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 书评

与花时

　　我常常很钦佩国文老师的修为和学识，为他的儒雅和淡泊名利而折服。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从一个小村庄走出来，经历过三年灾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浮躁，才带着一身风尘，与我们这代人一起生活。
　　一个年轻人可以作诗写文，俗称码字，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即便是简单地说话，都可以吐出一部哲理和史诗。真不是夸张。阅历，比那些故弄玄虚地文章要真实动人。
　　更何况在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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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sds

　　这种朴实而深厚的师生情，这种一辈子真正搞学术的人。是否在被很多人不屑，但正是被他的朴实所感动，正是为他“真”的在做的事情所敬佩。
　　中国的权威性的大师为什么越来越少，年轻人不屑于研究学术，研究者更多追求利益。。很久以后、这种感动是不是只能在书中读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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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e

　　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燃灯者》可算是一部横空出世的书。从报章到网络，几乎是一面倒地叫好，而我，无论对作者赵越胜先生，还是他回忆的对象周辅成先生，都几无了解，没读过他们的论著，以至于我曾不免势利地想，有那么神吗？恐怕有一点文化光环的效应吧？
　　
　　
　　　　听闻内地版是删节本，遂从网络下载了电子本，并打印出来。读毕，觉得确实不差，文采焕发，字句干净，也不无深刻的思辨，赢得掌声响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原来手头有一部“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读赵著，才知道还有一部书名差不多的书：周辅成编的《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上网一搜，始知此书十分稀见，赶忙订了一部复印本。到手略检一过，体例与“文学家艺术家”一册完全相同，网罗人物及著作甚丰，摘选细致，条目清楚，更超前地附有人名索引，甚便参考。仅此一编，就可见编者对于西方著作和思想的学力，尤其在中国的知识语境中，更可谓不是“著作”、胜似“著作”了。
　　
　　
　　　　不过，我猜赵著有文化光环，也不算错。作为一个思想文本、启蒙文本，它相当出色，配得上那些掌声；但作为一个历史文本、回忆文本，它却是有缺憾的。而我重视此书，却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因此，我要以回忆录的要求来衡量它，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而不是加入到为其浓厚的道德理想和人文精神喝彩的行列。
　　
　　
　　　　“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
　　
　　
　　　　赵先生对周辅成的描述，处处带有自觉不自觉的神化笔调。第三节写第一次上周家拜访，周带他到书房，“顶头有一架书，都是外文，其中一套，暗红色皮面，烫金书脊，极厚重地挺立在书架中央。我过去用手摸，听先生淡淡地说，‘那是康德全集’。先生语出，我摸在书背上的手似乎触电。……我与先生相对无言。夕阳正沉在未名湖上，一缕金光入室。刹那，这狭窄局促的小屋显出辉煌。”又第十二节，讲他从国外给周打完电话后，“先生言犹在耳，透骨的悲凉弥漫开来。寂静中，仿佛见到先生，在清河小营哲学班的教室里。先生刚擦完黑板，回身转向我们，飞舞的粉尘在阳光裏挟下变得金灿灿的，罩在先生身上，先生的身影模糊了，像峨嵋金顶上隐现的佛光。而耳边的天音却有着川音：‘巴门尼德说存在是一’。”
　　
　　
　　　　——这两处的描述，让我想起台湾吴咏慧（黄进兴）写罗尔斯的笔法：“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真是毕生罕见的世纪大对决。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哈佛琐记》，三联书店1997年版）十数年前读此，在书边批了一句：“这一段颇精彩，但又太‘圣化’了。”今读《燃灯者》此处，自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赵先生作为学生回忆恩师，多少有些神圣化，还是可以理解的。对场景的刻画过于具体，过于细腻，显得不真实，似也无关紧要。但有时顺带将个人的、事后的体会融入回忆中的老师身上，使得周辅成的形象里夹杂了一点赵越胜的表情，这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如第五节，写日本电影《望乡》1970年代末在大陆公映，引发轰动，并引起一些卫道士的攻讦，赵为此写了篇《〈望乡〉的伦理学》，而周看后表示赞许，“先生说你谈《望乡》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谈妓女的道德。这看似悖论。妓女在世人心目中总和道德沦丧相连。