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第一部 黑色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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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称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权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政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尽管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地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孝公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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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两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这两人原来的官位是内史和卫尉，配给卫鞅的左庶长府，显得位置太高，朝臣侧目，卫鞅也不容易接受。当秦孝公坦率地说明这一点时，景监和车英慷慨表示，愿意自贬官职做卫鞅的属官。于是，有了去年冬天大雪时分景监被迁为长史、车英迁为栎阳将军的一幕。秦孝公的方略是，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领书，车英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领书，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繁杂的事务重担。车英则对军旅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诸多谋划，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执法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行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南市大集上徙木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秦孝公比谁都高兴。卫鞅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一举打开局面。像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然则仔细一想，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老秦人十有*不识字，淳厚而又愚朴，若是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最多是在士子吏员中间流传罢了。而今由左庶长这样的大臣出面，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万千庶民眼见为实，众口传诵，谁不相信？

    诸事就绪，秦孝公带着景监和车英来到卫鞅的小院子。

    夜色沉沉，暖中带凉的春风中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君臣三人都很高兴，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老天爷也信守节气，谷雨将至了。”话音落点，天上一阵隆隆雷声，漫天细雨沙沙而下。景监车英一齐拍掌大笑：“好！风调雨顺，好年景！”秦孝公爽朗大笑：“左庶长徙木立信，老天爷谷雨立信，天人合一啊！”车英一指前方道：“君上，左庶长没睡。”秦孝公一看，前方黑沉沉夜色中唯有那座熟悉的小院子里灯光闪烁，感慨叹道：“左庶长睡觉早着呢，走。”

    客卿小院笼罩在茫茫雨雾里，清净无声。景监上前轻轻敲门。院内传来老仆人沙哑的声音：“谁？”景监低声道：“我，景监。”老仆人拉开木门，让进景监，却见国君在后，慌得忙不迭要躬身行礼。秦孝公摇摇手道：“免了免了。左庶长忙甚？”老仆人道：“一直在书房里，晚餐还没用哩。”秦孝公没有说话，径自大步向亮着灯的书房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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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推开书房门，秦孝公愣住了。偌大的书房里堆满竹简，码成一座一座比人还高的小山，小山上挂满了写字的布条，一张书案夹在书山中，是仅有的容身空地。卫鞅手里拿着一支长大的鹅毛翎，正在竹简小山中转悠忙碌，对敲门开门浑然无觉。

    秦孝公默默注视一阵，轻声笑道：“先生，该用晚餐了。”

    卫鞅恍然回头，见是秦孝公站在门口，忙小心翼翼地从竹简小山中绕了出来，拱手道：“参见君上。”秦孝公指着竹简小山道：“这一座座书山，都是经典么？”卫鞅笑道：“经典已经收起来了。这是第一批新法令，草本。”秦孝公惊讶默然。他知道，这一定是卫鞅一个冬天昼夜辛苦的结果。看着卫鞅清癯泛黑的面孔和红红的眼珠，孝公一把拉起卫鞅的手：“走，先咥饭，后说话。”来到客厅，景监已经吩咐厨役将重新热过的饭菜搬来，是一陶罐羊肉，一小盘苦菜，一爵米酒。秦孝公笑道：“你先咥饭，我等暂候片刻。”又对景监车英二人笑道：“我们到先生书房看看。”就和二人出了客厅。

    卫鞅匆匆吃了几块羊肉和苦菜，将一大爵热腾腾的米酒大口饮尽，用清水潄了潄口，吩咐老仆撤下饭具，起身要来书房。却不想秦孝公三人又到客厅，景监笑道：“不出君上所料，左庶长咥饭也忒快了。”卫鞅笑道：“快久了，慢不下来，如何是好？”孝公笑道：“以后尽给左庶长羊骨头，看他还快得起来？”四人大笑一番。卫鞅拱手道：“臣请君上，对第一批法令过目。”孝公笑着摆摆手：“法令的事有你，不急。今日专议左庶长开府一事。”卫鞅道：“开府头绪太多，一时难以就绪，还是先做事要紧。”孝公道：“老秦民谚，磨锄不误耪地。开了府名正言顺，做事更快，还是先开府。左庶长有何想法，尽管道来。”卫鞅沉吟道：“臣之本意，想一年后再议此事。”孝公道：“却是为何？”卫鞅道：“一则，急切间难以找到精干的属官。二则，国府正在艰难时刻，新建府邸也不合时宜。三则，秦国朝野是否接受东方人做开府大臣，尚需时日方得清楚。”孝公大笑：“天翻地覆，三则小事何足道哉！”说着扳起手指道，“先说第一桩。我今日给你带来的这两位，可算满意？”

