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风景 - 书评

门下书客

　　1931年，伍尔夫受《好管家》杂志的约请，创作了有关伦敦街景和生活的六篇散文。这些散文成就于她人生的中后期。她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已经趋于成熟，创作风格及手法也渐臻完善。《伦敦风景》描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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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恩

　　读书是要看和作者的缘分的。这句话真是没错。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读书时都会带着对作者的偏见。
　　比如这本书，我是满心欢喜地打开封页的，因为我喜欢伍尔夫，我直愣愣地承认，她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女作家，我就是想看她的任何作品。可是在读完第一篇“伦敦码头”时，一股气恼的情绪蔓延开来。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伍尔夫，不是那个敏感、易碎、神经质，充满着病态幻觉的沃尔夫。她描写的伦敦码头，似乎忙忙碌碌、生机盎然，好像乡土作家笔下的情景，洋溢着对真实存在的兴趣感。写下这样文字的女人怎能走入欧塞河，怎能“遨游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里，闪着亮光”呢。
　　
　　如果是别的作家，能做的事情就是合上书本，放回书架，离开书店。但对我所喜爱的作家做出这种事情好似大逆不道仿佛要把你对她那薄薄的一层情感给抠破一般。
　　
　　但感谢这种莫名的偏见。
　　
　　在第二篇“牛津街”的描述中，里面关于现代建筑的轻薄感的辩护让我隐隐有些惊叹，到了第三篇“伟人故居”时，便真真正正找回了伍尔夫。尤其是关于济慈故居的描写，“斗转星移，即便到了20世纪，汉普斯特德的郊外依然充满这种宁静祥和的气氛。凸窗欣然所向，仍旧是蜿蜒起伏的溪谷，绿影婆娑的树木、波光粼粼的池塘，还有那欢腾跳跃，吠声不断的狗儿，以及成双成对的缱绻情侣，时而挽臂并肩，怡然信步，时而在山顶驻足观赏，极目眺望。远处伦敦的拱形屋顶及哥特式小尖塔星罗棋布，尽收眼底，而济慈夫妇当年在此生活时也和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模一样，或悠然散步，或驻足眺望，因为他们当年就住在那边一条小巷内的一座带有木篱的白色小屋中，自从他们住在这里开始，这里的一切至今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如果看到这儿，还能说这就如同一本导游小册子一般，下一步似乎该抬头抬脚匆匆走一段路然后进行济慈故居的讲解了，但伍尔夫的意识流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涌了出来：“不过当我们走进济慈居住过的那座房子时，一片悲凉大的阴影似乎笼罩了花园。一颗大树已经倒伏，正躺在地上苦苦地硬撑着，枝条摇摆不定，把影子忽上忽下地投在平光光的白墙上。在这里，如果世间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狂热与悲痛不仅有了定身之地，而且还大摇大摆地在这片小小的绿地上大行其道，殊不知，这里其实早已被猝死与短命，爱情与痛苦的繁杂意识压得重负难堪。”
　　
　　“如果济慈也给他的房屋打下了什么烙印，那就是他在这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而这种印象不是虚浮狂躁，而是坦荡严肃，后者的产生应归功于他办事井井有条，克己慎行。房间虽小，但却有模有样：楼下的窗户又长又大，一半的墙壁都显得亮亮堂堂。两把椅子摆在一起，离窗子很近，好像有人刚才还在那里读书，而现在已经起身离开房间。微风习习，枝叶婆娑，在太阳与树影的搅扰下，那位读者一定是身影凌乱。鸟儿欢快地蹦呀跳的，最后跳到他的脚下。室内除两把座椅，简直就是空空如也，因为济慈没有什么家当，除了一点家具之外，据他所言，只有一百五十本书。也许是因为房间太空，而且必备的物品仅仅是光线和阴影，而不是桌椅板凳，以致使人待在这个也曾人丁兴旺的地方，想到的却不是人，想象往往和现实脱节，它无法使人确切地想到，这里必定也曾有人大口吃小口饮；进进出出；放过包，撂过袋；洗洗擦擦，战脏斗乱；手提水桶，吃力地往来于地下室于寝室之间。生活的喧嚣在这里都被湮灭。这所房子的声音就是树叶在风中的瑟瑟声，以及枝条在花园的摇曳声。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活人——济慈本人——曾经居住在这里。而且即便他真的在场，似乎也只是在阳光的照射下，来也悄悄，去也悄悄，既看不见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脚步。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听着，一声不响地看着。虽然他的一生非常短促，但他翻阅书页时却依然慢条斯理，不慌不忙。”