妓女这个名词似乎就是道德败坏的象征，但谁能说妓女就没有道德？先生说，谈妓女的道德人格，古今中外并不罕见。古有唐人白行简的李娃，清人孔尚任的李香君，今有陈寅恪的柳如是。外国有萨特的丽茜，《望乡》中的阿琦婆。她们都是心中有大义大爱的人。”《望乡》公映是在1978年；赵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我没有查具体出处，但想来不晚于1979年（编者注：赵文发表于1978年11月10日）；而陈寅恪的遗著《柳如是别传》是1980年8月才刊行的。因此，周当时不可能提及陈寅恪和柳如是，那可能只是出于赵后来的想象和铺衍，借用顾颉刚“疑古”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层累地造成的记忆”。还有，“萨特的丽茜”出自其小说《可爱的妓女》，小说后拍成电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1980年代初曾引进中国——我怀疑，甚至这个丽茜，也未必真的出诸周辅成当日之口，一样是来自赵越胜今日之笔。
　　
　　
　　　　对此，可以找出点旁证。第八节写周谈起戴震，“先生以为，这是戴震思想的中心，归乱源于统治者，而人民是受害者，这表明了戴震的人民立场，其实这是先生观察社会、评判是非的一贯角度。在平民与权势、卵与石之间，先生总是站在平民一边，站在卵一边。”村上春树那句“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的名言，是2009年2月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说的，而《燃灯者》完稿于同年9月，定稿于10月。因此，赵在行文之际，很可能不自觉地借用了一个新近流行的比喻来形容当年的周老师。这证明赵越胜在写作上确有“层累地造成”的成分。
　　
　　
　　　　几处小毛病
　　
　　
　　　　此外，书中还有其他的小毛病。
　　
　　
　　　　第二节写初访周时，周已强调第一要事是学英语，“不懂外文，学不深的。将来你要读的书大多是外文的。现在回想，不知先生为何认定我会去念外国哲学。七五年，‘文革’未完，我二十来岁一个小工人，英文大字不识一升，而先生似乎先知先觉，已经看到国家要大变了。”拜托，这算什么逻辑呢？你所以读外国哲学，明明就是周先生的指导造成的，怎么倒成了他“认定”你将来会读外国哲学，证明了他的“先知先觉”呢？
　　
　　
　　　　第五节谈《望乡》问题，讲到近代被拐卖去东南亚为娼的那些日本贫苦女性时说：“她们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亲人身边，死后的埋骨地也面向大海，朝向日本。所以电影的名字叫《望乡》。”这是记忆不清，有点想当然了，其实电影里的情形恰恰相反。《望乡》的原作者山崎朋子后来在《山打根的墓》一文中特别谈及此事：“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日妓的墓背向日本而立，透露出一种弱者无告的愤怒，一种死者无言的反抗，我觉得恰恰是《望乡》里最深刻也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不可不辩的。
　　
　　
　　　　读过《燃灯者》的电子本，发现内地版虽未收入《忆宾雁》、《骊歌清酒忆旧时》两篇，却另收入一篇电子本所无的《聊与梅花分夜永》，故又买来一阅。全文涉及儒家理想最多，可见周辅成在见识上过于理想主义，其思想维度不离道德、文化、人格，不免有些书生之见。而赵越胜感慨“当下的士林已远不是先生那一代人在青灯独守、古卷常翻中凝练出的沉静深邃”，也不免有些欧阳修所谓“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的心理。其实周辅成那一代人，又有几个算得上“沉静深邃”呢？在学问上比周更有成就的冯友兰、金岳霖又如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
　　
　　
　　　　读毕赵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周对赵那么好，也是由于他作为老师太过寂寞了，在政治高压下，他实在缺乏传道授业的条件和对象；他对赵倾注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诚然是照亮了他的心灵，但那只是赵先生一个人的幸运，却是时代的不幸！近阅韦政通对新儒家牟宗三的回忆，特别提到牟爱护学生备至，“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看过像他那样爱护学生。”（《牟宗三先生的生活片断》，《时代人物各风流》，中华书局2011年版）我就有些刻薄地想：牟宗三1950年代在台湾时还门前冷落，也就难怪他那么爱护学生啦。而以大陆的学术环境，周辅成的寂寞，显然又是远过于牟宗三的。
　　
　　
　　　　我又想，《燃灯者》所以引来满堂喝彩，恐怕也跟时下的文化心理有关：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舆论颇有“师道沦落”之叹，正因此，才更需要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燃灯者”作为榜样；对“燃灯者”的热情，正是我们对“师道”不满的心理投射——正如对《批判官员的尺度》一书的热情，显然也是我们对官员不满的心理投射。
　　
　　
　　　　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
　　
　　
　　　　作为一个记忆文本，《燃灯者》还让我想到两个话题：
　　
　　
　　　　一是1970年代的集体记忆问题。
　　
　　
