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富士康的劳工问题

柳暗花明

她父亲是自学成才的兽医，比我还小半岁。胡萍的父亲就像赤脚医生一样，靠着上门给农户养的家禽、家畜看病养家糊口。靠着这份工作，他一年能挣几千元，收入高的时候能赚到上万元。他希望胡萍也学兽医，但胡萍觉得又脏又累，不愿意。胡萍是大女儿，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胡萍2011年考取了当地的高中，但没有去读。她嫌读书太累了，练习册堆得老高，做作业做到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父亲想让她学幼师，说哪怕贷款也要让她读。胡萍反驳道，读出来没工作怎么办？把钱浪费了。

父亲拗不过胡萍，同意她到成都打工。开始实习了一个月，胡萍就喜欢上这个地方。她一点也不想回家，连过年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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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性格开朗，常为朋友排忧解难。那些十八九岁的男孩都叫她“萍姐”。大多数男孩的烦恼是失恋。胡萍开导他们：“这个世界上女孩子多得很，干吗吊死一棵树上？你再不开心，看我怎么收拾你！”

她说：“他们活得好累，我没心没肺，对这些事没想过，开心就好。”

富士康的工人进入车间前，要将自己的手机、钥匙以及带金属扣的皮带等放入专属的柜子。

过安检的时候，全身上下不能有一点金属，包括金属拉链、金属皮带扣、硬币。工厂会发带有粘扣带的皮带。为了防止盗窃资料，富士康有严格的安检制度。手机、MP3、U盘、相机等都禁止带入厂区。

进入车间的工人需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和拖鞋，车间极其干净，随时有专门的清洁工人拖地。

如果是无尘车间，那还得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将全身上下都包裹起来。

富士康的制造工序分得非常细致：例如生产iPad的最后一环—包装，就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贴编码、外观检验、覆膜、放附件进盒子、放iPad进盒子、合上包装盒盖子等32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时约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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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的工作是把数据线放进包装盒里，5秒内完成一次动作，每天重复5000次，一共做2.5万秒，约7个小时。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就能休息10分钟。

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在足球场那般大的车间里，十二条生产线以刻板的速度移动，端坐于流水线旁的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下、拿起、放下的机械单调的动作。

在富士康，工作强度虽然大，却还没有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过去富士康每个月加班一百多个小时，在被工人投诉之后，2012年工厂进行加班管控，每个月加班限制在40小时-80小时以内。

富士康周一至周五的加班工资为正常的1.5倍，周末为2倍，法定节假日为3倍。有不少工人都告诉我，他们更喜欢以前加班多的日子，因为加班多赚钱多。5月25日，我在西南公寓二期门口的公交站，问到一位背着行李准备离开富士康的四川广安籍工人，他辞职的原因是“加班太少”。

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谁来当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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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实行两班倒，工人上一个月白班，再上一个月夜班。正常情况下，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每层车间就有一个食堂，吃得快的话，工人还能回到工位上打个盹。5点之后再加班两个小时，7点下班。平均每周能休息一天。

说实话，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比我见过的绝大多数工厂强多了。我认识的一位工人在同在成都高新西区的旺旺工厂打了三个月工，每天7点起床洗漱，7点45分到工厂。每天上班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每月15天白班，15天夜班，休息就得请假扣钱。晚上8点回到宿舍打10分钟电话就睡觉。

前述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说，富士康的到来，将工价抬高了，对其他厂冲击很大。按照成都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1050元。旺旺按照标准工时方式计薪，月收入大概是2200-2600元。

富士康2011年的底薪是1350元(普通员工)，2012年涨到了1550元，算上加班收入，税前收入在2100-2800元。

根据不同工种，富士康每月给予工人高低不同的补助，例如镭射车间的工人补助为240元，而胡萍的补助是103元。

另外，富士康为工人交住房公积金、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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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把她的工资单给我看。像大城市里的公司一样，工资单是由电脑打印的、密封着的，只能由本人拆开查看。

