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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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球解说员的新词汇-疯狂的岛国
　　 检查者们没有试图取消垒球这种引进的运动形式，但他们却将它加以本土化，使其带上了些许明显的日本特征。在进行比赛解说时，体育解说员们用日语发言的词取代了那些从英语中传来的熟悉术语，致使广播听众们很难跟上比赛的节奏，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的sutoraiku（即strike，击球）现在变成了Konkyu; boru（即ball，球）变成了gaikyu; hitto endo ran（即hit and run，击球跑垒）变成了kyosoda。
　　 和其他的所有东西一样，由于优秀的运动员都被征入了陆军和海军，职业垒球的水平也大为下降。到了1944年，由于运动所剩无几，职垒联赛在赛季中间中止，大阪猛虎队被宣布为冠军，日本最古老的垒球场被犁开，种上了蔬菜，以养活横滨那些饥饿的百姓。
　　 受二战影响最小的运动就是相扑这种日本古老的摔跤形式。那些身躯庞大的选手体重在250磅到300磅之间，他们偶然会穿上军装或者会去应征服役，但是那些最著名的相扑手们则被免除了兵役，继续在东京的后乐园露天体育馆中进行蛮力较量。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相仆迷们蜂拥着去看双叶山的比赛，他在日本卷入二战时是绝对的冠军。然而到了1943年，战无不胜的双叶山开始输掉一些比赛。他的一些拥戴者们将此视为国家临近失败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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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情是不可能的”-疯狂的岛国
　　 二战一个接一个地埋葬了生活中最简单的快乐。东京著名的日比谷公园不再向游人们开放，尽管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个关闭的理由。喜爱在休息日钓鱼的人们，再也不能用他们这一天的收获物来做一顿美餐了。他们被要求把抓到的任何鱼类都要交到陆军或海军的食品中心。新的阅读物越来越难以找到，因为印刷机被征用了，纸张和印刷用墨实行限量供应，而那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者被文化检查部门限制在停笔状态，新书的出版量从1941年的23138种锐减到了1942年的5300种，杂志的种类也从1940年的1970种下降到了1944年的不足1000种， 而且每一期的印刷量也急剧减少。
　　 因此，即使在没有发生悲剧性的灾祸的情况下，生活中的悲哀沮丧也在以各种微妙复杂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位父亲在看到他的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衣服而备受寒冬折磨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他写下了一首小诗：“把我孩子冻伤的小手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眼泪差点就落在那双小手上。”另一位父亲描写了他深夜的守候：“铁壶里沸水的声音轻轻响在深夜，就在我等候孩子从工厂回家的时候。”日本人对于美的那种特殊的敏感依然存在，但是其中也浸透着深深的悲哀。一位病中的女孩得到了一个可爱的红苹果作为礼物，她说道：“我只是在我的床边把它放了整整三天。”
　　 除了悲伤和希望之外，所有的感情都在永无休止的工作和求生中变得迟钝。一位在兵工厂里劳苦工作的年轻大阪妇女回忆说：“调情是不可能的。”那些对二战持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东条英机政府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少会冒险发表意见，他们的愤怒逐渐褪变成了深深的绝望。在一位新近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人们感到了溢于言表的沮丧和绝望：“如果我活了下来（很可能他不能），我就有时间可以和你谈一谈关于这个如此如此漫长的黑夜，这种没有尽头，没有星光的空虚。” 这张房前的布告上写着：“在生活中厉行节约；不要浪费一根钉子。”后面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钉子的供应极为紧张，能得到钉子的惟一办法就是从现有的物件中拔一个出来。
　　 告示牌上的内容是：“请天生自来卷的女性不要从这里经过。”这个告示是一个热心的邻组树立的，为了消灭奢侈的西式发型，日本政府限定理发师们给每位顾客所烫的发卷不得超过三个。
　　 两个工人在东京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着巨大的自动辊（从美国进口的）轧出钢板。尽管日本人不断吹嘘他们自给自足的工业，实际上有超过90%的机器设备都是二战前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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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售票员在加炭站给汽车（右图）添加木炭。这是在日本的汽油变得稀缺，汽车改用固体燃料后出现的新现象。而在供炼炭用的木材也变少之后，人们开始设想用其他的东西来充当燃料。
