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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名言
论诗歌的“三重境界”：“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种可以说是纸花；第二种是瓶花，是从作者心灵的树上折下来的；第三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所谓‘出水芙蓉’，我们只看见它的枝叶在风中招展，它的颜色在太阳中辉耀，而看不出栽者的心机与手迹。” 我自己在生活上最爱野朴与自然，在艺术上却极醉心于格律与谨严，而我最大的野心就是要在极端的谨严中创造极端的自然。 要是落到鲁滨逊的境地，我也能活下成为鲁滨逊的。
核心提示：
梁宗岱学贯中西，才情盖世，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曾是活跃于中国诗坛学界的风云人物。然而，由于作品不算丰厚、后半生转攻制药等种种原因，梁宗岱的名字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几经沉浮、乃至一度失隐，直至去世多年后，才冲破历史的迷雾，光芒日显。
2003年，梁宗岱身前任教所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下文简称“广外”）曾举办“纪念梁宗岱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还分别在校本部图书馆设立梁宗岱先生特藏室，并在大学城校区校史馆开辟梁宗岱专题展区。该校图书馆还自建了“梁宗岱先生著述与研究专题全文数据库”，广泛收录海内外梁宗岱先生的著述及相关研究资料。梁宗岱的故居——广外云溪路10号也保存完好。
学者陈希在《好诗良药，长留德泽天地间》一文中指出，梁宗岱研究是尚待开拓、品位很高的学术富矿。“深入认识和公正评价梁宗岱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透视时事沧桑、总结经验教益,启发人生思考,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为此专访了梁宗岱弟子、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黄建华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馆长伍方斐教授。
谈学术成就
诗人身份是梁宗岱翻译家和学者身份的底子
南方日报：梁宗岱先生集翻译家、学者、诗人以及教育家等众多身份于一身，您认为哪一种身份最为重要？
黄建华：在我看来，梁宗岱先生翻译家和诗人的身份最为重要，他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这两种身份使然。在翻译方面，欧洲游学期间，他最早把陶潜的诗歌翻译成法文，在欧洲的文学杂志上刊登；同时，他又把瓦雷里的诗歌，比如《水仙辞》翻译回国内，引起轰动；在此基础上，他又写了很多中西文人的比较性文章，如歌德与李白，但丁与屈原。因此，梁宗岱先生可以称之为最早沟通中西文化的学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诗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他撰写的文章虽然不多，不超过30万字，散见于《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但得益于他自身的诗人气质，他的评论性文章行文相当的艺术化，生动活泼，读起来别具一种美感，让人如沐春风。
伍方斐：从产量和实际成就与影响看，恐怕主要还是前两者，即翻译家、学者。翻译家可以说是他众多身份中最确定的一个。他精通德、法、英、意等语言，从作品的数量来看，也的确是译诗和译文最多，在改革开放之初重印的8种著作之中，就有6种是译著。
从他的诗论文集来看，上世纪30年代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以及40年代的《屈原》、《屈原与但丁》、《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试论中国学术为什么不发达》、《试论直觉与表现》等文论来看，影响力甚广，今人对梁宗岱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他的诗论和文论的研究，由此可见梁宗岱的学者身份也是可以确定的。
虽然梁宗岱一生在北大、南开、复旦、中大以及最后在广外等校任教，而且培养了不少优秀学生，如早期的卞之琳、罗大冈，但是按照一般人对教育家的定义，梁宗岱没有系统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也未曾有过比较卓越的办学经历，不如将他称之为从事教育的学者。
但是，梁宗岱骨子里是诗人，他在翻译、诗论甚至为人处事等方面的独特价值，都与他的诗人性情和才华有关。可以说，没有诗人梁宗岱，就没有翻译家、学者梁宗岱，诗人的气质是他在翻译和学术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
南方日报：据您的观察，现在学界对梁宗岱的研究主要成果有哪些？他的“契合”等诗学主张，对于今天诗歌创作有何指导意义？
伍方斐：目前对梁宗岱的研究主要在其诗论和翻译。迄今共有400篇左右专题学术论文，近10种重要专著（包括传记研究）问世，例如陈太胜《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等。目前平均每年约有至少20篇专题论文发表，但从材料的挖掘到视角、观点的创新上仍存在局限，亟需引起学界重视。
梁宗岱一直未受大众阅读、文学史专著的足够重视，作品不多是主要原因。作为诗人的梁宗岱仅有1924年出版的一册新诗集《晚祷》，以及1943年印行的一册旧体诗词《芦笛风》。从我们近期收集的他早年未入集的10余首诗作看，如1921年前后发表在《培正学生》等刊的《车站里的扫除工人》、《夜深了》，尤其是《登鼎湖山顶》等篇幅较长（160余行）的诗作，不仅突出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风格，而且在艺术形式上凸显出诗歌的散文化，梁宗岱在初期白话诗坛的地位仍值得研究重评。
