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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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中国的天然边界(7)

　　诸夷确实“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除朱棣之外，明朝后世皇帝恪守祖训，从而形成了明朝封闭消极的对外政策。牟复礼似乎不无惋惜地说：

　　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8-9页。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朱元璋式的和平国际政策基本上是主流。事实证明，在4000年的文明史中，虽然中国经常对周围地区占有军事优势，但领土扩张却非常有限。中国的扩张不仅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领土扩张最剧烈时期是在元朝和清朝。这两个王朝是外来政权。他们在入主中原之前不受儒家传统的约束。实际上，在占领全国之后，蒙元没有接受儒家思想，清朝的接受程度很有限，而佛教也没有引导他们维持和平。他们较好战，扩张领土时的限制主要是补给线，以及地理和气候条件。某些地理特点往往与气候有关。比如，沙漠是因为降水少、蒸发多而形成的。

　　a?北方的威胁：传统的方向

　　每年冬天，西伯利亚和外蒙古的寒流总会南下中国。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寒流在几天之内即可扫荡全国大部。从东北到华南、西南，全国东半部气温骤降，海南岛都会有明显降温。从华北北部的北京到长江入海口的上海，直线距离大约1100公里。寒流之下，南北气温相差不过两三摄氏度。因为南方潮湿，人体感觉更冷。到了盛夏，除了高海拔地区，全国大多数地方都是酷暑难耐，即使东北的气温也不凉爽。中国的大陆性气候是夏季炎热的原因。陆地在阳光照射下升温快，热量不易散发，原因更多在本地。冬季的严寒却来自遥远的北方，一次寒流可以由北向南扫过整个东半部国土，越过南岭直达海南岛。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的寒流往往受阻于青藏高原，西半部降温剧烈，但降温的范围却往往有限。如果把入侵的军队比作寒流，可以在历史上看到非常类似的现象：一次强大的北方入侵即可抵达淮河或长江（河流不能抵挡寒流，却能阻碍军队）岸边。如果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入侵，那么从东北到华南就会相继陷落，整个国家改朝换代。

　　中国的正北方是凶悍的游牧部落的发源地。他们的洲际征服潮流是由东向西，匈奴、蒙古都曾向西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的征服路线是少见的反方向。他从西方向东方进军。不过，他没有经过北方草原，而是较南方的高原。后来，伊斯兰教徒也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中亚，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东方。亚力山大的进军与中国无涉。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军队于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被东来的大食（阿拉伯）军队打败。这一年，唐朝流年不利，三战三败，先败于南诏，再败于大食，三败于契丹。四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通往西域之路被吐蕃阻断，唐朝再也没有收复西域。西域逐渐被伊斯兰化。。他们本地的侵略方向则是由北而南。大草原的南方是中国。因为面向大草原，中国的第一要务是国防，所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青铜是当时最珍贵的合金，青铜器的使用显示出祀与戎的重要。许倬云说：“商代青铜器用于作为工具及农具的比例，远小于作为礼器及武器的数目。”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27页，三联书店，1995年。张光直也说：“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与战争分离不开的。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22页，三联书店，1999年。

　　从本书第三章可知，中国历史是在与西戎北狄的战争中写就的。战争刺激了中国，使它在腐败的时候能够振兴。在可以追溯的历史中，中原与北方的战争从未停止过。宋国人有一首诗，赞美他们的祖先汤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殷武》。“常”，服从。宋是殷的后裔。氐羌不敢不来朝拜商汤，因为商汤有强大的武装，打败了他们。这首诗是春秋时殷人追述历史，却是可信的。如果商汤没有战胜氐羌，就很难取代夏朝，更难使商朝生存下来。迄今最早的汉文字证明了频繁的战争。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许多战争的内容，还出土了许多兵器。《易经》也保存了对北方战争的记载。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高宗武丁，在位时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根据甲骨文，武丁多次发动战争，召集的军队最多时有13000人。《史记?殷本纪》载：“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驩”之音、义皆同“欢”。《未济》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王武丁（约前1254－约前1194在位）。他和妃子妇好对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征讨，其中有西方的马羌——显然是一个养马的游牧部落。高宗时，殷人已经大量使用马拉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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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节：中国的天然边界(8)

　　周人崛起于西戎。周穆王（约前976-前922）征讨过犬戎（殷时的昆夷）。周懿王时（约前899-前891），中原与猃狁有频繁的战争：“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起居，玁狁之故。”《诗经?小雅?采薇》。周宣王（前827-前781）时，“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最后“玁狁于夷”。《诗经?小雅?出车》。“薄”，语首助词。“夷”，平定。北方游牧部落有很多名字。王国维认为，这些名字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的自称。鬼方、昆夷、猃狁都是同一族，他们是匈奴的祖先。《观堂集林》上，583页以下之《鬼方昆夷猃狁考》。许倬云说：

