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富士康的劳工问题

柳暗花明

钟大伟2012年初在富士康做过2个月工人，觉得钱少，又在成都一家酒店做过领班，包吃包住，一个月2400元。

现在，他又回到富士康，因为有过管理经验做线长。何涛说钟大伟的压力更大，线长是夹心饼干，上面的人压任务下来，下面的人又冲着他发牢骚。工人短缺，还得哄着工人工作，两头受气。

可是，钟大伟想得很清楚：做了线长就好好干，争取更上一层楼。他再也不想回到老家，相比之下成都的诱惑力大多了。

我和何涛聊完天之后，他还打了一个电话：“唐老板，过来吃个午饭吧。”他介绍我认识的这位唐老板 大名叫唐军华，1976年出生，比何涛、钟大伟大了一轮还多。
他是四川简阳人，1991年就在深圳宝安打工，先当保安，一个月赚400元；后去东莞长安镇做裁剪，一个月赚八九百元；又去大朗镇毛织厂做烫衣工，这份工作做了15年，活计多的时候一个月赚5000元。
2010年，他揣着20万元的存折，带着妻子和一对儿女回到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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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大了，还是要回家的。”唐老板说。

回到四川之后，唐老板在成都龙泉做过水果蔬菜批发生意，赚了十几万元，但打牌输掉了。他的妻子忍无可忍，跟他离了婚。女儿归唐老板，儿子归妈。
在做了一阵子杀猪卖肉的生意之后，唐老板又买了一辆三轮车，从老家简阳拉农副产品到龙泉卖，简阳离龙泉50公里。

唐军华在富士康短暂地做过几个月的工人，他说刚进车间就觉得眩晕，四周窗户密闭，令人透不过气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

“富士康收入太低，我这种成年人没法养家糊口。”唐老板现在买了一辆摩的，就在西南公寓门口载以前的同事，月收入3000至5000元—如果他打牌上瘾忘记出车的话，就挣得少一点。

唐说，上半月生意好一点，一天能赚两三百元，因为工人刚发工资，但下半月生意不太好，工人的工资花完了，一天只能赚百把元—富士康的工人很多是月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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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摩的不是长久之计。这位精瘦黝黑的汉子一直在留意附近有没有生意可做。他望着旁边仍然在施工的富士康西南公寓三期，说：“等这里建完了，估计会有一些铺面出来，到时我再琢磨做一点什么生意。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2010年，随着沿海的一些企业西迁，工人也出现回流的现象。很多像唐老板和前面提到的王强这样的人，都回到了内陆的家乡。产业转移之后，他们的工资即便和在沿海时仍有几百元的差距，但刨除在外省工作产生的额外生活费—例如回家的路费，其实收入相差无几。

并且，在家乡工作，这些工人能够就近照顾家庭。过去的劳务输出大省，农村人口结构严重失调，造成大量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以及妇女—劳动力的回流对于调节社会结构大有裨益。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我们的未来》。
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

“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

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

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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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
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

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
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我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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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
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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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钱啊！”


成都富士康在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内，每天早7点至晚7点，车厢上印着“海关监管”的货车一辆接一辆轰隆隆地开出工厂。
富士康厂区南北长1公里，东西长2.5公里，分为B、C、D三个区。在这个厂区未完工前，富士康曾借用高新西区的厂房，即A区。2011年4月，富士康厂房发生爆炸事故，就是在A区。事故之后，A区交还给当地政府，富士康全部搬迁到B、C、D三个区。

A区属于红光镇，B、C、D区属于合作镇。两镇以成灌快铁为界线。

合作镇原本是个破旧不堪的小镇，镇上只有一条沥青路。
2005年，政府就开始动员农民搬迁，以便将这块地改建为工业区：推土机开进来，塔吊竖起来，平整的公路将巨大的空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农民则搬进了政府修建的安置房。

当时有人还在空地上种种田，等到了2008年，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推平田地、修建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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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010年，这地方的施工达到高潮，竖立着100多个塔吊，入驻了近3万名建筑工人。”合作街道办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卢庆告诉我(合作镇现在已经更名为合作街道办)。

