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阳书院与二程

潘安仁

嵩阳书院与二程

“书院嵩高景最清，石幢犹记故宫名。山色溪声留宿雨，菊香竹韵喜新晴。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阴中句偶成。”清高宗游兴之余、挥毫以赞的这个书院即为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嵩阳书院，兴盛于宋代，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初为嵩阳寺，是佛教活动的场所。隋大业年间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又变作道教场所。宋仁宗景祐二年（ 1035年），再名嵩阳书院，以后便一直是历代名人特别是儒学大师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北宋中期，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在此聚徒讲学，书院名声大振。“二程”在嵩阳书院讲学十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讲学通俗易懂，教导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嵩阳书院之得以与河南商丘睢阳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宋代四大书院，应是自此肇端。除程氏兄弟外，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还有范仲淹、司马光、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几人，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第 9卷至第 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附近的崇福宫完成的。

今日之嵩阳书院是明末毁于战火之后重建于清代的建筑，南北长 128米，东西宽78米，占地面积 9984平方米。中轴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中轴线两侧配房相连，共有古建筑 106间，多为硬山滚脊灰筒瓦房，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具有浓厚的地方建筑特色和儒家气息。先圣殿内祀孔子及四大弟子像，道统祠内有周公、大禹、尧帝像。藏书楼原为存放儒家经典的书房。在讲堂之后有泮池，为儒家弟子中举之后回来绕行怀念宗师孔子的地方。中轴线两侧的配房，分别为程朱祠、丽泽堂、博约斋、碑廊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甫一走近书院大门，赫然于眼帘的是一副气势非常的对联，彰显出嵩阳书院地处五岳之中、作为昔日京畿重地的豪迈与自信：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

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瀍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院内，有相传为二程手植的槐树一株。树高 19.5米，围粗 4米。虽然树干嶙峋，中空外实，槐冠却丛拨阴浓，新枝簇簇。古树是嵩阳书院最可骄人的历史遗迹、自然遗迹之一，除二程手植槐外，院内原有古柏三株，传为西汉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御封的将军柏。“三将军柏”已毁于明末战乱，“大将军柏”和“二将军柏”尚存，其中“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 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赵朴初先生游览时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 450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另有清初中州著名学者耿介主持倡兴嵩阳书院时，循孔子杏坛讲学旧说，除地为坛，在坛上植杏树一株，今人以石护坛，周匝平台栏杆，恢复旧貌。

今人游嵩阳，观览秀美的山川风貌，感受厚重的人文气息，又不能不对二程及其所创立的理学有更多的了解。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后世学者皆尊其为明道先生；其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二程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高祖、曾祖、祖父都官至尚书或侍郎。父程珦累官至大理寺丞、太中大夫，封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宋史 ·道学传》记载，周敦颐在南安做一名小吏的时候，二程的父亲程珦发现他“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之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程颢和程颐是“道学”（即理学）的创始人，他们的学说被认为是把孟子之后中断了 1400年之久的儒学道统真正承接起来了。他们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开启了一个代表新的风气的学派。程颢曾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就是说，“天理”的概念是他们的创造。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源，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评价：“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 ”程氏兄弟的理学对中国社会生活层面的影响十分巨大。像“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都出自二程之口。后世所诟病的“卫道士”、“假道学”等，其源流也在于此。其实，二程理学的许多概念在流变过程中被严重地曲解了。如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理学家的本意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即要消除那种过分膨胀的私欲而非一切感性欲望。这一点，放在今日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充斥，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威胁和挑战的情势中，先贤的深邃眼光其实已经很容易被理与“人欲”的关系过度对立时，理学之“理”已经转变成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压制和束缚人民的精神锁链了。此等罪名，实非作为一种学说的理学所能负担得起，更不应一揽子归咎于二程等理学创始人的头上。即便如此，由于谬解流传，到明代因“殉节”而死的妇女竟达上万名（《明史 ·列女传》），这也不能不说是理学的悲剧。

二程兄弟在性格、作风、为人和仕途经历以至学问上有很大不同。朱熹、黄宗羲等对二程做过比较，说大程和易宏大，粹面盎背；小程谨严，晚年则宽平、亲切。大程平等待人，“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 ”（《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学生朱光庭、游酢曾就学于其任所，回归后对人说，受程颢的指教，如沐浴在春风中。在任上，不以官老爷自居，办事常常“与贱民同起居饮食”（游酢：《书行状后》）。程颐则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佳话足以说明这一点：游酢、杨过四十，分别是州、县之长了。布衣“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即使给皇帝讲课，也“以师道自居，侍上讲，色甚庄，以讽谏，上畏之”。

二程最主要的共同处是有同一精神境界，这一境界的外在表现为“乐”。二程自述：“昔受学于周茂叔（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周敦颐提出的问题是，孔子吃粗粮，喝冷水，枕着自己的胳膊而卧；颜回住在贫贱人生活的陋巷中，穷到只一筐饭、一瓢水，仍不改他们的乐。究竟其乐在何处？对此，一般的理解是孔、颜安贫乐道。但程颢认为，“箪瓢陋巷非可乐”，穷无可乐，不能乐穷。程颐说：“若有道可乐，便不是颜子。”既非乐贫也非乐道，而是“别有所乐以胜之”，这就是乐仁。二程说：“颜子独乐者，仁而已。”这问题可说对二程有理论启蒙意义，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学术道路。故《宋史·道学传》曰：“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如此深得“孔颜乐处”精髓之妙的二程兄弟，怎可能是面目可憎、冥顽不化的封建卫道士嘴脸？

嵩阳书院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于一体，其秀美灵动之姿与厚重古朴之态相得益彰，显示出千年书院的蕴藉与风流。一千多个春秋，名儒大家于此鑚述前圣，垂诫后昆，二程兄弟独秀于林，传道布教，开宋明理学、心学之端，泽被世人，流风余韵，比及千秋。斯人虽已没，幸江山之中，仍有胜迹留传于后世，可供我辈瞻仰先贤遗迹，窥探先贤哲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