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评传》

看书问道

六 诗文刊刻

　　传主自去年春季游罢苏南溧水、高淳一带归来之后，虽然情绪还有些反复，但他仍然坚持在秦淮水亭中从事《儒林外史》的创作。转眼之间暑去寒来，又过了一年。

　　乾隆四年（1739 年），吴敬梓已步入三十九岁，到次年即乾隆五年（1740年）已是不惑之年了。回顾平生，他能"不惑"么？在三十九岁生日时，他作了一首《内家娇》词：行年三十九，悬孤日酌酒泪同倾。叹故国几年，草荒先垅；寄居百里，烟暗台城。空消受，征歌招画舫，赌酒醉旗亭。壮不如人，难求富贵，老之将至，羞梦公卿。 行吟憔悴久，灵氛告：须历吉日将行。拟向洞庭北渚，湘沅南征。见重华协帝，陈词敷衽；有娀佚女，弭节扬灵。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

　　传主吴敬梓在父忧母难的诞生之日，自然要想到双亲仍然寂寞地埋葬在故乡，垅头荒草没胫，乏人祭扫。而自己早年功名颇不得意，屡困场屋，近年的鸿博之荐，也因多种原因未赴廷试，如今老大年华，冉冉而至，既然仕进无门，他就不再希冀从所谓的"抡才大典"中谋求功名富贵，对朝廷也就不再存有什么眷恋之情。并且，传主也进一步地觉悟到既往岁月的追求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走错了路。今后的道路何在呢？他也初步地意识到应该象屈原那样，远游四方以寻觅知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过于看重由科举求得仕宦的士绅、官员，而须从另外一些人中寻求知己，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从这首词中，我们不难看出传主吴敬梓确已能有所"不惑"，根据近四十年来的生活经验、现实教训，他终于明白了今后的道路，尽管还不那么明确，然而与过去告别的决心确已初步显示出来，并且填词明志。这是吴敬梓生活史上的一大进步。

　　传主下了这样的决心，并且在生活中努力实现。在这一两年内，除了一些亲友的生离死别引起敏轩一阵阵的感唱叹息以外，在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无过于谋求赀助以刊刻自己的诗文集了。

　　乾隆四年（1739 年）秋，吴敬梓再次过江而北，寄寓在真州僧舍中。自从上年春季在凭吊石臼湖邢孟贞旧居时，传主想起王士禛拜托李斯拴"检点"邢昉"遗书"的"风流"故事以后，就曾不断地虑及自己的诗文如何不致散扶。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刊刻问世。因而这年秋季，他就来到真州，为自己的文集能付诸梨枣而筹划一切。在《真州客舍》一诗中就明白他说出此行目的：七年羁建邺，两度客真州。细雨僧庐晚，寒花江岸秋。奇文同刻楮，阅世少安辀。秉烛更阑坐，飘蓬愧素侯。

　　自雍正十一年（1733 年）二月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到此年前后己有七载，虽然多次出游，但终归回寓建邺。真州之行，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秋冬之际为第一次，乾隆元年（1736 年）秋季为第二次。这首五律的首联就反映了这一经历。从"奇文同刻楮"诗句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实在无力独自刊刻自己的"奇文"，因而才远行到离开南京二百余里的真州向至交故友筹集资金"同刻"。但飘泊到此地，天寒日暮，细雨寒花，独居僧舍，秉烛夜坐，又不禁念及告人求助之难，惭愧之情油然而生。诗中的"素侯"，即"素封"的意思，指那些虽无官爵封邑但却拥有资财的富豪之家，《史记·货殖列传》云：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人，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正义》：古不仕之人自有园田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故曰"素封"也。

　　敏轩此诗中的"素封"很可能是指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回到真州的杨凯，至少也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真州的富有赀财的士绅。

　　吴敬梓曾经写了一首五古《赠杨督府江亭》，诗云：狻猊产西域，本非百兽伦。一朝同率舞，图画高麒麟。三苗昔梗化，戈鋋扰边垠。桓桓杨督府，钲鼓靖烟尘；功成身既退，投老归江滨。廉颇犹健饭，羊祜常角巾，明月张乐席，晴日坐花裀。丹心依天桴，白发感萧晨。方今履泰交，礼乐重敷陈。天子闻鼓鼙，应思将帅臣。

　　全诗叙述了杨凯前半生的事功，描写了杨凯此际失意时的生活情绪。诗的最后一联，也表现了吴敬梓对他的恭维。根据汪中《提督杨凯传》（《迷学·别录》）、《仪征县志·杨凯传》等材料，凯字起，号江亭，仪征人。康熙时以武进士为乾清门侍卫，后出补为湖广督标中军守备。不久又调职镇筸前营游击。当地苗民作乱，杨凯用奇兵攻占野牛塘、卡洞寨等苗民寨落，以功升辰州副将。雍正初兼任桑植副将，雍正六年（1728 年）被迈柱弹劾去职，但不久又被起用，曾任镇筸镇总兵。乾隆初年，迁任湖广提督。后被史贻直弹劾，再次被革职。此后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至高邮被召见，才以总兵再次起用，不久任命为河南河北镇总兵。但又被鄂容安奏劾，第三次被革职。

　　杨凯在乾隆二年（1737 年）从湖广提督任上被革职后，回到故乡仪征家居。传主吴敬梓这次来游仪征时去拜访过他，还写了上面所引的五古赠送给他。诗的最后一联，虽不免有些恭维，但也为吴敬梓所言中，后来杨凯确被起用，已如上述。杨凯虽然是武进士进入仕途，但幼时颇能作文，受到塾师的称赞。侍卫乾清门时，曾随玄烨从幸汤山，赋诗颇得康熙好评，因而命他与汪灏、陈彭年等人在武英殿编纂《物类辑古略》。又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七所记，杨凯还曾被召入南书房，与何义门、蒋南沙等人同校书史。袁枚在杨凯的府第中就见大厅上悬有一联："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这副楹联恰切地反映了这位能文善武的杨凯平生。当他被革职归来以后，角巾私第，与文士诗酒唱酬也就成为他的赋闲生活的主要内容了。吴敬梓就正在这段时间内与他往还比较密切。

　　传主此次来真州作客，恰恰遇上绵绵不断的秋雨。正当旅怀孤寂、百无聊赖之际，杨凯却邀请他去舍中饮酒赏菊，吟诗论文，借此正可排遣。吴敬梓所写《雨夜杨江亭斋中看菊》一诗就反映了他们两人交往的情景：秋雨羁慈室，惊传折筒呼。黄花依玉箔，翠叶映琼苏。爱客欣投分，论文恕鄙儒。不因逢胜赏，谁解旅怀孤。

　　杨凯此时无官无职，赋闲在家，难得遇上象吴敬梓这样的文入，有暇听他自叙一己的汗马功劳、生平际遇，至于被革职的原因，当也曾愤愤不平地向吴敬梓说起。杨凯大战野牛塘的"战功"，特别是在桑植副将任上与同知铁显祖的矛盾，他都曾仔仔细细说与传主听。胤禛在雍正六年（1728）四月的上谕中就斥责了他和铁显祖的"文武不和"：桑植土民，新近改土为流，文武官弁应当加意抚绥，和衷共济，使苗民得所，慰其向化之心。今据迈柱奏称："副将杨凯，不能严束兵丁，种种忧累。"杨凯又复禀称："同知铁显祖私派银两，纵役讹诈"等语。似此抚绥无术，文武不和，断难姑容，以滋土民之累。杨凯、铁显祖着俱行解任，将杨凯纵兵扰民及铁显祖私派强占等情，俱交与迈柱一一确审定拟具奏。杨凯、铁显祖俱系傅敏保举委用之员，今被参劾，着将傅敏交都察院察议具奏，钦此。

　　--见同治十二年续修《永顺府志》卷之首杨凯这些经历，传主必是从他亲自讲述中得知详情，回到南京以后，曾经根据杨凯这段历史加以改造，写进《儒林外史》中去，成为汤镇台大战野羊塘以及与镇远府雷太守文武不睦等艺术情节。

　　吴敬梓不断应酬杨凯，原是对他有所希求的。但杨江亭这位目令虽已居乡但却十分富有的官绅，却把传主当作清客对待，只是偶或"呼"他前来闲谈闲谈，对吴敬梓并没有实际的接济，更少主动关心这位落魄文士的疾苦。吴敬梓一直耐着性子与他周旋，总希望这位曾为朝廷大员的富绅能自愿地资助他一些生活盘缠和刊刻文集的资金，然而杨凯却始终不提及此事。直到传主在寄寓的僧舍中遇上"翻盆三日不复止，慧门丈室苔斒斓；寒花幽草俱飘没，惟见阶下水潺湲"的暴雨之后，想念起仍在秦淮水亭中嗷嗷待哺的妻子儿女，他不得不老着脸决心"明晨冲泥问杨子，妻儿待米何时还"（《雨》），向这位官绅开口求助盘缠，至于刻印文集的赀财，当然更是指望不着这位前湖广提督大人了。

　　幸亏吴敬梓并非初次来真州，在真州也并非只认识杨江亭一人。他还有不少诗朋文友，知音至交，如吴芗林、方嶟、江昱等人，其中固然有贫寒之土，但也不乏小康之家。

　　吴芗林，名廷，号嘉树林边吟客，仪征人（见阮元《广陵诗事》卷十）。吴敬梓在真州期间，曾填词《水龙吟》一首吟咏自燃铛，并题明此乃为芗林所作：半升铛里乾坤，问谁巧制同丁缓。香浓圣水，光莹伏火，淡烟徐转。尽日回廊，连宵寒雨，一模常满。羡奚奴去后，几番沸了，浑不用、挥纨扇。

　　尽解相如消渴，更添他、杜康沉缅。花阴径窄，兰舟波净，相携游遍。小病初愈，故人重到，乳花浮盏。待餐来温饼，朱衣拭取，验何郎面。

　　显然可见，吴敬梓此次来游真州之前，曾经小病一场，此病并非新疾，而是旧病，也就是如同司马相如所患的消渴病（即糖尿病）。传主罹此疾虽然累经岁月，迁延日久，但却不能戒酒。此次来游真州，重逢故友，无论在长廊中消磨终日，在书斋中联床夜话，还是放舟湖中，探幽花径，更是非酒不可。传主吴敬梓的任性直到这一地步仍然未能收敛，他绝不肯约束自己，即使在生活习性方面也如此。

　　与吴廷同为吴敬梓至友的还有方嶟。方嶟，字谦山，一字可村，雍正十年（1732 年）"翰林院待诏"，家居时勇义急公，多行善事，因此见重于知县李鹏举（见道光《仪征县志》卷二十九、卷三十八）。谦山极擅于诗，著有《停云集》。他还常与吴敬梓另一好友团界等人相互唱和，刻有《真州倡和集》二卷行世《见《广陵诗事》卷七）。当时原籍安徽寄寓扬州、尔后改籍真州的黄裕，曾将已逝友人的诗作辑录为《黄垆集》，其中就收有方嶟的诗作。黄裕，字北垞，交游极广，工诗，有《白沙江上集》、《金竹居诗存》，后死于真州，由汪晓岩为之收（参见《广陵诗事》卷十、《仪征县志》卷三十九、光绪《江都续志》卷二十五、《扬州画舫录》卷十二）。方嶟也象黄裕那样重视友人的作品，不过，黄裕是辑录已故友人之作，而方嶟却资助健在的友朋刊刻作品，吴敬梓"有韵之文"得以刊刻问世，实有赖于方嶟的资助。方嶟此举颇得时人的称美，吴敬梓在南京结识的友人诗人黄河，原也准备为传主诗文集的刊刻筹集赀财，但尚未及付诸实施，而方嶟已先成此事。黄河知晓以后，对方嶟的古道热肠大加称赞，说："??余方谋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轩薄游真州，可村先生爱为同调，遽捐囊中金，先我成此盛举，古人哉！是皆可传也。"（《文木山房集序》）

　　方嶟刊刻的这部《文木山房集》，大都是吴敬梓四十岁前的作品，而且权限于诗、词、赋等"有韵之文"，其实是不足以反映传主创作的全貌的，甚至连四十岁前的无韵之文也一篇未曾收入。但也幸赖方嶟将它刊刻出来，才使得吴敏轩的一些诗、词、赋流传至今，不但可让我们阅读欣赏，而且还为我们研究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巨著的作者的家世、生平、思想等情况，提供了无以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方■\嶟还为这部《文木山房集》写了一篇短序：全椒吴侍读公以顺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进士及第。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李文贞公其一也。诗古文辞，与新城王阮亭先生齐名，学者翕然宗师之。嶟之先人，与吴氏称世讲好者近百年矣。侍读之曾孙敏轩，流寓江宁。能以诗赋力追汉唐作者。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今将薄游四方，余遂捐箧中金，梓其有韵之文数十纸，以质之当代诸贤。窃叹全椒吴氏，百年以来称极盛，今虽稍逊于前，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而敏轩之才名，尤其最著者也。余梓其所著。匪独爱其与余为同调，将与天下共之焉。仪征方嶟。

　　这篇短序，在论及传主诗词赋的价值时仅说"力追汉唐"，而没有多加评论。倒是提供了一些有关传主的家世和本人际遇的情况。侍读，是指顺治十五年（1658 年）戊戌科考中探花的吴国对，因为在传主吴敬梓的先人中，吴国对的功名最高，所以序文中特表而出之，这是旧时作序常有的习惯，带有恭维的意味。李文贞公，是指康熙时理学名臣李光地。光地字晋卿，号榕村，福建安溪人。为吴国对康熙五年（1666 年）主持福建乡试时所考取的举人，康熙十二年（1673 年）成进士。李光地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任顺天学政时，因母死应回乡守制，但玄烨却不准他回乡，令其在位守制，一时舆论大哗，御史沈恺曾、杨敬儒、给事中彭鹏等人交章论劾，认为李光地贪位忘亲。这是当时朝政中的一起不大不小的风波。李光地的事迹，显然为其座师吴国对后人吴敬梓所知晓，《儒林外史》中也曾描写荀玫谋求"夺情"。李光地自幼"力学慕古"，但因玄烨倡导程朱，"潜心理学、旁阐六艺"，他也就改治程朱之学，因此颇得人主欢心。"《御纂朱子全书》及《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玄烨）皆命光地校理"（《清史稿·李光地传》）。当他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以七十七岁高龄去世时，玄烨不但派恒亲王允祺前往奠醊，还赐金千两，谥以文贞。这年吴敬梓十八岁。序中说的王阮亭，是指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十八岁即"举于乡"，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与吴国对为同榜进士（此据王渔洋《带经堂诗话》卷八；《清史稿·王士禛传》云"顺治十二年，成进士"，误），历任扬州推官、礼部主事、刑部尚书等职。王渔洋极擅于诗，为清初诗坛一大领袖，"姿禀既高，学问极博"，所为诗"独以神韵为宗"，创神韵之说，"主持风雅数十年"，"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在他死后，乾隆在一次与沈德潜研论诗歌时，曾评说渔洋"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清史稿·王士禛传》）。王士禛诗多抒写个人情怀，诗风苍劲，尤工七绝，并擅于词，著述极丰。方嶟说吴国对所作的"诗古文辞"与他"齐名".未免过于恭维和抬高了吴国对的地位及其作品的价值。不过，这是旧时文人为人写序时的通病，不必苛求；但也不能以此作为评价吴国对作品的唯一准绳。方嶟在序中还说自己与传主有世谊，累代交好长达百年，因而知悉全椒吴氏在近百年的极盛状况，而对于全椒吴氏近时的衰败，方嶟在序中也流露了十分惋惜的情绪。不过，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尽管全椒吴氏功名、家财、声势已大不如前，但"上江犹比之乌衣、马粪"，在安徽、江苏一带仍有相当影响，被认为如同王导、谢安那样的大族，有王僧虔那样的门风。乌衣，指南京的乌衣巷，为六朝时望族王氏、谢氏所居之所，由此，乌衣、王谢均成为高门望族的代称。唐代诗人刘禹锡《乌衣巷》诗也曾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马粪，指南京的马粪里，南朝齐书法家王僧虔及其子王志居住此处，僧虔为王羲之四世族孙，喜文史，善音律，工书法，门风宽恕淳厚，《梁书·王志传》云：（王）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马善巷，??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

　　马粪实为马蕃之讹。方嶟在序中所说的这段话也并非全属恭维，吴敏轩的表兄金两铭在为传主三十初度时作的诗中就说他"乌衣门第俱依旧"，只不过目今"只见阮氏判北南"已经衰落而已。传主本人在《移家赋》中也曾自豪他说"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但在《移家赋》的小序中却不无感慨他说道："乌衣巷口，燕子飘零"，败落之叹，溢于言表。但直到垂暮之年，吴敬梓仍念念不忘自己的乌衣、马粪门第，曾写下《乌衣巷》诗，诗前并有小序，序云：东晋时，乌衣、马粪皆王、谢所居。乌衣巷在城南，有王谢故居，一堂匾曰"来燕"，久倾圮，马光祖撤而新之，堂后建亭馆。

　　图中所绘浮图兰若，则白塔寺也。寺有唐元奘（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寺在乌衣巷，昔人诗又以朱雀桥对，此谓巷与桥近，则地傍南郊。其浮屠金碧，亦可仿佛长于寺景象。

　　小序中所说以朱雀桥对乌衣巷的就是前引的刘禹锡诗。吴敏轩自己写的这首诗云：城南送夕晖，春风燕子飞。言寻王谢宅，闾井生光辉。牛心金拌贮，麈尾玉屑霏。广厦久已倾，人往流风微。惟馀旧兰若，茶板出荆扉。

　　流露了类似"江山依旧"而"面目全非"的感伤情绪，自然也映射出自身家世衰落的无限惋惜和悲愁。不过传主尽管一再感叹家道中落、身世飘零，但并没有全然消沉下去，以致一蹶不振。中年以后，他的功名富贵观念已逐渐淡薄，而是专心致志地去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嶟的序中也反映出他这种追求和努力，方序说他"既不遇于时，益专精殚志，久而不衰"。这表明传主吴敬梓仕宦不成，步入中年以后就转入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途。这部辑录了吴敏轩四十岁前所创作的有韵之文的《文木山房集》，除了方嶟作序以外，还有雍正时先后任江宁训导、知县的上海岁贡唐时琳写的序。在序中，唐时琳对吴敬梓仕途坎坷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慰藉。对传主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序文说：??虽然，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吾子研究六籍之文，发为光怪，俾后人收而宝之，又奚让乎历金门、上玉堂者哉！

　　且士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当代巨公大儒，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

　　从唐序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当时吴敏轩不仅写有许多属于文学领域的"有韵之文"，而且还撰有不少属于学术领域的"研究六籍之文"，可惜在现存的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中只保存了前者，后者则没有片言只语留存。江西会昌人、举人出身的江宁知县吴湘皋，也为《文木山房集》写有序文，吴序说传主"承家世文物声华烜赫之后。风流酝酿，力洗纨绮习气"。这些记叙，说明进入中年以后，敏轩与早年那种"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鬖鬖"的"跳荡纨绔习"（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生活全然决裂，而与其子吴烺"相与唱和"，过着著述生涯，如同吴湘皋序中所说的那样，"父子相师友，名于当世"。

　　传主吴敬梓的至交好友程廷祚、黄河、李本宣、沈宗淳等人都为《文木山房集》写了序言。程廷祚序中颇为吴敬梓未能被世用而感到惋惜，说："以敏轩之才，必见用于世，而山水之间，不能不与余以离群之感，为可踧踖也。"黄河序中则说他以能与敏轩"晨夕唱酬"为"至乐"。李本宣序中则说敬梓创作态度严肃，决不轻率下笔，而其所作"大抵皆纪事言怀，登临吊古，述往思来，百端交集，苟无关系者不作焉，庶几步趋乎古人"。自称"南国羁人、西湖速客"的沈宗淳，则专门为传主所填的词写序，称赞"吴子敏轩，夙擅文雄，尤工骈体。悦心研虑，久称词苑之宗：逸致闲情，复有诗余之癖"。这些序言或多或少地为我们提供了传主吴敬梓的生活片断、思想面貌和创作情况，极有文献价值。总之，也幸亏传主在友人资助之下刊刻了这部《文木山房集》，方才使他除了为当时人所轻视的稗说《儒林外史》以外，尚有诗、词、赋作品传世。这里倒不妨借用唐时琳序中的话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文木山房集》的刊刻，是吴敬梓此次真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此外在真州还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从母之子"，即姨母之子。传主此次出游真州是借寓在寺院中的。该院中有一位和尚，在与传主攀谈中听到全椒乡音，十分高兴。互道姓名后，吴敬梓发现这位姓萧的和尚，原来是他的"从母之子"，两人因而分外亲近，相互诉说生平。这位萧姓和尚的不幸身世，引起了敏轩极大的感喟，转而联想到自身的际遇，不禁悲从中来，写下《赠真州僧宏明》一诗：昔余十三龄，丧母失所恃。十四从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终天，患难从兹始。穷途久奔驰，携家复转徙。吁嗟骨肉亲，音问疏桑梓。今年游真州，兰若寄行李。中有一比丘，闻我跫然喜。坐久道姓名，知为从母子。家贫遭飘荡，耶娘相继死。伯兄去东粤，存殁不堪拟。仲兄远佣书，遥遥隔江水。弱妹适异县，寡宿无依倚。