胡萍的加班费分为：正常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加班23.5小时，加班费314元；法定节假日加班10小时，共267元；周末休息日加班27小时，加班费481元。

不过，工人在富士康工作，精神压力很大。富士康执行管理标准堪称“严苛”：工作时不许说话；不许未经过上级同意直接离岗；有些男孩犯了烟瘾，向上级请假去车间外的吸烟区抽烟，最多只能离开15分钟。
厂区禁止随意走动，被稽查员抓住，就记过。有些工人会买好烟偷偷塞给稽查员，请其高抬贵手。

车间也随时有稽查员来巡视，拿着相机拍下说话、睡觉的人。小过就警告，大过三年不加薪。
稽查员被工人叫做“8S”，是他们最讨厌的一群人，胡萍所在车间有不少人就因为被拍下违规行为被开除了。

一名“8S”笑眯眯地问胡萍：“你看我们像不像土匪？”胡萍直接呛他：“你们本来就是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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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有一套极其严密的等级制度：普工、物流员、全计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协理、副经理、经理、部长……还有台湾干部和大陆干部之分，基本上大陆干部做到经理的位置就到头了。

懂行的人可以一眼就从工人的服饰上看出等级。例如，普工和物流员都是蓝色的帽子，但在样式上有差异。
物流员负责回收流水线上的不良品，属于储备干部。
普工之上、生产线上最基层的管理岗位是全计员，全计员的帽子是白色的。

“8S”在富士康的管理体系里是个特殊的岗位，它从编制上看与组长平级，但权力比组长大，能开除人，在工厂中扮演类似警察的角色。
不过，工人们也有对付“8S”的办法。“8S”在车间里是露着脸的，而工人们戴着帽子、口罩，只露一双眼睛。
在德源宿舍区，一位“8S”晚上被几名工人揍得鼻青脸肿，工人一哄而散，他也没有看清是谁。
第二天他上班，车间里有的工人还故意问他：“哇，你眼睛为什么是肿的？”

在聚集了数万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地方，打架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位工人在车间里骂一名女工，女工哭了。
其他工人看不过去，要他道歉：“只要说声对不起，我们还是兄弟。”那名工人拒绝了道歉，说：“要不打一架？”
他们约在厂门口打架，各自叫了几名帮手。拒绝道歉的工人两下子就被狠狠打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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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号晚，有多名工人在西南公寓一期门口发生纠纷，惊动了防暴警察，挨个宿舍搜人，带走了十来个参与打架的工人。
几天后，外媒爆出了所谓“成都富士康员工骚乱”的消息。

6月7日，成都高新公安分局通过微博通报了调查结果：6月4日晚，成都富士康员工杨帆等7人在附近餐馆吃饭，因嫌老板夫妻争吵很烦，遂借酒劲砸坏餐馆物品，与老板发生争执。
一在场人员报警后，7人遂边喊“打人了”边跑向公寓，引发员工100人左右起哄和抛掷杂物。警方当晚留置酗酒滋事人员4名，经批评教育后于次日早上送回公寓。事件过程中无人受伤。

大多数年轻工人像胡萍一样，家在农村，刚刚完成义务教育就出来打工。
富士康意识到必须为这些90后的年轻工人寻找到宣泄情绪和互相交流的场所。他们的办法是在西南公寓二期里专门把一幢四层高的小楼辟为活动室。

活动室的墙上画着各种有趣的图案—甚至有西方国家流行的街头涂鸦。

活动室里可以阅读、下棋、看电视、打乒乓球等。晚上，一群年轻男女跟随着健身教练跳健身操。

我进到活动中心看了看，在里面玩的工人并不多—年轻人大多还是喜欢上网。

在西南公寓外的商业街上，每到晚上8点过后，人声鼎沸，除了餐馆，就数网吧的生意最好。就在6月4日工人发生冲突时，一个我认识的工人说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门一关，在虚拟世界里“打架”—当时，外面人声鼎沸，他则在YY(一种游戏玩家常用的语音聊天工具)上招呼上百名朋友在网络游戏里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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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西南公寓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信路，离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共三期。
一期、二期工人已经入住，三期尚在修建。

