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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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是影响人类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最古老、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两河流域、尼罗河下游、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华文明的源头不仅仅在黄河流域）都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温带。希腊、波斯等古文明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它们彼此之间是相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犹太人的祖先就在这片土地上发展了一神教。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有波斯，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乡。因此，从尼罗河到印度河，古老的农业文明在地理上是连续不断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贸易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很发达了。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亚大草原上，那些流动性很大的游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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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自序(1)

自序

一、关于本书的写作背景

　　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都与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有很多年，虽然工作非常繁忙，我却保持了乱读书的习惯，不仅是为了学习，也是一种放松方式，一个业余爱好。2003年，我辞去了工作。在一个炎炎夏日在校读中看到“炎炎夏日”四个字时，不知恁地，忽然联想起《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一章中，白日鼠白胜卖酒时的唱词：“赤日炎炎似火烧……”夏天，梁山好汉们上山打劫不义之财，我却躲在陋室中胡编乱写。行动者和思考者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一觉醒来，独坐无聊，在汗流浃背之余，突发奇想，无事生非地决定写一点东西。结果当然是自讨苦吃，但如同上了贼船，欲罢不能，只好断断续续地坚持下来。在那一天突发奇想拿起笔之时，没有计划，没有预谋，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什么组织支持。——没有任何官方给予或认证的头衔或职务，比如助教或科长什么的，所以，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没有资格自称为学者，我也没有兴趣僭取这样一个头衔。尽管在2003-2009年之间打过几次零工，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都是全力以赴，是一个无业者，或美其名曰自由职业者。生活清贫，没有得到过任何官方直接给予的福利，没有领过失业救济，更没有领过美元据《瞭望》周刊2009年第四期文章《中国智库锋芒待砺》报道，在过去20年中，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用于中国学者和智库的研究，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们的观点。2008年3月，福特基金会为在华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送行，举行了招待会，有400多人出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他们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智库接受美元或卢布不是问题，问题是资金来源如此集中，而智库又是如此趋之若鹜，研究结果必然会失去公正，影响到国家的决策和利益。同样据这篇报道，国内智库完全按照领导的意愿修改数据——这是另一个问题，福特基金会也许还不致如此，因为揭发他们搞鬼没有风险。同样可悲的是，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因为中国智库不发达，影响了“人权”、“自由”、“民主”的定义权和使用权。他的意思无非是要官府拿出纳税人的钱，由他们把不是白的甚至是黑的说成是白的。按常规，结论是预定的。这居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福特基金会算是智库的好金主。与福特基金会相比，这样的国家基金会实在太等而下之了。照此，中国的学术不会有出路。总而言之，中国的“学术界”确实不太经常与学术有关。、卢布、英镑，或其他任何种类的外国货币。除了在日常消费中间接缴纳各种税费之外，偶尔打些零工，挣几张中国人民的币，仍须照章纳税。因此，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可以假装对国家的事情有发言权。欺骗自己比欺骗别人容易得多——虽然自己知道真相。

　　无业状态当然不是因为我懒惰，那只是为了多一小点个人自由而自愿付出的代价。因为有了这点争取来的自由，我能够写出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免忌讳，却完全不用说套话、空话、废话、假话以及一切无用的话。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一介寒士，“算个屁呀”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语。2008年秋，在深圳的一家饭店，林让一位陌生的11岁女孩领他去厕所，然后卡住女孩的脖子往厕所里拖。女孩挣脱了。当同在饭店吃饭的孩子父母找到林质问时，林扬言：“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大。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其狂妄与无耻令人耳目一新。此后多有自觉地自称为“屁民”的屁民。网络上有评论说，林公仆的“屁”论说破了一个两千年的公开秘密。信哉斯言！事实往往很简单，掩盖事实的谎言却被制作得非常复杂。！探讨“肉食者谋”的地缘战略，肯定有不自量力之嫌。虽然这样提醒自己，但我也知道古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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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自序(2)

