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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上中下） |
最新书评 共 8 条
Gillin
Germanistik: Internationales Referatenorgan mit bibliographischen Hinweisen. Band 50 (2009) Heft. 3-4. Tübingen: Niemeyer. S.801-802.
Hrsg. von Wilfried Barner, Ulla Fix, Jürgen Fohrmann, Klaus Grubmüller, Helmut Henne, Johannes Janota, Christine Lubkoll, Barbara Naumann.
Nr. 5292. Liu, Haoming: Die spte Dichtung Hlderlins. – Shanghai: Verlag der Pdag. Univ. Huadong, 2009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rsg. Xiaofeng Liu) ISBN 978-7-5617-6623-1: Yuan 158.00 (3 Bde. zusammen)
1. Texte. bersetzt von Haoming Liu. 5, 1-616 S.
2. Studien und Erluterungen. Von Haoming Liu. 4, 5, 1-415 S.
3. Studien und Erluterungen. Von Haoming Liu. 419-1014 S.
Die vorl. chinesische Hlderlin-Ausgabe hat der in den USA lebende chinesische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Liu Haoming erarbeitet. Wie einige Hlderlin-Forscher in China scheut auch Liu keine Mühe, die enorm schwierige Dichtung H.s ins Chinesische zu übersetzen und sie zu kommentieren. Bd. 1, in dem Original und bersetzung einander gegenüberstehen, umfasst – mit Ausnahme von Oden wie Die Heimat, Der Neckar – H.s Dichtung aller Gattungen aus den Jahren 1800-1807, die in verschiedenen Fassungen und Fragmenten überliefert sind. Wichtige Hymnen wie Am Quell der Donau, Friedensfeier, Fragmente wie An die Madonna, Die Titanen erscheinen erstmals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und berühmte Elegien wie Der Wanderer, Stutgard, groe Hymnen wie Der Rhein, Patmos in neuer bersetzung. Liu bietet eine in Wort, Zeile, Syntax bis hin zu den Satzzeichen mglichst originalgetreue bersetzung. In Bd. 2 und Bd. 3 schlieen sich nach einer auergewhnlich langen Einführung in die Hlderlin’sche Dictung (174 S.) detaillierte Wort- und Texterluterungen und tiefgründige Interpretationen zu jedem einzelnen Gedicht an. Hinzu kommen eine ausführliche Holderlin-Chronik und ein gründliches Lit.verz., allerdings ohne Angabe von Arbeiten seiner chinesischen Vorgnger und Fachkollegen. Liu verfügt über reiche Kenntnisse der europischen Geistesgeschichte und rückt auch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und Literatur oft ins Blickfeld. Seine Arbeit, die auf mehreren hist.-krit. Hlderlin-Ausgaben beruht (StA, FHA u. a.), kann mit ihrer umfassenden Kommentierung als ein gutes Beispiel für anspruchvolle bersetzung hoher Dichtung gelten.
Zhengxiang Gu, Tüb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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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刘君“后期诗歌”中的荷尔德林，就是这样一位德意志精神的“公刘”，“世界的灵”与德意志契约的领受者与公布者。这与我们过去了解的那风雅的诗人，花边里的骚客，或“诗意栖居”的小资生活的首倡者，可谓名同而实异
刘皓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平装三卷。第一卷“文本”，是荷尔德林晚期的重要诗歌与刘君的汉译。后两卷“评注”，乃前者的详释，内容除异文校勘、词语训诂外，又从文学、哲学、神学等角度，提挈纲领，疏浚脉络。原其体例，似仿佛仇兆鳌《杜诗详注》而丰富又过之。
