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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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第八部长篇小说，被称为他“心中最宠爱的孩子”，于一八四九至一八五O年间，分二十个部分逐月发表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语气，其中融进了作者本人的许多生活经历。狄更斯出身社会底层，祖父、祖母都长期在克鲁勋爵府当佣人。父亲约翰是海军军需处职员，在狄更斯十二岁那年，因负债无力偿还，带累妻子儿女和他一起住进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当时狄更斯在泰晤士河畔的华伦黑鞋油作坊当童工，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范妮在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全家人中只有他俩没有在狱中居住。父亲出狱后，狄更斯曾一度进惠灵顿学校学习，不久又因家贫而永久辍学，十五岁时进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后来，他学会速记，被伦敦民事律师议会聘为审案记录员。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间，狄更斯先后担任《议会镜报》和《真阳报》派驻议会的记者。这些经历有助于他日后走上写作的道路。他一生所受学校教育不足四年，他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天才、勤奋以及艰苦生活的磨练。一八三六年，狄更斯终于以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而名满天下，当时他年仅二十四岁。
　　一八四八年，范妮因患肺结核早逝，她的死使狄更斯非常悲伤，因为在众多兄弟姐妹中，只有他俩在才能、志趣上十分接近。他俩都有杰出的表演才能，童年时曾随父亲到罗彻斯特的米特尔饭店，站在大餐桌上表演歌舞，赢得众人的赞叹。范妮死后，狄更斯写下一篇七千字的回忆文章，记录他俩一起度过的充满艰辛的童年。狄更斯身后，他的好友福斯特在《狄更斯传》中首次向公众披露了狄更斯的早年，小说，根据的正是这篇回忆。狄更斯写这篇回忆是为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做准备。他小说主人公取过许多名字，最后才想到“大卫·科波菲尔”。福斯特听了，立刻叫好，因为这个名字的缩写D.C.正是作者名字缩写的颠倒。于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便定了下来。
　　狄更斯早期作品大多是结构松散的“流浪汉传奇”，足凭借灵感信笔挥洒的即兴创作，而本书则是他的中期作品，更加注重结构技巧和艺术的分寸感。狄更斯在本书第十一章中，把他的创作方法概括为“经验想象，糅合为一”。他写小说，并不拘泥于临摹实际发生的事，而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利用生活素材进行崭新的创造。尽管书中大卫幼年时跟母亲学字母的情景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大卫在母亲改嫁后，在极端孤寂的环境中阅读的正是他本人在那个年龄所读的书，母亲被折磨死后，大卫被送去当童工的年龄也正是狄更斯当童工时的年龄，然而，小说和实事完全不同：狄更斯不是孤儿，而他笔下的大卫却是“遗腹子”。同时，狄更斯又把自己父母的某些性格糅进了大卫的房东、推销商米考伯夫妇身上。
　　大卫早年生活的篇章以孩子的心理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早已被成年人淡忘的童年世界，写得十分真切感人。例如：大卫以儿童特殊的敏感对追求母亲的那个冷酷、残暴、贪婪的商人默德斯东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当默德斯东虚情假意地伸手拍拍大卫时，他发现那只手放肆地碰到母亲的手，便生气地把它推开。大卫向母亲复述默德斯东带他出去玩时的情景，当他说到默德斯东的一个朋友在谈话中老提起一位“漂亮的小寡妇”时，母亲一边笑着，一边要他把当时的情景讲了一遍又一遍。叙事完全从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视角出发，幼儿并不知道人家讲的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年轻寡妇要求再醮、对幸福生活的热烈憧憬已跃然纸上。又如：大卫跟保姆佩葛蒂到她哥哥家去玩，她的哥哥辟果提先生是一位渔民。大卫看见他从海上作业后回来洗脸，觉得他与虾蟹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因为那张黑脸被热水一烫，立刻就发红了。这个奇特的联想，充满童趣和狄更斯特有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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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目录

《大卫·科波菲尔》内容提要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来到人间，父亲就已去世，他在母亲及女仆辟果提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摩德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婚前就把大卫送到辟果提的哥哥家里。辟果提是个正直善良的渔民，住在雅茅斯海边一座用破船改成的小屋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他妹妹的女儿爱弥丽和他弟弟的儿子海穆）相依为命，大卫和他们一起过着清苦和睦的生活。

　　大卫回家后，后父常常责打他，并且剥夺了他母亲对他的关怀和爱抚。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让他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

　　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安妮斯结下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

　　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童年时代的同学斯提福兹。两人一起来到雅茅斯，访问辟果提一家。已经和海穆订婚的爱弥丽经受不住阔少爷斯提福兹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斯提福兹私奔国外。辟果提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爱弥丽。

　　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安妮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使大卫非常愤慨。但这时，大卫堕入情网，爱上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他俩婚后生活并不理想，因为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密考伯，密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密考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后因他案并发，被判终身监禁。贝西小姐为了感谢密考伯，送他一笔资金，使他在澳大利亚发财致富，事业上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辟果提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提福兹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爱弥丽，决定将她带到澳大利亚，重新生活。启程前夕，海上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雅茅斯遇险沉没，桅杆上攀着一个濒死的旅客。海穆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岸边，原来是诱拐爱弥丽的斯提福兹！爱弥丽怀念海穆，去澳大利亚后在劳动中寻找安宁，终身不嫁。

　　大卫成了作家。朵拉却患了重病，在辟果提去澳前夕离开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出国旅行，其间，安妮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三年后返回英国时，发觉安妮斯始终爱着他。他俩终于结成良缘，与姨婆贝西和女仆辟果提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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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作品赏析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里，狄更斯借用“小大卫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从不少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大卫·科波菲尔》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骗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爱弥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威克菲尔一家的痛苦，海穆的绝望，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钱诱惑下一步步堕落的，最后落得个终身监禁的可耻下场。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卫·科波菲尔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不论是他孤儿时代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辛酸，还是他成年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了一个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出路的痛苦历程。经历了大苦大难后尝到人间幸福和温暖的大卫，靠的是他真诚、直率的品性，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纯洁友爱之心。安妮斯也是作者着力美化的理想的女性。她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内心的美德，既坚韧不拔地保护着受希普欺凌的老父，又支持着饱受挫折之苦的大卫。她最后与大卫的结合，是“思想和宗旨的一致”，这种完美的婚姻使小说的结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气氛。他们都是狄更斯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狄更斯个人的经历和好恶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普通人，其道德情操远胜于那些统治者、压迫者。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小说中许多普通人如渔民辟果提、海穆，尽管家贫如洗，没有受过教育，却怀有一颗诚朴、善良的心，与富有的斯提福兹及其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这种强烈的对比还反映着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部小说里各类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是沿着这种脉络设计的。如象征着邪恶的希普和斯提福兹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善良的人都找到了可喜的归宿。狄更斯希翼以这样的道德观来改造社会，消除人间罪恶，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大卫·科波菲尔》在艺术上的魅力，不在于它有曲折生动的结构，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它有一种现实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叙事风格。这部作品吸引人的是那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体生动的世态人情，以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大卫的姨婆贝西小姐，不论是她的言谈举止，服饰装束，习惯好恶，甚至一举手一投足，尽管不无夸张之处，但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生性怪僻、心地慈善的老妇人形象。至于对女仆辟果提的刻画，那更是维妙维肖了。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也很有功力，尤其是雅茅斯那场海上风暴，写得气势磅礴，生动逼真，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狄更斯也是一位幽默大师，小说的字里行间，常常可以读到他那诙谐风趣的联珠妙语和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勾勒。评论家认为《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所有的其他作品。

　　（徐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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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1867年再版前言

正如本书初版时，我在前言中写到的那样：我很难去想象该书已脱稿，也很难为它写序。我对本书一直怀着很强而不减的感情，并为它感到既高兴而又遗憾。高兴，是因为我终于如期完成了它；遗憾，是因为我不得不和我的那么多伙伴分手——虽说我怕我的读者并不这么相信也难以体会我的个人感受。

　　除此之外，无论我为什么而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全身心投入地去讲述的。

　　也许，读者听说我花了两年痛苦地构思此书后并不会有什么感触，同样听我说我在写完这本书时感到我把自己的某部分也交给了那阴影里的世界，读者也无所谓。可是，我只能说上述的话，除非再加上坦白地承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像我在写作时那样相信这一切都仿佛是真的。

　　我当年对那本书说说所想的至今仍然如此，再次请读者相信。在我所有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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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都云作者痴”--代译序

石定乐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十四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及许多中、短篇，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了。以至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乔治·H·福特写道：“也正像《哈姆雷特》一样，由于它（指《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的作品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因而受到了损失”①。乔治·H·福特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们不少读者由于早年在童年时期读过这本书，便认为已把书中菁华吸收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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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其论文The Introduction to David Copperfield。

　　的确，不少孩子读这本书时，都认为这书是为孩子写的（我也曾这样想）。因为狄更斯花了心思，在许多地方，他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人物和事物，使孩子能心领神会，感到这是为他们写的。可是，当人们走出童年后重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现这是一本远比留在我们记忆中更为沉重、更令人伤感的书。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的处女作中往往会留有他（她）的大量自我。可是，如果我们想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找他的“自我”，无疑应打开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了更好地理解狄更斯用心血写就的这本书，我们先简单地对狄更斯的童年做一番回顾。

　　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一个星期五（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出生日一样，也是·星·期·五！），查尔斯·狄更斯出生在兰德波特。他的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夭亡），查尔斯排行为二。狄更斯回忆童年时，能回忆到两岁时的事。他常告诉他的友人约翰·福斯特，尽管他两岁就离开了在兰德波特的住宅，但他对那所住宅前的小花园记得很清楚。福斯特回忆道：“在他写《尼古拉·尼克尔贝》一书时，我曾和他一起去了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一地点认出他三十五年前所看到的练兵队列的确切形式。”可见他自小就观察力敏锐、感受力很强。

　　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度变动而迁至查塔姆。在这里，查尔斯一直住到九岁。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刻下的。

　　由于查尔斯从小瘦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同僚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对人们说启发他对知识的渴求和书本的酷爱之人是他母亲。他母亲伊莉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有一点拉丁文。他回忆起母亲教他认字时的情景几乎和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借大卫之口讲的一样——“我还隐隐约约记得她教我认字时的情景，现在，每当我翻开识字课本，看到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它们那有趣的形体、O和S的好性情，仍和当年那样跃然于纸上。”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这间书房和查尔斯的房间相连，故他能自由出入。这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可从主人公回忆中读到，作者删去的只有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廉价读物的书名。在查塔姆的生活是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以至他对这段生活常常回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对这段生活的生动叙述。他九岁时，约翰·狄更斯又调回伦敦，家人也随之迁去，对查尔斯说，这是他不幸的开始。

　　由于约翰·狄更斯和妻子不善理财，一家生活陷入困窘，只好紧缩开支，搬到伦敦最穷困的街之一——贝赫姆街。在这里，他没有可以勉强与之为伍的男孩，家人这时也很疏忽他，他不再上学，而是擦一家人的鞋，去当铺卖东西，他一下陷入了孤独境地。他后来很辛酸地对友人说：“当我在贝赫姆街狭小黑暗的后阁楼里，想到我离开查塔姆所失去的一切，我真想牺牲一切——如果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话——只要能进入任何一所学校……”

　　实际上，他也是在一所学校学习——这里的生活正在向他教授生活的知识。他开始对穷困、饥饿有所了解，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下层的生活描写异常生动。可是他的家长为什么忽视了他呢？查尔斯有次回忆起父亲时这么说道：“我知道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宽厚的人。他对妻子、孩子或朋友在生病时的所为都令人赞美不已……任何事务、工作、职责，只要他承担下来，他总满怀热忱地去做，准时完成得让人夸。他勤奋、耐心、精力充沛。他以我为骄傲，……可是，由于他生性不拘小节，加上当时拮据，他好像忘了我应该受教育，也完全没想到他在这方面应对我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他仍受着生活这位最严格的教师的教诲。他的父亲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靠他母亲来挽救残局。他母亲找了所房子，在门上钉了块大铜牌，上书“狄更斯夫人学校”。小查尔斯也做了帮手，他挨家挨户送了建校通知书，可是没人来上学，而他的父母也没真正做过准备，打算接受什么人上学。终于，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押解到马夏西监狱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我当时信以为真，”查尔斯对福斯特说：“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把这一节事实和他探监向船长“借餐具后和父母共进午餐的事都详详细细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不过把他父母打扮成米考伯夫妇了。

　　小小年纪，查尔斯便要分忧了。先是把家里东西一点点卖掉，早在写《大卫·科波菲尔》前，他就把这些细节向福斯特讲叙过，在书中，他又把它们再现了。收购旧书的商人入当铺的老板和店员，都是和他幼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人物。

　　但是，最令他伤心，也极少被他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他只对福斯特讲起这段旧事，而且每次讲到都伤心万分，讲完后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下面是狄更斯在自传中的一节有关此经历的介绍：

　　“也是我命中不幸，我自己常常痛苦地这样想。那个曾在我家住过的亲戚詹姆斯·拉默特当了黑鞋油店的总管……，他建议把我送到黑鞋油店作工……在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开始做学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么轻易地被人遗忘了。还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从我们来到伦敦后，我受到屈辱，一直做着别人不屑做的苦差，竟没任何人对我表示同情——对我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没人向我父母建议是否设法送我去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书，而这在他们还是办得到的。

　　“这家店铺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是最边沿的一所房子……它那镶板房间、腐朽的地板和楼梯、地下室里到处乱窜乱跑的灰色大老鼠，从楼下传来的老鼠尖叫声和打斗声，那地方的污秽和腐败，又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出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里……还有两三个孩子和我做同样的工作，挣同样的薪水……鲍伯是个孤儿，住在他姐夫家；保尔的父亲在一家剧场工作，兼任消防队员；保尔的一个小妹妹在哑剧里扮演小妖精的角色。

　　“我堕落到和这些人为伍，把这些每天的工友和我快乐童年时代里那些伙伴比较一下，眼看我那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物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当时那种完全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所处的地位上所感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我，我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们想和竞争心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因之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诉诸文字的。我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出了名，受到别人敬爱，生活愉快，在睡梦中我仍常忘掉我有爱妻和娇女，甚至忘掉自己已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段岁月中了。”我们在《大卫·科波菲尔》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不过鞋油店换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当我们读到小大卫发现自己要和米克·沃克尔和白粉、土豆为伴时，他深感痛苦，泪水掉进了他洗瓶子的水中，这时，我们联想到作者的经历时，怎么不为之心动、落泪？我记得，当译到这一段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写下去，泪水几次把稿纸打湿。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个孩子心底的呻吟——和嘶喊不同，这呻吟拨动了人心底的细弦，使其颤抖，就像眼看一株弱小的嫩芽在暴虐中无力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又不能不看一样地让人心碎。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比饥馑、疾病、甚至夭亡还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后来做了努力，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往往效果不佳，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因这创伤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悲剧，这些都已由批评家们作过介绍了。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笔财富，他不仅因此了解了伦敦下层社会，还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尽管许多批评家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查尔斯·狄更斯的“自我”，所以虽然狄更斯反对人们把这本书说成他的自传，而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仍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了解了狄更斯的童年后，我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狄更斯的童年，可是却有一点明显与狄更斯生世不符，那就是大卫出生时已丧父，九岁时又丧母。而狄更斯写这部书时（一八四九年动笔，一八五一年完成），其父母均健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而在这本《大卫·科波菲尔》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玛莎，特拉德尔特，爱米丽，斯梯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给能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皮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弗洛依德对《大卫·科波菲尔》非常感兴趣，并因这本书而对书的作者“深感钦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书对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做了很出色的表现。狄更斯本人也许根本不像H·D·劳伦斯那样意识到潜意识里的对父亲的反抗和对母亲的依恋，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深深感到：活着的父亲几乎都不是好父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断送儿女前程；而活着的母亲尽管也都不是好母亲，但她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们善良，尽管她们不是那么有学识。大卫的婚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大卫爱朵拉，就因为后者和他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好看而没头脑的大娃娃，她和他母亲的优点一样，缺点也相同，所以成了大卫心目中母亲的替代。后来，爱妮丝出现，更多地取代了一个有理智、高智力的父亲地位。因为狄更斯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溶入了写作，他一直希望得到母亲多多的关注和爱抚，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有责任感的家长。

　　所以，从人物关系处理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大卫·科波菲尔》也集中表现了查尔斯·狄更斯对家庭的看法和理想，无不留下悲惨童年的烙印。

　　写这本书之前，狄更斯已写出七部长篇和许多中短篇，成为一个声誉很高的作家了（这就难怪书中的大卫看来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者）。他的艺术手法也更趋熟练，可谓“炉火纯青”。和以前的七部长篇一样，这本书是以连载方式一章章写，一章章刊出的；所以几乎每一章都可自成一个故事。但和以前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经过了较长的酝酿阶段。一八四七年，福斯特看了狄更斯的自传后，就认为可以写成部小说，并建议狄更斯这么做。狄更斯答允考虑这建议，但两年后方动笔。这两年里，他当然也对书的情节、主线有过推敲，但按他的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他迟迟握笔的主要原因（他一贯信手写去，并无详细计划或固定路子，而是听凭自己创作冲动，在纸上狂舞。一句话，他有主导思想，但无构思）我认为迟迟不动笔的原因是他怕回忆的痛苦。他在《自传》中这么写道：

　　“我从来没有勇气回到我的奴役生活开始的地方去。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忍受走近这个地方。多少年来，每当我来到这一带，我就绕路而行，以免闻到黑鞋油的瓶塞上加胶泥的那种气味，它使我想起我从前的经历……就是在我的大孩子能说话以后，我从区政府旁的老路走回家时还会落泪。”

　　要把这段痛苦再现，就像揭开伤疤一样，狄更斯犹豫了。但他终于写了，而且他因着对小人物的无比同情要给大卫和许多孤儿一个较好的或较美的结局。许多后来的批评家常指责狄更斯为了迎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需要而以大团圆来结束他的著作，因为他们都看到狄更斯在揭露那个社会的腐败、黑暗时有多么深刻、机警，便认为他也一定会以同样洞察的能力和入木三分的笔力来写出他小说中主人公们不可避免的悲剧，但是他们往往失望了，便指责他。我不认为批评家们的指责是苛求，但我总认为这种指责有些太勉强狄更斯。童年的不幸，青年的坎坷，中年家庭的不和，对他刺激太大，他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美好世界，又有什么不对？又为什么要剥夺他这份幸福？而且，他那种大团圆虽使成年人看了觉得有点别扭，但他的儿童读者读后不是也从此对这个未知世界有了美好向往并愿为之努力吗？事实上，他的许多以大团圆结尾的小说不都是在我们幼时就被列为最喜爱的读物吗？读他的书，我们可以感到他怀着的热忱，他时刻的爱憎，他好像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笑、哭、愤怒，我们不能不分享他的感受。一个作家，能令读者与他同喜同悲，还有比这更令他向往的成就吗？

