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 - 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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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杂忆①

　　１

　　有人说G．Byron②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这像，去年才从《小说月报》传入中国了③。可惜我不懂英文，所看的都是译本。听近今的议论，译诗是已经不值一文钱，即使译得并不错。但那时大家的眼界还没有这样高，所以我看了译本，倒也觉得好，或者就因为不懂原文之故，于是便将臭草当作芳兰。《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虽然用的是词调，又译Sappho为“萨芷波”，④证明着是根据日文译本的重译。

　　苏曼殊⑤先生也译过几首，那时他还没有做诗“寄弹筝人”，因此与Byron也还有缘。但译文古奥得很，也许曾经章太炎先生的润色的罢，所以真像古诗，可是流传倒并不广。后来收入他自印的绿面金签的《文学因缘》中，现在连这《文学因缘》也少见了。

　　其实，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ofi Sándor；⑥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⑦，——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Hauptmann，Su－dermann，Ibsen⑧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⑨，《嘉定屠城记略》⑩，《朱舜水集》⑾，《张苍水集》⑿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⒀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别有一部分人，则改名“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这些大号，自然和实际的革命不甚相关，但也可见那时对于光复的渴望之心，是怎样的旺盛。

　　不独英雄式的名号而已，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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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⒂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南京的土匪兵小有劫掠，黄兴⒃先生便勃然大怒，枪毙了许多，后来因为知道土匪是不怕枪毙而怕枭首的，就从死尸上割下头来，草绳络住了挂在树上。从此也不再有什么变故了，虽然我所住的一个机关的卫兵，当我外出时举枪立正之后，就从窗门洞爬进去取了我的衣服，但究竟手段已经平和得多，也客气得多了。

　　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只有方孝孺血迹石⒄的亭子总算还在。这里本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现在却面目全非了，居民寥寥；即使偶有几间破屋，也无门窗；若有门，则是烂洋铁做的。总之，是毫无一点木料。

　　那么，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⒅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此后是他们自己动手，拆屋材出卖，先拆自己的，次拆较多的别人的，待到屋无尺材寸椽，这才大家流散，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但这是我耳闻的，保不定可是真话。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⒆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⒇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恶加甚，有阴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22)，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

　　３

　　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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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常常欣慕现在的青年，虽然生于清末，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该不至于再有什么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和被压迫民族的合辙(23)之悲罢。果然，连大学教授，也已经不解何以小说要描写下等社会的缘故了(24)，我和现代人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但我也不想湔洗，——虽然很觉得惭惶。

　　当爱罗先珂君(25)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26)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27)。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日文的《桃色的云》出版时，江口氏的文章也在，可是已被检查机关（警察厅？）删节得很多。我的译文是完全的，但当这剧本印成本子时，却没有印上去。因为其时我又见了别一种情形，起了别一种意见，不想在中国人的愤火上，再添薪炭了。

　　４

　　孔老先生说：“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我们自己看看本国的模样，就可知道不会有什么友人的了，岂但没有友人，简直大半都曾经做过仇敌。不过仇甲的时候，向乙等候公论，后来仇乙的时候，又向甲期待同情，所以片段的看起来，倒也似乎并不是全世界都是怨敌。但怨敌总常有一个，因此每一两年，爱国者总要鼓舞一番对于敌人的怨恨与愤怒。