我于德国文学无所知，对《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涉及的广博的西方传统，亦仅知皮毛。但书的译者或作者，与我相知约30年，他译述的苦心，自忖还了解。又这书撰写以来，逢有进展，作者都寄我先读。遇有不解，亦幸蒙作者垂示大意。故译文、评注的高下，或不能置一辞，对书的“作意”，似当有读者所未知者。这些事情，或又可比照今沸反盈天的“中华民族崛起”的弘愿。故不避“后台里喝彩”之讥，肆笔一谈。
荷尔德林生活于18、19世纪之间。那时尚无“德国”。所谓“德意志”者，是若干小邦所在的一落后地区的总名。旁有法、英两个强邻，这些同文、同种的小邦，就有立国之志，并有称雄之心。但立一国，比不得立一公司，可拿“吃好的”为招诱，“挣票子”相纽结。立国的民族，对世界，对历史，须有一深深的使命感。当时德意志知识分子们，是最早、亦最清晰地感到这一使命的，如施莱格尔兄弟、黑格尔、荷尔德林等。后者的诗歌，又有力、雄辩地表达了这感受。刘君“后期诗歌”中的荷尔德林，就是这样一个荷尔德林，——一位德意志精神的“公刘”，“世界的灵”与德意志契约的领受者与公布者。这与我们过去了解的那风雅的诗人，花边里的骚客，或“诗意栖居”的小资生活的首倡者，可谓名同而实异。
荷尔德林对德意志使命的感受，乃是“神圣”的一路。他深感世界的灵（Weltgeist，或荷尔德林称的时间之主），就要降临日耳曼了。所谓“世界的灵”，或近于我们所称的“天命”，惟偏于文化，而非政权。又这灵是在时间里展开的，那结果便是“历史”。因此这历史，实非我们平素说的，乃人类以往经验的总和。它是灵的历史，正统论的历史；凡不在正统的民族，都不配有“历史”的名字。又这灵初展现的地方，是巴勒斯坦，而后是希腊；中经罗马后（似罗马属于希腊的“闰统”），又飞越阿尔卑斯山，正奔德意志而来。又天命的每一次降临，都实现为一果子：希伯来宗教（包括此后的基督教），希腊的文明。后之而起的民族，须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去领天命，方可成为正统的一环节。故所谓领天命，乃是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去继承、改造、提升两个传统。这便是德意志的天命之所在，亦其对历史、对文明的使命之所在。
上文的读法，是简单、粗略的，或不免庸俗。荷尔德林的诗，则玄奥、精微、充满了细节。故读者可径读书里的诗，或参考刘君的“导言”。这“导言”博征典实，反覆沉潜，务求诗人之旨归而后可。至于说我本人读后有什么体会，则颇以为诗人感受的天命，似是中性、无族属的；只有被领受、被实现为一种精神的形态后，方变得有族属。由于前者，自任天命的德意志族，就大气、开阔，不自外于伟大的异族之传统。因自外于此，就是自外于天命的谱系，自外于历史之正统。但由于后者，它也有了一切自任天命者的坏处：即难免文化的霸权。盖霸权之所生，乃出于坚定的信仰：我对，你错。或抽象一些：我得了世界的灵；或玄奥一点：我得天命了。至于经济之强盛，恐与这霸权一样，都只是这信仰的果而已。单凭政治的狡狯，商业的精明，或文化的自大，恐不足致两者。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这是荷尔德林一代人过去100年后，鲁迅称扬德国的话。鲁迅是有幸的。德国稍后的浩劫，他未及见，故能说得乐观，肯定。惟荷氏一代人感受的天命或使命，又何功于“可观”，何咎于“浩劫”呢？我虽说不上来，但翻遍历史的往例，一民族崛起而不以“使命感”为先导、不以文化的霸权为后果者，我实在找不出来。只是有“开明”“不开明”的区别，“崛起”有久暂，霸权有宽猛而已。执以论我们今称的“崛起”或“复兴”，我未知是“使命感”在弦，不得不发，还是“知肉味美，对屠门而大嚼”的练牙口；亦未知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开明，能使这不久后的崛起，可免于我们今讨厌的霸权，——甚至德国式的浩劫。这些问题，或是刘君愿我们去想的。比如在“答白谦慎问”（《上海书评》2009年11月29日）里，他这样说道：
（引入荷尔德林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变换了各种头面的风花雪月甚至残山剩水的趣味，提供给人以安慰的印证，而在于展示一个民族最有前瞻的先知，如何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启蒙、新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建国和全球霸权等各种迫切的要求中，为其民族定位和定向；不在于为泛滥的个人存在感触的抒发提供新的共鸣，而在于示范世界上一个主要文明在精神层面如何为其民族构建历史和规划未来、如何在精神层面为自己建立包含了奠基、受命、磨难、辉煌、维新和复兴等诸阶段的意识形态。
这话我虽不尽懂，但我想必有该懂的人。
前文的介绍，若使人觉得这书的动机，乃是以学术为糖衣、以意识形态为炮弹，那我向读者道歉，也向我的老友道歉。盖作者虽有现实的关怀，但写作的目的，亦仍在学术；——尽管这学术，不甚同于平素我们所知的西方研究：对一部洋书，它使了对待自家经典的所有手段，如版本考订，异文校勘，词语训诂，脉络疏浚等（此亦前文称的“仿佛仇兆鳌《杜诗详注》”的意思），让人觉得它设想的读者，并非中国人，而是洋人。但这个路数，在国人或稀罕，在洋人却常有的：这原是19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的老策略。如老的伯希和，孔好古，新的康达维（《昭明文选》译者），倪豪士（《史记》译者）等，对我们家里的事，就操心得很细，殊未见“中为洋用”之心。这一方面，固是学术“入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倘我们深挖这现象的根下，亦未尝不能发现“文化霸权的块茎”。因“帝国主义”所以称“主义”，或“文化的霸权”所以称“霸权”，就在于把别人的国家，当自己文明的辖土；别家的事情，都是自己“边疆”或“乡下”的事情。国人读刘君的书，倘惊怪于其方法，或不以这方法为西方研究的正道，则只能说我们今盼想的崛起、或复兴，似还遥远得很！
【南方周末】2010-05-26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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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资料丰富学养深厚
作者:顾正祥 日期:2010.05.21 版次:9
资料丰富学养深厚