    卫鞅大是惊讶：“景监？车英？给我做属官，岂非贬黜两位新锐大臣？”

    景监笑道：“左庶长何时有了世俗之见？不接纳我这个领书？”

    车英则肃然拱手道：“执法尉车英，参见左庶长。”

    “君上？这……”卫鞅一时间感到困惑。

    “左庶长啊，如果合适，就不要推托了，他们都想跟你长一番本事也。”孝公爽朗一笑，“景监做左庶长长史，总领事务。车英做执法尉，配备甲士两千，兼领栎阳将军护卫左庶长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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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刹那之间，卫鞅心潮奔涌，默然有顷，拱手断然道：“臣，谢过君上。”

    “再说第二桩。景监之意，将招贤馆改做左庶长府邸，如何？”孝公笑问。

    景监接道：“招贤馆暂无他用，将来需要时再建，左庶长意下如何？”

    卫鞅笑道：“有何不可？自然好极。”

    秦孝公一拍掌：“既然如此，景监车英筹备，一个月内左庶长开府理事。”

    “臣下遵命！”景监车英齐声应命。

    “再说第三桩。朝野臣民的任何风浪，嬴渠梁一身承当，左庶长放手变法便是。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左庶长莫要忘了这句话。”

    “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卫鞅不敢相忘。”

    君臣四人的笑声融汇进无边无际的绵绵春雨之中。

    四月里的一个晴朗日子，招贤馆改造的左庶长府竣工了。

    高大的石坊中央镶嵌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开府总政。石坊左右石柱各悬红木大牌，右边镌刻“天地有道”，左边镌刻“律法无私”。进得石坊，是一个新拓的方圆十余丈的车马场，分东西两区整齐排列着数十根拴马石桩。车马场尽头是府邸大门，已经由原来的小门拓宽为三开间的红木大门。中间正门宽阔，可容轺车直接进入，门额镶嵌四个大铜字“左庶长府”。左右两道偏门稍窄，供寻常官员人等出入。进得大门，迎面一道巨大的青石影壁，上面镌刻着一头威猛怪异的独角法兽——獬豸。影壁后面是原来的招贤馆场院，目下变成了一片方砖铺地的小院子。坐北向南的正面是一座六开间大厅，厅门正中三个斗大的铜字——国事厅。大厅东西各有两排九开间的厢房，每间房门口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田土曹、赋税曹、市曹、工曹、军曹、法曹、吏曹、出令曹、功曹等各色名目。每个门口都站着两个威武英挺的长矛甲士，国事厅大门口则有四名甲士，使整个院子充满威严肃杀的气氛。大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偏院，原来是招贤馆士子们住的一片小房子，目下改造成了卫鞅的起居住所。