　　兄弟余两人，流落江之涘。髡缁入空门，此生长已矣。哽咽语夜阑，寒风裂窗纸。

　　诗的前半，是吴敏轩自述身世。所说的"弱冠父终天"一句则须要略加铨释，方能明白吴敬梓青年时代的不幸遭遇。"弱冠"一词，据《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所以就以弱冠指代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但并不严格非指代二十整岁不可。《后汉书·胡广传》："终、贾扬名，亦在弱冠。"终军年十八请缨，贾谊年十八为博士，均未满二十岁，可见此处以弱冠指代十八岁。吴敏轩也是如此，他在三十岁时写的《减字木兰花》同中说："学书学剑，懊恨古人吾不见。株守残编，落魄诸生十二年。"这就反映出他的入学年龄也在十八岁。而吴敬梓表兄金两铭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诗中写道："会当学使试童子，翁命尔且将芹探。试出仓皇奉翁返，文字工拙不复谙。翁倏弃养捷音至，夜台闻知应乐耽。"这十分清楚他说明吴敬梓在服侍父亲患病时去参加考试的，试后不久生父就已去世。接着，传来了入学的喜讯。由此可见传主的生父确实是在吴敬梓十八岁时病死的。传主吴敬梓在自叙生平际遇之后，比丘宏明也诉说了自己令人心碎的身世，《赠真州僧宏明》诗的后半就细致地叙写了他的不幸：家境贫困，父母双亡：长兄远走他乡，生死不明；次兄被人雇用，在大江那边（"佣书"，意为受人雇用，《后汉书·班超传》："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妹又嫁到异乡，守寡无依。这样的不幸，使得宏明终于感到生涯的无限苦恼，终于剃度入了空门。传主吴敬梓与宏明两人在寒风凛冽、夜深人静的寺院中促膝深谈，每当诉说到悲痛之处，相互抽泣，不能自己。传主自忖：比起宏明的遭遇来，自己还算是幸运的。从宏明的不幸遭遇中，传主吴敬梓对于自己世家大族两级分化的现实情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在赴真州途中，吴敬梓还曾与故交江昱再度相遇。乾隆元年（1736 年）秋，传主来游真州时就从友人团昇处见到江昱的书信和新作，他曾经"倚声奉答"了一首《高阳台》。这次来游真州，他和江昱晤面叙谈，当然极为高兴。可是为时不久，江昱就因病先于敬梓离开了真州返回故乡。江昱与吴敬梓的友情极深，是传主"真州老友"中极为重要的一位。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据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可知，江昱始祖汝刚为宋进士，曾官歙州，遂安家于此。直到明末江昱的六世祖应全方迁来扬州，从此入籍江都。他的曾祖、祖、父三辈皆未进入仕途。江昱兄弟多人，昱排行第七，与排行第九的江恂为同母所出，被称为"广陵二江"。江昱仕途也不得意，二十八岁始入学为秀才。乾隆鸿博之试，曾有人准备荐举他应试，他却力辞。不过，江昱虽然是一个老秀才，但却嗜学安贫，不改其乐。嘉庆《江都县续志》卷六小传说江昱"自中岁罢科举业，一意汲古"。江宾谷并不是百无一用的书生，功名虽无，但却善于安排生活，处理琐事，家庭生活十分和睦。他的同母弟江恂以拔贡远赴湖南任知县，他曾扶持母亲杨太宜人去江恂官署中奉养。在江恂署中，他从不过问公事，但对江都老家的生计却刻意谋划，曾寄书家人。要他们在山庄中遍栽树木，说"老去菟裘身后冢，他年都要此中来"（《广陵诗事》卷八）。江昱为人，据蒋士铨所记，生性刚卞，好面折人过，但与人结交淳真厚道。江昱和他的夫人十分和睦，极得琴瑟之欢。原配陈珮，才情清丽，夫唱妇和，著有《闺房集》，不幸婚后四年就病逝。江昱又续娶郭氏。郭氏虽无才情，但为人贤淑，凡江昱友人来访，她能脱簪典衣，热情招待，毫无怨色。而江昱又极喜交游，他与传主的友人团异为至交，与吴敬梓另一至友程廷柞也相识，还与程廷祚在一起讨论学问，尽管两人学术见解并不全然相同。江昱还与为吴敬梓写有《文木先生传》的程晋芳有交往，程晋芳《勉行堂诗集》中就有《寄江松泉表丈》一诗，从这首诗可以知道江昱曾在乾隆十七年王申（1752年）到过南京，与程晋芳同游六朝故都，"维君与我贪寻诗，六朝遗迹几搜访"。江昱与吴敬梓另一诗友李葂也常在一起游览赋诗（见《扬州画舫录》卷十三）。他与袁枚也有交往，由于江昱热衷于研治经学，被随园视为"经痴"。江昱不但自己喜交游，还教导子侄要多见名人。据《随园诗话》卷十三所记，袁枚每次去江都，他都要其晚辈前往拜见，并且说："余少时得见前辈某某，至今夸说于人。汝等不可与随园先生当面错过。"江昱还与郑板桥有交往，在《板桥诗钞》"范县作"中，还有诗写到江昱：《江七姜七（名昱，名文载）》扬州江七无书名，予独爱其神骨清；欧阳体质褚性情，藐姑冰雪光莹莹。如皋姜七无画名，予独爱其坚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如闻叹息微微声。二子才思原纵横，二子学术原峥嵘。天南万里诸髦英，俯首听命无衡争。板桥道人孤异行，昌羊别嗜颠倒倾。独椎书画众目瞠，寻诸至理还平平。庙堂若荐牺刚骍，二子应列丹刻楹。

　　大章《萧韵》《咸池》鸣，景王无射休噌吰。即今别调吹竽笙，世间破裂琵琶筝。我来山左尘沙并，春风夜雨思乔莺。穷达遇合何足营，望君刻苦孤迈征。江书姜画悬臬。枨，欧干卞壁湘秋蘅。或予谬鉴双目盲，请呼老秃嗤残伧。

　　对江昱的"才思"和"学术"，郑板桥极其推崇。象这样一个广交朋友的文土，自然也会成为传主吴敬梓的至交了。

　　江昱学问甚好，也极擅吟诗填词，有《梅鹤词》四卷，《松泉诗集》六卷。此外，他还有《州渔篴谱疏注》、《草窗集外词疏证》、《山中白云词疏证》等著述。江昱除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以外，还精通小学六书，著有《韵岐》四卷。在经籍中，江昱最擅治《书》，有《尚书私学》四卷，他的儿子江德封、江德坚曾为之校刊行世，传主还为它写有序言。至于《潇湘听雨录》八卷，则记录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的各种见闻，诸如山川、金石，都一一加以精心地考订、评骘，特别对古碑，不但尽心搜寻于穷岩绝谷、废寺破冢、颓垣败壁之间，而且还根经据史，订其真伪，颇为精详（参见蒋士铨《江松泉传》、《清史列传·江昱传》、《仪征县志》卷三十六及四十五、赵青黎《潇湘听雨录序》等）。这样的一位饱学之士与传主唱和谈学，对敏轩学问的长进当大有裨益。两人交往又极其相投，此次真州聚首，虽然为时不久，但友情从此越发加深。吴敬梓即将返回南京的前夕，还写下《岁暮返金陵留别江宾谷》二首：广漠风多寒气凝，布帆霜雪照秋灯。从今只可凭双鲤，问讯相如病茂陵。

　　长云断岸尽相思，衰柳何堪绾别离。楚鼓数声村落晚，扁舟重遇佛貍祠。

　　前一首作者自注说"宾谷以秋日抱病归"，可知宾谷在敬梓离开真州之前，已因病先行回到江都去了，从此以后只能凭书信来往互通消息。在后一首中，吴敏轩极为深情地回忆起这次重行聚首的情景：地点是在佛貍祠附近，时间在秋季傍晚。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小名佛貍，他率兵击败宋文帝部队以后，统帅军兵直追至六合东南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官，后来就改为佛貍祠。瓜步是南京去真州的必经之地，传主是在赴真州途中经过瓜步时遇到宾谷的。而今独自返回金陵，只见一派天寒地冻景象，风打布帆，桅灯高悬，江面寒气逼人，更加深了敏轩旅况的孤寂愁思和对故人病情的惦念。

　　回到秦淮水亭，转眼就是春节。过了新年已是乾隆五年（1740 年），传主吴敬梓整整四十岁了。自春至夏，除了与知朋旧友诗酒唱酬之外，依然过着著述生涯。这年夏季四、五月间，他曾出游扬州，但停留不久旋即离开。因为他去投奔的卢见曾获谴戍台，失去了依靠。在送别卢见曾以后，他转道回到故乡全椒去了。

　　在全椒故乡，传主的族兄吴檠有半园，位在城西南河畔，吴敬梓返乡以后，与他的亲朋旧友金榘、章晴川等人逐日在半园中相聚。后来金榘到了扬州还回忆起这次相聚的情景，写了一首长诗《寄怀吴半园外弟》寄给吴檠（见《泰然斋集》卷四）。这首诗作于乾隆六年（1741 年），据金榘之子金兆燕《告广文公文》中说，金榘在"辛酉、王戌、癸亥客扬州三年"（《棕亭古文钞》卷十），正是乾隆六、七、八年。而金榘在这首诗中有"东来广陵三月余"，可见此诗作于乾隆六年。诗中还有"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屈指于今方匝岁，高斋雅集难重约"。半是回忆昔日欢聚、半是惋惜今日难会的诗句，也正可见他们与敏轩相聚于全椒半园，确实是在乾隆五年（1740 年）。

　　在这首诗中，金榘回忆他们去年相聚的情境，说"二三同人日过从，科跣箕踞互长啸。或斗采戏或手谈，或书赫蹏发墨妙"。所谓的二、三同人，主要就是指吴檠、吴敬梓、章晴川和金榘本人。他们一旦相聚就除冠脱靴，不拘形节。科，即科头，结发不戴冠。《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时天暑热，（曹）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跣，赤脚，《书·说命上》："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箕踞，伸足而坐，《淮南子·齐俗》："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踞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诗中说他们站也没有站相，坐也没有坐相。长啸，《晋书·阮籍传》说阮籍："嗜酒能啸"，曾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这些故事，传主吴敏轩和他的那些朋友都是十分熟悉的。在半园相聚的这几个朋友，在当时都是际遇不佳的读书人，他们效法历史上这些不拘礼节的文人高士的行为，也是不足为怪的。敏轩在诗词中就曾一再表示这种意愿，如《买陂塘》词中说："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聚会，不是斗采戏，就是下围棋，或者在一幅幅的薄纸上吟诗作文。诗中所谓的"赫蹏"就是指薄纸，《汉书·外戚传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赫蹄，薄小纸也。"蹏即蹄。金榘诗中写到主人吴檠的表现是"主人亦复兴不浅，偶疏辄用折柬召"。而主人族弟吴敬梓的狂放之态，是在座中最为突出的，金榘诗中这样写道："君家惠连尤不羁，酒酣耳热每狂叫。尽教座上多号呶，那顾闺中有呵谯。"惠连就是指的传主。他们每常聚会时，痛饮老酒耳根发热之后，就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而带头发表种种议论的常常就是吴敬梓。他们在客厅上欢聚，喧哗之声直闹得住在后院中的吴檠家属也不得清静，有时不得不到前边来说几句，但他们置若罔闻，仍然兴致勃勃地高谈不已。这样的聚会，使得象金榘这样落拓的穷学究，也一扫黯淡的心情，得到片时的欢娱，以致经年之后回想起这次聚会，仍然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流露出难以再聚的深深惋惜。确实，传主吴敬梓这位连襟兼表兄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他在二十余岁进学成了秀才之后，考了近三十年的举人，始终未被录取，不得不飘泊各处，坐馆谋生，最后以廪贡资格去任休宁县学训导（嘉庆《休宁县志》卷七）。但他仍然不甘心，不愿终老于县学任上，在五十四岁时写的《生日自叹》诗中，一面诉说往昔令人伤心的失败，"年年打，未饮心先醉。马上新郎君，向余鸣得意"；一面又表示"明年又文战，据鞍拟再试"的决心。当时也有亲知好友劝慰他说："广文亦官人，升斗足生计。"但他却说："那知我心伤，有如利刃。"（《泰然斋集》卷一）金榘漫长的"文战"经历，他的失败的痛苦和懊恨，他的追求的决心和执着，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必然成为相互"号呶"的重要内容。谁能说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创造的许多栩栩如生的士子形象身上，没有金榘的投影呢？这种狂放不羁、酒酣耳热、高谈阔论、倾诉不平的友朋欢会，对传主当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就在这次返回故乡滁州所属全椒时，传主的胞姊金氏病死了，甚至有可能，正是由于传主胞姊患病，吴敬梓才转道回乡探视的。对于她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曾经写诗哭悼，可惜此诗已经散佚，仅在他的友人王又曾为《文木山房集》所题的十首绝句的第九首中留有线索，又曾诗云："试诵中年诗《哭姊》，教人珍重紫荆图。"（《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诗集后》）。王又曾诗中所说的紫荆图，是借用田真的故事，其事见《续齐谐记·紫荆树》：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赀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真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合财宝，遂为孝门。真仕至大中大夫。

　　从王又曾的诗意看来，传主吴敏轩与其姊同胞感情极其深厚，因而对她的不幸病逝，非常悲痛，还特地请他的至交程廷祚为其姊写了一篇墓志铭：节妇金孺人，姓吴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学雯延之女，子于从父赣榆县教谕霖起。曾祖国对。宫至翰林院侍读。祖旦，文学。

　　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孺人在室，以孝谨称。年二十二，适滁州文学金绍曾。绍曾字榖似，早慧，能文章，有名于时，而夭。生男二女一，后先俱殇。姑不逮事。夫死时舅年老，哭子得沈疴；以一寡妇人代男子职，奉养丧葬，必备礼。而家道益窘，从姑从母之贤者，怜而周之，仅以存活。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后绍曾十有九载。综孺人生平，于世间守节妇，最为坎??。嗣子为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于某山。弟敬梓，持所为传诣余，泣而言日："吾鲜兄弟，姊又无子，后虽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铭日："子幼而殇，夫才而夭；块然处室，神瘁形槁。胡茕茕以至斯，苟无拂于我志，而其又何之！"--《金孺人墓志铭》，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八这篇铭文虽然短短二百七十余字，但却是研究吴敬梓身世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程廷祚是根据传主亲自为其姊所作的小传而写成这篇墓志铭的。从铭文中知道金氏原为吴雯延之女，出嗣给吴霖起。因为此铭是为金氏而作，当然要交代金氏的直系亲属关系；她出嗣给人，又立他人之子为鼐作嗣子。其中虽然未交代传主吴敬梓的出嗣关系，但这是因为吴敬梓虽为金氏胞弟，但并非直系亲属，自然不必在这篇为金氏作的铭文中特他说明。不过，从王又曾诗中所用"紫荆图"的故事，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与金氏必为同胞姊弟无疑，他们之间的感情自当不同于从姊弟，敏轩对乃姊早年夫丧子亡的不幸以及方始中年就已病逝，是极为悲痛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多少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同胞关系。

　　在料理完乃姊金氏的丧事以后，炎夏已过，秋凉渐生。吴敬梓趁此次返乡的机会，曾去乌江附近的山中，看望住在离项王庙不远的伯兄。在伯兄家中，大约住了八、九天才分别。这位长兄，我们无法考知他的姓名，但传主在为其姊金氏所作的小传中既然说"吾鲜兄弟"（见《金孺人墓志铭》），那么这位"伯兄"自非吴霖起之子可知，但从他与这位"伯兄"的感情来看，也不类族兄弟，因为在传主众多的族兄弟中除了与吴檠关系较为密切以外，和其他的族兄弟关系并不友好，他在《移家赋》中就曾愤愤他说过"兄弟参商，宗族诟谇"。此外，这位"伯兄"如果是族兄弟，传主必会交代清楚，在《文木山房集》中写给族兄吴檠的诗、词有若干首，而在最先出现的四首七绝诗题中，就特地志明为"从兄"，即《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这也与传主所写《哭舅氏》、《过金舅氏五柳园田居》一样，界限是分明的。由此看来，"伯兄"应该是传主生父雯延的长子。吴敬梓此次去"伯兄"山居中兄弟会晤将近一年以后，"伯兄"又曾到敬梓居处探望，兄弟二人联床夜话，还曾回忆起上次在山居中聚首时的情景。吴敬梓为之写有《伯兄自山中来，夜话山居之胜。因忆去秋省兄未及十日而别，诗以志感，得二十韵》：地本烟霞窟，兄为巢许伦。百年歌帝力，十亩乐天真。抱阜宜营室，迂汀许结邻。绿回芳草长，黛染远峰匀。社鼓乌江庙（原注：居与乌江项王庙相近），灵旗牛渚津。山川馀质朴，习俗尚清淳。

　　野老嬉游共，村翁来往频。藤萝阴漏月，桑柘影随身。美酒盈杯劝，良苗几棱新。饧萧花外市，牧笛雨中春。幸免家人谪，偏馀稚子亲。

　　摊书消永夜，高枕卧清晨。自著潜夫论，宁辞原宪贫。昨秋过故里，留我住弥旬。薜荔依门巷，兼葭变水滨。圆沙知雁聚，曲港见鸥驯。

　　蟹簖缘溪富，鱼罾罾树均。嘉肴仍速舅，肥牡定娱宾。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寄声劳扰客，此是武陵人。

　　他这位"伯兄"原来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或是希冀自己象巢父、许由一类隐居不仕的人。相传这两人为尧时隐士，尧准备让位给他们二人，两人都不愿接受。传主把这位"伯兄"看成是与他们相类的人，正说明这位"伯兄"没有什么功名。但这位"伯兄"为人却十分耿直，不谐于俗，所以郁郁不得志，隐居山林，长夜攻读，白昼著述，孜孜不倦。尽管生活并不富裕，但自得其乐，不改素志，抨击时政，不媚习俗。所以敏轩称赞他的作为与王符、原宪相似。王符名节信，东汉时人，隐居山中著书，评论朝政得失，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愿显名于世，自号"潜夫"，著有《潜夫论》十卷。原宪字子思，又名原思，孔子弟子，蓬户褐衣而蔬食，仍不减其乐，坚行其道。后世一般惜用他指代贫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日："夫子岂病乎？"原宪日："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对这样一位许时俗而安贫守道的"伯兄"，在诗的最后，敏轩表示了与其终身相依傍的意愿："愿得长相倚，须完未了因。"佛教指此生尚未了结的因缘为未了因。传主对宋代大诗人苏辙非常钦迟，在《移家赋》里就曾以"苏家则拭辙并进"，比喻先世的兄弟关系。此处"未了因"显然也是借用苏拭寄诗其弟苏辙的诗意，东坡《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东坡集》续集二）正因为传主幼时出嗣给霖起为子，所以才与同为雯延所生的这位"伯兄"不能"长相倚"。难得聚首一次，天生的手足之情油然而生，禁抑不住，就吟之于诗。此外，从此诗通篇来看，这一时期传主的思想面貌，和早年一度对功名的追求和热衷已有所不同，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和功名富贵全然决裂，但显然对这种追求逐步感到厌倦，功名富贵观念己大大薄弱，而对时政的弊端、习俗的颓靡，深深感到不满，并步步加深和坚定了隐而不仕、闭户著述的志愿。

　　此次敏轩回到故乡，正遇上岳丈叶草窗悬弧之庆。这位原籍苏州的老儒医将爱婿挽留在家，欢聚达十日之久。翁婿分手之际，草窗翁已预感到这次晤面可能就是翁婿最后一次聚首，因而特别眷恋。果不其然，不到两年他就病逝了。吴敬梓十分伤痛，写下《挽外舅叶草窗翁》诗：吴中有耆硕，转徙淮南地。自号草窗翁，所师僦贷季。爱女适狂生，时人叹高义。茅檐四五椽，绕篱杂花莳。肘后悬《灵枢》，案前堆《金匾》。园林药苗，屏风挂盐豉。徙柳多奇情，针茅亦游戏。梅福庄光甥，昔贤爱同志。嗟余辞乡久，终岁不一至。前年悬弧辰，留我十日醉。示我平生业，《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逍遥无物累。自言岁龙蛇，逝将谢人世。绩学翁所勤，近名翁所忌。

　　无人为表微，谁定黔娄谥。

　　这位老儒医，一方面行医种药、熟读医书，一方面研究《周易》老庄之学，为人厚道，治学勤奋，安贫守素，不求名逐利，倒也十分逍遥自在。传主吴敬梓为他的岳丈无人为之"表微"而有些愤愤。在以功名得失为评品人物准绳的势利社会中，又有谁愿意为一个如同战国时家贫而又不求仕进的隐士黔娄那样默默无闻的寒士作传写铭呢？传主只能自己为岳丈写上一有挽诗，在这篇挽诗中，敏轩既称美了岳丈的高尚品德，又对岳丈贫困勤学而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生表示了深深的哀叹。

　　在这一时期，传主不但亲姊金氏、岳丈草窗翁先后谢世，而且不久之后，他的另一舅父又复病死，噩耗接踵而来，很使敏轩悲伤不已。特别是致老舅于不起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功名不遂，这对传主的刺激很大。吴敬梓的舅父一生在科举阶梯上攀登，吃尽千辛万苦，受尽冷眼卑视，二十岁前后就进学成了秀才，此后每届乡试，都去应考。有时为了不误考期，即使有病在身也勉力前往。可是屡试屡败。到了六十岁依然未能中举，忧愤成疾，医药罔效，终于抱恨病死。吴敬梓极为沉痛地为之写下《哭舅氏》诗：河干屋三楹，丛桂影便娟，缘以荆棘篱，架以蒿床眠。南邻侈豪奢，张灯奏管弦，西邻精心计，秉烛算缗钱。吁嗟吾舅氏，垂老守残编，弱冠为诸生，六十犹迍邅。皎皎明月光，杨辉屋东偏，秋虫声转悲，秋藜烂欲然。主人既抱病，强坐芸窗前，其时遇宾兴，力疾上马鞯。夜沾荒店露，朝冲隔江烟，射策不见收，言归泣涕涟。

　　严冬霜雪凝，偃卧小山颠，酌酒不解欢，饮药不获痊，百忧摧肺肝，抱恨归黄泉。吾母多兄弟，惟舅友爱专，诸舅登仕籍，俱已谢尘缘。

　　有司操尺度，所持何其坚，士人进身难，底用事丹铅。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

　　在这首痛悼舅父之亡的诗作中，也倾注了传主吴敬梓大半生蹭蹬场屋的愤恨，而且也反映了他对主试大人的衡文无准、对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的所谓"抡才大典"的无情讥讽，对这种制度所酿成的"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抨击，并且表明由这种制度带来的"贵"或"贱"都是不祥之物，是极不可取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吴敬梓的思想的确有了新的发展，对早年所热衷的科举考试的弊端，除了通过他自身的痛苦教训有所认识以外，更从他的许许多多亲友的失败中有所感悟，"寄言名利者，致身须壮年"，只不过是由愤激而发出的反语。传主己充分认识到科举之途并非平坦大道，对绝大多数的士子来说确是此路不通！为此，他不仅对八股科举的考试办法、而且也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发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呼号。虽然全诗已佚，但仅从这残存的两句中，也可看出传主的心声。他的友人王又曾对这样的呼号作了充分的肯定，说："但诋父师专制举，此言便合铸黄金。"（《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集〉后》）这一认识，也是当时社会上批判八股科举的进步思潮的反映。其实早在明季未叶，无论学术界还是文艺界对八股制艺的嘲讽和批判已形成风气。杨慎在"举业之陋"中就指出当时读书人很少通经，也不治子、史，甚至以唐朝事为宋时事，二事合为一事，一人分为两人（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而科举考试中营私舞弊之风已为时人所不齿。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丙辰科会试，"家饶阿堵"的吴江人沈同和，被主考大学士吴道南、礼部尚书刘楚先所"首选"取为会元，以致物议四起；天启四年（1624 年）甲子科乡试磨勘，魏忠贤目不识丁，他的干儿王绍徽辑《点将录》，"皆逢迎其意者，明为指点"，当时就有人作传奇《百子图》予以嘲讽（《茶余客话》卷二"明考试之弊"）。于这一科始中举人的江西文人艾南英（著有《天偏子集》）因为久困场屋，对这种科举考试极为痛恶，写有《应试文自叙》述说他的坎坷，做了二十年老秀才，参加乡试七次才中举。明季末叶，甚至有"断送江山八股文"的议论，在朝堂上曾发现有书写"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晚生文八股顿首拜"的大柬，可见有识之士对这一考试制度的痛恨。这种批判的潮流，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反映，明清之际的华阳散人编辑、蚓天居士批阅的小说《鸳鸯针》，是四篇白话小说的汇集，第一篇《打关节生死结冤家，做人情始终全佛法》，写杭州仁和县秀才徐鹏子参加乡试一事，揭露了嘉靖时期科场舞弊、官场营私的黑暗情景。清朝初年，曾有画师绘八股图，图上瞽者八人，或题诗、或作字、或鉴赏古玩、或品评书法名画、或调琴、或奕棋，目既不见，毫无所得，讽刺作八股的人如同这八替（见《清科举考试述录》）。略早于吴敬梓的蒲松龄，在他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多次涉及科举制度，也曾从不同角度加以指擿。除了形象的刻划以外，还以"异史氏曰"的形式直接发表议论予以抨击，如《王子安》一篇"异史氏曰"这样写道：秀才入闱，有七似焉：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

　　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皆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己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挚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而不己，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

　　类似的揭擿和批判，在《聊斋志异》的《司文郎》、《贾奉雉》、《褚生》等篇中均曾出现。蒲松龄所塑造的形象、所描绘的情节、所发表的议论，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端和所产生的恶果。这些批判的画面，在《儒林外史》中则以长卷的形式充分展开。

　　在传主吴敬梓时代，不仅文艺创作中出现了这种嘲讽科举罪恶的作品，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批判科举弊端的著述，例如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特别是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十八房"、"经义论策"、"科目"、"明经"、"三场"、"拟题"、"举人"、"试文格式"、"程文"等条目中，在诗文集的《生员论》、《与友人论学书》、《与彦和甥书》等文章中，对八股科举制度许多环节的种种弊病和黑暗情况，都有深刻的揭发和有力的抨击。这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对八股科举的批判也不亚于顾炎武。这些进步学者的思想，显然对传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吴敏轩之所以能接受这些学者的影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自身有着屡困场屋的痛苦经历，又目睹了亲友在追逐科第过程中先后调亡的残酷现实。在接受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之后，传主终于进而从理性上对这一制度积习难返的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传主吴敏轩这种进步思想的发展历程，一直延续到四十岁左右，当他的舅父病故时方始大体完成。

