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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 |
最新书评 共 14 条
Deligh
很感谢法星社让我接触到了《失落的一代》这本书，让我这个90后透过这本书中的文字更深刻地去了解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人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当拿到这本书时，我惊诧于这本书的作者居然是一位法国人，他对于中国那段历史的了解真的很深刻，这不禁也给予我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在不敢去亵渎这一切。
《失落的一代》主要是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资料的整理记录，作者通过对中国“知青学”的研究之后而作成此书。在我的心灵和脑海中，提及上山下乡，也只是与阿姨舅舅曾经参加过此次运动，他们曾被参加农村劳动，在其中度过几年这样肤浅的想法和记忆罢了。《失落的一代》便向我们讲解了当时的人为什么会去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参加运动期间主要做些什么，这场运动对于当时的社会以及现在的社会的后果及影响等等。在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以后，毛泽东同志认为：要严格的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捍卫初生的新中国的文化，于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据统计，自 1968年至1980年期间，大约1700万城镇中学生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曾被最高领袖誉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一个“归根到底属于你们”的世界里，浩浩荡荡的脱离学业，走向农业。
通过阅读，我了解到作者提出这场运动的动机有：一是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及消除社会分工；二是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及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三是社会经济动机，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的同时，限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 从这场运动的结果来看，一些知青的确是给农村带去新的发展模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因为知青大量涌入农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减缓了人口增长的趋势。同时，许多知青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些成就，如史铁生、梁晓声、叶辛等都成为了作家，以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作品，但是，其中也有大量知青回归城市之后出现就业困难，因为缺少了教育而使他们的就业也丧失了竞争力，同时在知青们下乡期间，官场政治的一些潜规则不得不给某些人设置了门槛，让大家太早接触了社会，深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影响了社会的风气。与此同时，知青涌入农村，城市缺乏劳动力，发展速度大大减缓，贫瘠的农村在前所未有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下更加度日艰难，整个国家发展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从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提高。
虽然一些知青在那次运动后会有所成就，并时刻在“忆苦思甜”，可是在那个年代里，他们的青春时光与受教育的好时光被虚抛于那片泥土地上，失去受高等教育，提升修养与个人才能的机会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年轻资本被耗尽，无法充分利用，同时祖国的发展也受限，城市进程的缓慢给国家的繁荣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挠。失落的一代在所谓的“乌托邦思想”的实现进程中成长着，可最终却得在失落中度过余生，承受着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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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
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悲剧再发生，而怎样才能避免呢？提高思想只能通过教育及实践思考，通过一代代的教育让迷惑的人们学会独立思考，而教育这种国民教育只有制度保障才能实行，于是制度才是最关键的。其实一切问题归根都是制度问题，制度不提高，一切都枉然，幸好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制度改革。
但本书的出版很令我欣喜，尤其是看到最后一段那些字的时候，让我对以后有着信心，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人，不希望有任何人的生命因为一些缘由而逝去，比叛国罪更严重的是杀人罪。
任何一个伟大的建筑都是由一石一木堆积而成，为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又何妨做那一石一木呢？
最后感谢法新社免费提高书籍，好人一生平安^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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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d
《失落的一代》让我失落了一个礼拜，一方面是强大的信息量，一方面是我了解到了历史的残酷和人的无奈。
我认真看了的部分是【引言】、【第三部分：上山下乡生活实录】、【总结：历史上的“运动”】，提纲挈领的目录只是大致了解了。