公寓排在马路边，一幢接一幢，大约有三公里长。灰色墙面的公寓18层，每层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格子间—又被称作“笼子楼”，阳台上晾满了衣物。人站在楼群下放眼看去，上百幢清一色的铁灰高楼密布于前，顿感到头晕目眩。

在西南公寓的对面，仅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正在修建的“龙湖·时代天街”—一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旗舰中心，集娱乐购物为一体。

广告牌上印满了那些城市白领耳熟能详的名字：星巴克、ZARA……城市的诱惑每天都竖在这些工人的眼前。

西南公寓每间房大约有18平方米，共6-8个工人居住；有独立的卫生间，提供热水，可淋浴。

公寓由政府修建，提供给富士康租用。住在公寓里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会被扣掉110元，其中80元房屋租金、30元水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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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宿舍大同小异，何涛宿舍里唯一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放着三台电脑、一台小型服务器。
一台电扇呼呼地转着，驱除房间里的闷热潮湿。

何涛长得白白胖胖，身高1.73米，体重188斤，脸上总是挂着孩子气的笑容。
他书卷气很浓，性格爽朗大方，说话有条理，在一群工人里显得十分与众不同。

何涛也在包装车间，做外部检测，在10秒内检视一台iPad外观是否有划痕。他和胡萍面对面地坐，隔着一条流水线。胡萍叫他“胖哥”。

何涛是四川南充人，中专学历。他不过24岁，经历却很丰富，曾经和同伴跑去山西大同开过网络公司，做网络维护。
第一个月，他们每顿饭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水，饿得皮包骨。第二个月，公司开始有进账，大家吃得起饭了。从第三个月起，公司每个月有10万元的收入。最好的时候，他们给100家网吧做网络维护。但好景不长，有竞争对手举报他们没有工商执照，结果罚了50万元。

后来何涛去了宜宾一家中专做计算机老师，2011年5月，他带着毕业生们踏上向东的路途，去苏州的电子制造厂打工。学生们平均18岁，每个月能挣2800-3000元。但是工作累，还经常挨骂。
他又带着20多名学生回到四川，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在成都火车北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上—一个房间50元，四五个人挤一间。第二天，他们赶到富士康打工。

在工厂打工，何涛一个月到手的钱大概是2200元。他抱怨这一点钱还不够吃饭，成都的物价比苏州高：苏州一碗红烧肉8元，这里要12元；苏州一份炒饭4元，这里要6元。“贵得要命。”他说，“但成都比苏州好的地方就是离家近，只要放3天以上的假，大家都可以回家玩。”

何涛有外快，宿舍里的服务器是他自己买的，花了7000元。
他在宿舍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局域网，速度很快。何涛也经常帮助工人们解决电脑、网络问题，多数时候，他通过QQ远程提供服务，收取一定费用。

他还与一位电脑经销商签了合同，以低于市场价卖电脑给工人以及附近的公司。每台电脑他可以赚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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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工作环境、枯燥机械的工作，加上赚钱、成家这样的现实问题，很多工人都有负面情绪，一时又无法排解。不光是90后，性格稍微内向的工人，放松方式基本也是打游戏—因此公寓方面对何涛的生意也比较支持。

半年时间，何涛已经卖出100多台电脑，其中40多台卖给了工人。最近有家酒店找上门来，要200台电脑，这笔生意可以让他赚上好几万元。他在富士康的工作，成了他的社交平台。何涛掩不住兴奋地说：如果他有10万元，就到德源镇搞网络去，那里工人多，需求大，一下子能挣几十万元呢。

我和何涛分手时，他说：“和你聊聊天，我的心情痛快多了。”我问他，工人们的上级是否比他们轻松？何涛摇摇头，他说管理层的压力更大。

何涛提到了线长钟大伟。钟大伟是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四川广安人，长得特别精神，腰杆挺拔。他辗转中国四处打工，游历了云南曲靖、广东佛山、福建南平、江苏徐州等地，最后落脚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