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权与党争 - 书评

门下书客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是著名史学家张海鹏领军打造学术传统，重开百年视界，再现问题热点，章开沅、杨天石推荐作序。
　　20世纪初叶国民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现代党治政治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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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河

　　《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是王奇生先生在查阅大量档案、笔记等资料的基础上，十年磨一剑的力作，该书在研究对象上以国民党为主，兼顾苏俄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从政党的组织形态入手，分析了国民党自1924年第一次改组以来组织结构的变迁。作者借助详细的资料，运用量化分析的方式，对国民党组织形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每一个结论都出自具体的史料，可谓言之有据。本书总体的论断是“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2页）因此在论述时难免带有一种悲观主义色彩，全书正是在这一基调下对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展开论述。
　　（一）主要内容
　　该书对国民党组织形态的论述大致以时间为节点，1924年——1927年是第一时期，这一时期重点论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国民党的内部组织形态，以及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部的真实话语权，1927年——1937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是在国民党完成清共之后的国民党内部组织形态，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入手，并重点论述了国民党的派系斗争，1937年——1949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是重点论述国民党成为全国性的执政党后，政党与军队、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阶段，王书论述的重点前后各有不同，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在这一时间段内进行分析，在我看来更多地是进行专题式的分析，如论述党政军之间的关系，可以上述到蒋介石北伐战争时期依靠军队来提升自己的威望，地方官僚借机把控地方政权，是地方党权屈居于政权之下。这些都需要放宽历史的维度来加以把握。
　　（二）共产政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共产政党对国民党的影响，需要从利弊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有利的一面是促成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组，从此以后的国民党虽然相比共产政党在组织上缺乏一定的严谨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凝聚了当时的人心，为国民党从偏居一隅到夺取全国性的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面可以从孙中山改组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可见端倪。
　　首先是孙中山注重考查苏俄办党建军的经验。“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办党建军经验。”（11页），并且派遣蒋介石前往苏俄对苏俄共产党及军队的组织模式进行考查。
　　其次，孙中山借鉴了苏俄建党的党章。“通过对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文本进行考察，发现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4页）
　　第三，孙中山注重基层建设，向国民的党转变，注重吸收群众。刚改组时的共产党注重吸收各方面阶层人士加入国民党，在初期形成了以五四知识青年为主体，包含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地主等阶层的政党。
　　不同于苏俄共产党，孙中山在师法苏俄的同时，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一定的排斥心理，对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怀有一种蔑视心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政党，必将被国民党吸收。
　　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可以从建立党军的理念得以窥见。国民党的党军，虽然借鉴苏联的赤军制度，但是“苏联红军的最主要特色，不表现在它的军事技术层面，而表现在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大体而言，乃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置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25页）这一点，虽然国民党在建立黄埔军校时，已经注重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并没有形成自己严密的党组织细胞，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排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地方的强势、中央的弱势所造成的，但是在建立党军及后来革命的时期，如果能够注重对党军内部党组织的建立，相信国民党的中央集权能力会有所增强。
　　     而对于共产党的蔑视，则从国民党一大未就国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可以看出，虽然这可能是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的策略，但是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内心当中轻视共产党的心理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孰料正是中国共产党严密的政治组织形式对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共产党宣传的威力，导致口号、理论在国民党和社会流行，共产党拥有强势的话语权。“两党组织反差在国民党引发反共浪潮，另一种反应是，一部分富有革命热情的国民党青年，鉴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国民党组织疏散，转而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82页）这对国民党的打击非常大，因为革命中需要的青年的热情，而不是老成派的持重。同时“国民党员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项流动，发展为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85页）这使“容共”变为“容国”，并最终导致蒋介石的清党运动。
　　该书通过对比，发现北伐时期，国民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其认为“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相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90页）
　　（三）国民党群体构成
　　在大革命时期，王书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发现在这个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26页）“五四”知识青年多数是初高中学历，信仰各种主义，并对入党怀有功利主义的色彩。这一时期的国民党经过改组，并且借助国民大革命的东风，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国内民众为基础的动员型政党。
　　但是在1927年国民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以后，政纲政策改弦更张，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蜕变就是党与工农民众割裂开来。“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国民党由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以官僚政客为主体的执政党。”（103页）这一方面是打击共产党导致农民、工人退出国民党，一方面也是地方官僚、封建地主窃取地方政权，加入国民党造成的。同时由于经费困难和人才缺乏，此时的国民党组织缺失，“最主要表现是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组织大多有名无实。”（41页）