身为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我对当年的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很感兴趣，因为我喜欢的一些作家正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知青：他们有着揭露现实的悲怆语调，但最后的姿态总会是积极的。我想了解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是怎样锤炼出自己强大的内心。
因为我文青特质明显，生性敏感容易受人影响，虽然在人们面前斗志昂扬积极阳光，但同时也比较情绪化。由于高考失利，我进入大学后有点妄自菲薄和自怨自艾，总害怕担心自己的抱负限制在了这个学习氛围不太够（但是在其专业领域很不错）的学校。于是我一方面积极抓住机会表现自己，期待优秀的自己能出类拔萃，另一面感觉自己与四周无法融合，有意无意地保持了距离。
每每在我情绪低潮，怀疑自己，动摇信念的时候，我总会幸运地遇到能让我振作，打通我经脉，排清淤血的书籍、电影或者话语。于是，重新认识了自己，再次上路。然后某天，我遇到了舒婷，遇到了“朦胧诗派”，以及那群有着特殊体悟的知青们。
我视“朦胧诗人”为 窝心的知己和心灵的榜样。
知青的故事发生在我爸妈出生的那段年月。知青们当时正是与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二十左右，满腔热血，对生活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希望通过一己之力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书中提到了许多政策上的黑暗和欺骗，以及让我痛心的“当革命热情面对残酷的现实”。“多少年轻人在地球的这一小块地方，徒然地刻着无用的人工痕迹。”“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那种被放逐的失望和恐惧感，光是通过文字都足以让我好几次落下泪来，满是心疼。
我不在这里不去探究当时的历史决策细节，历史只是历史，我关注历史中的人和他们留下的。
舒婷在文革后，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中，回忆知青生活说：“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在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然而这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南行记》那样的东西，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于是，舒婷在插队期间认真地记日记，摘抄各种中外诗人的作品，有意识地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书来读。
舒婷的作品我都有读过，现分享两首诗。
《悼——纪念一位被迫害致死的老诗人》：
请你把没走完的路，指给我
让我从你的终点出发
请你把刚写完的歌，交给我
我要一路播种火花
你已渐次埋葬了破碎的梦
受伤的心和被损害的年华
但你为自由所充实的声音，决不会
因生命的消亡而喑哑
在你长逝的地方，泥土掩埋的
不是一副锁着镣铐的骨架
就像可怜的大地母亲，她含泪收容的
那无数屈辱和谋杀
从这里要长出一棵大树
一座高耸的路标
朝你渴望的方向
朝你追求的远方伸展枝丫
《这也是一切》（完整）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风暴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暗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只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
不是一切失却都无法补偿；
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
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
不是一切心灵
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
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
而不展现欢容。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
你可以感受到“朦胧诗派”的主要特征：找寻个我生命经验和群体情愫的契合，现实感伤，情志追怀，理想诉求，结尾总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姿势。
和舒婷一样，我很注重我的精神世界，一直摘抄好的观点和句子，有意识地寻找和邂逅各种类型的书，并从高中开始坚持写日记，让自己有所记录有所期待。
张承志也是一个我欣赏的作家，书中有引用他的一句话：“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
我一边叹息一边羡慕知青们的经历，知青们在动荡的年代，学会了区分幻想和现实，学会了辩证看待事物，了解了现实，找回了真实的自我。
他们是失落的一代，他们是迷惘的一代，他们是思考的一代，我称呼知青们为自省的一代。
他们更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反思的一代，他们身上沉淀下来的许多宝贵精神和体悟永远不会过时，那些诗歌、小说、文字不正是激励了像我这样的人吗？
没有人能帮助你，尤其是在现实环境恶劣失望，并且这种糟糕的日子还不知何时会结束之时，人需要盼头，华丽的说法是信仰。
阅读和写作对知青们来说是一种寄托和自我救赎，因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不会受到玷污的，是能让人熬下去的一片净土，同时这些文字能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可待日后回味这时光酿造。
你还记不记得，中学时背诵过的一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也是上大学后对我有帮助的“振作剂”，上个月在给爸妈的家书中有抄写下来，现与你分享：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你们，那些在中途放弃了的他们，以及现在或迷惘或沮丧的我们，听好了：“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时间自会过去，熬至滴水成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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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乌鸦
