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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 |
最新书评 共 3 条
老男孩
读完解玺璋先生的《梁启超传》，内心翻涌，“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下这篇文字。
书的封面有一句宣传语：“读懂梁启超，就能读懂近代中国。”出版商很能抓住读者的心思，将购买、阅读、读懂近代中国紧密结合，狠狠地迎合了读者的野心。想必温文谦逊的解玺璋先生对此也是略有惶恐的，毕竟他在后记中说了，”我心里明白，这离写一部人物传记所需要的学术准备相差甚远“，”我的这本《梁启超传》，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是新政、立宪、革命交互影响而决定的，期间鬼魅跌出、波谲云诡，让人疲于招架，再加上政治力量的删修扭曲，更让人避之不及了。
本书的上架建议是“畅销书/历史读物/传记”，正是如此，以“精、专”来评析这本书似乎对作者又不太公平，毕竟这不是一本愿意曲高和寡而束之高阁的的学术著作。尽管如此，豆瓣里有人还是从“史料单薄、学术前沿成果置之不问、思想特征缺乏系统归纳”等方面提出批评。（见 启风：《梁启超传》：一部用心且不出彩的作品）
我部分地同意批评者的观点，一方面，作者对梁启超“仰慕已久”，这种“心有戚戚焉”的价值前见给读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此，数十年来对梁任公的各种误解和诋毁可以休矣。当然，作者似乎也做过客观中立的努力，例如，作者在第十七章论及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时，就小心翼翼地提到梁启超“过于小气”。可是不出几页，这样的缺点就借助于胡适对他“和蔼可爱，全无城府，天真烂漫”的评语而转为优点了。这种理解之心和慈悲之情贯穿全书，以一种矫枉须过正的姿态努力维护梁启超先生的这样一种光明形象：造化弄人，他能做的都做了。
解玺璋先生花费大量笔墨为梁启超正名，其中的着力点就是如何看待梁启超政治活动上的“善变”，概括地讲，出道时与其师康有为一起倡言君主立宪、发动戊戌变法；继而试图求助日本、发动保皇运动均不得；后来先后与袁世凯、段祺瑞合作。从政生涯三起三落，思想立场几经洗礼，终于认识到书生意气的理想主义脱离了中国实际，也满足不了参政要求。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救国保民的希望与彷徨。本土与异域、现实与理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调和打破了几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信仰，如何调和这些关系并将其制度化一直到现在还在苦恼着中国学人。梁启超的“善变”，既是紧跟时代的个人意愿， 又是穷变则通的历史必然。
至此，历史宿命论的意味也就跃然纸上了。在“致梁启超先生的一封信”中，解先生一方面认可梁启超言传身教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又说“历史是一种宿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中华民族仍有一劫，怕是先生也救不得。”学生斗胆揣测，书生意气的魔咒也作用在解先生身上了，他也表现了理想难求现实不堪的无力啦。
读懂中国？不好意思，我还在梦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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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g
1882年 梁启超刚满9岁，他的祖父和父亲就决定让他到广州去考秀才
1884年冬 11岁的梁启超第二次到广州应试,中了秀才，补博士弟子员。
1885年 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当时广州著名的学海堂读书。
1889年 梁启超踌躇满志地参加了广东的乡试，结果是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
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
1895年3月,梁启超、康有为等到北京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名,梁启超却名落孙山。据传当时主持会试的主考徐桐,副主考李广田、启秀、唐景崇都是极端顽固守旧分子，最痛恨维新之论。凡是像康的卷子一律弃之，梁启超的考卷充分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充满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考官们毅然断定这是康有为的试卷,决定不予录取,而康真正的卷子却顺利通过。当时阅卷的李广田对梁启超文章的气势和文采十分赏识,于是在试卷末页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1858 康有为的祖父康赞修当时远在广西钦州任学正。在得知孙儿出生消息后，康赞修欣喜万分，为孙儿取名“有钦”
祖父康赞修在钦州任职 期满后，迁升知县(正七品)，但是他没有就职，而是归乡候缺，改为教授，在广府学宫孝弟祠招徒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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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正为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宋国子监置学正与学录，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元除国子监外，礼部及行省、宣卫司任命的路、州、县学官亦称学正。明、清国子监沿置。明学正秩正九品。清初不改，乾隆初升为正八品。清州学官亦称学正。学正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配置于国子监，而从事业务则相当于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1910年代，清朝灭亡后，该官职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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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这还是他一生中头一次赴京城参试。按大清定例:每三年一度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的乡试，由各省生员在本省原籍就近考试，但各省国子监生、荫生、贡生以及在京四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均可在北京参加顺天府尹主持的“顺天乡试”。