　　 一位技师在进行实验前，将一筐燃料砖倒进一辆汽车中，这种砖是将生活垃圾煤灰，重油渣混合在一起，然后焙干成固体制成的。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当中岛健藏这位服务于日本陆军的著名作家1943年从马来亚回家休假时，他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状况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他写道：“物价更高了，而且黑市也变得无比猖獗。”那些中岛健藏记忆中喧闹繁华的城市现在变得灰暗衰败，而那些曾经健康、快乐的人们现在变得忧郁而憔悴，他们忍受着匮乏和疾病去保证作战人员能吃饱、穿暖。一位外国外交官评论说：“每个日本人表现得就仿佛肩负着整个胜利的责任。”
　　 物资短缺的影响随处可见，当司机们试图用大豆油来代替紧缺的石油润滑油时，轿车和卡车的发动机就熄火了。电梯都停止了运行。由于水泥中加入了过多的砂子，新建的建筑物垮掉了。家庭主妇们花费一整天一整天的时间，四处搜寻纽扣、袜子、火柴和手纸之类这些普通的物品。1943年，东京有11000家商店由于缺乏商品而关了门。“就好像有一只魔法师看不见的手挥了一下，”一位横滨的小学老师说道，“然后突然之间商店全部都空了。”
　　 遍地都是饥饿，而且是那种连续的，如附骨之疽一样蚀人心肺的饥饿。它抽光了人们的力气，摧毁了人们的健康。政府的口粮只能提供战前标准一半的能量，而官方口粮中那些没有脱壳的稻子和其他的粗糙谷物经常使一家人都病倒了，因为人们的消化系统无法忍受这些过分粗糙的食物。
　　 人们忍受了这一切。他们吃蓟菜、艾蒿和蘩缕，以及一切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他们捡来橡子磨成面粉。他们还把流浪的猫和狗来捉来杀掉做成肉食。一位东京的高中女生说道：“只有当你十分饥饿的时候，你才会回想起所有曾经吃过的食物，并且默默地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吃到它们？”
　　 平民们在一家政府经营的餐馆里吃杂炊———一种很稀的炖菜。由于定量供应迫使餐馆关闭，这个餐馆是很难得的幸存者。
　　 一群年轻的志愿者们在东京的上野公园插秧。到1945年共有300万学龄的青少年加入了全国的劳动力。
　　 日本式的爱国菜园
　　 为了解除日益增大的饥荒威胁，日本用上了它的每一寸可耕地。他们犁开了垒球场和学校的操场，种上了谷物和蔬菜。他们在高尔夫球场上开辟了小块的菜地，打球者在打球之前必须先耕作一会儿。横滨的人们沿着主干道种起了南瓜，而东京居民则在装着泥土的箱子里种了芜菁，以便在一闻到炸弹燃烧的气味时端着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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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开垦新的耕地，小学教师安藤雅子带着600名小学生从名古屋来到山里，在那里，他们花了13天搬开石头和树桩。她后来说：“我累得连锄头都拿不住了，我没有想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战争有什么作用。”
　　 在东京北面崎岖不平、云雾遮盖的山上，当地三浦神社的神职人员们硬是将原先认为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垦成了一片菜园。
　　 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们在用风干的蚱蜢喂母鸡。
　　 在把陡峭的山坡改造成耕地之后，一户农民在小块的稻田里插秧，他们的梯田之间只有用梯子才能上下。
　　 一位身着白色制服的警察在新成立的全日本大众党（All-Japan Masses Party）的一次集会上巡视。这个党是一个由农民和劳工组织的极左组织，仅仅存在了四个月之后，就被政府取缔。
　　 锅碗瓢盆也参战
　　 僧侣们为废铁征集运动捐出了庙里的金属做的锣、缸、花瓶和烛台。
　　 东京的少年们在一辆推车上堆放收来的废铁。
　　 志愿者们回收铝质硬币以建造飞机。
　　 一个街道协会的成员们从工厂的金属废物中挑选小块的钢铁。
　　 为了缓解军事产品所需的各种金属和合金极度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紧锣密鼓的废品征集运动。征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在大城市。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的交通车道标志、建筑物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全部被拆掉了。公园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都被拿走，甚至连供奉着战死者的东京靖国神社的青铜大门都被拆散运到了一家兵工厂。
　　 神道教的神社捐出了他们的黄铜门栓，佛教寺庙捐出了他们的大锣，横滨一家为纪念1923年那场灾难性的大地震而修建的博物馆捐出了10吨展品，其中包括扭曲的有轨电车轨道和破碎的金属水管。
　　 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们交出了金属容器。每一个人都把手里的铝制货币换成了新铸造出来的锡制硬币。当供暖的燃料耗尽时，公司经理们就把他们的建筑物中的暖气片拆了下来。
　　 到1944年，铝的短缺已经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军警都被动用来进行废品征集运动。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留下一个锅来做饭，一个桶来提水。