　　　　前两年读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有一个感觉：“文革”的回忆已经很多，但过去大多侧重1960年代，而197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也应当开始重视和挖掘了。也许，它会成为下一个回忆热点吧？而在我看，这部《燃灯者》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为1970年代的知识状况和精神气候提供了一个反思性的文本。
　　
　　
　　　　说到这，吴亮先生约略同时推出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也是一部以1970年代为中心的青年回忆录，正可与赵著相提并论。吴著文字较枝蔓，想表述的内容太多，缺乏剪裁，作为阅读文本远不及赵著。但赵著只写了周辅成等三位“精英人物”，只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高端；而吴著内容更为丰富，着重记录他作为普通人所接触到的书本，反映了知识界的一般状况。论历史和思想价值，两书各有所重，亦各有所长。
　　
　　
　　　　一是回忆录的写法问题。
　　
　　
　　　　学生写老师，向来是回忆录的大宗。而其中的大多数，无非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式的写法，借用《仰望陈寅恪》这个书名，可称为“仰望派”。但也有个别狂士，下笔轻薄露骨，如李敖写姚从吾“长得一副中原老农相”，写殷海光“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学家，不像大学教授，他倒像是北门邮局门口卖春宫画的”，这只好称为“俯瞰派”。还有一种，对老师就事论事，有赞有弹，如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庶几近之，则可称“平视派”。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曾引过唐德刚的一段话：“胡适之先生讲学一辈子的要旨，就是叫他的学生们‘做个不受人惑的人’。——‘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继承胡学、研究胡学，就千万不能忘掉这一条胡适遗教的中心要义。对老师我们要‘半肯半不肯’。……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个“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也就是“平视”的态度，我最赞同。
　　
　　
　　　　从此角度而言，尽管《燃灯者》是一个很有光彩的文本，但显然过于“仰望”了。在赵的笔下，周辅成的形象何等完美，似乎梁启超写康有为，罗尔纲、周汝昌写胡适，严耕望、余英时写钱穆，也有所不及吧。——相比之下，他写刘宾雁，倒较为切实的。
　　
　　
　　　　不过，《燃灯者》的跋写得甚好。可见赵先生是“未免有情”的人，将师友视为他个人的“燃灯者”，笔下虽嫌过于渲染，但终究是出于对师友感激太深的缘故。这样的话，我的批评又嫌过于较真，缺乏了解之同情，未免苛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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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

　　      《燃灯者：忆周辅成》是学生追思老师的回忆录，我读过之后，非常羡慕作者知遇这样一位燃灯者。作者说“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而“辅成先生，不用说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可以说周辅成先生燃巨烛，把作者从动乱时期的蛮荒愚昧导向了开明理性，这一点可以从作者开列的书单里看出。一九七五年，作者还在车间，“工人理论队伍”的书单是《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共产党宣言》。而周先生指导他读的是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作者由此感受到“思想的快乐”，得以入门而渐至西方哲学传统的精深大义。读完《燃灯者》，可以发现这本书其实并不是单纯回忆老师的回忆录。在回忆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作者同时也是在写自己的治学经历，从康德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莎士比亚汤姆逊、柏拉图、马尔库塞到嵇康、黄宗羲等等，古今中外，都是先哲圣贤，如果把书中提到的书目篇章整理出来，真是蔚为大观，堪称一座西方哲学经典的知识殿堂。
　　    周辅成先生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史和西方伦理学史为主，关注人的自由和解放。一九七六年地震后不久，周辅成先生拿出他请人翻译的《自愿奴役论》，彼时虽然唐山大震，全国的政治氛围依旧处于高压状态，这样的文章是很危险的。作者没有写他当时读这篇文章的心情，只是淡淡地说“一连串的句子敲击心扉”，我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读到这样的文章，心扉遭受的不应是敲击，而应该是锤击甚至是轰击。这样的“敲击”，足以带来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对压迫的反抗。