看书问道

七 修先贤祠

　　乾隆五年（1740 年）秋冬之际，传主吴敬梓以不惑之年从故乡全椒返回白下以后，到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这三、四年内虽然曾数次出游，但每次外出时间均不长久，大多时日都是住在南京秦淮水亭从事著述，并与当地名士逐日诗酒唱酬，座无虚席，文名大盛，以致被金和说成是"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儒林外史跋》）。推为"盟主"一说虽然未免有些夸美，但与南京名士诗酒集会、相互唱酬，倒是确有其事的。当然，这些文士在一起也做了一些"正经"事，修祭先贤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

　　吴敬梓回南京不久，曾与诗文之士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牛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瘦岑、樊圣漠、顾秋亭、戴瀚等人应励行南之召，聚会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作消寒之举。这次集会，戴瀚曾写诗记叙其事，有"人于白下门边遇，酒是黄公垆上斟"、"由来此乐忘宾主，且听雄谈迈古今"、"千间厦问寒谁庇，五岳心知笑可排"、"酒力还将风力欺，高歌欲动鬼神时"、"何当共奏凌云赋，一一怜予野席攀"的诗句，从中可以想见他们不拘形迹、忘却主客，彼此痛饮畅谈、高歌吟咏的欢聚情景。此诗见于《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收入此集的诗篇作于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至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年）。集中除此篇诗作以外，尚有不少诗篇记叙这些文士的集会、唱酬，如《题李蘧门板舆花径养亲图》，李蘧门即李本宣；《题程绵庄望岳图》，程绵庄即程延柞；《夜雪次吴蒙泉外史韵》，吴蒙泉即吴培源；《花朝日丽山程丈招同人燕集》，程丽山即程锦春，等等。他们或为传主知友，或为敏轩至戚，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只要传主没有离开南京，总有他在座。吴敬粹参与这些聚会，不仅吟诗作赋，还从亲友的言谈中了解到许多人情物事，帮助他观察和体验了现实生活，从而也猎取了不少创作素材，提炼成小说中的艺术情节。例如写诗记叙他们聚会的戴瀚，其人事迹虽然未曾被传主利用，但与戴瀚有关系的人物的某些事迹，却显然被敏轩摄人到《儒林外史》中来。

　　戴瀚字巨川，号雪邨，上元（南京）人。自幼善诗，八岁即能成篇。从小服侍父亲在栖霞山读书，偶得佳句，即使时在半夜，也起床书写。以免遗忘。雍正元年（1723 年）乡、会试连捷，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顺天、贵州，督学福建，官至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戴巨川一度颇得胤禛宠信，受到召见，被问及家庭人事，并特令江南总督拨给二千金以养赡其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复典顺天试"时，却"坐累下刑部狱"。后被革职归里，"贫至无室可栖，而好奖进后学，休宁戴震师事之"（参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金陵通传》卷二十九）。一度极受胤禛宠信的戴瀚，何以一败涂地？仅仅是因为科场案件所牵连？并不见得。当胤禛死后，乾隆即位之初，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有上谕：办理天下事，务贵得其平，必是非轻重无丝毫或爽，而后可以协天理而当人心。况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遂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即如戴瀚科场一案，朕因未得真情，特命王大臣会同刑部审理。今议以戴瀚闻大行皇帝（指胤禛）升遐之后，言笑自若，照忌辰演戏之例，拟斩监候具奏。戴瀚如科场舞弊果真，即宜置之重典，若场中谈笑自若，乃无实际可凭者，岂可因此入重罪乎？况比照忌辰演戏之例，更不相符。

　　--《东华续录》乾隆二戴瀚曾受胤禛优礼，而闻其死，居然"言笑自若"，似乎不合常情。但若了解戴瀚岳丈的情况，蛛丝马迹，就不无可寻了。他的妻子是周??之女。??字崑来，原籍河南，工画山水人物，尤善画龙马，时人侯学诗有《题周??画龙歌》（见《金陵诗征》卷二十三），高度赞扬他的画龙技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也叙及他的画龙故事：周??，字崑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日一百两。有臬司某者，赏玩不置，日："诚须一百两。"??即卷赠之，日："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觇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周??画龙"条从此条所记，周??擅于丹青已可知，而他为人之豪爽亦可见。在《金陵通传》卷二十九、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三中都有他的小传，府志小传说他的"枪法尤擅名"。这还不打紧，精于枪法而又图谋不轨，那就不能见容于封建王朝了。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说："江宁省城正月间，屡有盗劫之事"，其中"不轨之徒，以符咒惑人，各处煽诱，江、常、镇、苏、松等属以及浙、闽，皆有声气相通"。而这些不轨之徒的主要人物则是"甘凤池、周??来等十余人"，其中尤以甘凤池"苍猾异常"，不但"颇晓天文、兵法"，而且"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了（见雍正《硃批谕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八年二月初八日）。戴瀚的岳父周??既然与甘凤池等人同为"不轨之徒"的首要分子，他被借故革职自也属必然。吴敬梓在与戴瀚交游中也自然知晓在同一城市中发生这些事件的详情，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也会有所闻。《儒林外史》中凤四老爹这一形象显然也糅合了甘凤池的某些行事，除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拙作《吴敬梓研究》中所列举的材料以外，此处再选录笔记一则，可以以之与《儒林外史》中风四老爹解救贩丝客人被船家少妇所骗的情节（五十一回）相对照：甘凤池以拳术名，??尝误入盗船，佯醉偃卧，盗投诸水，缘漂木而登，拾道旁巨石遥拟，中桅覆舟，盗众尽歼。??--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在传主吴敬梓笔下，"盗船"显然就成为贩丝客人被骗的乘船了。

　　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举行的消寒小集中的人物，大多与吴敏轩有交往，其中尤以吴墙源与传主关系最为密切。吴培源，字岵瞻，号蒙泉，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二年（1737 年）丁巳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职上元县教谕（据《江苏诗征》卷十五小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以进士身份而为县学教谕，得官可谓低下，培源颇有牢骚地写了两首《释褐后得教职感赋》诗：坐拥湖山化雨天，人称散吏宛如仙。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壮已然。芹壁管弦开绎帐，杏坛霜露列青毡。腐儒通籍犹如故，只合生涯在砚田。

　　一曲霓裳舞大罗，众仙同日佩鸣珂。老尝蔗境甘犹少，春到梅边暖不多。已向儒林沾雨露，不教宦海落风波。郑虔本自甘樗散，好向清时乐啸歌。

　　--《梁溪诗钞》卷三十四但是当他来到人文荟萃之乡出任县学教谕之后，与芸芸士子接触极频，诗酒唱和，相得甚欢，多少也消除了一些抑郁之感。传主吴敬梓对他十分钦迟，金和就说敏轩"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儒林外文跋》）。在《文木山房集》中还保存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诗：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名字标黄阁，纶音降紫泥。清才堪禁近，课士且卑栖。系马春风暖，衔杯月影低。槐阴看觶集，柳外听乌啼。钟阜邀词藻，秦淮净品题。微吟惊候吏，奏绩付诗奚。大雅将沦落，斯文赖整齐。昔年贤使相（谓嵇相国），投分几招携。

　　岂合甘萧散，应难得久稽。声称盈玉殿，依旧赴金闺。

　　传主吴敬梓一向以泰伯后人自居，因而与无锡吴氏亦可谓同宗。所以诗中先交代此节；接着赞扬了蒙泉的才高学深，而同情其得职低卑；下面又叙述几年来他们同在钟山秦淮胜处品题的雅事；还对蒙泉"整齐"斯文的课士重任，予以莫大期望；再回忆当年蒙泉被嵇相国引为知己的往事，最后点明蒙泉将离任赴京述职一节。所谓的"嵇相国"，是指无锡（一作长洲）嵇曾筠。曾筠字松友，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人值南书房，兼上书房行走，五年（1727 年）兼管山东黄河堤工；七年（1729 年）授河南山东道总督，兼管运河；十一年（1733 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在吴蒙泉考中进士之前，曾被他召入幕中共事，宾主十分相投。敬梓诗中所谓"昔年贤使相，投分几招携"就是指吴培源这段经历。传主于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与吴培源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小聚以后不久，转眼过了新年。乾隆六年（1741 年）正月，再次与吴培源相聚小饮，并有联句记叙他们相会时的情景：

　　蟾魄出林薄（吴培源），板桥烟霭生。水纹冰已泮（吴敬梓），

　　云叶雨初晴。钟阜含轻碧（源），江潮荡远清。凤楼帘影动（梓），

　　鹿苑塔光明。香冷寻梅坞（源），宵长拥竹罂。灵辰宜刻燕（梓），

　　逸兴且骑鲸。节近烧灯市（源），人游不夜城。莺花催淑景（梓），

　　萧管奏升平。巷是乌衣旧（源）.歌翻白练轻。渡寒桃叶去（梓），

　　门掩柳枝横。断础缠芳草（源），丛祠长杜蘅。菜佣犹冶习（梓），

　　鞠部按新声。押客谁江总（源）？佯狂忆步兵。山川留我辈（梓），

　　风月自多情。薄宦同樗散（源），穷途爱采荣。空传贾岛佛（梓），

　　谁荐子虚名？且约探春侣（源），相期载酒行。青郊飞布榖（梓），

　　绿树听仑庚。放志还舒啸（源），闲吟喜载。今宵浑不寐（梓），

　　参昂烂前楹（源）。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见《会心草堂集》诗四

　　这首联句反映了他们两人的出处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彼此的才情却相互推崇，同时也表示了对彼此失意的惋惜，还反映了他们一起度过的萧管夜游、钟阜探春、佯狂畅饮、闲吟新声的闲散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虽是文士，一为县学教谕，一是诗坛盟主，但他们所接触交往的人并不尽是文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为封建统治者侧目的戴瀚而外，还有不少社会下层人物诸如歌儿舞女、演员伶人。在他们诗作中留有姓名的则有王宁仲，这位垂老沦落的老伶人有时闯入这些文士的诗酒会集，兴之所至，或细声曼调歌一曲，或面施粉墨演一场，颇得这些文士的好评和同情，传主敏轩特地写下一首长诗《老伶行》赠送给他。这首长诗并不见收于传主的《文木山房集》中，倒是在吴培源的《会心草堂集》诗卷四中保存着。此诗是了解吴敬梓思想感情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圣皇峻德如云日，赤雁歌成白麟出。游河巡洛迈唐虞，御字升平六十一。乘舆六度幸江南，贝叶三花华盖含。勾陈列宿湛卢剑，陪辇词人玳瑁簪。驻跸金陵佳丽地，旧京凭吊思明季。乐舞云门祭孝陵，行官夜半喧歌吹。中有伶工最少年，歌喉百啭圣人前。幽咽如闻陇头水，嘈切琵琶四十弦。忽然灵威歌天马，行云自止尘飞下；宫女私惊声绕梁，侍臣共见颜如赭。君王亲顾赐缠头，中使携来宠渥优。几日銮舆渡江去，从兹鞠部姓名留。鞠部从兹羡荣遇，秦青咸黑都相妒；下里喧传郢市歌，何人敢学邯郸步。本朝家法重明良，偶尔伶工一擅场，新磨安敢呼天下，幡绰焉能侍上皇。鼎湖龙去曾偷泣，当日御阶看鹄立，梦里犹闻天语呼，潦倒梨园自于邑。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诛茅自构三间屋，种林新营二顷田。

　　莳花插竹时酣酒，往事追思曾回首。浓绿参差盼帝梧，嫩黄摇曳瞻尧柳。有时乘兴入豪家，欣看绰板间筝琶，不知匿笑缘何事，为道流诞逢麴车。今年城北花朝会，鶣拉纷无赖。四座都为失意人，老伶阑入欢声大。银烛重烧眼倍明，蹒跚两足不成行，参军邦老新装就，缓步氍毹歌一声。一声歌罢群称善，都缘曾侍瑶池宴，似从天上谪人间，屈指流年若飞电。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酒阑烛跋笙歌歇，行到板桥珍重别，曾见当年歌舞谁，秦淮流水钟山月！

　　这首七言古诗大约作于乾隆七年王戌（1742 年），传主吴敬梓时年四十二岁。这年春初，他刚从淮安程晋芳家作客回南京不久，二月花朝日又与南京的一些名士吴培源等人聚会。会后特地写了这篇七言赠给这位老怜人。吴培源《会心草堂集》中题为《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后来杨仲羲在《雪桥诗话》余集卷四中曾录入这首诗，但诗题误为《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从诗的内容和写作时间推断，王宁仲既然在乾隆七年已有七十八岁，而潦倒梨园的生涯倒有五十年左右，那么当其"少年"时迎候"南巡"的皇上绝对不会如某些著述所说的那样是第六次南巡时的乾隆帝。诗中明白交代"御宇升平六十一"，必为圣祖康熙无疑。据《清史稿·圣祖本纪》所载，玄烨分别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四十六年三月前后六次南巡驻江宁。但明文记其祭奠明陵的只有二十三年（1684 年）、二十八年（1689 年）两次。《老伶诗》一诗写作时，王宁仲既已七十八岁（乾隆七年， 1742 年），而又说明他自从在孝陵君王之前演出以后潦倒江湖已有五十年左右，那么王宁仲的侍驾不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八年，宁仲二十岁），就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三年，宁仲二十五岁）。但从诗中所说"中有伶工最少年"来考虑，应在康熙二十三年，宁仲二十岁时。诗的前半篇就叙述了少年时代王宁仲在玄烨南巡祭奠孝陵之际，半夜奉召人行宫为玄烨演唱，娴熟的技巧，使得"四十弦"的琵琶如陇头流水倾泻而出，声遏行云的轻歌绕梁不绝，使得龙颜大开，宫女惊叹。而这位少年伶工也就得到内监送来的君王的赏赐，从此在南京曲坛上享有盛名。但为时不久，玄烨病死，宁仲也就潦倒不堪。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伶工"也白发萧萧，无人知晓了。他在江边经营了三间茅屋，种了一些可以酿酒的秫。在这次文士聚会时，他突然而来，在座的失意文人见到宁仲，无不欢迎，重新点燃起了银烛，请他随意演唱一番。宁仲虽已老迈，行动不便，但演出依然相当成功。这次聚会是在南京城北地区举行的，而宁仲却住在城南与秦淮水亭相距不太远的板桥附近，所以聚会散了以后，他与吴敏轩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板桥附近才珍重道别。在这次谈话中，传主吴敬梓了解到宁仲的身世际遇，也联想到自己的坎坷不幸，在诗的最后感慨万端他说道："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这里，既有对王宁仲后半生潦倒江湖的同情和慰藉，也有为他前半生遭逢圣祖宠爱的庆幸和歆羡，同时还流露了传主自己这样一类的"才人"，虽然创作了多少"凌云赋"，却从未有机遇可以献给"至尊"的慨叹。显然，传主在为王宁仲一洒同情之泪中也包含着自己的泪水。从吴敏轩这首七古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尽管在四十岁前后，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表示自此再不从中谋求出路，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儒士，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每逢念及自身报效无门时，总难免要不自觉地伤感一番。

　　吴敬梓这首《老伶行》写好以后，随即在友人中流传。不久之后，吴培源为之写了两首绝句《题敏轩老伶行诗后》：崔九堂前一曲歌，落花时节奈君何。白头应记升平乐，甘载江南望幸多。（原注：圣祖南巡凡六次）

　　零落才人献赋迟，兴酬翻出老伶诗。良辰好贳旗亭酒，赌取黄河远上词。

　　第一首七绝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意，比喻王宁仲曾得康熙宠爱，也如李龟年受到玄宗赏识一样。第二首七绝则称传主吴敬梓为"零落才人"，献赋不成，难免迟暮之感，同时以写作《凉州词》的王之涣比喻敏轩。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主旨，是"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吴培源以王之涣喻传主，实在是包涵了他们两人同不见重用的身世之感。

　　后来，在传主病故以后，他的友人王又曾还对这首《老伶行》七言古诗又作了很高的评价：一首老伶吴祭酒，几篇乐府白尚书。人间具眼定能辨，论属盖棺非面誉。

　　--《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把吴敬梓这篇七古比作清代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的诗作，因为吴梅村曾经写了不少有关艺人的诗篇，如《赠苏崑生》、《楚两生行》等；又将这篇为下层人物写照的《老伶行》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因为新乐府中也有不少描绘社会下层的诗篇。这样的评价对于并不以诗歌见长的小说作家传主吴敬梓来说，是相当高的推崇了。实际上，在现存的吴敬梓诗词作品中，这首七古也确实是思想内容比较充实的一篇。

　　总之，自从吴培源来上元县任"学老师"以后，与此时仍为老生员的传主一直脱咯形迹，往来密切，相互唱酬。到了这年（乾隆七年， 1742 年）除夕，吴培源又邀请敏轩来家守岁，两人倾诉近年来遭遇，为这各自年华老大仍然或浪迹天涯或羁栖一隅而深为叹息。敬梓在除夕之夜，即席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此词作虽未保存下来，但吴培源《除夕和敏轩韵》的一首《满江红》却存于《会心草堂集》中：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

　　三载羁栖同浪迹，一官落拓空霜髩。觉年来，冲淡是襟期，无悲愤。

　　团子妇，陈椒酝；盘苜蓿，传清韵。望故园春色，碧山云近。老我不才宜懒慢，任他捷足夸神骏。拟一江烟水赋归来，甘肥遁。

　　吴蒙泉在这首词中，既推崇了敏轩深厚的才情，也抒发了自己赋归的愿望。尽管从字面看似"无悲愤"，其实正反映了他们的悲愤已到极点，只不过是以类似辛弃疾词作"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将彼此的感情表露出来罢了。这次彻夜长谈，已全然泯灭了他们两人一为"学老师"一为"生员"的形迹，如同彼此深刻了解的老友一样，相互抒发心中的耿耿不平，较之去年正月上弦两人联句中所反映的彼此关系已更为密切。虽然他们今后也还经常相聚，但象这次通宵达旦的促膝深谈，在此后的日子中也很少有了。不过，从此两人已洞晓彼此肺腑，并不在乎形式了。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冬之季，吴培源在任上元教谕整整八年之后人京述职候选，传主和戴瀚以及南京一些其他名士为他饯行，并有诗赠别，戴瀚还以左手书写送别之作，在《雪村诗賸编年》卷十二《循陔集》中有《李西眉目诗索余左手分书依韵答之》三首之二：病骨三年未易亲，曾于惜别致谆谆。何当燕市金台路，传看阳关而浥尘。

　　雪村自注：丙寅冬日，吴蒙泉外史入都，立索送别之作，急就左书，京师旧游，竟相传赏，真不虞之誊也。

　　"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在《会心草堂集》中，吴培源也有《丙寅秋季余将入都门，雪村学士暨诸君子招饮顾生惕园亭，分赋赠别，余得紫微调》、《丙寅十月入都赴调??》等诗作，可见吴培源确在此年离开南京赴京候选。《循陔集》所收诗作起自乾隆四年，止于乾隆十三年。在此首之前，雪村诗作中还多次提及与吴培源等人燕集的情景，在此诗之后却很少见有。传主吴敬梓也为吴培源人京写有《送家广文先生俸满人都谒选》一诗：清江帆重秋烟起，君令北上长安市。长安卿相交相称，卓鲁龚黄执鞭箠。君行何匆匆，别意临西风。邮亭一祖送，感激心忧忡。

　　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桃叶轻阴泛小船，梅花香霭吟新句。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纲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幸大匠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阳春。人生知己不易得，何况情深骨肉同天亲。歌亦不能长，泪亦不能堕。梦魂泪随千里遥，云山万叠愁中过。君不见，邻家失母儿，暂时不见涕交颐。亦知后会应不远，无奈尊前离别悲，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

　　吴培源因任职上元教谕而移家金陵之事，大约在乾隆三年（1738 年）。在任一段时间后，方才与传主敏轩相识，并有所往还，冉进而诗酒唱酬，到乾隆十一年（1746 年）恰恰八年，所以诗中说"金陵八载欢相聚"。但此诗却被误收入传主长子吴烺的《杉亭集》中，周德恒在《读〈杉亭集〉札记》一文中，将之归还原作者吴敬梓，考证颇为精详可信。此处再为周说略作补充：诗中的"人皆贱我虞翻骨"，与吴敬梓在《秋病》四首中所述"屯贱谁怜虞仲翔"是一致的。既然传主以虞翻自拟，乃子吴烺似不会再以虞仲翔自拟。虞翻字仲翔，《三国志·吴书》有传，由于吴敬梓的生平为人与他颇多类似之处，所以常自比为虞仲翔。如虞翻为浙东余姚人，吴敬梓在《移家赋》中也说明自己先世"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征辟，吴敬梓也未应鸿博廷试；吴敬梓被迫离开故乡全椒，虞翻也曾被徙交州；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而吴敬梓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吴敬梓晚年"治经"（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著有《诗说》，而虞翻则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等等。由此看来，此诗确为传主吴敬梓所作无疑。这一年培源已为五十九岁，而敬梓则为四十六岁；同时吴培源身为县学教谕，而敬梓则为普通生员，因而诗中有"情深骨肉同大亲"、"忍见墙头桃李枝"的叙写，正符合这两人的身份和感情，确实介乎师友之间、类似父子之亲。在诗中，吴敬梓对自己屡遭世人白眼惟受培源赏识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这样一位陶冶自己的师友的别去，则黯然神伤。吴培源赴京述职不久，在乾隆十二年（1747 年）被派浙江任余姚县令，次年即乾隆十二年（1748 年）又调为遂安县令，在遂安任职大约五年左右，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六十五岁时就告老退休，直接回故乡无锡去了。当培源返乡后两年左右即乾隆十九年（1754 年），传主吴敬梓就病逝扬州。在吴培源任职遂安时，吴敬梓曾去浙江拜访他，旅途中曾游览了杭州，并写有《西湖归舟有感》一诗：满地霜华满舵风，桑阴零落稻粱空。浓沾两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

　　此诗虽未见收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但陈古渔的《所知集》、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张泰枫的《国朝千家诗》等均已收入，唯个别字词有所不同。从吴敬梓一生行迹、晚年的经济窘迫以及他和培源的交谊来考察，此次浙江之行，除了探访故交叙旧以外，还有请求充任知县的吴培源赀助生活费用的用意。

　　这一时期内，与传主在南京唱酬交往的文士还有朱卉（已见上文）以及顾秋亭、樊圣谟等人。顾秋亭与涂长卿都是南京本地诗人（涂长卿，见下文）。顾秋亭名国泰，上元人，康熙五十年（1711 年）辛卯科武举人，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科武进士，官侍卫，后以武科改授文职，为光禄寺少卿，著有《乐易堂集》。当吴敬梓另一友人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之际，他曾写有长诗，赞美王溯山不慕荣利的澹泊性格，也曾和王溯山一同到离敏轩秦淮水亭不远处的环溪草堂聚会，而环溪草堂主人则是吴敬梓移家不久后就结识的另一位诗友姚莹。至于在李天泽芦渡园消寒小集中出现的滁州冯粹中，名祚泰，他虽不是南京土著学人，但却长期寄寓在金陵钟山书院。冯粹中和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两代均有交往，在他中举前，每逢科岁考，总要回滁州参加，又大都与吴烺一同从南京出发，乘夜船直抵滁州。在他逝世后十三年，吴烺还有诗回忆这一段经历：老辈难忘冯敬通，鞭驴夹策逐秋风。小船一叶当中坐，望见乌衣夕照红。