　　 为了获取贵重金属，中学女生们从和服中抽取金线和银线。
　　 在全国性的征集运动中，广岛的一些家庭捐献出家用的器皿和装饰品。
　　 东京的商人们捐献旧自行车和多余的零件。
　　 孩子们上交塑料和金属玩具以备再循环利用。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每天的上下班成了一个日常性的艰巨任务。由于燃料和零件的短缺，出租车、轿车和公共汽车都无法开动，上下班的人全都挤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但是由于公共交通本身急剧减少，票价上升了，等车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在许多城市里，火车和有轨电车被征用去运送军事人员和重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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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公共交通，上下班的人只能自己想办法。他们先是骑自行车，直到轮胎报废而无法找到替换时为止。最后，什么办法也没了，只有走路。穿着代替鞋子的笨重木屐，疲惫不堪地勉强赶路。
　　 尽力解决运输危机
　　 在运输能力短缺的情况下，官员们从一辆征用的有轨电车上往下分发新鲜的红萝卜。
　　 报废的公共汽车在一个临时营地里整齐地排成一排，充当那些在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的栖身之处。 女性焊工在用乙炔焊接飞机部件。截至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日本的军工企业中工作。
　　 最主要的人力补充来源
　　 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在1942年时曾经发出过一个错误的断言：“敌国都在征用妇女，但是在日本即使不是考虑到家庭制度，我们也不会征用她们。”首相东条英机的错误甚至走得更远：“我们之所以能够尽到自己的责任，只是因为家中的妻子和母亲。”
　　 这些都是关于妇女在日本社会中地位的传统观点。人们可以接受未婚的的年轻姑娘们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当护士，但是一旦她们结了婚，就要辞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的责任中去。
　　 然而，到了1943的夏天，由于不断增长的军事需求，这个传统已经被颠覆掉了。政府的政策变成了：“男人上前线，妇女去工作。”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承担起了以前由男人从事的各种工作：公共汽车司机、公司职员、收票员、理发师、厨师以及售货员。
　　 几个月后，政府又宣布年龄在12到39岁之间的未婚女性必须参加一项可征调劳力的登记，并且建立了一个名为妇女劳动志愿者协会的组织，专门负责帮助兵工厂招募员工。这个协会规定其成员要在一个工厂工作一年，但并没有要求说妇女们一定要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会被街道协会谴责为“不爱国”或者“贪图安逸的女人”，街道协会的作用使工厂中挤满了志愿者，其中还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
　　 当传统性的障碍被消除之后，日本的妇女和女学生们在煤矿和钢厂中担负起繁重，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体力劳动。到1944年，有超过1400万的妇女都在挣工资。她们和极少数没有受到征募的男性技师一起工作，承担着和他们一样的艰辛：每个班次在没有供暖的工厂里工作12至16小时。一个姑娘回忆说：“上夜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在厂里睡觉。第二天早晨我们也回不了家，所以我们在凌晨三点钟之前就回到了工厂。”
　　 尽管充满了艰辛，但妇女中有许多人对于她们新的身份感到十分高兴。有一本十分受欢迎的妇女杂志带着骄傲以及些许惊奇：“日本女性再也不会被看做是玩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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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纺织厂中的女工在将原丝打包并系上标牌。这是战前极少数被认为适宜妇女工作中的一个。
　　 一群妇女和女学生在东京的一家小工厂里生产简单的飞机部件。她们被称为“增产部队”。
　　 对女学生的在职培训
　　 三个女生在教官的指导下练习操作机床的技术。这些毫无经验的新工人难以赶上被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工人的产量，一位制造商抱怨说：“现在三个工人干的才顶得上1940年一个人干的。”
　　 东京一所高中的女生们在观看一位教师演示如何缝制康复期士兵所穿的病服。女生们每天都利用上课时间缝制这些衣服，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污染病服。在一些学校，还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学习时间被缩减到了每天仅两个小时。
　　 单调枯燥的低微工作
　　 妇女们在东京北部一家光线昏暗的工厂中，将水泥袋粘在一起。在这种单调的工作中人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放松。工人们通常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仅有两天休息。甚至曾经一度连这两天休息日也被取消了。
