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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 |
最新书评 共 5 条
胡大魔
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从三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长沙，他有过办工人夜校的经验。这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教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使农民容易接受，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这样农民一听就懂。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他们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有独到见解的看法。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26)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七百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27)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②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攻克遂川县城后，工农革命军在城里过了旧历年。部队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老百姓根据实际观察，流传着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从此，改变了工农革命军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工农革命军能够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并战胜敌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毛泽东自己也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调查研究，领导分田，并总结了塘边的分田经验，制订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那时，贺子珍正在塘边工作，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告诉她，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两人在塘边村结为伴侣。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
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关于民族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磨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于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⑦
载治乱，知兴衰，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更为广阔的意义是，毛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三个精髓，这三大精髓证明了是他后来的全部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
这三个精髓是：第一，由每一个人与每一个社团所组成的民族，必须有一个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儒家思想作为道德规范，那就要有一些别的什么来代替它；第二，正确思想的首位是儒家所说的“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是正确的———不仅是字面上的正确，而且是道义上的正确—————那他的行为也一定是正确的；第三是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孝’这个词有错误的导向，我们不要被它欺骗。”
毛指责他坏脾气的、吝啬的、过分严厉的父亲，经常打他和他的弟弟，甚至有时候他的理由很清楚，指责也都落在他身上：“有一次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 ;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
毛忘了提及，他反抗的是一次正当的教育，因为一个13岁的孩子，当着许多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其结果一定使这一家大失脸面。
若干年后，毛描述了这样的体验，他像是从中学习了反权威的造反的价值：“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那些最强烈地打动你的东西往往是最基本的平凡的事物。毛深爱着他的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试图创造和平安宁。他父亲，愤怒而易受伤害，总是迟钝地、莫名其妙地想补救所造成的处境。毛自己，难于管束的、倔强的孩子，而又需要大人指引。在父母与十岁儿子之间，简直不具有典型性的联系。
作为进一步的保证措施，毛决定他的新婚妻子应该待在幕后，与她以前的杨开慧和贺子珍一样掌管他的私人秘书事务，而没有任何正式头衔。对外界来说，江青就像一个贤妻良母。但在私下里，她和毛的关系常常很震荡。她不断地请求他在党组织中为她说情。让她获得特殊待遇的事儿，特别让他上火。终于，他对她咆哮起来，说她是女妖精，让她滚得远远的。
除康生外，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还有党的其他元老们，从未完全接受她。毛的警卫李银桥回忆说，一天在午餐桌上，她突然尖叫起来：“他妈的混蛋!”看到毛沉下脸来，她连忙解释说，她不是指他而是指拒绝在政治上真诚接受她的“党内那帮人”。在25年后的文化革命中，在她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并掌管了一份权力时，她设法对这些怀抱敌意的羞辱复仇了。
1947年中的一天，毛还是对李银桥真诚坦言了自己对她日增的失望。“我结婚结得不好，”他悔恨地说，“我太轻率了。”然后他叹口气。“江青，”他说，“是我妻子，如果她是我的一个部下，我会立马让她卷铺盖走人……可现在我却无能为力。我只有忍受她。”那个时候，毛的儿子岸英及女儿李敏，也都和他住在一起。如果不是这些较早些的也更幸福些的婚姻所产生的有血有肉的提醒者，让他做出对江青不利的心理上的比较的话，他本来很可能会更少些人情味的。然而，即便没有他们的存在，这种关系也还会变味。在公开场合，表面上的关系还维持着。