——评刘皓明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顾正祥
2009年4月在北京的歌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专修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美籍华人学者刘皓明先生，欣悉他的大作《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全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后期诗歌》)即将问世，便翘首以待。
荷尔德林是德意志文学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位卓越而又深奥的诗人，被誉为“哲学诗人”，“诗人中的诗人”。在我国，因其卓越，上世纪初便有人关注；因其深奥，译介才滞后。令人振奋的是，近十五年来诗人的译介出现了转机，诗歌、小说、文论和书信陆续出版。如今，刘皓明的《后期诗歌》更是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著作。
笔者的第一印象是《后期诗歌》的篇幅之宏，厚厚三大本，分“文本卷”(即译文卷，德汉对照)和“评注卷”两种，凡1600余页，创造了荷尔德林在华译介史上的篇幅之最。回首1994年北大版的拙著《荷尔德林诗选》，虽在时间上比它抢先了一步，早了十五年，也美其名曰“译注”，在篇幅和功底上却不成比例。
再看《后期诗歌》的内容。先谈译文卷。荷尔德林诗中富含西方哲学、神学、诗学知识，须经年研读，方入门径。翻译时，为了语义的判定和典故的查证还需频频查阅资料，学术活动贯穿翻译始终，因而翻译成果即学术成果。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译文的底本不是信手拈来的哪一本，而是林林总总，版本各异的全集、选集、影印本、校勘本、注疏本，治学态度的谨严可见一斑。评注卷两册分量更重。它们对每首诗进行勘读、题解、注疏、考辨和串讲，从西方，特别是古希腊和德国的哲学、诗学、神学、美学传统，谈到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产生的历史和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又不时地将它们与中国的诗歌传统作比较，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可谓大矣。使笔者惊叹不已的是，作者身居美国，离诗人的故乡那么遥远，赴德深造的机会毕竟有限，哪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研修和消化这浩如烟海的源头文学？
《后期诗歌》资料丰富，卷帙浩繁(75万字)，是研究西方思想史的集大成之作，在译学和比较文学领域，也颇有参考价值。白璧微瑕、引以为憾的是，漏列了荷尔德林汉译史和汉语荷学研究史的参考文献。值得商榷或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方面有:
一是直译还是意译？从五四以来，中国翻译界就为此争论不休。刘君在《后期诗歌》的“导论”中，对他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和体系作了十分详尽的阐释(页139－163)。归纳起来，在结构上应是“字对字、句对句、行对行”的直译，在选词上是以《圣经》和合本为代表的西典汉化所使用的白话文与古汉语中最本原的语义和词法为基础，“试图把荷尔德林建立在德语语源乃至句法上面的诗，强行移入中文”。译者自己承认，这样一来，译文就难免“有悖于汉语语感和阅读习惯”，并预感到读者在阅读时会有“陌生感”。笔者深深敬佩译者的勇气和他所作的独辟蹊径的尝试，而这种尝试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否有必要和是否能够改造中国读者的阅读口味，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至于笔者本人，仍崇拜先贤严复“信达雅”的遗训。在荷诗的翻译中，在尽量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偏重神似，不以形似伤神似，从不刻意追求格律的吻合，从不去数诗行的音节，因为那样不是削足适履，便会画蛇添足。
二是对现代汉语的评价，在《后期诗歌》的导论中，刘列举了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六种语言风格，即欧化体、成语体、宋词体、纯白话体、浅文言体或伪文言体和旧体，并列数它们的弊端，似有全盘否定之虞。明确宣布“译者所使用的汉语不同于流行的当代西方诗歌翻译所使用的汉语，也不同于自胡适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诗歌主流的语言和风格”。刘的这一评价是否科学地反映了现代汉语的流变和现状？
三是对久已俗成并见诸于各种词典的诸多译名的改译，如将“祖国”(Vaterland)改译为“父国”；将“东方(Morgenland)改译为“旦国”；将“西方”(Abendland)改译为“夕国”，将“晚上”(Abend)改译为“夕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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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年度致敬】2009图书出版报告（非虚构类）：568种图书构成的世界
作者: 刘苏里
2010-02-10 20:40:48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74
图书是思想的载体，2009年的图书出版，依然呈现出各种思潮风向标的特征
中国大陆每年出书超过25万种，学术、思想、文化类图书，笔者可见的，占10％左右，约25000种。本文选择其中568种，作为分析对象，或可勾画2009年上述类别图书出版一些特点。
选择标准主要考虑代表性和销售量。在此基础上，按精彩、关注、动向、遗漏四项，选择其中最重要（典型）图书，予以简短评论。