梁宗岱诗学理论中的“契合”理念，强调的是心灵与外物、精神与自然的神秘契合，有点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在诗学表现上注重含蓄、精致与蕴藉，对于早期白话诗的直露和粗糙确是一剂良药、一种补充，对于国内生吞活剥的象征主义诗风，也起到了一定“纯化”作用。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推崇，与当今这个诗意欠缺、节奏加快、生活粗砺的时代不免有“隔”。如今诗歌创作流行时尚，包括各种欲望写作、“下半身”、“垃圾”写作等等，表达方式上的口语和直接，似乎更具有表现力和穿透力，而精致和象征却不免虚幻。“纯诗”理论虽然对于当下诗歌语言的锻造以及意象塑造有所帮助，但是如果一味地套用，也有形式主义之嫌。
谈精神财富
他在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如鱼得水，成就译坛神品
南方日报：您怎么看待梁宗岱为今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黄建华：按目前的高教职称评审“条件”，梁宗岱根本不够格当教授，无学历、无业绩，著作论文数量也不达标。但是他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之一，精简概括便是，要重视真才实学，并为此矢志不渝地追求，尤其在当下这个越来越浮躁的社会中，这样一种对学问的虔诚和忠贞，显得更为弥足珍贵。以梁宗岱先生游欧七年为例，当别人都把精力花在如何获得名牌大学文凭上时，先生却早已跳出这个藩篱，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等大文豪讨论学术和人生。这样的治学方式，使得他能将自己的生活真正地融入到学问之中，所谓“进得去，出得来”。
他的新诗和旧体诗词创作，包括文学翻译虽数量不多，却得到了高度评价。他的论文篇篇皆精品，其中艺术化的批评手法相信令很多读者印象深刻。这一切对比当下学术上的量化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垃圾，梁宗岱先生“精写精译”的作风令人深思。
伍方斐：对于广外而言，虽然梁宗岱真正的教学时间不长，但却树立了根基深厚的学术传统。从保存下来的档案资料看，即使在文革期间，梁宗岱在法语教学上仍强调“精读”和“讨论”等研究性与启发性方法的应用。同时，梁宗岱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中西文化的淹通，浪漫率真的诗人气质和刚正博爱的人格风范，可视之为广外校训“明德尚行，学贯中西”的真正践行者。
进一步而言，梁宗岱积极拥抱世界先进文化的心态，以及投身实业、研制中草药等经历，正是广东近代开放包容、务实进取的风气之体现。梁宗岱一直坚持“健康的灵性，浩荡的意志，博大的同情，庄严的正直”的健康人格，追求人性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兼重体育运动和精神生活，强调介入现实和积极思考。这些对于耽于网络世界或“宅”在象牙塔中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具现实感的启发和激励。
南方日报：当今是一个比拼文化软实力的时代，梁宗岱是一位熟谙中西方文化的杰出传播使者，就当前文化交流形势而言，他又为我们带来了哪些重要启示？
伍方斐：梁宗岱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常人望尘莫及，中西罕见。除却其自身的诗人性格和出类拔萃的天分，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强大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深厚的西学修养。如果没有这三者，定然无法在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如鱼得水，成就译坛神品的。
为什么中国有许多优秀文化无法顺利、忠实地对外传播，很大原因便是我们缺乏像梁宗岱那样深厚的国学根底以及强大的文化自信心，自觉矮人一等；有时候又缺少像他那样开放的心境、广阔的视野和对西方文化设身处地的了解，在引进和拿来时，眼光也就难免失诸偏颇，缺少应有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在全球化语境和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大省”的理念下，研究这位世纪学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谈人生选择
他之所以“弃文从药”，一者是迫于时代洪流，一者也是他主动作出的选择
南方日报：在人们眼中，梁宗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在为人为学方面，他的哪些事情令您特别难忘？
黄建华：我眼中的梁宗岱先生非常率真，直肠子，有什么就说什么。比如他瞧不起某些拿了博士文凭但无真才实学的人，很不留情地呼为“草包博士”。此外，爱辩、争强好胜又是他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号称自己有三十多个第一，比如“种菜第一”、“养鸡第一”、“喝酒第一、”“力气第一”，甚至在文革时期，敲锣打鼓驱赶麻雀时，他也要把锣鼓声敲得最响，争个第一。
梁宗岱先生不喜欢备课。记得有一次刚开学，连教材都没有准备，他也不慌张，就让我们去图书馆随便挑了一两本法国诗选，一拿到诗选后马上上课。别人可能误会他不重视教学，但是听过他的课的同学就知道，教材对于梁先生而言并非那么重要，他胸有成竹、信手拈来，而非现炒现卖。
他对学生相当严格，一旦发现学生的错误，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批评，从不姑息纵容。我平常大多数作文都可得到梁先生的好评，但有一篇我自认为非常用功的文章却得了一个差评，心有不满。梁先生知道后，便指出其中的一个句子，问道，这个句子是你写的？果然，这句子是我从法语书籍中直接引用的，由于疏忽没有注明。这个小插曲既显示出梁先生的严谨，更显得其学问的精深博大，至今那句“这个句子是你写的？”犹在耳边，是对我一生的鞭策。