　　王国维著名的考证，以为鬼方与猃狁之属同为北方的游牧民族，则商人与鬼方的冲突，当是牧人与农人之间的头阵。商代南方无劲敌，北方则常有边患。周代也有同此现象。《西周史》（增订本），24-25页。

　　其实，何止商周有北方的边患。纵观中国历史，威胁几乎总是来自北方。商朝的国都屡次迁移，至盘庚（约前1350-前1300）时才定于殷。此后，一直到商纣王被周武王消灭，殷灭亡（约前1066年），近300年殷人没再搬迁。夏鼐认为：殷墟的“绝对年代，一般采用公元前约1300-1027年的说法，但是也有提早数十年到一百来年的可能”。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商朝前期为什么屡次迁都？论者们给出了很多解释，如寻找铜矿，等等。战争被大多数人忽视了。战争是改变历史的最强大力量。相比之下，其他力量（如文化、环境）的作用都是隐性的、缓慢的。因腐败而灭亡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归咎于别的原因，如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战败而亡则显而易见，不容否认。武丁时，商朝强盛，多次打败鬼方。都城得以长期留在殷，北方前线稳定下来。

　　周崛起于西戎。西周亡于西戎与内地诸侯的联合进攻。秦（前221－前206）统一之后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连接六国中的北方长城，以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虽然秦不是灭于北方入侵，却与北方威胁有很大的关系。始皇派长子扶苏去北方守长城，因此在他死的时候，跟随他的少子胡亥与赵高、李斯合谋，取代扶苏，篡取皇位。扶苏被胡亥以始皇之名赐死，同死者还有大将蒙恬。秦亡于胡亥和赵高之手。秦之后，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之间的分界线在南北大幅度摆动。在中原王朝强盛时，边界一直向北推到今天的长城以北，在中原王朝弱小的时候，中原的大部分都被丢失。虽然中国历史一直奉中原王朝（包括入主中原的北方王朝）为正统，但实际上，除了统治范围一直到了极北的元朝，不论在哪一个朝代，来自北方（包括西北和东北）的威胁没有完全消失过。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应该被视为一部南北融合史。之所以不说是扩张史，并非要文饰，而是因为扩张的主体是变化的，常常不是中原王朝。这个融合过程反反复复，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秦已亡、汉未立的动荡期，匈奴帝国建立了。公元前209年，冒顿（mò dú）杀其父头曼。统治中心在龙城匈奴祭天、大会的地方，在今蒙古国北部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的匈奴开始向各个方向扩张。冒顿单于夺回了秦朝大将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驱逐了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进入西域。汉高祖于公元前200年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匈奴大军包围，几乎被俘。此后汉朝采取了和亲政策，每年向匈奴提供大量物质。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0在位）即位。在老上之后，匈奴的单于不是特别能干，但双方的实力对比没有扭转，汉朝还在忍耐。公元前135年，匈奴又提出修改和亲条约。在宫廷辩论中，御史大夫韩安国支持和亲。他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足，怀鸟兽心，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弊，势必危矣。臣故以为不如和亲。《汉书?韩安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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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节：中国的天然边界(9)

　　韩安国清楚地说明了不宜战的原因。大臣们大多支持韩安国。韩安国不是怯懦之人，他也曾带过兵。文武职业的分别出现在唐朝。在另一个记录中，韩安国在讨论中还夸耀了匈奴的骑兵：“且匈奴者，轻疾悍亟之兵也，来若风雨，解若收电。”《新序?善谋》，刘向。在北方，一支游牧部落可以很快地移动，联合或征服其他部落，力量如滚雪球般地发展，然后滚滚南下。

　　汉朝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大增。在这次辩论后，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还是决定维持和亲政策。到了第二年，武帝不能再容忍匈奴，决定反击。汉军的伏击被单于识破，匈奴大军及时退走。公元前127年，卫青又夺回了河套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公元前119年，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余骑，以及辎重步兵数十万，从今山西北部出击。单于的兵力大致相仿，以逸待劳。卫青先接敌，两军对峙时，“会日且入，而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能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单于见战不利，突出包围逃走。汉军遣轻骑夜追两百多里不得。

　　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为东西两部。一百多年后的48年，东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投降了汉朝。经过西汉末年的退却之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大将窦固、耿忠出击北匈奴，收复部分西域失地。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耿秉再次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念。此后匈奴又遭东汉的几次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只能制造边患。北匈奴的地盘渐渐被来自东北的鲜卑、乌桓占据。南匈奴迁至内地居住下来，埋下了后来“五胡乱华”的种子，西晋因此灭亡。东晋（317-420）的时候南北分界线在淮河，这时候的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5个游牧民族在中原混战，汉人被大批屠杀。冉闵报复性地大杀羯人，自己最后也被杀。鲜卑族的北魏（386-534）结束了数十年的混乱，统一了北方。东晋和南朝（420-589）的宋、齐、梁的北方边界在黄河与淮河之间，陈时则被压缩到了长江一线。隋（581-618）、唐（618-907）时中国才再次统一。唐朝初年，战乱之后国力薄弱，不得不向强大的东突厥俯首称臣。