　　    拉波哀西说：“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这句话可以用来说萨达姆，也可以用于卡扎菲。萨达姆因美军的军事攻击而垮台，卡扎菲因欧盟和国内反对派的军事行动而倒台。两人固为一世之雄也，耀威于邻邦，鹰扬于国际而不自量，终于身败名裂，为天下笑。拉波哀西说：“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的走狗们，准备下某种特殊的惩罚。”可怜的萨达姆和卡扎菲，等不到来世，一个被绞死，一个死于乱枪。如果他们地下相遇，是否会相拥而泣，歌《从头再来》？
　　    周先生这样治专门学问的大师，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即使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也能保持清醒的理性和良知，并以此启迪后学之辈。方今和谐盛世，周先生也无法沉默于社会公义的不彰，痛心于“自古以来，那些用‘莫须有’理由而直接或间接杀了千千万万无辜人民的人，有的还被称作是‘最大圣哲’、‘民族救星’”。在96岁的高龄，周先生依然不能沉默，在采访中疾言厉色地抨击“这不是出人才的时代，而是毁人才的时代。”
　　    在这里，抄一段作者赵越胜转述周先生的话：“先生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大人物只关心自己的小事情，而小人物的大事情却没人管。先生怕我不明白，特地解释说，大人物的小事情就是升官、出国、捞钱、安置子女。小人物的大事情就是生、老、病、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社会缺乏公义啊。先生又说，大人物可要注意了，小人物的大事情办不好，大人物的小事情也会出麻烦。一个社会缺乏正义，必定要出问题，人类几千年历史就是这样走下来的。”
　　    既然说出这样的话，也就难怪周辅成先生为之服务了近六十年的北大校方无人出席他的告别仪式。作者赵越胜对此感到愤慨，“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缺乏起码的礼貌和教养。” 难道赵先生不知道蔡先生的学校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试行学业会商制度吗？政治挂帅、官僚治校的大学，掩饰不了功利主义的粗鄙。同为北大教授的季羡林先生，虽然刻意保持低调，无奈阁揆大人每年探望，弄得他声名显赫，死后哀荣备至。因为他不说周先生那样的话，他写散文。而周先生在政治的漩涡中倡导人道主义，不得不“因故退休”，以知识分子的身份为民疾呼、指陈时弊，不但不合时宜，也不容于士林。即使在真理被歪曲、话语权被垄断的时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和担当也没有完全灭绝过，周辅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良心，虽然被有意遮蔽，也不会上昧天良、自欺欺人。总有这样的燃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为赵越胜这样的后学拨云雾见光明，所以，作者赵越胜说：“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拥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因为信仰光明而坚守在黑暗中，可以看作是一种抵抗，抵抗黑暗的压迫以待拂晓，的确可以感受到一种世俗所不及的幸福。
　　    周辅成先生毕业于前朝清华大学哲学系，从书中引述的零星段落可以看出他文字中的诗意美。赵越胜的文字简练而典雅，也能让人间接了解到周先生的学术思想，纵然只是冰山一角，其震撼也足以荡涤一切宣传的蒙蔽，疏浚说教的阻塞。这本书6万字的篇幅，多少让人感到意犹未尽。而这本回忆录最动人的，乃是周辅成和赵越胜两代学人的教学和友谊，展现了自由理想的薪火相传。因此，《燃灯者》还是值得挑剔的人一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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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那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而周辅成先生就是放在台上的一盏灯，照亮了许多人。是以谓之“燃灯者”。
　　“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的理想主义不是创造神话，而是身体力行地试图将神话变为现实。如果谁有幸感受这样的生活状态，有幸在这样的氛围中被熏陶，有幸在这种群体中被点燃，他可能仍是平凡的、贫穷的，但他不会庸俗。”
　　一直以来，我都对自己粗陋且幼稚十几年未曾改进的笔法感到羞耻，但是两年前，当我看了梁文道所著的《我执》《常识》《噪声太多》节选后，我发现似乎自己和他的写法很像，噢，原来我这种絮絮叨叨的毫无美感的自叙式文体是可行的，并且是被认可的。而如今阅读了赵越胜先生的《燃灯者》后，我的世界观颠覆了，只觉得那些真正的学者是很少出来卖弄的。他的语句既简洁又华丽，既通俗又晦涩，既娓娓道来又充满学术气息。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字，但是有一堆我没见过的词。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高低立见。
　　辅成先生教授越胜先生从希腊哲学开始，直至莎士比亚。先生说：“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想莎士比亚、歌德、希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那照这个说法，萨特属于哪个层次呢？