　　--《归里杂感》之四，见《杉亭集》卷九冯粹中读书钟山书院时，曾经自携干粮，步行考察淮河、黄河流经的地区，探究治理淮、黄二水的办法，著有《治河前后策》四卷，前策三十篇，详细叙述历代迁徙情况并评说其得失；后策十一篇，则条分缕析地论述当前存在的利弊。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 年）王申科，他在北闱乡试中才考取顺天举人，授职正白旗官学教习。但不久之后就病死都下。冯粹中与吴敬梓的交往，虽然没有在《文木山房集》中留下痕迹，但传主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却采撷了不少他的经历，例如马纯上游西湖遇"神仙"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冯粹中的一段遭遇而改制，在他死后，程晋芳的挽诗中就曾提及此事：春园杏压鬓鬅鬙，谁料承尘鹏示征？海上松期方本幻，家中文字焰犹腾。贫深旅次丧无主，病入残春鬼可憎。谁遣余魂慰邱首？

　　黄河冰色晓凌兢。

　　--《闻滁州冯粹中没于京邸，诗以哭之，并告诸友谋归其丧》，见《勉行堂诗集》卷六"海上松期方本幻"句后，程晋芳有注说："冯曾遇假仙于浙水。"由此可见小说中有关马二先生的某些情节，的确是从冯粹中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传主与这些诗文之士经常聚会，在吟诗作赋、饮酒畅谈之中，也就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他们的遭遇见闻，为敏轩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他们的生活意趣和学术思想，乃至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戴雪村诗中写到的樊圣谟，就曾对传主的思想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樊圣谟名明徵，字轸亭，原籍江苏句容。父名长梿。明徵伯父早年在南京普德寺出家为僧，但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被时人称为"怀远大师"。明徵在句容时已是贡生，由于伯父怀远大师的因缘，得以侨居金陵，并且能与南京的一些名士交往唱酬（参见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明徵极为博学，除对古礼有深湛的研究以外，还擅长金石之学，书法也极精，曾得到袁枚的赏识，称赞他"博学好古，尤精篆隶之学"。袁枚所藏的两汉金石文字，大都为明徵所赠。当明微故后，袁枚曾写有挽联："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当古人看。"（《随园诗话》卷一）。袁枚还把他和敏轩另一友人周榘同视为金陵"二贤"（《慢亭周君墓志铭》，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六）。传主吴敬梓晚年所作《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就由樊圣谟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前后分别用二十三种碑帖字体写录。而这二十三首诗并不见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幸赖明徵的写录才得以保存下来。他和传主吴敬梓，以及敬梓极为钦佩的友人程廷祚三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术，讨论礼制。即使一时不相晤面，也有书信往还，彼此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南京谈姓人家有丧事，樊圣谟变革古礼，在谈家丧事祭奠之际，居然"为奏声乐"，而且还邀同吴敏轩一同参加这次革新礼制的活动。传主吴敬梓更置古礼于不顾，作了一篇《大招》，为死者招魂。圣谟和敏轩"制礼作乐"的革新措施，却招致了程廷祚的反对，他在《与友人樊某书》、《答友人樊某书》（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四）中一再劝诫圣谟切勿作此种尝试，他担心"倘一旦而议者以足下所行之丧礼，遂与僧道之经醮、梨园之搬演并讥失礼；则既累足下，又累古礼，此仆之所大惧也。故敢冒渎，伏冀垂察改正。"他还请圣谟转告敏轩："《大招》之作，乃楚之累臣创为之以述悲哀者，岂丧礼所可用而云古有是事乎？"程廷祚还说："敏轩所作《大招》，亦近游戏，古无其礼。"从这些学术信札中，我们完全可以知悉传主敏轩曾与圣谟一起对丧礼进行某些改革，但并没有与程廷祚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三人的见解还是相同的，这就是修复先贤祠并开展祭祀活动。

　　吴敬梓的先人屡有修建学宫的善举，这对传主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族曾祖吴国缙出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曾捐赀兴修江宁府学；他的嗣父吴霖起出任赣榆县学教谕时，也曾以俸银增修赣榆县学，而且其时敬梓也正在赣榆，亲睹其事。如今传主移家金陵，身为一名普通生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无从参与修建学宫一类的活动。但南京不少学人此时正在酝酿、倡议修复先贤祠，于是吴敏轩就参与其事了。关于传主参加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在有关资料中都有记载：??先生（谓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把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钜，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

　　--金和《儒林外史跋》??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圮矣。征君（谓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赀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

　　--顾云《盋山志》卷四??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馨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张其濬《全椒县志》卷十这些记载都表明传主吴敬梓确实参加了这一活动。

　　传主之所以参加修复先贤祠并进行祭祀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从学术思潮来看，由于明清之际释道势力曾一度有所扩张，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不安，也极为不满，进而痛加批评，不断抨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击释、道势力这一点上却有相同的表现。无论黄绾、顾炎武、颜元、李塨，他们对释道异端是深为不满的，特别是颜元、李塨反对尤力。颜元在《存治篇》中专门写有"靖异端"一节，提出绝由、去依、安业、清蘖、防后、杜源、化尤、易正、明法等九种措施清除佛老左道，主张"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从而使"风淑俗美，仁倡义明"。在《存人编》中又写有"唤迷途"一节，对受惑不深、受惑渐深、西城番僧、名儒心佛、教门左道等五种不同对象，分别晓以利害。惊醒迷途，唤其回头。他们之所以反对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程朱理学已"为佛氏所染，为世人恶习所混"（《存性编》卷一）。李塨更指斥理学"实为二氏（佛老）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这些思想言论，对传主吴敬梓自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将这种对释道异端的思想批判，转化为崇敬儒学正宗的修祠祭祀活动的倡导，而又对传主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吴敏轩的至友程廷祚及其父程京萼。

　　程京萼生于顺治二年（1645 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七十一岁时卒。京萼字韦华，号祓斋，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京萼的祖父虞卿迁居金陵，遂为上元人。父莘乐，字任之，原为明朝生员，入清以后未再出任，而去浙江经营盐业，以此饶有家财。不过，莘乐虽为盐商，但极重斯文，曾组织崇文社，以文会友；还倡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当京萼出生之后，家道开始中落。京萼成人以后，竭力奉事双亲，不令甘旨有缺。曾有人荐举京萼人京为官，他以不能远离膝下坚决辞去。他的母亲病故时，京萼已近五十，才开始纵游山水，江汉、滁宣、淮扬等地都曾涉足。程京萼为人鲠直，敢于面斥人过。嗜于览读，擅长作文，尤精书法。友朋中有贫困无以为生者，他则每月写几幅字相赠，让他们鬻售以维持生计。为此，曾有人以重金请他伪作董其昌墨迹，他却严词拒绝："吾生平不解作伪！"江宁织造曹寅曾经想罗致他，他亦拒不前往（参见《青溪文集》卷十二《先考祓斋府君行状》、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三十六、《金陵通传》卷二十九）。袁枚曾为他的《野处堂文钞》作序（见《随园文集》卷十一）。程京萼一向主张为泰伯立祠并予祭祀，他在《金陵祀典议》一文中说：夫国有淫祠而弗禁，与古先圣贤当祀而废弗举者，均失礼也。

　　迩年以来，吾目所见旱干水溢饥荒凶札民间所祷祠报赛者，未必皆正其当祀之神，而庙宇众多，一方以数十计，则黩祀也。黩祀虽正而亦淫也。淫与黩交争则当祀而弗克举者，敢谓其无哉！吾金陵于古为扬州之城，禹迹所至，睹江山之奠丽而叹。禹之明德远矣。二帝三王之泽皆在中原；江左僻处荆蛮，自泰伯窜居而后风气日开，文明渐著。万世之学，以孔子为宗；而孔氏之门，惟子游为吴人，志谓上元县东二十余里有子游里。大禹有平成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在这篇文章的后半，他批评了"六朝崇尚佛老，未足与议"；南宋建先贤祠，又"未遑详考，以泰伯降与后世往来游宦者同列"；"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却也未曾议及此二圣一贤，认为"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因而，程京萼竭力主张为大禹、泰伯、子游等"圣贤"立祠祭祀。他的主张，其子廷祚必当为之宣扬，因而敏轩自必受到影响。

　　在学术界对释道势力扩张以致侵凌到儒学正统地位表示了极其不满、并且大力尊崇儒学以与之对抗的同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一方面采取了尊孔读经的措施，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元年（1644 年）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九年（1652 年）福临亲临国子监"释典先师孔子"（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推崇六经是"帝王修身治人之道"（《清世祖实录》卷十五）。康熙继位之后，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秩序极为有利的程朱理学更大加肯定，认为"古今讲道学者甚众"，只有"朱子洵称大儒"（《清圣祖圣训》卷五），宣称朱熹之学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另一方面，又对释道势力一再加以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 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主要就是指释道而言；所谓"正学"，就是指孔孟、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诏毁天下淫祠"（《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1687 年）又有禁止僧道邪教之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应严行禁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严禁喇嘛"取民地以广庙字，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一度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但为时不久，弘历即位之初又痛斥释道势力，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一月辛丑上谕中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十六当然，清王朝采取这些政策是出自维护和加强他们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与当时学术界中批判释道、尊崇儒学的思潮也有一致之处。

　　南京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东，为宋代开庆元年（1259 年）制使马光祖所建，数代以后渐渐颓毁。明代焦竑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建议修复，朝廷乃命祠部祭郎葛寅亮于普德山后建先贤祠。不久之后再度圮坏，境地又极幽僻，乃成为宵小之徒藏身之处。因而某县丞索性将所剩的砖瓦梁柱取去修理廨舍，先贤祠更废为平地（参见乾隆十二年《江宁新志》卷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十三、《金陵待征录》卷二）。与传主吴敬梓一起曾经研讨过古礼的樊圣谟此时正寄寓在普德寺中，此寺与先贤祠同在普德山上。《金陵梵刹志》卷三十八有如下的记载：普德寺在都门外南城地，东去所统报恩寺一里，东北去聚宝门一里半。??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时坠秀色，旁接雨花之胜。

　　樊圣漠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敏轩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

　　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朝廷功令，对吴敬梓自当产生一定影响已如上述。何况，全椒吴氏还有着崇信儒家思想的家庭传统，而且传主又以这种传统为足自豪。在《移家赋》中就说自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说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的后人。他的高祖吴沛曾致力于孔孟、程朱之学，传主怀有深情地赞美他能"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其后，敏轩的历代先人也都是以儒为业、遵循儒家传统行事的。传主本人也一再表示要恪守这样的传统，在《遗园》四首中一再表示："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因而，一旦他的友人提出修复先贤祠祭祀泰伯等贤人，以之与释道势力相抗拒，他自然乐于参加是举了。此外，传主的曾祖吴国对的至交、诗人施闰章在康熙九年（1670年）曾写有《金陵先贤祠堂歌》，历叙先贤祠兴废的历史。这对一向尊崇先人的吴敏轩，自当产生一定影响。这首长诗云：崇把杰阁南山前，问谁祀者惟先贤。在宋开庆实肇始，旧基结构青溪边。泰伯以还人四十，封爵 姓氏人题镌。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维七千。重典何时遂湮废，南郊再祀神宗年。议复维焦与李叶，祠祭经营分俸钱。朱堂冠山下俯寺，长于塔影檐端悬。书屋茅亭次罗列，灿然气象联星躔。丹非徒耀耳目，荐蘋酹酒皆留连。

　　廉顽立懦此风好，百年芜秽成荒烟。狐狸所家蛇豕涵，颓墙败棘相钩缠。存者遗墟半浸没，父老吞声多涕涟。倔强魏生与张子，吊古抗言相后先，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陈侯磊落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旧增新五十四，日采舆论无陂偏。神呵鬼护此正直，孤松独立龙蜿蜒，百年废绪一朝举，丰碑伟咏千秋传。於乎前贤诞河岳，上者骑箕魂在天，缥缈岂应争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后有来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莽，恐使白日昏虞渊。

　　--《愚山诗集》卷二十在这首长诗中，施闰章叙写了南京先贤词的兴废史，宋代开庆年间所建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畔；到了明朝神宗时，由于焦竑、李廷机、叶向高、葛寅亮等人倡议和经营，方在南山（即聚宝门外一带山峦）重建；此后又渐渐颓圮，衰败不堪，以致无人过问。但"佛老精庐"也就是释道二教美仑美奂的寺院，却到处充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大士子的不满和愤慨，群起而奋力修复南山先贤祠，以之与释道势力抗衡。但这些土子的力量毕竟有限，修复工程可能极为草草，不到二十年，又渐渐衰败如故。康熙三十二年（1694 年）到三十七年（1698 年）之际，范承勋总督江南，又将先贤祠改建于国学之西，但也不过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乾隆初叶又再次颓败，以致南京的一些学者文士又有修复之举。先贤祠虽一再败落，一再修复，但释道的迷信活动，即使在吴敬梓参与的这次修复先贤祠之际，依然十分猖獗，传主晚年所写的《雨花台》一诗的小序中就说：??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

　　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泰伯祠，实即仓颉庙，揆以当时情势，当属可能，金鳌《金陵诗征录》卷二有记云："仓圣庙，??在府治西??国朝张允升拟建，未遂。后乃迁雨花山傅制军祠祀之。祠成，樊明微求古乐，率弟子肄习之??。"即令不全然指实，而采撷其中某些细节亦属必然。从这篇小序中，也可看出传主吴敬梓对"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释教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正反映出他参与修复先贤祠，实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汲汲相关。

　　吴敬梓热衷于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多少还和当时朝廷中夺位之争、全椒吴氏家族中夺产之争对他的影响有些关系。玄烨在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十二月立允礽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十一月废；次年即四十八年（1710年）三月又复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即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度废黜。至此，终其在位之年，始终未曾立定太子，这就为诸皇子争帝位埋下祸根。当胤禛继位之后，朝野之间盛传他在亲承末命时，将父皇玄烨"传十四皇子"之语改为"传于四皇子"。因而，胤禛在即位之后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中曾痛斥此说：??现据广西巡抚金拱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叛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尽管胤禛引用此说后又加辟清，但反使此说更为流传开去。传主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胤禛继位时，敏轩己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秀才，对朝廷中这件大事当然会有所闻。

　　正当此际，吴敬梓的生父雯延和嗣父霖起先后谢世不久，传主吴敏轩的族兄弟乃至一些叔伯都觊觎他所承继的财产，颇想染指，终于爆发了一场遗产之争。这种"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的现实，给传主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极端愤怒的同时，又对族人的贪婪恶性无可奈何。而当他移家南京十年之后，业已过了不惑之年，此时有人倡议修复先贤柯以祭祀泰伯等先贤，吴敬梓自然会从先辈口中知道当年玄烨南巡江南各地时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四月御书"至德无名"额悬于泰伯祠的盛事。泰伯是孔子极为赞美的贤人，在《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资助以襄其成了。传主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表露。例如在《移家赋》中说"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还大力赞扬先人让德，说他的"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有功，被"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数代以后，"追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当传主病故九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还写有《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到门先觉桂香浓，树抄微风送晚钟。三度时巡留睿藻，千秋让德仰姬宗。（自注：爱棠新构泰伯庙于寺中）

　　人寻小径穿苍藓，僧煮寒泉泛紫茸。坐久忽闻涛韵细，夕阳楼外几株松。

　　--《杉亭集》卷八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吴娘将"让德"与"泰伯"直接联系在一起。无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父敬粹的思想。这在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可看出，小说中径直将先贤祠改为泰伯祠就是明证。尽管先贤伺中是祭祀自泰伯以下 的先贤，但无论是程京萼的《金陵祀典议》、施闰章的《金陵先贤祠堂歌》，还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顾云的《盋山志》、张其濬的《全椒县志·吴敬梓传》中都只说"先贤祠"，而没有象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那样称作"泰伯祠"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曾对这种情况有如下的解释：据金跋，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展，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

　　--《儒林外史评》张文虎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吴敬梓的主观意图的。但小说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其含意还不限于天目山樵所指出的这一层用意，同时还流露出了传主自诩门第的意识。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韧于东浙"，并自注道"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为泰伯之弟，因此传主也自认为泰伯后人。而表彰祖风世德，这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乐于作为的，吴敬梓也不例外。因之，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传主极尽铺扬之能事，细细叙写祭泰伯祠的前前后后。在他的笔下，首先让迟衡山批评"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这与程京萼在《金陵祀典议》中所指责的"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而未闻及二圣一贤，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如出一辙。然后复由迟衡山阐明修复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迟衡山的倡议，得到南京许多大名士的响应，纷纷解囊，襄助修祠费用。接着又写迟衡山偕同杜少卿去专访"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名满一时"的庄绍光，请教祭祠的礼乐制度，庄绍光表示这是"千秋大事"，"自当赞助效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究，庄绍光终于"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交与迟衡山拿去了"。修祠费用筹集周全，祭祠礼乐商订完备，由谁主祭，这又是一件大事。传主因而又"特起立传"（天目山樵评语）地写了虞育德这一"真儒"，将他推上主祭位置。此后就是用"堂哉，皇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大手笔描叙祭祠经过：大典订于四月一日，迟衡山邀集了与祭的诸位名士于三月二十九日先行出了南门，进了"泰伯之祠"预为准备，主祭虞育德也先行一日"来到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及至四月一日五鼓，祠门大开，热闹非凡地进行祭祀之礼。礼毕，传主又在小说中充满热忱地写道，只"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当马二先生问他们何以如此，传主还借这些百姓之口说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听了百姓这样的话，与祭的"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敏轩这些描写，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到颜、李学派的主张。颜元就曾说"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颜刁斋言行录》卷上）。李塨也认为"礼乐愈备，习之既久，天下无不文以礼乐之士矣"（《平书订）卷一四）。颜、李学说在当时士人中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包括敏轩在内，他们的确相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干既倒。然而，就在传主赞美这一盛举的描叙中，也已透露了这种社会理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南京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这样的"礼体"，这正是修祠的大名士的可悲之处。十余年之后，当王玉辉来到南京，在邓质夫陪同下前往瞻仰泰伯祠时，虽然当年"迟衡山贴的祭祀议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已积满灰尘，非拂拭已不可看清了；所有的乐器、祭器也都锁在大柜中，已不再有人举行祭祀典礼了。再隔二十余年，到了小说中假托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盖宽来游时，"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目睹这种残破景象，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盖宽的感慨，与施闰章在《金陵先贤祠堂歌》中"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的愤慨正相似。而盖宽的叹息，也正是传主吴敬梓的叹息。至此，我们的传主终于明白先前一度热衷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修复泰伯祠也并不能挽救颓靡的世风。他在作品后半形象地描绘了泰伯祠的残破景象，无疑地显示了传主自己也已认识到这一理想的不切实际。但是，他仅有的一些赀财大都用来修建此祠，随着泰伯祠的破败，他的家产也净尽了，从此陷入更大的困境。

看书问道

八 创作有成

　　从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起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十九岁止，这段时间内，传主吴敏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述，偶而外出探访友人则是为了谋求生活资助。

　　这几年内，吴敬梓在南京的诗酒唱酬活动比前一段稀少，这不但是由于财产净尽、衣食已感困乏，无力维持欢饮的生涯，而且由于老友星散，亲人远离，聚会无人。在前几年，他的长子吴烺已远离膝下，独自谋生去了。在除夕之夜、旅店之中，吴敬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禁黯然神伤。在《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一诗的小序中，传主写道："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未及之。"诗云：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歧路炮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从此诗可知，吴敬梓与吴烺的父子感情极其深挚，对于年幼的吴娘自谋衣食于异乡，他则感到十分愧疚。

　　亲子远离，友人也各奔前程。前几年，吴敏轩在南京不但有移家后结识的一些诗人文士，终日在一起纵游畅叙，诗酒文会无虚日；而且还有南来北往路过南京的旧友新交偶然聚会，从不感到生活的岑寂。前一类友人，上文已介绍，后一类的至交也复不少，如洪月航。他在离开任职地区武昌路过南京时，曾稍事停留，便很快回到故乡仪征去了。传主此次只与他匆匆一晤，写有《赠洪别驾月航》一诗：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

　　敏轩在诗后注道："《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据有关资料考查，这位洪月航初名声，后改名元声，字宝田，江苏仪征人，道光《仪征县志》卷三十六中有小传：洪元声字宝田，号月航，弱冠能诗。康熙乙酉召试京师，奉命值内廷，恭写金莲花赋，制纪恩诗进呈。泽州陈相国延敬奏拔第一，上赐松花砚嘉之。出任泾阳县丞。著有《宝田诗稿》一卷。

　　康熙乙酉为四十四年（1705 年），吴敬梓方五岁，所以在诗中称之为"前辈"，而且，敏轩与洪月航尚有"世交"：将洪月航"奏拔第一"的陈廷敬，为敏轩曾祖吴国对的同榜进士，而且共事多年，当吴国对病故以后，陈廷敬还为他撰写墓志铭。洪月航初任泾阳县丞，后任武昌府通判，通判又称别驾，所以传主诗中称他为"洪别驾"。洪元声颇有诗名，《广陵诗事》卷七中摘其佳句颇多，如"湖平蚕市桥初见，柳暗渔家户半扃"；"花开暖趁鸟争树，山色青随人上楼"；"鬓边芳草杯中湿，雨后青山马上晴"；"鸦归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门风正来"；"数声柔艣青山暮，几叶短芦红藕香"；"晓风帆引西江舶，春雨人耕北岸田"；"山痕千里瘦，诗橐六年肥"；"人听烟中雨，霜飞鬓上华"等等，可见其诗风格。陈古渔在《所知集》初编卷二中曾选其诗作三首，今录《立秋》一首，以见一斑：桃笙如水印帘拢，策策高梧叶底风；萍沼漾天云破碎，豆棚筛地月玲珑。十年事在家山里，一夜秋生短发中；文字京华多不贱，江南庚信尚飘蓬。

　　《佩文韵府》是康熙时修纂的一部分韵编排的大型辞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敕编纂。而陈廷敬则以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参与并主持其事。传主吴敬梓的族祖吴烺则以翰林院侍讲身份为"纂修官"之一。洪月航是以监生资格作为"校录官生"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敏轩诗中特地标明他曾为"参校诸臣"之一。这次吴敬梓与他聚晤时间极为短暂，分手后月航就回到地处大江、淮水、运河之间的"水云乡"仪征去了，留给传主的只有寂寞的思念而已。

　　特别是传主的思师上江督学郑江，在前几年离开了任所南京，而于乾隆十年（1745 年）六十四岁时谢世，更使吴敬梓伤感不已。郑江，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戊戌科三甲进土。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右赞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以"夫子之道"、"诚者天之"、"树艺五毅"为题考试士子（《清秘述闻》卷五）。主试完毕后，以侍讲任职安徽提督学院（《清秘述闻》卷九）。郑江来上江任督学时，极为赏识传主的文才，曾向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见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虽然，敏轩未去京师参加廷试，但却已对他感激不已。当郑江任职届满回京述职之际，吴敬梓深情地写诗相送，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首先说"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赞美他为"醇儒"；然后描叙郑江"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的教学生涯，称赞他"持衡馀奖进，取士掩瑕疵"奖掖后进的品德；再说到自己曾受其知遇，"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最后对于自己至今依然沦落，无以报答，感到无比的惭愧，不无悔恨地感叹"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直到郑筠谷离开南京很久以后，传主这种感激情绪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在《曹跃舟留宿南轩》一诗中，敏轩又写道：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

　　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悔恨、感激，种种复杂之情，溢于言表。郑筠谷之所以能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筠谷自幼孤贫无告，幸得同里商人张静远的资助，才得以读书。此外，他虽身为学院大人，但却没有冬烘气，教读之余，从事著述，有《春秋集义》、《诗经集诂》等著作。郑江能诗，他的《咏镜》诗"朱颜谁不惜，自发尔先知"，袁枚极为推崇地说"可谓佳矣"。正因为上江督学郑江并非官僚习气严重的学官，而是十分风雅的"醇儒"，所以敏轩才极为叹服他；对于他的知遇之恩，也怀有无限的感激。可惜在这段时间内，郑江先是赴京述职，离开了南京，不过几年之后，又一病不起。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传主吴敬梓的极大悲伤。