讽刺和批评都是需要的，他说，但文艺家们必须知道，他们属于革命界限的哪一边，那些(像王实味)用他们的精力去刻画“无产阶级的所谓‘黑暗’”的人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中的蠢虫”。他继续说，艺术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家的“基本任务”是，成为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将自身融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并赞美他们的革命斗争。
四天后，王被押上一场思想公审大会。纵然他采取的是一种较温和的形式，但他还是60年代斗争会的一个雏形，连续两星期，他的党内同事们辩论他的错误。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定了调子。他把王比喻成一只蚂蟥，还指示要称呼他为“屎味同志”，这是用谐音改变名字的无聊文字游戏。那位勇敢诗人艾青吟诗道：“他的观点真反动，他的药方真有毒；这样的‘人’不配称为‘人’，更不必说是同志。”就连反叛的丁玲也认定公开指责他是上策。依照整风的逻辑，王只是洗罪还不够。他的作家伙伴们公开羞辱他。他的“公审”首开一种集体揭发惯例的先河，成为此后数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对付唱反调者的一项基本措施。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毛泽东继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不然，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呢?,} [3(3]毛泽东继续沿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道路走下去，“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非常有用的。rr (3}〕毛泽东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激进的德国哲学移植到中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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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wan
昨天我在给长风破浪061的回复里说“目前不宜多提毛泽东，不提有利。”但那是针对代表国家意志的人和部门来说的，而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所说的话只能代表自己的意见，所以现在来作这个题目，不能算是打自己的嘴巴吧。
我所推荐的这本《毛泽东传1949-1976》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实际上是下册，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是讲的建国后的事情。相应的，上册的名字叫《毛泽东传1893-1949》，讲的是建国之前的事情，该书出版于1996年，也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不过这里主要推荐下册。
下册，也就是《毛泽东传1949-1976》的出版就比较晚了，是在2003年的12月。04年的时候，我从卖盗版书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套，看了看觉得很不错，就拿给一个朋友看，他也觉得不错，我就又买了一套，送给了他一套。书买来之后，很快就看了一遍，后来又零散的翻看了若干章节，这些天里，又每天若干的从头到尾系统看了一遍。这次的阅读，自认为收获不小，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更加高了，所以才想起来在这里向大家推荐。
就我所知，《毛泽东传1949-1976》的命运不能说有多好，看的人不能说很多，比较重视的就更少一些。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一方面它讲了毛泽东的不少错误，编写人员主观的批评还要更多一些，但在另外一方面，它又不把这种错误归结于勾心斗角的私人之间的权利斗争（高、饶、林、江、张、王、姚等人除外），所以两边都对它不满意，都不愿意看，更不原意重视。
出现这样的情况，与其说是这本书的问题，与其说是毛泽东研究现象中的问题，不如说是读书方法，研究方法的问题。这一点在现在网上经常出现的讨论、辩论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来，那就是想方设法的去寻找对自己论点有利的证据；对不利的证据则视而不见或拼命打倒；对那些看上去在中间摇摆，有的地方偏向自己，有的地方偏向对方的则完全不予考虑，说他们是墙头草。以为如此一来方能保证自己的论点不容质疑，方能把与自己持有相反论点的人说服。
对于这样的人，我常常想问他一个问题：“你研究这人或事（辩论的对象）的目的是什么呀？”我想大部分人都会回答是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了解这人或事（或许还有更高的目的，比如为了自己的提高，为了对现实中的事情有所帮助，为了帮助别人在这人或事上提高认识等等，但这些都是更进一步的目的，是要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现在的做法比较偏离了这样的目的，更像是与辩论的人较劲，争个一时胜负输赢。
如果能够坚持不忘自己这研究的目的，再加上只需要很少的一点冷静分析，就会发现，对达到这一目的更有帮助的，往往不是那些与自己当前论点完全契合的资料，而是那些像是在中间摇摆的资料。在中间摇摆两面都不讨好，可是他还是要写，还是要发表，还是要花费时间精力来做这件事，是不是这个人闲的没事做，脑筋有些问题，专门好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不是的，至少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他既然用心做，一定就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理由呢，他既然不是选择站队，不是选择投靠哪一方，那这理由，是不是就有可能比较更多的一点是为了所写的人或事本身，为了给想要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了解这人或事的人，提供一点帮助呢？
对于这本书的编写，作者之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曾经说他们虽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指大量的档案材料），有责任把历史原原本本的写出来，但却不能把所有的材料写进去，这是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他们保证了这一点：“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
对此大家是否相信呢？某些人会选择相信，某些人可能不大愿意，这不愿意主要是因为那个第二点。那么，放宽一点标准，只针对那个保证，也就是是否相信书中所写出来的东西（主要是直接间接引用的各种原始资料）都是真实的，这回，选择相信的人可能会更多点，但肯定也还是有不少人继续选择不信的。不信就不信吧，一年两年不信，五十年不信，一百年不信，过几百年了档案都能开放了，那时候总是会相信的。这是李捷的自信，我也有这个自信。
