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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角落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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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的革命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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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用户从未签到

11#
发表于 2013-10-10 10:07:33 | 只看该作者
  书中注释写到:当然,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也并不全是成绩。因为分散后政治工作跟不上,下去的部队‘“普遍发生了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尤其是“嫖女子”现象严重…… 呵呵,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掩盖现实,的确能引起读者更多的启示和思考。更能理解毛泽东作为政权缔造者,为什么要支持处决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等人。

该用户从未签到

12#
发表于 2013-10-13 13:23:15 | 只看该作者
  过年在家虽说懒散了些,也没全闲着,不多不少刚好花了一周时间,读完杨奎松的“代表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从国际大背景看中共成功之道》。说是读完,其实不如说是翻完,一来不是专职研究者、很多细节和文献没有接触过、感觉陌生,二来过年在家、不慎感冒发烧了,还要亲戚聚会到处行脚什么的占去不少时间和心情,三来嘛,我的父母亲大人一向不太“赞成”我读这种所谓“太政治化”的书(PS话说刚被母亲大人看到了,马上警惕地问我在写啥)。不过总归是啃完一本大部头,也解开了心中许多埋藏已久的疑惑,就乱写点什么吧。
  
  第一感觉,本人实在是大大大大地佩服杨奎松的治学、运用材料和思考功夫。我会把这本书同沈志华主编、杨奎松有份写作的《中苏关系史纲》联想到一起,不仅是因为历史时段和内容上有极多可以顺承连接之处,更是因为两本厚书的方法和写作风格如出一辙。这本500页的书,参考文献条目虽薄,注释却随处可见,特别是各类民国时代报纸、期刊和各种文件档案集,加起来怕有读过上十万页文献的功夫吧。重要的史实关节和论点,均用档案和文件引文注明,无可辩驳。尤其令我佩服的是,他敢于、也有能力去开挖几座一直存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恐怕没人留意或没人敢碰的金矿—共产国际的会议文件,共产国际1920—1930年代同中共中央联络和开会的书信、电报、文件和记录,中共中央各个时期的官方刊物、官方媒体文章和(特别是与现在主流党史不合的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有关的)内部文档,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1930年代前后的运作资料,乃至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文件(说实话看着就是一大堆政治话语和各种细节,看多了真要作呕)。而且在初稿成书的1980年代末,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财力和关系和渠道,居然可以找到台湾方面编撰的各种材料、美国外交关系档案(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和俄罗斯政府档案(RGANI)做参考,整本书的论述就显得更全面也更有理据了。杨奎松在这本书上表现出来的功力和潜在的研究方向,还没出国学习就基本上已经超脱了被政治考虑所污染的党史学界的条条框框,不得不说是有天才。到了1990年代相对开放和自由、出国便利、学术交流互动更多、他终于有了想要的条件的时候,便全面地爆发出来了,挖掘出来的新材料和新观点越来越多,作品一本接一本,也成就了他今日在学界的大名声。看来先前的想法不错,有些功夫确实是要潜心踏实地做好,短时间内没用不要紧,关键是一边蛰伏着等待一个机会,另一边也别闲着生锈了,勤练不缀。
  