　　
　　你看，这就是那个敏感的伍尔夫。你以为你认识的是那个时时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伍尔夫，但却不知她也曾坦荡荡地看着伦敦，曾大方方地站在济慈生活过的地方。唯独不同的是，当普通游者站在那儿的时候，扑捉的仅仅是赤裸裸的物体，而她意识流淌之快之丰盈之细致入微却都昭然表明那敏感的灵气。
　　
　　第四篇是“西敏寺和圣保罗大教堂”，又忧伤又沉重。这里安眠的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人，这些人真的具有高尚的美德吗？真的在这里就得到安眠了吗？伍尔夫是在这篇的最后说的却是那些公共墓地，“全城唯一安宁的地方也许就只有那些古老的坟场，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公园和游乐场。墓石已经不再用于标示坟墓，而是以其白色的墓碑来标示围墙，间或有一座雕饰精美的坟墓起到公园装饰物的作用。鲜花使草皮亮丽起来，树下有长椅供母亲和保姆们坐下，而孩子们安然无虞地滚着铁环，或独脚踢着石子玩“跳房子”。一个人在这里可以坐下来从头至尾地读《帕梅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昏昏沉沉地消磨掉初春的头几天或者秋末的最后几天，而又不会强烈地感觉到青春的躁动或暮年的忧伤。因为在这里，除了我们享用死者以朽骨为我们提供的安宁之外，死者只是在安宁地长眠，而不是在证实任何事情，表示任何事情，要求任何事情。死者已经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尊姓大名或在美德方面应所享有的人权，他们没有理由感到悲伤。当园丁栽下球茎或者播下草籽之后，这些植物又将重新开花，或者以绿草，或者以颇具弹性的草装点大地。在这里，母亲和保姆在闲聊，孩子在玩耍，年迈的乞丐吃掉袋里的东西之后，把面包屑撒给麻雀吃，这些墓地是我们伦敦最安宁的地方，也是这些圣所里最寂静的地方。”
　　
　　这就如她曾经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感叹到的：当我搜索枯肠时，我发觉去做什么人的伴侣、什么人的同等人，以及影响世界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等等，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崇高可言。我只要简短而平凡的说一句，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在最后那篇“一个伦敦人的肖像”中，她对克罗夫人的描写是那么事无巨细。她说，“在了解伦敦的时候，不应当把它仅仅当做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一个商业中心，一座法院和一片繁忙的工业区，而应当作是人们聚会、谈话、欢笑、结婚、死亡、绘画、写作、表演、裁决及立法的地方。而想这样做，最根本的就是去了解达罗夫人。只有在她的客厅里，这个宏伟的大都会的无数的碎片似乎才能被重新拼接到一起，而且拼接得是那样鲜活，那样易于理解，那样迷人，那样令人愉快。”
　　
　　克罗夫人俨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的角色，克罗夫人的形象就如同221B里的哈德森太太一样，鲜活得是伦敦所有一切的凝结。所以，她在最后才说“克罗夫人死了。伦敦虽然依然存在，然而伦敦将永远不再是那座相同的城市。”
　　
　　在电影The Hour里伍尔夫对丈夫伦纳德的独白说：“亲爱的伦纳德，要面对人生，要永远直面人生，你才会知道它真正的含义。然而，不管人生是怎样的，都要去热爱它，最后，才能放弃它。”
　　
　　这本类似于随笔一般的游记显然不是我读过的伍尔夫最好的文章，但却让我重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伍尔夫虽然承受着最丑陋卑鄙的记忆、感受到生存的苦涩、孤独并寻求解脱，她放弃了人生，但她热爱人生。如果有一天，你要去伦敦，在到达之前把她的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用她细腻、缓慢的方式感悟伦敦，一定是一次最深刻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