　　626年，太宗即位不久，东突厥的大军就抵达了渭河边。太宗只能与颉利可汗（620-630在位）讲和，赠送了大量财宝，突厥才退兵。唐太宗一直怀有反击之志。趁着东突厥遭遇内乱和雪灾，629年，太宗派李世、李靖发起进攻，抓获了颉利可汗。在640年代，太宗利用西突厥的内部分裂，不仅使西突厥不能对唐朝构成威胁，还在西域树立了权威。

　　在东北方向，隋炀帝曾经三次进攻高句丽，都以失败告终。隋朝也因随之产生的内乱而灭亡。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补给线太长，道路泥泞，军队的供应困难；而且远征军不能在严冬留在荒野，必须撤回。唐太宗两次进攻高句丽，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没有取得大胜，反而遭受重大伤亡。649年，太宗在计划第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去世。这时，高句丽的统治者泉盖苏文则开始扩张，侵契丹，联合百济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苏定方率军登陆百济，与新罗一起灭了百济。两年后，苏定方又指挥唐军从北方入侵，但南方的唐军受到牵制，不能及时配合，苏定方被迫撤退。唐朝的水师在海战中击退了日本支援百济叛乱的船队。666年，泉盖苏文去世，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在老将李世指挥下，联军于668年攻陷高句丽的都城平壤，高句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立了都护府。

　　太宗和高宗时期的成功没有消除北方的威胁。在武后时期，北突厥和契丹经常骚扰边境。在700年前后，北突厥的默啜可汗控制了从东北到西北的整个北方。在玄宗时，唐朝在东北方和西北方构筑防御工事。节度使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后来藩镇之乱的原因。

　　五代十国（907-960）时期，中国再次分裂。两宋（960-1279）时，北方形成了强大的王朝。西夏、辽、金、元对宋朝形成压迫，使之从来没有完全统一。宋太祖统一时的路线是先易后难，从南方开始。南方“易”的任务顺利完成了。可是直到宋朝结束，统一北方“难”的雄心都没有实现，反而一直受到北方的压迫，向南方退缩，到了淮河甚至长江一线。两宋都亡于北方入侵。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而亡，南宋被蒙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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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0)

　　明初时首都设在南京，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历史上都城设在南方的，都是中国王朝的领土不完整时期，所凭借的是黄河或长江天险。只要王朝领土完整，都城必定设在北方，以加强对北方的防御。或者是元、清两朝来自北方的统治者，不愿远离他们的故土。但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南方，都城设在北方，就要大量从南方向北方运输粮食。为此，隋朝时就开凿了运河，漕运所费靡多，也在所不惜。朱棣重复了隋朝的大工程。

　　在清军入关之前，东蒙古就已经投降，时间在1635年。清朝中期之前北方的最大挑战是西蒙古，即准噶尔。噶尔丹（1676-1697在位）是准噶尔汗国的一个王子，在拉萨出家为僧。1676年，他回到准噶尔夺取了汗位，然后东征西讨，建立了准噶尔帝国。帝国的疆界包括新疆和外蒙古。在噶尔丹的压力下，喀尔喀蒙古（北蒙古、外蒙古）的汗王向南逃到山西西北部，向清朝称臣，寻求保护。1690年，康熙帝亲自领兵征讨。两军在张家口以北的地方相遇，清军发射欧洲传教士铸造的大炮，噶尔丹退走。1696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在清军大炮的轰击下，准噶尔军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的地方溃败。第二年，康熙准备亲征到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那里是准噶尔的本土。噶尔丹在这时死去。他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1697-1727在位）继续领导准噶尔帝国与清对抗。1754年，西蒙古的几个首领向乾隆帝投降。直到这个时候，游牧民族在中国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才告结束。在征服准噶尔之后，清政府采用汉唐的做法，在新疆实行军屯，还把各族人移居到天山北部，开垦土地。在1808年，乌鲁木齐各县的民户农田数量上升到1775年的10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70-73页。

　　宋以后的三个王朝中，有两个（元、清）的建立者来自北方。北方民族建立正统王朝，这种情况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之前的北魏只占据了半壁江山。这表明至少在军事训练上和尚武精神上，中原已经衰败了。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永乐皇帝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但是明朝一直受到瓦剌蒙古人的威胁。秦修长城1500年以后，明大规模重修长城。汉唐都没有长城。当年，有大臣劝唐太宗修长城防突厥，但太宗决定采取攻势，并很快消除了突厥的威胁。1449年，明英宗在宣府（今河北宣化）的土木堡被蒙古人抓走，50万大军被击溃（土木堡离白登山并不远，围困土木堡的瓦剌蒙古骑兵经过大同回到草原）。明朝最终亡于来自东北的满洲人。对于清朝，主要的威胁仍来自北方，虽然他们把内、外蒙古都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除了以前的游牧民族外，又增添了从西伯利亚来的俄罗斯人、从朝鲜半岛登陆而来的日本人。他们的第一个侵略目标就是满洲人的故乡。