  具体到书的内容,有些感叹自己的思维和知识基础还是无法驾驭和消化太多,只能停留在接受和日后备查的层次上。不过收获还是有的。其一是终于弄清楚中共从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到逐步独立自主的大致过程和逻辑话语,以及毛泽东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其二是看到了除主流历史书大讲特讲的井冈山苏区、红军和毛朱之外,其实中国革命真正的核心一度是在上海那个秘密的中央,其运作和资金援助都受到俄国人的密切关注;其三是关于所谓苏联在东北以大量武器物资援助中共的事情,从这本书引用的档案看来是果有其事,我粗略统计了下,仅书中有资料可证的十来笔直接援助或默许将日军遗留武器交付中共的数字,光步枪就有二三十万支,各种炮上千门,子弹三四千万发,炮弹数十万发,各类汽车器材等也有颇多,帮助运输的也有,用卢布计价的物资总值,1948—1949年也有近10亿卢布,甚至连中共早期空军和军医培训基地的日裔教员和飞机等器材也是苏联通过朝鲜运来。虽然不知道切实发挥的作用有多大(估摸着总不会小,这可是杀人的玩意啊)但数量确实远超预期,看来在台北看到的那些有关史料和图片确不能轻视;其四嘛,书里面对毛泽东的革命逻辑、民族主义心理、领导气概、精密战略部署乃至一时意气的分析,虽不占多大篇幅,却都是点睛之笔,绝对值得一看,而且也令我多少反思了过去对毛泽东的一些成见和看法。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对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多说几句了。杨奎松在书中用得不多、但其实以之作为分析书中所有中国人物(可能蒋介石除外)、特别是中共人物的核心用词,是“革命功利主义者”或者说“功利主义的革命者”。
  
  孙中山对俄共动员模式表示向往和愿意效仿,愿意牺牲一直坚持的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容纳共产党,以换取俄国援助;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争先恐后地从共产国际的文件和来人中寻找有利于自己路线的言行、再心急火燎地上升为全党的指导方针,来为自己涂上正统色彩;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紧紧抓住农民割据和游击战争的方针,抗日时期一直不肯用尽全力抗日而是要留有后劲以防日后的阶级战争,解放战争强调必须先占东北以取得苏联援助和始终不肯对美国抱有希望,乃至在党内树立自己领导地位的种种权谋……一大群人的理念和终极目标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所投身的事业不外乎各式各样的“革命”。用书中出现过的话来说,他们都要用自己认为适合的、但不外乎是革命的方法,“把中国拿下来”!渐进改良的方法,是被他们鄙弃的;革了命之后经济建设和国家社会重构要怎么做,他们也没有时间精力(其实也没有见识和经验)去细作考虑。他们认为,只要革过了命,消灭或者赶走了他们认为阻碍中国之发展的势力,就可以顺利地按照自己粗略制定了的蓝图去建设“新的中国”了。革命就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就是一切言行的指导标准。
  
  而经过了数十年瓜分、战乱、动荡、外来势力入侵、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国,已然变成一个大乱酱缸,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中凝聚共识、协商妥协、某个政权维持基本合法性的机制既不存在,精神更是无处可寻,甚至说出来估计都会被痛骂一顿。最近很多人谈论的民国范儿和民国气质,同底层百姓的生活有多大关系,也很难说。这种环境可谓是绝佳的武力革命和夺权斗争的舞台。只要有一个强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四方归顺了。经过了几十年,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谈论革命批判革命,当然是容易的;但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中,很难想象这些掌握着中国政治历史走向的人物、乃至百姓们还会有耐心、精力和见识去想出另一条道路来。这样的革命功利主义者特别以共产党人为代表。革命,是因为他们功利地认为这种暴烈的武力消灭异己、改造社会的方法是达成国富民强的必经之路;功利,是因为他们的一切言行均以革命为中心,只要对革命有利则可以无所不为己用—当然包括外国援助和指导,和国际的有利环境。但外国援助和指导,终究是要为自己心中的理想或者说自己这一派的利益服务的。说他们是欲达成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也好,说他们是想皇帝轮流做、坐龙椅夺江山也罢,反正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中国这一亩三分地儿该咋整?
  
