此基础上，对卧本原缺回评的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共六回书，补写了回评；又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三、三十二、三十四、四十一、四十六、四十七、五十、五十六计十三回书加写了回评；书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眉批。此外，对回目文字，也有所"改正"；对原书所谓的"罅漏"，也"代为修饰一二"。
齐本评者为谁何，亦不可确考。惺园退士在序中说"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的同时，又说他的"批注""屡为友人攫去"，"偶于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言词极为闪烁，批注--增批--补辑三者似为一体，此为旧时文人惯用伎俩。齐本评者大致可以指为惺园退士。就批评的总体价值而言，齐评不及卧评多多，但亦偶有可取之处，例如例言中针对金和跋语将小说中人物一一坐实的研究方法，他表示了不敢苟同的态度，说："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这就正确地辨析了原型与典型的关系。这种见解，在论及情节构成时亦有所表露，认为"稗官家虚虚实实，信笔游行，未可刻舟求剑耳"（二十三回回评）。又如对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情节发展的叙写手法，也有一些颇为细致的评说，对读者不无启迪。但综观齐评，陈腐之见实较卧评为多。天目山樵即张文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出版的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中就刊有他前一年所写的识语，光绪七年（1881 年）第二次排印本中则插入他的大量评语。但此后天目山樵对《儒林外史》的批评并未就此停止，仍在不断润饰之中。光绪十一年（1885 年）终于在上海宝文阁刊行了《儒林外史评》上下二卷，题为"天目山樵戏笔"，前有黄安谨所作序。序言中称其父黄小出生前亦有批本，今乃与天目山樵所评"合梓之"，但合梓本中仅录黄氏评语三条。而天目山樵的评语也不全与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相同，有所增删，即使相同的评语，在文字上也作了一些修饰。
张文虎不仅喜读《儒林外史》原作，也常从现实社会中观察与《儒林外史》所叙写的类似人物事件，刘咸炘就说他"好坐茶察，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见《小说裁论》，《校雠述林》卷四）尽管天目山樵如此酷爱和研究《儒林外史》，但他的批评工作显然受到黄小田的引发，他的许多评语也显然是在借鉴黄评的基础上作出的。
天目山樵除写有回未评语以外，还撰写了大量夹批。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中说大目山樵所评"旁见侧出，杂以诙谐"，确实道出天目山樵批评的风格。
在黄小田评本面世以前，《儒林外史》的评本，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卧闲草堂本，其次就是天目山樵评本。综观天目山樵批评，也大多就《儒林外史》的艺术表现手段立论，如人物描写的对比手法、情节安排的曲折变化、语言运用与人物性格的吻合等等，大体与齐评类似，唯较齐评更其细致。天目山樵评语中多有勾稽情节本事、探索人物原型的议论，虽不无可资借鉴之处，但亦有难免过于拘泥之失。此外，还常见批评者借他人之酒杯以浇自己块垒的评语，甚是无谓。针对卧评、齐评，天目山樵还写有一些评语，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见解，也有一定道理。
综观以上四种评本，虽然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诸因素，已不能以之作为今日读者导读。笔者应约对之重加批评， 1989年12 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批〈儒林外史〉》。此评本以卧闲草堂本作底本，以潘氏抄本等多种刊本为校本和参校本，予以分段、标点，在此基础上重新批评。除冠以全面评述《儒林外史》思想、艺术特色的前言外，有夹批和回评两种，计十余万言，着重点出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偶或以史证文，亦或勾稽本事，目的在于有助于读者的欣赏和供研究者参考。
（三）《儒林外史》的译本
《儒林外史》不仅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件珍品。它不仅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也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介绍给各国读者，迻译成多种文字，据王丽娜《〈儒林外史〉在国外》一文介绍，已有英、法、德、俄、越、日等语种译文。现根据王丽娜同志文章及其它有关资料略予介绍。
英译本
1939 年《英文杂志》刊载葛传梁所译一回，收入潘正英所编《中国十大名著选译》中。