　　这也是现在极普通的事情，此国将与彼国为敌的时候，总得先用了手段，煽起国民的敌忾心来，使他们一同去扦御或攻击。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国民是勇敢的。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假使是怯弱的人民，则即使如何鼓舞，也不会有面临强敌的决心；然而引起的愤火却在，仍不能不寻一个发泄的地方，这地方，就是眼见得比他们更弱的人民，无论是同胞或是异族。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她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或者要说，我们现在所要使人愤恨的是外敌，和国人不相干，无从受害。可是这转移是极容易的，虽曰国人，要借以泄愤的时候，只要给与一种特异的名称，即可放心[事刂]刃。先前则有异端，妖人，奸党，逆徒等类名目，现在就可用国贼，汉奸，二毛子，洋狗或洋奴。庚子年的义和团捉住路人，可以任意指为教徒，据云这铁证是他的神通眼已在那人的额上看出一个“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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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在“毋友不如已者”的世上，除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聊以应景之外，又有什么良法呢。可是我根据上述的理由，更进一步而希望于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否则，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而敌人就做了这一国的所谓强者的胜利者，同时也就做了弱者的恩人。因为自己先已互相残杀过了，所蕴蓄的怨愤都已消除，天下也就成为太平的盛世。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九日《莽原》周刊第九期。

　　②　G．Byron　拜伦，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四、五节及注(24)。

　　③　拜伦的肖像，指英国画家菲力普斯（T．Phillips）所作的拜伦画像。一九二四年四月《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四期《拜伦逝世百年纪念专号》曾予刊载。《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一年经过改革，成为当时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刊物。一九三二年停刊。

　　④　《新罗马传奇》　梁启超根据自著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改编的戏曲，其中并无拜伦诗的译文。按梁启超在他所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曾以戏曲的形式介绍过拜伦长诗《唐·璜》第三篇中的一节：“（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Sappho，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希腊女诗人。日语译音为サツフオ“ツ”（音芷）在此处不读音，“撒芷波”系梁启超的误译。

　　⑤　苏曼殊（1884—1918）　名玄瑛，字子谷，广东中山人，文学家。二十岁时在惠州人寺为僧，号曼殊。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诗五篇：《星耶峰耶俱无生》一篇，收入一九○八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文学因缘》；《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四篇，收入一九○九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拜伦诗选》。“寄弹筝人”，指《寄调筝人》，是苏曼殊自作的情调颓废的三首七言绝句，最早发表在一九一○年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思想风格与所译拜伦诗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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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Adam　Mickiewicz　密茨凯维支；Petofi　Sándor，裴多菲。参看本书《摩罗诗力说》第八、九节及有关注。

　　⑦　厘沙路（J．Rizal，1861—1896）　通译黎萨，菲律宾作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一八九二年发起成立“菲律宾联盟”，同年被捕；一八九六年第二次被捕后为西班牙殖民政府杀害。著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等。他的绝命诗《我的最后的告别》，曾由梁启超译成中文，题作《墓中呼声》。

　　⑧　G．Hauptmann　霍普德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著有《织工》、《沉钟》等。H．Sudermann，苏德曼（1857—1928，德国作家。著有剧本《故乡》、小说《忧愁夫人》等。Ibsen，易卜生。

　　⑨　《扬州十日记》　清代江都王秀楚著，记顺治二年（1645）清兵攻入扬州时惨杀汉族人民的实况。

　　⑩　《嘉定屠城记略》　清代嘉定朱子素著，记顺治二年清兵攻入嘉定时三次屠杀汉族人民的实况。

　　⑾　《朱舜水集》　朱之瑜著。朱之瑜（1600—1682），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明末思想家。明亡后据舟山抗清，力图恢复，失败后流亡日本，客死水户。他的著作有日本稻叶岩吉编辑的《朱舜水全集》，一九一二年印行；国内有马浮就稻叶本重订的《舜水遗书》二十五卷，一九一三年印行。

　　⑿　《张苍水集》　张煌言著。张煌言（1620—1664），字玄著，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南明抗清义军领袖，文学家。他于清顺治二年（1645）在浙东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兵败后被俘，不屈而死。清末章太炎从鄞县得《奇零草》抄本，上卷杂文，下卷古今体诗，改题《张苍水集》印行。

　　⒀　《黄萧养回头》　以鼓吹反清革命为主题的粤剧，署名新广东武生著，原载于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后有上海广智书局单行本。黄萧养是明代正统末年广东农民起义领袖，景泰元年（1450）在战斗中中箭牺牲。剧本内容是说黄帝命黄萧养的灵魂投生，从事救国运动，使中国进入“富强之邦”。