首先感谢 @法星社陈烨 的赠书，以下是我一点浅薄的理解，算不上书评。
《失落的一代》，这个书名来概括上山下乡那一代十分精妙。这些知青们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背井离乡生活在农村再也回不去了。如标题一样，上山下乡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不曾了解的，在它之前有大跃进，之间有文革，似乎都令我忽略这一段历史，当然光靠学校的历史书你是不可能如实了解的。
之前对知青没什么理解，昨天和菜头一个微博，大约是他和朋友吃饭，谈起各自家乡的知青，都觉得他们打小孩子打的特别凶残，根本不像是从上海这种大城市过来的人，突然明白了，他们其实并不高兴跟在他们一起。的确，至1980年底，还有10％的知青滞留在农村，他们并不是不想回去，政府拒绝给他们安排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他们迫不得已。
说起来作者总结上山下乡的动机，他说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动机，其实无非是洗脑愚民（还有我始终搞不懂毛泽东为什么对于知识分子有一种敌对的情绪），加强毛泽东“魅力领袖”式的威权而已（可参考朝鲜），同时也想摆脱了那些如定时炸弹般的红卫兵。。当然还有发展农村及边疆，解决城市人口过剩这些动机。但是可笑的是，在浩浩荡荡下乡之后，城市缺少劳动力，所以大量农民同时也迁入城市，作者调查在1966-1976年迁入的农民几等于下乡的知青。
读了这本书，对于知青，感到很沉重，我无法想象被逼着离开父母,到千里之外，陌生贫瘠的地方生活，即便他们大多人之中被洗了脑，满怀各种抱负，可是到了农村，看到落后的条件，或许也会害怕吧（其实知青的悲惨远不止我写的这样）。王小波曾这样说过：“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我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我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也蠢的很。”
无法去细说这场运动背后各种政治因素，可是就是因为这些因素耽误了一代人，你根本发现不了这场运动带来什么利益，有的，只是那一代人的集体回忆罢了。
关于这本书，其实作者收集的材料非常多，内容很详实，但是说实话很枯燥，似乎作者的的编排也有些杂乱。
还有作为一个学平面的，封面用的是插画，构图排版是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插画左下的麦田要处理成黑白的？书名旁，插画明显被切的一半有点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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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吉熟
机缘巧合，这学期来，在微博上结识了@法星社陈烨 ，了解到法星社这个平台，很进步，很强大，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一期网络读书会，读的书是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的《失落的一代》。看到书名就很感兴趣，随手转发后居然惊喜地获得了赠书。因此，在动笔写读书小感之前，先要谢谢潘鸣啸老师和@法星社陈烨 。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这是一首歌的歌词，歌名叫做《哪里有我的家》，是1994年依据叶辛同名小说改编的大陆电视剧《孽债》的主题曲。记得小学时候，母亲常看这部电视剧。我也偶尔凑到一旁，什么都看不懂，却记下了“知青”这个词，和不断重复的主题曲。
大概初中时候，在一次和父母的谈话中，无意得知，父亲曾在1969年下乡插队（父亲生于1952年）。我问什么是“上山下乡”，父亲说，就是去农村和农民一起种地。母亲说，你阿娘（第三声，上海话奶奶的意思）知道你爸要下乡的那天一整夜没睡。当时的我没理解阿娘为什么一夜没睡，也没多问。聊着聊着，就聊到其他话题了。
大学教世界现代史的老师姓王，喜欢比上课时间提早很多到教室里跟我们拉呱（聊天）。王老师常说，那几年上山下乡，在农田里干活，特别辛苦。当地农民干活干一会儿，就停下来，抽颗烟。喔，原来会抽烟的话就有借口可以休息，于是也学着抽烟，一抽就是几十年。
以上就是曾经的我，对于“上山下乡”，对于“知青”，仅有的印象。这段历史距离我们这一辈人尚不遥远，却已经太过陌生。
除去引言，全书共分作五个部分：动机、上山下乡运动的始与终、上山下乡生活实录、社会上的抵制、总结。书中对发起运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牵引出运动发展始与终这条宏大却清晰的线索，有对于知青生活的具体描述，也为整个运动作出了全方位总结。可以说，全书是对1968-1980年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作出的全面的描述与解释。我将不赘述每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只谈让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几点。
他是一个法国学者。
我一直坚信，只有在了解历史真相的基础上，民众才能逐步觉醒，而民众觉醒，对于此刻我们的祖国，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但令人悲哀的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建国至今的这段历史，很多真相并未公开。不仅民众缺失了解真相的渠道，就连学者也较少触碰这部分课题。如潘鸣啸老师在书中引言部分提到“对这类课题进行研究的困难不仅仅因为它是多面的跨学科的，同时也因为到手资料的可靠性存疑极大。”资料可信度极低，且由于课题较为敏感，使得这段历史研究者少，从而近乎无法被了解。但是，潘鸣啸老师作为一名法国学者，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接触知青以来，锲而不舍地进行这项研究，一晃就是三十年。我们都知道，著史必以史料为重。潘鸣啸老师亲身采访，查阅国家或地方统计资料、省志，运用大量文学作品并多方考证，将全部资料与官方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作对照，可见功夫下的深。我学世界历史，略知中国学者研究世界历史的困难与障碍。而这位法国学者却能够做到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花费半生时光，去还原一段他国历史，怎不令人深深敬佩？
著史应当“眼睛向下”。