Hsu Chen-Ping 所译第五十五回，译文题为《四位奇人：<儒林外史>之结尾》，载于《天下月刊》（上海、南京出版）第十一期（194O-1941 年版）。王际真所译第二、三两回，即周进和范进故事，题为《两学士中举》，收入高乔治所编《中国智慧与幽默》一书，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1946 年出版，纽约斯特林公司1974 年再版。
张心沧所译三十一、三十二两回，即杜少卿故事，题为《慷慨的年轻学士》，收入张心沧编译的《中国文学：通俗小说与戏剧》一书，芝加哥阿尔定出版公司及爱丁堡大学出版社于1973 年出版。
杨宪益、戴乃迭合译全文五十五回，由北京外文出版社1957 年出版，1963 年和1973 年分别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全译本出版前，杨宪益与戴乃迭先行译了前七回，刊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1954 年4 月号。此七回后纳入全译本中。
俄译本
阿·伊文所译前八回，连载于苏联1929 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杂志18.19.20.21 期。
北京出版《人民中国》俄文版1955 年第3 期刊有第三回译文，题为《范进中举》。
德·沃斯克列辛斯基（汉文名华克生）所译全译本五十五回，由B·塔斯金校订， 1959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
法译本
徐仲年所译第三回，题为《范进中举》，收入徐仲年编译的《中国诗文选》中，此书由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吴益泰所译第四回，题为《两学士--张静斋与范进》，又将第十四回译为《马二先生》，两段译文均收入译者编译的《中国小说概论》，此书由巴黎韦加出版社于1933 年出版。
贺师俊选译本，题为《〈儒林外史〉：文学小说》，由巴黎L·罗德斯坦书局于1933 年出版。
德译本
杨恩霖与格哈德·施米特合译，五十五回。经诺亚·基彭霍伊尔与弗里德里希·明科维茨加工后，于1962 年由魏玛古斯道夫·基彭霍伊尔出版社出版。
越译本
潘武及汝成合译，五十五回，由河内文学院文化出版社于1961 年出版。
日译本
濑沼三郎所译五十五回，连载于1935 年4 月2 日至12 月1 日《满州日报》。
冈本隆三译出前二十六回，于1944 年由东京开成馆作为上卷出版，稻田孝译出后二十九回， 1960 年平凡社将二者译文合为一书出版。此后稻田孝又加全译，1968 年由平凡社出版。
木下彪所泽《儒林外史钞注》，载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学术纪要， 1954年3 月。此外，苏联汉学家、《儒林外史》俄译者，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读了笔者所著《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出版）以后，于1985 年6 月5 日函告笔者，1962 年和1966 年捷克和匈牙利分别出版了《儒林外史》的捷克语和匈牙利语译本。
由此可见，《儒林外史》正赢得日益增多的读者。诚如德国迈耶大百科全书第五卷所说："它是一部使人喜爱的颇负声望的名著。"世界各国人民通过《儒林外史》以及其它一些著述，了解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伊尔玛·彼得斯在德文泽本的跋语中说："《儒林外史》的内容会使德国读者感到生疏而奇特，但它是一本有趣的书。??你读了它的许多故事，会帮助你比较容易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会使你懂得这种变迁是多么重要。??这个译本对德国读者了解中国的文化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德·沃斯科列辛斯基在他所译的俄文本序言中说："通过这部小说，苏联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过去的历史。"至于《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成就，也得到世界各国研究者的称道，如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条目中称"《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的发展"条目中说《儒林外史》"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英国大百科全书"清朝时期的中国文学"条目中说它"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俄文泽者德·沃斯科列辛斯基更在序言中称赞"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从这些评论看来，就《儒林外史》受到日益增多的世界人民的欢迎而言，我们的传主虽然一生只度过了短短的五十四年，但却是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不朽的一生，金兆燕在悼念传主时曾说："著书寿于秋，岂在骨与肌！"（《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棕亭诗钞》卷五）确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