　　亲友的星散，知己的谢世，家境的凋落，年华的老大，都使吴敏轩感到岁月不再、时不我遇。在伤感之余更加发奋，终日闭户著述不辍，但由于生计问题，传主又不能不时常外出，寻求赞助。在这一阶段初期，他刚从淮安归来，不几年又再度去淮安。吴敏轩数度赴淮安，主要目的是探访程晋芳。他与程晋芳实为忘年之交，两人相识时敏轩四十一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而晋芳尚为二十四岁的青年士子。敏轩曾经对晋芳说："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程晋芳《严东有诗序》，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据此可以推知，两人订交之日为乾隆六年（1741 年）。相识后不久，在这年冬季，程晋芳就邀请敏轩到他的淮安家中作客。在淮安，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极其惬意。但传主应邀前往，实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因而没有长久逗留，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就在乾隆七年（1742 年）春季返回南京秦淮水亭来了。

　　程晋芳为敬梓至交程廷祚族孙，字鱼门，一字蕺园，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十七岁时病死。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高祖时才迁到扬州经营盐并以此发家。父名迁益，生子三人，鱼门排行第二。乾隆初期，极富贷财。袁枚就说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程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墓志铭》）。不过，尽管程晋芳生活极其富有，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曾"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徐书受也说他"独尚儒术，所交闻人遍 海内"（《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正因为鱼门好学、又喜接交，所以他虽然生长于盐商之家，一向厌恶盐典商人的吴敬梓也能与他结为忘年交。更何况鱼门为人豪爽，"性好施予"（徐书受《程鱼门墓表》），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也就乐于与之交游结识。不过，由于来访者日众，所费也不计其数，再加上他不善经营，由家人掌会计，赀财一再被侵盗，以至负券山积。程鱼门尽管已开始陷入困境，但"其豪气真挚，发于天性，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犹不减其家全盛时也"（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吴敏轩于乾隆六年（1741 年）与他初相识时，他的家业还算丰有，传主也能得到他的赞助，不仅在经济上，敏轩从鱼门处受益不少；而且由于他在晋芳家中曾经生活过一段时日，因而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也有了不少的感性体验，从而为自己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

　　程晋芳直到年华老大才获得功名，成进士之后曾寄诗给袁枚说：四十年才为后辈，交游若此古来稀。头衔入手诚清绝，书局羁身未易归。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飞。输他居士山窗鹤，镇日从容立钓矶。

　　--引自《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鱼门中进士之后，初任职吏部文选司。不久开四库馆，被荐举为纂修；书成后改授翰林院编修。而这些都已是在传主吴敬梓身后的事了。在他与传主交往时，尚无半点功名，因而与同是功名沦落的敏轩研讨诗赋时，彼此都感到"惬意无间"（《见其所作《文木先生传》）。鱼门学识广博，袁枚称赞他"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考究"（《程鱼门墓志铭》）；《清史槁·程晋芳传》说他"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袁枚还说他"尤长于诗"（《程鱼门墓志铭》），在《寄怀》一诗中，称赞鱼门"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袁枚刚将此诗从南京寄出不久，晋芳已从北京寄信给袁枚，说自己"所学，惟诗自信。"袁枚极其高兴他说："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随国诗话》卷十）传主吴敬梓治学虽然也涉及《诗》、《书》，但成就并不高，除《儒林外史》使其享有盛名于身后而外，能够被人稍稍称道的也唯有诗。而晋芳这位正统学者偏偏看不起"稗说"，因而他与敏轩聚晤时，也唯有"与研诗赋，相赠答"（见《文木先生传》）了。

　　程晋芳极好交游，早年家居淮安时自不待言，晚年供职帝都时依然如故，所以当他身故之后，京师士子相互叹息："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袁枚《程晋芳鱼门墓志铭》）竹君，指鱼门座师朱筠。从这里也可觇知他们师弟二人都喜欢交游、结纳士子。传主吴敬梓是在他年青时就相识的好友，招待自是周到，资助亦当不薄。自乾隆六年冬（1741年），传主应邀去淮安晋芳家中作客数月，于次年春返回秦淮水亭后，为衣食之谋，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之间，敏轩再度去淮安相访。但这次去淮安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只身独住，行囊如洗，甚至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付之阙如。鱼门见此状况问他何以贫窭到此地步，传主虽然无可奈何，却又自我解嘲地笑着回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文木先生传》）不过，敏轩虽然贫困不堪，但并没有象一般寒士那样穷斯滥矣，到处乞求。他之所以一再求援于鱼门，除了两人善于吟诗作赋之外，还山于他们意气相投，例如两人对时文都不满意，程晋芳曾经说过："时文之学，有害于古人，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随园诗话》卷八）而吴敬梓对时文的痛恶情绪则为晋芳所远远不及，在《文木先生传》中，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土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尽管有程度的差别.但两人都厌恶时文，这是他们能缔结下深厚友谊的又一共同基础。

　　程晋芳和他的族祖程廷祚以及诗人袁枚三人之间尽管友情不薄，但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宋儒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见解。当程廷祚逝世后，程晋芳为他撰作《绵庄先生墓志铭》.在叙及两人定交及相处时，鱼门说："余之识先生也，当乾隆元年，北上过淮，执余手，孜孜勉以问学，自是三十年，先生游淮扬必主余家，余应试江宁必与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识知，箓附于文人学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勉行堂文集》卷六）袁枚在他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也叙及他们三人聚首谈学的情景，说："淮安有先生族孙鱼门，恢奇多闻，每假馆余所，三人连日夜语，蝉嫣不忍别，或漏尽送先生出，则两人者重剪镫对数海内人物，必首先生。"（《小仓山房文集》卷四）程廷祚、程晋芳与袁子才三人"连日夜语"所谈者大多学问之道。程廷祚早年倾心于颜、李之学，并曾向其晚辈晋芳宣传，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接着对宋儒之学颇多抨击，认为虽然"颜李师弟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但"非其人亦孰与捄学术之敝耶？"最后劝告晋芳说："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青溪文集续编》卷七）但程晋芳并不同意廷祚的见解，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还说："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贵而可从，虽其解经论学或合或离，欲不以道统归之而谁归乎？"（《与家绵庄书》，见《勉行堂文集》卷三）程晋芳甚至认为廷祚对宋儒的批评将"获罪于天"。这却引起袁枚对鱼门的不满，随园在《与程蕺园书》中反驳程晋芳对廷祚这种指责，说："仆颇不谓然，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并且反问鱼门："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实乎？尊其名，非仆所敢知也。尊其实，则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与人所以不尊之故，两者参合而慎思之，然后圣道日明。不宜一闻异词，如闻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最后明确表态："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故布其区区。"（《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这三人之间的论学争议，对传主自当有一定影响。

　　在南京，鱼门还与年青诗人严东有一同和传主吴敬梓聚首畅游，相互唱酬，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雨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严东有诗序》）。当程晋芳来宁应试返回淮安以后，曾写诗三首《寄怀严东有》。在第三首诗中，既回忆了与传主交游的情景，又透露了传主吴敬梓对六朝故都南京的眷恋感情。敏轩青年时代就数度游览过"淮水钟山"，早已萌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及至三十三岁正式移家南京之初，更是大加赞美南京，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移家赋》）住定之后，又一再表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春兴》）。南京不仅是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各地学者来南京传道讲学者颇不乏人。吴敬梓的至交密友中，程廷祚原籍安徽，迁居南京已有数世：李本宣原籍江都，也流寓金陵二十余年；族兄吴檠一度也曾寄寓南京，"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即连程晋芳，虽然先人从安徽移家扬州，在淮安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后来也曾经拜托袁枚为他在南京购屋，以便迁来金陵（《随国诗话》卷十）；传主的同乡、与敬梓及其长子吴烺都缔结友谊的郭肇鐄，也曾想从故乡全椒移家金陵与敬梓比邻而居，"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赠吴聘君敬梓》，见《佛香阁诗存》）。对这些文士纷纷移居金陵的现象，程廷祚有所评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自从移家南京以后，他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颇多魏晋六朝的遗迹，敏轩经常踯躅其间，叹息"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冶城春望》），感慨"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买陂塘》）。更何况秦淮水亭本身就建在梁朝文人江总宅舍遗址之上，极易触发他的思古之幽情。凭吊之余还见之吟诵，其企慕建安风雅和六代风情极为深沉，甚至使得他不能自己。

　　程晋芳在这首《寄怀严东有》诗中，不仅反映了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透露了传主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已陷入极端的困境，所谓"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由于程晋芳不止一次赞助吴敬梓生计所需，因而对传主的贫篓状况十分清楚。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一阶段，由于吴敏轩的家产在前一阶段修祭先贤祠时已几乎用尽，衣食渐渐不周。有时无米下锅，则以藏书去换米；冬日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以御寒，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人，从南门乘月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各自大笑归家，几乎夜夜如此，他们还自我解嘲地称之为"暖足会"。这件事，不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有所记叙，后来顾云作《盋山志》在卷四"人物"中亦曾录入。有时在著述余暇，为解决生计问题，传主也不得不在"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的秦淮水亭中的荒圃上种些蔬菜，以饱饥腹（见《盋山志》）。程晋芳的族祖程丽山因为与 传主有"姻连"关系，对敏轩十分关心，时常有所周济。一年深秋季节，绵绵秋雨不曾停歇，丽山在家中估猜传主大约已经是"灶突无烟青"了，吩咐他的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丽山之子遵命前往探视，敏轩果然已"不食二日矣"（《文木先生传》）。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深秋写的《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十六首写的是传主吴敬梓。这首诗，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敏轩这一时期生活极为困顿的状况，诗云：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械械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春帆集》，见《勉行堂诗集》卷二从这首诗的描叙来看，传主的生活可谓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可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不得不到处"乞食"了。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周济传主的主要是程丽山、程晋芳。但程晋芳经营的盐行因管理不善，已日趋败落，并渐露窘境，从此对敏轩的赞助，自然力不从心了。因而传主不得不另求门路，大约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1748-1749 年）之际，敏轩曾远赴浙江遂安，去向任遂安知县的故交吴培源请求帮助。但这种接济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不能持久。有时，传主不得不落到极其狼狈的境地，甚至如诗中所说的那样去"赁春"以换取口粮。所谓"赁春"就是受雇为人春米，《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祐赁舂。"又《后汉书·梁鸿传》也记其曾"居底下，为人赁舂"。当然，吴敬梓"赁舂"的具体情况尚无资料可据以作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位文士，居然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取升口之资，以维持全家生计。这的确是封建社会中天才作家的悲剧。但是，就作家的创作来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幸，正由于传主贫困到如此境地，才有可能与下层人民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实况，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下层群众的优秀品德。有了这样的生活实践，才能使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闪耀出下层人民光采夺目的品质和情操。

　　由于传主生活十分拮据，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时期内，吴敬梓参加诗酒唱酬的次数越来越稀少，离开南京外出游览访友的活动也很少见有。除了去苏北淮安拜访程晋芳、去浙江遂安访问吴培源以寻求贷助以外，几乎很少出门。在南京，他的主要活动或是闭户著述，或是与本地同好研讨学问。这在金榘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 年）写的赠送南京词人陈希廉的一首诗可以得知。尽管吴敏轩的好友陈希廉、表兄兼僚婿金榘同时在扬州坐馆，但一向喜欢纵游山川的传主却株守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未曾前去相聚。此际，陈希廉与传主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那还是吴敏轩青年时代"往来江淮北复南"游历南京时期结下的友谊。青年时代的陈希廉也与吴敏轩一样，少年意气，相互倾致，每每谈到兴奋之际不禁戟手呼号，时人都把他们看作是狂颠之徒。而且，他们两人都擅长词曲，并能上场演唱。这两位年青同好相处时，自然不免要说及各自的相知。陈希廉就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吴敬梓密友中有金榘其人。不过，陈希廉始终未能与金榘谋面。岂料二十余年之后，陈希廉客居扬州，参加一位友人的宴会时金榘也在座，这两位慕名已久的文士互通起姓名来，方始识面，从此订交。但此时陈希廉即将返回南京，金榘就拜托他向敏轩致意，并请希廉转问敏轩何以"守株"南京而不来扬州聚晤，诗云：桑根山南骚人金其旋，桃叶渡头词客陈希廉，两人素昧平生无半面，各在广陵城中据一毡。不意天海浮萍时有遇，无端作合乃因吴敏轩。岁在癸亥闰四月下澣，偶于子西座上通寒暄；陈子云与吴子交最契，耳熟金子之名亦甘年。金子正有双鱼致吴子，遂烦陈子为作书邮传。从兹不厌过从太频数，得句唱酬往往飞涛笺。陈子偷声减字尤妙绝，抎场自拟元时铁笛仙。"晓风残月"堪倩红牙按，"大江东去"便可弹鹍弦。眼前词苑诸子俱压倒，当与阳羡老陈称两髯。我虽偶尔效颦还学步，捧心折腰邵得旁观怜。自夏徂冬忽已阅半载，每共论心搔首问青天。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不顾世人惊诧呼狂颠。我今三年扬州梦已觉，行当冲风冒雪扬归鞭。君亦将辞舍馆渡江去，乘潮一舸直指钟山巅。到家拜母鞠跽进甘旨，入室笑致粉黛妆台前。有暇可就吴子相问讯：守株不来把臂胡为然？预订来秋桂花香迸日，青溪一曲好泛凉篷船。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见《泰然斋集》卷四金榘希望敏轩来扬州"把臂"，但又知其必不可来，只好"移樽就教"，准备此后桂花盛开之日再赴白下相聚。一般说来，根据吴敬梓极喜交游的性格和经常来往江、淮的经历，眼下又有故交亲友在扬州，他正可渡江一游，前往聚首，可是偏偏没有前往。这除了传主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外，主要原由就是感到自己年华渐渐老大，来日无多，动笔多年的创作尚未完成，他不能不抓紧时间、奋力从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在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就着手进行了，中途因安顿注处、出游各地、参加鸿博之试等等耽搁，时作时辍。到了这段时期，吴敬梓除了为稻粱之谋以外，主要精力就用来精心构制这部小说了。正如王又曾诗中所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与此同时，他还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随时充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当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发生了一起刘著藏书被诬下狱的冤案。吴敬梓迁入秦淮水亭以后，从他友人程廷祚以及当事人刘著处先后了解到此案的详细情况，据此加以改造，提炼成艺术情节写入作品。此外，他还从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新闻"中采撷了不少素材，例如有关袁枚等人的一些事迹，无不被他所掇拾、筛选，从而纳入《儒林外史》中去。

　　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博学鸿词试中以年"最少"而"署尾"（见《随园诗话》卷五），并且颇以少年功名成就而沾沾自喜。他曾以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职江苏的沐阳、溧水、江宁等地知县（见先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光绪九年《课水县志》卷五等），乾隆十年（1745年），他来到江宁任知县，在他的《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有云：乾隆七年，予与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阳，君知芜湖。十年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内忧。

　　十七年秋，予丁外忧归、随乞养母不复出。

　　--《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先于乾隆十年（1745 年）知江宁县，十三年（1748 年）乞病购置随园作久居之计，此后虽曾返回故乡钱塘，养病卧休苏州，远赴陕西仕宦，但为时均不长久，最后仍归卧南京随园。吴敬梓的诗友如卢见曾、郑筠谷、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樊明征、周幔亭、江显、朱草衣、徐紫芝、李葂、梅兆颐、陈古渔、王又曾、严冬有、涂长卿、陶蘅川等人，先后都曾与袁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随园的座上客，相互唱酬、品评赏鉴。不过，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中却尚未见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直接的接触。或以为袁枚在《答鱼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中曾论及传主，将吴敬梓视作"大怪僻、大妄诞"一类人物；并进一步认为袁枚在《答某山人书》、《再答某山人书》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加诋毁传主。这种看法尚难以使人确信，因为传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自命为"××山人"，他的友朋中也没有以"××山人"称呼过他。而且，《再答某山人书》中，袁枚曾有"仆老矣"一类的语句，袁枚实小于敏轩十六、七岁，似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给传主写信。至于传主与袁枚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纠葛、其纠葛又是何种性质，在目前未曾见到明白的文字记载之前，还难以论定。不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尚不可考知，但他们同在一城市生活，而且袁枚还是江宁知县，传主对这位"父母宫"的政事不会毫无所闻。相反，倒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他创作《儒林外史》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此处试举一、二例，以觇其一斑。

　　乾隆十年乙丑（1745 年）袁枚莅任江宁之初，五月十日突然刮起狂风，霎时大昏地暗。南京城中一位十八岁的韩姓少女，被骤风吹至离城九十里的铜井村，村民大为惊异，送她回城。该女原已和城东李秀才有婚约。这位李秀才不信风能把人吹到九十里外，怀疑她有奸情而出外逃走，就向江宁县提出退婚要求。袁枚受理这一控案后，劝告李秀才切莫乱加怀疑，并说古时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以外的事。李秀才不相信。袁枚随手取了元代郝经的诗文集给李秀才看，其中就有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负从钟建背。"诗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皆朝贵。"袁枚还对李秀才说："郝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诳语？但当时此女竟然嫁给了宰相，韩女恐无此福！"李秀才听后大喜，依然遵约完婚。袁枚判断这一案件，颇得时人赞扬，他的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十分高兴地对袁枚说："可谓宰相必用读书人矣！"（见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尹继善夸奖袁枚所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乃借用《宋史·太祖本纪》中语。吴敬梓对江宁知县袁枚判断这一公案的风流，想来也甚为钦佩。虽然他并未曾将这一故事纳入作品，但尹继善对袁枚的赞语却在他笔下出现。小说中，当萧云仙来到南京，与城中大名士相聚时，杜少卿闻知他平定青枫城的一番功劳后，极为赞扬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吴敬梓如此叙写，并非偶然。《儒林外史》中与萧云仙并举的还有一位奇女沈琼枝，敏轩曾以他们两人的事迹作为同一回书的回目："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不但杜少卿赞扬萧云仙的话语与袁枚有关，而且沈琼枝的"公案"也全由袁枚经手处置，同时此事也与吴敬梓有些关涉。

　　沈琼枝与袁枚确有一段因缘，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中即云："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据《随园诗话》卷四记载：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北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

　　乃倚几疾书日："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曰：'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对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张宛玉自己离开夫家，这在封建时代无异是一种反叛行动。也许正因为此，传主吴敬梓对她十分钦佩，可能给她以某些支持和援助。敏轩这种作为招致了他的友人程廷祚的不满，特地写信给他。从程廷祚这封信中倒可以看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传主吴敬梓要比程廷祚开明得多，他的大胆行径，连他的至交程廷祚也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劝阻，乃至责备。程廷祚《与吴敏轩书》如下：昨所谈茸城女士之事，诚可谓瑰琦俶傥，不少概见，庸夫之所疑，达士之所快心也。然处事之道，贵思其终以图其始。女士之所为固异矣，仆未见其所终也。

　　火得薪而能明，月近日而有光：阴必附阳，柔必倚刚。天地生物，各有其方，违其道而能济者，未之有也。以女士之聪明令淑，智岂不足以及此？今乃昧三从之古训，与中馈之正理，而孤行一意，人莫能测。反物为妖，是为邪慝。支离关塞，牢落风尘，发乱不及梳，衣敝不得纫，僦居市廛，屠沽为邻，抚岁月之悠悠，长衔悲而茹素。嘻，亦何为哉？

　　且彼既生于名门，嫁于旧族，岂宜一丧所天，而两家戚属，遂扫地以无余者乎？此非所以使人无疑也。以茕茕之嫠妇，而屡设机穽，以利人之所有，又非所以为名也。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赀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将为红拂之投药师，文君之奔相如乎？而今皆无其人矣，而猥冒冶容之戒，同狎邪之躅，驭侩盈前，奸谋反复，虽云终若脱兔，敌不及逐，而蒙面丧心，恬不为辱！夫以诈诱人者，亦常为人之所诱。吾恐强暴之徒，方设计于隐微而取之，如网罗之于飞鸟。斯时虽欲杀身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勇无所用其力，智无所施其计。自经沟读，人莫之知，轻于鸿毛，其又奚悲矣。女士其知乎？

　　足下有矜奇好异之心，而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则足下大有造于女士，而自处之道，可谓善矣。

　　--《青溪文集续编》卷六信中所说的葺城乃葺城之误，松江古称茸城。所以此信中所谓"葺城女士"即袁子才诗话中的"松江女"。程廷祚在信中尽管也承认她是一位"聪明令淑"、"瑰琦俶傥"的"女士"，但又责备她不遵守三从四德，一意孤行，是为妖邪。同时在信中一再告诫传主，希望敏轩将她引回正路，送她回到父母之家。由此可见，吴敬梓的确也深深卷入这一公案中去了。而袁枚在与山阳（今江苏淮安）冯知县商议之后，既不便断其离异，就听任她返回，并未追究所谓"背逃"之罪。这也不失为一种开明的处置，较之程廷祚所言也合乎情理。传主吴敬梓对待此事的态度则更为开明，将这一故事在小说中极力铺陈，塑造出有着夺目光彩的沈琼枝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吴敏轩进步思想的表露。

　　总之，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经历，对于传主吴敏轩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他的老友吴培源等人业已星散四方，友朋聚晤谈学之事己不可得；早年接受的颜李学说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已渐渐显示出其迂腐和不切实际；修祭泰伯祠以提倡礼乐的活动，未见些微成效，一般士子的精神状态也未因此而有任何振作；更由于他自己原已不多的家产已经花得净尽，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坠落到社会下层，厮身于市井小民之中。这样的经历，使得传主对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逐步由陌生而了解，对下层百姓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隔膜而洞悉，并进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熏染，产生了对普通群众的崇敬，同时也不得不反省自己过去寄希望于士子的失策，从而导致他对市井人物的前途萌发了一些微弱的希望，他终于在市井小民中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在过去，吴敬梓的相识之中虽也有下层群众，但他们与上层社会总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而这一阶段吴敬梓所结交的市井朋友，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懂得技艺的人，他们喜与文士结交，而不与富贵之家往还。这在续刊《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所引《闻见录》中有所记载：往年金陵市上，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炉，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甘与文人为知已，不肯向富贵家乞怜。

　　在当时文人的一些诗文中，还留有这些艺人的姓名，甚至点滴事迹。例如朱怀壁在他写的《西城三老》诗自注中云：西城有三老：梁叟魏今，善奕，天下之冠也。城南周春来亦善奕，逊二子，终身莫能与敌。吴叟官心，善琴，尝至京师贵人家，贵人延四方善琴者数辈，闻官心琴，皆下拜，称为"祖师"。官心雅不爱豪贵，居数月即归。陶叟，善吹萧，每月下发声，闻三四里。

　　三叟居相近，亦称"清凉三隐"。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九朱怀壁为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贡生，他的生活时代正当吴敬梓晚年。诗中所说的西城，是指南京水西门、清凉山一带。《儒林外史》中最后所写的"四客"，写字的季遐年、下棋的王太、能画的盖宽、善琴的荆元，他们大都活动在南京的城西南，小说中提及的虎踞关、乌龙潭、妙意庵正在清凉山脚下。荆元虽在城南三山街开了一个裁缝铺，为人做衣服，但业余时间就弹琴写字作诗，而且经常来到极为幽静的城西清凉山脚下以灌园为业的于老者园中，一面品茗，一面操琴，而在当时身为裁缝又善于吟诗的确有人在，朱绪曾在《金陵诗征》卷二十二中曾辑录了吴亨的《莫愁湖》诗一首：湖山千秋有断霞，湖边树冷暮啼鸦。柳条攀折愁谁诉？帆影沿江几片斜。