　　设使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宁得无肝胆涂地于中原之野与？《说苑?善说》，刘向。“藿”，豆叶。这话是东郭祖朝对晋献公说的。当然，肉食、藿食都是比喻。早年的“肉食者”现在已经不再以食肉为满足了。另外，提前自我揭发一下：我几乎每天都吃肉。

　　现在所说的“为国家肝胆涂地”是一个比喻，类似“鞠躬尽瘁”。这和流民在战乱中真正的肝胆涂地是大不一样的。在以上引文中，言者的意思是，一旦统治者失计，百姓就会流离失所，死无葬身之地。肉食者“失计”是常态，买单者当然是藿食者。况且肉食者要做许多事情，思考许多计谋，比如像深圳市长（以及其他一些市长）那样买官卖官。他们未必有时间为民生“计”。因此，藿食者似乎不得不越俎代庖。幸运的是，国家几十年来已有了些许进步，大概或许好像似乎可能还不至于因为某个“屁民”说了一小点点真话就把他打翻在地，再像千百条蜈蚣一样踏上无数只脚。于是，我斗胆前行了。这本书是我对我的国家（真是我的国家吗？这样说难道不是太贪婪了吗？）所尽的一点匹夫之责——更准确地说，屁夫之责。我时刻卑谦地牢记“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训——前面两个字和后面两字都不敢稍有遗忘。

　　本书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本人自费购买的图书、自费上的互联网，以及在街头报摊上购买的报刊。所有费用都是本人合法劳动所得，书中的观点都是自己思考和阅读所得。读者可以看出，本书引用书籍的作者大多是中国古人和西方学者，很少有中国现代的学者。我并没有任何回避引用现代国人的念头，这个结果实在是无可奈何，每每念及，不禁感慨万千。不过，既然生长在中国，我的许多观点肯定是在这个背景的潜移默化中接受的，其中有一些或许受中国现代学者的间接影响。另外，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国内的中文网站，在观点上和学识上都从网上文章中获益不浅——这些文章的作者肯定大都是现代中国人。不过，网络论坛上的文章大都是转贴，或几经转贴。读者既不能确定发帖者就是原创者，也很难了解网络作者的真实身份——这却是人们敢于发表真知灼见的最大原因。有时，某条新闻或某篇文章后的简短跟帖使我击节赞叹，或者仰天大笑。我欣赏写者的思考、敏锐、幽默或大胆，又遗憾不能知道他们是谁。所以，无法在此列举给我启发者的姓名，只能对那些隐名埋姓的原创者表示感谢和歉意，对转贴者的劳动表示感谢。

　　自孔子以降，私人著述在中国蔚然成风。但进入20世纪之后，思想禁锢之严厉前所未有，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些松动。对于个人，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一本书仍然有些艰难。从2003年开始，这本书断断续续地写了近6年，其中真正用来写作的时间加起来大约是3年。其余的时间或为琐事、或为口而奔波，有时一年多没有写过一个字——这样的时候有过两次。虽然我经常可以心不在焉地同时做两三件事情，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必须专心才可以写出东西，不能过于为第二天的柴米油盐发愁。一旦因事中断写作，往往需要重新酝酿好几天才能够接上原来的思路。因此，处于良好状态的时候不多，整个写作过程的效率很低。

　　书中许多引文出自出版时间较近的书籍，引用了时间较近的新闻事件，但这不代表我最初写那一段文字的日期也较近，而很可能是我把新的想法、新的资料加进原有的文字中去了。读书如同堆劈柴，也是“后来居上”。另外，拖延并非完全没有好处。好处之一是可以使用许多新的资料，或者早已有之的、但作者新近才知道的观点和资料。如果知识和见识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而且减少了一点愚昧，也算在人生岁月无可奈何逝去之时的一个慰藉吧。但无论用多长时间学习，孤陋寡闻都不可避免，有待于大方者指正。

　　二、致谢和免责

　　首先感谢我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年迈的父母，使我免去许多后顾之忧。我常年漂泊在外，生活无着。如果没有弟弟留在家乡，我真不知道如何能够照应父母。尽管他们一再表示一切都很好，不需要我操心，但我也知道，他们生病的时候从来都瞒着我，就像我瞒着他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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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自序(3)

