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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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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剩儿
我们修筑河渠;
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
风在我们肩上粉碎,
我们在岩石上碎身。
我们曾有十万,
如今只剩一千。
我不知道明天,
太阳是否为我们升起。
————奥克塔维奥·帕斯《俄罗斯之歌》
阅读帕斯的诗,总让我感到我们正在背负着罪,在地上缓慢的爬行,因为有信仰,所以这一切的苦也是甘之如饴。
震撼灵魂的诗歌总能给我们很大的触动,让我们思索,让我们探寻。浮躁的年代,虽然已经很少有机会再让自己的内心被诗意所占据,但既然是人性所致,我们必然会需要它。信仰的秘密,往往藏在诗人的字里行间。
又是一个寂寥的傍晚和即将到来的黑夜,时钟显示是19点整。在我所处的陋室,黑色的夜一点点渗进来。在诗歌的伴随下,我无可挽回地陷入了对信仰沉思:
即将三十而立的我,不得不面对建立内心坚实制度的问题。这就是一次踏上追求信仰的征程,路的远端是质朴无染的内心世界。我不愿未经思考地轻易接受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象征体系——宗教,它的出现是为解决个人人格中固有的冲突所产生的罪感和焦虑的集体努力,但是现在的我,要独自上路。在这一点上,我肩上的传统,我意识中的前见,早已化为没有宗教意识的血液在流淌。但是,当自我启蒙、自我教育的洗礼早已裹挟我进入另一种话语世界后,追寻信仰的征途变得异常繁难。你的族群,你的时代要求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它们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一方面,社会建制的自我解构所带来的历史突变让我们的生活轨迹出现了以往时代难以想象的新的冲击;另一方面,华夏文化的古老传统比已经流逝的一百六七十年更呈现出全面弱化的颓势(甭管国学热到哪里去)。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危机,让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新人类难以做出适当的姿态,并难以获得他们所真正需要的力量。一时间,人人都需要被指导,各个都渴望有人生导师能为我们点灯。因此,各种可以复制的人生哲学大行其道。但是,如果有人指引你走向获得真实信念的不归路,让你吞下墨菲斯手里那通往母体的药丸,你愿意吗?
世界充满了未知与神秘,生命也尽是不测与偶然。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就试图把握自己的与整个社会乃至自然的命运,并在巫术、宗教的历程中实现自身的集体需求。一种高于现实的存在把人类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当自然逐渐被祛魅,一种更现实的力量,一种人的异化,产生了。国家的成型正是起源于人们对其集体力量的绝对信仰,然而它带来的却是无尽的暴力和公平的失衡。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也未能带来太平盛世或天下大同,“他人即是地狱”的真实处境让更具反思力量的人群渴望新的信仰。
当年迈的列夫·托尔斯泰被自己的雇农恶毒指责的时候,他被自己的罪和道德所折磨得难以安心享受他的财富和地位,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和财产都分送给了那些穷苦的老百姓;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自己巨额的遗产,将它们赐予艺术家和困顿的友人,孑然一身躲在小屋里撰写大量的哲学手稿,即使穷得买不起家具,他也不会找朋友接济;而先知亚伯拉罕的痛苦,则是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没错,我们经历过极端的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是信仰的缺失是更危险的。当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小家和小日子奔波的时候,作为类或社群的集体则逐渐丧失了仁爱之心。那是因为我们被体制化了,被庞大的社会制度所奴役,难以挣脱而获得心灵的超脱与自由,个人的德行在制度化的存在中是多余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一个自我认同为“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人,应该如何为自己的生命注入动力,并架构起启蒙与沟通的桥梁呢?
当韦伯发表学术作为志业和政治作为志业的两次演讲时,一种新的形式的信仰在二十世纪得以浮出水面。这种信仰不再受传统宗教的束缚和制约,主要体现在一种对于社会与自我的批判精神,也是一种真正的人文主义。这种信仰要求我们对一切善与非善的事物保持热爱之心,对一切理性更与非理性的行为给予宽容,对一切不合理情况的展开批判。在那两篇演讲中,韦伯强调科学与政治的事业与终极关怀无涉,因此某种现实主义、世俗化的信仰之路得以展开。正如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企图让人从“为那个超越于人类的力量而负责”的想法中解放出来一样。当然,姿态是较容易建立的,而能实现这一切的能力则是难以培养的。能力的获得需要积累,更需要的是一种自我发现之后将个体与更广阔的世界进行相互融合的使命感。
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代表诗作《太阳石》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一个代、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人不可重复之历史的沉思,这同时也是对西方文明的线性时间的反思:作为个体的人,只有一次不可重复的生命,但其生命的存在,在永恒的时间中只不过是瞬间;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伟大人物和事件,也不过是眨眼的片刻。但是在每个个体身上,又包含着作为人类全体的可以不断重复的基本体验:爱情和死亡。也就是说,瞬间与永恒同时并存于个体的生命之中。在他的诗歌里反映了这种个体与整体的融合。
这种融小我的生命于大我之中的使命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建立的,而且往往带有一种不近人情的武断。柏拉图-康德式的先验道德哲学便以强迫性的雄辩力量垄断着个人在具体情景内进行自我完善的自由;这种哲学试图强制给每个人一个他必须完成的社会使命。尤其对于天才,自我完善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几乎是永恒不断的。《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要抛弃功名利禄、家庭、责任、乃至一切社会给他的束缚去探索艺术世界的秘密。真正吸引天才们的,也许不是与文明社会的水乳交融,而是他们本性中的去探索神秘、去完善自我的某种原始冲动。制度与外部的力量永不能消除这种存在于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紧张,事实上,它们反而会更加加重个体被压制的欲望。但是传统宗教并不能彻底解除这种压力,而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过于程式化的宗教仪式与大量的神学研究只能让世俗生活的实在性受到挑战乃至被遗弃,对彼岸世界的过度追求反而容易带来一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
在祛魅后的世界,一个把自身定位为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个体,可能更值得把实际的、此岸之上的行动看作是自我拯救的手段。对内心约定的履行,而不是对超验的、“绝对同一”的那个非人性的力量的依赖或追寻可能才是更为崇高的的举动。解除自我完善与社会责任之矛盾的机制应该来源于一种更为深厚的人文主义信仰,它宽容而合理地将人文世界分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既充分尊重人的多元性,又充分让人在公共生活里发挥创造性与自发性。纳博科夫可以自由地醉心于他的蝴蝶,罗蒂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依恋他的野兰花,在人文主义的信仰中,内心的浩大光明才是我们得以依靠的力量。农民相信土地、工人相信生产、哲人相信智慧、科学家相信真理、艺术家相信美、政治家相信正义、诗人相信诗歌……
对诗人来说,首先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其次才是写什么样的人。人格为重,诗歌次之。
我相信不论是聂鲁达,还是奥克塔维奥·帕斯都是诗-人合一的大作家。
以一篇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诗歌作为我漫无边际的所谓评论的结束吧:
我是人:我最终做得很少
而夜晚硕大无朋。
但每当我仰望:
群星写作。
我无意中明白了
我也被写下,
就在这非常时刻
有人费力地拼读我。
——《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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