　　国民党群体构成由民众、知识分子为主向军人、政客为主的过程，该书作者花费了很多的笔墨用来描述，其中较为典型是以“1928年2月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为起始的。”（104页）
　　现代主义的政党都是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既然由农民、工人为主的政党变为资本家、政客、军人为主的政党，正应该替资本家说话。然而国民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还必须注重法律的作用。这就导致国民党很难在工人、资本家之间寻找到平衡，获取任何一个阶级的绝对支持。该书通过三友会社事件中国民党的态度，表明“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其结果，国民党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只能建立于军队之上，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有赖于一个可靠的社会阶级基础和基本民众。国民党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于缺少这样一个可靠的民众和阶级的基础。”（122页）
　　（四）国民党内外派系斗争
　　王书认为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在孙中山改组前后都有所表现，但是由于孙中山个人的强势，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日益复杂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通过军权攫取国民党党魁的位置。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掌控，尤其是打压西山会议派、孙科为首的太子党、地方派系等，极力扶植自己的势力。但是其使用的均衡策略，在扶植CC系和力行社为己用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平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反而导致二者争权夺利，降低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控制力度。蒋介石对CC系和力行社的组织如下表所示：
　　        CC系的组织系统（1933——1938）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1932——1938）       
　　第一级        青天白日团        三民主义力行社        秘密组织
　　第二级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        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        秘密组织
　　第三级        活动集社（干社、诚社等）        中华复兴社        秘密组织
　　第四级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外围团体（中国文化协会等）        公开组织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CC系和力行社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这二者在现实中肯定会产生很深的矛盾与分析，因此国民党内部党员权利的争夺就导致国民党组织结构日趋涣散。
　　王书认为后来蒋介石虽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斗争，在1939年将二者加以解散，但是蒋介石扶植两种势力在党内平衡的观点并未放弃，而是扶植三民主义青年团与CC系继续为己所用，却在间接中削弱了国民党的组织严密度，党统在各派系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濒于破裂，党势亦在派系的内耗中日趋衰微。
　　（五）国民党与军队、政府之关系
　　王书认为国民党虽然在章程上规定“以党治国”，然后现实所迫，导致军队、政府的权利都超越于国民党，使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未能够深入到基层，也不能够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军权的膨胀来源于军事独裁者蒋介石对军队的信任，由于从北伐战争中获取了国民党内威望的显著上升，因此蒋介石格外看重军权，军权却凭藉“安内攘外”而急剧膨胀。“法理上的‘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演变为‘以军治国’，‘以军治党’的局面。”（150页）作者通过对全代会、中常会和中政会的地位由至关重要到无足轻重这一现象的描述，认为实则党权已为其他力量所侵夺取代。“而侵夺党权的力量，不外军权与政权，其中主要是军权。”（168页）
　　同时，王在书中指出，“党治与军治相为表里的体制，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而是贯穿于整个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中央至地方的一种政治体制。”（170页）蒋介石除了通过推行报价制度和新生活运动达到社会军事化的目的外，地方也存在军阀势力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等，因此这一体制不能仅仅看作是蒋介石个人军事独裁的结果，也是由当时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
　　从国民党内部来看，“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249页）这种军事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贯彻其“以军治党”和“以军代党”战略的结果。
　　    王书认为，在“训政”体制下，党政两大组织系统双轨并进，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亦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治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180页）而国民党党政系统的法理形态是：政的系统：中央政府——省政府——县政府——乡镇——保——甲——户；党的系统：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小组——党员。虽然“在党政人事关系上，国民党中央高层的党政主要角色基本上是相叠的。而在地方，党政人事在多数情况下是分开的。”（188页）其这样做的目的王书认为是为了地方行政系统不受党权的干预，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管理职能，以免地方党部介入行政事务而造成地方政治的紊乱。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党的系统与政的系统是处于平衡的状态，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权利隶属状态，所以“以党治国”的理念也就无从谈起。
　　造成这种党政分离的原因除了蒋介石的个人意志外，最主要的是经费不能独立，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权利，为了保持地方的权势，对中央的政策会产生抵制情绪。同时“党政人员的薪俸相差过远，也是导致地方党权低落的一个重要因素。”（195页）
　　通过论述，王书认为“国民党推行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其间因素虽然复杂，但并非有意使其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治的方向迈进。正是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191页）
　　（六）结论
　　     《党权、党员与党争》一书认为国民党退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组织的软弱。而组织软弱的主要表现：一是前期与共产党合作时丧失了党内的话语权，清党后又不能吸引广大青年加入国民党；二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的理念被“以军治党”、“以政治党”的实际所代替；三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矛盾丛生这些原因都是王书所论述的重要内容。
　　    王书论述国民党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注重派系斗争的描述方面，过多的注重CC系和青天团之间的分歧，而对于蒋介石与地方及中央其他派系的矛盾着墨不多，二是突出国民党弱势的一面，并未就其优势进行论述。三是我以为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定位如何？是将其作为维护政权的根本，还是仅仅当作其军事独裁下的一个附属品？这个定位问题事关对国民党的重视程度，书中并未加以交待。