　　本书的写作过程难免有些艰辛，今天回首甚至觉得有些不堪。不过，幸运的是，虽然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但我从来都不缺少想法，或对想法不能确定。写作一直都比较顺利，从来没有遇到难过的坎。最大的艰辛不在写作本身，而是把想法和论据记下来的时间太久，长时期支付体力和精力的消耗。我本来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真不知道这么长时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或许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引导和鼓励我吧。当然，家人和朋友的鼓励、关心和期待，也是我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在此向他们深表谢意。不过，我只与少数几位朋友大略说起过一些粗浅的想法，而且大多是比较早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开始写这本书，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会写成什么样子。朋友对我的关心是出于友谊和信任，不表明他们支持我的观点和立场。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关心的是我本人（主要是表现不佳的健康和财务状况），而不是我在写的东西。当然，有几位朋友相信我的能力，他们说过我的书一定会很出色。但他们的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多闲谈几句，而我也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曾经为周围无人切磋而略感遗憾，也曾经为长期独居陋室而稍感孤寂。如果不是因为这两点，本书或许可以写得更好、更快一些。不管怎样，现在终于写完了。我可以长长地松一口气，谋生口去也。

　　感谢杨宁、黄蔚、金鸥、杨锐、王跃华、夏志伟、王子哲、高菁等朋友以及曾经的家人。他（她）们都热情地说过“你如果需要钱，请告诉我”这样的话。名字的顺序以我记忆中他（她）们说这话的时间先后为依据。感谢侯奕萌、潘莉、蒋卫国热心帮助我联系出版事宜。他们还推荐零工给我。有了他们的承诺和实际帮助，我知道在写完最后一个字之前总会有一碗饭吃，因此略微安心了一点。毫无疑问，书中所有内容一概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其他任何人都不承担任何责任（编辑例外，他要承担放过我的错字、漏字、衍字、病句的责任，包括引文）。

　　我不揣谫陋写了这本书。本来没有奢望能够承担如此重任，现在居然坚持到完工。这本书的内容可能有些庞杂，但与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相比，还是太简单了。据《华严经》，在帝释天宫有一张宝珠结成的网，因陀罗网，网上的每一颗珠子都映现其他所有珠子，也映现珠子中的一切映现。我希望本书的各个部分、章节都是开放系统，不仅彼此映照、呼应，同时也对读者开放。如何理解本书的内容是读者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能够诱发读者诸君已有的仁智之心，有抛砖引玉之功，本书就算成功了。

　　几年前，在一个边疆小城的郊外，一个人在飞快地奔跑，同时作扬鞭状，并不停地喊：“得儿，驾！”那是一个有些寒意的凌晨，天刚刚亮，还有薄雾，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四周也没有人家。只有这一辆“马车”在驱驰。这个人不是我。一辆汽车从他身边超过，我坐在车里。几年来，我竟不能忘记他跳跃的身姿，高高举起又落下的手臂。我有时想，如果能够像他一样驾车或驱马（我不能确定他的交通工具）奔跑，当是人生一大乐趣。他如此潇洒、自在，实在令我向往不已，又自叹不如。这位“赶车人”或许是通常所说的“精神病”。这是一个猜想。然而，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可能不比他的更好。我努力地向前挪动，把我的书献给大家。读者诸君看到的这本书就是我的马——或蹇驴。我在奔跑（不是裸奔），不惧向大家献丑。我知道，我比那位“赶车人”还差了很多，不能彻底放松——这是常见的心理病症。