1877年(光绪三年)，康有为祖父“连州公”因公殉职，康有为得了个荫监生的资格，因此也就获得了到天子脚下参加考试的“特别待遇”。
PS：据搜索未得出监生由此“特别待遇”，另外连州公的官职还不足以让康有为成为个荫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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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中监生名目之一。明、清时代官员之子，不经考选取得监生资格者称荫监。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
荫监，凭借父辈做官而成监生的。在清朝，荫监又分为恩荫和难荫两种。凡文官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的，准许送一子入监读书，以及遇到庆典，皇帝特赐许入监读书的人，都算是恩荫。凡内外三品以上官，任满三年者，死后一子可以入监读书；地方布政等司长官及州县佐贰殉于国难的，准其嗣子入监读书，这些都是难荫。清朝的难荫，在明朝称为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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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76年，康有为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祖父康赞修把他送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拜大儒朱次琦为师。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光绪乙末会试，康有为终于金榜题名，高中了殿试二甲第四十六名，并被授工部预衡司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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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文
从真实程度上，我说不清。但从体例上，我不喜欢；从文字上，我不喜欢；从风格上，我还是不喜欢。
这是2012年9月份约评的书，沉积这么久，一块泛腐的砖头才缓缓从我手中举出，或许此时不会破坏很多人认为的清香，抑或许激不到太多的水花——溅到身上水总是不好的，隐而不发更是不好的，所以——扔吧。
这本应是一部好书，因为任公的专传并不多见，年谱虽然是有的，但那是细数的过往，没有细节，没有舞台的穿越与人行走，就像碑文，记述着过往的一切，时光流走，人，就像过客匆匆，所幸，留下了痕迹，那么清晰那么亲切那么真实。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要素，他无论多么高大，多么令人影仰，他终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所以，他经历着人世间一切应有的东西，友情、爱情、亲情、敌情，在那些纷繁的背后，有一条时间之线，时间线上的人绝不是所列那十几个人，这不是他交往和生活的全部，一部人物传记，如果说有风骨和脊梁，那就只能是大背景下的时间之轴及其赋予。这是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的，无论是通史、断代史，其人物列传概莫能外，时间的引线，是人思想、经历、斗争变化的主线，没有这些主线，如何串起散落得零乱的人面珠黄？有一种回忆录的写法，倒与其近似，那是很多人去回忆同一个人，用不同的人讲述与其交往的见闻、观点，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这是传。
文字之见，算作自见，不做他效。但凡古人，皆有其生活环境，其文字习惯，我不喜欢如《明朝那些儿事》的揶揄之状，那是哗众取宠的通俗，但作为整朝史事，以轻松之态一一陈述，亦属于有些手段。但是作为一位大师的传，恐怕就要斟酌了。何样文字？窃以为至少要具备相当的文学性，甚至于古意，流畅而不张扬，字简而达意。譬如读史，当会其境，不可完全以今人之思维度之，而语境之妙尤为重要。既然是作传，就是半学术半通俗，全通俗则失去索然无味了。或许有人就是喜欢这种通俗，那也未尝不可，个人习惯而已。
风格又是如何？其实体例与文风相左，风格自然要踩，摘章抄句，著书者所应避。
凡立传者，先有中心，其人风骨，其言其行，其功其过，其得其失，于任公而言，公私兼顾——为国奔走不寻其利但行其德；教子先行培栋梁之才。附革命，兴教育，弘国学，引西学，一时风云人物，与任公比肩者少矣！华夏未平，中西交错，饮冰一室，成多少思，遗多少恨？任公其实是晚清近代中国的一个集中体现，有过矛盾，中西文化间，师生之间，政体之间；有过彷徨，忧国之出路，忧变法之途；有发奋过，有落魄过，有振臂高呼过，有避祸逃亡过，凡些种种，未弃其心者——国。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苟利国家生死矣，心存大志而不灭，投身风雷而不惊。
我们所期待的是一部大作，不乏恢宏，不缺细雕，期待——此书可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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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00: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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