新史学早已告诉我们，应当“眼睛向下”去接地气。这些年学史，渐渐也有了一些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我认为历史洪流下的每一个个体，才应当是主旋律。我极不愿看那些只见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帝王将相精英人物，而不见社会不见民众的历史。《失落的一代》在分析上山下乡运动背后重重动因，梳理运动发展始终后，专门列出“山上下乡生活实录”这一部分，直接还原最真实的知青生活。他/她们的启程，“载歌载舞伴以哭天抹地”； 他/她们在各个方面难以适应农村生活条件，难以融入农村社会，身体和心里上双重的落差无法均衡；他/她们的个人发展与前途看不到希望，当梦想成为泡影，回不了城市又不想待在农村这样无法消解的矛盾……是潘鸣啸老师让我们看到了 “上山下乡运动”这样一个宏大而抽象的概念下，每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他/她们的一切。而只有当历史研究是以每个底层人民为关怀对象，历史才是在为人类记述其走过的痕迹，而在非为政治服务。
我们曾经这样对待知识，对待教育。
这是最令我痛心的一个部分。我们的“伟大舵手”，对于知识，对于教育的态度与手段，令人背脊发寒。原来我们曾经，这样对待知识，对待教育。我们停课，让中学生不是考大学继续深造，而是在“缩小三大差别”的口号下，强行将一个个拥有大好年华的青年人丢进了农村。他们是潘鸣啸老师笔下“失落的一代”， 他/她们被迫远离知识，放弃教育。但他/她们心有不甘，他/她们不愿一辈子面向黄土。他/她们珍惜每一本书，每一个阅读的机会。正是在那样艰难恶劣的环境中，走出来了后来最具代表性的一批作家。若无教育，则无启蒙，若无启蒙，国将亡之。希望这样残暴地对待知识和教育的过去，能给予现在这个功利浮躁社会一些启示。
多学科综合研究。
不得不感叹的是，潘鸣啸老师《失落的一代》着实是一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著作。“上山下乡运动”作为那个年代中国内部人口的迁徙，交换，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人口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可以说超出了狭义的历史学范畴，却仍包含在总体史这个概念之下广义的历史学领域之中。我在学习国际移民史，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除历史学以外的学科功底，如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等。现在许多作品多号称是“综合研究”、“跨学科研究”，但真正读起来却让人感到是十分牵强附会地套上一些其他学科的概念。而《失落的一代》却将多学科结合地近乎完美。也只有这般，才能做到将整个错综复杂的上山下乡运动完整地置于读者面前。还是佩服潘鸣啸老师扎实的功底和广阔的视野。
以上便是我读潘鸣啸老师《失落的一代》的一些杂感，远称不上是书评。水平不足，让各位见笑了。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历史专业学生。大学四年，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生工作、应付各类考试和荒废青春上，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大三后渐渐觉得要多读书，偏又开始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时间颇紧。看的书，也多局限于比较感兴趣的世界历史范畴。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史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教材上，只是大致知道，某个时候有某一件事发生而已。小研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学史应该古今中外都去触碰，在“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专”。因此读的书渐渐多了一些，视野也渐渐打开，才知道，读书与思考，应当时刻在路上。最后还是要在此谢谢潘鸣啸老师，和@法星社陈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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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文化太革命”期间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前后持续选25年以上以上，前后共约有1800万左右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安家落户”，超过当时全国城镇总人口的10%。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城镇中学生先“闹革命”，当红卫兵，后被遣送到农村去。据统计，1968至1980年间的下乡人数，大约有一千七百万。这场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一场彻底的政治运动，名为“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或在中国来看，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场运动对整整这一代城镇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打乱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使他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影响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城市社会，甚至农村社会。这整一代人可以被称作“失落的一代”。这场堪称旷日持久且声势浩大的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尽管这一“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趋于沉寂，但它留下的历史震荡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总结这一运动本身的历史教训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将是有意义的。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给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波涛以一个更加信服、至少更加新颖的视角，文中许多论述都十分独到，启发颇多。