　　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教。遥拜致谢。

　　丁力2009年5月

　　引言：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

　　一、诗句的出处及对地缘政治学的启示

　　标题中的这两句诗出自《醒世碑记》，相传为清顺治帝福临所作。当然，相传而已，并无确证。紧接这句之后是“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辈，南北山头卧土泥”。像是顺口溜，意思似乎与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相近。可比较“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两位开国者都是在感慨他们之前的开国之君。但两首诗的基调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诗更有帝王气势，意气风发，抒发古代帝王豪杰“俱往矣”的豪迈，又表达“还看今朝”的自我期许。福临（1638—1661）是清兵入关时的皇帝，但那时他才7岁，即位不到1年。大清朝的江山不是他打下的。与残酷的征服者形象形成对比，福临还是一个情种。民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顺治帝为情所伤，看破红尘，把帝位传给儿子玄烨（康熙帝），自己到五台山出家了。这首诗表现了他悟道之后的清醒。在比较了先朝的帝王之后，福临感叹吾亦将“卧土泥”的无奈。“土泥”是生命的归宿。古人一直知道，我们从土中来，将回土中去。例如，吴公子季札在他儿子的葬礼上说：“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语出《礼记?檀弓》，是有关内容的较早的一个记载，时间在公元前515年。1067年，欧阳修祭奠他去世26年的朋友，作《祭石曼卿文》，对亡友有美好设想：“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却“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欧阳修知道：“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曼卿，石延年字，北宋的一位武臣，诗文亦有名。石曼卿也是一位国际问题专家，他主张备战，以抵抗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圣经》也有归于尘土的说法。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名叫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没有遵守上帝的吩咐，吃了夏娃摘给他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上帝要惩罚他：“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创世纪》三）然后，“耶和华上帝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据此，犹太人的祖先在那时似乎是农民，或者这是他们从两河流域听来的故事。这种无奈，以及怀古，是中国历代诗人反复吟咏的主题之一，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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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自序(4)

　　福临是否放弃帝位出家，今天已不可考。标题中的诗是不是他作的也不太重要。这句诗的关键是它的内容，它对国家治理、地缘政治学可以有很大的启发。

　　可以说，“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棋”分别表达了地缘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精髓。“百年事业三更梦”——世事无常，许多世事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好的办法是多作努力，然后顺其自然，适当调整。如果刻意为之，反而容易坏事。在20世纪，德国、日本刻意追求大国地位，连续发动侵略战争，却落了个战败的结果，倒不如没有发动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凭借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本来就可以获得地区领导权。战后，国家满目疮痍，几代人的强国梦付诸东流，真是如同一场“三更梦”。它们的邻国更是无辜遭殃。日本可以不太顾及邻国的哀痛，但是大梦醒来，恐怕不能不惋惜自己失去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战时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和技术是从属的，服务于战争，但在战后却成了它们国际地位的保证，达到了战争没有达到的目标。苏联发誓要“埋葬”西方国家1956年11月，苏联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西方外交官们说：“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埋葬你们。”，为此信心满满地挑起冲突，卷入冷战，冷战的起因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苏两国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是主要原因，也许是最主要的原因。无论有无意识形态冲突，两个扩张大国的矛盾都难以调和。最后却被美帝国主义埋葬。苏联帝国解体，俄国数百年的扩张事业毁于一旦，而北约则咄咄进逼，一再东扩。美国也追求大国地位，但它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潜龙在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逐步地适度扩张。在20世纪水到渠成之后，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两次打败挑战者，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英国也很愿意接受美国做它的继承人。早年的英国和美国类似，以商业和海盗起家，首先追求的是利益。在霸权之前，英美两国没有制定明确的霸权计划，没有全国一致的目标，却逐渐积聚了霸权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它们的霸权也更持久。

　　二、万里江山一局棋

　　先从后面这半句谈起。从字面上看，顺治帝说的“万里江山一局棋”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大棋局”很相近。顺治帝下的棋很可能是围棋，布热津斯基下的棋是国际象棋。前者的变数要复杂得多。