　　读《大卫·科波菲尔》也和读狄更斯的其它小说一样，人们感到每一个人物——从主人公到没说过话的狱吏——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狄更斯极会渲染气氛，方法就是细节刻划。如他在写默德斯通先生给大卫上课时，出了这么一道题：“如果我上干酪店买四千块格洛斯特双料干酪……”只有他会详细写出是“格洛斯特的双料干酪”，可这正好更生动衬托出默德斯通的性格——刻板、有意要为难大卫。他描写大卫的宴会，其中每种菜都描写得丝毫不爽，而这也就更使人感到真切，有如身处其中。你可以指责他太注重繁文缛节的描写，但你不能不承认，如果抽去这些细节详尽的描写，你又怎么能放下《大卫·科波菲尔》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还记得克拉拉、姨奶奶、希普、米考伯，还有那个旧衣商？能这样入丝入扣描写细节，可见狄更斯是一位观察力和感悟力多强的人。他借助他的笔把他的丰富感受告诉了读者，令读者和他一起在喜怒哀乐中沉浮。

　　《大卫·科波菲尔》出版后，狄更斯达到了他事业的顶点。这本书一版再版，为狄更斯带来滚滚财源，也为他带来更高声誉。狄更斯终于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借《大卫·科波菲尔》做了渲泄，在那个“自我”身上，他塑造了他的童年梦想——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成为作家，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讽刺人。狄更斯的家庭并不美满，这其中狄更斯的分裂人格也应负主要责任。不幸的婚姻使他不胜悲郁，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大卫·科波菲尔》后，除了《远大前程》外，狄更斯的作品都贯穿了一种忧郁，连结尾也都较暗淡（如《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狄更斯为《大卫·科波菲尔》一八六零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一句话结尾：

　　“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199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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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人间时写起。我记得（正如人们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对其深信不疑）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12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也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哪。

　　我是在那么一天，又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起就对我投以无比关注了。她们说，我首先嘛，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则有可以看见鬼魂的本事。她们认定这点：凡是星期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与生俱来的，男孩女孩都一样。

　　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说什么了，因为只有我的亲身经历最足以证实那预言是否灵验。关于第二点，我只好说，要嘛可能是我还是个小毛头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未体验到。不过，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别的什么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衷心祝福他能终生享用。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①。后来，这胎膜就以15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广告出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手头紧，还是人们对这胎膜不存什么信心而宁愿穿软木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和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现金，不足部分则以雪梨酒抵偿。哪怕会因此失去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肯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出了一笔广告费。说到雪梨酒，我那亲爱的可怜妈妈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呢。十年以后，这胎膜由我们当地的50个人抽彩来决定由谁购买。每个抽彩的人先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则出5先令来买这胎膜。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竟如此让人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也窘得慌。我记得那彩是让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抽中的。老太太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按规定应交的5先令，那全是一个个半便士的硬币，末了也还差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了很多算术方法向她说明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一带的人好久好久还记得这个了不起的事实：这老太太的确不曾被淹死，而是在92岁高龄时得意洋洋地在床上咽了气。我听说她平生最得意地挂在嘴边吹嘘的事就是：她只走过一座桥，此外再也不曾在什么水上面走过。在喝茶时（茶可是她极其爱好的东西），她总表示对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其它这类人的愤怒，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罪过。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因这种讨厌的行为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得到某些享受——如茶也可算是一种——那也没什么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自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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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国人认为带胎膜出生者大吉。这胎膜可庇佑人不至溺水身亡。

　　我现在也不游来荡去地说了，我要转到我出生说起。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就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就是现在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挺蹊跷的。而当回忆朦胧旧事时，更令我觉得奇怪的是，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联想，每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残忍不堪。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当然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能鼓起勇气而提到她时总用后一个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但正如老话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之嫌疑，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3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奶奶作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一个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此要远离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至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特伍德小姐，”来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

　　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①，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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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鸦巢在英文里为Rookery与英文的厨房cookery一词音相近。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面嘲讽他……”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奶奶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不禁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

　　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蹓跶。”

　　贝西小姐发号司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地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它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作供她渲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我姨奶奶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又把齐力普先生吓懵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微笑了一笑。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了？”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冷静点，夫人，”齐力普先生用他最温和的口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冷静吧。”

　　打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件奇迹——我姨奶奶居然不去摇晃他，不去摇晃他逼他把话说出来。她只对他摇了摇自己的头，不过那模样也让他够怕的了。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感到鼓足了勇气马上说，“非常高兴地祝贺你。一切都好了，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齐力普先生投入地做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说时，我姨奶奶仔细端详他。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夫人，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希望那样，”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能期待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只会对她有益。”

　　“她呢？她好吗？”我姨奶奶严厉地问。

　　齐力普先生的头歪得更厉害了。他看着我姨奶奶样子就像一只乖乖的鸟。

　　“那个小囡，”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二话没说，拿起帽带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地对着齐力普先生头部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朝自己头上歪扣上，便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那样消失了。或者说像人人都认为我有本事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她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我睡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睡在她的床上，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德则永远留在了那片梦想和幻想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袤区域。照在我们卧室窗户上的光亮也照在这世间过客最后安息的地方，也照在那不属于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残灰尘土上。　

门下书客

《大卫·科波菲尔》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当我回忆幼年混沌岁月时，首先清晰地浮现在脑前的便是我母亲，我那长着一头秀发，模样年轻的母亲，还有没模没样的皮果提。皮果提的眼睛真是黑，以致她眼周围的那部分脸色也发暗，她的双颊和双臂硬梆梆而又红彤彤，我常为鸟们不来啄她，而去啄苹果而感到奇怪。

　　我相信我记得这两人在相隔不远处跪下或俯下身来，在我眼里她们就变得小矮人一样了，然后我摇摇摆摆从这一个走到另一个身边。我还往往分不清这是印象还是记忆——皮果提常把她那被针线活磨得粗糙了的食指点触我，那食指给我的触觉就像磨小豆蔻的擦子一样。

　　也许这只是幻觉，虽说我相信我们的记忆力能回到比我们许多人以为的要早得多的岁月，正如我相信许多幼儿的观察力之切近和准确令人赞叹不已那样。说实在的，有许多成年人在这些方面亦可称卓越非凡，与其说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不如说他们还没有失去这种能力。同样，我较全面地观察了那些一直保持着朝气活力，宽厚之心和达观心情的人后，更觉得这也是他们经过童年后仍保存下的一种财富。

　　停下来光说这个，我怀疑我自己也在“游荡”了。可我得说，这些结论部分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上的。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写下的什么能表明我是一个观察敏锐的孩子，或是一个对童年生活记忆深刻的成人，无疑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拥有这两种特性。

　　回顾一片混沌的幼年，居于那些纷纭杂乱之上而涌现眼前的是我母亲和皮果提。我还记得些什么别的呢？让我记记看。

　　云雾中出现的是我们的房子，在我看来，并不新，但非常熟悉，还是早年记忆中的那样。第一层是皮果提的厨房，厨房门通向后院。后院中央有一杆儿直立，杆上有个鸽屋，但里面并没有住什么鸽子；院子一角有个狗窝，但里面也没有什么狗；一群在我看来个头高得可怕的家禽总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有一只公鸡总要飞到柱子顶上去打鸣，每当我从厨房窗子朝它看时，它似乎格外注意我，它的样子凶猛极了，吓得我发抖。院门边有一群鹅，我每次走过那里时，它们就伸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我，结果正像被野兽困住过的人会梦见狮子一样，我在夜里也梦见这些鹅。

　　有一条长廊，在我看来真是幽幽深长！它从皮果提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一间黑洞洞的储藏室就对着它开了个门，那可是一个在夜里经过时非跑着过去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人拿着盏光线微弱的灯站在那里，我就弄不清从那些桶桶罐罐和旧茶叶盒后面会有什么钻出来。从那门里飘出一股又湿又霉的气味，有肥皂味、泡菜味、胡椒味、蜡烛味、咖啡味，全混在一起。再就是两间客厅，一间是我们——我母亲，我，还有皮果提；因为皮果提干完一天活后，我们也没什么客人时，她就是我们真正的伙伴——晚上坐的客厅，另一间是我们星期天坐的那间最好的客厅，后者很气派，但并不怎么舒服，我总觉得那间屋挺凄惨的，因为皮果提曾告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显然是很久很久以前——关于我父亲的丧事，还说到穿黑外套的那些人。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那屋里，我母亲向我和皮果提读有关那拉撒路人如何从死人里复活①我听了怕得要命，以至她们后来不得不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把卧室窗外那片安静的坟地指给我看。在肃穆的月光下，死者都安息在那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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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见《圣经·新约》中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能有墓地那些青草一半绿。没有什么比得上那里的树一半荫凉，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里的墓碑一半安静。清早，我跪在母亲卧室里那个小套间的小床上向外看去，可以看到羊儿在那里吃草，还看见日晷上闪着红光。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是日晷因为又能报时了而快乐了呢？

　　我们在教堂的座位在这里。多高的凳背呀！附近有扇窗，从那窗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房子。早上做礼拜时，皮果提要多次朝我们的房子看，她总要尽可能地明确知道我们那房子没遭抢劫，也没发生火灾。虽说皮果提自己的眼睛向四处看，可我的眼向四处看她就不高兴。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皱眉头，示意要我看着那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着那白色的捞什子我也认得出他来，我还怕他会为我老看着他而奇怪呢，说不定他会停下讲道来问我——那我干什么好呢？打呵欠是很要不得的，可我总得干点什么啊。我看看母亲，她却装着没看见我。我朝过道里一个小男孩看去，他对我做个鬼脸。我朝穿过前廊从打开的门照进的阳光看去，竟看见了一头迷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而是有羊肉的羊——这羊有那么一点想进教堂来的意思。我觉得如果我再朝它多看一下，我就会被诱惑得高声说些什么了，那一来，我又会成什么了！我又抬头朝墙上的灵牌看去，拼命试着怀念我们这个教区已故的包杰斯先生，并想象当他久受病痛之苦而医生又回天无力时，他太太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那时请了齐力普先生没有，他是否也束手无策；如果是这样，他是否希望人们每星期能提到这事一次而记住这事。我从戴着礼拜天才用的衫领的齐力普先生又看到了讲坛，并想到这讲坛真是个不错的游戏场，可以把它变成一座多好的城堡，当另一个孩子爬着梯子去攻打它时，可以把缀着穗子的丝绒靠垫朝他头上砸。渐渐地，我的眼睛合上了，好像听到牧师正起劲地唱一首催眠曲，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下从座位上摔下地，皮果提才把半死不活的我带回了家。

　　现在，我看见了我们住房的外部，卧室的格子窗打开了，清新的空气被迎进来；在前面的花园尽头那些老榆树上，那些旧鸦巢荡来荡去。现在我在后花园里，在放了空鸽笼和空狗窝的院子后有一个专门养殖蝴蝶的地方，那儿有一道高高的围篱，一扇用大钩锁锁起的门。园里的树上挂着累累果实，从来没有任何园里的果实会有这么多，这么熟。母亲在园里采摘果实往篮里放，而我站在一旁慌慌张张地把偷来的草莓咽下，还拼命做出没事的样子。一阵大风刮起，夏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冬日的黄昏时分，我们做游戏，在客厅里跳舞。母亲喘不过气时就在扶手椅上坐下休息，我看到她用手指绕着她的发卷并挺了挺腰。她喜欢看上去健康，并为长得这么娇好而得意，对这点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这是我最早印象中的一部分。我从所见而得出的最早见解中还有一点，那就是母亲和我都有点怕皮果提，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服从她——如果那可以算做见解的话。

　　一天晚上，皮果提和我一起坐在客厅的火炉边。我在向皮果提读一个有关鳄鱼的故事。我一定读得太生动了，或许是那好人儿太感兴趣了，因为我记得我读完后，鳄鱼给她的印象恍惚是一种蔬菜。我读累了，也睏极了，可是既然我已得到难得的优待——可以等到去邻家消磨夜晚时光的母亲回来——那我就决不去睡觉，哪怕死在我的岗位上（当然是的）也不去睡。我已经睏到这种程度，在我看来皮果提膨胀了，变得很大很大。我用两根食指把眼皮撑着，使劲看着坐在那儿忙着活计的她，看她留着专门擦缝衣线的一小块蜡烛头——那玩艺看上去真是太旧了，尽是道道沟沟的绉纹——看衣尺住的那间草屋顶小房子，看她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圆顶呢）的针线匣，看她手指上的铜顶针，看我觉得十分可爱的她本人。我睏死了，我知道如果我什么都看不见，哪怕是一小会，我都全完了。

　　“皮果提，”我突然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卫卫少爷，”皮果提答道，“你怎么想到结婚这事了？”

　　她是那么惊慌地回答我，于是我一下就清醒了。她把针拉到线再也不能拉的地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呢，皮果提？”我说，“你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对不对？”

　　的确，我觉得她和母亲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她在我看来是另一种美的典型。在最好的那间客厅里有一张红绒面脚凳，母亲在上面画了个花球。在我眼里，凳子的底色和皮果提的肤色是一样了。凳子光滑，皮果提粗糙，但这没什么关系。

　　“我好看，卫卫？”皮果提说，“唉呀，不对，亲爱的！你到底怎么想到结婚的呢？”

　　“我不知道！——你决不能一次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吧，对不对，皮果提？”

　　“当然不。”皮果提毫不犹豫地答道。

　　“可是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婚，后来那人又死了，你就可以和另一个人结婚了，可以不可以呢，皮果提？”

　　“你可以，”皮果提说，“如果你这么选择的话，亲爱的。

　　这是个观点问题。”

　　“你的观点又怎么样呢，皮果提？”我说。

　　我一边问她，一边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那么惊奇地看着我。

　　“我的观点是，”皮果提说着并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想了想，又继续做她手上的活“我决不结婚，卫卫少爷，我也没抱结婚的打算。我对这事就是这么看的。”

　　“你没有生气吧，我想，皮果提，是不是？”我安安静静地坐了一分钟后又说。

　　因为她对我那么冷淡，我当时还真以为她生气了。可我这么想是错的，因为她把手上的活（那是她的一只袜子）放在一边，张开她的双臂一下抱住我那生满卷发的脑袋瓜，使劲一挤。我知道那是一下用力的挤，因为大块头的她穿好衣后，只要动作稍稍用点力，她长衫背后的扣子就会飞出去一些。我记得她搂住我那会儿，就有两颗扣子蹦到客厅的那一头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饿芋吧，”皮果提说，她还不能把那词正确地说出来呢，“我还没听到一半呢。”

　　当时我弄不懂为什么皮果提看上去那么怪怪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回到那鳄鱼身上去。不过，一回到那些怪物身上，我又清醒了。我们把它们的卵留在沙子里，让太阳去孵化，我们在它们身边跑来跑去，不断转弯而使它们气恼——由于它们躯体笨重，它们不能够很快地转弯，我们像土著一样在水里追逐它们，用尖尖的木棒插进它们的咽喉，一句话，折磨惩罚鳄鱼的一切花样都被我们玩到了。至少，我本人是这么做的，但对皮果提我就有点怀疑了，她一直在想什么心思，并不时用针尖戳她的脸或手臂。

　　我们已把鳄鱼整治得精疲力尽，又开始整治美洲鳄，这时，花园的门铃响了。我们来到门口。我母亲就在那里，我觉得她比往常看上去更漂亮了。和她站在一起的是那个衣着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星期天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从教堂走回家的。

　　母亲在门前弯下腰来抱我并亲我时，那男人说我是一个比皇帝更享有特权的小家伙——或是类似的话，以后我的理解力增长了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那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母亲肩头上问他道。

　　他拍拍我的手，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人，不喜欢这人深沉的嗓音，我对他的手在摸我时会摸到我母亲的手怀有妒意。他的手的确碰到了母亲的手，我使劲把它推开。

　　“啊，卫卫！”母亲呵斥道。

　　“可爱的孩子！”那男人说，“我对他的忠心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母亲那种美丽的颜容是我以前从没看到过的。她温和地责备我的粗暴，并把我抱得更贴近她的披肩。她转过身去，向那位费了那么多事来送她回家的男人表示感谢。她说话时向那人伸出了手，当他也伸出手去握它时，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是这样。

　　“让我们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人说，同时他把头——我看到了——挨在母亲的小小手套上。

　　“再见！”我说。

　　“好的！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吧！”那男人笑着说，“握手吧！”

　　我的右手被母亲的左手提着，于是我就把左手向他伸去。

　　“嗬，不是这只手，卫卫！”那男人笑道。

　　母亲把我的右手拉出来往前送。可是为了上述理由，我说什么也不肯把右手伸给他。我把左手伸给他，他挺热情地握住，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家伙。然后他就走了。

　　这时，我看见了他在花园里拐了弯，用他那不吉祥的黑眼睛最后看了我们一下，门就关上了。

　　没说一句话也没动一下指头的皮果提马上把门关上闩好。我们一起走进了客厅。和往常的老习惯相反，妈妈没坐到火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是停在房间另一端坐下，小声唱了起来。

　　“——希望你今晚过得快活，夫人”皮果提说。她拿着烛台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像只大木桶。

　　“真谢谢你，皮果提，”母亲语气欢快地答道，“今晚真是快乐。”

　　“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的引起了这种快乐的变化？”皮果提暗示道。

　　“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变化。”母亲答道。

　　皮果提仍然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母亲又继续唱下去，我睡着了。不过，我睡得不熟，还能听见声音，只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当我从那种极不舒服的迷糊中清醒时，发现皮果提和母亲都在流泪谈着话。

　　“不是这样一个人，科波菲尔先生不会喜欢的，”皮果提说，“我就这么说，我敢这么发誓！”

　　“哦！天哪！”母亲叫道，“你要把我逼疯！还有什么女孩会像我这么可怜地让自己仆人糟践的吗？为什么你要这么不公平地叫我女孩呢？我没结过婚吗，皮果提？”

　　“上帝知道你是结过婚的，夫人，”皮果提答道。

　　“那你竟敢，”母亲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怎么敢，皮果提，而是你怎么忍心——让我这么难受，对我说这么残酷的话，既然你很明白，我出了家门就没一个朋友可以依靠！”

　　“越因为这样，”皮果提答道，“就越不可以。不！就是不行。不！怎么也不行！不！”皮果提那么用劲地晃那烛台来加重语气，我都认为她会把那烛台扔出去了。

　　“你竟敢这么言过其实”母亲说着眼泪更加泉涌，“这么不公平地说话！你怎么总把这说成是已成定局并已安排好了的，皮果提？我不是多次告诉过你，说这都不过是最普通的交际，你这残忍的东西！你说到追求，我又能怎么办？如果人们有这么蠢，要滥用感情，那是我的错吗？我能怎么办，我问你？你希望我把头发剃了，把脸涂黑，或把自己烫伤或烧伤让自己变丑？我想你就是这么希望的，皮果提，我肯定你巴不得我那样做。”

　　这番不公平的指责似乎很让皮果提伤了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叫道，并走到我坐着的扶手椅边抱住了我，“我自己的小卫卫！这是不是暗示我，说我对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小宝贝——缺乏爱心！”

