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 书评

大道说书

　　本书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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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草人

　　很巧，7月30日，在拾得书屋看到了这本书，赶快买下来。
　　96年第一版出版的时候，风靡全国，一时洛阳纸贵。我也买了，而且不久还买了吴宓的传记。后来，后来因为我到处搬家，辗转南北，最终丢失了。不久前知道了出了2版，就在期待中，看到后，非常开心，马上纳入囊中。
　　
　　8月3日，去修水参加当地一个义工组织成立一周年的活动，也是在当天我把此书阅读完毕—也算是纪念他，因为陈寅恪就是江西修水人~真的巧。
　　
　　看完，依然掩卷长叹，为其命运，为其遭遇，为其所处的时代而感叹。
　　
　　回到家，随意看电视，居然看到了胡金铨版的《笑傲江湖》，这边还沉浸在陈寅恪的人生情节中，这边是《笑傲江湖》，于是，就把二者联系起来了。
　　
　　于是，一遍翻来覆去听黄霑为胡金铨导演的《笑傲江湖》配的大名鼎鼎的《笑傲江湖》，一边写这个书评。
　　
　　这本书记录了陈寅恪最后20年，也就是从解放后开始的20年，记录了他这样一个“教授中的教授”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如何一边做学问，一边恪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生原则。
　　
　　一个个真实却又让人无法想象和相信的故事就是围绕这2个线条来开展。一个个悲剧，一段段悲情。中国之大，却容不下他这样一个茕茕独立的读书人安静的做学问，教书育人。是他的悲剧还是国家的悲剧？
　　
　　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吗？
　　
　　理论上可以，事实上也可以，可是可笑的是，但陈寅恪面对的却是无路可逃。
　　
　　理论上，比如，令狐冲最后退出江湖，过自己逍遥的日子；
　　事实上，比如陶渊明一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但是为什么偏偏陈寅恪做不到？
　　
　　从令狐冲来说，江湖已经奈何他不得，他选择退出，没有人能，也没有人敢去和他较劲；从政治上来说，当时的朝廷是只要你不和皇上做对，有谋反的野心，皇帝才不管你。也就是说，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你都有自己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看淡了名和利，与世无争，完全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但是陈寅恪面对的却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冲击着每个角落，尤其是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明显入世的人群，根本没得选择—因为当时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需要依附泛政治化的体制才能生存：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的物质供给。
　　
　　衣食住行这些人的基本生存都与制度紧密挂钩，人们被户籍牢牢绑架，没有自由行动权利和空间。
　　
　　比如书中说陈寅恪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食品供给都是特批的，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附这个体系才能生存，生活，乃至做学问。
　　
　　因此，如果是陶渊明在陈寅恪生活的这20年，估计结果也和陈寅恪差不多：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隐居。
　　
　　如果是令狐冲呢？他会好点，第一，他生存力强。随便找个地方，他就能生存了，甚至能去到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比如，华山的某个峭壁的山头，别人根本无法上去；他行；第二，他有功夫，别人惹不起。
　　
　　但是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时代，只能这样。所以在此书中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他，同时代很多不肯低头，还有传统文人精骨的知识分子，结局都很惨。
　　
　　最近30年，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的绳索慢慢松了些，人，包括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相对大了些，我们立刻看到社会活跃起来了，各种各样的人都出现 ，各种选择也出现了。
　　有了选择，人的自由度也就体现了出来，慢慢的，人的精神也会随之成长，最终，陈寅恪这样的悲剧可以减少，令狐冲这样结局的人生会越来越多。
　　
　　笑傲江湖，是需要条件和资本的。
　　
　　