　　地缘政治就是国家作为棋手，以地球表面为棋盘，以政策、行动、军队、别国作为有形或无形的棋子，彼此博弈。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点是棋盘——“万里江山”和棋子。每一局棋都在这张棋盘上走。地缘政治的棋盘凹凸不平，边角不齐。各种变数多到不可胜数，因此，国家间的博弈比下棋复杂得多，结局的可能性也更多样化。在棋枰上，棋手就是对手，双方玩的是“零和游戏”，一人之得就是另一人所失。但在地缘政治中，合作正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对手，也会有很多合作，结果可能是双（多）赢，也可能是双（多）输，不直接相干的渔翁得利。在地缘政治中，国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虽然互为棋子，但一般而言，强大的国家利用别国的机会更多。此外，还有先手、后手的问题。在东方国家发现了地球这张大棋盘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在上面布满了棋子。好在中国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国土辽阔，尚有许多回旋余地。而且，国家间政治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一局输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来，但也可能从此一蹶不振，彻底出局。德国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中连输两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势却局促了很多。中国在20世纪初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终于挺了过来并再次站起来，而且还有成为全球大国的可能。苏联输掉了冷战，也输掉了帝国，也许再也没有机会重建苏共的大帝国。国家的兴亡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除了很少出现的紧要处，一般不会出现“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情况，但是，国家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在参与塑造这个长期过程。所以，每一个决策都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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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自序(5)

　　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棋赛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无悔”。放下棋子就无可挽回，悔也没有悔处。每一个国家都会设法充分利用别国（特别是不友好国家、潜在的对手）犯下的错误，为本国增加利益，否则它的决策者就在犯错误。“万里江山一局棋”有关本书主题，以后数章中还要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在此着重谈谈“百年事业三更梦”。

　　三、百年事业三更梦请比较李商隐的《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鸡鸣埭（dài，坝的意思），在今南京。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皆建都于建业、建邺、建康（今南京）。东吴把都城设在建业的时间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晋灭亡，建业为吴都51年。东吴和东晋中间隔了一个西晋，西晋都城在洛阳。从东晋建立（317）到陈灭亡（589）共272年。前后两段时间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权更迭频繁，这就是李商隐说的“三百年间同晓梦”。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屡经倒手。争霸失败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这不也是“三百年间同晓梦”吗？如果一个国家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虎踞龙盘的地理之势也不能提供足够安全。

　　国家的兴盛是“百年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跃进。“事业”是神圣的，也是世俗的。马克斯?韦伯认为，“事业”或“职业”一词“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8页，三联书店，1987年。德语的beruf有“职业”、“天职”之意，与之对应的英语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职业”之意。在德语中，berufen作动词用是“任命”，作形容词用是“负有使命的”，其含义是把在这个世界上的职业当作上帝的安排。韦伯认为，这样的含义只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国家中，这是新教事业发达的根本原因。因为有了更高的含义，“职业”与“事业”的意思是一样的。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的语言中，对应的词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词。不过，在“事业”这个词上，中德语言在内涵上没有大的出入。这个事业是上帝的安排，人们必须服从。人们对来世的追求变成了致力于此世的事业。因此，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伦理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没有这个问题；佛教有过类似的世俗化转折。唐朝时，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在江西创立了农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他身体力行，“日给执劳，必先于众”。《祖堂集》。北方有临济宗，一直传到今天。但总的说来，禅风在南方更炽盛。也许因为禅宗的改造（应该还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难容忍懒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禅宗把“平常心”当作通往宗教觉悟与自由的途径，把日常生活作为宗教修行的手段。在传入中国800年之后，佛教出现了猛烈的世俗化。禅宗的“清规”与“新教伦理”有相通之处，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识形态代替粮食不是中国的传统；同样，把不可变更的“历史规律”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国的传统。这些都是舶来品，倡导者有“全盘西化”之嫌。相反，在中国的哲学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监督着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惩罚他们的错误和罪孽，收回给他们的任命。“无常”的观念不是来自佛教，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在立国之初，周人已经认识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惟命不于常”。《尚书?康诰》。在战国时期，学者们从历史中了解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是史墨对赵简子说的话。到了元朝末年，总结为“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明史?章溢传》。章溢与刘基、叶琛、宋濂号为“四先生”。四人一起初见朱元璋时，朱元璋提问：“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章溢说了以上引文，又接着说：“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他实际上在重复孟子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这种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的理论和道德依据，流传至今。中国人自古就不承认，打天下就能理所当然地坐天下，传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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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自序(6)