梁宗岱先生又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文革时期批斗最严重的一次，他颈上的大动脉被锯破，腰部严重受伤，足足躺了两天，鼻孔只有微弱的呼吸。1969年之后，梁宗岱先生获得“解放”，他常常带着轻松的口吻提起过去经历的一些小事。比如，他到学生宿舍领回退还给他的剩余衣物，顺便取回好几个装得满满的密封瓶子。那些瓶子曾由学生当展品展出，作为“梁宗岱是个酒鬼”的罪证。梁先生取过瓶子，随即打开，要把里面盛着的液体倒出来。红卫兵上前阻止，梁先生说：“那是白开水，不是酒。”大家都禁不住笑了起来。又如他领回工资后，除购置书橱、书桌、毛毯、毛衣，还到旧货摊买了一面上等的“红毛镜”，高高兴兴地对人家说“打破了旧的，却买一面更好的。”总之，巨大的磨难虽然令梁宗岱健壮的躯体受损，却没有压垮他那铮铮铁骨所表现出来的昂扬精神，对那时身为红小兵的晚辈们，他表示出了最大的谅解。
南方日报：有人曾说，如果梁宗岱后半生没有遭遇蒙冤入狱以及文革等重大打击，没有沉湎于制药的话，他的文学和学术成就会更大。您怎么看？
黄建华：我觉得梁宗岱先生“弃文从药”是他在社会大环境下的一种主动选择。在当时反右气氛甚浓的五六十年代以及文革时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是不允许凸显个人真挚感情的翻译和创作出现的，以梁宗岱先生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及对文艺的虔诚，他自然不愿意逢迎这种虚伪浮躁的社会气氛。最为明显的是，文革时期有一阵很流行下乡劳作时创作“民歌”，可是作为诗人的他硬是没有写过一首这样的“民歌”，即便是红小兵们强迫，他也没写。在我看来，荒唐的年代葬送了梁先生的才华，却更能凸显他特立独行以及对文艺的坚守，他以自己的转向表达对时代的无声抗议。
对于老师转向制药，我个人表示理解。虽然他的才华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但研制中草药，一方面也是知识分子悬壶济世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更是适应了他的本心。他自小就对中草药很感兴趣，在那种大环境下能做自己喜欢而又有意义的事情，也很难得。
如果他后半生没有遭遇各种不幸的话，我想他可能在翻译上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以《浮士德》的翻译为例，文革前，梁先生已经译出上卷，可由于当时在文艺界地位较高的郭沫若已有译本，在紧张的文艺体制氛围之下，没有出版社敢于承接出版。辛勤付出却没有得到世人的见证和认可，梁宗岱先生心中很是愤懑不平。很可惜，由于《浮士德》翻译手稿毁于文革，后来重译也只译出上卷，《浮士德》的翻译成为其未竟之业。
伍方斐：在我看来，梁宗岱之所以“弃文从药”，这是他的兴趣、人生经历与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下的抉择。他既受到家庭的医药传统的影响，又接受过西方科学精神的熏陶，他触动于战争之中西药青霉素短缺而导致病疫流行、伤员得不到救治，希望通过研究中药，制造具有类似消炎功效的“绿素酊”，这可能是他“弃文从药”想法的起始。再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中，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选择“弃文从药”也可以视之为一种对荒诞社会的无声抗争和适当的自我保护。概括而言，一者是迫于时代洪流，一者也是他主动作出的选择。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梁宗岱并不是真正完全地“弃文”。在1957年“双百”方针提出后，他曾试着续译布莱克、雨果、莎士比亚等的作品并发表见报。在1961年至1964年期间，他写了一些旧体诗词，主要内容是当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比如《麻涌杂咏》（三首）、《惠州西湖吟》（四首）、《虎门怀古》（五首）等；也试着创作并发表了《哈瓦拿宣言》、《卡斯特罗塑像》、《海浴》等新诗及《论“神思”》等论文。可以看出，梁宗岱企图努力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在“文革”时期，他的文字几乎仅见于迫不得已写下的“交代”材料，其中仍不时难掩思想的锋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梁宗岱轶事
1.“我就是梁宗岱”
梁宗岱少年时期先后在广州《越华报》、《群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作，16岁就被誉为“南国诗人”，引得广州各报馆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有一次，一位记者来访，梁宗岱出门迎接。不知就里的记者声称：“我是来找你父亲梁宗岱的”。梁宗岱听罢，慢条斯理、昂然作答：“我就是梁宗岱。”令对方惊诧不已。
2.煤油当成美酒喝
抗战时期，梁宗岱与同在重庆的杨宪益经常一起边喝酒边畅谈文学。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杨宪益误将煤油坛子当成酒坛给梁宗岱倒上满满的一碗。杨宪益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尝了尝说，我的酒似乎很有劲头，有一种特殊的味道，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把碗里的酒喝干了。他离开后，我才发现自己拿错了一坛，但是为时已晚……我真怕会把他毒死，但他第二天又上我家来了，什么事也没有，我俩为此笑得前俯后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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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5 17: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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