　　 妇女志愿者们在桦太（即库页岛，此时是日本最北方的占领区）的一个港口扛板条箱。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些保护妇女不得从事长时间及过重劳动的法律，或者放宽或者暂停执行。
　　 被禁锢在生产线上的囚徒
　　 在九州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中，男女工人们蜷缩在被子里睡觉，而同时另一班工人就在近在咫尺的流水线上进行着声音嘈杂的工作。按规矩，即使是生了病的工人也被教导着要“为了国家坚持下去”。
　　 妇女们在东京的一家武器工厂中检验机关枪子弹。尽管兵工厂的工作十分危险，但妇女们得到的工资却很少能超过为她们所取代的那些男性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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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生活
一位“民族英雄”的简朴墓碑-疯狂的岛国
　　 1943年5月21日下午，东京广播电台播发了一个语调沉重的通告：“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在今年4月于前线进行整体战略指挥期间，在与敌人交战的一架战机中壮烈牺牲。”说到这里，播音员再也读不下去了，泣不成声。
　　 几乎整个日本都在和他一起哭泣。山本五十六被视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战士：他是突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执行者；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创立者，正是这支部队击沉了英国的主 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而现在，由于他“英勇”的死亡，山本五十六已经变成了一个神。
　　 在山本五十六死讯公诸于众的第二天，国会新闻局宣布他被提升为元帅军衔，并且被追授“大勋位菊花章颈饰”，这是日本的最高荣誉。而且他还得到了国葬的殊荣，这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第十二次。
　　 5月5日，数以十万计的人们站在东京的街道两旁向山本五十六默哀致敬。有1500名官方的吊唁者聚集在了海军俱乐部，山本的骨灰已经在这里摆放了两周。早上8点50分，山本五十六的旗舰“武藏号”上的船员们将他的骨灰送到了外面的一辆炮车上。然后，随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送葬者们缓缓地向位于东京中心地区的日比谷公园走去。
　　 这时在公园中已经搭起了三个巨大的帐篷，作为一个临时的神社。在主帐篷中，有一个用未加油漆的木料搭成的祭台，上面覆着黑白两色的帷幔。由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赠送的一瓶红色的玫瑰，成了这里惟一的一点亮色。
　　 皇室的代表在灵前进行了吊唁，但天皇本人没有出席，根据惯例他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遥远和神秘。主祭人是盐泽幸一海军大将，他是山本五十六的终身挚友，他极力推崇山本的精神，认为山本可以被列入供奉日本战死者的靖国神社。当山本的长子———22岁的山本义正进来献上一支被神道视为圣物的柏树嫩枝时，一支海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奋不顾身》。
　　 下午，东京市民们来祭台进行最后的告别。到了晚上，山本五十六一半的骨灰被置于一个六英寸见方的白色盒子里，安葬在东京近郊的多摩公墓。
　　 余下的骨灰被送到了山本五十六的家乡———距东京140公里的长冈，埋葬在了位于一座禅宗寺院中的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墓碑十分朴素，价值还不到70日元（相当于16美元）。上面的碑文也极为简单：“1943年死于南太平洋的战事中。”
　　 山本五十六的死最好地体现了这个国家过去的武士传统。每个日本男孩所接受的训练，都是为了使其做好准备，迎接这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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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要为国而死”-疯狂的岛国
　　 在全国的小学校中，6岁的孩子们最先学习的东西就是士兵们的重要性。身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们唱着一首表示感恩的歌曲，歌中唱道：“和我的哥哥肩并着肩/我今天可以去上学了/感谢士兵们，感谢士兵们/他们为我们的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国家而战。”初级日语读本中第一课的开头就是一张画着三个玩具士兵的图，上面的说明是：“向前，向前/士兵们向前进/太阳红彤彤/旭日红彤彤/我们的旗帜就是太阳/万岁１
　　 为了加强这些课程的效果，日本的学校还举行了许多仪式，以培养爱国精神。天皇和皇后的画像，被置于一个祭神用的木盒中，覆以紫色的布，保存在一间专门的屋子里。在遇到全国性的节日的时候，它们就被带到学校礼堂。在那里，在唱了国歌，宣读过《教育敕语》之后，紫色幕布就会被取掉，全体师生向肖像鞠躬。学生们也会被经常带到神社中去向天皇致敬。