笔者一直认为，图书出版，是社会脉动的晴雨表。社会由人群构成，“社会脉动”，实质上是人心所动。比如，全球金融危机，必反映在图书出版中；中国作为传统大国，其近年表现，世所关注，必然是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还有稍微隐蔽的脉动，未必引人注意，比如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对德性（美德）政治的渴望，对往昔的追忆等等，也会在图书出版中有所反映。
有些作品的选择，或有歧义，应先说明。比如王跃文《苍黄》，灰娃《灰娃的诗》，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等等，按传统分类，属文学作品，但笔者将它们当作学术、思想类著作，不问其立场，但看其价值。亦有相反情况者，不赘。
568种图书，是所见2009年首版（个别情况除外，比如新订再版罗尔斯《正义论》）同类书籍极小部分（约2％），无法圆满概括此类图书出版多彩的世界，甚至遮蔽掉一些重要趋势，比如有关世界各国历史作品的成批出版，必有缘由。另一些比较重要的趋势（热点），或众所周知，比如有关社会保障主题的作品，或持续热了许多年，比如“国学”、通俗“历史写作”，被笔者有意略去。
所有“图书出版”字样，皆指上述类别图书的出版。读者切记。
鸟瞰
1.一般印象。好于2008年，原因有二：纸荒得到缓解；社会局面相对稳定，——2008开年雪灾、“5.12”地震等自然灾害，“3.14”拉萨“骚乱”、“毒奶粉”等事件，火炬传递、奥运等大型活动，不同程度打乱了2008出版节奏。但精彩之笔不多，大约跟各公营出版机构忙于“改制”有很大关系。
2.表现稳定的出版机构。传统图书出版机构，仍是不可动摇的主力。表现优异的有：北京三联书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陈方正）、《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茅海建）、《美国的言论自由》（［美］卡尔文）、《日本的思想》（［日］丸山真男）、《1944：松山战役笔记》（余戈）、《启蒙札记》（陈乐民）等。上海世纪集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许田波）、《社会运动：1768－2004》（［美］蒂利）、《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巫鸿）、《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探寻良序市场经济运行的道德基础、文化环境与制度条件》（韦森）、《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陈致）等。北京大学出版社：《马丁·盖尔归来》（［美］戴维斯）、《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美］弗莱彻）、《荷马的启示：从命运观到认识论》（陈中梅）、《罗马政制史》（［意］马尔蒂诺，意大利社会党前总书记，已故）、《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尹德翔）等。广西师大出版社：《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美］列文森）、《内藤湖南汉诗文集》、《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东欧与拉美转型之比较》（［匈］格雷什科维奇）、《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法］莱维）。社科文献出版社：《气候变化的政治》（［英］吉登斯）、《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美］卡斯特）、《徐梵澄传》（孙波）、《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闻黎明）等。人民（东方）出版社：《韦伯政治著作选》、《陈布雷回忆录》、《公与私的思想史》（［日］佐佐木毅）、《社会的法律》（［德］卢曼）。中华书局：《从周边看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王明珂）等；人民大学出版社：《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印］阿马蒂亚·森）、《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等；商务印书馆：《理论之后》（［英］伊格尔顿）、《走近“西洋”和“东洋”：中日世界意识形成的比较研究》（钱国红）等；江苏人民出版社：《哈贝马斯：关键概念》（［英］埃德加）、《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1937－1949）》（［美］易劳逸）等；法律出版社：《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王人博）、《让宪法远离法院》（［美］图什内特）等；江苏译林出版社：《历史主义的兴起》（［德］梅尼克）、《秩序与历史（卷二）：城邦的世界》（［美］沃格林）等；新华出版社：《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侯凤菁）、《大博弈：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美］布热津斯基等）等；华东师大出版社：《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政治观念史稿（第5卷）：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美］沃格林）等；华夏出版社：《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美］布鲁姆）、《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现代编》（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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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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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爾德林後期詩歌》讀後/ 劉效禮