　　辅成先生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内囿于自己的心灵，而且外困于国是。先生说：“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好好地爱它，让它少受阴影的干扰，有负于它。更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竟然也随着阴影活动，做了它的顺民、奴隶、帮凶，有时自己还和他们一起，觉得自己了不起，自鸣得意，真是可怜可悯，又可耻。”昨日午餐时讨论到轰动一时的“准院士妻子曝光其小三事件”，有人提出：学术研究和人品有关吗？我竟然无法做出解答，我们似乎都成了这个物欲世界的奴隶，似乎开始觉得存在即合理，大家不再谈论道德，人生没有底线，没有忠贞不二，没有义盈于心间。也许最可怕的是：“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
　　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普通人，做到前三者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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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感触，若无突破点，就只能萦绕在心间，无法流露笔端，最后自生自灭。就像壶中沸水，没有壶口，就只好在壶中沸腾着，要么烧干要么冷却。
　　　　曾在《读书》杂志上读到过赵越胜的文章，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文字文采蜚扬，在典雅的叙述中，那些日常的信息，个体的思考有着别样的光彩，透露出一种精神贵族的风范。我有时想，这是那些鸿儒们聚会的沙龙里的产物，读这样的文章无疑是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那天当我发现他的《燃灯者》，那本有关周辅成先生的书时，毫不犹豫地买来。于是我有了一次愉快的阅读，并引发了我的思绪。
　　　　《燃灯者》是一本回忆性质的书，记录了作者对周辅成先生最深的那些记忆。当然，这不是一般的传记，需要大大小小资料的搜集，书中所选的资料都是作者的亲历，传达了作者对传主的主观感受。同时此书也非一般的评述，虽然作者的主观评价时时穿插其中，却没有刻意要为传主的思想集大成。全书由作者自身经历的几个关键场景串联而成，看似结构有点跳跃，其脉理却一以贯之。
　　　　此书具有赵越胜一贯的写作风格，细腻而不失风采。无论是对场景的描摹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非常精彩。尤其是记录周辅成先生的一些对话，很淡然很日常又很经典，仿佛在话语的背后有无穷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不知道赵越胜在还原现场时是凭记忆还是记录，若是记忆，那么在佩服他的记忆力同时，也对这些话语能给他留下长远的深刻记忆而感慨不已。若是记录，我相信也是作者有感触之后的记录，否则多少话语，恰似一地鸡毛，留在书中的只是雪泥鸿爪，均有深意在焉。就像孔子弟子记录《论语》一般。
　　　　书中记述作者初次去周辅成先生家问学，先生的指点看似普通，指出要读希腊哲学，先要读希腊历史，然后便开出一些书目，并做了解读，好像很随意，却显示了先生深厚的功底。在交谈中先生从莎士比亚的戏剧谈到了哲学，认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具有的人生哲学，要比一般哲学著作高明，他以玩笑口吻谈了一段经典的天才观：“一等的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哥德、席勒。二等的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作诗，做不成只得回到概念里。三等的天才只写小说了，像福楼拜。说罢大笑，又补充说，我这是谈天才。而我们这些读书人至多是人才而已。若不用功，就是蠢材。”这段话给我带来震动，我以为，按照周先生这样的标准，一等的天才其实并不具体在某个专业里，而是着眼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若此我们要对多少教科书中的名人重新排名。
　　　　无疑，本书有着多重意义，虽然作者的主观中要竭力体现他心目中的传主，试图把周先生打造成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或许周先生正如作者所言的那样。但对于我们没有此心结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此书传递了获取某种专业知识的一种路径，要读什么书和怎样读书。范围再广些，就是传递了怎样读书，为什么读书的一些知识。加上赵越胜优美的文笔，真让人受益非浅。
　　　　这可能是我今年完整读的第一本书，赶紧记下稍纵即逝的感想，免得日后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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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叶

　　燃灯者，点燃的是心灵，是灵魂，是启智。“燃灯者”取自禅宗经典书籍《五灯会元》句：“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赵越胜说，“燃灯者在佛家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辅成先生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