rusty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十分苦闷，寄情山水，写了《八愚诗》，在诗的序文里写到“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看看，这些文人仕途不如意了，郁闷的很，心想皇上不用我，实在是瞎了他的钛合金狗眼啊！我这一肚子才华，真浪费了呃。不论多么才华横溢，也只能憋屈的写写诗看看山水，苏轼如是，欧阳修如是，王安石、白居易......也只有自慰的份了。如果自己的才华被皇上赏识，则肝脑涂地以身相许；毕竟，历代文人都有一个中国梦，就是“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慰的人少了，给领导舔菊的人多了。他们迫不及待的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赶紧站到光荣的工人农民阶级队伍里去，一首接一首的写赞歌，文思如尿崩。受到领导的接见和表扬，他们热泪盈眶兴奋不已。有些倒霉蛋成了右派，好不容易平反了，第一反应要跟着党一直走，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不仅仅擅长自慰，更擅长被“强奸”，主动把思考能力推到种种主义的床前，还不忘关上门，看起来很有风范，骨子里畏畏缩缩，心想被强奸总比被批斗好吧。
　　
　　可是总有些对谁也不屈从的硬骨头，陈寅恪就是。国共内战后那么多领导请他去台湾，专机候了他几次，不去；郭沫若请他去科学院当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不去，还写了封长信讥讽了郭一把；几个大领导过来拜访，大多闹僵了或者不见；最烦的就是自己的著作被改来改去，因为他是不愿意思想被强奸的人。
　　
　　陈寅恪命途多舛，从他的诗里就常能看出种种悲凉和孤独。这种苦逼的心情大多与泥沙俱下的现实相关：被绑架的文学、学术，自虐互殴的学人；自己的挚友沦落天涯；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
　　但是他从没有为自己为什么没有被重用而感慨。
　　也就是，他做学术写东西从来没有想过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领导服务。他只是凭兴趣，认认真真的想去弄清楚那几个问题。
　　这就是他与古代某些文人的区别。即使他穿着长袍，行为古板；也好过那些穿着西装人模狗样的学究们。
　　
　　

伯淳

　　刚买了本第一版旧书 不知道看过第一版的朋友能否告知 第一版纸张怎样 我买的这个 纸张很薄。
　　对于第一版和第二版  的确内容有不少变动，但也看得出作者把新材料从新组织编排的苦心 。只能说作者比较用心了 ，感谢作者出了这一部好书 能让我们真正了解 先生最后二十年的生活

时光旅

　　三联再版此书，可说是当下一大幸事。寅老最后二十载，虽承载了生命无法承受之痛，却也铸就了文化传续的丰碑。《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所孕育的生命之重，是聊坐书斋的学人永远无法感受的。陆建东在书的最后说寅老因为目盲腿膑似无法完成类似中华文化通识的体系建构，实则是一大遗恨。寅老历经反右，文革，精神世界，只能靠两部寄情红妆的考据予以抒怀，实则正是他孤怀遗恨的展现。惶惶八十万言，诉尽八十载春秋离别，换做寅老，或许乃思著之虽“不入流”（佛之果位之一），然则实无不入也，这也许正是寅老借用金刚经之思维，来述遗恨之情，有缘者自能查之。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铅华洗尽，留下的不过雪泥鸿爪而已，然唯有灵山一笑，相印则可传续千古。嗟乎，今之时日变迁，学人而不学，人而不仁，岂不另逝者叹，生者悲夫？

