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许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