　　俄国人早就在觊觎中国的东北。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派人考察黑龙江流域。大约在1849年，他以一个地缘政治学家的口吻说：“谁掌握了黑龙江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纳罗契尼茨基：《殖民政策》，第117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366页。当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远东都有舰队，并曾在黑龙江河口之外徘徊。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法舰队还曾试图在河口以北登陆，攻击俄国。到了1858和1860年，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玩弄外交手段，威逼清廷，夺走了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库页岛）的中国领土，进而图谋更南的土地。

　　中原向北方扩张的障碍是寒冷、草原和沙漠。拉铁摩尔说：“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179页。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事例。欧洲强国曾两次全面入侵俄国，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在欧洲横扫千军，却都在俄国被严寒和大草原打败，一溃而不可收拾。详细论来，这两位欧洲枭雄的失败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俄军（苏军）的英勇抵抗，等等。严寒和广阔是俄国最强大的天然盟友，战争的转机都是在寒冬来临之后出现。在苏芬战争（1939年11月－1940年3月）之初，入侵的苏联军队被弱小的芬兰打败，除了斯大林的大清洗严重削弱了苏军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芬兰人同样了解严寒与冰雪，并在战争中充分利用。这场苏芬之战也被称为“冬战”。可以对比苏芬战争和诺门罕战役，诺门罕战役（苏联方面称哈勒欣）是在同一年略早一些时候发生的。1939年5月，日本和苏联军队在中蒙边界冲突。在苏联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打击下，日本的关东军大败。日本从此改变主意，转而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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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1)

　　从秦到清朝中期，对中国的威胁来自北方。中国的统治者也来自北方。这一局势只有几个程度有限的例外。（１）明朝朱元璋崛起于江淮之间，在南京（应天府）建都，北上推翻了蒙古人的元朝。后来威胁明朝的是西蒙古。明成祖时把首都迁到北京，重修长城防备蒙古骑兵。明代在南京正式建都的时间只有53年。（２）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在广西起兵，从广西打到南京，但继续北伐就很乏力，最后被围困在南京消灭。虽然对清廷造成极大的威胁，太平天国没有能够取得全国政权，历时也不长，只能算是扩大版的地方叛乱。（３）国民党从广东出发北伐，夺取了全国政权。不过，虽然号称中央政府，国民党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许多地方军阀不听中央号令，自行其是。另外，当时中国国土上有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存在，特别是日本。国民党北伐成功有苏联的支持以及另一些列强的默许。（４）共产党最主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崛起于江西一带，其军事领导人大多是南方人。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成为北方的割据势力。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共产党在东北建立起根据地，然后从东北向南席卷全国，渡过长江，占领南京，把国民党打到了台湾。共产党统一全国的地理路线和清朝的非常接近。

　　b?南方的险阻：群山和瘟疫

　　北方的军事压力一直主导着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和军事结构。苗、越等族群的众多南方部落是次要的挑战。南方多山地丘陵，水网密布，多是彼此相对封闭的农业区。这从南方方言数量之多、差异之大就可以看出来。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受灾面积也没有北方大，饥民的数量和流动性都比北方小（在近代，迫于人口压力，南方沿海的居民多向东南亚移民，他们漂洋过海，向海外转移压力）。在北方，流民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些王朝就是被流民削弱、推翻的。因此，多山的南方不可能像大草原那样产生地域辽阔的帝国。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经注意到南北人士的性格差异。他说：“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清朝时，赵翼注意到南北用兵结果的差异。他说：“有明中叶，战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异者。大率用兵于南则易于荡扫，用兵于北则仅足支御。”赵翼把原因归于南北不同的风土：“可知北强南弱，风土使然，固非南剿者皆良将，北拒者尽庸将也。”赵翼：《廿二史劄记》下，卷三十四之《明中叶南北用兵强弱不同》，62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在“风土”的因素中，“土”是关键，因为“土地”决定“民风”。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人们尤其相信这一点。例如，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法律与气候、土壤的关系。他认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论法的精神》上，228页）可比较前引赵翼的观点。赵翼（1727-1814）的年代与孟德斯鸠的年代相差不远。伏尔泰（1649-1778）还专门写了《风俗论》。“土”就是地理因素，也包括气候。从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从孔子到赵翼两千余年，中国南北风土的差异没有根本变化。

　　会稽的位置在北纬30度附近。在春秋五霸中，越国的国都在最南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北纬30度以南从来没有形成过强大的政权，不能像勾践时的越国那样抗衡中原国家。正统王朝迫于游牧部族压力而南迁的，最南的首都是杭州不包括皇帝向南逃亡时停留之地，也不包括在王朝末年称帝的皇室成员所在之地，否则中国的国都将一直向南，进入大海（南宋末）或缅甸（明末）。这里也没有列入日本侵华时的陪都重庆。，也在会稽以北。只有在战乱时期，才会在南方形成一些割据政权，如秦末汉初赵佗建立的南越（都城在番禺，后被越南当作本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统王朝），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吴越、闽、楚、南汉等国。北方的五代最后一统为宋朝。宋朝统一了南方，又受更北方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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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2)