2010-1-24 香港《大公报》文化—文学版块
德國十九世紀傑出詩人荷爾德林，對中華文化圈知識界來說，於其人其詩長期所知甚少。
荷爾德林的後期詩歌被埋沒了近一個世紀後，直至二十世紀初才陸續得以被發現整理面世，並隨即受到世人廣為關注和傳播。
荷氏詩歌融會了歐洲啟蒙運動後政治、歷史、宗教、哲學和詩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啟蒙運動後新神話的建立、觀念論哲學和浪漫派詩歌的里程碑。
由於荷爾德林把詩歌看作是永不停歇的、在對立的各極之間的多音調變換，其後期詩歌文本尤為複雜。荷氏按希臘、羅馬傳統，把詩人視作為神所選，詩歌即神言，因此其後期詩歌的語言尤為晦澀，思想艱深。長期以來文藝界、學術界均將荷氏詩歌的解讀、註疏與翻譯視作畏途。
曾先後攻讀於美國耶魯大學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現任教於美國凡薩學院（Vassar Callege）的劉皓明教授，其翻譯並作詳盡註疏的三大卷《荷爾德林後期詩歌》，近日已由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其《西方傳統經典與解釋》叢書中推出，填補了荷爾德林詩歌完整中譯本的空白。
《荷爾德林後期詩歌》全書分為「文本卷」一冊和「評註卷」二冊。
「文本卷」收錄荷爾德林自一八○○至一八○七年間除讚歌以外的全部詩作的翻譯，這些作品按體裁分為三大類：哀歌和箴銘體，六音步格和另體詩，父國詠歌暨詠歌草稿。在每一類內，各篇作品大致依照創作時間的先後排列。
本卷不僅收錄所有這三類體裁中完成的作品，也收錄完成作品的早期草稿、後期修改稿、始終未完成但相對較完整的詩稿，以及尚在草擬階段的詩稿殘篇、片段及計劃。
「文本卷」中每篇完成的詩作的譯文均同此詩的原文對照排列；完成的詩作的不同階段文本，如果其中有定稿或謄清稿，則同譯文一起提供此稿的原文；其他文本比較不確定的稿本，主要是後期若干始終未完成的「父國詠歌」草稿和殘篇，也提供原文（荷氏稱祖國為「父國」）。
為了幫助閱讀和理解詩人後期零亂的草稿殘篇、片段和計劃，也為了反映對詩人研究作品文本的最新成果，本書包括了當今荷爾德林詩歌文本的主要編纂者和專業研究學者D.E.Sattler，對這些殘篇和片斷進行合成所形成的試探性文本。
「父國詩歌」部分未完成草稿中常有很多空字或空行，「文本卷」則依據手稿遵從詩人原本留下的空缺，予以保留。
「評註卷」上下二卷詳盡闡述詩人後期作品的歷史背景，及其神學、哲學、詩學和美學內涵，探討其作品的語言風格，並吸收西方學術界前人和當今的最新研究成果，對所有詩作逐一予以詳盡的校勘、訓沽、註釋和解讀，還結合中國詩歌傳統進行了獨到的分析。
作為同「文本卷」相輔相成的研究著作，「評註卷」採用了對「文本卷」所包含的詩歌章句的注疏與通解相結合的方法，並用了若干更全面的長篇論文，把對詩歌章句的解讀貫穿起來，並把它們放置於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中，以期形成一種從語文學到詩學，再到哲學和神學的過渡。
荷爾德林是對詩學和詩藝有著高度自覺的詩人，他留下的論文、書信、詩歌和小說作品中，都包含著頗為重要的對詩學問題的討論和表述。這些討論和表述構成了德國文學史上幾乎最艱澀、最複雜的詩學系統。
荷爾德林的詩學系統同他的神學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從神學上看，他的詩學和哲學思想是他的神學思想的延伸；從哲學上看，他的詩學思想則是哲學思想的延伸；而從詩學上看，他的哲學思想是他的詩學思想的一部分。
近五十年來，對荷爾德林的詩學的研究已經形成荷爾德林研究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子類。其中在學術界聲名卓著的，有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澳洲學者Lawrence S.Ryan，對多調轉換和以小說《旭裴里昂》為文本，對非同心圓軌道概念的研究，康斯坦茨大學教授Ulrich Gaier以「合乎法則的運算」為題對詩人全部詩學理論的研究，六十年代中後期Michael Konrad對荷氏《論詩的靈的演進方式》的詳盡研究，柏林自由大學猶太教授Peter Szondi對荷氏論詩書信的研究，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Gaier綜合闡釋荷氏詩學的入門手冊。
劉皓明教授在本書「評註卷」中，對荷爾德林詩學體系中最為重要、最核心而又最廣為學界稱道的概念，詳盡地作了極為透徹的闡釋。這些重要概念構成了荷氏詩學體系中的主線和框架。通過了解這些概念，即可對荷氏詩學體系具有頗為完整的印象和相當深入全面的理解。
荷爾德林除了短期旅居過法國西南部，在那裡觀賞過大海以外，一生主要在其家鄉士瓦本地區度過。但劉皓明認為在其後期詩歌中，卻存在著一種宏觀的地緣和歷史戰略，從印歐遠祖的種族和語言起源，到希伯來、希臘的精神遺產與文化繼承，再到當下和未來的海外殖民與霸權，其脈絡是頗為清晰和完整的。
劉皓明曾在二○○五年夏天，進行考察於中國西域的絲綢古道上，他在平地觀察一望無際的茫茫戈壁，又在空中遠望起伏連綿的天山山脈，對兩漢盛唐時代，軍伍、官吏和商旅頻繁往返於如此艱難曲折、險阻叢生的路途，不免感慨良深，由此促使他與百年前的德意志詩人兼哲人荷氏的思緒相接互通，有了頗為玄妙的心靈感應，也才有了呈現於讀者之前的《荷爾德林後期詩歌》文本卷與評註卷。
劉皓明認為，荷氏詩歌並非僅為個人對存在之感受的抒發。他之所以在西方思想和詩學傳統中據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為他的作品同柏拉圖、維吉爾和但丁等人傑一樣，始終是關涉國家的建立和鞏固與民族的生存和進步等宏大宗旨，因而他的詩歌即為最充分意義上的歷史語言學作品和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對象。
對於中德兩國文明面臨的困境，劉皓明認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此我們必須理性而又實事求是地研究荷氏及其身後的這個西方主要傳統。也正因此他竭誠為讀者提供一個盡量逼真的荷爾德林，作為他對在漢語語境中建立真正的西學所作的貢獻。
（http://www.takungpao.com/news/10/01/24/WX-12060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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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皓明谈荷尔德林