上面这两段，主要是为了说明这本书是“给想要更加真实、准确、全面的了解这人或事（这里主要是毛泽东）的人，提供一点帮助”，因为前面只是说的可能嘛，虽然这可能比较大，但谁敢保证不是别的可能呢，我也不敢保证，所以要做这样一个说明，才能把这个问号去掉，变成句号。
对“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真实还应该是针对书中建立在各种间接直接的档案资料之上的叙述而讲比较的好，而不应把随处可见，数量很多的主观评价和结论包括在内。因为原始档案的真实往往代表着事情的真相，而主观的评价的真实却不能证明这一点。人的看法总是各式各样的，同一个哈姆雷特，在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面目，对认真的读者来说，自己眼中的这面目自然是真实的，但怎么能就此说自己这个面目才是真正的哈姆雷特，其他那九百九十九个都是假的呢？你就能代表莎士比亚呀？
何况，在这样一个题材中，什么地方必须要做出评价和结论，以及应该做出怎样的评价和结论，不是作者自己能够控制的，不是他有所感而不得不发，而是因为需要。如此一来，这样的评价和分析不但不能代表人和事的真相，甚至也不能代表作者的真实看法了。这样的情况在书中有不少，有些地方还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它刚刚做出了一个评价，后面紧接着的叙述就把它推翻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知难》中说，“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这对我们读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指导。尤其是最后面的“知其所以为言”，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一篇文字，一本书，要去想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而不是写别的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
不仅是“言”如此，对事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我们也要“知其所以为事”，然后才能算是真正的知。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整合，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在这里主要是毛泽东，才会不再是由若干事情言论堆砌起来的干巴巴的集合，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集合是有排他性的，它总是先定下一些规则，再把符合这规则的东西纳入进来，那些不符合这规则的，自然就被排斥在外，视而不见、不予考虑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嘛，这个规则就是那片叶子。当然，这规则是人制定的，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若是认真在研究这个集合，那就会不断地对规则进行完善，不断地将原来不包括的东西纳入进集合中来。不过这终究不是办法，一则太过繁琐，耗费时间精力却所得有限，更主要的则是人总是有自己的盲点，因此而几乎难以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规则，因此有些东西将始终被排斥在这集合之外。
而只有还原，将其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才能设身处地的考虑到各种客观形势与主观状况，才能去了解他，才能去理解他，才能得到真实，才能看到真相。
对这本《毛泽东传1949-1976》来说，我们只有做到了“知其所以为言”、”知其所以为事”，才能排除不必要的外在干扰（比如上面所说的书中的一些主观评价和结论），排除各种内在的困扰（比如头脑中缺乏事实支持的先验的评价和结论），从书中得到最大的收获，为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毛泽东（以及书其他一些人重要人物）创造出良好的条件。
（当然，搬出这几句话来，也有我的私心在里面，因为担心有人追问我那个“而是因为需要”里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需要，所以干脆把它搬出来做挡箭牌。毕竟我是在这里推荐这本书，而不是在这里研究这些作者，研究李捷这个人，如果就此长篇大论，就难免主次不分，思维混乱了。更何况，因为需要，这样的长篇大论现在也未必能做。这是题外话，所以打上括号。）
末了，重复一下开头的几句话。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去研究毛泽东，是为了要打倒他吗，是为了要替他打抱不平吗，还是有着虽然看上去没有这么“伟大”，但在实际上却更加重要的理由，比如说是为了对过去有一个比较客观准确的认识，以便促进自己的进步，以便对未来有一个更明确的，更向上的目标和方向呢？毕竟，我们属于现在，我们将走向未来。
最后，再次郑重向大家推荐《毛泽东传1949-1976》这本书。
另：本来打算写一点自己的心得体会，对这本书的，对毛泽东的等等，但考虑到这是一篇荐书帖，把这些东西放进来不合适，就放弃了。若有机会，若有条件，也许下次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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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
每个人活在这世上都需要一个支撑点，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需要有自己圆通的逻辑来解释外部世界和自己的行为，以此出发，来
了解毛泽东，则会得出和一般概念完全不同的形象。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犯的的错误。不论是三反五反时的矫枉过正，还是文革时期的大错
误，本质上来讲，都来源于毛运用马克思理论来研判世界，研判当时状况后得出的结论，而做的决定和行动。不管对错，他都在
使用这样的一套理论来完成自己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相当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
然而毛泽东出生在中国，古老文化同样给他很深的影响。他爱好诗词，很通历史，了解政治。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有中国特色
，比如“反革命一个不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比较欧洲的处理方式，中国的做法更有东方的兼容并蓄的特色，不极端
。
从毛的身上，学习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这个是比较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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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4 00: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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