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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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美国血统，全部的日本精神
　　 来栖三郎大使和他的美国妻子艾丽丝。艾丽丝可以讲流利的日语，他们希望儿子有朝一日可以访问美国。
　　 直率坦白的试飞员来栖良大尉。他经常赞扬美国人造的作战飞机在设计上的优越性。
　　 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川上哲治在1940年的一场比赛中跑垒。川上和许多其他选手都接到了征募通知，有一些甚至是在比赛进行中。体育馆的广播员只是简单地说：“请回到你的家里，有一项公务要办。”
　　 1944年，应征的少年们在入伍前的体检中接受一位陆军军官的仔细审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应征者的身高必须达到4英尺10.5英寸，体重至少达到103磅，胸围要超过身高的一半。
　　 身着制服的中学生们在一次群众送行会上观看新入伍的大学生们（近景）在行军。这次送行会于1943年10月在东京的明治体育场举行。这批大学生新兵中有650人最终作为“神风”敢死队的敢死员而死去。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703年12月14日夜晚，由47人组成的浪人集团“赤穗浪士”登上吉良藩主的大雪覆盖的屋子，为他们死去的主人进行等待已久的复仇行动。
　　 在这幅木版画中，一位名叫牛若丸（源义经的小名）的12世纪的年轻战士（右）和一位传奇性的强盗头子进行搏斗，由此获得了武士的地位。
　　 古老的传统对一位日军士兵的精神激励
　　 1939年10月3日。中国长江上空。战斗机飞行员坂井三郎独自一人遭到了来自12架敌方轰炸机冰雹般的袭击，在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毫发无伤地逃离。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出色飞行员之一的坂井，从来没有被任何看起来对比悬殊的场面吓倒过。他在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写道：“我毫不迟疑地发动进攻，我是在武士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我心里除了尽我所能地进行毁灭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
　　 所谓的武士传统，就是古代日本那些使用刀剑的战士阶层留下来的遗产，它在战时的日本复活了。和飞行员坂井三郎一样，上百万的日本人遵循着古老的武士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对死亡的轻视。
　　 这些道德观念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一点一滴地灌输。日本的中学男生通过做那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来学习“武士精神”，有时会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另外的方法就是通过惩戒，在一些学校中是经常性的鞭打以及洗冷水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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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训练的方式，年轻的陆军新兵们每天晚上都要背诵一段从古代武士流传下来的古老格言：“责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在作战中，那种根深蒂固地视伤痛与死亡为理所当然的思想，使得日本士兵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并且将之视为懦弱。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了，而连队中也常常没有医务兵。士兵们则毫不怀疑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因此，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而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遵循了17世纪武士手册上的话：“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种行为对于日本的西方敌国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对日本士兵的这种勇悍表示某种程度的赞赏。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J.斯里姆子爵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带着伪装的日本兵手持装好刺刀的步枪，准备进行两个部队之间的战前军事演习。 在一场13世纪的战斗中，一位骑马的武士首领和他的卫兵陷入了死地。他们遭到了河岸伏兵的弓箭袭击，中箭累累，血流满地。
　　 铸剑师“三条小煅冶的宗近”举起粗壮的胳膊在打造一把名叫Kogisune Maru（意为小狐狸）的刀，他的老朋友狐狸精在一旁将自己的灵气注入刀中。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1000年前皇宫中的典礼佩剑，这是日本的一件国宝。它的柄是鲨鱼皮的，带着珐琅钉饰，装具镀金，涂漆的剑鞘上还镶着珠母贝。在剑刃上雕刻着一条精细的张牙舞爪的龙形。
　　 在秩父镇公所的供台上，摆放着一溜带有佛教反万字图案的香炉，每个都对应着一位镇上战死者的照片。再往上是饰有锻带的骨灰盒，每个盒子的上面都有一个写着亡故者名字的灵牌。
