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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恭亲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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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咏
人浮于世,状如飘萍,常常身不由己。
近期看了些晚清民初史料,对那段历史多了点了解,然而,这些个了解却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的历史知识积累。我的历史知识都源于初中高中的课本,现在回头想来,课本上讲述的历史都带着强烈的价值色彩,在很多史实的认定上加入了编者的价值观甚至是历史记录者的价值观。
晚清民初这一段历史出现了很多的“卖国贼”:琦善、恭亲王奕訢、李鸿章、袁世凯……等等,还记得自己看到这些人与列强签订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时是多么的义愤填膺。然而现在想来,这些人也多是身不由己的吧。面对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如果他们不签订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怎能保证堂堂中国不被列强瓜分吞并呢?这些接受着儒家伦理道德的“卖国贼”又何尝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而君命难为,谁又能逃脱呢?当被钦点议和时,忠君爱国的他们又怎能抵抗呢?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犯的错误必须有人承担,于是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承担错误的人,成为人人唾骂的“卖国贼”。
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里有一句话,“当然,我们也有理由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历史。事实上,我们也从历史中找到许多无可辩驳的原因:西方列强的侵略,经济底子薄弱,人口基数太大,等等。但是,我们在历史中看得最少的是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尽管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我们犯过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每个人都是大历史的创造者,不能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某个个人身上。我们不能将历史作为现在不思进取自甘人后的原因,因为我们正在缔造现在的历史,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使命感和责任感。
大历史的洪流里,个人如何做好自己呢?身如飘萍是否就意味着可以甚至必须随波逐流呢?当然不是。穷则思变。大历史里总有人跳出历史反省自身,晚清不但有魏源的开眼看世界,也有恭亲王领导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缔造的同光中兴,也有容闳为兴办现代教育而努力……人生在世,当你身不由己时,可以同流,但不可以合污。同流是为了保护好自己让自己在这个社会得以生存下去,而不合污则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君子修身明德,就是要练就自己能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的能力。
人是复杂的个体,对个人的评判不能用简单的好人坏人二分法,而是要结合他的处境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看。好人坏人究竟不过成了历史里的一粒微尘。不求做万世颂扬之好人,但求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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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莫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中,所谓的“二把手”,向来就是一个尴尬的角色――身处“老大”的卧榻之侧,他一方面要小心翼翼、谨言慎微,一举一动都需要掌握火候、拿捏分寸;尽其可能地放低身段,把荣誉让给“老大”,把羞辱留给自己。另一方面则要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为人谦恭低调、上下圆通,做事讲究策略、左右逢源;准确找准自己的定位。澳大利亚籍的华裔学人雪珥在他的新著《绝版恭亲王》中,即真实还原了晚清历史中的恭亲王奕訢——一个堪称标准的“老二”形象。
与一般主流史学家们的描述迥然不同,在雪珥笔下,恭亲王奕訢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崇洋媚外的“鬼子六”。恰恰相反,在大清王朝处于危急关头时临危受命的恭亲王,不仅有才有识,勇于任事,在晚清政坛中显得鹤立鸡群,而且他还是曾国藩等改革实践先驱们的背后推手,堪称是晚清帝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雪珥的文字所写的虽然是恭亲王,但他更多关注的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其说他写的是与恭亲王奕訢相关的晚清历史,不如说他是以恭亲王为个案,剖析官场,解析国情,分析社情。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治社会的本质,对晚清以降的中国改革史进行颇富私人意味的另类解读与深度评析。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大抵都知道,晚清时期的政治形势可谓黑庄盛行、波云诡谲。很难想象,虽然身为帝国的“二把手”,恭亲王在改革中所起到的也只是一种“减震器”的作用。对上,他要取得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对下,他要取得既得利益集团的信任与支持。他的步子既不能太快,又不能太慢——太快了失控,太慢了则无法达到目的。他只能和光同尘、善于妥协,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和改造,“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以稳健的政治手法,尽量减少改革阻力,在夹缝中艰难前行。
作为大清王朝为数不多的清醒者,恭亲王不会不明白,改革首先需要的并不是他的个人能力,而是圆滑的生存之道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如何,正所谓“形势比人强”,面对“势禁形格”的无奈现实,他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延长帝国的寿命,却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命运。正像雪珥总结的那样:“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在雪珥看来,恭亲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显然受到主流史学界长期的、人为的淡化和边缘化。恭亲王之所以成为一位被抹杀、遭遮蔽的人物,很大一部分原因,固然是出于清末民初对清王朝普遍贬低与诅咒的时势需要,而后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作为“洋奴”和“卖国贼”的恭亲王就再无翻身的可能。当然,对恭亲王的评价如此,对晚清时期其他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莫不如此。比如光绪皇帝推行的戊戌变法,在雪珥眼中“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联合推出的一场大跃进。”
说实话,以这样的论点质疑我们的历史常识,即便不是石破天惊,却也颇富一些颠覆性的意义。且不论雪珥的观点是否正确,至少他以恭亲王的个案提醒我们,历史并不像教科书所写的那般简单。面对历史,既要换位思考、体察历史背后的人情人性,在知其然的同时更要知其所以然,庶几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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