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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论语派”,赞美母爱的“冰心体”,“跑野马”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也好,“小女人散文”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不管何种“文调”,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随遇而安》题目就透出了闲情逸致的情趣,汪曾祺把自个儿被错打成右派的苦难写成了“三生有幸”,因为他下放时“切身体会了劳动是沉重的负担”,摘掉右派帽子后回到所里,又成了“全国盖无第二的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品种的人”。他就是这么随遇而安!他要让读者到他静谧的文学天堂里悠闲一下,展现眼前的却是五味俱全,多姿多彩的生活。
汪曾祺融合着以沈从文和废名为代表的“京派”审美趋向,无形地渗透在小说和散文的创作之中。读他的文章,那份感觉好比繁忙之余悠闲地品味香茗。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生,江苏高邮人,肄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解放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解放后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后在一个京剧团任编剧,在此期间曾参与创作样板戏《沙家浜》的剧本。1940年发表第一篇作品,1947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羊舍的夜晚》,文革后出版《汪曾祺小说选》、《晚饭花集》等。创作以散文、小说居多,八十年代之后,文学不再承载太多的政治功能,读者开始更注重作品的审美性,汪曾祺的作品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更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文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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