　　
　　    赵越胜，从一名小青工，偶然机会与北大教授周辅成结师生缘，从此半生的师生情份在点燃智慧和人格相造理想精神相守中漫延，浓厚，最后便是知音知己知情的两代学人。先生告诉他，“做奴隶不可怕，记住不要自愿做奴隶。读书思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沦为奴隶而不知。”“在先生的引领下，我惊异于希腊人的奇思睿智。先生只手为我们推开一扇窗，它面对着蔚蓝色的海洋。”羡慕这种师生情，赵越性是幸运的，遇到的是有公正心有平等心有智慧心的师长。周辅成也是欣慰的，不管官方如何冷落，他作为师者，在学生中早有了丰碑。
　　
　　    我也是伦理学教学和研究者，知道周辅成是这一学科的泰斗人物之一，却没有太关注他的文章。读《燃灯者》终于了解了这位学者的人格风骨正如雪中寒梅，孤冷中有深香，浊音里留清意。
　　
　　    周先生治学之外犹重独立精神和道德。他说“中国现代人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意见，便是以为学问与精神乃是两回事。以为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要有品德；有品德的人不一定有学问”“我手中只有半支白粉笔和一支破笔，用它来传播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因为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利益均沾的时代，不言利益者不一定是圣人，但能跳出利益而保持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宝贵和必要，观周围还能有几人？因此为周先生的坚守喝彩，由衷敬佩，并应为榜样。
　　
　　    周先生是学者，不随便入俗流，但又不书呆，依旧从内心深处关注国事民生。他强调社会最后的问题是伦理问题，伦理又是人民的伦理，“伦理学就是研究人民平时过道德生活的生活”，“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场新道德运动；哲学理论付诸实践时，一定要使他人或人民的利益与人格受到尊重，并得到发展和提升。”他为社会风气的不正而心疼,为“大人物忙自己的小事，小人物大事没人管”的现状而忧心”“现在的时代似乎不是做学问的时代，做学问的人没市场，没有学问的人满天飞。”说这话的时候先生心中一定十分悲凉。他因此十分崇尚沙翁的人格，“平民性的”境界。
　　
　　    周先生是道德理论研究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最认同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自己观点的遵从者，甚至可舍了性命；先生还崇敬法国革命者克鲁泡特金，说从他的一生中“看到了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先生以为“因个人利益而有的悲痛可以消减到微不足道，但为他人，为人类的利益带来的悲痛，却随人格的升高而悲痛愈深。”因此，这样的学问大家只能是寂寞的，可先生又是个乐观者，不管经历什么不公什么世俗的冷遇，他郁闷时读陆放翁的诗，他能退能放下，说“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大不了如陆放翁所云：“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这也只有哲人与诗人合一的智者能享受到的圣贤境界的寂寞了。
　　
　　    久没遇到一口气读完，而且读之闪烁泪光的好书了。为这种惺惺相惜的拳拳师生情而感动，书中总是忆起先生坐上公车挥挥手杖的镜头，让我泪光闪烁；为赵越胜简洁、精致、哲思的文字叫好；为周辅成先生那学者风骨师者风范而感慨万端。
　　
　　   读书过程中，重新游弋了一遍哲学智慧之旅，重新感受了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狂欢，依然眷念那种清明、淡定、热烈的读书畅聊的盛宴，今安在？“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我也愿意是其中的守候者并感受守候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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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酹

　　        提笔为此文，落毫犹千斤。因为怀着敬畏与虔诚。回寝室的路上，我想了许久应该用什么样的题目去引述挥之不去的沉重感和使命感，然，最终我没有想出比它更贴切契合的模子来了——燃灯者。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这本是学者为文著书的端起。许是如今再没有对知识的敬重和拜服，教育资源的开放本是极大极好的事情，经世致用本也是极为令人欣慰的途径，奈何在这个社会，目的纯粹了就难以生存，从文革起始，再经九十年代末一段时间的人心惶惶，迈过改革开放必须为之又泥沙俱下的浪潮，知识分子从神坛上被驱逐下来，又逐渐放逐到了更远的地方，而今的三尺讲台，又有哪一个，敢自称杏坛呢？