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大致上是1947~1960年间出生的城镇人，正是这个身份使这场运动让这一代人具有双重特质，正如有的评论所说，他们既是失落的一代又是思考的一代。“像经历过一战的年轻人一样，中国知青失去了很多幻想和童年时期学得的价值观，他们也在适龄期失去了求学的机会。”他们在下乡运动中切身真实地体验到了宣传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为自己的天真轻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对于这场运动的根源，潘鸣啸则认为发起这场运动的四个主要动机：“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及消除社会分工），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社会经济动机：一为积极的（发展农村和边疆地区），另一个为消极的（限制城市人口增长和解决失业问题）。”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的首要动机是摆脱红卫兵，同时让全国继续处于“搞革命而不是种米粮”的动乱局面。“下乡运动与毛泽东的有关教育培养青年的政策不过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现知识分子及滋长批判精神。”“毛泽东一向怀疑所有不在大型国营工厂和国家政府部门工作的城镇居民。而认为乡下人的道德精神远高于城市人，故此，将一代城市人的一半送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在他看来，运动的一种作用就是加强毛泽东式的权威，以及建立在领袖个人思想及威望基础上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事实上，他防止了一批世袭的和专家型的精英的形成；肯定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目标高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目标（要求全体知青下乡，就有这个意义）；使城市青年接受了她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仅用他个人一个简单的指示就发起了一场社会运动，把千百万老百姓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而根本无需考虑是否要颁布什么法令规章）；毛泽东因而确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成功强制执行的魅力领袖式威权制度取得了胜利。
潘的论述是客观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于那样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问题同样值得关注。进入60年代后，国家又始终在不触动工业化结构及劳动管理体制、“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考虑劳动就业问题，这实际上就只能将解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放在上山下乡这唯一的途径上。其结果，不仅就业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反而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这又是一桩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们需要掩卷思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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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
迷茫的一代
——记《失落的一代》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不少人怀念六七十年代，说是怀念那时候，人们眼里不像现在，只有钱，只有权，只有女人，而没有最重要的梦想。
比之相信他们是狂热的文革分子，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怀念的六七十年代，只是他们幻想出来的乌托邦，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寄托，并不是真正的六七十年代。
他一定不知道，那个年代，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女人，甚至连自己也没有。那是一个只有集体的年代，一切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年代。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一个个美好的梦想都在运动中似鸡蛋般怦然落地，只有心破碎的声音在回荡。而在世上，再也没有比看着自己梦想在眼前破碎残酷的事了。
北岛在《波兰来客》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也是对那个年代的一个无奈的感叹吧。
处在举国的混乱运动中，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安稳度日，所有人都被卷进了运动的巨大漩涡中，似一只只海啸中的鱼，随波逐流，无处可逃。而那些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青年，正好赶上了这股滚烫的潮流。
在那个大搞特搞个人崇拜的年代，他们狂热地崇拜着伟大舵手毛泽东。他们奉毛的话为圭臬，发誓要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所以，当毛以一个崇高的理由号召他们上山下乡时，他们毫不犹豫就加入了这浩浩汤汤的队伍中。
一开始下乡的知青，他们带着伟大主席毛泽东“到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宏伟指示，怀着改造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到了农村。但随着在农村待的时间日益长久，他们发现自己被导师骗了，愚昧无知的农民压根就没能力教育他们，同时他们的知识在农村又变得无一是处，因为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知识在这里压根就发挥不了作用，伟大毛主席的指示也不再能对抗农村艰苦的生活和恶劣的环境，他们逐渐发现，自己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于是后来下乡的知青再也不相信伟大领袖的指示了，他们把下乡看作是最最无奈的妥协，因为他们受着失业、父母单位、街道办事处……的n重压力，政府一个个精心塑造出来的模范下乡青年也压根就不能动摇他们想要留在城市的心，他们尽着一切可能要留在城市，远离那个噩梦。