　　“根本没人这么暗示过。”皮果提说。

　　“你暗示了，皮果提！”母亲答道，“你知道你暗示过。你心里清楚你暗示过。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刻薄的家伙，你心里和我一样清白，上季度我不肯为我自己买一把新阳伞，虽说那把旧绿伞的伞面全破了，穗子也没一点干净的，这就是为了他。你明白就是这样，皮果提。你不能否认。”她又满怀激情地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脸贴着了我的脸，“你觉得我是一个淘气的妈妈吗，卫卫？我是一个讨厌的，狠心的，自私的坏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说‘是的’呀，亲爱的孩子，皮果提就会爱你，皮果提的爱要比我的伟大得多，卫卫。我一点也不爱你，是不是？”

　　这时，我们都大哭起来。我想我是三个人中哭得最响的。可我相信，我们都很真诚地哭。我本人伤心欲绝，恐怕在一阵激动时还把皮果提骂成“畜牲”。我还记得那诚实的人儿当时好不痛苦，当时她衣上的扣子准一下全飞了。当她和母亲和好后，她跪在扶手椅旁和我言和，那些小炸弹就一块儿弹出去了。

　　我们都很不开心地上了床。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因呜咽而自己不时醒过来。有一次我呜咽得很厉害，以至我竟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我发现母亲坐在被头上向我俯下身来。后来，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

　　是在下一个星期天，还是又过了更长的时间我再次看见那男人，我已记不清了。我从不认为自己长于记日期。不过，他来到教堂，又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他还进了我们屋子，看放在客厅窗里的那著名的天竺葵。我觉得他并没怎么认真看那花，不过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给他一朵花。她让他自己选，可他偏偏不愿那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于是她摘下一朵花并交到他手里。他说他永远也不离开这朵花。我当时想这人竟不知道这花一、两天里就会花瓣片片落下，他真是傻透顶了。

　　晚上，皮果提也不像过去那样总和我们在一起了。母亲对她恭敬有加——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尊重她——我们不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可我们和过去毕竟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有时想，也许皮果提反对母亲穿放在抽屉里的那些漂亮衣服，也许皮果提反对她那么经常地去邻居家；不过，我不能彻底弄个明白。

　　渐渐地，我也习惯看见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了。我并不比过去喜欢他半点，而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如果说我这样不仅仅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不仅仅是因为皮果提和我对母亲所抱的那种通常的看法，而是还有其它什么理由，但这也决不是我稍大一点后所能发现的那理由。当时，我头脑里还没生成那种观点，或那种观点还没接近我头脑。但还不能把这一小点一小点连成一个网并把什么人放入这网中。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在他前面的花园里时，默德斯通先生——那时我知道他姓这个了——骑马来到这儿。他勒住马向我母亲致意并说要去罗斯托夫特，看几个在那儿驾游艇的朋友。他还很快活地建议我坐在他前面的鞍子上，如果我愿意骑一次马的话。

　　空气清新甜爽，那马似乎也挺乐意让人骑，站在花园门口咻咻喷气，还不停蹴足。这一下，我心里痒痒的，真想去。于是，我被打发上楼去皮果提那儿，由她把我收拾一番。这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沿着花园的蔷薇篱笆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则在篱笆里陪他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我记得，皮果提和我从我的小窗子向外偷偷瞧着他们。我还记得，他们一边走，一边似乎十分仔细地观察他们中间的那些蔷薇。我也还记得，脾气一向温柔如天使的皮果提一下变得好不急躁，使劲扭着我的头发梳，把它们梳错了方向。

　　不一会儿，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马儿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往前跑。他很随意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相信我平常并不怎么好动，可是这会儿坐在他前面，我怎么也不能不时转过脸去仰看他的那张脸。他的黑眼睛很浅——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他那种细看去并无深度可言的眼睛——出神时，每一次目光转动时，就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光线改变了。有几次，我一边看他，一边怀着畏意观察他神情，想知道他正凝神想什么。从这么近的地方看去，他的头发和胡子要比我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浓密，还要黑。他的脸下部方方正正，每天仔仔细细刮过的黑胡子还留下了又粗又硬的短茬，这一切不禁使我想起约摸半年前巡展至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他那整齐的眉毛，他肤色中很浓的白色以及他五官中很分明的黑色和褐色——他的模样真讨厌，连想起来都讨厌——都使我不得不认为他是个英俊男子，虽说我一直又忐忑不安。我相信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也是这么想。

　　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个男人在那儿的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每人都躺在至少四张椅子上，还都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些外衣，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这些东西都捆在一起。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并说：“喂，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说。

　　“这小子是谁？”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问。

　　“这是卫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又道，“琼斯吗？”

　　“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奎宁，”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是很精的。”

　　“谁很精？”那人笑着问。

　　我也马上仰起脸，想知道是谁。

　　“不过就是谢菲尔德的布督克斯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便放下心。开始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那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似乎有个令人好笑的名声，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默德斯通先生也很开心。笑过一阵后，那被称作奎宁的先生说：

　　“关于这笔看准的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嗬，我还没看出布鲁克斯目前对于这事懂得多少，”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怎么赞同。”

　　听到这话，大家又哄笑起来。奎宁先生说要拉铃叫些葡萄酒为布鲁克斯祝福。他也这么做了。酒送上后，他叫我喝一点，吃块饼干。我喝酒前，他要我站起来说。“****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番祝福引起大家喝采和开怀大笑，连我也笑了。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一句话，大家都快活极了。

　　那以后，我们在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又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放在我眼前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装做能看见——然后我们回到旅馆提前吃午饭。在外面散步时，那两个人不停地吸烟。我想，如果从他们那粗呢外衣的气味来判断的话，那他们准是从裁缝处取回这衣时就一直吸个不停。我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登上游艇后，那三个人都走到船舱里去忙着摆弄一些文件。当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时，只见他们干得十分努力。在这期间，他们让一个很和气的人照顾我。这个大脑袋上长着红头发，戴着顶很小的帽子，这帽子竟亮闪闪的。这人穿着件斜纹衬衣或背心，胸前绣着大字母拼成的“云雀”。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不能像住在街上那样在门口上标出他的姓名，所以才把姓名标在胸前，可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艇的名字。

　　那整整一天里，我观察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人严肃和稳重。那两人很快活，无忧无虑，常彼此开玩笑，但几乎不怎么和他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有心机也更沉着冷静，他们似乎对他也持有我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两次，奎宁先生说话时斜睇着默德斯通先生，似乎是怕惹恼了他。还有一次，巴斯尼治先生（另一个男人）得意洋洋时，脚被奎宁踢了两下，奎宁用眼神警告他，要他注意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的默德斯通先生。我记不起那天默德斯通除了对那个谢菲尔德打趣话笑过外还有什么时候笑过——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说的个笑话呀。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晚上，母亲和他又沿着蔷薇树篱散步，我被打发进屋喝茶。他走后，母亲问我那一天里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并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可我看得出她喜欢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这一点，我在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又趁机问她可曾见过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可她却答了个·不字；不过，她想这人准是个制作刀叉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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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谢菲尔德素以五金制造业著名，一直为英国冶铁中心。

　　此时此刻，她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有如我想在街头济济人群中找寻的任何一张脸那么清晰；我能说她的脸早已不复存在了吗？——虽说我记得它已变化了，虽说我明知它已消失了。当她当年那少女般的纯真和美丽又像那天夜里一样令我感到扑面而来时，我说它们凋零纷谢了吗？当她在我记忆中复活（虽说也只能如此），而在这记忆中她比我或任何人都有或有过的青春风采更加风光动人，我还能说她改变了吗？

　　谈话后，我就上了床，我现在字字依实来写她那时来和我说晚安的情景。她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额，似乎逗趣地说：

　　“他们说些什么，卫卫？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不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把双手放到我嘴唇上阻拦我。

　　“决不会是‘迷人的，’”她笑了起来，“决不会是‘迷人的’卫卫。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了！”

　　“是的，就是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挺理直气壮地复述道。“还说是‘漂亮的’。”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的’，不会是‘漂亮的’，”母亲又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道。

　　“是的，就是这么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这些家伙多蠢，多没羞没臊！”母亲笑着并捂住了脸，“这些人真可笑极了！是不是？亲爱的卫卫——。”

　　“呃，妈妈。”

　　“千万别告诉皮果提，她会对他们很生气的。我自己也很生他们的气，我一点也不愿让皮果提知道。”

　　当然，我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互相亲吻，不久我就睡着了。

　　事隔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好像就是第二天，但实际上可能是两个月左右以后，皮果提向我透露了我马上就要到来的惊人大事。

　　一个夜晚，我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一起，做伴的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的书。母亲当时也像以往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当时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想打呵欠，否则我会着慌的——最后才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那会不会很好玩？”

　　“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两只手也举得老高，“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鱼的人。

　　海滩，还有汉姆可以和你一起玩——”

　　皮果提说的是她侄儿汉姆，这人在第一章里被提及过，她把他说得像是英文语法的一个部分。

　　她叙说了这么些开心事，使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嗨，我敢打一个基尼的赌，”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如果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对这问题想讨个究竟，“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如果皮果提突然要在那只袜子上找一个什么洞，那这洞肯定是小得不值得补了。

　　“我说，皮果提！她不能一个人过，你知道的。”

　　“哦，天哪！”皮果提终于又看着我的脸说话了，“你不知道吗？她要和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原来是那样，我就很愿意去了。我真等不及母亲从格雷普太太家（就是那家邻居）回，不耐烦地等她做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一个了不起的理想。母亲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答允了。一切就在当晚做了安排，我旅行期间的食宿费将来都一一支付。

　　很快就到了动身的日子。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其它什么天灾而阻挡了那旅行。我们要乘早饭后出发的一辆行李车。只要允许我一夜合衣并戴着帽子、穿着靴睡，给多少钱我也乐意。

　　虽说我是这么不经意地叙述我当时是如何迫不急待地离开那快乐的家，可直到现在我还难过，当时我竟一点也没疑心到我永远离开了它。

　　我快乐地回忆起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因为我对母亲和那个我先前还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依恋之情。我知道母亲当时也哭了，我能感到她的心贴着我的心在跳，想到这些，我好快乐。

　　我快乐地回忆起当行李车老板开始赶动车时，母亲跪到门边请他停下，以便让她能再亲吻我。我快乐地沉浸在她凑上我的脸吻我时所表现出的亲热和挚爱。

　　当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别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相干。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挺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箱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门下书客

《大卫·科波菲尔》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我想，那车老板的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低着头，磨磨蹭蹭。好像满心希望那些要收包裹的人一个劲等。我幻想，真的幻想，它有时都为它这主意笑出声来了，可车老板说那只是它在咳嗽而已。

　　车老板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边赶车边垂着脑袋打瞌睡，一只胳膊支在膝盖上。虽然我说是他赶车，可我觉得实际上马在干这一切，就是没有他，这车也能到达雅茅斯。至于谈天么，他才不想呢，他只吹吹口哨。

　　皮果提的膝盖上放了一篮点心，就算我们要乘着这同一辆车去伦敦，也够我们一路吃的了。我们吃得多，也睡得多。皮果提的下巴支在篮子把上就很快睡着了，她一直没把篮子放开过。若非亲耳听见她打鼾，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毫无抵御之力的妇人也会鼾声如此之大。

　　我们在一些小巷小路边停了许多次。花这么长时间把一付床架交给一家小酒店，又在另一些地方停下去逗留，这令我十分厌倦。所以当看到雅茅斯时，我特别高兴。我向河对岸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望去，觉得它看上去潮兮兮，吸饱了水一样。我不禁觉得奇怪——如果世界真像地理课本上说的是圆的，那为什么每一处又都这么平坦呢？但我又想，可能雅茅斯座落在两极之一上，所以才这样。

　　我们越走越近了，看到附近的一切都像是天空下的一条低低的直线条。我暗示皮果提说如果有一座小山什么的，这看起来就会好一些，如果小镇和潮水不像烤面包和水那么混在一起，那就会更好。皮果提用比往常更加重的口气说，我们应当接受一切既成的事物，至于她，她以自称为雅茅斯鱼而自豪。

　　我们来到街上，这街也让我惊奇得不得了。鱼味，泥味，麻絮味，沥青味阵阵扑来，还有四处走动的水手，在石头上颠来颠去叮当响着铃铛的大车，我觉得我先前是低估了这么一个热闹繁华地了。我把这想法告诉皮果提，她听了这话好生快活，并告诉我，众人（我猜这是那些有幸而能生为雅茅斯鱼的那些人）都知，雅茅斯总的来说是天下最好的地方。

　　“我的阿姆在这儿呢！”皮果提叫道，“都长得让人认不出了！”

　　实际上，他是在家酒店等着我们。他像一个老相识那样问我觉得怎么样。开始，我并不觉得我对他不如他对我那么熟识，因为自我那晚上出生后，他再没去过我们家，他当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了。他把我放到他背上，驮着我回家，这下我们的交情大有进展了。他当时身高六英尺，块头大，膀乍腰圆，是个结实的大汉，可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傻笑，那头浅色的卷发使他看起来像头绵羊。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他穿的那条裤硬得就是没有腿在裤管里也能照样直立。他戴着一顶你可以称之为帽子的玩艺，就像是一幢顶上盖了什么又黑又脏的玩艺的旧房子。

　　汉姆背驮着我，把我们的一只小箱子挟在胳膊下，皮果提提着另一只箱子。我们在散有碎木片的小沙堆的小巷里绕来绕去，经过煤气厂、绳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修船厂、配索厂、铁器厂，以及一大些这样的厂子，来到我在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这时，汉姆说。

　　“那儿就是俺们的房子，卫卫少爷！”

　　我向四周望去，尽可能望到荒原尽头，望到海岸，望到河边。可我看不到什么房子。只有不远处有一条黑色的驳船或什么别的种类的旧船放在地面上，在海潮不及之处。从那里伸出一个铁漏斗权当烟囱，徐徐冒出烟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像人居住的东西。

　　“不会是它吧？”我说，“不会是那像船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它，卫卫少爷，”汉姆答道。

　　就算《天方夜谈》中阿拉丁的宫殿或大鹏鸟的蛋，我想，也比不上能住在这船里的荒诞想法更让我心醉神往。在它一侧，开了一个怪有意思的小门，直通屋顶下，还有一些小小的窗。这地方最叫人着迷心醉的是它实实在在是一条下过几百次水的船，而又从没人能想到在旱地上会有人住在它里面。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它让我着迷了。如果它本来是专门造着给人住的话，我可能会嫌它太小、太不方便或太孤零了。可正因为它本来不是为此而造的，它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居之所了。

　　它里面清洁得可爱，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里面有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有只茶盘，盘中绘有一个拿阳伞的女人，正在和一军人打扮的小男孩散步，小男孩还在滚铁环。一本圣经顶住了茶盘使其免于掉下。万一那茶盘跌下来，就会把聚在书周围的茶杯、碟子和茶壶都砸碎了。几面墙上都贴了些常见的圣经故事彩色画，画都装在镶有玻璃的画框里。于是，打那以后，我一看到小贩拿着这些东西，就不由得想起了皮果提哥哥做房子里的一切。穿红衣的亚伯拉罕把穿蓝衣的伊撒当祭品献上，穿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了绿色的狮穴中，这是其中最出色的两幅，在小小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建在桑德拉叫撒拉·珍的小船的画，那船尾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成的；这真是一件集美术和木工技术之大成的艺术珍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世人最为羡慕的宝物。天花板下的横梁上挂了些钩子，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被当作坐俱，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一进门后就看见的——据我的理论，挺孩子气的——然后，皮果提又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最可爱的一间——它就在那船的尾部，在旧日船舵横过处开了扇小小的窗；在墙上正好齐我身高之处，挂了面小镜子，镜框是用贝壳镶的；一张正好够我睡的小床；桌上一只蓝搪瓷杯里还插了束海草。墙壁刷得雪白，白得像牛奶，碎布拼成的床单亮闪闪地刺得我眼睛都痛了。在这间叫人不由得不爱的小房间里，还有一件事特引我注意，那就是鱼的气味，以至当我掏出口袋里的小手帕擦鼻子时，都觉得那也好像包了只大海虾在里面一样。我把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了皮果提，她告诉我说，她哥哥做大海虾、螃蟹和龙虾的买卖。后来，我在外面那间专门放些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纠缠绞结在一起，真是让人觉得好玩，而且一旦钳到什么就再也不会松开了。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全地在门口迎接我们。在汉姆肩头上时，离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就看到她在门口行屈膝礼了。还有一个最漂亮的小女孩（我认为她这样）也和她一样行礼。这小姑娘戴着一串用蓝珠子串的项链，我想吻她时，她不肯，跑到一边躲了起来。后来，我们大模大样地吃着比目鱼、溶奶油和土豆时（我还得到一块排骨呢）一个脸上毛乎乎却很和气的人回来了。他叫皮果提为“小妞妞”，又在她脸上好响好响地使劲亲了一下，从她一贯行的礼数看来，我敢肯定这就是她的哥哥无疑了。他果然是的——人们向我介绍他为皮果提先生，这一家之主也。

　　“很高兴能见到你，少爷，”皮果提先生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粗鲁，可我们有着热心肠。”

　　我向他致谢，并说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准会过得快乐。

　　“你妈好吗，少爷？”皮果提先生问道，“你们走时，她快活吗？”

　　我设法使皮果提先生明白她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快活，并说她要我转致问候——这句客气话是我编出来的。

　　“真是多谢她了，真的，”皮果提先生道，“嗬，少爷，如果你能和她，”他朝他妹妹点点头，“汉姆，还有小爱米丽，能在这儿一起多住两星期，我们会觉得很有面子呢。”

　　这么热情殷切表示了居停之谊后，皮果提先生走到屋外，用一满桶热水洗他自个儿，并一边说道：“冷水绝对洗不净我的污泥。”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外表大为改善，只是太红了，以至我不禁想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似——进热水前很黑，出热水后就是红红的了。

　　喝过了茶，门又已关好，缝缝眼眼也已塞住（那阵的夜晚雾气重，冷森森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可爱的隐居处了。听着海面上吹过来的阵阵风儿，知道屋外冷雾正偷偷爬过荒凉的滩地，看着火炉，想到这儿没有别的房屋而只有这一所，而这一所又是一艘船，简直让人觉得太妙了。小爱米丽已战胜了羞怯，和我一起坐在那最低最小的柜子上，这柜子刚好够我们俩坐，也正好能放进烟囱的那个角落。系着白围裙的皮果提太太对着火炉坐着织毛线。皮果提从容自在地用那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盒和那块蜡烛头做针线，那样子就像那些东西一直就是放在这儿的一样。先前已给我上了扑克牌启蒙课的汉姆这会又拼命想记起一种用这副脏牌算命的方法，他翻动扑克牌时把拇指上的鱼腥味全留在牌上了。

　　皮果提先生抽着烟斗，我觉得这是谈知心话的时候了。

　　“皮果提先生！”我说。

　　“少爷，”他说。

　　“你给你儿子取名汉姆，是不是因为你们住在一种方舟上？”①皮果提先生似乎认为这是个寓意挺深奥的问题，但仍答道：

　　“不是的，少爷。我从没给他取过名字。”