在西南公寓附近，是一块名叫“阳光地带”的地方。临街是一排墙皮粉刷成黄色的楼房，因为质量不好，墙皮已经脱落不少，露着大片的白色墙面。这个地方是附近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的消费中心，有农民开的“商务酒店”—条件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招待所，还有红旗超市、水果店、蛋糕店、茶馆、网吧和几十家大排档。
每逢饭点，这里呼朋唤友、觥筹交错之声此起彼伏。

这里原先是属于合作镇清水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土地。距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安置房顺江小区。合作镇19个村，共2万多名村民，绝大多数住在顺江小区里。

2003年，清水村村民年收入不过三五千元，村上唯一的企业是一家油厂。
大部分村民靠着种地、养猪、养鸡为生。农闲时，去镇上或者其他地方打一点零工补贴家用。

2005年10月，拆迁开始。政府给出拆迁赔偿是：平房按照每平方米80元的价格补偿、楼房则是每平方米120元，征收地是一亩几万元—有说4万多、也有说9万多的。凡是满18岁的村民，都由政府买社保。四十五岁以上的村民，政府花30050元一次性买断社保。50岁以上的村民每月能领取退休费800多元，60岁以上的则是1000多元。

对于青壮年劳动力，政府有鼓励就业的政策，每个月补贴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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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阳光地带”干保洁的女士说，她家五口人，分到了两套房：一间套二、一间套一。她今年48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领退休费了。她的大女儿26岁，在成都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儿子20岁，在贵州给做安装变电站生意的大伯打工。丈夫是南充人，入赘到她家，现在在顺江小区搞绿化，一个月一千多元。她自己一个月不到一千元。

保洁女士笑眯眯的，对现在的生活心满意足。

“阳光地带”最好的餐馆是“土连锅”，每晚餐馆里坐不下人，得在院子里摆上十来张大圆桌。

“土连锅”老板耿洪波，1976年出生，身材明显发福，脸上总是带着生意人的和气笑容。
2005年拆迁的时候，他家房子加土地，政府总共赔了20多万元。这些钱，耿父一股脑拿给儿子去开餐馆。耿父说：“我这一辈子连十万块都挣不了，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多钱。”

耿家当初特别穷，平房只有两间，大的一间是客厅兼卧室，全家人的活动场所，放了两张床。小的是厨房，还搭了一张床，一到下雨天，房子还漏雨，经常把被子打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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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耿洪波初中毕业之后，就跟着姐姐去广东打工，一个月100多元。
谈起那段经历，他摇摇头说不好混，辛苦不提，还被工头克扣工钱。打了两年工，就回到四川学厨师，一直在餐馆里打工。直到2005年，拿到拆迁赔偿款之后才有机会独立创业。

政府为安置户提供一年期的创业无息贷款，耿洪波贷了5万元。从2005年在郫县犀浦镇开第一家餐馆开始，至2012年，他已经开了四家店，雇佣了近百名员工，每月工资开销有二三十万元。

“土连锅”阳光地带店是耿洪波的第二家店，当时旁边是一家做模具的工厂。
工厂准备搬走，原来的店主知道，但耿洪波不知道。2009年6月，耿支付了15万元的店铺转让费。很多人都笑他：“这个胖子怎么这么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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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料到富士康会来。

饭馆开业的第三个月，富士康的先头部队来了，耿洪波饭馆的生意一下子爆满。他跟着员工去富士康的工地送饭，车间如蚁穴，一个个在他眼前排开，建筑工人像忙碌的蚂蚁般进进出出。

耿洪波激动起来：“这些都是钱啊！”

他的生意火爆至今，但从2011年9月起，阳光地带的餐馆生意回落，原来一天一万元的营业额，降到了八千元。
耿洪波觉得糊涂，拉着富士康的工人打听原因。工人说：“我们老板的老板要死了，厂里没生意，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只能啃方便面了，哪里还有钱吃饭呢？”

工人口里的“老板的老板”，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他们所生产的iPad即来自于这家公司。乔布斯在2011年10月去世后，餐馆的生意持续不好，直到今年2月才恢复到每天营业额一万元。我觉得很奇妙，一个美国人的生死，影响着一家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餐馆的生意。这是全球化最形象的写照。

耿洪波希望到2017年，自己能开8家餐馆。8是他人生的吉祥数字—而他已经成了当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