    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便是秦国的新任左庶长开府理事的府邸。这座府邸虽然不大且只有两进，但在秦国却是最大的官邸，在狭小简朴的栎阳城堡中，这座府邸简直就与国府秦宫相差无几。虽然是在一个月里匆匆赶修出来的，粗犷简朴，但其赫赫威势已经使栎阳国人大为震惊了。在栎阳大集上见过卫鞅的人，纷纷在店铺、饭馆、客寓或街巷邻里，激动神秘地向人们讲述那个白衣左庶长的“天人贵相”和言谈举止的气魄。一时间，卫鞅在栎阳国人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天上星宿。有能人甚至说，卫鞅是周武王的开国丞相姜尚转世，国君派金令箭使者在渭水河谷追回来的。栎阳国人的这种传闻议论，迅速弥漫到了一座座县城和山野乡村。秦国庶民被各种传言搅得兴奋异常，心里暖烘烘的，都觉得老秦国要变了，庶民百姓将神奇地富裕起来，秦国也将神奇地强大起来，所有欺负秦国的东方大国都将被打得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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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弥漫朝野的神奇传闻，卫鞅和他的开府班底不知道，秦孝公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紧张繁忙得无法知道。一个月来，景监和车英全力以赴地筹备开府，景监要遴选各司一职的十八名属官和二十名书吏，还要将国君书房的有关典籍和卫鞅带来的典籍，以及长史、太史两大国府书房的秦国史料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国法令典籍在内的大书房。车英则除了遴选两千甲士外，更要全力督建左庶长府的修葺改造。卫鞅则埋首整理第一批法令，完成一件，呈送秦孝公一件，经常是君臣二人通宵达旦地商议法令和实施步骤，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畅谈时忘我忘形的时光。

    眼看将近五月农忙，秦孝公决意选在四月底举行左庶长开府大典。

    这一日，天刚蒙蒙亮，车英亲自率领三百名长矛甲士开到左庶长府，除了府内护卫，剩余的二百多名甲士全部在石坊内外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甬道。景监和所有的属官书吏也全部到齐，各守其职。秦孝公本来要景监做今日的司礼大臣，可是景监却提出请太师甘龙做司礼大臣。秦孝公想了想恍然醒悟，不禁对景监的练达成熟连连赞叹。景监自己昨天已经搬进了左庶长府内的一间小屋，和属官书吏们忙碌地整理缮写，一直到四更方得歇息。五更鸡鸣，景监离榻梳洗，又和络绎不绝赶到的属官书吏们忙起来。看看卯时已到，景监快步来到大门口迎候。

    太阳刚刚照亮栎阳箭楼，大臣们或骑马或步行，纷纷来到石坊外按照序次排成两列。

    将近卯时，一辆破旧的牛车哐啷哐啷驶来，车上坐着白发苍苍一身大红吉服的老太师甘龙。到得石坊下，甘龙在牛车上打量一番威势赫赫的府邸，脸上毫无表情。景监快步迎上，拱手躬身道：“左庶长府领书景监，参见太师。”甘龙点点头，淡淡笑道：“内史大臣，别来无恙？”景监一闪念，知道甘龙有意呼出自己原来的高位，却仍然恭敬笑道：“景监无才，只做得属官。太师请。”上前伸手扶甘龙下车，却发现甘龙非但坐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而且车厢板竟然连草席也没有铺，大红吉服竟然坐得皱巴巴一片灰土。甘龙明明有一辆秦献公特赐的青铜轺车，也是秦国大臣中唯一的一辆青铜轺车，为何今日偏偏乘了这辆破旧不堪的牛车？待得扶下甘龙，景监的布袍大袖顺势一掸，甘龙吉服上的灰土已经大半干净。甘龙沙哑地笑道：“垂垂老矣，轺车站不得，只有坐这牛车了。”一句话，便将理由说得顺理成章。待到仆役将牛车赶到车马场中，大臣们惊讶得一阵小声哄嗡。今日朝臣们都是新衣骏马，以示喜庆。这辆破旧的牛车在衣着簇新的人群和威势赫赫的府邸衬托下，显得分外寒碜，分外不是滋味。一时间，大臣们好像生了虱子，浑身不自在起来，扯扯衣服，拽拽衣襟，咳嗽着东张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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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君驾到！”执法尉车英一声高呼，全场不禁愕然。

