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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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盈偏仓。这里的话题甚多，因此有那么多茶馆，健谈的成都人为自己准备了品类繁多的小食，把它们与历史一起细细咀嚼品尝。

　　成都的名胜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来游子的遗迹。成都人挺大方，把它们仔细保存，恭敬瞻仰。比之于重庆，成都的沉淀力强得多。正是这种沉淀力，又构建了它的稳健。重庆略嫌浮嚣。

　　重庆也有明显的长处，它的朝天门码头，虎虎地朝向长江，遥指大海，通体活气便在这种指向中回荡。沉静的成都是缺少这种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楼边洒泪揖别，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无边的宽广。

　　成都的千古难题至今犹在：如何从深厚走向宽广？

　　四、兰州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0年之久。2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正恰构成强烈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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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的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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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嘟哝一声：“嗐，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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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10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才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理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终于要问老师，尼姑是什么。女教师说了几句。又说不清，孩子们挺失望。

　　两年以后，大扫除，女教师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将一把扫帚扎在竹竿上，去扫屋梁。忽然掉下一个布包，急急打开，竟是一叠绣品。一幅一幅翻看，引来一阵阵惊呼。大多是花，与花圃里的一样多，一样艳，一样活。这里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这里都有了。还绣着一些成对的鸟，丝线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师阻止了。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这些她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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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房这个词，已第二次听到。第一次从盗墓老头的脏嘴里。那天放学，直着两眼胡思乱想。真想找老头问问，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可惜，老头早已死了。

　　只好与小朋友一起讨论。年纪最大的一个口气也大，说，很多出殡都是假的，待我编一个故事，你们等着听。他一直没编出来。孩子们脑中只留下一些零乱的联想，每天看见花圃，就会想到牌坊，想到布幔重重的灵堂，飞窜的小船，老人的哑哭，下帘的快轿……颠三例四。

　　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老师们极爱清洁，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来，用明矾沉淀两天，再轻轻舀到水壶里，煮开，拿出一个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轻轻地呷一口，牙齿比杯子还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转过脸去，再呷一口。然后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绢，抹一下嘴唇。谁见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滩上捧一捧水。老师再三叮咛，以后决不许了。可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些教师都是大户小姐，讲究。

　　学生一大就麻烦，开始琢磨老师。寒假了，她们不回家，她们家不过年吗？不吃年夜饭吗？暑假了，她们也不回家，那么长的暑假，知了叫得烦人，校门紧闭着，她们不冷清吗？大人说，送些瓜给你们老师吧，她们没什么吃的。不敢去，她们会喜欢瓜吗？会把瓜煮熟了吃吗？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离学校不远的集镇上，一位女教师买了一捧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遇到学生，也没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灿灿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家家都有杨梅树，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老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上午，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走家访户，都不在。门开着，没有人。经一位老婆婆指点，走进一座山岙。全是树，没有房，正疑惑，棵棵树上都在呼叫老师，有声不见人。都说自己家的杨梅好，要老师去。老师们在一片呼唤声中晕头转向，好一会，山岙里仍然只见这几个微笑着东张西望的美丽身影。终于有人下树来拉扯，先是孩子们，再是母亲们。乡间妇人粗，没几句话，就盛赞老师的漂亮，当着孩子的面，问为什么不结婚。倒是孩子们不敢看老师的脸，躲回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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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啊，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好像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父母的家。也不见有什么人来找过她们，她们也不出去。她们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掉进一个古老的尼姑庵里。她们来得很远，像在躲着什么，躲在花圃旁边。她们总说这个尼姑庵很好，看一眼孩子们，又说尼姑太寂寞。

　　一天，乡间很少见到的一个老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一位女教师的。后来又来过一个男人，学校里的气氛怪异起来。再几天，那位女教师自尽了。孩子们围着她哭，她像睡着了，非常平静。其他女教师也非常平静，请了几个乡民，到山间筑坟，学生们跟着。那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过一座牌坊时不知嘀吐一句什么，“胡说！”一声断喝，同时出自几个女教师的口，从来没见过她们这么气忿。