父母们也不再想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受苦，尤其是不想自己的女儿下乡，因为他们最担心的还是自己的女儿会被性侵。已经发生的大量女知青被当地干部性侵的事件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已经不相信居庙堂之高的政府的解决能力。
而乡下的农民们也不欢迎这些来自城市的细皮嫩肉的知青，因为大量涌入农村的知青们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劳动力，不需要更多的人来和他们一起分享本来就不多的粮食。
国家财政也承受不了早已入不敷出的安置知青的经费，知青在农场的收入远远小于财政的支出，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在初期的确降低了城市的压力，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但继之而来的却是各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与更大的负担。
于是这慢慢发展为一个全民反对的运动，虽然支持运动的高层仍在不断塑造一个个模范上山下乡知青，歌颂着模范知青，也在不断地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改善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环境，试图将运动持续下去，但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失败的结局。
1968——1980，在牵系一千多万知青的运动开始整整十三年后，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一代人的青春，终于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中落下帷幕，但人们的创伤并没有随着缓缓落下的帷幕很快愈合，这种难以言说的创伤将永远伴随着知青的生活。
他们是不幸的，在他们最美好的年华，在他们本应在学校如饥似渴吸取知识营养、享受着老师谆谆教诲的年龄，他们却遇上了这令他们撕心裂肺的运动，一个个荒废学业，满腔热血跑到乡下去搞一场后悔莫及的运动。
可时间并不是公平的，他们受的创伤，没有什么可以抚平。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还在天安门受着万人敬仰，我们还能奢望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运动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认为那是，用运动对人民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创伤向高层指明，这不是一条可行的路，这是一面南墙，该转弯了。当然，这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更多接受洗脑教育长大的一代学会独立思考、质疑权威，从集体回归自身。
而伴随着市场经济成长的我们，少了计划经济时那种对政治的狂热，但对生活也没了多大期盼，理想更是不用说，都埋葬在高价的房子下面了。
GCD一直说的阶级问题，反反复复说的解决阶级矛盾，现在却越来越加严重。虽然我讨厌血统论，但拼爹的时代，我们还怎样驳斥这种实实在在存在的不公平。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还是得在在暗处打洞。
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可惜都被现实冷却了下来，还要怎样去挥洒？
继知青这一失落的一代后，我们成了迷茫的一代，浑浑噩噩的一代。
我想，正是因为现实不如人意，人们才会怀念以前的时光吧。即使那段时光并不怎么光彩。
详情
hearto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感慨良多。夹杂着沉重与感动，沉重是之于那个特定的年代、那个特殊的群体；感动则之于作者治学之严谨与深切。犹记得初见此书之时是两年前的冬天，那时犹在南京，犹在母校，在最爱的先锋书店。起初被吸引是由于封面的插画《农大新学员》，翻开浏览之后便深感本书的重量。各种阴差阳错使得两年间一直未得将本书收入囊中，也未得通览全作。如今幸得法新社读书会之良机得以如尝所愿，由是感激。
之所以追忆笔者与本书缘起之事，实因《失落的一代》一书某种意义上便是因缘际会之果。正如自序所言，本书作者法国著名汉学家潘鸣啸先生本欲从事当代儒学再评价的研究，却因机缘巧合将原本并未打算作为研究课题的上山下乡定为论文主题。正因如此，我们今日才得以有幸通过这部杰作一窥当年那场运动的全貌。
作为一名历史学专业出身的年轻学子，这些年来对史学有了自己一些粗浅的理解。史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理论层面探讨的重要问题，抑或两者的界限应在哪里，尺度应当如何把握。笔者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研究者应当是一个既“出戏”又“入戏”的观众，或者说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完美结合。站在线性时间演进制高点的今天的我们，回头去总结思考当年的事件与历史，优势在于冲出“当局者迷”的迷雾，对于事件总体和一段历史有更为宏观和全景的把握。劣势则在于许多重要“临场”信息的缺失，比如社会心理与当事者个人心理这种似乎有些虚无缥缈的存在。
这种缺失或许无碍于构建出一套宏观庞大的论述，然而对于血肉丰满地还原一段历史却是致命的遗憾。因此笔者坚持认为，凡为史者，一定要具备足够的同感心与同感力。理想状态下，研究者只有对所选课题具有足够强烈的情感与共鸣，才可能真正做出理想而完美的研究。或许客观主义者会反驳说过强的情感带入会导致判断失准与研究主观性过强，然而笔者心目中真正的为史者一定应当具备这种素养：即将主观的情感共鸣与客观的理性思考区格开来，使其并行不悖。或许我的言论过于理想化，与当今这个不求甚解课题只求高速生产文章的时代与国情不甚相合，然而凡著书立说以遗天下者，尽皆如此。