　　--------

　　①据《圣经》的《旧约》中记载，制造方舟的诺亚之次子便名为汉姆。

　　“那么是谁给他取的这名字呢？”我用教义问答的第二个问题问皮果提先生道。

　　“哦，少爷，他父亲给他取的呀。”皮果提先生说。

　　“我先前还以为你是他的父亲呢！”

　　“我的兄弟，是·他·的父亲，”皮果提先生说。

　　“他死了吧，皮果提先生？”我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又问道。

　　“淹死的。”皮果提先生说。

　　皮果提先生竟不是汉姆的父亲，我对此好生惊诧。我开始想我是否已把这里的一切人之间的关系都弄错了。我极想把这点弄个明白，于是我决心向皮果提先生问个清楚。

　　“小爱米丽，”我瞟了她一眼说道，“是你的女儿吧，对吗，皮果提先生？”

　　“不是的，少爷。我妹夫汤姆是她的父亲。”

　　我忍不住了。“——死了，皮果提先生？”我又满怀敬意地沉默了一下后问道。

　　“淹死了，”皮果提先生说。

　　我觉得再就这话题谈下去挺不容易的。可我并没有问到底呀，怎么着我也该问到底呀。于是我说：

　　“你就没·什·么孩子吗，皮果提先生？”

　　“没有，少爷，”他笑一下说，“我是一个单身汉呢。”

　　“一个单身汉！”我大吃一惊道，“哦，那么那是谁呢，皮果提先生？”我指着系着白围裙正织毛线的人问。

　　“那是高米芝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高米芝，皮果提先生？”

　　但就在这时，皮果提——我是说我的那个皮果提——示意我别再问下去，于是我只好坐在那里，看着静静坐在那儿的大家，一直到上床的时间。在我自己那间小卧室里，她才告诉我，汉姆和爱米丽都是失去父母的侄儿和甥女，当他们分别被抛下时都是什么也没有的孩子，皮果提先生就打那时收养了他们。高米芝太太是和他在一条船上一起干活的一个人的寡妇，那伙伴死于贫困潦倒。他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说，不过他像金子一样好，像钢一样真——她这么比喻说。她告诉我，唯一能让他暴怒或诅咒的话题就是谈他的这些义举。

　　如果他们中有谁说到这事，他就用右手重重朝桌上捶一下（有一次还打破了一张桌面呢！）并说出一个可怕的诅咒；如果还有人再提到这事，他就得离开并永不再回，或者受到“锅埋”①。我问后得到的回答，似乎没人知道“受到锅埋”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人人都认为这是最可怕的诅咒。

　　--------

　　①Gormed是God—damned的讹音，意为遭天谴。

　　我充分感觉到主人有多么好，随着睡意变浓，我更觉得心情舒畅了。我听着女人在船的那一头另一间类似的小室中就寝，听着他和汉姆在屋顶上我先前看到的那些钩子上挂起两张吊床。睡意渐渐偷袭着我，我同时仍能听海上咆哮的风那么凶猛地吹过海滩，我不禁对这夜间起伏翻腾的大海感到一种朦胧的不安。可我宽慰自己，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一条船上呀；而且就算会发生什么，有像皮果提先生那样的人在船上就不会有什么不好。

　　但和白天一样，什么也没发生。晨曦刚照到我那镜子的贝壳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米丽一起出去，到海边捡石子。

　　“你完全是个水手了吧，我想？”我对爱米丽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么想过，可我觉得我得说点什么才算有礼貌；而且正好那时有一张离我们很近的船帆在她明亮的眼睛中映出那么好看的小影子，所以我就一下想起了这番话。

　　“不，”爱米丽摇头答道：“我怕海。”

　　“怕？”我看着大海，做出很勇敢的样子说，“我就不怕。”

　　“哦！可海太残忍了，”爱米丽说，“我看到过它是怎么残忍地对待我们的一些人。我看到它把一艘像我们房子那么大的船撕成碎片。

　　“我希望那船不是——”

　　“不是我父亲随其淹死的那艘？”爱米丽说，“不。不是那艘。我就没见过那艘船。”

　　“你也没见过他吗？”我问。

　　小爱米丽摇摇头。“不记得了。”

　　真是太巧了！我马上就告诉她：我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有我和母亲怎样独立过着我们所能想象的幸福生活，不仅现在这样生活，今后也要永远这样生活。我还告诉她：我父亲的坟就在我家附近的教堂墓场中，被一棵大树荫护着，许多愉快的早晨，我走到树下，听鸟儿歌唱。只是这一点似乎和爱米丽的孤儿生活不同。她在失去父亲前就已失去了母亲，而且没人知道她父亲的坟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是埋在海底深处的什么地方。

　　“还有，”爱米丽一边找贝壳和石子一边说，“你父亲是一个上等人，你母亲是一个夫人；我父亲是一个打渔的，我母亲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我的丹舅舅也是一个打渔的。”

　　“丹就是皮果提先生，是吧？”我说。

　　“丹舅舅——就在那里，”爱米丽对着那座船改成的房子点点头道。

　　“是的。我说的就是他。他一定非常好，我想？”

　　“好极了。”爱米丽说，“如果我能做夫人，我一定送给他一件带钻石扣的天蓝上衣，一条漂白布的长裤，一件红天鹅绒的背心，一顶卷边的帽，一块很大的金表，一根银烟斗，还有一箱子钱。”

　　我说我一点也不怀疑皮果提先生是受之无愧的。我得承认，当时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会穿上他那感恩的小外甥女为他设计的服装而仍感自在，我特别怀疑那顶卷边帽是否合适；但我没说出这些想法来。

　　小爱米丽已停了下来，一边计算这些东西，一边望着天空，好像那些都是一种非常辉煌的景象。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捡着贝壳和石子。

　　“你想当一个夫人？”我说。

　　爱米丽看着我笑了，并点点头说：“是呀。”

　　“我好想那样。这样，我们——我，舅舅，汉姆，还有高米芝太太——就都是上等人了。暴风雨的天气时，我们也不用再担心了——我那么说不光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也为那些可怜的渔人，真的，而且万一他们碰到什么不幸，我们就用钱帮他们。”

　　我觉得这想法真合我意，而且看起来一点也不会是不可能的。我对这想法表示了赞同和欣赏；在这鼓励下，小爱米丽又羞怯地说：

　　“现在你还觉得你不怕海吗？”

　　现在，海安静得足以使我安心，可我坚信：一旦我看见一个稍大点的浪头卷来，我就会想起她那些被淹死的亲属，并且拔腿就跑。可我还是说“不怕”，我又补充说，“你看上去也不怕，虽说你说你怕”——我这么说是因为刚才我们在旧码头或木跳板上走过时，她总走在边沿处，我担心她会掉下去。

　　“这种时候我不怕，”小爱米丽说，“当风儿刮起的时候，我就醒来，怕得发抖，想念着丹舅舅和汉姆，并相信听见了他们呼救的声音。所以，我好想当一个夫人。这种时候我不怕，一点也不，瞧！”

　　她从我身边跑开，从我们站着的地方跑到一块边沿不规则的木头上，那木头一端突出悬在离深水有相当高度的地方，一点围护也没有。这情景在我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我会画，我一定在这儿把这一切画下来，我敢说，我能把那天的确切情景画下来；还有小爱米丽跳上她的绝命之地（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面向远方的大海，她那神气我永远也忘不了。

　　那个灵活勇敢又跳跃不停的小人儿平平安安回到我身边后，我马上就嘲笑自己的那份恐惧，还有我发出的叫喊。不管怎么说，叫喊是没有用的，因为附近没有一个人。可是打那以后——一直到成人时还如此——我曾多次想过：在那些不可知的事物的可能性中，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那孩子突然变得鲁莽是因为有一种眷顾她的吸引力推动她去冒险，是因为被冥冥中她那已故的父亲引诱着向他靠拢，这样她就能在那天终结生命。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里我曾猜想：如果她将来的生活已在那一瞥之间向我作了预示（按照一个孩子可以完全理解的方式作了预示），如果只要我援手她便可以得到保全，我是否应当伸出手去救援她？从那以后，有那么一段时期（我不说这段时期很长，可是曾有过那么一段时期）我反复自问：如果小爱米丽在那个清晨就在我眼前被淹没是不是反而要好些？我曾回答自己说：是的，那样更好。

　　也许这太早了，我这么认为太操之过急了，也许。不过，由它去吧。

　　我们悠悠走了好长一段路，往自己身上揣了好多我们认为稀罕的宝物，还把一些搁浅了的星鱼送回水中——就是现在我对这种东西也不甚了解，不知道它们究竟感谢我们那样做还是正好相反——然后就回头朝皮果提先生的住处走。在龙虾外屋的屋檐下，我们天真地相互亲吻，然后才满怀着健康和快乐的心情进屋去吃早餐。

　　“真像两只年轻的阿美。”皮果提先生说。我懂，在我们当地土话里，这就等于说“两只年轻的画眉，”我就把这当作赞美接受了。

　　当然，我爱上小爱米丽了。我相信，与我后来那可称最美好的爱情相比，我那时对那小孩的爱情也同样真挚、强烈，还更加纯真和高尚，尽管前者是那样崇高伟大。我相信，从我对那个蓝眼睛的小孩所抱的幻想中升华出某种东西，并使她在我心目中成了天使。即令在哪个晴和的早上，她展开一双小翅膀从我眼前飞走，我也决不会认为不可思议。

　　我们常常相亲相爱地在雅茅斯雾朦朦的老海滩上散步，走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日子就这样被我们悠悠地度过，时光就像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孩子在自得地戏嬉。我告诉爱米丽，说我爱她至极，如果她不承认她也爱我至极，我就只好用刀杀死自己。她说她爱我至极，我也深信她爱我至极。

　　说到什么不门当户对，太年轻，或其它的障碍困难，我和小爱米丽压根没这种感觉，也没这种苦恼，因为我们就没有将来。我们根本不去设想如果长大了会怎么样，也不去设想如果我们更年幼会怎么样。晚上，我们亲亲热热地并肩坐在小柜子上时，我们就成了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夸赞的对象，她们常小声说：“天哪！多好看哪！”皮果提先生在烟斗后对我们微笑，汉姆整个晚上什么也不干就只咧着嘴笑。我想，他们觉得我们可爱，就像他们会觉得一个好看的玩具或袖珍的罗马剧场模型可爱一样。

　　不久，我就发现虽然高米芝太太和皮果提先生住在一起，她却并不像人们事先以为的那么好相处。高米芝太太的性子相当拧，在这么一个狭小的住处，她却那么经常地抽泣，弄得大家都不舒服。我想，如果高米芝太太自己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方便房间可以避进去，一直在那儿呆到她精神振作了再出来，那于大家都要好得多。

　　皮果提先生不时去一家叫快活地的酒店。我们到后的第二晚或第三晚他没在家，高米芝太太就抬头望着那个荷兰钟，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她说他是在那个地方，还说她一早就知道他会去那儿的，所以我知道了这事。

　　高米芝太太一天到晚都怏怏不乐。上午火炉冒烟时，她就哭了起来。当那不愉快的事发生时，她就说这话：“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我过不去。”

　　“啊，烟就要散开的，”皮果提说——我说的还是我们的皮果提——“再说，这烟也不只是让你一个人不待见，我们也都不待见它。”

　　“我觉得它更不待见我。”高米芝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寒风彻骨。火炉前专属高米芝太太的那个位置在我看来再暖和惬意不过了，而且她的那把椅子也是最舒适的。可那一天偏偏什么都不如她意。她一个劲埋怨天气冷，怨冷气不时袭击了她的背（她管那种袭击叫“偷偷地爬。”）最后，她为此流泪，并又说她是一个苦命的孤老婆子，一切都和她过不去。

　　“当然很冷，”皮果提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这种感觉。”

　　“我比别人更觉得冷，”高米芝太太说。

　　吃饭时也是这样。上菜时，我是被视作贵客而享受优先的，给我上完菜后就马上给高米芝太太上。鱼小而多剌，土豆又有点糊了，我们也都承认对这有点失望。可高米芝太太说她比我们更失望。她又哭了起来，并且十分悲伤地又把前面那番宣言再陈述了一番。

　　于是在皮果提先生晚上九点左右回家时，情形总是这样——高米芝太太总是心境极凄凉痛苦地坐在她那个位子上织毛线。皮果提一直挺快活地做手工。汉姆在补一双很大很大的水靴；我呢，就和小爱米丽坐在一起，并念书给她听。除了叹气，高米芝太太什么话都没说，而且打吃茶时候起，就没抬过眼睛。

　　“咳！朋友们，”皮果提先生坐下时说，“你们大家都好啊？”

　　我们都说点什么，或表示出什么神情以示欢迎他，只有高米芝太太对着她的毛线活摇摇头。

　　“这么不快活，”皮果提先生拍一下手道，“快活一点儿，好妈妈！”（皮果提先生的意思是说“好姑娘。”）

　　高米芝太太没表现出半点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掏出一条旧的黑手帕擦起眼睛来，而且擦了一下后不但不把它放回口袋，反而拿在手里又擦了一下，而且依然不放回口袋，随时准备再用来擦眼睛。

　　“这么不快活，太太！”皮果提先生说。

　　“没什么，”高米芝太太答道，“你是打快活地回来的吧，丹？”

　　“可不是，我今晚在快活地休息了一小会儿，”皮果提先生说。

　　“我真抱歉，把你逼到那里去了。”高米芝太太说。

　　“逼？我可不是被逼着去的，”皮果提先生说着坦诚地笑了起来，“我可是巴不得去那儿呢！”

　　“是啊，巴不得，”高米芝太太说着摇摇头，又擦起了眼睛，“是呀，是呀，非常巴不得。我真抱歉，是因为我你才这么巴不得去那儿的。”

　　“因为你？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皮果提先生说，“别信这个。”

　　“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我，”高米芝太太哭着道，“我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个苦命的孤婆子，不但什么事都和我过不去，我也和所有的人都过不去。是的，是的，对这点我比别人还感受得多，也表现得更多。这都是我命不好。”

　　我坐在那儿看到这一切时不禁想：这不好的命都延伸到这个不是高米芝太太的家的每个成员身上了。但是皮果提先生没这么反驳，他所做的回答只是恳求高米芝太太快活起来。

　　“我不是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高米芝太太说，“远远不是。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的烦恼把我弄得性子别扭。我总感到那些烦恼，就是它们使我性子这么别别扭扭。我希望我能感觉不到那些烦恼，可我就是做不到。我真巴不得我能对那些烦恼无动于衷，可我也做不到。我使这个家不快乐，对这点我一点也不怀疑。我让你妹妹整天不快乐，还有卫少爷。”

　　这时我一下就软化了，并叫了出来，“不，你没有，高米芝太太。”那时我心里内疚极了。

　　“我这么做太不应该，”高米芝太太说，“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最好进济贫院去死了算了。我是个苦命的孤老婆子，最好别在这儿和别人过不去。如果事事都和我过不去，我又非要和自己过不去，那就让我回到我先前的教区去过不去吧，丹尔，我最好去济贫院，死了算了，省得让人嫌。”

　　说罢这些，高米芝太太就去睡了。她走了以后，一直除了深切的同情而没有再表示任何情绪的皮果提先生看了看我们大家，一面仍然满脸挂着真挚的同情，一面点着头小声说：

　　“她在想那老头子呢。”

　　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大家认为高米芝太太一心想的老头子是谁，直到皮果提送我上床时她才告诉我，那是已故的高米芝先生。她的哥哥总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当然的理由，而这理由也总能使他感动。那天夜里，他爬上吊床后，我亲耳听到他反复对汉姆说：“可怜的人！她在想那老头子呢！”在我们住在那里的后来一段时间里，只要高米芝太太忍不住又那么做时（次数并不多），他总十分怜悯谅解，并说那样的话。

　　两个星期就那么溜过去了。仅有的变化只是潮汐引起的变化，而这变化改变了皮果提先生进进出出的次数，也改变了汉姆的工作繁忙程度。汉姆没什么话可以干时就和我们一道散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船只指给我们看，有那么一、两次还带我们去划船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尤其在联想童年时，总认为某一组平平淡淡的印象与一处的联想比别的要密切，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要一听到或读到雅茅斯几个字，我马上就会联想到某个星期天，在海滩上响起唤人们去教堂的钟声，倚在我肩头的小爱米丽，懒洋洋地往水里扔石头子的汉姆，远处海面上刚冲出重雾的太阳，它显示出影影绰绰的船只来。

　　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能忍受与皮果提先生和高米芝太太的分别，但离开小爱米丽却使我心里痛楚万分。我们手挽手来到行李车夫住的酒店，在路上时我答允一定给她写信（后来我履行了诺言，那字写得比手写的召租广告还大）。分别时，我们都很难过。如果我这一生中有过什么缺憾，那天我就造成了一个。

　　当我在外作客期间，我对我的家真是忘恩负义——很少或根本就没想到过它。但是当我一开始往回家的方向走时，我那嫩稚的良心就开始自责，它好像用一个坚定的手指头指着家的方向；在我心绪低落时，格外觉得家就是我的巢，母亲就是安慰我的亲人和朋友。

　　我们朝家走的时候，我有了这种感觉；于是越离家近，所经过的事物越熟悉，我就越急于回到那里，投入她的怀抱。可是皮果提不但没有我这种感觉，反而——虽然很和善地——

　　要平抑它，而且她看上去很不安，心情也不那么好。

　　可是无论她怎么样，只要行李车夫的鸟乐意，总会到布兰德斯的鸦巢的。而且也果然到了。我记得多分明：那是一个冷嗖嗖的下午，天空阴沉沉的，像是就要下雨。

　　门开了。我又高兴又激动地半哭半笑着找母亲。可是不是她，却是一个从没见过的仆人。

　　“怎么了，皮果提！”我伤心地说，“她没回家吗？”

　　“她回了，她回了，卫少爷，”皮果提说，“她已经回家了。

　　等一会儿，卫少爷，我有些事要告诉你。”

　　由于激动加上她下车时那种没法改的笨手笨脚，皮果提这会儿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离奇的大彩球了，不过我当时由于觉得太扫兴和太意外而没把这告诉她。她下车后，拉着我的手，把满心疑云的我带进厨房后关上了门。

　　“皮果提！”我很惶恐地说，“发生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保佑你，亲爱的卫少爷！”她强作高兴的样子答道。

　　“一定有什么事了，我敢肯定。妈妈在哪儿呀？”

　　“妈妈在哪儿呀，卫少爷？”皮果提重复道。

　　“是呀。为什么她不走出大门来，那我们又到这儿来干什么？哦，皮果提！”我眼泪汪汪，我觉得我要跌倒了。

　　“保佑这宝贝心肝样的孩子吧！”皮果提紧紧抓住我叫道，“怎么了？说话呀，我的宝贝！”

　　“不会也死了吧！哦，她没死，皮果提？”