    一辆青铜轺车缓缓驶来，六尺车盖下肃然坐着黑衣秦孝公和白衣卫鞅。君臣并乘一车，这是上古尊贤的最高礼遇，寻常人们从传说中听到的，大约也就是周文王为姜尚拉车八百步的故事。但春秋战国以来已经三四百年，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在正式的典礼场合与大臣同乘一车。在秦国变法的当口，这种礼遇宣示的内涵是谁都清楚的。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竟忘记了参见国君的起码礼节。还是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带头高呼：“参见君上——”大臣们才醒悟过来，纷纷躬身拱手，参差不齐地行起礼来。秦孝公却仿佛没有看见，先行跳下车来整整衣冠，然后肃然拱手作礼：“先生请。”伸出双手，扶住正要下车的卫鞅踩到地上。

    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宣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石坊外迎候国君与卫鞅，完全是无意自发地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呼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石坊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得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一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卫鞅的左手，俩人从容地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石坊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嬴虔、公孙贾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

    进得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

    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牲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伏唯告之：秦国贫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工。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

    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

    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地——”

    卫鞅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伏唯告之：鞅受君命，开府治国，唯苦唯艰，无怨无尤；皇天后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卫鞅，再拜大地厚恩。”

    大臣们参差不齐地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卫鞅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卫鞅祭地，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贾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辞中明确提了“开府变法”，卫鞅的祭辞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卫鞅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心志。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地做了司礼大臣么？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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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公孙贾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

    依然是秦孝公和卫鞅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卫鞅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群臣各自就座。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呼：“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宣示国君开府书令——”

    嬴虔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欲强，秦人欲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途，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卫鞅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力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另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领书，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执法尉兼领栎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卫鞅即行开府。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书。”

    嬴虔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重，在有些须回音的大厅念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卫鞅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总政权臣。

    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

    “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

    卫鞅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卫鞅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夏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编民什伍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栎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之于众，举国同行。领书出令。”

    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十六名劲装使者一声答应，整齐地走进大堂。

    “北地特使——”

    “雍州特使——”

    “陇西特使——”

    “郿县特使——”

    “商於特使——”

    ……

    景监一个一个地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十六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十六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

    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二十三县并三郡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

第七章瓦釜雷鸣(2)

    二、疲民与贵族竟有了愤怒的共鸣

    就像一道道霹雳闪电，新法令震动了秦国的城堡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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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至栎阳卿大夫，下至隶农村汉，无不认为这是匪夷所思的大变，搅得秦国鸡犬不宁，人人别扭。就说《什伍连坐法》和《私斗治罪法》，将城堡里的国人和乡村里的农人，一律编为“保”和“亭”，十家一保，五保一亭。如果仅仅是这种编民入制，人们说说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连保连坐，使人惶恐不安。保内一家犯罪，其余九家必须立即共同举发，若不举发而使罪犯逃匿，则十家同罪连坐，一并惩治。如果一保有人违法犯罪，其余四保也得迅速举发，否则就是五保连坐。也就是说，五十家内任何一人犯罪，都有可能导致四十九家连坐惩治。人们必须时刻睁大眼睛，注意邻里是否违法犯罪，并且得经常相互提醒各种法令规定，以避免陷入连坐灾难。如此提心吊胆，老秦人如何忍受？

    秦国的民风是最令人头疼的。莫说山东六国大摇其头，就是老秦人，也对自己骂骂咧咧大不以为然。可真要动真格改了，老秦人更是骂骂咧咧火冒三丈。

    秦国地处西陲，农牧相杂，尤其是泾水渭水上游的陇西河谷草原地带，更是牧业为主。就是腹心地带的关中平原，也有大量从游牧部族转化不久的农耕人口。自古以来，西部的民间风习便狂野好斗，动辄为一件小事，在田间地头打得头破血流，进而引起家族斗殴、村落打斗，甚或部族仇杀。蔓延日久，村落、部族、家族间极少没有血仇者。这些相互仇恨的部族子弟在军旅中，甚或在战场上，也经常寻衅私斗，宁可为了义气或仇恨帮助正在私斗中的恩人友人，也不愿赶赴战场上救援勇敢杀敌的兄弟。还有与西部戎狄部族杂居的老秦人，更是剽悍狂野，只认热血义气，从来不知“规矩律法”为何物。茫茫草原，幽幽河谷，经常为争夺水草耕地打成了世代血仇。偶然有仇家子弟在草原落单，立即会被仇家毫不留情地杀掉。这里的老秦人和戎狄部族都信奉“以血换血，以命换命”的复仇方式，除非强力与战争，几乎任何法令都难以伸展到草原河谷的好勇斗狠之中。秦穆公时代，为了防止戎狄作乱，便将臣服于秦国的许多戎狄部族半强制地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关中，与农耕的老秦人村落杂居。