　　 长剑———“武士之魂”
　　 长剑是武士最标准的武器，它那曲线优雅的剑刃无比的锋利，可以劈开骨头甚至钢铁，要经过好多个月的打磨。但是作为武士阶层象征的最终产品，它是绝对值得付出这么多的辛劳和代价的。它是一种艺术品，是武士们最为珍惜的宝物。
　　 武士们要花多年的时间来练习剑道。剑道所追求的目标远不止武器本身的运用技巧，17世纪伟大的剑术家宫本武藏在教授剑道时说：“把握住了长剑，就是控制了世界和用剑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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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士的长剑对于现代陆军来说同样重要，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说是一样的。军官们和“神风”飞行队员们都带着“昭和”剑，这种剑的名字来自于从1926年开始使用的年号。这种剑在陆军里是一种样式，海军里有另一种，它的作用就是提醒佩戴者武士的传统和武士的职责。即使是最低级的士兵，尽管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剑，但也期望能分享它的神秘魅力。一位军官对新兵们说：“武士将剑看做自己的灵魂，所以士兵们也要把步枪看做自己的灵魂。”
　　 一位手持长剑的日军军官在带领他的士兵和中国军队作战。军官们十分灵活地运用长剑，并且很乐于担负起武士一样的责任。
　　 47浪人的不灭遗音
　　 一个古老的武士教条宣示：“不管我们到了何方，守护主人的利益都是我们的责任。”这一教条以及其他的武士守则在一个18世纪的英雄传奇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701年，一个名叫浅野长矩的藩主袭击了当时幕府将军的典礼官吉良义央，因为他在一次奉命接待中故意侮辱了浅野长矩。吉良义央没有被杀死，但浅野长矩却因为非法武装侵入将军的官邸，而被命令要切腹自杀。因为浅野的死，他的47个家臣变成了浪人———无主的武士，于是他们发誓要复仇。
　　 为了麻痹吉良，这47个浪人假装抛掉了所有武士的荣誉感。他们打架斗殴，醉卧街头，甚至连他们的剑都被荒置得锈迹斑斑。在进行了两年不顾体面的放荡生活之后，在一个月明如昼的雪夜，他们成功地攻入了吉良的住处，将浅野的剑交给他，让他也切腹自杀。当吉良拒绝之后，浪人们就砍下了他的头并带到了浅野的坟前。
　　 他们的复仇完成后，浪人们就去自首，等待审判。他们在履行自己责任的时候就十分清楚，这会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他们确实付出了生命：政府下令他们切腹自杀，于是所有人无一例外地照做了。
　　 浪人们被埋葬在他们的主人旁边，他们的坟墓很快就变成了烈士之坟。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全国，被编成了一出歌舞伎的戏剧，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个故事被各种艺术形式改编并表演，从木偶戏一直到电影。
　　 他们也拥有了无数的效仿者。在二战中使用的一本小学课本中提到，浪人们的勇敢和忘我精神是“永恒的榜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身上装满炸药的士兵，前赴后继地走上战常
　　 东京的中学生们在“肉弹三勇士”的青铜像前鞠躬。这三个人据报道说在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用自杀性的方式引爆一个大型爆破筒，炸毁了上海的防御工事。一个老师说：“我们把他们看做勇敢无畏，舍身报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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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战斗中第一个冲向敌人，是战士无上的光荣。在一次进攻中，一位武士一边指挥，一边骄傲地歌颂着自己的名字和祖先。但武士们还有一项责任，就是要一直战斗到底，不管结果有多么残酷，即使是遭到失败。
　　 在现代的日本，这一责任落到了数以万计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在大战的末期志愿担负起“神风”特攻的任务，但其中有许多人没有经过训练。因为承袭了武士的传统，所以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死亡。一个自杀性飞行员说道：“如果在执行任务时你存着生还的念头，你就无法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率来完成它。”
　　 许多平民既有武士们战斗到底的意志，又有“神风”飞行队员们“干净地死去”的决心。一个妇女在其丈夫赶赴前线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她在遗书中写道：“请不要为家里担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需要你担心的了。作为一个柔弱女流，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只是为了你以及你的战友能够全身心地为国战斗。”
　　 其他日本妇女也竞相学习古代武士的妻子。她们学着用长矛战斗，并且信心十足地决定，如果发生了盟军的入侵，将“凭着我们的训练来抵抗他们的大军，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御他们钢铁的进攻”。
　　 在一幅19世纪的代表性木刻中，手持传统长柄剑的妇女们正在抗击骑马的政府军队。这幅木刻描绘了在1877年一次武士叛乱的情景。
　　 一位陆军军官在训练家庭主妇们如何使用竹枪战斗。进行这种训练是为了1945年中可能进行的本土的最后保卫战而做准备。