　　事业不是梦想，梦想不能代替事业。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不能完全理解天道之运行。伊曼努尔?康德指出了人类理性的两难困境及其限度；卡尔?波普尔揭示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指出历史没有目标；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到后现代派诸家试图颠覆西方的传统价值，把人类从理性和科学中解脱出来。这些都说明了某一层面上的无常。量子物理的发现则证明了万事万物的不确定性。虽然无常是常，但无常也非恒久不变，否则无常也就成了有常。所以，佛家说：“今若无有常，云何有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中论?观邪见品》，龙树造，鸠摩罗什译。据此，无常其实是常态，无常不成其为无常。我们不应该执著于常或无常，应该以平常心待之，不要有分别心。

　　相比与儒家、佛家、物理学的理论，道家的无常思想可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为它更接近日常生活。道家对待“无常”的态度是豁达的：“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庄子?秋水》。道家这样的境界，大概很少会有人表示拒绝吧，但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得到。

　　帝国的扩张、帝国的维持，都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因为额外的目标和开支带来沉重负担。从962年到1945年的近千年间，德意志民族建立过三个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封建帝国，权力大多分散在各邦，有些像中国的先秦时期。在封建制度之外，宗教分裂进一步撕裂了德意志；由于地处中欧，邻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不能接受德意志的统一；普鲁士和奥地利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争斗。在1871年，普鲁士在俾斯麦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最接近完成统一的目标，但他的统治是灾难性的，时间也很短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拥有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陆空军，尤其在二战初期，闪电战势如破竹。但纳粹德国最后仍然战败，千年帝国之梦在十余年间破灭。波拿巴?拿破仑在战场上时常改变主意，部下只好紧紧跟随他的主意而不求理解。赫尔穆特?冯?毛奇（老毛奇）说过：在遭遇敌军之前，任何战略都没有意义。老毛奇不仅是西方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之一。他非常宽容前线指挥官改变他的战略，哪怕导致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被动。可见，伟大的战略家都知道制定战略与实施战略的区别，也都谙熟“无常”。

　　“百年事业三更梦”所表达的意思好像是消极的。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却是非常积极的。历史是由很多偶然因素创造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世事无常”，不要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历史，不要误以为人类有确定未来历史的能力，那是超人类力量（佛、上帝、真主）的工作，以偶然的方式展现给人类，人类不能把握。爱因斯坦曾经断言：上帝不掷骰子。他错了，上帝的确会掷骰子：自然界存在着偶然性。过去恍惚是一场三更梦，未来仿佛是一场三更梦。我们不能把梦境当作现实（现实也是一场梦），错认他乡为故乡。历史的不确定因素太多，我们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改善现在。由于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和社会不公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百年事业”，需要长期的努力。在中国已经真正开始崛起之时，“为了中国崛起”是一个危险的念头。

　　常与无常本无区别。我们仍需奋斗。在排斥了过去与未来的确定性之外，我们需要一个坚实的“现在”。与佛家的觉悟者不同，我们不能够破得那样彻底，还需要在现实世界留下坚实的落脚点，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其实，大乘的觉悟者也发愿留在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前和死后都是无知的黑暗。纳博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摇篮在深渊之上摇晃，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短暂的光明隙缝。”Speak，Memory：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Vladimir Nabokov?这是作者在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可比较《楚辞?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纳博科夫更精细、恐怖，而《远游》更雄浑、阔大。时间是一切武器中最强大、最恐怖的武器。除了不可验证的传说之外，虔诚的宗教徒、得道的高僧（未必是佛教出家人），都不能明确知道此生之前、此生之后的事情。此生也许只有一次，此生的幸福是最重要的。每个人对幸福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是自由的价值所在。除了个体的生命之外，延续生命，延续文明，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文明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文明。没有了文明，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就会深陷蒙昧、野蛮、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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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自序(7)

　　四、帝王之梦与百姓之梦

　　百年事业三更梦，这个梦是帝王之梦。平民百姓很少像项羽、刘邦那样做帝王梦。他们无权无势，无论他们的梦想多么不切实际，多么荒唐可笑，最坏也不过是个人的“意淫”，能够伤害个人或家庭，却不会危害到国家。最需要警惕的是帝王之梦。