　　皮果提叫了声“不，”那声音大得惊人。然后她坐下开始喘气，并说我使她受惊了。

　　我抱了她一下，好让她从那一惊之中解脱恢复，然后又站在她面前，怀着焦虑和疑问看着她。

　　“你知道，亲爱的，我本当早就告诉你的，”皮果提说道，“可我没找到机会。我实在应该找一个机会，可我不能还绢”——在皮果提的词汇中，还绢总表示完全的意思——

　　“打定主意。”

　　“说下去吧，皮果提”我说，心里更加惶恐了。

　　“卫少爷，”皮果提说着用一只手颤抖地解开她的小帽，这时她说话有些喘不过气了，“你觉得怎么样？你有个爸爸了。”

　　我发抖了，脸色也变白了。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或怎么样的——一种与墓场的坟墓和死者复生有关的东西像一阵有毒的风一样朝我吹来。

　　“一个新的，”皮果提说道。

　　“一个新的？”我重复道。

　　皮果提吃力地喘了一口气，好象在咽什么很硬的东西，然后伸出双手说：

　　“去吧，去见他。”

　　“我不要见他。”

　　——“还有你的妈妈呢。”皮果提说。

　　我不再往后退了。我们来到最好的那间客厅，她就离开我去了。在火炉的一边坐着我母亲，另一边则坐着默德斯通先生。我母亲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急忙站了起来，不过我觉得她动作里带有几分怯意。

　　“啊，克拉拉，我亲爱的，”默德斯通先生说，“镇静！控制住自己，要永远控制住自己！卫卫小子，你好吗？”

　　我向他伸出了手。犹豫了一下，我去亲吻母亲，她也亲吻我，并轻轻拍拍我的肩膀后才又坐下来继续做针线活。我不能看她，我不能看他，我知道得很清楚：他正在看我们俩。

　　我转身走到窗前往外看，看那些在寒冷中垂下头来的草。

　　到了可以溜走的时候，我就马上溜走了。我那亲爱的老卧室已经变了样，我得睡在很远的地方。我不经意地走下楼，想看看还有什么保持了旧貌，但一切都似乎改变了。我又悠悠走到院子里，但又马上回来。那以前的空狗屋现在被一条大狗塞得满满的——那狗像·他一样声音低沉、毛发黑黑——

　　一看到我，它就大发脾气，朝我一下扑过来。　

门下书客

《大卫·科波菲尔》第四章 我蒙受了屈辱

假如我的床移进的那间房间是一个有知觉并能作见证的东西，那我今天可以请它——我不知道现在是谁睡在里面了——为我证明，我带给它的是一颗何等沉重的心。我在狗吠声中来到那儿，我上楼时一直听见那狗在我身后狂叫。在我看来，那房间空荡荡的，实在陌生，就像在房间看来我也是那样。我两只小手交叉着坐在那儿就想开了。

　　我想的都是最怪的事。我想到那房间的形状，那天花板上的裂纹，墙上的纸，窗玻璃上呈波纹和漩涡样的裂缝，那个三条腿而歪歪咧咧并看上去很不快活的脸盆架。看到它我不禁想起了在老头子影响下的高米芝太太。我一直哭呀，哭呀，可是除了因为觉得冷和沮丧，我肯定我当时不是为想到什么别的而哭。最后，感到孤零零的我开始想到我是多么地爱着小爱米丽，却偏偏被人从她身边拖开而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似乎没人及她一半那样需要我或关心我。想到这里我好不痛苦，便滚进被子的一角，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有人说着“他在这儿哪！”并把我热脑袋上的被子揭开，这下就把我弄醒了。原来是母亲和皮果提来看我了，是她们中的一个把我弄醒的。

　　“卫卫，”母亲说，“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觉得她居然这么问我实在太怪了，于是就说：“没什么。”我转过脸去，我记得我是想不让她看见我颤抖的嘴唇，否则会让她看出更多真相。

　　“卫卫，”母亲说道，“卫卫，我的孩子。”

　　我敢说，当时她无论说什么也不像她把我叫作她的孩子更打动我的心。我把眼泪藏在被单上。她要拉我起来时，我使劲用手推开她。

　　“这就是你干的事，皮果提，你这残忍的东西！”母亲说，“我对这一点也不怀疑。我不知道你这样教唆我的亲儿子来反对我或反对任何我爱的人，你又怎么能对得起你的良心？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皮果提？”

　　可怜的皮果提举起双手，抬起了眼睛。她只能用我在饭后常作的谢饭祷告用的话来回答：“上帝饶恕你，科波菲尔太太，但愿你不会为你刚才说的话而真心后悔！”

　　“实在让我气坏了，”母亲叫道，“在我的蜜月里，就算我最恶毒的仇人也会想到这一点，从而不嫉妒我这一点点的安宁和幸福。卫卫，你这个调皮的孩子！皮果提，你这个野蛮的东西！哦，天啊！”母亲一会儿转向我，一会儿转向皮果提，任性地叫着说，“当人满以为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尽可能地如意时，这又是多么多么令人苦恼的世界呀！”

　　我感到一只手触到了我，而我知道这手既不是她的，也不是皮果提的，于是我下床站到床边。这是默德斯通先生的手，他说话时一直把那手放在我手臂上。

　　“怎么了？克拉拉，我的心肝，难道你忘了？——坚定，我亲爱的。”

　　“我很惭愧，爱德华，”母亲说，“我本想做好，但我实在不舒服。”

　　“真是的！”他答道，“这么快就听到这个太糟了，克拉拉。”

　　“我说，硬要让我现在这样实在太难了，”母亲撅嘴说，“实在——太难了——是吧？”

　　他把她拉到身边，对她小声说了点什么又亲亲她。看到母亲的头依在他肩上并用手臂挨着他脖子，我就知道——和我现在知道得一样清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弄她那软弱的天性，他达到目的了。

　　“下去吧，我的爱人，”默德斯通先生说，“卫卫和我也会一起下楼去的。我的朋友，”当他盯着我母亲出去后，他就朝她点点头并微笑一下，然后他就把那张阴沉沉的面转向皮果提，“你知道你女主人的姓了吗？”

　　“她做我的女主人已经很久了，老爷，”皮果提答道，“我当然知道。”

　　“这是实话，”他答道，“可我想，在我上楼时我听到你不是用她的姓称呼她。她已用了我的姓，你知道。你会记住这个吗？”

　　皮果提不安地看了我几眼，行个礼就什么也不说地走出了房间。我猜她看出有人希望她离开，而她也没什么理由继续留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后，他关上门，坐到一张椅子上，把我捉着站到他跟前，死死盯住我的眼睛。我觉得我的目光也被他所吸引而同样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当我回忆起当时我们就这样相对相视时，我好像又听到我的心那样又快又猛地跳动了。

　　“大卫，”他说着把嘴唇抿得薄薄的，“如果我要对付一匹犟马或一只凶狗，你认为我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揍它。”

　　我几乎什么也说不出声来，可我觉得我虽然沉默，却呼吸急促了许多。

　　“我要让它害怕，让它学乖。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征服这家伙；’哪怕要让它把血流干，我也会那么做，你脸上是什么？”

　　“脏东西，”我说。

　　他分明和我一样清楚：那是泪痕。可就算他把这问题问上二十次，每次都还打我二十拳，我相信我决不会那么回答他，哪怕我那幼稚的心炸开。

　　“你这家伙人小却挺聪明。”他说着面带只属于他的那种严肃的微笑，“你很懂得我，我看得出来。去洗把脸，少爷，然后和我一起下楼去。”

　　他指着令我想到高米芝太太的那个脸盆架，并用头示意我要马上服从他。我当时毫不怀疑（我现在也毫不怀疑），如果我有些许迟疑，他一定会把我****而不带任何犹豫。

　　“克拉拉，我亲爱的，”当我按他说的做了后，他拉着我一只胳膊把我押进客厅时说，“你不会再觉得不舒服了，我希望。我们不久就能使我们这位年轻人的性子变得好些。”

　　上帝帮助我！当时只要有一句和善的话，我一生都会变得好些，或许会被造就成另一种人。一句鼓励和解释的话，一句对我年幼无知表示了怜悯同情的话，一句欢迎我回家的话，一句向我保证这·就·是我家的话，便会使我打心眼里孝顺他，而不只是虚伪地在外表上孝顺他，也会使我尊敬他而不仇恨他。我觉得，母亲见我那么怯生生又疏远地站在房中心里很难过，所以我一溜到一张椅子前坐下，她目光更加忧伤地追随我——或许她十分怀念我从前那幼稚的步态中那种无拘无束吧——但那句话并没说出来，该说那句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我们单独进餐，就我们仨一起吃。他似乎很爱我的母亲——恐怕我也并不因此而就会喜欢他一点——她也很爱他。从他们谈话中我得知他的一个姐姐要来和我们住在一起，而且是这天晚上就要到。是当时还是后来我才发现，这点我不太肯定了，反正他并没有积极投身任何什么事业，他只在伦敦一家酒业商号里有些股份，或每年抽点红利，还是他曾祖父在世时，他家就和那家商号有些关系了，他的姐姐也在那家商号有些股份；不过我得在这儿说明一下，或真或假。

　　吃过晚饭后，我们都坐在火炉边，我就捉摸怎么才能跑到皮果提那里去又不是偷偷溜掉，免得冒犯这一家之主。就在这时，一辆马车来到花园门口，他便出门去迎接客人。我母亲跟在他身后，我则怯怯地跟在母亲身后。在昏暗中，她来到客厅门口时转过身来，像过去一样搂住我，小声嘱咐我要爱这个新的父亲并服从他。她匆匆忙忙地偷偷这么做，好像这么做不对一样，但仍然亲热温柔。她把手伸到背后握住了我的小手，直到我们来到花园里离他站的地方很近了，她才松开我的手去挽他的胳膊。

　　来人是默德斯通小姐，她是一个面色阴沉沉的女士。她不仅像她弟弟一样黑黑的，面目和声音也像他。她的眉毛生得很浓、几乎一直长到她那个大鼻子上了，仿佛她生错了性别而以此来代替胡须。她随身带来两只样子突兀、结结实实的黑箱子，箱盖上用铜钉结结实实地钉了她的姓名缩写。给车夫付钱时，她从一个结结实实的钱包中拿出钱来，然后把钱包放进一个包里囚禁起来再把这包一下用力关上，这包是用一根很粗的链条拴在她胳膊上的。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默德斯通小姐那样地地道道的铁女人。

　　在一大堆表示欢迎的话语声中她被请进了客厅，在那儿她正式承认我母亲为她新的近亲。然后，她又看着我说：

　　“这是你的男孩吗，弟妹？”

　　我母亲承认我是的。

　　“一般来说，”默德斯通小姐说，“我不喜欢男孩。你好，男孩？”

　　在这样一番鼓励下，我告诉她我很好，并说我希望她也一样。默德斯通小姐就这样冷淡地用四个字打发了我：

　　“缺少教养。”

　　一字一声地说罢这话后，她便要求带她去她的房间。打那以后，那房间对我来说就成了一个冷森森的可怕地方。那两只箱子从没人见过有打开的时候，也从没人见过它们有不上锁的时候（她外出时我朝屋里偷看过一两次。默德斯通小姐着装时用来打扮装饰自己的那无数细钢索、两头钉什么的也总挂在镜子上，让人看了发怵。

　　照我看来，她是住下不走了，也没有再走的愿望。第二天一早，她就着手“帮”我母亲了，整天在储藏室进进出出，整理东西，把以前的安排全挪位。在默德斯通小姐身上，我观察注意到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就是：她不停地怀疑仆人们在这幢房子的什么地方藏了一个男人。受这幻觉影响，她总在最不相宜的时候一下冲进煤窖，打开幽暗的壁橱门后总要“砰”地一声关上，并自认为已经将他抓到了。

　　虽然默德斯通小姐没半分灵活之气，但在起床这点上她算得上是只云雀。在家里其它人都没醒来时她就起床了（现在我还相信她这么是要找那个男人）。皮果提个人的见解是：她连睡觉也睁着一只眼。可我不能同意这说法，因为我听到这话后就亲身试过，发现根本不可能。

　　她到后的次日早上，鸡叫时她就起床并摇响了铃。我母亲下楼来吃早餐并准备沏茶时，默德斯通小姐朝她颊上啄了一下（那是她最接近亲吻的表示了）并说：

　　“哦，克拉拉，我亲爱的，你知道，我来这儿是想尽我所能地使你从麻烦中解脱出来。你太漂亮，也太没头脑”——我母亲脸一下红了，但仍然笑着，好像并不讨厌这种说法——“不应该把我能分担的责任推在你身上。如果你听话，把你的钥匙都交给我，我亲爱的，以后这一切都由我来料理。”

　　那以后，默德斯通小姐白天就把那些钥匙放进她那个小囚牢里，晚上就放在她枕头下，我母亲和我一样再也没碰过它们。

　　对于主权完全丧失这点，我母亲也并非没有表示过一点抗议。一天夜晚，默德斯通小姐向她弟弟提出了一项家务的计划，他表示同意。这时，我母亲突然哭了起来，并说她以为也许会和她商量一下的。

　　“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严厉地说，“克拉拉！我真弄不懂你。”

　　“哦，说弄不懂我真不错，爱德华！”母亲大声说，“你谈论坚定也真不错，可你自己并不愿意那么做。”

　　我可以说，坚定乃是默德斯通姐弟二人认为了不起的品格。如果当时有人要我来讲出我对这个词的理解，而我又可以说得出自己的见解的话，我可以把它看作是专横的别名，看作是一种他们俩都具有的那种阴暗傲慢的魔鬼气质的别名。那信条，我现在可以说的话，也就是这个。默德斯通先生是坚定的；在他的天地里，没人能像他默德斯通先生那样坚定；在他的世界里，别人都不能坚定，因为人人都得屈服于他的坚定。默德斯通小姐是个例外。她能坚定，但仅由于是亲戚，而且只能限于从属的程度。我母亲是另一种例外。·她也能坚定，也必须坚定，但只能坚定地忍受他们的坚定，并坚定地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坚定。

　　“这太让人难受了，”我母亲说，“这是在我自己的家里——”

　　“·我自己的家？”默德斯通重复道，“克拉拉！”

　　“·我·们自己的家，我是说，”我母亲吞吞吐吐地说，显然是吓坏了——“我希望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爱德华——那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我竟不可能对家政说句话。我相信，在我们结婚前，我也把家务管理得很好。这是有证据的，”我妈妈哽咽着说，“问问皮果提吧，没人干涉时我是不是做得很好！”

　　“爱德华，”默德斯通小姐说，“一切都到此为止吧。我明天就走。”

　　“珍·默德斯通，”她弟弟说，“安静下来！你怎么可以暗示你并不了解我的个性呢？”

　　“我能肯定，”我那可怜的母亲继续流着泪说道，这时她处于极可悲的劣势，“我并不是要人走。如果有任何人走，我都会很痛苦，很不快活。我要求的并不多。我并不是不近情理。我只是要求有时和我商量一下。我对帮助我的人十分感激，我只是要求有时能仅仅从形式上和我商量一下。有一次，因为我没经验而又孩子气，我还以为你为此很高兴，爱德华——我确信你那么说过——可现在，你似乎因此而恨我，你这么严厉。”

　　“爱德华，”默德斯通小姐又说，“一切都到此为止吧。我明天就走。

　　“珍·默德斯通，”默德斯通先生大喝道，“你安静下来，·好·吗？你怎么这样？”

　　默德斯通小姐从她囚牢似的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并把它举到眼前。

　　“克拉拉，”他看着我母亲继续说，“你让我吃惊！你让我意外！是的，娶一个没有经验和心计的人，塑造她的个性，并在其中加入必需量的坚定和决断，我曾为我这种想法感到满意。可是，当珍·默德斯通这么好心地来尽力帮助我时，当她为了我而把自己放在一个管家的地位上时，当她因此竟得到一种卑劣的回报时——”

　　“哦，求你，求你，爱德华，”我母亲叫道，“别指责我忘恩负义，我能肯定，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从没人说我是的。我有许多过失，但决不是那种人。哦，别那样，我亲爱的！”

　　“当珍·默德斯通得到，我得说，”等我母亲已经不吭声了，他又继续说，“那样一种卑劣的回报时，我感到心寒，我感到我的想法改变了。”

　　“不要那样说，我的爱人！”我母亲可怜兮兮地请求道，“哦，不要那样说，亲爱的爱德华！听你那么说我真受不了。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重感情的，我知道我是重感情的，如果不是确信我是那样的，我就不会那么说。问问皮果提吧。

　　我可以肯定，她会告诉你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无论怎么样，只不过是软弱。克拉拉，”默德斯通答道，“那于我什么影响也没有。你喘不过气了。”

　　“求你让我们做朋友吧，”我母亲说，“我不能在冷漠和残酷下生活。我很难过。我有许多缺点，我知道，多亏你那么好，爱德华，用你的意志和努力来为我改正那些缺点。珍，我对什么也不反对。如果你想到要走，我会心碎——”我母亲实在说不下去了。

　　“珍·默德斯通，”默德斯通先生对他姐姐说，“我希望我们彼此说粗暴话的情形不会经常发生。今晚发生了这样罕见的事不是我的过失，我是因为受了另一个人的拖累。也不是你的过失，你也是受了那另一个人的拖累。让我们俩都尽量忘掉这一切吧。而且因为，”进行了那番慷慨陈词后，他又说，“这情形于孩子不宜——大卫，去睡吧。”

　　我眼泪汪汪，几乎不能找到门。我为母亲的悲哀而难过，可我还是摸索着走了出去，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到我的卧室。我甚至没心情去对皮果提道声晚安，或找她要一支蜡烛。一小时后，她上来看我并把我喊醒，告诉我说我母亲已经垂头丧气地去睡了，就剩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坐在那里。

　　第二天早上，我比平常早下楼。一听到母亲的说话声，我就在客厅外面停下脚。她很恳切而又谦卑地请求默德斯通小姐原谅。那女士答应了，于是达成了完全的和解。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她在未请示默德斯通小姐或未通过可靠途径获悉了后者的意见前就任何事发表过什么意见。而且每当默德斯通小姐动了气（她常常动气），把手伸到包里好像要掏出那些钥匙并提出要把它们还给我母亲时，我总看到母亲一副陷入了极度恐慌的样子。

　　默德斯通家人血液中那种阴郁也染得这家人的信仰阴暗，那信仰既严厉苛刻又怒气冲天。从那以后我就想：那信仰所以具有那种性质，是默德斯通先生的坚定品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他的那份坚定不容他让任何人能躲脱他可以以任何借口施以的严厉处罚。就这样，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那时去教堂时的浩荡阵势，还有那已改变了的气氛。那可怕的星期天又到了，我像是被押着去服苦役的囚犯一样首先被塞进那老位子，默德斯通小姐又穿着那件像是用棺材罩改缝的黑丝绒长袍紧跟着我；随后是我母亲，再后面是她丈夫。和以前不同了，现在没有皮果提。我又听到默德斯通小姐叽叽咕咕地应和着，并语气残忍地加重着说每一个可怕的字。我又看到她的黑眼睛朝教堂里转来转去，当她说到“可怜的罪人”时好像她正在咒骂所有的会众。我好不容易又偷偷瞅了母亲几眼，只见她被夹在那两人中间怯怯地翕动双唇，那两人分别在她一侧耳边发出的嘟哝，于她有如闷闷雷声。我又会突然满怀恐惧地怀疑：我们那位好心的老教士会不会搞错了而只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才是对的；还有那天国中的天使是不是都是毁灭一切的天使。如果我想活动一根手指或松驰一下面部肌肉，默德斯通小姐就会用她的祈祷书戳戳我，弄得我肋骨好疼。