　　 战时乡村小镇
　　 入伍者们在士兵和退伍老兵的护送下，穿过欢呼的人群走向秩父这座山中小镇的火车站。
　　 战时秩父的日常生活
　　 在大战期间日本对外扩张征服的狂潮中，有数以千计的穷乡僻壤为了这股潮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小镇秩父就是其中之一。秩父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的地方，四周群山环抱。50年来，秩父和它周边的村子一直在为远征军们输送着强壮的农村士兵，正是这些远征军将日本塑造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现在，又有更多的男子从周围的山中汇集到这里，沿着秩父未经铺砌的主街走上火车，他们将坐火车奔赴训练营地，或者是开往前线的轮船。
　　 秩父为大战所贡献出来的不仅仅是它的年轻人。到1942年，当地那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大部分都转而生产军用的毯子。政府强迫年轻女工们从事繁重的纺织和缝纫工作，但工资低得可怜。其他的工厂都被关闭了，工人们不得不到秩父以外的地方找工作。即使在这里的经济已经崩溃之后，镇上还充斥着失业的逃难者们，他们都是从过度拥挤、实行严格定额供应的城市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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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民们，无论是老住户还是新来者，无论是儿童、妇女还是老人，全都团结一致地努力维持着秩父的生活，同时为国家的战争行动贡献力量。他们整天辛劳地开垦和耕种着宝贵的农田，以满足政府的稻米和小麦的需求。他们捡柴烧炭，并在山中贫瘠的矿脉中寻找铁矿石。最强壮的人们将巨大的石灰石从采石场拖到当地的水泥厂中。
　　 他们艰苦得来的成就，并没有不着痕迹地被忘却。一位名叫清水武广的当地摄影师，非常有创造性地记录了从1942年初到1943年夏天之间这段时间小镇上的生活。摄影师爱国协会派给清水的任务是为镇上以及周围村庄的人们拍摄一些鼓舞士气的家庭照片，然而年轻的清水用他的部分胶卷来捕捉秩父本身的故事：一个战时小镇的日常状态，以及中间经常出现的辛酸。
　　 秩父的艺妓们出去捡木柴。直至1942年，这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女子们还在为工厂老板、丝绸商人以及本地上层人士们的聚会服务。
　　 在国旗护兵的伴随下，以前参加过战争的老兵们在镇上的神社中带领秩父的居民们进行一次为胜利而祈祷的集会。
　　 为人为己，流汗流血
　　 大战要求秩父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随着来自城市的迁移者的增多，当地学龄少年儿童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孩子在本地区的农民们都应征服役之后，担负起了大部分的农业劳动。随着全国劳动力的不断缩减和食物、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秩父的学生们不得不放弃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田间劳动。
　　 当地寺庙中的和尚和神社中的神道教神职人员也毫不例外地投入到战争服务中来。他们不得不缩减修行活动的时间，去参加劳动，和孩子们一样，他们干的也是平整土地、种庄稼之类的农活。
　　 镇上妇女的工作多种多样。秩父的“大日本妇人会”（从“国防妇人会”等组织改组而来）的成员们养殖兔子，剥兔子皮来为驻扎在满洲地区的士兵们提供军装的毛里。而秩父的艺妓们，尽管以前出于职业的缘故，连比茶壶重一点儿的东西都很少拿过，现在却要背着大捆的柴禾沿着山路翻山越岭。在大战之前，这种活是用马来干的。
　　 高中女生们在以前的学校排球场上收割小麦。
　　 两个少年在用一头公牛犁稻田，以备种植。远处的同学在已经犁好的田里插秧。
　　 一位年老的农民在用幽默的语言向一群面带微笑的年轻母亲以及她们的孩子们介绍养兔经验。
　　 在一个政府的项目中，一位伐木工人爬上一棵柏树的顶端。这个项目使秩父失去了大部分珍贵古老的树木。
　　 上年纪的伐木工人们在帮助秩父的艺妓们将她们收集来的木柴装进桶状的容器内，以备运到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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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东京的医科学生们挂出一个条幅，吸引了整个秩父地区的母亲和孩子们都去进行诊查和治疗。
　　 一个没有医生的小镇的医务援助
　　 1942年夏天，一次外来者的到访在与世隔绝的秩父引起了一阵慌乱的兴奋。自从镇上最后一个医生在大战早期被征走之后，小镇就再也没有任何专业的医疗活动。而现在援助到来了———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医科学生们到了这里。对于战时日本3650个没有常驻医生的农村社区来说，这种由医科学生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已经是最好的了。
　　 在秩父，医科学生们对所有就诊者都进行了治疗，但他们对孩子们特别的关注。给他们进行了白喉和天花接种，仔细检查了他们的身高、体重和整体健康情况。和在其他农村小镇一样，在这里他们发现两岁以下的幼儿中有大约20%体重不足，饮食缺乏。
　　 “你有足够的东西吃吗？”医科学生们问大一些的孩子，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医科学生们坐在一辆沿轨道前进的马拉车上前往一个村庄。
　　 一位生病的妇女由儿子背着走在去秩父的小路上。
　　 一位医科学生在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检查。在大战期间，大多数孩子都瘦掉了好几磅。