　　人生在世，不满百年。帝王之梦是权力在握，长生不老。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信方士，自称“真人”，遣徐福入海求仙人和不死之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更信方士，敬鬼神，还把女儿嫁给了方士。武帝听了方士讲黄帝登仙的故事后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史记?孝武帝本纪》。躧（xǐ），鞋的一种。武帝召文学儒者，说他要怎样行仁义。汲黯当场揭发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汲郑列传》。这个事例又一次证明，任何学术或主张在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必将走向虚伪。武帝气愤退朝。一代枭雄曹操疆场厮杀多年，见惯死亡，也曾伤感地唱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曹操。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在初登基时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旧唐书?太宗纪》。时间在贞观元年。但是到了晚年多病的时候，他开始服用丹药。王玄策消灭中天竺国，把印度的国王和方士带回长安。太宗相信方士已有200余岁的谎话，服了他的药，结果中毒暴亡。成吉思汗在晚年的时候，听说道士丘处机活了将近300岁，邀请他去阿富汗见面，想要他的长生不老之药。他们初次见面时，成吉思汗满怀希望地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反而赞赏他的诚实。事见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7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本书引文的句读略有改动。明初，太祖、成祖不信神道，杀戮过甚。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唐宋时已经基本绝迹的活人陪葬再度兴起，孔子连用假人陪葬都不能忍受。他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朱元璋死后，他的40个妃子中有38人殉节，“这显然是学蒙古人那一套”，《剑桥中国明代史》，2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本引文所出的第三章的作者是小约翰?D?郎洛瓦。以延续帝王进入阴间后的享乐。明英宗在临终遗言中吩咐取消殉葬，此时距明朝建立已经有96年了。《明史?英宗后纪》还赞美曰：“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以上这些梦想的例子限于有为之君，昏庸皇帝的美梦就更多了，不值一提。自古以来，皇帝们对生命的逝去很敏感，不始于顺治帝，亦非终于顺治帝。这种敏感没有妨碍他们施展雄才大略。

　　这些还只是帝王私生活中的黄粱美梦。当他们企图展现雄才大略时，危害要大得多，能够把整个国家或地区搅得天翻地覆，他们还能在众人的死亡中慷慨浩歌。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20世纪的政治领袖们已经轻松地把枯骨的数字推升到千万级了。相比之下，将军杀人，小技耳。如果有一点无常的知识，他们也许就不会去争当世界领袖，不会试图推进历史。

　　帝王们感叹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和快乐，惋惜的只是他们自己逝去的岁月。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即使恭逢“盛世”，那也只是权贵的盛世，与百姓无关。更不用提战争频仍，饿殍遍野，生灵涂炭的时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小曲因温家宝引用而闻名一时。《山坡羊?潼关怀古》全曲如下：“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作者张养浩（1270-1329）是元人，担任过高官（礼部尚书）。在20世纪之前，高官同情百姓境遇者并不少见。这是张养浩在去陕西赈灾的路上写的。另外，“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表明作者没有脱离传统的“怀古”内容。此之谓也。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如果匹夫只有责任，没有权利，只能是奴隶。甘愿这种卑下地位者不过是奴才。奴隶和奴才都不是具有完全人格的人，不可能促成现代国家的兴起。“兴”的标准应该是百姓福祉的提高。不能让百姓受益的国家之“兴”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少数权贵挂在脖子上的奖章。国家的存在理由是保护每一位国民的安全、福祉，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个人就没有群体。个人价值最重要。没有个人价值，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理由。百姓不是棋子，更不是弃子。国家不能为了帝王之梦而牺牲当下，牺牲现实，牺牲百姓，最后毁坏国家未来。

零点出发

第8节：自序(8)