　　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活着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结婚。孩子们围着尼姑庵——学校的围墙整整绕了三圈，把围墙根下的杂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门的女教师们把学生送得很远。这条路干净多了，路边的牌坊都已推倒，石头用来修桥，摇摇晃晃的烂木桥变成了结实的石桥。

　　叫老师快回，老师说，送到石桥那里吧。她们在石桥上捋着孩子们油亮的头发，都掏出小手绢，擦着眼睛。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有时，小小的庵庙，竟成了一个神秘的图腾。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10年前回乡，花圃仍在，石桥仍在。而那些女教师，一个也不在了。问现任的教师们，完全茫然不知。

　　当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绕着围墙急步行走。怎么会这么小呢？比长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时走完，怆然站定，夕阳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贴墙穿过旧门。这是一个被她们释放出去的人。一个至今还问不清牌坊奥秘的人。一个由女人们造就的人。一个从花圃出发的人。

　　1985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授予司徒华·达比克的《热冰》。匆匆读完，默然不动。

　　小说里也有一块圣女的牌坊，不是石头做的，而是一方冰块。贞洁的处女，冰冻在里边。

　　据说这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特别显得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蒙蒙纷纷像在睡梦里，又不像睡梦中的人儿，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结果，这位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抗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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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默然不动。

　　思绪乱极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乡为什么这么热呢？老也结不成像样的冰。我的家乡为什么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偷偷种花的尼姑，还有我的女老师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着把你们送进冰块？达比克用闪闪烛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发，你们的呢，美貌绝伦的中国女性？

　　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你们一定会有的，我猜想。你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热量，让你们完全解冻，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

　　冒犯了，也许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年迈的老师们，你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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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庙宇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娘们的口中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醮一醮朱砂，在黄纸关碟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朱砂点遍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时日。夏日午间，蝉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间抖动，衣履又是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年轻的媳妇正在隔壁纺纱、做饭。婆婆是过来人，从纺车的呜呜声中可以辨出纺纱的进度，从灶火的呼呼声中可推知用柴的费俭。念佛声突然中断，一声咳嗽，以作儆示，媳妇立即领悟，于是，念佛声重又平和。媳妇偶尔走过门边，看一眼婆婆。只等儿子长大成家，有了媳妇，自己也就离了纺车、灶台、拿起佛珠。

　　不知几个月后，庙中有一节典，四村妇人，皆背黄袋，衣衫干净，向庙中赶去。庙中沸沸扬扬，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巍然端然。这儿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却了自身。左顾右盼，便生信赖，便知皈依。两膝发软，跪向那布包的蒲团。

　　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二叔伯大声呼叫，只换得他大步逃奔。他抱我躲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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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未进过庙宇，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渐渐端详起四周的奇景。佛号浩荡而悠扬，调节着他的鼻息，众人低眉垂目，懈弛了他的对抗。他怀抱我的手势开始变得舒适，宛若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像成了另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放回摇篮，扬长而去。我的嘴里，衔着一支土制棒糖。

　　他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就在几天之后，他在路上，被先前的仇人砸死。

　　我家近处的庙宇很小，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瘦和尚是住持，严峻冷漠；胖和尚是云游僧人，落脚于此，脸面颇为活络。

　　两个和尚坐在一起念经，由瘦和尚敲木龟，的的笃笃，呜呜唉唉。孩子们去了，围着他们嬉闹，瘦和尚把眉头紧蹙，胖和尚则瞟眼过来，牵牵嘴角，算是给孩子们打了招呼。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会缓缓起身，穿过院子走向茅房，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嘡声一笑，说：“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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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这树就这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排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掸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吾乡东去6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小庙，上名石激头。该地石揪处处，故而得名。石批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王磊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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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王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又沉着。

　　大概是从30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仁立南窗遥望家乡。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雷，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悟，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飘荡隐约。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东到西，长几里许，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师范。古地之大，建房之多，令乡间财绅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