　　是的，当我们走回家时，我又发现邻居们看着我们母子俩并悄悄说着什么。当他们三人臂挽臂走在前面我独自掉在后面慢慢跟时，我随着这些人的目光看去，又怀疑母亲的脚步是否真不如我以前所见的那样轻盈，还有她的美好容颜是否也真的几乎为忧愁而吞蚀尽了。我又猜想，不知邻居是否像我一样也记得在从前的日子里我们——她和我——是怎样一起走回家的；我傻乎乎地在那可怕的凄凉日子里整天想着这一切。

　　有几次在不经意时，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提起了送我去上寄宿学校的话题，母亲自然也表示了同意。不过，这事没任何结果，那时我还在家里上课。

　　我决不会忘记那些功课。名义上是我母亲管我的功课，实际上是由默德斯通先生和他的姐姐主持。这两人总是那时在场，把我做功课当成教训我母亲学习那混帐的坚定的好机会，那混帐的坚定正是我们母子生命的毒药。我相信，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被留在家里。当只有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时，我学习得很轻松，也很乐意学。我还依稀记得我是怎么在她膝盖上学认字母的。至今，我看到初级读物中那些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就仿佛又看到它们当初出现在我眼前时的那些怪怪模样，O，Q，还有S都多么和气。它们不让人生出半点厌恶和勉强情绪，相反，我好像是在母亲温和的声音伴随着，并在她温和的态度鼓舞下，一直沿着开满鲜花的小路走到那本鳄鱼书。可是接着下来的那些死板功课呢，我记忆中它们对我的安宁就像是毁灭性的一击，是每日的凄惶苦役和灾难。它们总要进行得好久好久，有好多好多，又好难好难——对我来说，它们有些都是无法理解的——我相信，我母亲和我都被这些功课弄得惶然不知所措。

　　让我回忆当时通常的情形吧，就记记一天早晨是什么样的吧。

　　早饭后，我带着书、一本练习簿和一块石板来到那第二好的客厅。母亲已在她的书桌边等着我了，但更着急地等着我的是坐在靠窗安乐椅上的默德斯通先生（虽说他假装在看一本书），或是坐在母亲身边串钢珠的默德斯通小姐。一看到这两人使我受了如此大的影响，我竟开始感到我花了那么大力气记下的单词都溜掉了，都溜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真的，我不知道它们·溜·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把第一本书交给我母亲。或许是本语法，或许是本历史，或许是本地理。把书交到她手上时，我拼命朝几页书上看了最后一眼，并趁我还记得时就用赛跑的速度一个劲得背。我背错了一个词，默德斯通先生便抬起眼皮看着我。我又背错了一个词，默德斯通小姐便抬起眼皮看着我。我脸红了，结结巴巴，背错了半打单词，终于停下。我想，我母亲准会把书给我看看，如果她敢的话，可她不敢。她只是柔声柔气地说：

　　“哦，卫卫，卫卫！”

　　“啊，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对这个孩子必须坚定些。不要说‘哦，卫卫，卫卫，’那是对小小孩的做法。他要么就知道他的功课，要么就是不知道。”

　　“他·不知道，”默德斯通小姐恶声恶气地插言道。

　　“我真担心他不知道，”母亲说。

　　“那么，你知道，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答道，“你应该把书还给他，教他知道。”

　　“是啊，当然是啊，”我母亲说，“我正是想那样做，我亲爱的珍。好了，卫卫，再努力一次，不要糊涂哦。”

　　我遵照这教诲的头半部分，又努力了一次，但执行那下半部分时却不怎么成功，因为我糊涂得不得了。还没背到先前背不下的地方，我就开始出错了，而上次我还能正确地背出来呢。我只好停下去想。可我不是想我的功课。我做不到这点。我想的是默德斯通小姐帽里的兜网有多少码，或默德斯通先生的晨袍值多少钱，或一切与我无关而我也不想与其有关的可笑问题。默德斯通先生不耐烦的动了一下，我早就等着他这么做了。默德斯通小姐也同样动作了一下。我母亲很服从地看了他们一眼便把书合上并把它放到一边，准备等我把别的功课完成后再来补这笔欠帐。

　　很快，这笔欠帐就像滚雪球一样积了好大一堆。欠帐越多，我越糊涂。情形就是这样令人失望，以至我觉得我已陷入一个荒谬的泥淖而我又已打消了一切脱身的念头，听任命运左右了。我结结巴巴尽出错时，我母亲和我无比沮丧地对看的样子真是令人伤心。但是，这令人痛苦的功课中最令人痛苦的仍是当母亲想努努嘴给我暗示时（她以为没人会注意她）。就在那时，一直在专心致志等着这事发生的默德斯通小姐用很低沉的声音警告道：

　　“克拉拉！”

　　母亲一惊，脸色都变了，充满畏意地笑笑。默德斯通先生从椅子上起身，拿起书朝我扔过来或用书搧我的耳光，然后揪住我肩膀把我搡出了房间。

　　就是功课做完了，还有最糟的事以运算形式出现呢。那是专为我设置的，由默德斯通先生口授给我。它是这么开始的：“如果我来到一家奶酪店，买了五千块双格罗赛斯德奶酪，每块价为四个半便士，应付多少钱？”——我知道默德斯通小姐暗地里为这挺高兴的。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也没能在这些奶酪上想出个名堂，或找到一线光明；由于石板的灰钻进了我的毛孔，我把自己弄得像个混血儿。薄薄的一片面包帮助我摆脱了那些奶酪，然后那一晚我都觉得屈辱万分。

　　到现在，我都觉得我那倒霉的学习大致来说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默德斯通姐弟在一旁，我本可以学得很好，可他俩对我的影响就像两条毒蛇对一只小鸟的影响那样神奇。就算那个上午我能获得也还算过得去的成绩，吃晚饭时也得不到什么优待；因为如果我无意中表现出没什么事干，默德斯通小姐是决不会容忍我无所事事的，她就会用下面那些话来提醒她弟弟注意我，“克拉拉，我亲爱的，没什么可以比得上工作了——让你的孩子做点练习吧，”这一来，我立刻被压上新的劳役。至于说到和年龄相当的孩子们做游戏，那是很希罕的事，因为在默德斯通姐弟的阴郁神学观念看来，所有的小孩都不过是一群毒蛇（虽然在圣徒中也有过一个小孩），并坚信他们会将毒性传给彼此。

　　被连续不断地这样对待着过了六个多月后，我想，我变得阴郁、迟钝、拮据也是必然的结果。感到和母亲日渐疏远生分也是一个原因。要不是有那一件事，我想我准会变得完完全全蠢头蠢脑了。

　　那事是这样的。我父亲在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一些书，家里从没人去为它们操过心。由于那间小房间紧挨我的卧室，我可以很容易拿到它们。就从那间无人管理的小房间里，走出了罗德里克·兰顿①、皮尔格林·皮克②、汉弗来·克林克③、汤姆·琼斯④、威克菲尔教区的牧师⑤、唐·吉诃德⑥、吉尔·布拉斯⑦和鲁滨逊·克卢索⑧这么一群显赫人物，他们都把我当作朋友。他们保全了我的幻想，保全了我对某些超越于我当时处境的东西的希望。他们——还有《一千零一夜》和《精灵的故事》——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害处，就算那些书中有些是有害的对我也没害，我一点也没发现那害处。至今我还为此惊讶，当时在那么繁重的问题包围下，我得苦思还错误百出，却能找到时间读那些书。我觉得奇怪，在那些微不足道的苦恼之下（当时我觉得那些苦恼巨大），还能把我自己想象成喜欢的那些人物，把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比做所有的那些坏人，而使自己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我曾经在整整一个星期里把自己当成汤姆·琼斯（一个孩子的汤姆·琼斯，一个没有半点害处的人物）。我确信我一连一个月里按我心目中的罗德利克·兰顿。我贪婪地读着当时书架上放的那些有关航海和旅游的书——现在，我已不记得那些书名了；我还记得，我曾日复一日在我们那房子中属于我的领地上走来走去，用一根旧鞋楦的中轴武装着我自己，俨然是大英皇家海军的佚名舰长，在被野蛮人的围攻危急前，决心献身也在所不惜。那个舰长从未因为不知拉丁语法而被搧耳光从而失去尊严。我曾那样过，但无论活着还是死去，舰长就是舰长，是个英雄，尽管世界上有种种语文的种种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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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③均系英国18世纪小说家斯默雷特作品中人物。

　　④英国18世纪小说家菲尔丁作品中人物，亦为小说名。

　　⑤英国18世纪小说家各尔斯密作品中人物。

　　⑥西班牙17世纪小说家塞万提斯作品中人物，亦为小说名。

　　⑦法国18世纪小说家勒萨日作品中人物，亦为小说名。

　　⑧英国18世纪小说家笛福作品中人物，亦为小说名。

　　这是我唯一的也是经常的安慰。想到这时，我脑际中总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夏季的夜里，孩子们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而我却坐在床上拼命地看书。在我心目中，附近一带的每一个谷仓，教堂里的每一块石头，教堂院子里的每一尺土地，都和这些书有关，都代表这一书中某个有名的地方。我曾看到汤姆·派普斯爬到教堂的尖顶上，我曾注视着斯特莱普背着行囊在侧门停下来休息；我还知道就在我们那小村子的酒店厅堂里，特伦宁舰长正和皮克尔先生开着会。

　　读者现在和我一样明白，当我再一次回忆起童年生活中那一段日子时，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一天早上，当我挟着那些书来到客厅时，我发现母亲满脸焦虑不安，默德斯通小姐样子坚定，而默德斯通先生正在往一根棍子的一端捆扎什么东西——那是一根很有靭性的棍子。我一进屋，他就不再捆扎了，而是把那玩艺扬起来在空中抽打。

　　“我告诉你，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我曾经常挨鞭子抽。”

　　“就是的，当然，”默德斯通小姐说。

　　“的确，我亲爱的珍，”母亲怯怯地吞吞吐吐道，“不过——

　　不过你认为那对爱德华有益吗？”

　　“你认为那对爱德华有害吗，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严肃地问。

　　“真是一言中的！”他的姐姐说。

　　对此我母亲答道：“的确，我亲爱的珍。”就什么也不说了。

　　我隐约觉得这些对话和我有关，我留意地看默德斯通先生落到我身上的目光。

　　“好吧，大卫，”他说——我看到他在说话时又斜睇了一下——“今天，你必须要比往常特别多加小心。”他又扬起那根棍儿挥动一下。他把这已经准备好的东西放在他身边，然后就拿起他的书，脸上表情是明明白白的。

　　一开始就这样，马上就能让我心慌意乱了。我觉得课文中那些字又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地溜，也不是一行一行地溜，而是整页整页地溜。我想抓牢它们，可它们好像穿上了溜冰鞋——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谁也拦不住地从我身边溜走了。

　　我们开始得不好，接下去就更糟。我进来时还以为我准备得很充分。想能好好表现一番；可是事实证明我是大错特错了。我通不过的书一本又一本摞了起来，而在这整个期间，默德斯通小姐就一直坚定地盯着我们。当我们那天最后又来做那道五千块奶酪的算术题时（我记得那天他出题是用些棍子），我母亲一下哭了起来。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用警告的口气说。

　　“我不太好受，我亲爱的珍、我想。”我母亲说。

　　我看到他板着脸朝他姐姐使了个眼色，并拿起那根鞭子起身道：

　　“嗨，珍，我们不能指望克拉拉能完全坚定地忍受今天大卫要给她带来的忧愁和痛苦。那会太让她为难了。克拉拉是被改变得坚强了许多，也被改善了许多，但我们还不能期望她太多。大卫，你和我上楼去，孩子。”

　　他把我带到门口时，我母亲向我们跑了过来。默德斯通小姐一边说着：“克拉拉！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吗？”一边阻拦。我看到这时母亲堵住了耳朵，并听到她哭了起来。

　　他阴沉沉地慢慢朝我卧室走来——我可以肯定他对这种行刑的正式仪式感到其乐无穷——我们走进那屋后，他就突然一下把我的头扭到他胳臂下。

　　“默德斯通先生！先生！”我朝他叫道，“别！求你别打我！我是想学的，可是当你和默德斯通小姐在旁边时我学不了。我真的学不了！”

　　“学不了，真的，大卫？”他说，“我们就试试看。”

　　我的头被他夹住就像被把老虎钳夹住一样，但我设法缠住他，并有那么一会儿使他动不了，我还求他别打我。可我只能拦住他那一小会，因为他马上就朝我狠狠地打了下来，而我一下咬住他夹住我的手并把它咬破。现在想起这事我还觉得牙酸呢。

　　于是他就揍我，好像要把我揍死。除了我们的喧闹声，我还听见她们哭着跑上楼——我听见我母亲哭，还有皮果提哭。然后他走了，在外面把门锁上；我狂怒不已，但我感到身子发烧、火辣辣、被撕裂似地、肿痛；只好无力地躺在地板上。

　　我记得多清楚，当我安静下来后，整所房子是被什么样的一种异样的沉寂笼罩着！我记得很清楚，当痛楚开始减退、激情开始减退时，我开始感到我多么不应该呀！

　　我坐起来，听了好久，什么声音也没听到。我从地上爬起来，在镜子里看到我的脸那么肿、那么红又那么丑，连我自己也吓坏了。我动一动，伤痕处就扯得紧紧地痛，使我又哭了起来。可是和我所感到的负罪感比，这痛不算什么。我敢说那沉甸甸压在我心头的负罪感使我觉得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

　　天色开始转暗了，我关上了窗子（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头倚在窗台上那么躺着，哭一阵，睡一阵，茫然地朝外面看一阵），这时钥匙转动了，默德斯通小姐拿了一点面包、肉和牛奶进来。她把这些东西放到桌子上，用那典型的坚定神情看看我就出去了，并在身后把门又锁上。

　　天黑下来好久了，我还坐在那儿，心想不知还会不会有人来。当看来那晚已无来人的可能性时，我脱衣上了床。在床上，我开始满怀恐惧地想以后我会遭遇到什么。我的所为是不是犯罪行为？我会不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牢？我到底是不是身陷被绞死的危险中了呢？

　　我永远忘不了次日清晨醒来时的情景；刚睁眼时那股高兴和新鲜感马上被对凄惨旧事的回忆压垮。默德斯通小姐在我还没起床时又来了，她唠唠叨叨地告诉我，说我能在花园里散步半个小时，不能再久了；说罢她又退了出去，让门开着，这一来我可以享受那份恩典。

　　我那样做了，在一连五天的囚禁中我那样做了。如果我可以单独看到母亲，我会向她跪下，请求她原谅；可是在那段日子里，除了默德斯通小姐，我看不到任何人——晚祷时是例外；那时等大家都就位了，我就被默德斯通小姐押到客厅。在客厅里，我这个年轻的罪犯被孤零零地安排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在其它的人做完祈祷起身前，我就被我那看守森严地带走。我只能看到母亲尽可能远远离开我，并把脸转到我根本看不到的方位；我还看到默德斯通的手被绷带包扎着。

　　我没法对任何人证明那五天有多长。好多年里，我都记得那几天。我是怎么样倾听家里一切我能听得到的声音；门铃声、门开关声，嗡嗡的说话声，楼梯上的脚步声，我在孤独和屈辱中特别让我感到痛苦的笑声、口哨声和唱歌声——那让人捉摸不定的时分，尤其是夜间我醒来还以为是早晨时，却发现家人还未去睡，而漫长的夜晚才刚刚降临——我那些沮丧的梦和可怕的梦魇——往返的白天，中午，下午，还有男孩们在教堂院子里嬉戏的傍晚，而我那时只能在屋子里远远地看着他们，并因为怕他们知道我被监禁着而羞于在窗口露面——根本听不见自己说话的那种奇异感觉，随吃喝时而来又而去的那种短促的感觉，那种可算是种愉快的感觉——一个夜晚带着清新气息的一场雨，它在我和教堂之间越下越急，一直下到似乎它和那越来越浓的夜色是要把我在忧郁、恐惧和后悔中浸透——这一切好像不是几天，而是几年，在我记忆中印刻得如此生动，如此强烈。

　　我被囚禁的最后那一个晚上，有人轻轻唤我的名字而把我叫醒。我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在黑暗里伸出胳臂说：

　　“是你吗，皮果提？”

　　没人马上回答，却依旧再叫我的名字。那声音那么神秘可怕，如果我不是一下意识到它准是从钥匙孔里透过来的，我一定会吓昏过去。

　　我摸索着来到门边，把嘴唇凑到钥匙孔前，小声说：

　　“是你吗，皮果提，亲爱的？”

　　“是的，我亲爱的宝贝卫卫，”她答道，“像耗子那么轻，要不猫会听见的。”

　　我明显这是指默德斯通小姐，也意识到眼前的危急；她的房间挨得很近呢。

　　“妈妈好吗，亲爱的皮果提？她很生我的气吗？”

　　我能听到在钥匙孔那一边，皮果提小声抽泣，而我也在这一边哭。然后她答道：“不，不是很生气。”

　　“要对我怎么处置、亲爱的皮果提？你知道吗？”

　　“去学校。靠近伦敦，”这是皮果提的回答。由于我忘了把嘴从钥匙孔挪开再把耳朵凑到那儿，她第一次回答全传到我喉咙里去了，我只好请她说了两次，虽说她说的是让我高兴的话，我却没听到。

　　“什么时候，皮果提？”

　　“明天。”

　　“就为这个，默德斯通小姐从我的抽屉里把衣服拿出来了吗？”她是这么做了的，虽说我忘了提。

　　“是的，”皮果提说，“箱子。”

　　“我能看到妈妈吗？”

　　“可以，”皮果提说，“早晨。”

　　然后，皮果提把嘴凑近钥匙孔，尽那钥匙孔所能地用那么多感情和真诚说了一番话。我敢说，那钥匙孔在每次射出下面那番断断续续的话时，自己也发生了一阵阵轻轻的震动。

　　“卫卫，亲爱的。如果我没有像过去那样和你亲近——近来不像我以前那样——那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我可爱的小娃娃，我还是那样爱你，比过去更爱你——我那样做因为我觉得会对你好些——还因为对别的某人也会好些。卫卫，我亲爱的——你在听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是——是——是——是的，皮果提！”我哽咽道。