　　⒁　邹容（1885—1905）　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曾留学日本，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逮捕，判刑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狱中。《革命军》是邹容宣传反清革命的著名作品，一九○三年作，共七章，约两万言，前有章炳麟的序和作者的自序。自序后署“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岁次癸卯三月日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该书揭露了清政府的殊酷统治，提出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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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⒂　周召共和　据《史记·周本纪》，西周时厉王无道，遭到国人反对，于三十七年（前841）出奔，“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又据《竹书纪年》，周厉王出奔后，由共伯和（共国国君名）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

　　⒃　黄兴（1874—1916）　字克强，湖南长沙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早年组织华兴会，一九○五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居协理地位。辛亥革命时任革命军总司令，一九一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窃国后，流亡日本，一九一六年在上海逝世。

　　⒄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即永乐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灭十族，死者多达八百七十余人。血迹石，相传是方孝孺被钩舌敲齿时染上血迹的石块。

　　⒅　旗人　清代对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按八旗是满族的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后来一般称满族人为旗人。

　　⒆　“罪孽深重不自殒灭”　宋代以来，一些人在父母死后印发的讣文中，常有“不孝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廷显考（妣）”一类套语。

　　⒇　宗社党　清朝贵族良粥、毓朗、铁良等企图保全清室政权于一九一一年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这些人曾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七日（夏历正月十九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反对溥仪退位。民国成立后，他们潜伏天津、大连等地，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进行复辟阴谋活动。一九一四年五月，曾和遗老劳乃宣、刘廷琛、宋育仁等勾结图谋复辟；一九一七年七月，又和张勋、康有为等勾结进行复辟，俱告失败。

　　(21)南北交恶　指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月所发生的袁世凯与南方国民党讨袁军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是由袁世凯以阴谋手段挑起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当时以孙中山为首、以南力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势力。在战争前，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重要人物宋教仁于上海，并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准备战争；国民党方面，原是对袁世凯妥协的，在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由日本回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战争于七月开始，八月底讨袁军即告失败。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南北仍处于对立的局面。

　　(22)　省界被利用　段祺瑞在袁世凯失败后出任国务总理时，为了团结北洋系的武力，曾使徐树铮策动各省区派代表到徐州开会，于一九一六年成立了所谓“省区联合会”。这是北洋军阀利用所谓省界联合的手段以图保存他们的封建割据的组织。与此同时，南方各省成立了联合的“护国军政府”。从此以后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盘据南北各省的军阀就常在联合的名义下，实行以省为单位的封建割据；而在利害冲突时，又进行相互之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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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合辙　指异族统治者强制汉族人民遵从他们的制度和政策。辙，即轨道。古代车制，两轮相距八尺，车行必与辙合。

　　(24)　指当时东南大学教授吴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说：“那时吴宓先生就曾经发表过文章，说是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人竟喜欢描写下流社会。”

　　(25)　爱罗先珂（1889—1952）　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曾先后到过日本、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因参加“五一”游行，六月间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辗转来到中国，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一九二三年四月回国。他用世界语和日语写作，鲁迅曾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

　　(26)　《读卖新闻》　日本报纸，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二四年改革后成为全国性的大报。该报经常登载文艺作品及评论文章。

　　(27)　江口涣（1887—1975）　日本作家。作品有《火山下》、《一个女人的犯罪》等。他所作的关于爱罗先珂的文章，题名《忆爱罗先珂华西理君》，文中记述爱罗先珂在日本受迫害的经过。该文曾由鲁迅译载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十四日《晨报副刊》，现收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译丛补》。

　　(28)　“毋友不如己者”　语见《论语·学而》。

娜拉走后怎样①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伊孛生②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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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④，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⑤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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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⑥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亨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⑦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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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⑧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⑨，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⑩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⑾，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