　　在诗前并有"小传"，说：亨，字荆园，上元人，工八分书，隐于衣工。

　　或以为吴荆园即《儒林外史》中荆元的原型。至于传主吴敏轩和这些人物交往的文字记载，今虽未得见，但可以肯定吴敬梓是知悉这些人物事迹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小说中描写到类似这些人物事迹的故事情节。同时，从传主对他们的肯定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吴敬梓是十分钦敬他们的品德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出传主与他们是相识的，并且缔有友谊。在与他们的接触交往中，敏轩熟悉了他们可贵的品性、美好的气质，了解了他们高尚的生活情趣，从而也不断冲刷了自身所背负的科举世家的习气，修正了原先对于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蓝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将来的希望也许正在这些市井小民身上。传主吴敬梓思想中积极一面也因此而大大滋长，从而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儒林外史》终于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完成初稿。很快，在他的朋友中就传抄开来，正如《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人争传写之"。在阅读之余，有击节赞叹的，也有深恶痛绝的。但是任你赞赏也好，诋毁也好，都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为传主赢得了极大的声名，而《儒林外史》也将成为传世之作。在毁誉不一的舆论面前，吴敬梓的至交程晋芳在怀念传主的诗作最后却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程晋芳尽管承认《儒林外史》的描写"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也相信这部小说将使他的友人盛名永传。然而，出自封建文士的偏见，对吴敬梓竟然依靠"稗说"而获得名声却感到由衷的惋惜。但我们却为吴敬梓庆幸，如果他未曾创作出这部传之久远的讽刺小说，几百年来又有谁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呢？世界各国进步人类又何以能够知道在莫里哀之后、巴尔扎克之前，中国文学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塑造了与这些文学大师笔下同样栩栩如生的悭吝人形象的文学巨匠呢？唐时琳在序《文木山房集》中认为科名上得意之士，不一定能久享盛名，所谓"且土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而"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劝慰传主说："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不能不说唐时琳确有眼识，与传主吴敬梓同时参加科岁考、同与鸿博之试的"博雅君子"，在今日能与传主同享盛名的怕也不多几人吧！也正如唐时琳所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吴敬梓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讽刺文学遗产，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的内容。然而，传主在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经历了极大的不幸。经济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他是在极其孤独悲伤的境遇中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当时，他的长子吴烺出外谋生，只有幼子蘅叔依偎膝下，次子藜叔又正在此时病故。尽管境况极为悲惨，他却仍不停笔。对于次子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遗憾的是传主有关伤子的诗词，连一首也没有留下来。倒是他的长子吴娘在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 年）写有《梦与亡弟藜叔共饮觉而有作》：一恸今原百种哀，谁教抱恨向泉台？为言病骨经秋冷，强慰愁心借酒开。觉后泪痕珠颗颗，帘前霜气白皑皑。剧伤踪迹如萍梗，偏有精魂觅我来。

　　--《杉亭集》卷三可见传主次子因病而逝，从当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来看，藜叔肯定没有能得到较好的医治和休养，以致"抱恨向泉台"。对于亲子过早病逝，敏轩的悲哀和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吴烺在伤次弟病逝的同时，对三弟蘅叔就分外思念，同年又写了《忆三弟蘅叔》诗：日落寒江暮霭生，登楼不见石头城。梦投远处离离黑，卧数残更点点清。客路依人惟有泪，他乡忆尔最关情。不如归去荒斋里，一局围棋对月明。

　　--《杉亭集》卷三这是为衣食之谋客居异乡时，对于生活在南京城内的三弟吴煐（蘅叔）的怀念，甚至希望立即回到秦淮水亭中去与乃弟对月奕棋。从吴娘这种心情，我们也可以推知其父吴敬梓这一时期的情绪。但传主并未被这种悲伤情绪所击倒，仍然在坚持创作。可以说，敏轩为了写成这部凝注自己心血的《儒林外史》，忍受了巨大的悲痛！

　　在丧子之后不久，传主嗣父的侧室程氏也病死在故乡全椒，吴敬梓也未能亲去奔丧、料理后事。这位程氏，虽为吴霖起侧室，但实在大有恩于吴敬梓。当传主前妻陶氏病故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正在幼年，是程氏一手抚养成人的。敏轩移家南京时，程氏虽然并未随他渡江而南，仍然独居在家乡，但与程氏有兄弟（或同宗兄弟）关系的程丽山是南京一位颇饶赀财的商人，经常在自己豪华的宅第中邀请一些知名文士举行花朝盛会。正因为程氏的关系，吴敬梓和其长子吴烺也才先后参与其会，并且在传主生活发生困难之际，也才经常得到程丽山的周济。正如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余族伯祖丽山，先生（敏轩）与有姻连，时周之。"由此可见，程氏对吴敬梓的恩德可谓厚矣。但在她病逝故里时，传主没有亲往，而由长子吴烺前去料理一切。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吴敬梓正当创作《儒林外史》的紧张关头，全书即将结束，实在无法分身，只得吩咐.吴烺前往奔丧。后事料理之后，吴烺写有《哭程媪》四首，时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 年）。诗前小序云：媪，先王父广文公侧室也。烺幼失慈恃，养于媪，恩谊最笃。

　　雍正癸丑，大人挈家迂金陵，媪独留里中，败屋三楹，长斋绣佛，如老尼师焉。烺往来江上，每一相见，辄涕下交颐。今年六十有一岁矣，倏无疾而逝。烺闻凶耗，仓卒归里，为营丧葬，而悲痛无已。

　　用成长句，歌以当哭云尔。

　　其诗四首：苦节坚持三十春，岁寒始觉有松筠。繁华短梦萧凉境，贝叶寒香老病身。秋尽楼中霜月夜，恨长泉下白头人。一朝撒手悬崖畔，真向西来了净因。

　　曾记春朝就道时，临风老泪尚丝丝。为言后会在何日,且属前途休去迟。深巷依门添怅望，荒山策蹇动愁思。谁知此际匆匆别，便是平生永诀期。

　　闻赴江皋心欲摧，片帆如马渡江来。一棺已了百年事，双泪难倾千古哀。尘暗灵堂饥鼠窜，苔深坏砌野花开。盈盈月照魂衣上，谁把椒浆奠一杯。

　　报德难酬拊畜恩，此生饮恨竟何言。灯枯不作寒宵梦，幔卷空归永夜魂。故宅萧条看易主，前和潦草葬荒原。空箱检点遗留物，重见儿时犊鼻裈。

　　--《杉亭集》卷三这几首诗写得的确情感深挚，催人泪下。想来传主也不会没，有诗词以悼念如此有恩德于他的程氏的。可惜的是，敏轩四十岁以后的诗、词、文章大都散佚。但从乃子吴烺因程媪之丧而产生的极大悲痛中，也可以窥知吴敬梓的悲痛也定当同样深沉！而他却未亲往故乡经营程氏之丧，无疑是因为这部传世之作的《儒林外史》正在杀青之际。在这几年中，传主给我们贡献了这样一部不朽之作，而自己却忍受着丧失亲人的无限悲苦。

看书问道

九 病逝扬州

　　《儒林外史》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传主四十九岁时基本脱稿。

　　此后数年内，传主的主要精力已逐步从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虽然，比起他的文学生涯来说，学术生涯为时短暂，成就也大不如他的文学创作。对他的一些学术见解和成绩，下一章将做专门介绍。

　　从乾隆十五年（1750 年）传主五十岁起，此后三、五年已是吴敬梓生活的最后阶段。在这几年间，传主又有一次可以仕进的机会，然而他自从未赴北京参加鸿博廷试以后，已绝意仕进，终于回避了这一机遇。在此期间，他的生活虽然更为贫困，但"论文乐友朋"的性格却并没有丝毫改变，除了旧友之外，还与不少年青的文士缔结了忘年之交。同时，传主"为爱白门山"的情致也未有丝毫衰减，虽然不能象往昔那样远游，但南京城内外的历史遗迹和山水佳处，他依然常去凭吊和游览，还写下不少吟咏金陵风光的篇什。在这几年间，吴敏轩可能出自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的心情，曾一再返回故里；由于生活煎迫、寻求赀助，也曾数度渡江而北，去扬州、真州一带依人作客，最后终于病死在扬州。

　　传主一生历经康、雍、乾三朝，康熙玄烨与乾隆弘历这两个封建帝王在位期间，屡次出巡各地，凡巡幸所到之处，大都举行召试"盛典"，所有迎銮献册的进士、举人、贡监、生员，一体参加考试。录取一等的进士、举人，照例授内阁中书，遇缺即补；贡监、生员则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并准予与其他举人一样可以参加会试。乾隆在位六十年，六巡江、浙，三幸山东，四幸天津，先后召试多次，录取王昶、初彭龄等一百余人。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首次南巡，三月辛酉"幸江宁府"（《清史稿·高宗本纪二》），曾到传主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的青溪。一带游览，写有《青溪览古》一诗：东渠犹自纪吴开，白芷青蒲出水纔。江总宅惟名独在，郄施诗待客重来。绮楼烟月多寥寂，画舫春波水溯洄。六代风流何足贵，歜家毋语政诠该。

　　在南京，弘历照例举行召试。已届暮年的传主回避了这次可能仕进的机会，没有去应试。但他并没有阻拦长子吴烺去参加，结果吴烺和他们父子的共同友人王又曾都被录取，依例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传主没有参加这次弘历召试，颇得到一些友人的称许，例如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涉及敏轩这一经历时，写道：??昨闻天子坐明堂，欲祭衡霍巡南方，特重经术求贤良，伸让讲义夸两行。??先生何为独深藏，企脚高卧向栩床》？??--见《棕亭诗钞》卷三诗中所说的"向栩床"，是用东汉向栩的故事，据《后汉书·独行列传》：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言语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后特征，到，拜赵相。??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莱。??金兆燕用向栩故事比喻传主，这说明吴敬梓在弘历召试之前，就象向栩那样踮起双脚高卧不起；也反映了传主这一时期忙于坐在板床之上伏案研治学问，无暇旁及他鹜，对此"盛典"已无兴致；何况敏轩和当时不少士人，通过切身的痛苦经历，已有先有后地认识到封建朝廷举行的种种考试，大都是一场骗局。当然，传主并未阻拦此时年方三十二、三岁的长子吴烺去参加考试，这是因为在那种社会中，士子也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谋得出路。而年届垂暮的传主本人自觉没有必要再从此道中寻求什么了。

　　弘历在南巡前后，还于乾隆十四年（1749 年）以经术有关世道人心，而海内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颇为不少，命令大学士、九卿、督抚保荐经明行修的文士，不限资格，参加"经明行修"考试。弘历此举对广大士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即令对封建朝廷所举行的种种考试的欺骗性已有认识的传主，也未能例外。他在晚年研治经学，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不过，他毕竟未再去参加这种考试。而他的至交程廷柞却因江苏巡抚、吏部侍郎雅尔哈善的推荐于乾隆十六年（1751 年）参试。这次应试的有四十人，只有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四人被取录，吴、梁二人授国子司业，陈、顾二人以年老不能供职，则给以国子司业衔。而程廷祚"复报罢"（《金陵通传》卷二十九、《清史稿）卷四百八十本传）。经过这次失败，程廷祚虽然认识到"天下所举仅四十人，而被擢用者才两人尔"，但仍然"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离开京城南返之际，上书给大学士陈世倌，对这次考试有所抨击。不过，程廷祚毕竟不敢加罪帝王，只是一味责怪宰相，他在信中说："兴贤举能，圣主与贤宰相共之者也，而宰相之责尤重。何也？择相在君，而荐贤在相，自古而然。"最后他还向陈世倌进言，希望"他日复有关于国体与人才士气者，望阁下其难其慎，而宣圣朝之德意，垂休闻于无穷也"（《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见《青溪文集》卷九）。可见程廷祚仍然以落选而感到十分遗憾，仍然没有完全割断对封建朝廷的依恋、打破对封建统治者的幻想，没有能象吴敏轩那样回避这种令人屈辱的机遇。

　　在这几年中，程廷祚忙于参加"经明行修"的考试，吴培源又远赴浙江做官而去，还有一些故交旧友为稻粱之谋星散四方，而传主吴敬梓却仍然株守在秦淮水亭中。不过，他又逐渐地熟悉了南京一些年青的文士，与他们缔结了忘年之交。虽然由于生活更趋艰难，象早年那样酒乐助兴的聚会不再常有，但分韵吟诗的雅集仍未间断。象严长明、涂逢豫、陶衡川等年青的诗人，大都是传主晚年所交往结识的。

　　严长明字冬有，一作东友，又字道甫，号用晦，江宁人。据姚鼐《严冬友墓志铭》说冬友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八月五十七岁时卒于合肥（见《惜抱轩文集》卷十二），可推知他当生于雍正九年（1731 年）。《清史稿·严长明传》说他自幼"奇慧"。礼部侍郎李绂十分赏识他，曾对方苞说，冬友乃"国器也"。从此冬友就跟随方苞学习。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弘历南巡时，冬有年已三十二岁，以诸生献赋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为纂修五年后，入军机房，后又为内阁侍读，因丁忧归宁。筑归求草堂，以诗文金石自娱，未再出仕。晚年出游秦、楚、大梁等地，曾客巡抚毕沅幕中，返回江南后，又主讲庐江书院（此据《金陵通传》卷三十四，《清史稿》作"庐阳书院"）。冬有学识广博，姚鼐说他所为诗文"用思周密，和易而当于情"（《严冬友墓志铭》）。而且据钱大听《内阁侍读严道甫传》，严冬有对"于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见便能分晓，尝奉命直经呪馆，更正《繙译名义》、《蒙古源流》诸书"（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七）。严长明生平著述甚多，涉及"论辩经史、书算文艺、金石文字者，凡二十余部，百余卷"（《严冬友墓志铭》）。据《清史槁》本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五十四等著录，有《毛诗地理疏证》、《五经算术补正》、《三经三史答问》、《石经考异》、《汉金石例》，《献征余录》、《西清备对》、《淮南天文太阴解》、《文选课读》、《文选声类》、《知白斋金石类签》、《八表停云录》、《归求草堂集》等，不一一备述。

　　传主与严长明缔交当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此年敏轩五十一岁，而冬友才二十一岁。冬友曾有诗作赠给程晋芳，诗云：昨年倾盖阜陵吴（敏轩丈），道汝声名似顾厨，意气直凌沧海涘，须眉如对列仙图，高文久已倾枚马，纳史方将嗣董狐（君才有事重修宋史）。拟向淮南探秘册，小山一半肯分无（君书室颜曰"桂宦"）！

　　--《晤程二鱼门有赠》，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此诗作于王申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 年），首句云"昨年"即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 年）。从严冬友诗集来看，传主和严长明的交往接触以这两年为频繁。在《归求草堂诗集》卷一中，有作于乾隆十六年的《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一诗：曾是尚书第，登临迹已荒。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可怜旧时燕，犹自语空梁。

　　诗中的顾氏指明代刑部尚书顾璘，他晚年曾在南京购置息园。据夏仁虎《秦淮志·园林志》云："息园，顾尚书璘别墅，即江总故宅也。"而吴敬梓的秦淮水亭就在江总宅舍遗址。由此可见这首诗是严长明去秦淮水亭拜访传主时，敏轩出示近作，冬友就和作一首。这首诗写出了传主晚年虽然生活更趋艰难，水亭也己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围墙颓圮，人迹稀少，但旧时飞燕，依然归来，传主书声，亦未消歇。而且，还时时召集严长明等南京的一些年青诗人于此集会，分韵赋诗。严长明在乾隆十六年（1751 年）诗作中还有题为《吴丈敏轩召集文木山房分咏（南史·隐逸传）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赋一首》一诗，我们仅从诗题就可知道传主虽处陋室而不改其"论文乐友朋"的生活。参加这种聚会的除严长明外，还有涂长卿、陶衡川等南京的青年文士。甚至有一次严长明还宿在传主家中，等候涂、陶等人到来，但却未见他们前来，因而写下《宿文木山房待涂长卿、陶衡川不至》一诗：夕阳度西村，烟际数峰瞑，返景入苍潭，深沉飒余映。竹露隐清光，松风答佳听；虚室卧翛寥，吟床拂深净。却忆苏门生，张琴散高咏。感此候中宵，孤筇仁萝径。

　　此诗见收于朱绪曾《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五，而未为《归求草堂集》所收。但从严冬友和传主的交往来看，当也为这两年间所作。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严冬友还去秦淮水亭拜访吴敬梓、吴烺父子两人，并写有诗作：新制双游艇，将来系短桥。探花忆前路，其奈不通潮。

　　浮云归北材，新月生南浦。照见隔溪人，沙头笑相语。

　　--《青溪和吴筍叔二首》，见《归求草堂集》卷一严冬友不但和传主长子吴烺来往，而且还与吴氏父子一些友人有友谊。据黄之纪《随园与乡试诸公小集》之三"千古名谈三席内，两江才望十人中"，自注中曾点明十人姓名，其中有程鱼门、严东有、陈古渔等人（见袁枚《续同人集·宴集类》），而程鱼门也确曾与严长明、吴敬梓在这两年内或同游白下胜迹，或聚谈秦淮水亭。乾隆十七年（1752 年）春，程晋芳来南京，传主与长明一同前往拜访，这在程晋芳写的《严东有诗序》中有记载：壬申（乾隆十七年）春，就试金陵，敏轩偕东有来访。??风晨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

　　--见《勉行堂文集》卷二传主晚年之所以能与年青的严冬友结成忘年之交，主要在于他们两人在吟诗治学和思想气质方面有着不少类似之处。他们两人都能写诗、说诗，他们吟咏之作俱在，不必词费。两人又都能品曲，喜与伶人交接，传主这方面的表现前文己略有述及，下文将专门介绍。严长明除了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以外，也与演员戏子有往来，据袁枚所记："冬友侍读呢伶人登元，将之陕西，未能携去。路上见笼中卖相思鸟者，戏题云'同眠复同食，何处号相思？'"（见《随园诗话》卷十四）此外，在研治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他们也有共同的爱好，严冬有不但有不少研治经学的著作，而且也有一些有关数学、天文方面的著述。虽然这些著述大都在传主去世以后的岁月中所完成，但他年青时就有这方面的兴趣和素养。传主与他缔交时也正在研治经学，而且传主及其长子吴烺对数天之学也都十分注重，吴烺还有《周髀算经图注》、《勾股算法》等著述。正因为此，相差近三十岁的两位诗人才能风雨晨夕，往来迩密。

　　与传主和严长明同游的还有涂长卿。他们有时在吴敏轩的书房中集会，有时也在涂长卿的园第中相晤，有时也一起吟咏于南京的山水胜处。严长明曾与涂长卿一同去香林寺拜访月江上人（《与涂长卿访月江上人憩香林寺作》，见《归求草堂集》卷二），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夏季的一个午后，严长明又去荫梧书屋访问涂长卿，并有诗记其事：休言君家好，荆扉间枳篱；苔花连小径，桐叶覆清墀。看花过邻叟，哦诗听客儿；觅闲闲未得，又早夕阳时。

　　--《过涂长卿荫梧书屋》，见《归求草堂集）卷二这首诗描绘涂长卿的荫梧书屋十分清爽幽凉，正是长夏闲话的绝佳之处。在严长明与涂长卿的往还中，自当有吴敏轩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传主正在创作《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有一首五律《谢公墩》；无独有偶，涂长卿也写有同题诗作一首：南朝余半壁，东山有全人，谢公一怀土，千载名犹新。围棋赌墅民，决胜奔苻秦，仲宝思媲美，无乃玉与珉。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在传主未赴北京参加博学鸿词廷试以后，涂长卿曾写诗赠给吴敬梓，有"曾见鹤书飞陇畔，谁知豹隐隔山中"（见扬钟羡《雪桥诗话》三集卷七）的诗句。涂长卿名逢豫，一字怿堂，号莼溪，江宁人。"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 年）优贡生，己卯（二十四年、1759 年）举人"（见《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在中举之前，他曾"游燕、赵间"，中举之后，"选潜山教谕"。长卿早年"喜为缔丽之词"，而到晚年则"寝馈左、司，乃证悟境"（见《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山璺集》、《凤城编》、《皖江集》、《晋游草》、《通潞集》、《淮海录》、《灊阳录》、《蜀游草》等。秦涧泉对长卿的文章有极高评价，说他"穿穴经籍，凡所诵读，手自缮写。荟萃先儒义疏，佐以己意，丹黄辨析，殆无虚晷，故为文根据渊博，熔炼经史子集，如自己出"（见《金陵文征》小传汇刊）。长卿与敏轩的交游，当早于敏轩与长明的订交。在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到十三年戊辰（1748 年）之间，涂长卿就曾与传主吴敬梓在一起集会过，戴瀚《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中所收的诗歌均作于"乾隆己未春至戊辰夏四月止"，其中《芦渡园消寒小集??》一诗，就记载了参加李天泽园中集会者的姓名，座中有传主吴敏轩和涂长卿，这次尚是由别人主持的宴集。有时涂长卿自己也作东道主，邀请诸位同好，在《循陔集》中还有一首《四月三日，涂长卿招同人宴集花间，即席各赋留春诗??》就是明证。而由涂长卿作东的宴集更不会没有传主参加。但是，传主与长卿交往开始密切起来，却是晚年的事。涂长卿是袁枚在江宁做知县时最赏识的弟子之一，袁枚不但称赞其为人"修洁自好"，而且还赞美他所写的诗已达到"曲终奏雅"的境界，并且又指出长卿为诗是"宗温、李"的（见《随园诗话》卷九、十三）。传主吴敬梓写诗也"直逼温、李"（见《文木山房集》黄河序）。他们在诗歌创作上既然是同调，交谊自然也就深挚。

　　和传主以及涂长卿、严长明等人在一起吟咏清谈、相互往还的还有陶衡川。衡川，名湘，字范文，又号楚渔，"少孤贫，生母纺绩督课"，"稍长入泮食饩"，壮年以后"肆力经训，学养愈粹"。衡川又好收藏古籍碑帖字画，并能"一一辨其源流真赝，蓄以自娱"（见《金陵文征》小传汇刊），在南京颇享盛誉，与程廷祚齐名，一时有"南陶北程之目"（见顾云《盋山志》卷六）。程廷祚住南京城北如意桥，金兆燕《欲晤程绵庄先生不得，作此奉柬》诗："君家住城北，我来客城南。??思君梦逐秦淮水，一夜先过如意桥。"诗中"如意桥"下原注有"先生里名"字样（见《棕亭诗钞》卷七）。据袁枚《程绵庄墓志铭》所记程绵庄住在"白门之如意桥。"（《小仓山房文集》卷四）如意桥正在南京城北，所以日"北程"。陶湘住在城西南的库司坊，所以曰"南陶"。衡川宅舍为阮大铖石巢园故居。陈作霖《凤麓小志·考园墅第三》"陶氏冰雪窝：即阮氏石巢园也，衡川孝廉居之，老树小池，盎然古趣。"涂长卿的荫梧书屋固然是避暑清谈的佳处，但陶衡川的园第更为精美。所谓的冰雪窝只不过是陶氏湘园的一角，沈大成曾写下十一首诗，分别题咏陶衡川精舍的佳处，有石城烟水阁、深柳读书堂、春节池、黄叶廊、光风霁月之堂、冰雪窝、平桥、墙东古柏、移灯处、小罗浮、竹梧小隐等，今录其《冰雪窝》一首：群卉畏冰雪，梅花独与争；所以素人心，付之吟情盈。

　　--见《学福斋诗集）卷十八据顾云所记，陶湘在乾隆辛卯（三十六年、1771 年）省试时，被"同考官屏弗荐"，主考官彭元瑞搜遗卷时见到他的卷子，叹曰："此宿学也。"乃取之以"殿其榜"。（见《盋山志》卷六）金鳌还记载：乾隆辛卯科陶衡川（湘）以锁榜中式，其对策也。彭芸楣主试在闱士，大惊曰："予被此公笑矣。"揭晓即命驾访之。是科策题以两字为句，每道不满二百字，陶通篇用也字，亦以二字为句，补所未逮焉。