2009-11-29 04:59:0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白谦慎
二十世纪初，埋没了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得以面世，作品融会了欧洲启蒙运动后政治、历史、宗教、哲学和诗学中最核心的观念，很快吸引了德语世界内外的学者、诗人及哲学家的关注。然而，诗人后期诗歌文本复杂且思想艰深，阅读和理解荷尔德林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任教于美国凡萨学院（VassarCollege）的刘皓明教授最近译注了《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完整地将荷尔德林引入汉语的语境。刘皓明先生认为，近世中德两个文明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尽管德国后来的历史也是不足法的，但作为示范，我们必须理性地、无感伤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荷尔德林和他身后的这个西方最主要的一个传统。
荷尔德林对中国的文化圈来说是个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他的名字是个高频词，但似乎直到最近，我们对他本身所知甚少。你为什么会想到翻译这部诗稿？而且这本书也不单纯是部译作，里面有大量的注疏、文献整理，耗费心力可想而知，你下这番工夫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皓明：荷尔德林研究是我准备已久的一个计划。在德语文学这方面，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里尔克的。但是在着手写博士论文之前，我在西方文学中的研究重点其实是荷尔德林。为此我做了多年的准备工作。只是直到2005年，我才有时间和勇气开始写作这部书。关于开始的时间，我想提一个似乎偶然的前后联系：2005年夏，我走了一趟丝绸之路，最远到达喀什。结束以后回到美国，便开始写作这部书。这次万里之行，可能在无意识中给了我写这部书的勇气和动力。
听起来有点玄妙，算是某种感应吗？在西域和德意志之间，在你和荷尔德林之间？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体验吗？
刘皓明：如果说感应，可能存在于一种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学中。荷尔德林除了去过一次法国西南，在那里见到过海以外，一生主要在其家乡士瓦本地区度过。但是在他后期诗歌中，存在一种宏观的地缘和历史战略，从印欧远祖的种族和语言起源，到希伯来希腊的精神遗产与继承，再到当下和未来的海外殖民与霸权，其脉络是清晰完整的。2005年夏，我走在我们的西域的路上，在平地看茫茫戈壁，在空中看绵绵天山，对汉唐时代军人、官吏和商贾当年往返于这样的路上，不免有所感叹。这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玄妙的感应吧。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层次的感应。
空间的确能给人这样宏观的感觉。具体到这部书，它也有一个奇妙的空间，一边是德汉对照的诗，一边是你的评注。可以说一边是诗人，一边是你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的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呢？
刘皓明：你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让我用不那么玄妙的话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在中国，关注西方文史哲研究和出版的人都意识到，从译介到深度阐释的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目前国内的阐释，更多是直接翻译西方研究者的研究著作。这种方式有较大的偶然性，常常把某一领域里无足轻重、有争议、甚至被推翻的论著翻译过来，给中文读者造成这就是某个诗人或哲学家的权威乃至终极阐释的印象。例如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我以前就这个问题发过一篇短文，我的书中也有专门一节更详细地追溯其来龙去脉；在里尔克阐释领域，例如无批判地介绍和传播天主教的阐释。这种盲人摸象式的、介绍式的阐释方式应该向自主的、独立立论的阐释方式过渡。
这样做，对译者和学者的要求，肯定要高得多。
刘皓明：这是不言而喻的。过去做中国的学问，讲究个目录学。比较基础的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当然做具体的某一科，又有更专门的目录学。所谓目录学，就是要熟悉文献。不仅要熟悉各种版本、各种传承的原始文献，也要熟悉所有次级文献。向深度阐释的过渡，就首先要下目录学的工夫。这样，才能有一边是文本，一边是评注的空间对应。否则，文本难成为文本，阐释也不是阐释。把这个道理上升一下，上升到你说的精神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玄妙的高度，这就变成了一个以我为主还是以别人为主的问题。以我为主当然不能靠自封，而首先要从全面占有材料开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根本没有为主的意识和欲望，那就只能为他人做牛马走了。
这其实已经涉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主体性问题。