　　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南北地理条件对战争的影响。在汉武帝（前141年－前87年在位）统治初期，闽越侵南越分别又作闽粤和南粤，在今福建和广东一带。闽粤王为越王勾践的后代，在进攻南粤之前３年，闽粤还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发兵救东瓯，未至，闽粤退兵。南粤的第一个王是赵佗，都城在番禺。佗为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末动荡时，接受秦南海尉任嚣的临终委托，绝新道（秦时新开拓的通往北方的大道）自保。汉文帝时，佗去帝号，成为汉的藩臣。赵佗也是越南正史中的正统国王。。南越是汉的藩臣，不敢擅自兴兵抵抗，因此向皇帝投诉。为了保护藩属，汉武帝决定发兵攻打闽粤。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他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眛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执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隃领，柁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且越人棉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全文见《汉书?严助传》，班固。“瘅”（dān），热症、热病。“蠚”（hè），虫类蛰咬。

　　这里的“中国之人”实际上是中原地区的北方人。北方人畏惧南方炎热的气候和多山多水的地理。刘安后来因谋反罪被杀。不过，刘安的这次谏言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与闽越的战争也没有打起来，因为闽越王的弟弟“杀王以降，汉兵罢”《汉书》。。刘安的谏书不仅是文人与武人在战争问题上的对立，还有很多地缘政治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南方地理的深刻了解。在此后近2000年的时间中，中原王朝在南方的军事行动都遇到相同的问题。

　　东汉的名将马援（前14-后49）在北方和南方都长期征战，最后折戟长沙西。光武帝刘秀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了诸羌造成的边患。40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姐妹称王起事，应者众多，攻没六十余城。41年，马援拜为伏波将军，远征交趾。他斩杀两姐妹，平定了在今天越南河内以南的叛乱。44年秋，马援“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近一半死于瘴疠。《后汉书?马援传》。然后他又到今天山西北部出击乌桓，乌桓主动退走。49年，汉军征讨武陵、五溪蛮夷（在今湖南沅水的沅陵、辰溪一带），却全军覆没。62岁的马援主动请缨出战。在今天湘西的进军途中，“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后汉书?马援传》。这次马援亦无幸免。他死在军中。马援曾有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后汉书?马援传》。他原来的设想是死在北方。

　　在中国南方，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瘴疠，其程度甚至在崇山峻岭与大河急流之上。路总是能够找到，或开辟出来，但疾病却难以防治，无法避免大量减员。在古代，中原人称江南为“瘴疠地”。瘴疠是中国古代对南方传染病的泛称，主要是疟疾（由虐蚊叮咬而感染），可能还包括鼠疫、伤寒等疾病。古人对它们没有区分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医治。他们认为，瘴疠是由山间的瘴气（潮湿空气）引起的。其实，西方人也同样认为疟疾的病因是不良空气。Malaria（疟疾）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mala aria——“坏空气”。

　　瘴疠的多发区随着中原人及中原文化的南迁而逐渐南移。东晋士族南下，开发江南。南京成为“六朝古都”，江南成了富庶之地、人文渊薮。“瘴疠地”的界限随之向南推移。唐朝时，流放南方是一个严重惩罚。705年，杜审言被流放到峰州，沈佺期为他写下了“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峰州在今越南河内附近的永富省一带，时属岭南道。当时的道不是常制。李白也曾被流放。757年，李白在今天的江西被捕，次年被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在前往夜郎的途中遇赦。杜甫（杜审言的孙子）不知道李白已经遇赦，写了一首诗怀念他，其中有“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梦李白》二首之一，作于7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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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3)

　　在730年代末，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兴起。南诏臣服于唐朝，却又向唐朝的领土扩张。因为地方官的贪渎和勒索，南诏王阁罗凤攻占了云南府（今云南祥云之云南驿），杀太守。第二年，即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南诏，被南诏打得大败。唐兵死者6万人，其中许多人死于流行病。南诏因此向吐蕃称臣，寻求保护。杨国忠庇护兵败的鲜于仲通，并征兵再战。“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于是，杨国忠派人四处抓壮丁，戴上连枷送到军队。“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十载》。同样在751年（玄宗天宝十年），唐朝在北方也连连失利。高仙芝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被阿拉伯军队打败，安禄山在今河北被契丹打败。这是唐朝战事不利的一年。