　　 孩子们也到附近的陆军和海军基地去参观，并带着敬畏聆听那些士兵和海员们到学校来进行了鼓舞性的讲座。当一位名叫佐久原直树的士兵问到谁愿意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时，还没等他的问题问完，全班的学生都站了起来。记者加藤益雄是一个谙熟世故的人，他大战前曾经住在华盛顿，他还曾经对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进行过许多风趣的揶揄，但是当他听到他那还仅是一个小学生的儿子有一天不经意地对他说“爸爸，我要为国而死”时，他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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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戏时间训练的娃娃兵们”-疯狂的岛国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全都被那些好勇斗狠的活动占据了：柔道、队列训练以及用竹剑进行格斗的剑道。为了使这些年轻人变得更坚强，教官们命令他们脱掉上衣，然后进行室外训练，即使在酷寒的冬天也毫不例外。谁要是敢戴着手套，就会被叫做“弱虫”，意思就是懦夫，胆小鬼。
　　 温和或敏感的性格会遭到嘲弄和批评。本州北部山形地区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因为在被 命令解剖青蛙时哭了起来，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老师在他的头上狠狠打了一下，然后说：“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当男孩们到了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时，对他们的教育除了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行动。学校向他们发放了军装和轻型步枪，每周都有好几个小时的军事训练。一位名叫希利斯·劳瑞的美国人在大战前曾在日本任教，这些邪战士”的训练强度之大和他们的年龄之小，以及训练活动的逼真性都使他大吃一惊。每年秋天进行的战争游戏中，参加的学生人数多达一万人，持续时间长达两到三天，而活动范围则包括了乡村的广大地区。劳瑞说道：“步枪的枪声，头上飞机的呼啸，装甲车的轰鸣声都使这些游戏看起来和真的战争毫无二致。”
　　 课程表紧随着陆军省的一道指示进行了修改，这条指示上说：“那种智力性很强的教育方式必须抛弃。”文学、历史和其他文科课程不再受到强调，科学技术方面的课程在学生们的学习内容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对于武装力量和军工产业来说是更有实用价值。多年之后，一位战争期间的学生对这种教育的结果进行了总结：“老师们都是很优秀的教育者，但他们从来不让我们思考任何问题，我们只是机械地记忆所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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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舞勇敢精神的神话-疯狂的岛国
　　 那些不继续上中学的少年们仍然享受了军事教育的益处。他们参加了青年训练学校，在这些学校五年的课程中，大部分都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
　　 所有的学生（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国民）从小就听到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用来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战争爆发之后，政治宣传部门出版了大量渲染战场上英雄主义精神的书籍，这些故事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经得住理性的推敲。其中的一个故事描述了一个英勇的飞行员 为了将他的飞行队带回基地，竟然暂时性地战胜了死神。故事接下来说：“在最后一架飞机也返航之后，他写下了一份报告并继续向总部前进。就在他完成报告的时候，突然摔到了地板上。”
　　 “在场的军官们连忙上去扶住他，但是，哎呀，他已经死了。在检查他的尸体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变凉了，致命伤就是射进他胸口的一颗子弹。一个刚死的人的尸体是不可能冷掉的，然而这位队长的尸体却和冰一样冷，他肯定在很早以前就死去了，是他的灵魂写下了那份报告，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奇迹，正是因为那位死去的队长拥有极为神圣的责任感。”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愿望。1941年，除了大学生之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是17岁，后来变成了15岁。1943年10月2日，就在盟军进攻新几内亚之后，陆军省决定连大学生也要参军，只除去了那些学习理科和医科的男生。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的巨大程度还是不足以满足陆军对人力的需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后，普遍征兵的年龄下降到了19岁，不到六个月之后又变成了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