書蠹

　　去歲國慶間，我終於買到了新出版的《陳寅恪集》。歸家途中，手裏撫摩著陳寅恪先生之遺著，心中感慨萬分，原來文化二字是如此地沉重，于先生身上我感悟尤深。先生之學問其至矣！惜乎吾生也晚，無緣與聞先生之學，然吾深知先生于學術文化之執著，先生之心志亦吾之志也。
　　先生偉大之靈魂實得力於早年家庭之薰陶。先生之祖父即戊戌變法中在地方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撫陳寶箴。咸豐十年，陳寶箴入京赴考時親眼目睹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沖天火光，頓時悲憤填膺，伏案痛哭。這場痛哭仿佛奠定了陳氏三代人苦難人生之基調。先生父親乃著名詩人陳三立（散原老人）。散原老人早年熱心變法，然目睹變法失敗，國勢日蹙之後，惟有“百無聊賴以詩鳴”。數代人的愛國苦心、文化積澱、政治教訓，終於薰陶產生出一位橫絕一世的大學者、思想家。或許是上天註定要他誕生在這中國文化即將衰亡的時代，並迸發出中國文化學術最後一點耀眼的光芒。在他之後，留下的卻是中國文化寂寞的漫漫長夜。
　　陳寅恪先生少即天資聰穎，勤學苦讀，記憶力強，博覽群書，宜其日後為“中國最博學之人”（吳宓語）也。先生13歲起即出國留學，直至1926年方歸國就教于清華研究院。這24年間，他遊學歐美諸國，不圖學位，廣汲新知，先後學會日、英、德、梵、巴利、藏、蒙古等十幾種語言。求學期間即受學界重視，及其回國之時學術水平已爐火純青，但卻沒有得到一張文憑，因為他志在探求真知，奉行“古之學者為己”之座右銘，何處有好教授即往何處聽課，聽完即走，有如天馬行空。 美國哈佛大學深重先生之才學，希望以高薪聘請他去任教，但先生仍毅然選擇回國。蓋先生以為一國學術水平之高下乃一國經濟文化水準之重要標誌，他希望以己所學奉獻于祖國，復興中國之學術文化。在吳宓、梁啟超的推薦下，他被聘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與他一同受聘為導師的尚有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時之間，清華之學術氛圍空前濃郁。
　　然而，即在先生就任講師之第二年（1927），發生了一件震動學術界的大事——學者王國維先生自沉于頤和園昆明湖。王國維先生之死因，眾說紛紜，陳寅恪先生作《王觀堂先生挽詞》，力主王國維乃殉身于中國文化而非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他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此等文化之理想精神至高無上，而無奈所學不合時宜，面對中國文化之衰亡，寧願以身殉之，故王國維先生之死亦中國文化衰亡之標誌也。而他於身死之後仍得不到世人理解，實乃中國文化之大悲哀者也！
　　兩年後，清華研究院同仁決定樹碑紀念王國維，請陳寅恪先生撰寫碑銘文，於是因緣際會，讓先生于此留下了那篇照耀千古的名文。先生借此紀念碑銘不僅紀念王國維先生，更欲以此標明學者應恪守之學術獨立、自由精神，為後世學人立下不朽的精神座右銘，其辭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讀完此氣貫長虹之碑文，著實令人鼓舞。蓋先生以為學人獨立自由之精神操守更重於學人之才學也，若有才學而無操守，則其才學亦並無足觀者。先生一生守此節操不變，這與先生推崇天水一朝(北宋歐陽修為代表)之文化乃相一致，“貶斥勢利，尊崇氣節”之傳統精神亦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不相矛盾，且相通。先生所痛恨者即當日學人無自身之操守，不惜曲學阿世以換取功名利祿。中國自古來知識分子多氣節卑劣，皆因太重名利，好參與政治，到頭來人格喪盡而於學術上亦不能有所建樹。
　　抗戰爆發後，陳寅恪先生輾轉流離，卻仍完成了《元白詩箋證稿》一書，其中即談到當新舊社會更替時，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舊道德標準、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賢者、拙者因不善用此兩種標準而深感苦痛，而其不肖者、巧者則因善利用兩種標準而富貴榮華，身泰名遂。此論不僅洞悉當日社會之情實，更為中國日後知識分子之悲讖也!先生之史識與洞察世事之能力，固無人出其上也。然先生之悲劇亦於此釀成。
　　二戰結束後，陳寅恪先生赴英治療眼疾，無奈為時已晚，治療效果很差，先生十分失望而歸國。此時國共內戰已近尾聲。1948年底，解放軍包圍了北平，戰火迫近清華圓，陳寅恪一家乘飛機，飛往南京。到南京不久，傅斯年一再電請陳寅恪隨國民黨政府與學術界一道往臺灣，但先生考慮再三決定留在大陸，接受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之邀，在嶺南教學。先生之選擇留在大陸不是因為政治立場而純粹是為保存中國學術文化計，即如其所言非為“一姓之興亡”，政治權力的改朝換代與學術無干，學術應獨立於政治之外。
　　於是，陳寅恪先生最後的20年即在嶺南度過。
　　1954年，國務院派陳寅恪先生之弟子汪箋到廣州，欲迎先生赴京任社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先生回信說若答應他兩個要求就去，否則不去。一個是不學馬列主義，另一個是不學政治。不僅是他一個人這樣，且必須整個所的研究人員全部遵循此原則。先生在德曾讀完全本德文版《資本論》，並非不知馬克思主義，但學術必須獨立，不可受政治思想擺佈，不可存政治成見於學術研究中。並明言，若不能做到此點的即不再是他的學生。
　　面對當時“罷黜百家，獨尊馬克思主義”的情況，知識分子有著不同的心態。此不同心態正印證了陳寅恪關於新舊道德標準雜陳，賢、不肖、巧、拙之做法的遭遇議論。其不肖者、巧者，若郭沫若等，緊跟形勢，批判自己，迎合統治者思想，出賣一己靈魂，始終身泰名遂，成為史學界權威；而其賢者、拙者，若梁漱溟、熊十力等，則無法適應，終成“反動學術權威”。