　　北宋时，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多次被贬。他的贬谪地越来越向南方，先后有黄州（今湖北黄州）、惠州（今广东惠州）、儋耳（今海南儋县）。在贬谪途中，爱妾朝云跟随苏轼到了“瘴疠之方”的惠州。在1096年，朝云“遭时之疫，遘病而亡”（《朝云疏》）。在这一年秋天，苏轼作《西江月?梅花》纪念朝云：“玉骨哪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1101年，在离开海南谪地一年后，苏轼自己也因瘴毒发作，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越南北半部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越南在968年独立，然后开始扩张。北宋治平（1064-1067）初，朝廷得到交趾企图入侵的报告，宋英宗“问交趾于何年割据”，辅臣介绍了交趾（今越南北部）的割据经过。接着，宰相韩琦说明了越南割据的缘由：“交趾山路险远，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也。”《宋史?列传?外国四》。韩琦以前是坚决主张对西夏用兵的。他在边防问题上不是温和派，却因越南有瘴疠而不赞同收复。宋朝已经准备放弃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了，但越南却发起了攻击。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越南李朝以十多万军队攻陷钦州（今广西宁山）、廉州（今广西合浦）、邕州（今广西南宁）。越南军队在邕州屠城，杀了58000余人，再加上在钦、廉两州死亡的，有10多万人死于入侵。次年，宋朝发起反击，攻占谅山，直指李朝京城升龙（今河内）。但是，“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在李朝表示降服之后，宋朝撤兵。由此可见，越南能够保持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瘴疠的功劳。明初还将重演这段瘴疠史。

　　北宋大将狄青出身于行伍，在北方屡立战功。宋仁宗皇祐（1049-1055）年间，南方蛮侬志高反，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围广州。围剿官军师久无功，多有败死。狄青上表请行。他出奇兵，一昼夜通过昆仑关。反叛者失去天险，在对阵中仍很奋勇。狄青指挥骑兵从左右翼出击，叛军终于失败。官军收复邕州。“初，青之至邕也，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上流，士饮者多死，青殊忧之。一夕，有泉涌砦下，汲之甘，众遂以济。”《宋史?狄青、郭逵传》。

　　朱元璋要求后代皇帝在南北两个方向都采取守势，不要有侵略意图，但防守的重点是北方。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发起了对安南的进攻，自五代十国以来，再一次把越南纳入中国领土。永乐五年（1407），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辖48个府州、168个县、313万户。在明朝占领期间，安南的反叛不断，明军屡遭挫折甚至惨败。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最终放弃安南。此时距离朱棣之死仅3年，中间隔了一个在位不足一年的明仁宗。

　　朱棣的对越战争属于迫不得已的行动。明朝作为宗主国被动地卷入了越南的内部权力斗争，在支持正统方的时候遭到篡位方的袭击。因此，他不算是完全违背父训。但是，明朝接下来吞并越南，被证明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在占领安南的同时，朱棣还有许多耗费巨大的目标：1406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1411年，开始重新修复大运河；营造北京，把京师从南京迁到北京；重新修建长城。在这期间，明朝的战略重点仍是北方，南方和海洋是次要的。从1410年到1424年，朱棣亲自统帅了对蒙古的5次征讨，其中两次没有遇到敌人，另外三次也没有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他在第五次出征的归途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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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4)

　　缅族人壅籍牙（1752-1760在位）创建壅籍牙王朝（贡榜王朝），至1757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缅甸的统一。18世纪中期是壅籍牙王朝的全盛期。缅甸向西远征曼尼普尔（今印度东部的一个邦），向东攻入暹罗（今泰国）。中国边境地区受到侵略，守边官兵被攻杀。乾隆帝四次对缅甸用兵，都以失败告终。皇帝本来无意扩大战事，但边将争功冒进，最后导致战争升级。清兵最后的目标是攻取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近郊）。当地的地势险要，山路只可一人通行，往往前营已到，后营还未出发，军力无法施展，而缅人英勇善战。因战败，前后三任云贵总督，一自杀，一被勒令自杀，一在战场自杀。乾隆三十四年（1769）7月，第四次对缅战争开始了。傅恒督师入缅。傅恒是满族富察氏，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弟弟，也是乾隆帝非常宠幸的大臣。他还是福康安的父亲。但傅恒也没有改变战局。到了11月，入缅的清朝弁兵病死很多，多名高级将领病死，傅恒也染上了瘴疠，而缅甸的前方堡垒又久攻不下。于是乾隆帝知难而退，允许和谈、撤兵。傅恒返回内地后，因瘴疠发作于1770年身亡。四次征缅失败是清朝在南方的一大挫折。

　　1834年夏，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第一位驻华贸易总监律劳卑从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名字的汉译可看出那时对西方人的蔑视。到达广州，当年就因疟疾死于澳门。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于1840年7月第一次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在定海之战中，中英双方共有2000多人丧生，英国只战死了19人。但是英军“把兵营安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107页，三联书店，2005年。，共有大约500英国军人死于痢疾或疟疾。到9月中旬，1/3的英军士兵因生病而无法战斗。这时英国有4000陆军在中国。只留了一小部分兵力封锁广州。1941年10月，英国第二次占领定海。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向中国派出了大约有一万名步兵（包括印度兵）。1841年，因为中英两国政府都没有批准《穿鼻条约》，2200名英军占领了广州。他们的代价是一伤（在炮台）一死（在三元里）。但英军“遭遇到了更加强大的敌人：疾病。……痢疾、疟疾、腹泻时大批士兵死去”。《鸦片战争》，147页。

