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富士康的劳工问题

柳暗花明

很久没在外面吃饭了，结果吃了一次，就拉肚子了，莫非很久不吃地沟油了，胃就受不了。唉。富士康的问题不清楚，不过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富士康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能因为他不容易或者在一杆企业里算是好的，我们就忽略他的违法行为，毕竟这不应当受鼓励，更应该反思。

活着是一种幸福

不知道后续会如何处理，持续关注中！

anyway，现在这种情况不大好啊，中国的工资金额上涨了，实际购买能力下降了，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企业也难，劳动者也难，那么政府怎么处理呢？毕竟宏观经济就是如此，中国到底该如何应对经济被迫转型之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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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承诺助富士康招工陷困 公务员被迫顶包进厂

今年春节前，因为没有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刘宝玉(化名)不得不去成都富士康工厂“顶工”。机关领导对她说，“招不到人，只能自己人去”。

身为公务员的刘宝玉今年26岁，皮肤白皙，经常笑眯眯的。但回想起那段在富士康的日子，她脸上立时没了笑容，“这事儿特别荒唐，同学、同事们都笑我说是不是去富士康跳楼了。”说这话时，刘宝玉显得非常小心，生怕路过的人听到。

自从成都2010年引入富士康这只“金凤凰”后，许多四川公务员在年底考核中就多了一项内容——能否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成都富士康是中西部迄今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是四川省1号工程，也承载着成都实现信息产业跨越发展，打造几千亿元IT产品产业链的希望。而在引入富士康时，除了优惠的税收、用地等条件外，四川省政府还承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条件：帮助招募一线劳工。

一年多过去了，这项劳工招募承诺远没有当初政府设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垂直下行、各地市摊派，一些如“买人头”式的灰色市场行为也已浮现出来，政府在招工难以达标下处于窘迫的两难境地，以至于像刘宝玉这样的公务员也被迫顶包进厂，以完成政府许诺的用工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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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玉在成都富士康待了约一个月。在此期间，从四川省各地由当地官员带队前来工作的队伍屡见不鲜。有一天，她看到从绵阳一下子来了四五百人，其中就有大学生村官。那个大学生村官看了看她，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在富士康干满15个工作日后，政府才算完成一个名额指标。

4月19日，富士康深圳总部一行政工作人员介绍，“成都工厂一直在进人，但一直都没能满足需求。每天进3000到5000人很正常。有时每天甚至以万为单位招聘员工。”该行政人员承认，一线劳工的招募一直由政府部门操作。“富士康只是把需求人数随时报给四川省劳动部门(富士康称之为‘1号办’)，由他们统筹社会资源，不断招聘新人进入工厂。”四川省专门召开了两次富士康成都项目人力资源招募工作会议。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对招募工作要实行一票否决制。

以四川泸州叙永县龙凤乡为例，龙凤乡提出将富士康招募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每完成1人奖励(公务员个人)600元；超额完成任务的每超1人奖励1000元；完不成任务每差1人扣500元。

刘宝玉说，上级下达的招聘任务，并非全年不变，而是随着富士康生产情况的变化随时追加。这造成了基层工作的慌乱，“大家都有抵触情绪”。

去年三季度末，泸州古蔺县东新乡发文说，“因富士康成都项目产品的市场订单增加，按各级分配落实名额比例，县政府下达我乡新增21人(原任务数45人，共66人)，现将调整后的目标任务下达各村，请各村务必抓紧时间完成富士康招募工作。”东新乡下辖10个村，此番任务追加后，呐喊村原任务5人，新增3人；民主村原任务5人，新增2人。

招募完成后，当地政府还要组织护工队，将务工人员移交给富士康。达州渠县要求，要在本单位选派年富力强、有经验、有责任心的干部全程护送，确保万无一失。广元市要求，在广元至成都途中，警车开道，救护车随行。

因为各地与1号工程对接的招募工作小组，均配置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公安局、扶贫办、团委、妇联以及工会等部门，这使得招募小组能够及时调动政府资源。去年全年，泸州为富士康成都基地输送了1.2万余人，招募任务超额完成。也正是在这一年，成都富士康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二的iPad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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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规模上，成都富士康的发展非常惊人。“深圳龙华富士康用10年达到的规模，成都富士康只用了3个月。”在成都周边的郫县与新都区，原本利用率不高的工业园区，正在被富士康的供应商填满。
出于成本的考虑，富士康有意识地将订单优先安排在成都工厂。只有在成都产能吸收不了的时候，才派给深圳龙华工厂生产。“主要是因为综合成本比较低，”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比如人工成本较低，成都市给予的土地、税收(在保税区)、免费宿舍、免费班车、免费招聘工人等很多优惠政策，导致的综合成本很低。所以生产都是尽可能优先安排给成都生产。能节约很多成本。”
富士康原本规划成都基地将逐渐取代深圳龙华，成为其代工帝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但2011年的人力资源严峻形势，正在导致其放慢投资步伐。
一位已经离职的富士康管理者说，去年国庆期间许多工人离职要走。大家都很迷茫，当时厂区在传言iPad3的订单被华硕拿去了。上述管理者说，拿我们物流部门来说，很多一线现场的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到了3个月就走人。

他说，富士康的待遇并不好，与宣传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来承诺8小时，加班2个小时，实际上要加班四五个小时。薪酬待遇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线流水线，有时就只拿1300元。”

“富士康目前一线工人批量流动，导致成都工厂良件率不如深圳工厂。报废产品较多。富士康为此也很着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