　　 战死者还乡
　　 战争刚开始时，秩父的游行都是为了欢送新兵及庆祝胜利，但到了大战的晚期，这里的游行变成了沉闷、灰暗的葬礼仪式。在群众性的葬礼仪式上，镇公所前的旗帜被降了下来，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在里面，装着骨灰的盒子摆在佛教的祭台上，旁边放着这些在战斗中死去的丈夫和儿子们的照片。
　　 镇上的摄影师清水武广回忆说：“那些我们曾经在神社和车站送行的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一盒骨灰。我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离死期也不会太远了。”清水并没有在大战中死去，但他在1943年7月被征召，他最后一次为秩父的那些后方战士们按下了快门。
　　 在一位旗手的引导下，一个男孩抱着父亲的灵位带着送葬队伍走向秩父的主广场，他的亲属们跟随在一位捧着骨灰的士兵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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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之春
美国的第一次空袭-疯狂的岛国
　　 1942年4月18日午饭时分，当16架双引擎飞机从北方飞临东京上空的时候，这个城市的一次定期性防空演习正好接近尾声。17岁的商业学校学生饭田实注视着领头的飞机呼啸着掠过他家的房子。他看到机翼上绘着陌生的白色星形标志，然后黑色的圆桶就从机腹里滚了下来。饭田实惊恐地意识到这次不再是演习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炸弹。“是敌人的飞机１他大喊道，“是空袭１
　　 一个小小的金属圆桶劈里啪啦地落到了饭田实家的瓦房顶上，击中了屋檐。这是一个六磅重的燃烧弹，和东京每家每人都必须参加的防空训练课上所描述的非常相似。按照课上所学的，饭田实从房子里飞快地抓起一桶沙子，闷灭了正在滋滋作响的炸弹。还有两个掉在了附近的街上，他和另一个年轻人用装满沙子的袋子把它们也处理掉了。
　　 针对日本的第一次空袭在大约一小时后结束，事后证明其破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几十座房子被毁，12人死亡。但是从其他各方面来说，这次空袭的结果都是值得警惕的。东京的人们以前尽管进行防空演练，但一直坚信他们绝不会受到空袭，所以他们对这种空袭的景象感到既惊奇又兴奋，以致完全忘掉了防空任务，而是聚在街上或者爬上屋顶目不转睛地观看，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孩子躲进了防空掩体里。
　　 至于那些防空掩体，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多数简陋不堪，对于落在附近任何地方的高爆炸弹都几乎没有什么防卫作用。但是政府的宣传把危险说到了最小程度：“爆炸引起的伤亡人数并不像报道的那么多，那些被直接击中的人只是因为偶然运气不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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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触即爆的首都-疯狂的岛国
　　 更进一步的是，饭田实和其他人成功扑灭美国燃烧弹的事例使掌权者们确信：“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燃烧弹。”——— 一部政府的宣传影片中进行了这样的断言。
　　 但那些心思细密的人们并不相信这种话，他们知道东京就是一个巨大火药桶。在它的混凝土办公楼和煤灰覆盖的工厂区周围200多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挤满了用木头和纸搭成的房子，大多数房子之间只有几英寸的距离，这些房子的木制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草席，外墙是抹着 灰泥的薄木板造成的，门窗和灯都是半透明的纸。居民们做饭用的是炭或者通过浅浅的管道输送的煤气，照明用的则是煤油灯或是电线耐性很差的电灯。
　　 因此，一个偶然的火花，对于东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对所有以木质结构为主要房屋构成的日本城市来说都是如此。当隆冬时节的大风将做饭的炭火吹得四处飞散，或者将纸灯笼吹落在地的时候，经常发生巨大的火灾。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东京和横滨曾经因地震而发生了三次全城性大火灾。1923年9月1日，一场由地震引起的大火烧光了半个东京，烧死了10万人。
　　 东京扑救大火的装备情况糟糕得可怕。它的市政消防部门的设备极少，而且其中的大多数要么过于陈旧，要么不合标准。此外，由于维护人员被征去进行军事服务，有至少20%的消防车一直无法使用，等待维修。而在那些只注重军事性纪律的官员的领导下，消防员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耗费在队列操练上，而不是用于消防训练。
　　 说到底，日本的城市是根本无法防御大规模的燃烧弹袭击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把敌人挡在攻击线之外，日本政府在这一点上还是信心十足的。这第一次空袭很显然是来自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实际上就是詹姆斯·H.杜里特尔中校从“大黄蜂”号航母上发起的），因为日本在1941年12月对菲律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空中力量的打击中，已经消灭了最后一个能将日本纳入轰炸范围的陆上基地。而且日本还计划用一次海战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及其他残余力量，这一计划已在进行中。