　　“我的孩子！”皮果提无比深情地说，“我要说的是——你千万不要忘记我——因为我决不会忘记你——我会尽一切照顾你妈妈；卫卫——像我照顾你那样——我不会离开她。总有一天她会又高兴地把她那可怜的头放在——又放在她那笨头笨脑又坏脾性的皮果提怀里——我会给你写信的，亲爱的——虽说我没什么学问——我会——我会——”皮果提开始一个劲亲那钥匙孔，就像那样可以亲到我一样。

　　“谢谢你、亲爱的皮果提！”我说，“哦，谢谢你！谢谢你！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皮果提？请你写信给皮果提、小爱米丽、高米芝太太和汉姆，告诉他们我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坏，并告诉他们我把一切爱送给他们——尤其是给小爱米丽，好吗？如果你愿意，你能这么做吗，皮果提？”

　　那好心的人答应了，我俩都怀着最深的爱亲那个钥匙孔——我记得，我还用手轻轻拍它，好像那是她那张诚实的脸——这才分别。从那天晚上以后，我胸中就生出对皮果提的一种我也说不太清的感情。她没有取代母亲；没人能取代；可她进入我心中一个地方，那儿从此就被关合起来；我对她抱的那种感情是我对任何人都不曾有的。也幸好有这种感情，如果她死得早，我无法想象我会做些什么，我在那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中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演。

　　早上，默德斯通小姐像往常一样露面了，她告诉我说我要去学校了，不过这消息对我并不如她所以为的那样算个新闻。我穿衣时，她还告诉我要去楼下客厅吃早饭。在那儿，我看母亲面色苍白而两眼通红。我扑到她怀里，请求她宽恕我那痛苦的灵魂。

　　“哦，卫卫！”她说，“你竟伤害了我所爱的人！努力变好些，求你变好些！我原谅你，可我太伤心了，卫卫，你心里竟有这样恶的情感！”

　　他们已经使她相信我是个坏家伙，这比我的离开还更让她伤心。我为此也感到痛苦。我努力想咽下这顿离别的早餐，可我的眼泪滴到我的面包和奶油上，流进我的茶里，我咽不下去。我看到母亲不时看看我，又瞟一眼那密切注视着的默德斯通小姐，再眼光朝下或朝别处望。

　　“科波菲尔少爷的箱子在那儿！”当大门口响起了车轮声时，默德斯通小姐说道。

　　我找皮果提，她却不在场；她和默德斯通先生都没露面。我的老熟人，就是那车夫，已来到门边；箱子已被拿出了屋，放进了他的车。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用警告的口气说道。

　　“准备好了，我亲爱的珍，”母亲答道，“再见了，卫卫。你去是为你自己好。再见了，我的孩子。放假你就能回家，做一个好孩子吧。”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又说了一声。

　　“当然，我亲爱的珍，”母亲拉着我答道：“我原谅你，我亲爱的孩子。上帝保佑你！”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再一次重复道。

　　默德斯通小姐总算好心地把我带出门送到车前，一路上她还说她希望我会在得到坏下场前悔改；然后我就上了车，那匹懒洋洋的马就拉起车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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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波菲尔》第五章 我被打发离开了家

约走了半英里路，我的小手帕就湿透了，这时马车突然停下。

　　我往外看，想知道个中原因。我惊喜地看到皮果提从一道围篱后冒了出来并爬到车上。她抱住我，紧紧往她怀里搂，把我的鼻子都压得好疼，不过当时我并没觉得鼻子疼，直到后来才发现。皮果提什么也没说。她抽出一只手伸到胳膊肘下的口袋里，掏出几个装着糕点的纸包并塞到我的几个口袋里，还朝我手里放了一个钱包，但仍然什么也没说。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紧紧抱住我一挤，便下了车跑着走开了。我现在相信，也一直这么相信——她的长袍上没有留下一颗扣子了。我从滚来滚去的扣子中捡起了一颗，把它作为纪念品珍藏了很久。

　　车夫看着我，那神情像是问我她还会不会回来。我摇摇头，说我认为她不会了。“那就走吧，”车夫对那懒洋洋的马说；那马就按吩咐开路了。

　　这时，我已哭到再也不能哭的程度了，于是我开始想到再哭也没用了，尤其想到罗德利克·兰顿和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长在艰难中，我所记得的，都没哭过。车夫见我下了这决心，便建议我把小手帕摊在马背上晾干。我谢了他，并同意那样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那手帕显得特别小。

　　我现在有心思来检查那个钱包了。这是个硬皮钱包，带一个搭扣，装着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显然，皮果提因为一心要让我高兴还用白粉把这三个先令打磨过。但钱包里更珍贵的内容是用一张纸包的两个半克朗。我母亲在纸上亲笔写道：“致卫卫，附上我的爱。”我再也撑不住了，只得又请求那车夫把我那小手帕递给我。可他说他认为我最好不用，我也认为我的确最好不用。于是，我就用袖子擦擦眼睛，止住了自己。

　　尽管由于先前的激动，我还不时发出大声呜咽，但我再也没哭了。慢吞吞地又走了不多远后，我就问车夫会不会一直走到那里。

　　“一直走到哪？”车夫问。

　　“那儿。”我说。

　　“那儿是哪？”车夫问。

　　“离伦敦不远。”我说。

　　“嗨，就是那匹马，”那车夫抖抖缰绳指着那匹马说，“还走不到一半，它就会比猪肉还死气沉沉。”

　　“那么说，你只走到雅茅斯吗？”我问。

　　“差不多，”车夫说，“到了那儿，我就送你上长途马车，由长途马车再把你送到——管它是什么的地方。”

　　对这位车夫（他姓巴吉斯）来说，这算是说了很多话了。正如我在前面的某一章里说过，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几乎不和人交谈。我给他一块蛋糕以示酬谢，他一大口就吃了，真像一只大象。而且那块点心在他脸上引起的表情不比在一只大象脸上引起的多什么。

　　“·她做的，啊？”巴吉斯先生问道，他老坐在前踏板上，把双臂分别支在膝盖上，向前无精打采地倾着身子。

　　“你是说皮果提吗，先生？”

　　“啊！”巴吉斯先生说，“是她。”

　　“对，我们的点心全由她做，饭也全由她烧。”

　　“是这样吗？”巴吉斯先生说。

　　他努起嘴，像是要吹口哨似的，但没吹。他坐在那儿盯住马耳朵，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新鲜玩艺。就这样，他坐着，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他又慢慢地说：

　　“没有情人吧，我相信。”

　　“你是说杏仁，巴吉斯先生？”因为我以为他还要吃点别的，就指明那是什么点心。

　　“情人，”巴吉斯先生说，“是情人；没人和她要好吧？”

　　“和皮果提？”

　　“啊！”他说，“和她？”

　　“哦，没有，她从没有过情人。”

　　“真的没有？”

　　他又努起嘴，像要吹口哨似的，但又没吹，他仍坐在那儿盯住马耳朵看。

　　“那么她做，”巴吉斯先生想了半天又说，“各种苹果饼，还有各种饭菜，是吗？”

　　我回答说事实正如此。

　　“嗨，我想告诉你，”巴吉斯先生说，“也许你会给她写信吧？”

　　“我当然会给她写信。”我答道。

　　“啊！”他慢慢把眼光转向我说，“是这样！如果你给他写信，也许你会记得写：巴吉斯愿意，是吗？”

　　“巴吉斯愿意。”我重复道，什么也不懂，“就这句话？”

　　“是的。”他说着，一边考虑着，“是——是的。巴吉斯愿意。”

　　“可你明天又要到布兰德斯通了，巴吉斯先生。”想到届时我已离那儿很远了，我吞吞吐吐地说，“你更可以自己去说呀。”

　　他摇摇头，反对这主意，又一次非常郑重地强调先前那个请求，“巴吉斯愿意，就是这句话。”我满心答应了。当天下午在一家客栈里等候马车时，我就要了一张纸和一瓶墨水，给皮果提写了封短信。那信是这样写的：“我亲爱的皮果提，我已平安到了这里。巴吉斯愿意。向妈妈转致我的爱。你亲爱的。又：他说他特别要你知道——巴吉斯愿意。”

　　我承诺了将做那事后，巴吉斯先生又陷入了完全的沉默。最近一向发生的一切使我累得很，我就躺在车箱里的一只袋子上睡着了。我睡得很香，直到抵达雅茅斯才醒来。我们驾车来到一家客栈的小院子里，这时的雅茅斯在我眼里成了一个全新的陌生地，以致我马上就打消了有可能和皮果提先生家里人见面的希望，甚至可能和小爱米丽见面的希望也打消了。

　　长途马车就在院子里，虽然还没套上马，但整个车都干干净净，那样子一点也不像是就要去伦敦。我正在想这个，并捉摸我那个箱子会被怎么处置——那箱子被巴吉斯先生放在院子靠柱子的边道上了（他把车赶进院子里转过身来）——还在猜我会遭遇到什么，这时一个女士从一个挂了些禽肉和大块腿肉的半圆窗口朝外张望，她说：

　　“那就是从布兰德斯通来的小先生吗？”

　　“是的，夫人，”我说。

　　“姓什么？”那女士问道。

　　“科波菲尔，夫人，”我说。

　　“那不对，”那女士答道。“没人在这儿为姓这个的预付过饭钱。”

　　“是姓默德斯通吗，夫人？”我说。

　　“如果你就是默德斯通少爷，”那女士说，“为什么一开始要说另一个姓呢？”

　　我向那女士解释了一番其中原因，她就摇铃并叫道：“威廉！带人去餐厅！”一个侍者听到这话就从院子对面的厨房里跑出来带人去餐厅，当他发现要带的不过是我，显得好不吃惊。

　　这是很长的大房间，里面有一些很大的地图。哪怕这些地图真是外国而我又被抛弃在它们之中，我也怀疑我是不是会觉得更加身处异地它乡了。我手拿帽子，在靠门的椅子一角上落坐，我觉得这够大大咧咧的。当那侍者为我铺上台布并摆出一套调味瓶时，我想我一定羞得满脸通红了。

　　他给我拿来一些排骨和蔬菜，还那么粗鲁地揭开盖，以至我还生怕先前怎么冒犯了他呢。但他为我在桌旁放下一张椅子，还很殷勤地说：“嗨，六呎高！来吧！”

　　我谢了他，在桌边坐下。可他站在我对面那么一个劲地瞪着眼看我，我觉得很难灵活地使用刀叉，或很难不把肉汤溅在自己身上，每次我与他目光相遇，我的脸就红得可怕。注视着我吃第二块排骨时，他说：

　　“还有为你准备的半品托啤酒呢。你现在喝吗？”

　　我谢了他，并说要。于是，他把那酒从一个大罐里倒进一只大杯子，并把杯子对着亮光举起来，使这酒看起来更好看了。

　　“哦，看哪！”他说，“好像很多呢，是吧？”

　　“真的看起来很多，”我笑着答道。看到他心情那么好，我也很高兴了。他眼睛眨个不停，长了一脸疙瘩，一头的头发竖着。他站在那儿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举着玻璃杯对着亮光，看上去挺友好的。

　　“昨天，这儿有一个先生”他说，“——一个挺壮实的先生，叫好锯匠——也许你认识他？”

　　“不，”我说，“我认为不——”

　　“他穿着短裤打着裹腿，戴着宽边帽，还套着灰外衣，系着花点围脖，”那侍者说。

　　“不，”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没那荣幸——”

　　“他走进这里，”那侍者盯着从杯里透过的光亮说，“要了一杯这样的啤酒——我劝他别要——他·偏·偏·要——喝了以后，倒下去死了。这酒对他来说年代太久了。这酒本不该拿出来的；就是这回事。”

　　听到这个可悲的事故，我大为震惊；我便说我以为我还是喝点水为好。

　　“嗨，你看，”那侍者仍眯着一只眼盯着从杯子里透过的光亮说，“我们这儿的人不喜欢要了的东西剩下什么。这会使他们生气。可是，如果你喜欢，我可以把它喝掉。我已经习惯它了，习惯了就没什么了。我觉得它对我没害，如果我仰起头来一口气喝干。我能喝吗？”

　　我回答说，如果他认为喝下去没危险就喝吧，我会很感激他；但如果他不那么认为就千万别那样做。当他仰起头一口气喝下去时，我真怕极了，我承认，我怕看到他遭到和那可怜的好锯匠一样的命运而倒在地毯上没一口热气。可那没有对他造成任何伤害。相反，他看上去更加精神了。

　　“我们这儿有什么菜呀？”他把叉子伸到我盘子里说，“不是排骨吧？”

　　“排骨，”我说。

　　“天哪，”他叫了起来，“我不知道这是排骨，嗨，排骨正是可以解去这种啤酒的毒性的东西。这可不是运气吗？”

　　于是，他一手拿起一块排骨，一手拿起一个土豆，津津有味地全吃了，这下让我高兴得不得了。他又拿起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然后又是一块排骨和一个土豆。我们吃完后，他又端来一个布丁，在我面前放好，他好像在想什么，有些走神。

　　“饼怎么样？”他打起精神问。

　　“这是布丁，”我答道。

　　“布丁！”他叫道，“嗨，天哪，这就是的！什么！”他走近了一点看，“你不是说这是个鸡蛋面粉布丁吧？”

　　“对，它的确是的。”

　　“嗨，鸡蛋面粉布丁，”他拿起一把大勺说，“是我最爱吃的布丁！这不是运气吗？快吃，小伙计，让我们看谁吃得最多。”

　　当然侍者吃得最多。他一次又一次要和我比赛，但以他的大勺对我的小勺，以他的大口对我的小口，以他的饭量对我的饭量，从第一口开始，我就被远远扔在后面了，根本没机会追上他。我想，我还从没见到什么人像这样吃布丁吃得香的；布丁吃完后，他大笑起来，好像还在香香地品味那布丁呢。

　　看到他那么友好又好相处，我就向他要笔、墨水和纸，好给皮果提写信。他不但拿了来，还好心好意地看着我写。我写好信，他问我要去哪里上学。

　　我说，“离伦敦很近。”我也只知道这些。

　　“哦，看哪！”他看上去很沮丧地说，“这事真叫我难过。”

　　“为什么？”我问他道。

　　“哦，上帝！”他摇着头说，“那正是他们弄断了一个小男孩肋骨的学校——两根肋骨——他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呢。

　　我应该说他是——让我看看——你多大了，大概？”

　　我告诉他我在八岁和九岁之间。

　　“正是这个年龄，”他说，“他八岁零六个月时被他们弄断了第一根肋骨，到八岁零八个月时又被他们弄断了第二根，结果要了他的命。”

　　这事件实在让人听了不太舒服，我无法对自己掩饰这点，也无法对那侍者掩饰这点，我又问他这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回答并没给我什么鼓舞，因为那只是三个可答的字：“打断的。”

　　就在这时，院里长途马车及时吹响了号角，于是我急忙站起来，半为了有一个钱包而骄傲地吞吞吐吐问他，有什么我得付钱的。

　　“一张信纸，”他答道，“你买了一张信纸吧？”

　　我不记得我买过。

　　“信纸很贵，”他说，“由于要纳税。三个便士。在这个国家，我们就这样被抽税。除了给侍者，再没什么了。墨水就算了，我来·贴吧。”

　　“你应该——我应该——我应当给多少——你希望给侍者多少呢？”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问。

　　“如果我没有一个家，那家又没有都染上天花，”那侍者说，“我不会要六便士。如果我不用供养年老的父母，还有一个可爱的妹妹，”说到这里，那侍者很动情了——”我不会要一个法生。如果我有一个好处所，又受到好的待遇，我就要请求你收下我的一点什么，而不是向你要。可我是靠剩饭剩菜度日，睡呢就睡在煤堆上——”说到这里，那侍者哭了起来。

　　我很同情他的不幸，觉得无论如何给他的钱如果少于九便士都是心地残忍冷酷的。我从我那三个亮闪闪的先令拿了一个给他，他谦卑恭敬地接了下来，并马上用拇指捻了捻，试试真伪。

　　我被人从车子后面举进车时，有一点难堪，因为我发现人们以为我一个人把中餐全吃完了。我知道这点是因为我无意间听到那女士在半圆窗后对看车的人说，“当心那孩子，乔治，要不他会胀得裂开的！”此外，我还看到周围那些女仆都走了出来看着我笑，好像我是个怪物。而那个侍者——我那不幸的朋友——已经重又振作了起来，看上去不但不为此不安，反而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跟着大家一起大惊小怪。如果我对他产生了什么怀疑，我想这是引起那疑心的一半原因。但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由于怀着孩子单纯的信任和一个幼者对长者的天生信赖（这种天性被任何孩子过早用世俗的精明来取代都会使我惋惜），我总的来说并不怎么怀疑他，以后也没有。

　　我得承认，因为无端成为车夫和看车人取笑的对象，我感到很不好受。他们说因为我坐在车后边，所以那部分重；还说我坐货车旅行更为威风。我大肚皮的故事传到外面一些乘客中，他们也听了很开心，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被当作两个或三个兄弟付膳食钱，还有我是否在一定条件下被人承包了，以及另外一些让他们乐的问题。不过最糟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吃东西时我一定会不好意思吃东西，所以吃过那么一餐量少的午饭后，我就得一夜挨饿了——因为我匆忙中把我的糕饼忘在客栈里了。我的顾虑得到了证实。我们停下来吃晚饭时，虽然我很想吃，我却鼓不起勇气来吃半点，只好坐在火炉边并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就这样，也不能使我免遭更多的嘲讽；一个声音沙哑、满脸横肉的男人一路上不是不停地从三明治盒子里掏出东西吃，就是从瓶里喝水，他却说我像一条大蟒，吃一次就可维持好长时间；他说过这之后又真地狼吞虎咽了一份煮牛肉。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动身，预定次日上午八点左右抵达伦敦。那正是仲夏时分的天气，傍晚实在舒服。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时，我独自想象那些房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住在那里的人在做些什么。有些男孩追着我们并攀在车后晃了一段路，这时我便想不知他们的父亲可否都在世，不知他们在家是否快活。我的思路不断飞向我正前往的那种地方——想象中那的确是可怕的场景，除此之外，我还想了许多别的。我现在还记得，我有时任思绪飞往家和皮果提，我还使劲回忆在咬默德斯通先生前，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又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咬他好像是很遥远的远古年代的事了。

　　晚上就不像傍晚那样舒服，因为太凉；为了防止我从车上掉下去，我被安排坐在两个男人中间（在那满脸横肉的和另一个人中间），他们俩打起盹，就把我挤得差点闷死。他们有时把我挤得那样紧，我不禁叫道：“哦！请别这样！”可他们却因为这叫声把他们吵醒了而不乐意。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穿皮大衣的女士，她被那样得严实包裹着，以致在昏暗中看起来不像一个女士，而像一个干草垛。这女士带了一只篮子，有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放在哪儿好，后来发现我的腿短，就决定把篮子放在我下面。那篮子挤着我还扎着我，使我非常痛苦；可是如果我稍微挪挪身子，使篮子里的一个大玻璃杯碰在别的什么东西上咣啷作响（因为那是必然的），她就很厉害地踹我一下，并说：“小心，别乱动。·你·的骨头还嫩着呢，·我能肯定。”