  而既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还是带有浓重社会—共产主义色彩的工农武装革命(国民党受苏联影响之时走的路线也差不多,只是程度上和共产党有大区别),北方邻居—俄国苏联的影响和作用便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谁叫这国从列宁时代开始就整天叫嚷着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呢?列宁的这套说法,颇有点像把民主和评论换了一套表面语言,逻辑却差不多—姑且称之为“共产和平论”:只有当世界上国家都变得跟本国一个模式、用形同本国的逻辑去行事了(在这里是变成赤色共产国家),本国才会觉得安全。但是,吊诡的是康德是从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角度去提出民主和平论的理念,苏联却是将共产和平论作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一套意识形态和外交策略去推行去实践;一个是超脱于各个国家主体之上的,另一个却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这样把带有世界性、跨国性的革命蓝图同单一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用马列的话来说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毕竟革命理想和现实利益总是时而重合时而冲突。重合的时候好办,出钱出枪出物出人地支持就成;当起了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平衡推进革命与现实利益的矛盾,要怎么安抚志同道合的、急切的革命者而又不得罪必须每日打交道、兵多钱多的美英等大国,要怎么提出一套新的话语和逻辑自圆其说、对付党内的竞争对手,这样的难题也周期性地困扰着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他们其实也是一群功利主义者,甚至到后期比中国共产党人们更功利,可以说是完全扔掉了革命的终极意义而仅仅将其作为口号和手段推广给其他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他们比中共党人更功利的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当然是:苏联的利益要怎么维护?
  
  一边是急欲通过革命、特别是阶级革命拿下中国的共产党人,另一边是希冀通过革命建立亚洲方向的安全地带、尽管有革命理想但在世界政治中仍然是维护自己现实利益为主的苏联;一边是在变动不居的国际环境中寻找有利于本国革命的外力和因素,另一边是力图通过驱使各国的革命者改造世界,长远以使本国成为新世界的中心;一边是只要有利于革命则不择手段,另一边是只要有利于利益则连革命也可以抛弃;一边一旦发现老大总是变来变去一会革命一会妥协就无所适从,另一边发现小弟不按自己指挥棒转了硬要干革命也会心存芥蒂;一边在大干国内革命的同时也要看苏联老大哥的脸色好拿援助,另一边在和大国折冲时也要考虑在世界革命势力中的形象和口碑;一边明明心里装的只有拿下中国嘴上却要不停地喊国际主义,另一边念叨着工人无祖国其实是鼓动各国工人按照苏联的意志去行事……这两种思维有时交互,有时融和,有时冲突,就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出看似变幻莫测的大戏。外人看来,好像就是中国革命,苏联指挥,真实情况要远远复杂得多。
  
  苏联热切支持国民党北伐,甚至硬要共产党维持与国民党的脆弱关系,为的是通过革命赶走盘踞在北方的亲日派军阀,保证东北不受威胁;出兵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混战一场,不顾中共的不解和反对同国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西安事变不主张杀蒋甚至审蒋而要国共和解,竭力以物资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拖住日本,还是为的保证在东北的权益。当然,暗地里苏联还是和中共站在一块的,没有放松过对中共的控制和指导(尽管多数时候这种指导有害无利,而作为农民革命主力的毛泽东和红军也没有完全遵循苏俄革命的轨道),但是一旦同美英签订了雅尔塔体系,获得了大国的保证,对中共革命的态度也可以马上变得模棱两可,甚至逼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然而,一到解放战争时看局势不可为,立即极力鼓动中共从速进兵东北、给予方便、出枪出钱,图的是什么,还不是图东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一等到革命成功,又急不可耐地向新中国伸手要东北的权益和保证。中共呢?一切为了阶级革命,为了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可以不停地派人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发动群众,和国民党死磕的时候可以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的时候公开鼓动前线国民党士兵反叛,抗日的时候可以在内部或者半公开地主张要和国民党既有协调又有斗争、乃至公开翻脸,国共隔江和谈的时候明知对方肯定不答应的条件偏要提出来,延安时期极力争取美国的正面观感、但在解放后明确表示对美国的敌视态度,看到西欧共产党被苏联放弃而东欧游击势力获得支持,就喊出要“当南斯拉夫”—后来南斯拉夫被苏联抛弃也紧跟着苏联的声调批判……在共产革命阶级斗争的字典中,无产阶级和政党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最大的道德最大的天,国民党这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美国这种帝国主义势力,最多可以为一时的有力同盟军或反法西斯盟友,但终究也是要翻脸而作为被专政的对象的,所以拉一下打一下是心安理得,完全不需要有什么道德或者团结妥协方面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最终也没有超脱苏俄革命的大致逻辑。哪怕是自尊自豪如毛泽东者,也要在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面前说一句“我们都是斯大林的学生”。这些从初中时候就道听途说却一直搞不明白的事情,其实抓住了双方的行事逻辑,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作为一个学者,杨奎松比起网上流传各种帖子和资料的高明之处,或许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些逻辑,而处理敏感的政治问题的时候用了非常精确而巧妙的学术语言,严谨真实却又不故意揭疮疤。(PS刚母亲大人说我要学习这种功夫)
  