刘皓明：是的。在中国，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起始于形势所迫，一开始就是被动的。然而的确是产生于时势，虽然反应的方式是很有问题的，比如几乎一开始就去认同“被压迫民族”、拿舶来品为深植于本土文化的感伤主义张目等等。可是现在，对西方人文的研究却大多走爱好和风雅这一路，当然冠之以种种别的说法。这同西方的所谓汉学形成鲜明对比。汉学诞生于欧洲对中国的侦察，你看莱布尼茨关于中国的通信，他对传教士报道的关于中国的任何题材、器具等都进行最详尽的追问，并立刻拿来同欧洲的东西一一进行最详细的比较。这样的汉学很快就成为为殖民、贸易、军事和政治服务的“实学”。反观我们的西学，常常完全丧失了主体性，变成了对西方文化景仰、崇拜、羡慕的表达方式。没有批判意识、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求真意识，只有类似于“小资”式的自我情感的宣泄。这是很危险的。
你觉得这跟我们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错觉有关吗？
刘皓明：我们从最早引入西方人文学科那时起，就一直在把我们自我无意识的定势态度、情感和联想方式投射到西方人文学科中，比如中西一体说，比如内功修养模式，等等。其实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显示出，我们的投射是失真的，建立在这种投射基础上的我们的行为举止，就会遭到失败。如果我们对这种本能的投射不反思，不把对西方人文学科的理解和研究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西学，就会永远停留在介绍、艳羡、想当然和盲从的层次。
这种投射不是解释学所谓的前理解吗？你所谓的真不也是相对的吗？
刘皓明：解释学强调的是理解的主体和理解的对象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个动态关系必须是良性循环，其结果是理解的深化和扩大。它不应成为堕于恶性相对论的借口，不应成为智力惰性的口实。
你是否觉得这些年来频频出现的人文精神的说法，基本上是这种投射的产物呢？
刘皓明：如果所谓人文精神是一种物化的、恋物癖的对象，就像宋代以来人们对古玩的态度那样，那它肯定完全是我们传统中最没落最颓废的一面的投射。这种所谓人文精神没有求真欲望，没有思辨的严谨和勤劳，其实质是精致的娱乐。然而乐趣从来都不应该是学术和科学的领路者，甚至都不是文艺的原则。这不是我说的，是康德说的。
说到乐趣，我想请你谈谈你诗歌翻译的风格，因为这直接涉及乐趣问题。你的翻译风格过去有争议，这部书中的翻译部分，是否还会有争议？
刘皓明：肯定会的。回答风格问题之前，首先说说内容。这个翻译，更不用说评注研究部分，旨在于成为我刚刚讲到的“实学”。也就是说，首先要求真，不以辞害意。我的目的首先是让读者知道荷尔德林乃至他的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在想什么，这些思路和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引导到哪里去。读者如果期待用这部旨在成为“实学”的书中的这些诗歌文本，来印证和强化已经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荷尔德林”形象，他们的期望会落空。他们会发现，这个荷尔德林跟所谓“诗意的栖居”，跟所谓“纯诗”，跟举世皆浊我独清，跟所谓圣徒的形象，乃至跟房地产，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你在风格上是反乐趣的？
刘皓明：“反乐趣”有些人听起来或许有些极端，但是恰恰因为是反乐趣的，所以它旨在于成为审美的。从这个原则出发，我的翻译在风格上，确实有意不同于流行的当代中国诗歌和诗歌翻译的语言观。我最早在《杜伊诺哀歌》的翻译中，就开始了一种风格的构建，只是里尔克的诗歌实在不是最好的对象。现在荷尔德林这部书，无论在原文文本的性质上还是我自己的思路上，都能让我更系统地进行这种构建。关于这个构建的出发点、规则、语言资源、目的等等细节，我已经在书中做了交代。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文本卷的翻译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语言构造，有其严格的内部结构要求。它首先服从于求真的原则，就其自身的结构而言，它就像交响乐，一般听众听起来是声音，听到至多一个旋律，但是这些声音、这个旋律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和声、对位、配器等等的结构原理。这样的语言风格同流行歌曲判然有别。只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会嫌这样的音乐繁复、不够甜、不够腻、不够流利，会说听不懂。但是要知道，像荷尔德林后期诗歌这样的语言作品，其审美效果不是靠弄点情绪、弄点感觉得来的。它是一种极为精密的构造的产物，荷尔德林自己的诗学观就是这么讲的，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没有真的内容，只求风格，就成了里尔克早期诗歌那样。但是里尔克自己也痛切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一生都在试图改变，至于改变的成功与否，是有争议的。
把这样更真实的荷尔德林引入汉语的语境，对当代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乃至更广大范围的读书界有何意义？
刘皓明：意义不在于为我们变换了各种头面的风花雪夜甚至残山剩水的趣味提供给人以安慰的印证，而在于展示一个民族最有前瞻的先知如何在传统、理性主义的启蒙、新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建国和全球霸权等各种迫切要求中为其民族定位和定向；不在于为泛滥的个人存在感触的抒发提供新的共鸣，而在于示范世界上一个主要文明在精神层面如何为其民族构建历史和规划未来、如何在精神层面为自己建立包含了奠基、受命、磨难、辉煌、维新和复兴等诸阶段的意识形态。
你是说，荷尔德林的作品对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我们的当代文化和精神生活有典范意义？
刘皓明：纠正一下，是示范的意义。我之所以对德国十八世纪的思想文学有这样的兴趣，在于它同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的处境相类似。我以前发表的一篇讲周作人的英文论文早就说明了，这两个文明面临的困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效法他们。我们与他们之间有根本的差别。而且德国后来的历史也是不足法的。但是作为示范，我们必须理性地、无感伤地、实事求是地研究荷尔德林和他身后的这个西方最主要的一个传统。在严格意义上的学界之外，我想我的荷尔德林的翻译，可以促进有心的读者深入质疑中国文化中关于诗歌本质的集体无意识。