如此赘述自己不成熟的见解，只为说明为何潘鸣啸先生及这部著作何以给笔者如此感动。在笔者眼中，这部著作几乎臻于完美。全书结构的设计，各部分及各章论述的重点，巧妙而连贯，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字里行间则深深感受到了作者的投入与用心，只有如此用心的书写才会引起读者如此的共鸣吧。正如潘鸣啸先生在自序开篇所介绍的，本书缘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与中国知青朋友的接触与交往。潘先生则戏称自己为“老外老三届”，因为作者本人曾经参加过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些笔者所珍视的主观要素均在书中隐隐浮现。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失落的一代》是一部过于主观性的著作，该书的思考极其全面而冷静，且常常切中要害。第一部分作者用三个章节全面分析了上山下乡运动发动的意识形态动机、政治动机以及社会经济动机。其中意识形态动机在于培养革命接班人、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以及缩小“三大差别”（工农业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政治动机在于降服红卫兵，以及加强毛泽东的“魅力领袖”式威权。社会经济动机则在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前者为发展农村及边疆地区，后者则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的问题。围绕这三大动机，第二部分作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大体可分为如下五个阶段：前奏（1955-1966）、插曲（1966-1968）、大规模群众运动（1968-1976）、运动的末日（1977-1980）以及在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1980年代。其中论述的重点在于第三及第四两个阶段，正如本书副标题“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所体现的。与此相呼应，作者在第三部分以实录加评论的形式描绘了当年上山下乡生活的图景，第四部分则论述了当时社会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抵制，阐释了运动必然走向末日的命运。第五部分，作者与第一部分的三大动机相呼应，从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了总结，浑然一体。并在结语部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发人深省。
阅读本书之时，笔者一直在回忆当年在母系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的情景。据笔者的记忆，即便是在专业的文革史讲述之中，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分量相对较轻、易于被忽略的领域。因此，潘鸣啸先生的选题对于国内学界和读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这一选题的杰出成果，本书更是弥足珍贵。正如封底评价所言，本书“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研究重要的一章”，“给我们清晰地勾画出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侧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潘鸣啸先生这部杰出的著作对于我辈年轻后学深入了解共和国那段曾经相对被遮蔽的历史，大有裨益。当然，同时一定要感谢作为译者兼作者好友的欧阳因女士，正是她与潘鸣啸先生的反复雕琢，使得这个译本如此信达流畅，几无译文之感。
最后，有很多人说这是一本献给我们父辈的书，正如作者在扉页舒婷女士的诗歌《一代人的呼声》背后所写的，“谨以此书献给中国所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笔者个人经验而言，我的父母都出身于陕西农村，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给了父母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进而影响到了我的命运——我得以在城市出生、成长并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父母时常忆及当年的中学老师——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对于他们的重要帮助，每逢此时，我时常心怀感恩，对那些不曾相识无缘谋面的人们。在书中他们被称为“失落的一代”，在共和国动荡的时代大潮中被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光和热影响了当地的农村孩子，给了他们及他们的后代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或许当年运动发动的动机之中的多数要素均已不复存在，然而城乡差别等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今日以学术的形式和名义追忆他们的历史与生活、他们面临的痛苦与纠结，或许我们也可以期望后辈将来愿意追忆与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压力、苦难与抉择。当然，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个时代之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给那些或许永远不会认得我们的孩子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笔者：新浪微博Peter_Pan_Artko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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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的
说起读潘鸣啸先生的《失落的一代》一书，我得首先感谢法星社网络读书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使得这本书走进我的视野，继而使我能读有所获。
作为一个史部学子，我在研读潘先生此书之前恰巧读了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本书，后又得以当面请教书中提到的韩少功先生，故而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制度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及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等问题上有一些感悟与体察，然前两者体系宏大驳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事件的关系属于总分的范畴，故在此仅就第三个问题略作阐发。