　　最后，太阳升起来了，我的伙伴们看上去也睡得舒服多了。晚上他们挣扎得那样辛苦，他们通过他们那可怕的喘气声和打鼾声来表现了这点，而现在都气声平静了。太阳升得越高，他们睡得越舒服。当他们个个醒了过来后，每个人都说自己没合过眼，如果听到有人说某人睡着过，那被说的人就会气忿忿地反驳。我记得我当时为此十分惊奇，至今我仍同样惊奇。因为我观察到，对人类所有的弱点来说，人们天性而又最不愿承认的却又共有的就是曾在马车上睡过觉（我不能想象这是为什么）。

　　当伦敦在远方出现时，我觉得伦敦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奇的地方，我又多么相信我喜欢的那些英雄的业绩将在那里不断重现，我还如何在心中依稀觉得这是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富于神奇和罪恶的地方，这些我都不用在这儿停下来多讲了。我们渐渐接近它，并按时来到我们计划要去的那个位于白教堂区的旅店。我不记得那旅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反正我知道它叫蓝什么的，而且那玩艺的样子还画在那辆马车的后部。

　　看车的人下车时向我看一看，在票房门口说：

　　“有个小家伙从苏弗克的布朗德斯通①来，是姓默德斯通的为他订的票，有什么人来接这小家伙吗？”

　　--------

　　①这看车的人没有读准地名。

　　没有人回答。

　　“请你再用科波菲尔这个姓试试看，先生，”我无奈地低下头说。

　　“有个小家伙从苏弗克的布朗德斯通来，是姓默德斯通的为他订的票，但他自称姓科波菲尔，现在还在这儿等人接，有人来接这小家伙吗？”看车的人说，“快点！有人来接吗？”

　　没有人。没有人回答。我不安地朝四周看，可是那问话没对任何人激起反应，如果不把那个系着裹腿的独眼男子排除在外的话。那人建议他们最好在我脖子上套个铜圈并把我拴到马厩里去。

　　梯子拿来后，我跟在那个像干草垛一样的女士后面下了车，但在她的篮子被拿开之前，我一下也不敢动。那时，车里已经没有乘客了，行李很快就被搬光了，马在行李搬完之前被牵走了，剩下马车被几个旅店的马夫推走了。可是仍然没人出面来招领从苏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这位小伙子，这位风尘仆仆的小伙子。

　　我那时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孤单，鲁滨孙还没人看着他，也没人知道他孤单呢；受当班的售票员邀请，我进了票房，走过柜台后面，坐在他们秤行李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时，看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闻到马厩的气味（从那以后，那气味就永远和那个上午的回忆连在一起了），一连串万分恐怖的焦虑从我心头掠过。假设没人来接我，他们会让我在这里呆多久呢？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直到我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晚上，我是不是要和那些行李一起在那些大木头箱子中的一个里睡觉、早上又在院子里的一个抽水泵前洗脸？或许每天晚上我会被赶到外面去，等次日售票处开门了再来等人接我？假设这一切并没什么弄错的，默德斯通先生制订了这计划来除掉我，我该怎么办？如果他们让我留下直到把那七个先令花光为止，那么当我开始挨饿时我就不能指望再呆在这里了。那不仅会让那个蓝什么怪物要担付我丧葬费的风险，还显然会让顾客感到不便和不快呢。如果我马上动身，设法走回家，我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我又怎么能指望可以走那么远呢？就算我回了家，除了皮果提，我还能信任谁呢？就算我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有关当局，要求献身去当兵或做水手，可我是这么小的家伙，他们准不会收下我。这些还有其它一百种类似的想法，使我觉得发烧，使我焦虑沮丧得发昏。正在我心焦如焚到极点时，一个人进来并悄悄向售票员说了什么，售票员便马上把我从磅秤上拉下推到那人跟前，好像我已被称过，买妥，交付并付过款了。

　　和这新相识手拉手走出售票处时，我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是一个瘦削的年轻人，面色萎黄，双颊深陷，他的下颏几乎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但他们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因为他把胡子刮掉了。他的头发没什么光泽而颜色晦暗枯焦。他穿着一套黑衣，那衣也颜色晦暗枯焦，而且裤腿和衣袖都嫌短了。他系了一条白围巾，那围巾并不很干净。我当时和现在都不认为那是他身上仅有的亚麻布服饰①，可他显示的或暗示他所有的只有那件亚麻服饰。

　　--------

　　①这里暗示该人未穿衬衣。

　　“你就是那个新生吧？”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我以为我是的。我不知道。

　　“我是萨伦学校的教员之一，”他说。

　　我向他鞠了一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我觉得对萨伦学校的一位学者和教员提到像我那箱子一类的平凡东西实在太愧得慌，于是出了院子又走了一小段路后，我才腆着脸皮提到它。我谦卑委婉地说也许那箱子以后还派得上用场，我们就折回去，他告诉售票员说中午让脚夫来取那箱子。

　　“对不起，先生，”我说道，这时我们又走到先前往回折的地方了，“它很远吗？”

　　“在黑荒原那儿，”他说。

　　“那么远吗，先生？”我怯怯地问。

　　“挺远的，”他说，“我们要坐驿车去，有六英里的路呢。”

　　我是那样的虚弱和疲乏，想到还要走六英里，我真是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说我头天夜里就什么也没吃过了，并说如果他允许我买点吃的我会对他非常感激。他听说后，显得很吃惊——我看到他停了下来打量我——他考虑了一小会儿后说他要去看住在不远处的一个老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我去买点面包或其它什么有益无碍的食品，然后在那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在那儿我们还能喝到些牛奶呢。

　　就这样，我们来到一家饼店向那橱窗里望，我不断提议，想买下那家店里每一种易消化的食品，而他则不断予以否决，然后我们决定买了一小块黑面包，那花了三便士。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我们又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咸肉，为这我付出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而得到的找头是那么多，以至我想伦敦是一个东西便宜的地方。收起这些东西后，我们穿过一片喧嚣和嘈杂，这一下使我那本已疲累的脑子乱得无法言传，然后我们又走过一座桥，无疑，那就是伦敦桥（的确，我认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不过我当时处于昏昏半睡的状态中），最后我们来到穷人住的房子，从那些房子的外表和大门前的石刻上，我知道这是济贫院的一个部分。石刻上说这些房子里是用来收容二十五个贫穷女人的。

　　萨伦学校的教员把那些小黑门中的一扇门闩拔掉，那些小黑门都很相像，每一扇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菱形玻璃窗子，门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窗子。我们走进那些贫穷女人中的一个住的房子，那女人正在吹火，想把小汤锅烧开。那女人看到教员进去后，便不再拉她膝盖上的那个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那话听起来是在说“我的查理！”但是看见我也进了屋，她便起身，搓着手行了一个含含糊糊的礼。

　　“请你为这位年轻的先生热热早餐，可以吗？”萨伦学校的教员说。

　　“我可以吗？”那老妇人说，“我可以，当然可以！”

　　“菲比茨恩太太今天怎么样？”教师看看坐在火炉边一张大椅子上的另一个老妇人说，那老妇人是那样像一堆衣服，以至我至今还为当时没弄错坐到她身上而感到侥幸。

　　“啊，她很不好受。”第一个妇人说，“这又是她不好受的一天。万一火炉的火过了气，我能断定她也会过气，而且再也不会回过气了。”

　　他俩看她时，我也看她。虽然那天很暖和，她却看上去除了火炉什么也不想。我想象连火炉上的汤锅也遭她忌妒呢；火炉竟被用来煮我的蛋、烤我的咸肉，她对此十分气愤，我得出这结论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看见她（用我那惶恐的眼看见她）在炉上烹调操作正进行时对我晃了晃拳头，那时其他人都没看她。阳光从小窗口里流泻而入，可她却把自己的背和那把大椅子的背朝着阳光而坐，把整个火炉挡在她身前，好像是她在给它暖气，而不是它给她暖气，她那架式就像满怀戒备之心地监视那火炉。我的早饭做好后，火炉空了出来，她竟为此高兴得大声笑了起来——我得说，那笑声委实不动听。

　　我坐下吃我的黑面包、鸡蛋和咸肉，还有一小盆牛奶，这真是可口的一餐。我正津津有味享用时，那房里的老妇人对教员说：

　　“你带着笛子来了吗？”

　　“带了，”他说。

　　“吹一下吧，”那老妇人用讨好的口气请求道，“一定要吹哟。”

　　于是，教员把手伸到衣裾下，拿出那只分成三节的笛子用螺丝旋紧接好，便马上吹了起来。经过多年考虑，我的感受是：世界上再没人吹得比这更糟的了。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天然的也罢，用各种方法发出的也罢，只有他吹的最为让人凄惶。我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曲调——我怀疑他的吹奏中有没有曲调——但那吹奏声在我身上的影响是：首先，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有的苦恼，直到忍不住热泪往外淌；其次是夺去了我的食欲；最后是使我睡意重重，以至抬不起眼皮来。眼睛开始合上，我开始打起瞌睡，这时回忆又涌了出来。那个角橱敞开的小房间，还有房里那张方靠背的椅子，以及通到上面房间去的小楼梯和壁炉架上的三根孔雀羽毛——我记得，我一进门就捉摸：如果那只孔雀知道它的华美羽饰注定会落个什么下场又会怎么想——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打盹了，我入睡了。笛声也听不见了，传来的是车轮声，我又上路了。马车颠簸了一下，我一下惊醒，笛声又回来了，萨伦学校的教师两腿交叠地坐在那儿吹得如泣如诉，而房子里的妇人兴冲冲地看。又轮到她消失了，他也消失了，一切都消失了。没有笛子，没有教员，没有萨伦学校，没有大卫·科波菲尔，没有一切，只有深沉的睡眠。

　　我想，在我梦见他吹奏这凄惶的笛声时，那房子里的老妇人心怀赞叹地走到他身边，从椅背后俯过身去热烈地使劲搂了一下他脖子，这使他的吹奏中断了一小会。不是当时就是那以后，我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因为当他重新吹奏时——他的吹奏中断过，这是事实——我看到也听见那老妇人问菲比茨恩太太那是否美妙（指的是笛子），菲比茨恩太太回答说：“哎，哎！是啊！”她还朝着火炉点点头。我相信，她把吹奏之功全归结给了火炉。

　　我仿佛打了一个很长的盹，萨伦学校的教员才把笛子拆成三节后收起来，带我离开了。我们在附近发现了马车，便上到车顶上。可我太想睡了，当我们在路上停下让别人上车时，他们把我放到车厢里，那儿没有别的乘客，我就睡得很熟，直到发现车正在绿叶中往一个陡峭的小山坡爬去。不大一会儿，车停了，终点站到了。

　　一条短短的路把我们——我是说那教员和我——带到了萨伦学校，一座高高的砖墙围住这学校，它看上去死气沉沉。墙里的一个门上方是萨伦学校的校名匾牌。我们拉门铃时，一张阴沉沉的脸从门的栅栏里仔细打量我们，门一打开我就发现这脸属于一个大块头的男子。这人的脖子像牛的一样，他支着条木头腿，太阳穴外突，头发齐脑门剪得很短。

　　“那个新生。”教员说。

　　那支着条木头腿的人把我周身打量了一番——这用不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个头并不大——把我们身后的大门锁上，拔出钥匙。我们朝座落在阴暗浓密的大树中的房子走去，这时他在我的向导背后叫道：

　　“咳！”

　　我们回头看，他站在他住的小屋门口，手里拿着一双靴子。

　　“喏！鞋匠来过了，”他说，“那时你出去了，梅尔先生，他说他再也没法修它们了。他说这靴子一点原来的样子也没了，他为你还想修补而奇怪。”

　　他说着就把靴子朝梅尔先生扔过来，梅尔先生便回头走了几步把他那双靴子捡起。我们又继续往前走时，他看着那靴子（恐怕他是很伤心的）。我这时才看到他穿的靴子已坏得没法穿了，他的长袜有一个地方破了，像嫩芽尖一样绽开。

　　萨伦学校是一座带耳房的四方形砖结构建筑，外表没任何装饰而光秃秃的。除此之外，学校四处都静悄悄的，于是我对梅尔先生说我认为学生们都不在学校里。可他对我不知道时值假期显得很惊奇。所有的学生都回各自的家去了，校长克里克尔先生和克里克尔太太及小姐去海滨了，我是因为犯了过失才在假期内送到这里作为一种处罚，这些都是我们一块走时他告诉我的。

　　我睁大眼盯着他带我走进的课室看，这是我所见过的地方中最寂寞最荒凉的了。它现在还历历在我眼前。这是个长长的房间，里面放了三行课桌，六行长凳，墙上钉满了挂帽子和石板的钩子。脏兮兮的地板上尽是些零零散散的旧写字本和练习本。用那些旧本子的纸做成的蚕房也散乱地放在课桌上。在用硬纸板和铁丝做成的散发霉味的阁楼间，两只被主人抛下的可怜的小白鼠上上下下穿来穿去，它们瞪着两只红眼睛向每一个角落打量，想搜到什么吃的。一只鸟在一个比它大不了什么的笼子里，它在那二寸高的栖木上跳上跳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令人感到悲哀，可它就是不开口叫也不开口唱。屋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不卫生气味，就像厚灯芯绒裤发了霉，甜苹果没有通风，书籍变腐。假如这房间建成时就没有顶，一年四季从天上往屋里下墨水雨，落墨水雪，降墨水雹，吹墨水风，也不会有这么多墨水溅在这屋里。

　　梅尔先生离开了我，把他那双不能再修的靴拿到楼上去。我轻轻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并打量我经过的一切。突然，我发现一张书桌上平放了一块纸板告示，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当·心·他！·他·咬·人。”

　　我立刻爬到书桌上，生怕桌下面至少有一条大狗。可我慌张地向四处看却怎么也看不到它。我还在张望时，梅尔先生回了，他问我为什么爬到桌子上去。

　　“请你原谅，先生，”我说，“对不起，我在找那条狗。”

　　“狗？”他说，“什么狗？”

　　“这不是狗吗，先生？”

　　“什么不是狗？”

　　“那要人当心的，先生；那咬人的。”

　　“不，科波菲尔，”他严肃地说，“那不是狗，那是个学生。我奉命，科波菲尔，把这告示挂到你背上。我很抱歉，使你一开始就这样，可我只能这么做。”

　　他说着把我抱下来，把那专为我做的告示纸板系在我肩上，就像它是一个背包那样；打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得带着它。

　　没人能想象我为那告示板所遭的苦难。不管是否有人能看到我，我总觉得有人在看它。哪怕我转过身看到没什么人，我也不能放下心，因为无论我的背向着什么地方，我总认为有人在那里。那个支条木腿的狠心的人使我苦难更深。他有那权力；只要看到我靠着树，或围墙，或房子边，他就用那大嗓门从他的屋里往外吼：“咳，你这先生！你这科波菲尔！亮出那块告示板来，要不我就告发你！”操场是一个只铺了石子的院子，光秃秃的，正对着学校和勤杂房的背后，所以我知道工友看到它，肉店老板看到它，面包师傅看到了它。一句话，早上我奉命在那儿散步时，每一个到学校来的人，无论从哪儿来，都会看到它：要当心我，因为我咬人。我记得，我当时也开始怕我自己了，把自己当成一个真的咬人的野孩子。

　　操场上有个旧门，学生们有在门上刻自己姓名的传统。门上满是这种刻痕。我好怕他们在假期结束时会回来，所以我读着这些名字时就不能不想象·这·一·位会用什么腔调又如何强调地读：“当心他！他咬人。”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杰什么，姓斯梯福兹的——总把他的名字刻得很深，还刻了很多次；我相信他准会用有力的声音来读告示，然后就扯我的头发。还有一个学生，一个叫汤米·特拉德尔的，我怕他会拿这开玩笑，并装出很怕我的样子。第三个是乔治·邓普尔，我想象中他会把这告示当成歌来唱。我看着那扇门，像一个提心吊胆的小动物那样看着门，看到所有名字的主人都声称和我不往来，并用各自的口气大声叫：“当心他。他咬人！”梅尔先生说，当时学校有四十五个学生。

　　对着书桌和长凳，我这么想。我去自己的床上时，爬到床上后以及向其它空空的床铺看去时，我还是这么想。我得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做梦，梦见我母亲像从前那样和我在一起，或梦见在皮果提先生家的聚会，或梦见坐在马车车厢外边的地方旅行，或梦见又和那个不幸的侍者朋友一起吃饭。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梦见人们瞪眼看我并尖叫，因为他们很不快活地发现我只穿了件小睡衣，还挂着那块告示板。

　　那单调的生活，还有那对开学的不断焦虑，真是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每天，我得和梅尔先生一起做很久的功课，由于没有默德斯通先生和小姐在一旁，我能不受什么指责就都做完。做功课之前和之后，我都散步——如前面说过的那样，在木头腿的人监视下散步。我记得多清楚逼真啊——学校那房子四周的潮气，院里裂开了的绿色石板，一个漏水的旧桶，还有那些变了色的狰狞树干，雨天里这些树比别的树更往下滴水，阳光下这些树比别的树透过的风要少。一点钟时，我们——梅尔先生和我——在一个长长的饭厅的一端吃饭，那饭厅里放满了松木桌，一股油腻的气味在饭厅里荡漾。然后我们再做功课，直到喝茶。喝茶时，梅尔先生用蓝茶杯喝，我用一只锡罐喝。整整一天里，梅尔先生就在教室里他那张单独摆在一边的书桌旁努力工作，用笔、墨水、尺子、帐本和写字纸算上半年的帐（据我所发现），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晚上他收拾起那些东西后就拿出笛子来吹，一直吹到我几乎觉得他要把自己一点点吹进笛子最上面那个孔，然后从键上一点点漫出去。

　　我看到小小的我手支着头，坐在灯光幽暗的教室里，一面听梅尔先生吹奏，一面记诵第二天的功课。我看到我自己把书合上，仍然在听梅尔先生那哀切的吹奏，从笛声中我听到了家里往日的声音，听到了雅茅斯海滩上的刮风声，我感到伤感和孤独。我看到我自己走过那些没有人住的屋子去就寝，我坐在床边，因为听不到皮果提的安慰而哭泣。我看到我自己早晨走下楼，在楼梯旁窗子上一道阴森的破口处向外张望那挂在外层屋屋顶上的校钟，外层屋屋顶上还有一个风标；我好怕那钟叫杰·斯梯福兹和其它人上课的时刻会到。在我预先的种种忧虑中，那种时刻的可怕仅次于木腿人把生锈的大门打开让克里克尔先生进门的时刻。在这些种种场合中，我不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但在这些场合中我得背着那块板发出同样的警告。

　　梅尔先生和我说得不多，但对我从不苛刻粗暴。我想，我们已经成了不交谈的朋友了。我忘了提到这点：他有时自言自语，冷笑，捏拳，咬牙，扯头发，那样子真是无法形容。可他就是有这么一些特别之处的人，开始也叫我好生害怕，可不久我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