　　        上层者又重新拾起了学者的名头，并广施于众，但好多精神的源头无从追溯，层层断层又该如何填补？“礼失求诸野”，而大野之中，又真的有人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清静，力求文化的规整和薪火相传的生生不息吗？所幸者，却是在书中看到了薪尽火传的感动，周辅成先生和赵越胜先生，当真可称得上是两代学人。不说别的，单论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和周辅成先生在朗润园中一住几十年只求借书满架的安贫乐道，就足以让我敬服不已。
　　        周辅成之于赵越胜，是燃灯者；而这本书，两代学人的治学精神，之于我又何尝不是燃灯者。两位先生都是研究哲学的，我一向少看关于哲学方面的书籍，知识也是极为有限的，不过是很多哲人听得耳熟罢了。
　　        哲学的理论如浩瀚大海，最近光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已经被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论折磨致死了，至于刚开始的时空概念也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只能一点点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前进。从这方面来说，我就如同一个初生的婴孩，摸索着探求未知的世界，却也正好是因为无知，可以不负责任地讲讲最为打动我的句子。
　　        赵越胜先生说：“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他也说，“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一样。”我非但从未哲学地思考，简直连思考哲学的举动都没有，但却觉得，无数哲学家耗尽自己惊人的智慧无非是为了在这个世界寻找一种更好的生存之道，可以使精神对善的诉求无限放大，穷尽一生，希望能够找出善的普世价值并发扬光大。道家的道，佛家的普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苏格拉底的爱人，柏拉图的圣人王，无非就是爱吧。留一些美好的思想，纯净简单，不掺杂质。
　　        我希望我的精神也能如此纯粹，对善有异乎寻常的求索和诉求，可惜牵绊何其之多，环境又不停地变化，在如今这个年纪，连未来的门都还没有摸到，一颗心也远不到平静的火候，人会慢慢地改变和被塑造，但至少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种真理之光不气馁不失落地照耀着，只要不忘记，就会有希望。
　　        二十年沉浮起落，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常惭恩师，深愧父母，年岁徒长，却只能是更加深刻地认知自己的浅薄和不足。我曾经对自己有些小小的骄傲，总觉得还能算是一个读书人，而今却发现不曾窥到门墙，我自是不敢要求自己能如张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我希望自己也能是某一段小小时刻的燃灯者，能与同行者彼此温暖罢了。
　　        文章的最后，我也想提及赵越胜先生在书的最后义愤填膺的话语，说是周辅成先生北大执教几十载，档案上一句含糊不明的“因故退休”，竟是惹了遗体送别时校方无一代表。我未亲见，但如若是真，我也会附和一句作者的“蔡先生的学校已然变得如此吝啬谢意”了吗？
　　        令人宽慰之处在于，周辅成先生临终前手录佛陀之言于案前“诸有为法，悉皆无常；精励行道，慎勿放逸”，果已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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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琳

　　一本“微博热炒”的书，自9月初问世以来反响不断。顾名思义，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关于光亮、关于灯火传递的故事。师生二人，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切磋学问、砥砺道德，其间传递的灯火究竟喻示着什么？答案很明显：喻示着人类传承几千年的理性之光。又或者用近百年中国知识人的追求来表达，喻示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蓄意制造的暗昧笼罩下，这种传递显得尤为珍贵、尤为感人。多说一句，微博上我发现这种传递正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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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伟

　　一九七五年，当时还是“半文盲”的小青工赵越胜作为所在工厂的“理论骨干”，来到北京市机械学校，成为专职哲学进修班的一员。也就是在这个进修班上，赵越胜遇到了“来向工人阶级汇报学习心得”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辅成，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燃灯者”。
　　
　　先生眼中精光一闪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毛泽东“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理论学习的热潮。那些因文革而中断读书，心中的疑惑正在慢慢累积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公开阅读哲学着作、公开讨论一些哲学问题的机会。赵越胜作为工厂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成为所在工厂里读马列着作的带头人。