　　--见《金陵待征录》卷八而此时衡川"亦已老矣。一试公车未遇，遂不出，卒年六十余"（《金陵文征》小传汇刊）。由此估推，他与敬梓交游时年仅二十余岁，与严冬友年岁正相仿佛。

　　涂长卿、陶衡川二人在与传主交往的同时，还与当时任江宁知县的袁枚结下了十分深挚的友谊。袁枚在《秋夜访涂长卿不值见其二子》诗中写道：中散园林夜色深，阮公著屐来相寻。月华照树乌鹊笑，十八年前人又到；主人不在两郎迎，两郎当年都未生。出门大笑问两郎，当年何处捉迷藏。

　　--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六吴敬梓评传可见袁枚与涂逢豫的师弟感情深厚久远。而陶衡川与袁枚更是生死之交，当袁枚得知陶衡川委化之际，不禁十分伤感地写了一首《新正十日闻陶衡川孝廉之讣，??感赋一诗》：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苍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

　　--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二十五令人不解的是袁枚与传主分别与涂、陶等人结下深挚的友情，而至今始终未曾发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过直接联系，尽管他们当时都同住在南京。

　　这几年内，除结识新交之外，也偶有旧友来访。例如江昱，他在乾隆十七年（1752 年）到南京参加乡试，曾到传主的秦淮水亭中探访。吴敬梓喜出望外，终日闭门的"草庐"也有了生气，留下老友欢饮。为此，江昱写有《访吴敏轩留饮醉中作》：岁首担簦赴选场，忙逐儿曹那得辨。草庐先生高闭门，咫尺锁闱脚不躏。功名早已付稚子，昨岁蒙恩赐中翰（令嗣烺）。闾里骇汗封秩荣，犹急朝饥一箪饭。残雪在地梅亚墙，镇日长吟据经案。

　　绵庄征君住城外（程启生丈廷祚），情话相寻等亲串。乌衣少年从说《诗》，岂止读书袁豹半（严东有长明）。当时王谢久凋零，要使人才继先彦。桃花燕子石城春（宋张良臣诗"桃花古石城"），宜著嵌崎我辈人。宫观松筠衢巷错，匡床风雨梦华新。只今傭保须眉际，六代烟霞色尚存。青袍屡踏长干路，按剑唯遭主司怒。恩命今年开特科，铁网珊瑚交碧树。辄澨万人趋会城，较量羊肉与菜羹（宋时士子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嘤呜雅谊尽消歇，令人空对钟山青。陈定生，吴次尾，豪气元龙四公子。风流剩有默岩孙（敏轩为玉随侍读曾孙），好供清淮泛烟水。

　　--《松泉诗集》卷五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传主虽因长子吴娘参加乾隆十六年（1751 年）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而获得文林郎虚衔，但生活依然困顿，温饱亦不易求得。尽管如此，传主为人依然嵌崎磊落，因而老友江昱一再赞美他的高尚情操，将他比做明末复社"四公子"一类人物如陈定生、吴次尾那样。

　　传主吴敬梓与新结识的一批年青文士吟诗作赋之际，正是他的生活进一步拮据、年青文士又大都未曾发迹之时。但他们仍然从经常的聚晤中感受到友情的温暖；而传主虽处断垣败壁之中，也能不改其读书、作文之乐。同时，敏轩的长子吴烺，虽于弘历召试被赐举人授官内阁中书，入京供职，但他的妻小并没有同往京师，仍然依傍传主居留南京。不过，敏轩长媳早已患病在身。并且日渐加重。吴烺在《悼亡三首》之三自注中就说："余人都供职，孺人家居，病遂深重。"而其致病之由，则是由于贫困，因为传主此时贷财已尽，无力赡养子媳。吴烺在《悼亡三首》之二自注中也曾说及"余家贫断炊，每贳饼而食"，"深冬无卧茵，孺人以絮裙代之"（见《杉亭集》卷四）。由此可见，传主吴敬梓晚年己陷入短衣缺食极端窘迫的地步。

　　乾隆十七年（1752 年）秋，吴烺因为父亲年老力衰、妻子病情日重，曾从北京告假回到南京，得与乃父敬梓同居秦淮水亭。严冬有闻讯随即前来探访，相互唱酬，严长明写有《青溪和吴荀叔二首）。吴烺自从任职内阁中书以后，虽然薪俸甚微，但总算有些收入。他的归来，除了给秦淮水亭增添了一些亲人团聚的欢乐，多少也在经济上给传主所操持的家庭生计以及时的接济。因此，传主长媳的病情在得到感情的慰藉和物质的维持以后，一度有所好转。因而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秋开始，到十八年（1753 年）秋这一年左右时间里，在传主贫困苦寂的生活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欢乐的色彩，他与乃子吴烺原就有不少共同的友人，这段时间内纷纷前来秦淮水亭探访、聚晤、畅叙、出游。郭肇鐄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写的《雪中在集复得二首并寄令似舍人娘白门》中就有"秣陵春日好，吊古并登台"的诗句；乾隆十八年（1753 年）写的《酬吴舍人烺即次来韵》中也有"金陵都会才俊辏，琴歌酒赋堪追欢。荷风香裹凉雨霁，相期画楫摇晴澜"的叙写（均见《佛香阁诗存》），都反映了传主晚年生活中的一些欢乐情景。在这一年左右的时期内，传主还曾两度返回故乡，出游扬州、真州；在南京也曾遍游钟山淮水、龙蟠虎踞的胜迹，凭古吊今。而在这些活动中，父子两人曾多次一同参加。

　　传主吴敏轩虽然早年怀着对故乡的厌恶情绪移家金陵，然而全椒毕竟是他的故土，先人的丘陇需要祭扫，故乡的亲朋旧友也常在他的思念之中，特别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日趋强烈。在长子吴烺南归以后，传主暂时卸下操持全家生计的重担，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冲风冒雪返回故里，拜访故旧。他的家乡友人郭肇鐄曾写有诗作记叙了他们聚首的情景，在《赠吴聘君敬梓四首》中写道：徽士同岑契，连朝过从希。遥知今夜雪，冷透故人衣。城郭看仍是，交游渐已非。寒林余我在，不惜叩柴扉。

　　决计辞乡县，江村绕白沙。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桑梓清流贱，鱼盐小市哗。秦淮春涨后，消息问灵槎。

　　金陵佳丽地，诗笔更轩腾。见说严夫子，才如骆右丞。孤篁传嶰谷，仙韵出迦陵。我亦能高咏，新篇付剡藤。

　　结绮陈家阁，通天汉氏台。工愁怜季重，写怨拟方回。白壁何曾玷，红牙尔许哀。清词君解诵，好寄故人来。（吴梅村先生著有《通天台》、《临春阁》诸曲，祝君寄示。）

　　传主从南京回到故乡，而郭肇鐄却想从全椒移家金陵，不过这一两年内，他们毕竟是在故乡聚首的。郭肇鐄字韵清，又字奉鐄，"年二十四登甲科，选入翰林"（卢见曾《郭韵清侍读集序》，见《雅雨堂文遗集》卷二），而他考中迸士的年份为乾隆丁已（二年、1737 年），逆推可知韵清生于康熙癸已（五十二年、1713 年），比传主吴敏轩要年轻十三岁。因而他才能既与敬梓交游，又与敬梓长子吴烺缔交。传主此次返乡，生计艰难的状况，从韵清这四首诗中可以窥见。诗中流露的山川依旧、人物全非的感慨，则不仅韵清一人所独有，传主亦当有同感。幸亏故交如郭韵清还在，敏轩此次返乡也总算得到真挚的友情的慰藉。在诗中，韵清一方面以骆宾王喻敏轩，称赞他在金陵所写诗篇更为"轩腾"；一方面也说自己"亦能高咏"。这倒并非韵清过于自许，卢见曾序其诗集，就说他的诗作"清而婉，丽而不靡，直追古之作者，??皆出乎肺腑而无假雕绘，令读者有所感焉"。"无假雕绘"的诗作多少也反映了诗人郭韵清的性格。正因为他具有真性格，才能与传主吴敏轩结下深挚的友谊。

　　乾隆十八年（1753 年）春夏之交，传主在五十三岁的暮年再次回到故乡寻旧，与故乡一些故交晤聚，追忆往事，相互吟咏，可惜至今只发现郭韵清《答吴聘君》诗一首。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敏轩晚年的生涯，知道传主的友人如何推许他的创作才能，诗云：昨年雨散山城阻，短衣匹马看君去。今年花落春江开，青帘白舫逢君来。丈夫离合宁有数，社燕秋鸿等闲度。冷官寂寞昼闭门，纷纷残客谁相存。故心恃有斯人在，赠我骊珠光百琲。诗坛杰峙如长城，目中无乃刘长卿。念尔苦才更多思，我亦闻歌知雅意。腐史何当牛马走，贤良讵解盐铁议。把君衭，吟君诗，儿童项领不足道，千秋跋扈君能为。安得飞鸣如两鸟，四方上下无参差。

　　--见《佛香阁诗存》此诗作于乾隆癸酉十八年（1753 年）。诗中说传主吴敏轩在"昨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 年）离开全椒，而在"今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 年）花落江开之际再度返乡。此诗记叙了传主垂暮之年频频返里的行踪，从而可以觇知他的思乡之情。郭韵清在这首诗中，还以"诗坛杰峙如长城"、"千秋跋扈君能为"的句子高度评价敏轩的创作才能，虽未免有些夸许，但多少也反映了传主在他那一批友人中享有的诗誉。

　　在故乡逗留一段时间后，传主吴敬梓又返回南京。在南京，他又一一重游了六朝古都的冶城、杏花村、燕子矶、谢公墩、凤凰台、莫愁湖、凭虚阁、青溪、雨花台、琉璃塔、灵谷寺、桃叶渡、天印山、观音山、幕府山、乌衣巷、东山、鸡笼山、太平堤、长桥、三宿岩、龙江关、钟山等胜迹，并且都有诗作。此时，他的老友金石专家樊明征正好也在南京，就摹仿自己珍藏的各种碑帖字体，分别将这二十三首诗写出。这些诗作都是传主晚年所写，对我们了解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思想见解和艺术成就，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这二十几首《金陵景物图诗》原是道光朝两江总督陶澍所珍藏，而为后人所传出，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第二幅到第二十四幅分别书写吴敬梓的二十三首诗作，并且每首诗都注明仿某种碑帖。首幅墨迹为《金陵景物图诗》，并题有"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秦淮寓客吴敬梓撰"，其下有"吴敬梓印"阳文和"中翰之章"阴文图章两方。字虽出自樊明征手迹，但特别标举出吴敬梓于乾隆元年曾应荐鸿博之试和乾隆十八年因氏于吴娘迎銮召试赐举人而"敕封"为文林郎的经历，至少是得到传主本人的默许的。这也多少透露了吴敬梓晚年的思想状况。尽管中年以后他极其厌恶八股举业，并且绝意仕进，但到了暮年又可能以一生功名无成感到遗憾，一旦老友举出自己这两桩为足荣耀的经历时，也就没有反对之意，并且加用了两方图章。这不能不说传主思想已不如中年以后一段时期内那样猛锐、激烈。特别是在这一组诗作中，还留有传主对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歌颂之辞，如《琉璃塔》诗序中赞美玄烨南巡报恩寺塔时"御书匾额"为"辉煌天语"，"至今"仍然为南京"士民瞻仰"。《钟山》诗中歌颂玄烨所题匾额，有"荣光上烛天，宸章万目眴"之句。可见传主毕竟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弊端的不满、揭露乃至抨击，全都是意图"醒世"而非"骂世"，是揭露弊病以引起疗治的注意，而非对整个封建社会的否定。当然，要求他否定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他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应该如此苛求于他。但是，我们却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一局限。正因为此，他在《儒林外史》中，尽管对八股科举尽情嘲讽，着力抨击，但仍止于对府县试、乡院试地方一级的考试，而对中央王朝和皇帝亲自主试的会试、殿试却少有指擿。

　　正当吴烺南归将届一年之际，秦淮水亭中一度较欢快的气氛又突然消失，生离死别的情绪弥漫整个家庭。如前文所述，传主长媳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吴烺趁此时机曾与乃父敏轩返乡探视，并且游览各地。正当吴烺在扬州寻访旧时踪迹、拜访故友之际，忽然传来妻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他急急忙忙登舟返回南京，但是，"心急风帆更觉迟"，当他赶回秦淮水亭时，妻子病没已有七日之久。他抚柩大哭，"重泉一痛人何在"！回思他的妻子长期操持家务、贫病交困，不由不感到"十载勤劳竟负君"，从而"真受今朝刺骨悲"了（《悼亡》，见《杉亭集》卷四）。在料理完丧事以后，他就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秋季又北上供职。

　　长媳的病逝、长子的离去，使得传主的生活顿时又陷入孤寂难耐的境遇。秦淮水亭中一度欢愉的气氛一扫而尽，吴敬梓触目生情，倍感凄清，令他难以忍耐，不能居留。他又思谋外出，以摆脱这令人难堪的寂寥，同时也求得生活上的周济。他终于决定再度前往扬州。

　　扬州是传主吴敏轩的旧游之地。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与十八年（1753年）春夏之交，在他返回故乡全椒时，就曾绕道去游扬州。乾隆十九年（1754年）再次赴扬一行，除了与一些故友至交叙旧以外，主要目的则是去投靠两淮盐运使卢见曾。

　　卢见曾字抱孙，号澹园，又号雅雨山人。山东德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早于吴敬梓十二年，而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8 年），却迟于传主病故十四年。卢见曾于"康熙五十年举于乡"，但"逾十年"，即康熙六十年方"中礼部试，奉廷对，赐进士出身"（卢文弨《故两淮都转盐运使雅雨卢公墓志铭》，见《碑传集补》卷十七），授四川洪雅知县，先后任安徽六安、毫州牧。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一，卢见曾在雍正时曾任江宁知府。传主也是在雍正末季移居自下的，他们的相识应始于此际。乾隆元年（1736 年）卢见曾被"授两淮盐运使，复护理两淮盐政"（卢文弨《卢公墓志铭》），即既掌理盐运，又巡察盐课，权限极大。两淮盐政还在真州（仪征）、淮安分设淮南、淮北盐所。传主数度前往真州、淮安，更频繁来往扬州，与此不无关系。

　　当时全国九个盐区共额定行盐总数为五百四十万引，而两淮额引则为一百六十八万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全国盐课总额为九百八十二万两，而两淮课银即达六百另七万两，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孙鼎臣《论盐上》，见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四十三）。税课虽然很重，但盐商中饱也极丰，因而两淮盐商大部十分富有，甚至家赀在"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觞令解围之句"），象歙县人汪廷琼因行盐而"富至千万"（《扬州画舫录》卷十五）的豪商也并非少数。由于这些盐商拥有雄厚赀财，除"报效"皇帝、贿赂官府以外，大多用来挥霍。他们的奢侈腐朽的生活，连封建帝王也看不惯，胤禛上台后，对他们的奢靡僭越痛加斥责，说：??然奢靡之习，莫盛于商人：内实空虚而外事奢侈，衣服屋宁，穷极华丽；饮食器皿，备求工巧；徘优伎乐，醉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甚至悍仆豪奴，服食起居，同于仕宦，越礼犯分，罔知自检，骄奢淫逸，相习成风。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

　　--见嘉庆《两淮盐法志》"杂记"所引在雍正严责之下，卢见曾出任两淮盐运使后，也亟思整肃。盐商则故伎重演，以重金贿赂见曾，但见曾不为所动。盐商乃变更对策，反罗织罪状，制造舆论，以致卢见曾被革职远戍。沈起元在为卢见曾《出塞集》写的序文中就透露了这一消息。他在序中说卢见曾由进士起家后："??不十年由县令而府而道，而至两淮运使，有殊绩。淮商习骄蹇，疾其整峻，利不能动，则中以蜚语，致被诬去官，而有坐台之行。襆被萧然，远役穷塞。"序中所谓的"坐台"，是指康熙时为讨伐准噶尔在前线设置台站四十九座事。当年原派武将经营，后来获谴的文臣也有派往台站的，这就叫"坐台"，三年期满后可以返回。这是清朝统治者对获罪臣子的一种惩罚方式。

　　卢见曾获罪在乾隆四年（1739 年），而出塞"坐台"则是在乾隆五年（1740年）五月。卢见曾仕宦各地时极喜与文士往还，相识几满天下。当他获罪被谴时，多有人为其不平。卢见曾一案还牵涉到高凤翰，人说他与见曾"结党"，因而被一同参奏。高凤翰字西园，号南阜老人，山东胶州人。工诗善画，极擅书法，嗜喜砚石。晚年右臂因病不能运转，仍用左手作书画。当卢见曾出塞远戍时，他绘了一幅《雅雨山人出塞图》（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并题诗《丈夫行，送雅雨翁赴军台》，首句云"丈夫抱雄心"，末句又云"丈夫终当一吐气"，推许卢见曾为一世丈夫。下署"乾隆五年岁在庚申夏四月高凤翰拜左手书具呈本"。卢见曾并在画端自题诗一首，中有"三年便许朝金阙，万里何辞出玉门"的诗句，可知此次被罚戍台为期三年。诗后卢见曾还有题识云："承恩出塞，南阜绘图送行，扬州故人将赋诗以赠，口占留别，即用自题。庚申夏五月雅雨山人卢见曾并识。"图上题诗相送者有十余人之多，如郑板桥、杨开鼎、闵廷容、王藻、马位、马朴臣、马苏臣、方原博、马曰琯、闵华、符曾、吴廷采、钱陈群等等；还有与传主吴敬梓也有交往的文士，如周榘、李葂、江昱、程梦星等人。在图的下端则有吴敬梓题诗，此诗为《文木山房集》所未收，是目今所能见及的传主唯一手迹。诗云：玉门关外狼烽直，毳帐穷庐犄角立。鸣镝声中欲断魂，健儿何处吹羌笛。使君衔命出云中，万里龙堆广漠风。夕阳寒映明驼紫，霜花晓衬罽袍红。顾陆丹青工藻绘，不画凌烟画边塞。他日携从塞外归，图中宜带风沙态。披图指点到穷发，转使精神同发越。李陵台畔抚残碑，明妃冢上看明月。天恩三载许君还，江南三度繁花殷。

　　繁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

　　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治晚生吴敬梓传主题诗在图的绫圈右下端，己被从原图中割截另行装裱，现藏历史博物馆。因为卢见曾曾任江宁知府，而其时传主已经移居白下，所以诗中称之为"大公祖"，自称"治晚生"。明清时代士绅对知府以上官员都称之为公祖。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曾祖父母"条中说：今乡官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代之旧也。

　　从这题称中，我们多少也可了解传主与卢见曾的关系。诗的最后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是概括《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诗意。《甘棠》一诗原为怀念召伯德政而作，后来称颂有德政、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常用"甘棠遗爱"一词。传主用此故事称颂卢见曾，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而且还有亲身感受。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赀助。卢见曾于"坐台"三年之后，于"乾隆九年召还"（见卢文弨《卢公墓志铭》），但没有立即回到扬州，而是先"授滦州知州。擢守永平，旋升永定河道"、直到"十九年还任两淮盐运使"（见《两淮盐法志》卷一百三十七《名宦传上》）。既然卢见曾再度来扬州复任两淮盐运，敏轩原与他有旧谊，因而此时前来扬州拜访，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了。

　　卢见曾虽为主持盐运的大吏，但毕竟由文士出身，极"工诗文"，为人又"性度高廓，不拘小节"，喜与学者文人交接。当他初任两淮盐运时，就曾"筑苏亭于使署，日与诗人相酹咏，一时文宴盛于江南"。而此次再任两淮盐运，更与四方文酒之士唱酬无虚日。他曾在乾隆丁丑（二十二年、1757年）修禊虹桥，作七言律诗四首，"其时和修禊韵者七千余人，编次得三百余卷"。其弟子李葂能诗善画，为之作《虹桥揽胜图》。这虽在传主吴敬梓故后三年，但也可见卢见曾的交游之广，影响之巨。有清一代，在扬州从事诗文唱酬活动而产生极大反响的有两人，一为王渔洋，他曾填词《浣溪纱》三阙，"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虹桥矣"。传主曾祖吴国对仕宦京师之际，因病南来扬州休养，得与王士禛交游，《带经堂全集》中还存有一些涉及国对的诗作。一即卢见曾，后于王渔洋数十年，所谓"复以风雅之称，归诸卢抱孙转运"。先后为卢雅雨座上客的著名文士，如戴震、鲍皋、惠栋、汪舟次、马秋玉、吴玉搢、严长明、朱稻孙、汪棣、易楷、郑燮、李葂、张宗苍、王又朴、高凤翰、沈应瑞、张辂、焦五斗、吴均、沈廷芳、梁、钱载、陈大可、周榘、胡裘錞、金兆燕、宋若水、张永贵、倪炳、文山、汪履之等，"皆抱孙宾客也"（据《扬州画舫录》卷十）。这其中颇有一些与吴敏轩交往密切的文士。

　　与卢雅雨这些"宾客"相比，传主吴敬梓地位并不十分显得重要，卢见曾也没有特别看重他。因而吴敬梓此次来扬州，虽然经常出入卢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却自行住在靠近徐凝门一带、后土祠附近的族亲家中。金兆燕诗中曾点明传主的居处："我居徐宁门，君邻后土祠，昕夕相过从，风雪无愆期。"（《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见《棕亭诗钞》卷五）王又曾书《文木山房诗集》后的诗序中也说："此间（指扬州）故有先生族人，舍人（指吴烺）曾为余言'先生每过维扬，辄止宿其庐'，试走访焉，则先生果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徐凝门在钞关至东关的河下街中段，钞关至徐凝门为南河下，徐凝门至阙口门为中河下，阙口门至东关为北河下，长达四里，附近的田家巷"即琼花观街"（《扬州画舫录》卷九），也就是金兆燕诗中提到的后土祠。金兆燕诗中将琼花观与后土祠错举并列，紧接上文所引四句之后有"峨峨琼花台，郁郁冬青枝。与君攀寒条，泪下如连丝"之句，可见吴敏轩常与金兆燕等亲友到居寓附近的琼花观游览。

　　传主吴敬梓在扬州原就有不少亲朋故旧，至交密友，这在前面各章中已相应介绍过。此次晚年来游扬州，接触交往的有金兆燕、吴楷、石庄等人，与程晋芳匆匆再次晤面旋即分手，与王又曾初次相见并订交谊，与沈大成神交已久而终未能谋面。金兆燕为传主表兄兼连襟金榘之子，字钟樾，号棕亭，与传主同为全椒人。"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卢见曾"延之使署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中年以举人为扬州校官，后成进士，选博士，入京供职，三年归扬州，遂馆于康山草堂"（《扬州画舫录》卷十）。传主此次来游扬州，与他的住处相近，关系又密迹，自然昕夕相从。他们或茶阁听书、酒楼吟诗，或去友人家中闹新房、到寺观中探访方外之士。金兆燕诗中就有记载："金屋戏新妇，碧观寻髡缁；饱啖肉笑靥，酣引玉练槌。"并加小注说"吴一山纳妾，招同饮"、"石庄上人寓碧天观，屡同访之"。

　　吴一山名楷，仪征人。道光《仪征志》卷三十六有他的小传，阮元《淮海英灵集》丁集卷三录有他的诗作四首，也有小传，云：吴楷字一山，仪征人，邑诸生。乾隆辛未（《仪征志》作乙酉）