　　到了20世纪，瘴疠仍然严重困扰着在中国南方山区作战的人们，并差一点改写中国现代史。1929年初，红军战事不利，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了井冈山，向东转移到瑞金一带。在那里，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权受到挑战，结果是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这年夏天，毛泽东得了疟疾，病得很重，“有好几次是在生与死之间徘徊”。R?特里尔：《毛泽东传》，12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共产党派了两名交通员，从上海专门为他送去了特效药奎宁。其中一位在半路上被砍掉脑袋，另一位把药送到了。为毛泽东治疗的是福建长汀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傅这时已经加入红军，是红军中的名医。第二年3月，因为听信了这场疾病引发的传闻，莫斯科共产国际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故，为他发了一份讣告，说他死于肺结核。这时，毛泽东已经大病初愈，并重新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

　　即使在今天的非洲，疟疾仍是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UNICEF）在2003年公布的数字，全世界每年仍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9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的卫生和医疗条件明显好于非洲，大概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疟疾出现，而在此之前，对疟疾同样束手无策。全球现在每年仍有5亿人感染疟疾。除非洲之外，中南美和东南亚、南亚也受疟疾的侵袭。在中国边界以南、东南亚的几乎全部和印度全境，现在仍是疟疾的高发区域。

　　热带疾病造成南北方的地理隔离。不仅在中国如此，瘴疠也影响到了欧洲的历史。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北方蛮族是德意志和法兰西。他们向南入侵意大利的时候遇到了瘴疠。从阿尔卑斯山上流下的水在罗马附近形成了大片的湿地和沼泽，滋生多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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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5)

　　夏秋两季流行于罗马城内及其附近的热病，便是从奥托大帝到路易四世时代日耳曼诸帝之努力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通常叫作“罗马”热病或疟疾是一种周期性的发热，据认为是由蚊子传播的血液毛病所致；而对这种间发性的热病，古代中世纪的药都无济于事。如果那时知道奎宁，那些时代的历史就会极为不同，许多人的宝贵生命——比如但丁的——就会延长。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438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引文为原书第138页的注。但丁（1265-1321）死于疟疾。奎宁大概在1632-1639年之间从美洲传入欧洲。

　　当时，罗马和意大利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帝国的皇帝要去罗马接受教皇加冕。如果没有阿尔卑斯山和疟疾的阻挡，帝国皇帝可能就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对各城邦施加严密控制。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就不会出现，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同。我们今天的生活将黯淡许多。同样对意大利感兴趣的还有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发现了意大利，时间在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不久。富庶而文明的意大利魅力无限，吸引着北方的野蛮人。从路易十一开始，连续四代法国国王入侵意大利，都遭到失败。这次阻挡法国人野心的是欧洲复杂的地形和由此产生的众多力量中心。法国的冒险在16世纪中期结束。

　　拿破仑时期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也有了金鸡纳。但欧洲许多人对鼠疫和疟疾的区分还是不很了了。来自北方干旱地区的人们进入潮湿地带之后，对瘴疠的免疫力尤其低下。1799年3月，在领兵征服巴勒斯坦的时候，拿破仑在雅法遇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通过沙漠的行军是非常使人厌倦的，而从异常干燥的气候转入潮湿多雨的气候，对士兵健康也是有影响的。设在圣地僧团僧院里的病院已不够用。……有些病人入院后一昼夜就死去了。……有些人把鼠疫症看做某种被称为淋巴腺肿块的恶性疟疾，……全军都处于恐慌之中。……发布了严格的命令：士兵们在洗劫城市时所掠夺来的一切东西，毫无例外地予以烧毁。在医院里，当恶性疟疾流行时，每次都采取了类似的预防措施。《拿破仑文选》下，198-19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在雅法之战中有一件轶事。拿破仑躲过了一劫。一颗子弹在他头顶之上数厘米的地方飞过，在打落了他的帽子之后，打死了站在他身后的一位上校。拿破仑的身高不足1?58米，而那位上校比他高出整整20厘米。这是拿破仑第二次碰到这种事了。见该书第196页。可见历史是由许多偶然事件组成的。