好，你刚才说明了翻译的系统性，那么这种系统性或者精密性在评注卷中有什么样的反映呢？
刘皓明：简单地说，评注卷也是具有高度系统性的。评注卷通过阐述式讨论和注释式的材料展示的结合，通过密集的互指、互证，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积累式和扩展式的证明和论述，构成一张精密的阐释的网。著者的观点就通过这样的网来表达。
看来，这种阐释原则你已经思考得相当成熟，并且认为这是最有效地全面展现荷尔德林思想的诠释方式。
刘皓明：至少可以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体现他的思想和作品的整体性、复杂性和系统性。荷尔德林的诗歌不是对个人存在感受的抒发。他之所以有了这样高的地位，是因为他的作品同柏拉图、维吉尔、但丁等人一样，始终是关于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的位置的，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地缘政治学和历史学，他的诗歌作品因而就是最充分意义上的历史语言学作品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城邦，荷尔德林这样的诗歌，正是这个城邦的城歌；而里尔克那样的诗歌，肯定要被连荷马都不容的哲学王驱逐出境。然而在现当代中国文化中，我们似乎无意识地把远低于荷马的、肯定会被柏拉图驱逐的小曲奉为诗歌的圭臬，甚至非要把荷尔德林的诗歌打扮成这样的小曲不可，否则就根本无法接受。
尽管你做了这番考虑，可能仍然会有消极的评价，你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刘皓明：我只能希望，人们先耐心看看我翻译和诠释的荷尔德林究竟在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先搁置一下自己对风格、语言，乃至荷尔德林的预期和成见。如果我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尽量逼真的荷尔德林，就是我对汉语语境中建立真正的西学的贡献了。
如果说真正的理解者，一定是同样思过的思考者，而非仅仅是跟随者的话，是否可以说你的志向不仅仅是成为一个荷尔德林专家。可以简单地说一下你未来的研究计划么？
刘皓明：十八世纪末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内的德意志思想史将一直是我研究的主要领域；在诗歌翻译和诠释方面，作为荷尔德林研究的一个反向延伸，我已经开始了罗马诗人贺拉修的翻译和诠释工作。我希望这个研究路途最后能引向古希腊的品达。
期待你的下一部著作，希望它尽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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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读诗如翻越险山峻岭
杨宇声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
作者:（德）荷尔德林
译者:刘皓明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
定价：158.00元
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初闻荷尔德林之名，到今天三卷总达1600多页的荷尔德林德中对照诗集及评注本问世，睽隔半世纪。其间，在众多人的致力下，荷尔德林的部分文章书信和诗篇已见汉译，也成就了他在中国的声名，然而关于荷尔德林的学术研究在国内依然罕见。
诚然，即便不计狄尔泰、尼采、里尔克、伽达默尔诸人对荷尔德林的极力推崇和沾溉，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的阐释，也已充分彰显了这位“诗人之诗人”的重要地位，但荷尔德林的真貌及其价值仍未在国内得到完全的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荷尔德林的诗歌深涉其历史文化传统及神学、哲学、美学等背景，内蕴渊广，领会不易，遑论他国移译。
但厚重的书从来是个考验，三卷紧密相关的厚书则是三重考验———荷尔德林后期诗歌的汉译其来不易，对读者的要求也堪称严苛。在借助译著者提供的索道越过语言壁垒后，读者很快会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坦荡平川，而是险峻巍峨的群山和人迹罕至的密林。渴盼痛饮琼浆的读者，尚须负囊携杖，深入幽径，才有望一识无遮无挡的雷霆，一尝浓得兑不开的葡萄酒液。
而这大抵也是译著者的深意所在。就像先知诗人为神与民之间的中保，译著者亦自认为异域诗人与读者之间的中保。神光非寻常器皿所能容，宝贵的葡萄枝子亦嫁接不易。中保极力摹拓原诗的语源句式音步格调，在遣词造句上如此“锱铢必较”，以至对汉字的繁简、诗句的诵读轻重也作出精确规定，更将众多旧译名在细考下另翻新译，为求逼切，不避疏生。与此同时，译辞中大量汲引其出有典的古语雅言，以深渊对深渊，以对西方古典传统的译介呼召中国古典传统的复甦，其艰涩处，亦用心处,成就了翻译学上的一次大胆试验：这架发音繁复的大型乐器，吁求读者掌握演奏技巧，从而弹出优美深微的乐句。
于此，译著者之坚执劬劳，自有一番为天地立言的心怀。是书不仅是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译介疏解，且有意为学术研究辟途引路。其效如何，恐非当下所能预见，但其开创之力和独特的治学译介之法，无疑将给中国学界带来不少启示。
□杨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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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7 19: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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