wolfha

　　有新意，不错。但出发点能不能再换换？
　　（1）为什么党组织的强弱就能够决定最后的胜败？在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似乎并不如此，无政党组织也可以。这里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2）如果仅从组织的角度来讲，都学习了苏共，为什么苏共这么强大的组织最后失败了？到台湾后国民党的组织加强，为何后来会败给了民进党？约束条件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3）为什么衡量一个政党组织强弱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动员能力？有哪些隐含的条件没有讲？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经济体，不将社会动员能力作为衡量政党组织能力的最重要的标杆？
　　
　　目前还只是个优秀的个案，但是一般化的程度不够。

飞天菩

　　王老师是业内高手，这本书更是得到广泛关注。除了论述了国共两党系出同宗，花开两枝之外，所有对于清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得失的论述，直接的指向国共胜败的根源——党的力量的巨大悬殊。军事斗争的胜负是决定性的，可是导致军事斗争的胜负的因素，例如宣传能力、动员能力、严密的组织、统战渗透等等，背后的根源都是来自于党！党的能力的强弱是胜负的关键。国民党是披着苏式政党外衣，内里却是中国传统核心。而共产党才是真正学到了苏式政党的各种精髓~~

流星圣

　　这个我们通常所谓“党史”，一般就会想到共产党史，但是二十世纪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国民党统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大部分时段的大部分历史就是这两个政党的历史，所以我们研究党史，应该指的是两个党史，在历史教科书上就应该这样呈现：1949年以前就应该以国民党的叙述为主，但是在大陆，历史教科书对此讲得很少，这就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历史图景扭曲了，所以近些年来学术界对国民党史研究颇丰，这本书就是一本代表作，专门研究公民党的组织的。　　　　读完这本书，我知道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一对兄弟，笼统而论，实际上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国民党。这两个党干的好事和坏事差不多，所以社会稳定是很重要的，我们衷心拥护共产党，就像当年胡适拥护国民党一样，并不是胡适愿意充当独裁人民的帮凶，而是胡适真心觉得自己有责任促使中国民主化进程，而与其采用暴力革命手段，他认为用改良的手段要现实点。本书作者在谈到当年国民党的腐化时，不得不联想到当今共产党的政权， 个人认为共产党在现阶段还是不错的，虽然也有很多问题，但比当年国民党好得多。所以我们还是要现实点，有些民主战士虽然理想值得钦佩，但是在中国现实里不好办，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从政也无妨，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努力使中国更加民主吧。作者这本书就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想要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改革，不要怕改革，否则就像国民党一样玩完了。　　不过正是因为现实性太强，本书有些论断值得商榷，全书过多得论述了国民党组织的失败之处，而对其成绩之处提的不多，国民党的失败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要从不同方面去分析。　　　　摘些书中的语句参考哈：　　　　“本案所展示的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政权三者之间实践关系的复杂面相，引发我们对国民党政权阶级基础的再思考。国民党执政以后，一再声称其代表“全民”利益，而事实上，“全民”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1932年，国民党籍学者萨孟武曾撰文批评国民党代表“全民”的失策。他指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害是不能一致的。我们绝对不能同时得到他们两者的拥护。我们要想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便须放弃劳动者；我们要想得到劳动者的拥护，便须放弃资本家。如果我们同时希望他们两个阶级都来拥护，则我们的政策只能模棱两可。然而模棱两可的政策，终久必为他们所厌弃。”萨孟武还称：“我们如果要得到劳动者的援助，我们对内须先确认生存权制度，对外无妨与第三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一方面大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同时他方面又反对第三国际；一方面保护资本家，同时他方面又欲无伤劳动者的感情，则我们在国际上必致孤立无援，在国内必定得不到任何人民的同情，其结果，我们的党便失去力量”。萨孟武承认，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而薄弱的原因不在于国民党不想博得社会全体人民的欢心，反而在于国民党太想迎合社会全体人民的意思，结果反而一无所获。萨孟武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时国民党的两难处境。”

步方

　　      在时局混乱、战火纷飞的时代，弱势独裁所倚重的内部制衡易流变为派系倾轧。组织、动员能力均会受到很大限制。整个独裁局面分崩离析也许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情。
　　    欧美式政党与苏俄式政党在理念以及组织模式等诸方面均存在天壤之别，杂交起来，不仅无法取长补短，反而容易相互消解。
　　    强势才是独裁的好搭档，弱势独裁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承启堂

　　我读这本书有以下感受：
　　1.党的组织的强弱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政党的生命力
　　2.国民党的组织的涣散与软弱这个毛病从其诞生起一直未得到根本的改善，这也是国民党这个党的气质，这个气质一直延续到台湾时期，所以国民党连民进党也斗不过，我想问题出在国民党自身
　　3.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不是它不想独裁，是它根本没有能力独裁
　　4.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党力之强大，中共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宣传机器，在今天虽然有所削弱，但是依旧十分强大，只要中共能成功完成意识形态的创新与转换，适时的提出新的口号，同时成功的进行组织的更新与重新洗牌与强化，以适应民主改革的时代需要，我想，即便开放党禁，凭借你自身的优势，今后哪个政党是你的对手？中共你又何必害怕那些反华势力？我想，只要政改策略到位，中共非但不会失去政权，反倒能以新的手段继续保持长期执政

君子不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党--有共同的理想和诉求，围绕其一直走下去。
　　党员是党的生命力，党人、军人、商人是近代中国崛起的新兴社会群体。党员组成党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
　　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力，是衡量一个执政党党治力度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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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点独到，数据充分，发前人所未发，踏实的学术作品，引人深思。
　　
　　立场过于鲜明，影响了一些分析判断的结论，论证略显冗长，资料来源过于偏重王子壮日记。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观点当属结论第三节，关于国民党组织失败的思想根源的探讨。这方面当有更深的研究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