成都基地最高峰时有12万人，2011年10月份下降到了9万人，现在总人数维持在6万人上下。每当人员不够时，富士康中央人资部门就会不断给政府施压，“人不够，快点送人来”。“政府承诺和答应给我的，就是要满足，否则我们是可以撤资的。”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富士康投资在成都建立产业基地，人财物都付出了巨大成本。当地政府当初答应我们的，要设法满足我们的人力需求。”

在富士康的压力之下，四川省“1号办”每天疲于应付这些人力招聘工作。为此，广元市旺苍县劳动保障局长不得不先后6次赴陕西，开展跨省招募。

部分地方政府也将日常公共服务与富士康招工任务捆绑在一起。4月16日下午，宜宾市宜宾县商州镇丰岩村一位村民说：“政府讲，如果家里没有亲属在富士康上班，1万元的危房改造补贴就要扣掉1000元。”

而一位劳动保障所的工作人员抱怨说，感觉自己就是人贩子。2010年，他曾经招募、护送川籍工人去深圳龙华培训，到了2012年再“护送”年轻人去成都郫县富士康工厂上班。

该劳动保障所工作人员说，现在政府骑虎难下，一些其他的企业也开始要求政府，套用省富士康成都项目人力招募模式，以下任务的方式要求劳动保障部门予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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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负责全权招募的情况下，“人头贩子”应运而生。该富士康行政人员说，“人头贩子”介入富士康招募工作，最开始只为了满足富士康对员工的数量需求。但是流动率特别高，招来的人待一个星期甚至一两天就走掉了。“新进工厂15天之内的人，离职的特别多。什么都发给他，却卷包走人了。给富士康造成很大浪费，入厂培训、工衣下发，都需要成本的。”

刘宝玉听说，每招到一个人，省政府就给予1500元补贴，这1500元由各市县劳动局层层抽成过后，最终“人头贩子”能拿到500元每个人头。但此种说法本报记者未能获得官方证实。

刘宝玉也做过类似的事。她说，“这事情我也做过，花1000块或者800块，找个人去富士康上15天班。”

4月20日，在郫县红光镇托普学院，富士康招募中心，一个“人头贩子”说，如果你手头有三四百个“人头”，我可以出价每个人200块。“当然有些人也会出价300元或者400元，但那样的话，派200个人进去工作，回头拿到钱款却只算150人，(其余的钱)被上面人黑掉了。”“人头贩子”说，去富士康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那60元体检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支付。

大约在2011年4月份，政府和富士康改变策略，对富士康短期离职者建立了“黑名单”，杜绝其再次进厂。该政策出来后，富士康入职数量大大减少。

后来，对于人员短缺的情况，政府不得不修改“黑名单”政策，“对于社会招募员工准予二次面试和二次入职。二次面试即过去曾参加面试未合格人员，可在1个月后再次参加面试；二次入职即过去曾入职后自动离职人员，可在面试合格后再次入职。”

政府还把富士康成都厂区招募员工的年龄上限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初中学历。

但就如刘宝玉这样的公务员也会使些手段，“我们当然不会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她说。而成都龙泉驿区一位张姓招募人员说，对于这些打短工的人，单纯为完成政府指标的人，我们都告诫他，面试时千万不要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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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玉12月初到达富士康，头两天是集体培训，然后是部门培训。“工厂管理者会放映宣传片，告诉大家富士康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刘回忆说，宣传片放了大概有20多分钟。

公务员去成都工厂的好处是，可以拿两份工资，富士康的工资和政府的工资。但连续一个月的夜班工作，压垮了刘宝玉的身体，“从富士康领来的1130元工资都付到医院去了”。

一天，刘宝玉见到一个男孩在不停地呕吐，脸色苍白。男孩也许因为天气冷的原因，导致身体不适。刘宝玉问他多大，他说15岁。此情况并不鲜见，一些职业技校把年轻学生派往富士康做学徒工。

临近春节，刘宝玉以请病假的名义离去。当时很多人要辞职，但任务紧，病假并不好请，工长说，看你工作表现好才准假的。后来，工长打来多次电话催他回去上班。

刘宝玉天性乐观。在富士康，一天开会，工长问他为什么总是笑眯眯的？刘宝玉说，我就是这样，觉得日子挺开心的。工长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个年龄应该考虑家庭、孩子、父母，26岁了,怎么可能快乐呢？

刘宝玉不喜欢富士康，“记得饭不好吃，晚班的肉很咸。”工作期间，领导安慰说，正在与富士康协调，让你们早点回家。等刘宝玉出来见到同事时，大家都开玩笑说，你跳楼回来啦！

柳暗花明

富士康入川：乡镇干部抓壮丁 每个县有几千名额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

郭台铭称富士康工厂手工操作将被自动化取代

柳暗花明

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 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

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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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不仅仅有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2010年营业额293.39亿美元、2011年《财富》500强排名第339位)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2009年营业额171亿美元)投资5亿美元在成都双流县建厂。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


2010年国庆节，四川自贡人王强开着花了11万元买来的大众朗逸，从广东东莞出发，途经湖南、贵州，耗时32小时，抵达成都。追随着富士康西迁的步子，他举家搬回成都，告别了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广东。


穿着白衬衣的王强，32岁上下，外表看起来清瘦、干净。他在台资企业正隆纸业工作了整整10年，从最普通的底层工人做起，已经升到了经理级别。有着50多年历史的台湾正隆纸业是台湾最大的纸业集团，是富士康的配套企业，双方合作已经有十几年历史，正隆纸业负责为成都富士康生产的iPad提供外包装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