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盒子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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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本《安妮的盒子(达尔文她的女儿和进化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达尔文，一个充满情趣、充满童心、充满艺术感觉的大科学家。通过娓娓的叙说和色泽浓郁的历史画卷，我们也看到了，学术和研究并不是枯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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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杰夫

　　文/严杰夫
　　
　　刚过跨年，身边的朋友又纷纷按惯例总结的总结、展望的展望。这种“工作总结”式的年度回顾和展望，似乎是大家将单位年尾的工作文案，发展成了一种日常生活里的强迫症。的确，当生活都如同公文一样，被统一成一般的格式，被填充进大同小异的抬头、导语和内文中的种种“一、二、三、四”时，就表示我们已经成为了雪盲患者，表面上还睁着眼睛在努力生活，其实已经因为什么也看不清，而只能依循长久以来的惯性前进。
　　
　　想到生活单调的如此可怕，我就不由反感起那些每年都不断重复的故作姿态的庆贺节目。所以当身边的朋友试图继续从各式各样的跨年活动中寻找片刻激情时，我则怀念起小时候耳边萦绕着的老人的碎碎念。尽管它们没有令人亢奋的绚丽色彩，但却能让我着实地感受到生活的质感，也只有这种质感，才能让我时时刻刻能够记得活着是件多么令人感动的事情。于是，在这跨年的时候，特意地选择了《安妮的盒子》来读。
　　
　　《安妮的盒子》的副标题是“达尔文、他的女儿和进化论”，而该书的作者——兰德尔·凯恩斯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直系后代，因此《安》书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达尔文，及那举世闻名的“进化论”的“前世今生”。
　　
　　在这本书中，凯恩斯着重描写了达尔文的家庭，特别是他大女儿，对“进化论”的构建所起的直接影响。甚至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达尔文的家庭、没有安妮（即达尔文的大女儿），没有安妮的早夭，虽然达尔文可能仍然能构建出一套“进化论”或类似的生物起源发展理论，但那套理论可能就仅拥有生物学上的意义，而无法深刻的哲学意义，更不会对后世的人类社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作用。
　　
　　由于身份的优势，凯恩斯引用的资料均是书信、家庭照片等第一手文献，并且他并非仅将视线真的局限在达尔文、安妮和进化论这个狭窄范围内，而是将叙述层面拓展到了达尔文的家族，达尔文的亲友，甚至当时整个英国的社会生活风貌。再加上平实细致的文字风格，我在阅读过程中，就因此不时想起另一位英国名人——简·奥斯丁，及其作品。
　　
　　在这里，我无意提及奥斯丁和达尔文间存在着休谟主义的共通性，而是《安》书里描写的那个查尔斯·达尔文，总是令我时不时地想到费兹威廉·达西，而在身体柔弱却性格活泼的安妮·达尔文身上，我却总是看到玛丽安·达什伍德的影子，更重要的是，在《安》的字里行间，到处闪现着奥斯丁奶奶最擅长的“碎碎念”的光辉。
　　
　　例如，在安妮病发并已临到死亡的暗影时，凯恩斯依然没有去顾忌读者的关切心情，依然我行我素地在唠叨安妮同亲友间的通信交往，以及达尔文一家生活中那些与安妮病情毫无关系的琐碎细节。所以，就好像彭贝利庄园里婆娑的乡间树影之于奥斯丁，在凯恩斯心目中，拉姆斯盖特娴静的海景显然也比尽早交代安妮的病情发展更为重要。在奥斯丁和凯恩斯看来，生老病死这些对普通人最重大的事件，却敌不过一片天鹅绒所带来的细腻熨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真正的生活细节才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所谓的生死则如午后日光下倏然开放又倏然凋落的花朵一般，尽管会带来些微震撼，但的确是普通不过的景色。
　　
　　所以，对于安妮的去世，最后凯恩斯用达尔文的一篇回忆文章（P.225）作为最高潮的纪念，那并不是一种掺杂了个人意图的故作姿态的纪念，而是一位父亲发自内心的对于女儿的思念。在这篇回忆文章里，结尾的那句“我们失去了家庭里的快乐源泉和年老时的慰藉”，就已经表达了一个父亲在失去幼女后的全部落寞和悲伤，这种悲伤表面看来的确如同花开花落般平常，但却是包藏了一种最深的无奈和绝望，正是这种无奈和绝望改变了达尔文对人生的看法，也最终让他坚定了此前对信仰的怀疑，并且似乎是必然的，这种无奈和绝望也被注入到了他的“进化论”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已无法继续把达尔文仅看作是一个生物学家，当他下意识地从自身体验和经历中获得新的灵感时，当为了探讨人类同情心的起源，而假设其他人也与自己一样敏感时（P.298），他几乎就像文学家那样在提炼个人经历。而当他最终写下《人类的由来》时，达尔文更是俨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位哲学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谁想到我居然还会成为一个传教士”（P.294）。当然，凯恩斯真正希望想向作者表达的，并不是这种角色上的简单转变，而是达尔文因为“进化论”在观念上的改变，令他和他虔诚的基督徒妻子间生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这种沟壑，令爱玛（达尔文妻）对死后可能无法与查尔斯携手同往天国而感到不安，而爱玛的这种不安，对达尔文来说，则与安妮的早夭一样，是其一生中最为悲伤和无奈的事情。
　　
　　诚然，《物种起源》是人类文明在近代史上最光辉的代表之一，达尔文在这本巨著中曾用无比壮丽的文字对“进化论”进行过描述：“……当这颗行星根据既定的引力法则而不断旋转之时，无数最精致、最奇异的形式曾经并正在从如此简单的开端演化而来，这一生命观无比壮丽。”（P.260，《安妮的盒子》译者引用并改自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物种起源》）。但我们似乎从未意识到，壮丽的“进化论”背后，却隐藏着达尔文一生都无法挥去的悲伤和无奈。
　　
　　2009年，也是达尔文诞生200周年，从这个时间点来说，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达尔文，也有必要重新认识“进化论”，不是用一种对偶像的敬慕，而是用一种对普通人的关切。所以，只有在关于达尔文、安妮和安妮盒子的那些碎碎念中，我们恐怕才会更准确地体味到“进化论”对于人类的真实意义。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