　　
　　除了在工厂里开展理论学习，还要在工人中选送政治过关的人进大学学习。赵越胜所在的工厂原本有保送他去北大的计划，遗憾的是因为一次打架带来的记大过处分，让他的成了“底儿潮”，失去了获得保送的机会。虽然赵越胜回忆他曾因没能去成北大而放浪形骸，颇失落了一阵，然而从后来周辅成先生宽慰他的话来看，这次没去成北大倒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当时北大哲学系的人都很忙，忙于为各种批判寻找根据，“读不了书”。这的确不是坏事，反而是极难得的幸运，因为他在随后成为机械局举办的哲学进修班的一员，在这里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物--周辅成先生。
　　
　　按照赵越胜的回忆，他当时正在死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百思不得其解，听闻有“权威”来上课，心里已经打定了要套近乎请教问题的主意。课间休息，周先生在走廊抽烟，赵越胜本来计划假装借火，没想到自己刚刚有这个动作，意图就已经被周先生看穿，周先生主动走过来询问是不是自己讲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当赵越胜回答说自己是因为一个与康德有关的问题想请教周先生时，根据《辅成先生》一文的描述，“先生喔了一声，似乎扫了我一眼，我觉得先生眼中精光一闪”。这精光是一种欣喜，是被压抑的智慧忽然寻找到交流出口的喜悦，赵越胜说得对，周先生与他交往的开始，并不是对他青眼有加，而是他“提的问题引先生‘技痒’，那是久违的‘思想的快乐’”。
　　
　　只要稍微对1975年左右的中国社会有所了解，就能想象周先生“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的孤独。年轻的赵越胜自然因为拥有了周先生这样的良师而兴奋，不知道他在后来与周先生的交往中是否想到，虽然他在当时“基本上是文盲”，然而正是他那一点在愚暗中求知求真的欲望，点燃了“知灯者”，让先生的眼中精光一闪。
　　
　　把灯放在灯台上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自从赵越胜开始与周辅成交往，周先生就将自己放在了灯台上，用从苏格拉底，从莎士比亚，从讲道护道殉道的儒生那里继承来的灯火，照亮了来请益的年轻人。
　　
　　周辅成特别看重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来者问的是康德，答者却话锋一转先讲起了“一等天才”莎士比亚。赵越胜当时也并不理解周辅成的意图，等到对先生的治学路径有了更深的了解，才明白周先生一生治学以真善美的统一为人生与思想的最高境界，在思考哲学问题之前，先要用莎士比亚对普遍人性的宽容与无偏差的关怀来给赵越胜打底子。没有高越的人格，一切学问都是虚伪。在赵越胜的记载中，周先生推崇苏格拉底时就曾特别强调这位哲学家们的哲学家“与普通人做朋友，不做权势者的辨士”。如果不把这层思想考虑进来，周辅成这位燃灯者所投射出来的光谱就没办法理解得完整。
　　
　　周先生是学通中西的大家，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唐君毅、牟宗三两位新儒家筹划过名为《理想与文化》的杂志，力图传递一种有文化的理想、有理想的文化。赵越胜当时大概心思都在西方哲学上，虽然读过周先生所着关于戴震的专着，知道先生对儒家也有自己的见解，却并未专门请教。一次偶然的机会，游玩白鹿洞书院回来再向周辅成请教关于理学与戴震的问题，引出先生的感叹：戴东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永远替老百姓说话。把周辅成评价戴震的话与评价苏格拉底、莎士比亚的话一相比照，先生所谓“一生都在学习哭与笑”就有了着落。
　　
　　赵越胜在特殊的年份离开了中国，但是他的名字却多次出现在周国平、北岛等人的文章中，从旁人的叙述中，这位“赵越胜沙龙”的主持者应该是没有辜负周先生的教导。《辅成先生》一文，温情脉脉，一路读来，看得出燃灯者的光照没有落空，大概周先生对此也是欣慰的。
　　
　　
　　
　　赵越胜当时请教的问题，周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指导，在我看来都并不重要。《燃灯者：忆周辅成》》这本书之所以能在2011年岁末引起这么多的关注，也并不仅仅因为读者能从中获得知识的引导。引起广泛共鸣的，怕还是在这段交往中周先生对后辈学子的关怀，那种在幽暗岁月中依然坚持传递人类最普遍的价值，传递对这些价值的热爱，这才是整本书最动人之处。
　　
　　周先生去世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严词批评当今学术界的急功近利，指责“这时代，似乎很不像是出人才的时代，却很像是毁人才的时代”。据赵越胜记载，在《辅成先生》一文完成之前就曾给先生过目，先生读后只说“写写也好，让别人也看看”。周先生明知道赵越胜的这本书不是在给他树碑立传，却还希望别人也看看，冒昧地猜度一下，大概也是希望这段交往能给当前这个社会一点教训吧？
　　
　　（本文为凤凰网读药周刊专稿，有几个错别字，我这里也没有改正。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1_12/31/1169815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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