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京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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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26 21:39:15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回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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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京景物略》可谓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此书首先应当作历史地理类著作来读。它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城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资料；其次应当作文化类著作来读，它对当时北京的园林文化、民俗、外国宗教在中国京城的传播等，都有较为具体的描述；再次应当作文学著作来读，它是竟陵派幽雅隽洁文风在地理游记著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可把它作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来阅读、欣赏。

作者简介
　　主笔刘侗（1593-1636），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今属湖北）人。
　　刘侗的合作者于奕正（1597-1636），原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今北京）人。

北京, 地方志, 帝京景物略, 历史, 明清小品丛刊, 民俗学, 历史地理,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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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檹　　《帝京景物略》是一本内容及其广泛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将明帝国都城北京按地域分为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西城外、西山上、西山下和畿辅八个部分，对这八个部分的重要名胜和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介绍。　　全书以小品文体写成，作为一本历史地理著作，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河流桥梁等。在介绍京城各地景物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周围的居民和游玩的人群，作者用精彩的笔法详略得当地将当时京城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景象描画了出来。总的来说，在明代——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北京，是一个安乐繁华，忙碌中又不缺舒适的中国都城。明帝国在经历了初期的重建和再生后，渐渐走向开放，士大夫和市民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中西方文化以宗教为媒介的交流，都使得北京成为了一个文化氛围浓厚，包容力强大的城市。　　　　　　一、文人生活——传统雅致和世俗享乐　　　　中国的传统文人形象中，陶渊明应是最受后世推崇的文人之一。唐宋大家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在自己的诗文中透露出对这位“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的向往。并非是真正期望过陶渊明自耕自种的农家生活，而大概是向往其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状态。古代文人读书只有入仕一条路，成功者入朝做官，一生沉浮宦海，身不由己之时难免流露出对自由的向往，期望在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而落第者无奈之下只好寄情山水，在景色中或自嘲或自解。便造就了中国文人对自然意象的情感，风、月、花、酒也渐渐演化成了中国文人——也包括士大夫阶层的独特标志。　　明代文人也不例外，一旦得闲，必定于寺庵中饮酒咏诗以为消遣。如诗《夏日黄平倩邀饮崇国寺葡萄林》云：　　　　数亩葡萄林，浓条青若若。以藤为幡幢，以叶为帷幕。以蔓为宝网，以实为璎珞。蜩蝉递代响，虽聒胜俗乐。对泉坐良久，客衣增尚薄。同来四五朋，一笑破缠缴。依岸排绳床，禅玄入诙谑。煎葵带露烹，摘茶拣水瀹。石砌滴琤琤，铜铛鸣霍霍。拇陈分两曹，奋爪相掷搏。觥小罚已深，取钵代杯杓。三伏此中消，万卷束高阁。　　　　从诗中便可看出，同朋友一起论禅饮酒，赏景排忧依然是文人士大夫快乐的源头。　　此外，许多经济实力雄厚的官员干脆自己修建林园，如英国公新园、英国公家园、定国公园、白时装等皆是。园中景物有天然景色，也有人工修建的。都是供士大夫们出游、聚会玩乐用。明代士大夫如此醉心于山水，也跟明代的社会风貌有关。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日趋张扬，文化意识、生活情趣和人格追求方面都产生了和前代不同的因素，社会风气趋于浮躁。世俗生活的繁华反而促使一些士大夫转而追求宁静闲适的生活，在自家庭院中修筑假山池塘，同时也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明代后期社会生活的改变也使一些文人士大夫放弃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价值观，追求享乐和个性自由的例子越来越多。装扮夸张，举止怪异，甚至有自谓异端者。书中《李卓吾墓》篇提到的李贽便是明代边缘士大夫的典型。文中描述他“性癖洁，恶近妇人，无子，亦不娶妾。