    大势是稳定了，但久远的民风却是无法改变的。戎狄聚居的村落，就像他们在草原争夺水草一样，与老秦人的村落争夺着水渠，争夺着地界。年复一年，非但老秦人与戎狄部族多有仇杀，就是戎狄部族之间，老秦人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私斗血仇。一有机会，仇人间便大打出手，死伤无算。

    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没有一个邦国的民风像秦国这般浓烈的私斗风习。就是同样被中原轻蔑嘲笑的“南蛮”三国——楚、吴、越，也没有秦国的民间私斗这般普遍，这般酷烈。秦人自诩“人皆勇士”，可东方列国却嘲笑秦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诚为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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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官府对这种民风历来是“民不告，官不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则是无法可治无可奈何，一则是大战不断要依赖民众从军血战，无力去细致地究诘这些私仇纠纷。秦国只有一个铁的法则：但有兵戎战事，须得人人争先，一致对外，否则杀无赦。也就是说，只要民人不抗赋税、不拒从戎，官府一般不去理会民间仇杀。

    遍访秦国乡野，卫鞅对这种私斗风尚感触极深。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强民弱国”。民风强悍而国家衰弱，根源正在于私斗。要肃清这种恶风，将秦人引导到为国家荣誉而死战的正道上来，就要彻底禁止私斗，培植一种勇于公战的庶民精神。卫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弱民》，向秦孝公提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总方略。所谓弱民，一则指弱化庶民的野蛮不法习俗，二则指民众在国家法律面前处于弱小地位，必须尊奉法律从而不敢触犯法律。所谓强民，就是那种蔑视法律敢于犯法的刁民。弱民，就要使民众厚道朴实，奉公守法。故此，弱民则民众守法，强民则乱法民众坏法。这就是“朴则弱，淫则强”的道理。这种深彻的甚至是冰冷的论证，征服了秦孝公，使这个年青清醒的国君看到了凝聚秦人的希望，决意支持卫鞅从根本上改变秦人的精神风尚。

    为此，卫鞅做了精心谋划，决定变法从治乱立威开始。

    他在开府之日颁布的第一批五道法令，全部是围绕“弱民”治乱展开的。《私斗治罪法》，首先严厉禁止一切私人斗殴。也就是说，一切私人仇杀斗殴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切纠纷都应通过官府依据法令裁决，而不能私相仇杀解决。《什伍连坐法》则确保一切私斗犯罪者不被隐藏、不能逃匿，而得以严厉惩处。《客栈盘查法》则在于防止仇杀犯罪者和东方密探的藏匿。也就是说，任何罪犯在秦国都将难以藏身。因为这两部法令规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藏奸者与降敌同罚”。也就是说，举发一个犯罪者和在战场上斩杀一个敌人，功劳一样，赏爵位一级；藏匿一个犯罪者和投降敌国一样，都是死罪。很显然，国家新法明确地将私斗犯罪当做大敌，要彻底肃清。《农耕奖励法》和《军功授爵法》则是培植正气，激励民众去争取国家荣誉，辛勤耕耘，奋勇杀敌，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这五道法令颁布的时机，恰恰在五月大忙之前，既不影响农事，又将对年年夏忙必然发生的村落部族间为争水争地而引起的大量私斗仇杀，给以迎头震慑。卫鞅的法治主张是，顶风立威，新法才能站稳脚跟，法令的尊严要在治乱中确立。

