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 - 书评

看书问道

　　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后代读者往往满足于李白和杜甫的这一形象，他们不仅被视为诗歌的顶点，而且被视为诗歌个性的两种对立典范。但是，同时代诗歌的背景却使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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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是一个笃定的知识崇拜者，对于学问的细节、历史的角落的兴趣几乎成为我所谓的“学术兴趣”的全部。大学四年，我想我唯一的改变便是我开始成为一个思维崇拜者。对于文章、书籍的视野、角度、架构的兴趣远远大于里面细节的写作和表达。因此，如果说过去的我会以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能够给我带来多少新鲜的知识或讯息来判断一部书的好坏，现在的我会更多的看作者是如果建构这篇文章或这本书的。
　　之所以要先写上面一段，是因为在做任何的判断，在操作层面上必须面临一个标准问题，因此先把我考量的标准说清楚，比较好说服我自己接受接下来这些我个人的判断。
　　毫无疑问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两部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著作”，比一般的文学史教材吸引人得多。原因有很多，其最直接的原因应该就是充斥全书的精彩的诗例分析和作家分析。许多新鲜的观点冲击着我们的头脑，不论是专家还是网络上的朋友们都举了无比多的例子，而事实上，我也做了大量的摘抄工作，把这些小小的闪光点收集起来，以期囊萤映雪。在诗歌的解读方面的成功，有朋友认为是新批评在书中的成功运用。这固然是不错的。但也有如莫砺锋先生这样的学者从专业的角度对其中的过度阐释、文史错误进行了纠正。所以有些朋友看到了其中的文史错误，便对这本著作大加挞伐。现在看来，这两类朋友显然都是知识崇拜者了。其实作者显然早就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老外”（虽然其文史知识不知道要比大多数的中国人强多少），他之于中国文化，还是有一层先天的来自文化基因里的“隔”：“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比肩”，这绝不是作者在自谦，而是他看到了他自身的局限。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不但不是可鄙的，相反，这种能力显然是值得骄傲的。正因如此，如果作为中国读者的我们再以具体细节的文史错误来否认这部著作，那么值得怀疑的恐怕不再是这本书，而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了。又正因为如此，具体诗例解读精彩与否不应再成为我们判断这部著作是否成功的标准，于是，精彩的诗例解读也不再能完全支撑对这部著作的赞赏了。
　　我认为《初唐诗》和《盛唐诗》最为出彩的地方就在于其构建全书的理念以及思维。和对于中国文化的隔膜相同的，宇文所安也意识到了他自己的优点：“我们唯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就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价值。”我们必须看到：宇文所安“处于学术传统之外”（中国之学术传统），同时有处在学术传统之内（西方学术传统）。因此，如果我们过分关注于他对于诗例的新鲜的分析（而这一部分恰恰是他由于文化之“隔”所带来的这部著作薄弱之处）而不把注意力放在考察他在这部研究中国诗歌的著作背后有着怎样的西方学术思维，那么我们无异于买椟还珠了。我并不是在鄙薄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文本细读工作，事实上，文本细读是有相当难度的，就连处在中国文化和学术传统内的大学者（如袁行霈）也未必见得能够完全揭示出诗歌的美感特质和构思妙处（不得不说孙绍振老师在文本细读方面有着特出的才华）。
　　回到这两本著作。是什么作者的文化和学术传统之“隔”对我们有了更正面的价值？作者意识到了他在运用一些有别于国内的新方法治文学史；莫砺锋教授更进一步：“宇文具有强烈的文学史意识……他带着这种文学史意识去考察唐诗，看到的就不再是许多鼓励的作家作品，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有序的过程。”但是莫老师仅仅把这一现象当做宇文所安的孤立的个人特点来考察。在我看来，宇文所安这两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其根植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史的意识”，这不是宇文个人的，而是西方学术传统的；这不仅仅是文学史的，更是西方史学传统的。四年前，看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种极其新鲜的感觉扑面而来，对于这部流传甚广的书，我能找到的最合乎我感受的评述是：“历史原来（竟然）可以这么写。”现在看到《初唐诗》和《盛唐诗》，我又产生了相类似的感觉。这两部作品有太多的相似，让我不得不把他们联系起来看。我想，这正是西方史学传统影响下，对于叙述历史不同的理解。那是一种把历史当做历史来写作，而不是把历史当做教科书来写作的思维传统。这也就解释了这几本书为什么在文笔上如散文一样流畅优美；为什么在体例上不是大纲式的把历史截成片段；为什么作者会把具体的作品、作家、历史人物放在历史的具体语境和背景下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考察；为什么在会运用“X世纪”这样带有强烈“史感”等等。
　　另外我有两点想法。首先，西方史学传统应该不止这一种思维方式，只是宇文所安和黄仁宇恰好受其影响，并运用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考察，译介到国内，让习惯于教科书式叙述的读者们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也就是说这里面存在着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另外就是这种史学思维其实并不拒绝归纳概括，只是历史的细部是在太微妙，以至于做较大的（如同我们教科书式的）概括和归纳在这样的史学思维下是违背历史真实原则的。《初唐诗》和《盛唐诗》中还是看到了作者其实在尽可能地进行概括，这是这些概括相较于我们的历史书中的加黑加粗的大标题是在太不起眼了。它们散布在每章每节甚至每一页当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最后，我只想说，其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