　　 这场大海战八个星期后在中途岛附近进行，但其并没有能够摧毁美国的舰队。尽管杜里特尔的空袭难以再次进行，美国正在建造新一级别的轰炸机，即B-29型，它的轰炸范围十分远。在它投入部署之前，日本没有再受到空袭。这并没有使日本后方在1942年4月那场恼人的空袭中失去的信心得到一点恢复，没有一个人存在这样的幻想，在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受到的来自空袭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会比其他任何国家少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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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杜里特尔空袭所引起的直接后果，东条英机首相确实敦促要改善空袭的预防措施，他采取的办法就是将单个居民用街道协会组织起来，这是日本一直沿用的灭火的主要方式。通过对属下的10到12座房屋进行强化检查，无所不管的邻组要保证每一家都备有沙子、成缸的储水、水桶、铁锹以及扫帚，还要保证居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对付燃烧弹。街道协会领导进行灭火演习，并且加强了灯火管制。要求向所有的居民都发一个“必胜的防空誓言”，在其中他们立誓“绝不自行其是”，而是要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居住区。1943年以后，新的全国防空法律禁止从事关键性工作的工人在空袭期间离开城市。
　　 在街道协会和政府命令的督促下，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都在自家的庭院中挖掘防控掩体，他们对此怨声载道。他们刚一在这些浅洞上铺上盖板，马上就在板上堆上泥土，种上花卉和蔬菜以美化这些丑陋的突出物。
　　 在灯火管制期间，防空洞的顶部通常变成一个栖身处而非掩体。没有人介意下到很快就积满了地下水的又冷又湿的坑里，然而政府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人留在地面上，观察是否有燃烧弹落下，并且召集人手扑灭它们或者在火势蔓延时找人进行扑救。
　　 市政府下令在商业中心挖掘防空壕，给那些在购物时遭到空袭的人们提供掩护。但这些新掩体几乎马上就引起了意外事故和连天的抱怨，人们在灯火管制时或者在从附近的酒馆回家的路上摔了进去，跌断了手脚，或者磕破了头。人们对于那些排列在街道两边，贮满消防用水的大缸也怨声载道，因为里面的死水里滋生出许多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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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轰炸机的新基地-疯狂的岛国
　　 不久之后，杜里特尔空袭引起的震惊就消退了。政府部门不得不保持大力宣传呼吁，来平息人们的怨言并维持训练的进行。政府还未来得及恢复后方人民对防空的重视，美国已经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胜利。东京上野动物园的园长自作主张，下令将狮子和其他的危险动物统统杀掉，因为他担心一旦动物园被炸弹破坏，这些受惊的食肉动物就会到处乱窜。帝国议会的大楼被用伪装网罩了起来。东京考虑到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疏散居民，其中关键性的政府工作人员处于优先地位，但是这一计划却 没有公布。
　　 1943年末，内务省在东京建立了一个中央防空总指控部。它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成排的建筑要标示出来，破坏其中的一部分，（以防止火势的蔓延）。那些被销毁房屋的住户和房主被告知他们只能自己另找栖身之处。最终有两万名搬迁者挤在了朋友家，或者住进被废弃的旧房里或者收拾东西搬到农村的亲戚那里，在这期间，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1944年夏天，日本后方受到了两次巨大的惊吓。第一次是美国将它新研制的巨型B-29超级空中堡垒投入了使用。这种飞机比美国以前生产的任何轰炸机都飞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且还能装载更多的炸弹。B-29于1944年6月16日发动了它的第一次进攻。它们从中国的基地起飞，飞往最近的日本本土———九州，轰炸了八幡钢铁厂和小仓工业区。但是从中国中部地区起飞进行的轰炸遇到了许多后勤上的巨大困难，因此美国对日本的出击相对就比较少。在接下来五个月的时间里，B-29仅对九州岛上其他的工厂、机场和海军基地发动了九次分散而零星的攻击。
　　 看到这些空袭的破坏性并不是特别大，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从中国起飞的B-29的作战半径限制在3500英里之内，飞行员们对这个新机型还没有熟悉，而且大多数高爆炸弹的命中性非常差。专业和志愿的消防员负责处理被击中的目标，而那些误投在居民区的炸弹所引起的火灾则由当地经过训练的居民们扑灭了。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危险性要比B-29的轰炸大得多。美国军队在6月登上了塞班岛和日本南部海面的提尼安岛，这里位于东京以南仅1300英里的地方。甚至在占领马里亚纳群岛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动手将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建成了可以容纳几百架超级空中堡垒B-29的空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