  当然,在这样复杂变幻的环境中,高度集权的共产党,其命运往往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决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诸人,说白了都是书生意气,文章文件写得好,理论教条说得精熟,归根结底还是落在苏联逻辑的窠臼中,但前面已经说过了,中国革命的逻辑又不可能完全同苏联的考量重合;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及诸将领,军事和行政策略上有大才,但政治上缺点城府和目光,也缺少一夫当关挥斥方遒的气概。能有一个站在中间地带上让双方达到动态平衡、既保证中国革命顺利进行而又不至于让苏联像对待南斯拉夫铁托那样抛弃中共的人,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登上最高权力位置的过程和谋略,后人评议甚多,出格地骂的也多,这里不做赘议。但是无可否认,毛对世界局势的估量把握、对中国形势和未来走向的评估、对敌我能力的判断分析、对行军作战的认识和策划,确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风范。深厚的积累、高超的思维和语言技巧以及谋略,又使他能提出既反映革命现实,又指导未来方向的一系列理论,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抗日统一战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到新民主主义论,最关键的是这些理论一方面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让本质上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战士、将领和中下层干部明白,另一方面还可以比较顺利地融入到苏联传统共产主义学说中、符合共产之名,凝聚高层共识,让苏联老大哥满意。作为在遵义会议期间没通过电台告知共产国际(电台破坏无法联络)就“名不正言不顺”地握上了中央权力的毛泽东,能逐步在党内、国内和苏联的多重压力下脱颖而出,没有这样站在跷跷板中点维持不倒的好功夫还真是不行的。所以杨奎松也将这本书命名为“‘中间地带’的革命”。
  
  只是,毛泽东终究也被“中国革命VS苏联指挥”的逻辑困扰—小心翼翼地玩平衡手太久了,是个人都会烦,更何况是豪情万丈的毛泽东。从1930年代一直到1949年,毛泽东尽管让中国革命走上了自己设计的道路,但嘴上仍然奉迎苏联、乃至愿意让苏联分享一些东北权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借用苏联和斯大林这块正统的牌子。一旦新中国成立,有了自己的一个国家、可以用国对国的框架去调适同苏联的关系,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一时将革命形势相对遏止住,再加上斯大林去世,毛泽东心中压抑已久的自尊和豪情爆发,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义者的一面就更明显地显露出来,同苏联党政方面的冲突更加明显,而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虽然是一边倒,却也远非西方国家人士用传统的盟友关系逻辑所能理解得了的。《中苏关系史纲》中沈志华对这段历史和毛的想法就分析得很详细了,而在“跋”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之特点及弊端的分析,更是微言大义。读完了《中间地带》之后,感觉似乎有必要重读一次《中苏关系史纲》,理解会更深刻。
  
  说到最后,突然想起了长辈说过的一件事。本国在某个历史时期,每逢开会,是必须要唱《国际歌》和《东方红》作为开场仪式。然而国际歌歌词里面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东方红》里却赞扬“为人民谋幸福”,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不是前后矛盾么?但是没有人会去质疑这个问题,一来是因为大逆不道,二来也是压根就没想过这类问题。如此矛盾的东西却被放在一个整体中,还能让人虔诚地信仰,只有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然而,本质上颇不相容的逻辑及势力,即使一时能称兄道弟,终究是互相利用以为工具,无法永久相容下去。歌词是如此,革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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