    但是，这五道法令几乎全部改变了秦人的生存传统。它等于要人们对既往的恩怨仇恨一概泯灭，走上一条以法律为行动准绳的道路。无论是城堡国人，还是乡野农夫，都感到被一条巨大的绳索捆住，浑身不自在。对邻里村人的仇恨不能任意报复了，快意恩仇的日子将不复存在，杀了人不能逃匿，没有官府的验身画像简，连客栈也不能住；恩人犯罪要举发，仇人立功要庆贺；一切纠纷都要告官，弱肉强食要变成公平相处，争水争地要听凭官府裁决……这一切，对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老秦人来说，简直别扭得要死。

书虫百变

    按照新法，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如何不感到别扭？岂能不大发怨声？

    山野农夫们如此，栎阳城里的国人也是如此。所谓国人，说的是居住在都城及都城领地的工匠、商贾、市人和农夫。在这几种人中，称为“百工”的工匠地位较高，商人则地位较低，自由农人地位居中。但在战国时代，商人远不像后来那样被称为“贱商”而大加抑制，只不过没有工匠那样受人尊崇罢了。因为工匠绝大部分是官府经营的作坊的技师，是典型的“国人”，而商人则绝大部分是私人业主，官府对待他们自然有高下之分。

    都城国人对法令的怨言，主要在“惩疲”法条。所谓惩疲，就是惩治懒惰懈怠和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分子。《周礼》称这种人为“疲民”，所以，惩治这种人的法令称为“惩疲”。卫鞅颁布的奖励军功、奖励农耕的法令中同时规定，对这种“疲民”给予严厉惩罚：无论农工商人，凡是因为懒惰、懈怠而贫困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男人做苦力，女人做仆婢；凡是有业不操而游手好闲者，一律罚为官府奴隶，强迫劳动；凡罚为奴隶者，夫妻不得同居，家人不得同事一主。更严厉的一条是，主犯家长一生不能恢复为自由籍的平民。

    对于这种惩罚，忠厚勤劳的人们自然不会反对，也不会有怨言。但忠厚勤劳者一般都谨慎怕事，影响力较小。大发怨气的是各种疲民。这些人刁钻强悍，通常专门靠欺压良善、敲诈商贾、偷鸡摸狗、抢劫财物为生。还有一种“富疲”，由于家道富裕不缺钱财，便不事劳作，逃避兵役，专门游荡四方，做游侠式的好汉。这种人有威望有能力有武功，影响力很大，是疲民之最。更有一种家道中落的“士疲”，识得字，读得书，偏偏吃不得苦。文不是文，武不是武，或整日在市人中摇唇鼓舌评判是非，或在官府吏员中传播道听途说的各种流言，或帮着“富疲”出谋划策蹭饭吃。这种“士疲”对惩治疲民的法令骂得最为刻薄尖酸，说惩疲法令是“蛇蝎心肠，有损阴德”，是“老妪当家，阴气到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庶民国人中的怨言，上层也是一片怨气，大不安宁。

    卫鞅的第一批法令中，也包括了对宗室贵族的惩治，即所谓惩治“贵疲”。宗室贵族，就是国君（国王或国公）所在的部族。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这种人是天生的贵族，做事不做事，立功不立功，都照样是世袭的高等级爵位，从国库中领取极为优厚的俸禄，享受包括高车骏马、大片府邸在内的各种特权礼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是王公贵族，他们的享受是无法被剥夺的。可是，《军功受爵法》却横空出世，赫然规定：取缔世袭爵位制！凡宗室贵族，如果没有军功或其他大功，不得取得爵位；两年无军功者，除去贵族籍；一旦除籍，贵族就是庶民，原由国家提供的各种特权一律剥夺，享受的国库器物一律没收，附属仆佣一律归官府，其家人与其他人口（如庇居亲戚），不得在府邸、田产、车马、衣食各方面享受原来贵族待遇；现有爵位的贵族，包括家人在内，必须严格按照家长爵位的高低等级定衣食住行，不得以财力雄厚或其他背景而有丝毫僭越。这样做，就是要造成“有功者必使显贵。无功者，虽富而不得芬华”的现实，鼓励人们为国家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