　　人生是一场三更梦，历史则是一场春秋大梦。与帝王们的恋恋不舍相比，文人对时间的消逝、历史的远去更多是一些无奈和感伤。在《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解读跛足道人关于人生的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道人称赞他“解得切，解得切”。这是小说作者开宗明义提出要旨。根据甄士隐的领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暂住民”。“暂住证”的有效期不过数十年，也不得不时时接受瘟神、噩运的检查。与《红楼梦》的开篇要旨类似，《三国演义》的开篇是一首咏史诗，为全书的国际纷争定下基调。《临江仙》全诗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许多人误以为这首词的作者是罗贯中。其实，它出自杨慎品评历史的弹词《二十一史》。毛宗岗批《三国演义》时，把这首词放在小说正文的前面，后来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杨慎（1488-1559）是明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博学多才，24岁中状元。杨慎是一个典型的儒者，耿直敢言，因忤逆明世宗被充军云南永昌（今保山）。他的《临江仙》表达了中国传统文人对历史的一般看法，《临江仙》被广为传唱已足以证明。

　　中国古代文人大都喜欢写怀古诗词，怀古时又多时光不再、英雄往矣、万法皆空的感慨，在英雄豪情中不免藏着淡淡哀伤。其中多有名诗、名词。比如，《金陵怀古》是一个常用的题目。王安石（1021-1086）在晚年不得意时填《桂枝香?金陵怀古》。其下阕是：“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曾是一位强势、强硬的宰相，也难免对时间的流逝表露出脆弱的一面。与王安石同时代而年纪较轻的苏轼（1037-1101）填《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和杨慎的词出现了意思相近的“谈笑”和“笑谈”。周公瑾谈笑间，曹操大军“樯橹灰飞烟灭”；白发渔樵笑谈间，“古今多少事”灰飞烟灭。沉重的历史在回顾中变得轻松了。上引的这首词也属于这一类，它的通俗名声很大。《三国演义》是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争的一部小说。虽然魏、蜀、吴的三角关系是在中国领土的大框架内，但现代国际关系中争斗的要素那时都已经有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首词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看法。中国的这一类怀古诗往往都流于伤感，在“笑谈”之中似乎放弃了努力。今天，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发展社会（不是国家），但如果以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必然会吃尽苦头。

　　风水轮流转。大国崛起又衰落。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国家相比，个人的价值更珍贵，文明的传承更持久。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多次被异族入侵打断却又顽强地延续下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中，中华文明先是受到外来优势文明的冲击，然后又受到国内政权的摧残。这种内外夹击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后果最为悲惨。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维持中华文明的正常生长，给予她足够的养料，一切足矣。这些养料不需要官方的梦想，不需要刻意制造——这些很可能是有毒的。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自然会给文明添加营养。在自由之中，中华文明的传人将做出更加伟大的创造。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局，一盘新的棋局就要开始。我们恰逢其时。刻意追求世界地位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以“平常心”对待中国的发展是最好的办法。将来的中国应当彰显文明、维护和平、促进贸易……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是这一切的必要保障，不是国家兴盛之目的。国家的强盛不是刻意追求来的。很多时候，越是刻意追求一个目标，越容易适得其反。帝国和强国的产生是偶然的，无常的，是天意和个人决定共同作用的产物，而这些个人决定常常是“由一些政治上根本没有合法性的人做出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统治世界的逻辑》，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国家需要留给那些“没有合法性的人”以机遇。这些人如同机遇一样可遇不可求。因此，个人自由对国家的扩张必不可少。明克勒在考察各帝国历史之后说：“差不多每一个帝国都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产生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心不在焉的时刻”（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是英国历史学家John Robert Seely在1883年说的，由明克勒转引自尼尔?弗格森名噪一时的《帝国》。这个表达与北京土话中故作潇洒的“一不留神就……”不同。“心不在焉的时刻”只是成功时刻到来时的“心不在焉”。它要求的做事态度是认真的，只是把精力集中在过程中，不刻意追求某个宏大目标。

　　以上说了这么多，对标题实在有“过度诠释”之嫌，而且标题所出的诗很可能不是顺治帝所作。地理因素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命运，但棋局与梦境经常难以分别。比地理更重要的因素是人。没有人的地缘政治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请记住刘禹锡《金陵怀古》中的一句诗：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怀古》全诗：“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冶城、蔡洲、幕府都是金陵（南京）的地名。对比“山川空地形”和“钟山何处有龙盘”，可知仅有好的地理条件是不够的。

　　切记！切记！言归正传，请读者诸君开始阅读本书的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