后妻女欲归，趋归之，称流寓客子。”其行为和中国传统观念相去甚远，在待人接物上也和常人不同。如“日数人膺帚、具汤，不给焉。鼻畏客气，客至，但一交手，即令远坐。一日搔发，自嫌蒸蒸作死人气，适见侍者剃，遂去发，独存髭须，秃而方巾。”这样的行为，即使到今天，也不是常人所做，李贽在当时的遭遇便可想而知。　　李贽是明代士大夫追求个性解放的极端例子，不能当做普遍视之。而当时的士大夫们也确实不似前朝——或明前期那般一本正经的学究样，而是开始追求现实世界的幸福与享乐，京城的各种胜景古迹、私家林园、集市酒家、青楼胡同都成为士大夫驻足玩乐的地方。他们生活的目的不是为了来世，而是为了今生。袁宏道还大谈“五快活”，作为世俗享乐之极。士大夫如此追求享乐，就不难找出力图恢复明初官僚道德行为的海瑞会遭到朝野疏远的原因。　　　　　　二、市井生活——节日风俗和民间祭祀　　　　城市中人流巨大，人员混杂，贩夫走卒、三姑六婆、医卜星相，商贾文人，王孙官吏都聚集在城市，也造就了市民文化的多样和繁荣。相较于后两种生活优渥的人群，市民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娱乐上都显得更加朴实，也更加贴近生活和实际生产生活。　　节日游乐是民间必不可少的活动。中国传统节日众多，节日娱乐自然也不少。从正月一日到除夕，节日从不间断。一些古时的遗迹和近郊便成为市民的好去处。如东直门外五里的春场，古时本来是官员祭祀活动的场地，在明代就变成了元旦时游玩的地方，“小民以鬃穿乌金纸，画彩为闹蛾，簪之。”三月清明时簪柳游西城外高粱桥，是为踏青。四月庆碧霞元君诞辰游马驹桥。端午午前入天坛避毒。七月七日乞巧，八月十五祭月。九月九日登高山、高塔、高阁。十二月至除夕过井过庙，奉香拜诵。对成年人来说，这些节日的祭祀成分比较多；但对小孩子来说，则更看重其中的欢乐气氛。　　除了祭神祭祖外，市民也很看重民族英雄的祭祀。其中尤以于谦的于少保祠和三忠庙为盛。于少保祠位于崇文门内东半里，祀奉的是明初名臣于谦。于谦在土木之变时力主另立新君，稳定朝堂，亲自督战击退瓦剌，在朝中和民间都声望极高。英宗复辟后被杀，遗骸被都督陈逵暗地收葬，之后由其子于冕葬于钱塘的祖茔。文中没有提到由官府下令修建，应是由同志之人自发修建。三忠祠则祭祀的是前朝的三位著名忠臣——诸葛亮、岳飞和文天祥。四人所处朝代、所经历的变故都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忠信义、守节操，盖忠义仍然是民间对英雄的最基本定位。再联系明代小说的发展，传奇也大多朝演义等讲述各路英雄事迹的方向发展，可见当时的市民文化除了追求风月事，对传奇色彩浓厚的英雄也相当追捧。　　城市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集市。北京作为明都城，集市的繁盛自然是全国之最。宫市、城隍庙市，上元灯市、朝前市等都是著名集市。城隍庙市多图籍古玩、文房用具，其物品之多令人目不暇接。灯市在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开放，灯张乐作，烟火释放，热闹非凡。书中描述道：“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于斯时也，丝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研媸，烟罥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其热闹喧嚣，人声鼎沸的场景自然可想而知。　　城市居民虽然看上去鱼龙混杂，但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市民在选择居住地时也如此；因此京城的很多地方便带上了的职业色彩。如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因会桥临泉，土壤宜花，周围便居住了很多以种花为生的人家。早晨将花担进入门去卖，四时所卖花卉都有所不同。又如许多胡同都居住着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其中多半是手工小作坊，也有不少是清客或戏班所在地。如北京的新旧帘子胡同、椿树胡同，因其著名而渐渐成为人们对从事这些行业的戏子们的代称。　　　　　　三、传教士入中国——中西文明初次直接交流　　　　明代社会生活与前朝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适逢地理大发现时期，许多欧洲传教士来到了中国，虽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但也在无形中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当时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甚微，对欧洲前来的传教士仅泛称为“欧罗巴国”，文化上的交流也限制在社会上层的少部分人当中。但传教士作为西学东渐的传递者，也实实在在为中西方的交流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西方来的传教士中，利玛窦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来自意大利，经广西肇庆进入中土。向皇帝进贡“耶苏像、万国图、自鸣钟、铁丝琴等”，得到皇帝的喜爱，将其召入朝廷。当时的传教士们为了能在中国传教，都换成儒衫，学习中国正统的行为举止，被士大夫称为“西儒”。在传教士和中国官员的交往中，中西方的文明成果得到了互通，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共译《几何原本》，西方自然科学开始传入中国，而归国的传教士也相应的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传教士的到来也相应改变了明代上层社会的生活，西方的器物成为官僚士大夫中新的珍玩。如《红楼梦》中提到的西洋钟，想必也是随着传教士一同来到中国的。主人家亦以家中有洋货感到骄傲。不过，西方的传教士依然只是明代社会个别的现象，对民间的影响并不甚大。　　　　《帝京景物略》实在是一部关于明代北京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由于奕正摭求事迹，刘侗排纂成文，将明代都城的民间传闻、乡俗地名、园林建筑、器物名称、俗语掌故都尽收书中，可以说是了解明代北京城市生活不可绕行的一本著作。详情发表于 2013-7-21 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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