　　當日惟有陳寅恪先生最具知識分子之自覺、良知與洞察能力，其他賢者雖難適應亦有被部分改造者，唯先生則自始至終抱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決不被改造，且此信念轉更強烈，而現於其晚年之著作中。
　　陳寅恪先生晚年克服肉體上（視力失明，腿腳摔傷）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完成了多篇論文及兩部重要的著作——《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此兩部著作都是考證中國歷史上頗受人忽視的女性。吾始亦不明先生晚年何以“頌紅妝”，讀其著作後始知先生所考證這兩位女性皆是中國歷史上少有之追求獨立自由之女性。蓋先生著述之寓意在於，以古代一受禮教束縛之弱女子尚且可不顧一切追求一己人格精神之獨立自由，而今日以道自命之鬚眉男子反不如古代之弱女子乎？郭沫若竊先生之發現，撰文再論《再生緣》，然吾實不知其有何資格論《再生緣》。
　　先生于《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曰：“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紛……知我罪我，請俟來世。”先生自知生前無知己者能知其著作之深意，惟有留于後人求其知之者，此實可痛惜者也！而世人多不明乎此，以先生為頑固之“乾嘉餘孽”，此不獨不懂先生的學術，更且侮辱先生之人格。先生為維護學術研究之獨立、自由而不曲從政治權力擺佈，此所以為他人視為“頑固”，豈不悲哉！先生為爭取學術文化不受干涉之自由空間而奮鬥一生，卒而終不可得，豈不痛哉！此實乃中國學術文化之大悲劇也！
　　先生晚年雖有中央領導指示照顧，但境況仍是隨政治風波而時而好時而壞。1961年，先生多年知交吳宓特地自重慶至廣州來看望他。兩位鬢髮蒼蒼的老人，歷經磨難而再度相見，激動得老淚縱橫，陳寅恪有《贈吳雨僧》詩雲：  
　　　  
　　　　“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
　　
　　　　　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後來兩人于文革中均遭嚴重的批判打擊，此次見面亦如先生所料,成“生離死別”。吳宓在日記中說：“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絲毫未改變，即仍遵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談到世界局勢之風雲變幻，吳宓日記說：“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遜，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當舉世批判傳統文化之荒謬時代，先生仍堅持中國文化之立場、信念，千百載下，令人景仰！二人之友誼及相似之悲劇命運，令人痛惜！吳宓詩曰：“飛揚頗恨人情薄，寥落終憐吾道孤。”此實道出二人心中之悲苦，然二位先生之道于當日雖孤，而於後世必不孤矣！
　　1964年，先生在“目盲足臏”的條件下完成了最後一部，也是最大的一部著作——《柳如是別傳》。我想陳寅恪先生之所以特別推崇柳如是甚至視其為異代知己的原因主要有三：柳如是才學超群，具倜儻不羈之自由個性，此正與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通，此其一；柳如是身世飄零之情形與陳寅恪相似，此其二；柳如是經歷明清嬗代，陳寅恪身經三代（清、民國、共和國），同有王朝興亡之感慨，此其三。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結尾有《稿竟說偈》雲：
　　
　　　　“奇女氣銷，三百載下。孰發幽光，陳最良也。
　　
　　　　　嗟陳教授，越教越啞。麗香鬧學，皋比決舍。
　　
　　　　　無事轉忙，然脂暝寫。成卌（四十）萬言，如瓶水瀉。
　　
　　　　　怒駡嬉笑，亦俚亦雅。非舊非新，童牛角馬。
　　
　　　　　刻意傷春，貯淚盈把。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此偈深奧難懂，但其結尾則令我分外悲痛，此筆調猶如為後人留下的絕筆。
　　先生于1969年10月7日告別人間。我于中國文化的美夢中一覺醒來，忽然發現自己已成為一個文化遺民。我們生活在一個中國文化的“末法時代”，一個沒有文化大師的時代，不再有救世主，只有靠自救，否則就只是墮落與沉淪。
　　陳寅恪先生身雖已死，而唯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原文发表于《广州文艺》2006年第6期http://www.qikan.com.cn/Article/gzwy/gzwy200606/gzwy20060606.html

山海图

　　我们的时代进步了，但我们有傲骨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了。每当我读到介绍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文章时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胡适曾经说上帝我都敢怀疑，何况孙中山？今天几人有这样的气魄；蒋介石参观安徽大学，要按照今天的情形早就锣鼓喧天了，刘文典却硬是弄得冷冷清清让蒋介石大为不爽；成舍我对汪精卫说我能当一辈子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院长嘛。抚今追昔，恍若隔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