　　那时的法国医生仍不能区分鼠疫和恶性疟疾。雅法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港口，其“潮湿多雨”只是相对于沙漠地区而言。其实，雅法的年均降雨量只有508毫米，比北京的600多毫米还少，远远没有中国南方湿润。广东省的平均年降水量在1500毫米以上，岭南更在2000毫米以上。因此，与中国军队在南方遇到的艰险相比，法国军队在巴勒斯坦染上的疾病不算严重。况且，法国军队有优势：那时的西方医学已经比较发达了；通过地中海的补给非常便捷，大大减少了士兵的体力消耗；在干旱的巴勒斯坦，流行病的地理范围很有限，“只要部队出发远征，疾病就消踪匿迹了”。《拿破仑文选》下，200页。雅法的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到次年5月的冬季，而中国（不仅在南方）的降水则多在夏季。高温加高湿最容易滋生疾病。在经过巴勒斯坦向埃及的远征中，法国军队一共损失2750人，其中近一半（1300人）死于疾病。《拿破仑文选》下，263页。拿破仑认为“疾病是最危险的敌人”，“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以上两句引语分别出自《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和第22卷第18041号。转引自J?F?C?富勒《战争指导》，4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在多雨的南方，没有人能够躲开湿气。

　　c?东边的限制：海洋和岛链

　　由于环环相扣的岛链，中国东部的大海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和邻国之间的内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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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中国的天然边界(16)

　　在历史上，中国外海多台风，而且外海各岛屿上的文明程度较低。因此，海上航行有很大的风险，却没有很大的收益，这是阻碍中国走向海洋的主要原因。中国大多数王朝都不鼓励贸易，民间的海外贸易最为可疑，受到更大的抑制。因为气候莫测以及心理因素，中国古代皇帝宁愿沿着海岸线挖掘大运河，也要避开海洋。中国在海洋上的“边界”是由自然条件限定的。现在，这些障碍或边界都不存在了，但地缘政治的障碍却非常大。

　　中国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似乎有很好的条件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其实条件并不优越。中国东部、南部之外的海洋是世界上岛屿、海峡最密集的地方。这些岛屿分属多个国家，有些自成岛国。一些岛国距离大陆很近，中国与它们有岛屿和领海纠纷。美国的驻军更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因此，这些岛屿和海峡对中国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不是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国家，因为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东海岸之间有一个过渡，这就是第一岛链。诸多的岛屿如蜿蜒的山脉，彼此相连，形成一根链条，锁住了中国的海疆。中国走向海洋，首先遇到岛链形成的地缘政治“边界”，它们可以被用来封锁中国，阻止中国的大洋通路，把中国遏制在大陆上。要走向大洋，岛链是中国必须突破的屏障。

　　东亚近海海域以及太平洋上的岛屿大致都是南北走向，对大陆海岸形成包围的岛链。一般认为，中国的外海有三条岛链，其中距离中国最近的、最严密的是第一岛链。关于第一岛链包括哪些群岛，并无一致的说法，但总是距离中国最近的那几个群岛。本书认为，第一岛链从萨哈林岛开始，经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加里曼丹岛又称婆罗洲（Borneo），即中国古史中的渤泥，73?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岛，分属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三个国家。到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岛与欧亚大陆的马来半岛之间有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海峡中有个小岛值得一提，即新加坡。在这些大的群岛和岛屿之间，还有许多较小的岛，而日本、菲律宾、印尼都是岛国。中国船只走向大洋，必须经过几条狭窄的海峡，很容易受到封锁和攻击。在那里，海盗都可以制造相当大的麻烦和损失，更不必说装备优良的岛国海军了。

　　在第一岛链的北端，萨哈林岛、日本群岛与大陆海岸（其中一部分是伸出的朝鲜半岛）合围成日本海。日本海的各海峡窄而浅，近似于一个内陆海。中国在日本海没有直接的出海口，图们江入海前的最后一小段（约15公里）是俄国与朝鲜的界河。封闭的日本海是中国外海的一个缩小版。日本北海道岛与俄国萨哈林岛之间的宗谷海峡（拉彼卢兹海峡）最窄处43公里，最浅处50米；北海道和本州岛之间的津轻海峡最窄处18?5公里，最浅处130米；日本九州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朝鲜海峡之中有对马岛，其中日本一侧的对马海峡最窄处41?6公里，最浅处50米。在朝鲜海峡的南北两端，日本和韩国（韩国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都有实力可观的海空军，而且都有美国的驻军。以海参崴海参崴在海洋和陆地两个方向上都缺少纵深，不适合做俄国的军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受到极大限制，只有日本海的第四个出口鞑靼海峡才是安全的。因此，俄国需要更多地使用堪察加半岛南端的基地，不过，那里靠近北极圈，气候条件恶劣，远离腹地，补给成本高。中国面临着与俄国类似的海上困境，或许略好一些。

　　第一岛链的中间点是台湾岛。台湾岛与海南岛同是距离中国海岸最近的两个大岛。其北是琉球群岛，冲绳是美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其南经过两个较小的群岛（巴坦和巴布延）之后是菲律宾群岛，美国的前殖民地，现在的军事合作伙伴。菲律宾群岛的巴拉望岛、苏禄群岛，几乎没有疏漏，连接到加里曼丹岛，该岛的南部属于印度尼西亚。除了马六甲海峡之外，南海还有几条海峡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如巴士海峡、巽他海峡。不过，它们同样受到岛屿的控制，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商业价值较小。台湾岛是中国最有希望首先打破第一岛链的环节，一个与大陆统一的台湾岛将成为东亚沿海各国的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