关于中国社会当前两种价值倾向的历史根源这一问题，首先是受到韩少功先生关于当前社会由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倾向导致道德真空这一观点启发的，后来又在本书中得到了更为具象的感知。其实考究中国的民族历史特性，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相反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下，中国人向来更注重操守名节和家国民族利益，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主流宣传仍是着眼于此，即重道德和集体利益。但是现实中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却确确实实主导着大部分人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种变化。
潘鸣啸先生在《失落的一代》中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上世纪下半叶初，浩浩荡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华夏大地上展开，广大城市知识青年或怀着理想或被迫走进农村，踏向农场。无论是否自愿，当他们亲眼见到中国农村与他们想象中不同的实际面貌时，当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能真正为改善农村面貌发挥作用时，当他们惊觉自己的生命有可能就碌碌消逝在田地间时，他们万分失望，想方设法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成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追求。至少在政府放弃继续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回城或者找一份非农工作的机会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在运动结束以后知青回城和就业也受到各种限制，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又是如此强烈，因而在这个反差中就孕育了个人主义。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及严格执行的保障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回城的名额，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使用了诸如行贿、走后门、权色交易、装病、假离婚等违反法律或道德的手段，这些就是个人主义的开端，或者说极致的表现。
或许有人会质疑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是否有如此效果，但是当我们意识到上山下乡运动所涉及的是整整一代青年与他们的家庭以及接待他们的广大农村时，这种质疑便会自觉地消失。并且，我们该想到，消极倾向的传播性是远远甚于积极倾向的，这种个人主义倾向通过知青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认可，而这种影响波及到了我们今天。
当然，与上山下乡运动紧紧相连的只是个人主义，尚谈不上物质主义，但是，后来物质主义的涌进是否就与由于运动造成的种种扭曲无关了呢？我们无法置可否。就此而言，我心中甚至产生了对此书书名的怀疑，因为失落的怎仅仅是一代人？
不过，过分的苛责自然也是不必要的。一方面，个人主义的泛滥并非上山下乡运动独自的过错，其中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另外一方面，单就个人主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会造成道德真空，此一点研究西方便可明晰，问题在于个人主义泛滥的同时物质主义也极尽其能事，导致社会普遍缺乏有约束力的信仰，进而就造成了当前颇为诟病的道德问题。所以，我们苛责的点在于上山下乡运动充当了问题产生的众多合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史学上有“了解之同情”一说，我想在此处该最能体现。我们要做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必须尽最大可能给予运动中的无数知识青年以及他们的家庭以史学的“同情”，如此方能对整个运动有更深的认识。
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这种失落的代价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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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
说心里话，看这本书，我真是下了点决心。
我不想谈书上已有的东西，只想说说我所看到的这场运动的后遗症。
虽说我属于70后，但我们的上一辈中却有不少经历了这应当说是不堪回首的运动。母亲的三个妹妹响应号召——到南北彊最边远的乡村，直到今天，还有一个仍在边远小县城。而学习优秀，表现积极，却因出身问题总是低人一等的岳母，初中刚刚毕业，就被动员到了新疆兵团，并扎下根本，一晃数十年。虽说有兄弟姐妹，但“提钱伤感情，提感情伤钱”的今天，上海老辈留下的房产、家产俱无一分一毫，所以说而今蓬勃发展的大上海，与老人已经没有太大关系。还有身边很多父母是上海知青的同学因为八十年代末期有政策，上海可以解决一个子女的户口，回到了上海，却未曾想上海的亲戚们却认为他（她）是来抢财产的。亲情变成了连普通两姓旁人尚且都不如的恨意。曾经上海发生过的真实案例：外甥杀了舅舅，就是这类事情中的一件罢了.......
对于这一运动，作为普通人，我实在不想多说，只不过想起两句诗：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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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20: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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