　　召试二等，被彩缎荷包之赐。笃孝友，爱交游，有《含薰诗》二卷、《丹桔林诗》二卷，长洲沈文愨、嘉兴钱文端序之。

　　吴楷生于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 年）小于传主二岁，早年丧妻，又无子息，因而在五十二岁时即乾隆甲戌（十九年、1754 年）娶有十五岁的鲍氏女为妾。吴敏轩此时正客寓扬州，所以前往参加喜宴。吴楷极擅烹调，又好宾客，《扬州画肪录》卷十三说其极"工诗文词赋，善小楷，好宾客，精烹饪，扬州蛼饼，其遗法也"。李斗在同书卷十一中又说："烹饪之技，家庖最胜，如吴一山炒豆腐，??风味皆臻胜绝。"金兆燕诗中的"肉笑靥"和"玉练槌"都是吴楷所精制的食品名称。

　　石庄上人名道存，《扬州画舫录》卷二中说他是"上元（今南京）人，薙染江宁承恩寺"，后为扬州见悟堂方丈。"石庄工画，善欢洞萧"，蓄有一支紫玉萧，长二尺一寸，九节五孔，上有周亮工题词。他的画"以查二瞻为师，所与交皆名家，惟不善作书，故凡题识皆所交书家代作，于是憎窝而为书画舫矣"。石庄卒于"壬子除夕"，壬子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后于吴敬梓几近四十年。因而传主可能较他为年长。其时，他的寓居处还在"北门街"的碧天观中（《扬州画舫录》卷一），尔后方迁至见悟堂。

　　在扬州，传主还与江南华亭人沈大成有一段神交经历，可惜始终未能聚首。沈大成字学子，号沃田，是康乾之际著名的经学家，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雍正时，大成因家道中落，出为幕府，历游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地，与惠栋、戴震、王鸣盛等著名学者都有交往，晚年游淮扬，为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从他的《学福斋集》中看来，他与传主吴敏轩的许多友人都有交谊。他曾与卢雅雨及江松泉、严东有在金山僧房看月赋诗（卷十三），与程廷祚为"老友"，为王又曾《丁辛老屋图》题诗（卷十五），为陶衡川精舍题诗十一首（卷十八）。他在扬州时，还与吴楷交往密切，吴楷多次送他腌菜、又经常宴请他，他都写有诗作记其事（卷二十一）。沈大成早年就闻知吴敏轩为人"谦雅乐易，博学喜谈艺，接引后进恒恐不及"，又"澹于名利"而喜游览，"每闻佳山水，则褰裳从之"，因而极盼与传主结识。此次传主吴敬梓既然来游扬州，他闻讯后赶"往先生（指传主）所，洎先生来，俱不遇。未几，余去客运懈，而先生亦遂卒，自以不获御李君，居恒怅惘！"（卷五，《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生活中就是充满着这些偶然：他去后土祠拜访吴敬梓，而吴敬梓却去他的居处拜访，以致两不相遇，失之交臂！沈大成还与敏轩长子吴烺有极为密切的往还。吴烺返京供职之际，大成写有《送吴杉亭舍人还朝》七律一首（卷二十五）。吴烺也曾为沈大成的《秋灯夜读图》题诗（见《杉亭集》卷六），而沈大成也曾为吴烺的《周髀算经图注》作序，认为吴杉亭"精于九章"，这部图注也是"学者必宜读之书"（卷二）。沈大成之所以能为吴烺这部数天之学的著作写序，是因为他本人在"笃志经学"的同时，也"旁通天文地理六书九章算学，覃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学"。他还曾"校定《梅氏历算丛书》，尤为一生精力所萃"（《畴人传》三编卷一）。在吴敬梓谢世十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搜集他的生平所作，编定《文木山房集》，特地去扬州看望沈大成，请他写了一篇序。此序未刊载于目今传世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见于沈大成《学福斋集》卷五。同时，吴烺所编定的这部《文木山房集》至今也未曾见传世，因而沈大成在序中说他也曾"挂名于集中"，现今传世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却未见有沈大成名与字。在这篇序言中，沈大成认为传主是在研治毛诗的基础上，进行诗歌创作的，因而成就极高，他在序中高度评价敏轩的诗作艺术。他说：??故其自为诗，妙骋抒柚，随方合节，牢笼物态，风骨飞动；而忠厚悱恻缠绵无己之意，流溢于言表，使后之观者，油然而思，温然如即其人，盖非今世之诗，而古作者之诗也。岂区区稳切声病，俪青妃白，求工字句之末以相市哉？

　　--《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见《学福斋集》卷五从现存的传主诗作来考察，沈大成的评价未免过高，这也是作序者常常难于免俗的溢美之辞。当然，传主散佚的诗作为数不会太少，四十岁以后的作品目前仅能见到《金陵景物图诗》等二十余首，沈大成这样的评价是在"尽读其诗"之后而作的，可能传主的诗歌创作到了晚年更臻于成熟也未可知。

　　在扬州，传主还再度与程晋芳晤面，程晋芳自淮安来扬，意外地与吴敬梓相逢。程氏原为两淮豪富，但程晋芳为人"好周戚友，求者应，不求者或强施之"，又不会、不屑理财，"付会计于家奴，任盗侵，了不堪勘，以故虽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负券山积，势不能支"，此后，迫不得已，他曾"乞假赴陕，将谋之中丞毕公，为归老计。时酷暑，索逋者呼噪随之"，不幸病死在毕沅署中。这是袁枚在他所写的《程君鱼门墓志铭》中对程晋芳晚年困顿生活的详尽记叙。在他身后，债务仍未清，袁枚就曾"举借券五千金焚之"（《清史稿·袁枚传》）。程晋芳自己在《陈古渔》诗中也曾写到自己晚年的困顿，"与子往还今五春，子贫如故我贫新"（《勉行堂诗集》卷十二）。此次他与传主相逢于扬州，境况已极为凄凉，在他的《文木先生传》中有所叙写。这次晤面，就成为他们的永诀，传主准备赠给他的诗作也终于未能成篇。

　　当时出入卢见曾府署中的知名学者文士为数甚多，因而卢抱孙对传主也未特别礼敬。吴敬梓因此常有被冷落之感，叹息"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感慨"谁识王明，斋钟愧阇黎"！传主在感到于世不用、不被看重的苦恼的同时，又对出入盐运使署的两淮盐商深为不满，他们那种"牢盆牟国利，质库朘民脂；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骄奢淫侈的生活，使得吴敬梓十分厌恶。当时不少文人与盐商也有往还，卢抱孙自不必说，早于吴敬梓的如朱彝尊于"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盐商安麓村就曾"赠以万金"（《扬州画舫录）卷十），稍后于传主的如袁枚，为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题跋，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就得到安所馈赠的"二千金"（见《清稗类钞）三十一册"安麓村刻书谱"）。但是，传主并不效法这类文士，他绝不屑于与盐商往还，宁愿困顿自守。但这样长期逗留在扬州已无任何意趣，乃下决心"逝将买扁舟，卒岁归茅茨"（此节引诗未注出处者，均见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见《棕亭诗钞）卷五）准备回到业于颓圮的秦淮水亭中去"卒岁"了。

　　吴敏轩在渡江南归之前，倾囊中所有准备了酒点茶食，邀集他的友人前来宴集。大家尽情欢谈，吴敬梓痛饮数杯之后，己微有醉意，不断地吟诵起张枯的《纵游淮南》一诗：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在座的友朋无不感到诧异，但也不便说破，隔了几日，即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诗人王又曾从京南返，路过扬州，按照吴烺提供的地址去拜访敏轩，果然见到。王又曾字受铭，又字毅原。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曾数度客游秦淮，闻知传主文名，但始终未能谋面。乾隆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到了江宁，召试士子，他和吴烺同时参加考试，"均蒙异数"而被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又同时北上京华供职，两人"共风雨，数晨夕，至专且久"，交谊极为深笃。此次南返，在扬州终于见到敏轩。当天傍晚，吴敬梓又去他舟中回拜。两人虽系初次晤面，但神交已久，此次聚首分外投机，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离舟上岸之后，传主还一再邀约王又曾来日到他的客寓处聚会，直到王又曾答允后，方才不胜依依地分手而归。岂料吴敬梓和上又曾的初次晤面居然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聚。

　　当晚，吴敏轩回到寓所时夜色正浓。他又小饮数杯，虽然微有醉意，但神志还清楚，自行脱衣解带上床休息，此时已是下半夜了。这一大从晨至暮，传主都在会客、雄谈，精神极为兴奋，但身体却又十分疲惫。上床安枕不到一顿饭工夫，由糖尿病并发的高血压症突然恶化，痰涌不绝，连药物也来不及投用就已谢世。当时，守护在传主床边的只有幼子，立即请人去告诉住在附近的金兆燕。兆燕闻此恶耗急忙赶来，一方面写信通知敏轩在北京供职的长子吴烺和在南京家中的次子吴煐，另一方面又同时向扬州的亲友发出讣告。王又曾于二十九日凌晨在舟中收到讣闻，惊诧异常，不禁发出深沉的感叹："于戏伤哉！又曾愿见之心，积之数岁，得一见矣，而先生遽一夕而殒：人生怪愕之事，无逾于此！"（《书吴征君〈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即时，王又曾也赶赴传主吴敬梓寓所，协助金兆燕料理丧事。他们在检点传主遗物时发现，除了典当衣服的钱还剩有一些之外，已经囊空如洗、一无所有了。王又曾见此窘况，立即去两淮盐运使署，向卢见曾诉说详情。卢见曾与传主原有交谊，尽管平素未予特别青睐，一旦闻其物故，也不胜伤感，立即慨允承担一切丧葬费用。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金兆燕又偕同吴敏轩的幼子，将一代文豪的遗柩从扬州用船运回南京，安葬在南京城西北的清凉山脚下，又说葬在城南的凤台门附近。至今已无遗迹可寻了。

　　传主病逝以后，金兆燕曾写了一首五古长诗《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详尽地描叙了传主晚年在扬州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其中涉及敏轩病危及逝世的经过，有云：??孟冬晦前夕，寒风入我帷。独客卧禅关，昏灯对牟尼。忽闻叩门声，奔驰且惊疑。中衢积寒冰，怒芒明参旗。踉跄至君前，瞪目无一词。左右为余言，顷刻事太奇：今晨饱朝餐，雄谈尽解颐；乘暮谒客归，呼尊酹一卮；薄醉遂高眠，自解衫与綦。安枕未终食，痰壅如流澌；圭匕不及投，撒手在片时。??--《棕亭诗钞》卷五王又曾在《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的小序中也记叙了传主病逝前夕的情景：??去秋（指乾隆十九年）取急南还，道出邗上，停舟馆驿前，为十月之廿有八日。此间故有先生族人，舍人（指吴烺）曾为余言"先生每过淮扬，辄止宿其庐。"试走访焉，则先生果在。薄暮，先生来舟中，相见如旧识；纵谈今古，且订又曾作客邸销寒，竭欢乃已，又曾敬诺不敢辞。是夕归，先生竟以无疾终，凌晨而讣音至。??在王又曾所作的十绝句中，其第三首即写传主的去世：尘海抽身意渐灰，江湖耆旧好追陪，那知一夕芜城语，特与先生永诀来！

　　--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程晋芳在《哭吴敏轩》三首中也同样记叙了传主病逝时的窘境，同时还肯定了敏轩的才艺：三年别意语缠绵，记得维舟水驿前。转眼讵知成永诀，拊膺直欲问苍天。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时客邗上，前一夕，屡诵"禅智山光"之句）。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

　　沈醉v 边落拓身，从教吟鬓染霜新。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虑我贫。曾拟篇章为社侣，空将鸡黍问陈人。板桥倦柳丝丝在，谁倚春风咏麴尘（君有诗云："遥思二月奏淮柳，蘸露拖烟委麴尘"为时所称）？

　　促膝闲窗雨洒灯，重寻欢宴感偏增。艳歌蛱蝶情何远？散录云仙事可征（君好为稗说，故及之）。身后茅堂徐破漏，当年丹篆想飞腾。过江寒浪连天白，忍看灵车指秣陵！

　　--《勉行堂诗集）卷九《拜书亭稿》传主吴敏轩去世之后，程晋芳曾经为他撰有传记--即《文木先生传》。这是吴敬梓友人所撰写的唯一的一篇传记，后来一些记载，大都从此文衍出；也是现存的最为详尽的一篇传记，但也仅仅八百字左右，全录如下：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涌。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倾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

　　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应为"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

　　其学光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先数日，衷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

　　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毂原适客扬，告转运使卢公，殓而归其殡于江宁。盖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子三人：长即烺也，今官宁武府同知。

　　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日："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傥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

　　--《勉行堂文集》卷六程晋芳作此传，当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到三十六年（1771 年）之间，追忆十余年前旧事，于细枝末节处难免有纰漏讹误。例如敏轩病逝日期当为十月二十九日；又如传主去世时有子三人，而实际有子四人，次子藜叔早亡；再如"人生只合扬州死"为张祜《纵游淮南》诗句，而误为杜牧所作。但在这唯一一篇同时代人所写的传记中，却为我们勾勒了传主的生平际遇、思想性格和著述概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在程晋芳为敏轩撰写《文木先生传》的前数年，也就是传主殁后十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吴烺收集乃父的诗词作品，编定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请沈大成为之作序。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是评论传主研治《诗经》的见解和传主自己诗歌创作的成就，但也述及敏轩的为人，还追忆了当年与传主谋面不竟的经过。同样是一篇研究传主生平、思想、学术、创作的重要资料，在本书有关各章中已曾多次称引，不再过录。至于本书中征引的其它资料，则散见于各家文集以及有关碑传、方志中，经多方勾稽、考辨，方始可以将传主的生活道路作一粗略的扫描。

看书问道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看书问道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腐败，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腐败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腐败、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看书问道

二 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传主吴敬梓是以他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传名后世的，然而他也曾涉猎群经、芽穴文史，尽管没有学术著作传世，但从一鳞半爪的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窥知他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见解。具体说来，他对《诗》、《书》以及戏剧艺术都曾程度不等地进行过探索，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就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日："此人生立命处也。"就首先揭示出传主学术研究的内容--治经。其实，尽管敏轩屡代先人中不乏研治经学的人，他的儿子吴烺也曾被称之为"经学名儒"（平步青增补常熟张问月所撰《经学名儒记》中，就曾列出吴烺姓氏，见《霞外捃屑》卷六），但传主却不以治经名于世。至于传主对戏剧艺术的见解，则鲜有人提及，现将其与治"经"的见解一并表而出之。

　　（一）治"经"的见解

　　《庄子·天运》云："（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由于《乐》无书，故一般称"五经"。在"五经"中，传主曾治过《诗》和《书》二经。

　　全椒吴氏有着研治《诗经》的家庭传统，如传主的高祖吴沛著有·《诗经心解》，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本人也著有《诗说》。程晋芳说吴敬梓著有"《诗说》若干卷"（《文木先生传》）；王又曾则说"《诗说》八卷"（《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沈大成却说"《诗说》数万言"（《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章学诚与金和都说是七卷（《丙辰札记》，《章氏遗书》外编卷三；《儒林外文跋》）。尽管诸家记载的卷数不一，但他治过《诗经》则是一致公认的。可惜这部《诗说》已失传，无法详尽地研究他对《诗经》的见解，只能从他朋友的诗文中窥探他治《诗》的观点。

　　孔子曾说《诗经》的内容"思无邪"（《论语·为政》），说它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代治《诗》的有申培的鲁诗，辕固的齐诗，韩婴的韩诗，都是今文学派；毛公的毛诗则系古文学派。毛诗《序》中说《诗》的作用就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与孔子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今文三家的序，虽已亡佚（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从治齐诗的匡衡上疏中（参见《汉书·匡衡传》），可以了解他们对《诗》的见解，与毛《序》并无根本分歧。因而郑玄作《笺》，虽力申毛义，也兼采今文三家之说。其后，唐代孔颖达撰《毛诗正义》，进一步阐发毛、郑之说，于是毛诗乃成为官定的经典。可是到了宋代，《诗》毛、郑之学开始受到欧阳修、苏辙、郑樵等人的诘难。特别是朱熹，认为孔子不曾删诗，毛《序》不足凭信。在《诗纲领》（《朱子全书》卷三十五）中，他还十分反对毛《序》的美刺说，这对还原男女情诗的本来面目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又站在道学家立场，在《诗集传》中，将二十四篇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斥责为淫佚之词。另外，他还把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工具，认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可于《诗经》中求得（《诗集传序》）。因此，他也必然会对这部诗集作出一些不符合作品实际的解释。由此也可见他的《诗集传》虽然破除了双人说法的一些不当，但仍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和采用，特别是自元仁宗延祐年间定科举法，诗用朱熹的《集传》以后，朱熹的诗学几乎成为一统局面。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经"并无门户之见，而是杂采汉宋，不主一家之言。乾、嘉之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学风也为之一变，汉、宋两家才截然分明，汉学盛行而宋学衰落。从勘正训诂以求《诗》的本义，是清代治《诗》的主流。

　　生活于康雍乾三朝的吴敬梓治《诗》又是主哪一派？他的朋友金兆燕在《寄吴文木先生》诗中说他"晚年说诗更鲜匹，师伏翼萧俱辟易"；金兆燕还斥责"申公辕公老且秃，驱之不堪填硎谷"，鼓动吴敬梓"先生速起为我折五鹿"（《棕亭诗钞》卷三）。这很明显，金、吴二人研治《诗经》的观点，是赞同汉学中的古文学派而反对汉学中的今文学派。金兆燕诗中说的申公即申培，辕公即辕固。师伏翼萧是指传齐诗的师丹、伏理、翼奉、萧望之（参见《汉书·儒林传》）。五鹿充宗治今文《梁丘易》，善于辩论，无人能与之争，惟有朱云可以折服他（《汉书·朱云传》）。金兆燕希望传主充当朱云的角色，在《诗》今古文之争中，能令今文学派望而"辟易"。

　　的确，吴敏轩治《诗》是古文学派的观点，但并不如金兆燕所说的那样"坚定"的古文派。这是因为古文《诗》郑氏所笺，已间采今文三家。同时，清初治经的风气，并未严分畛域。而朱熹的宋学，也是博采众说，杂用今古。这些对传主都产生一定影响，倒是沈大成的分析接近实际。沈大成本人"治经皆宗汉学"（《奉和张霍山先生》诗注，《学福斋诗集》卷十五），他与传主吴敬梓父子、金兆燕、王又曾、程廷祚、程晋芳、江宾谷等人都有交往，应该同金兆燕一样对吴敬梓是十分了解的。他说传主"少治毛诗，于郑诗孔氏之笺疏，朱子之集传，以及宋元明诸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解其症结，猎其青英，著为《诗说》数万言，醇正可传"（《全椒吴征君诗集序》）。这是说吴敬梓的《诗说》，既采用汉，又不废宋；在汉学中，主治古文学派毛诗，但郑笺已间采今文，吴敬梓也并不屏弃。所以，后来章学诚说他"不偏主汉宋门户 "（《丙辰札记》）。

　　无论传主吴敬梓主治毛郑、兼采三家，还是调和汉宋，但总归结为"醇正"，也就是说在基本观点上并没有违背传统的"圣贤"之道。这可以从现存的片断记叙中窥知。金兆燕在《奇吴文木先生》一诗夹注中说他"注《诗》，力辟《凯风》原注'不能安室'之谬。《南有乔木》（即《汉广》）云，祀汉神也。"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诗说》"载有《说<溱洧>篇》数语；他如《南有乔木》为祀汉江神女之词；《凯风》为七子之母不能食贫居贱，与淫风无涉；《爰采唐矣》（即《桑中》）为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这些，都可供我们研究。如《汉广》一诗。本是写求女失恋之作，毛传却说"汉广，德广所及也"，完全无视诗的内容本身。鲁、韩二家则认为指江汉女神。鲁诗说江妃二女，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韩诗说游女指汉神（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一）。这是由于《汉广》的恋情内容实在不能完全抹煞，所以鲁、韩二家乃变通为祀女神之说，这是极其密致的曲解。象这样解释恋情诗，连道学家朱熹也不满意，他说："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客耶？"（《朱子全书》卷三十五）。因而他在《诗集传》中解释此诗为"江双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如大堤之曲可见也"，是符合诗本身内容的。当然，他又从道学家立场宣扬用"文王之化"，"以变其淫乱之俗"，则极不可取。传主说此诗为"祀汉神"之作，这是用鲁、韩之说，虽与朱熹解释不同，但也根本否认此诗男女同游的内容，仍然是从"思无邪"的观念解释此诗。

　　《爰采唐矣》乃鄘风《桑中》篇，明明是一首男女幽期密约的情歌。毛传说他"刺奔也"，将正面描写的恋情绕弯子说成是反面讽刺。齐诗也"以为淫奔，义与毛合"（《诗三家义集疏》卷三）。朱熹则直斥为淫辞，是桑间濮上之音。这说明《桑中》的大胆的爱情内容，使得无论汉儒或宋儒都无法否认，只能加以曲解或斥责。可是吴敬梓却认为是"戴妫答庄姜《燕燕于飞》而作。"《燕燕于飞》乃邶风《燕燕》篇，本是写送嫁的诗，毛传却说是"卫庄姜送归妾"，用《春秋左氏传》来附会《燕燕》一诗（《左传·隐公三年》），已非其本意。传主却又使之再截搭上《桑中》一诗，解释得固然"醇正"，但与此诗的爱情内容则完全不相干了。

　　《凯风》是写儿子感谢母亲的抚养，但却不能安慰母心而自责。毛传却说"美孝子也"，因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朱熹基本上沿用毛传，说"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诗"，"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他们同样是为了宣扬孝道，不惜将七子之母污蔑为淫妇。传主吴敬梓反对把它说成是"淫诗"，认为"与淫风无涉"，这是对的，应予肯定。不过，吴敬梓仍然是从不违背"思无邪"的观念出发的；同时他又赞同此诗有表彰孝道的内容，虽不同意将其母污蔑为"不能自守"，但又贬斥为"不能食贫居贱"，与毛《诗》"成孝敬"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与诗的本意却依然毫无干联。倒是齐诗认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鲁、韩两家对此诗也"说当与齐同"（《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今文三家并没有象古文毛诗那样把这首诗曲解得不成样子，也没有借此"美孝子"，因而为传主所不取。由此可见，吴敬梓虽然"力辟"对此诗的谬说，但其见解也并不高明。

　　传主吴敬梓的《说<溱洧>篇》，在金兆燕的诗和金和的跋中，没有透露出具体见解。小说《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却谈到此诗，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当然，杜少卿的见解不能与吴敬梓的观点划等号，只能供我们联系传主对其他诸诗的见解一起研讨时参考。《溱洧》一诗写男女在春天欢聚于溱洧两水之旁，相互赠送定情的香草。毛传无法掩饰其爱情内容，乃曲解为"刺乱世".因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说它是讽刺淫乱的作品，真是颠倒黑白。鲁、齐也是说郑国"淫辟"，"男女私合"；韩诗不说它"淫辟"，认为是"说（悦）人"之作，但又曲解为"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两水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诗三家义集疏》卷五）。对于"招魂续魄"之说，朱熹是不同意的，但却直接了当地将其斥为"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不能无视此诗的爱情内容，但既不愿说它是淫诗，又不敢按诗的本意讲，乃曲为解释，说成是"夫妇同游"，这就符合了"经夫妇"、"厚人伦"的诗教。杜少卿的这种见解，与传主吴敬梓的观点是极其相似的。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可以知道吴敬梓虽然"少治毛诗"，基本上宗主毛传，但能于毛、郑之外，间采今文三家，也不完全屏弃朱熹《集传》，而是有所取舍，其标准就在于"醇正可传"，符合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及毛《序》所云"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他在某些方面，不采取朱熹的说法，特别是不赞同"淫诗"说，根本原因在于这样的说法与孔子"思无邪"的评价有矛盾，因为《诗经》是"曾经圣人手"的，说其尚有"淫诗"，这就有损于"圣人"的形象。对这种"淫诗"说，与朱熹同时代的陈傅良就声言"窃有所未安"（见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甲集），表示不满。元代马端临也加以指责说："夫子（孔子）删《诗》矣，其所取于《关睢》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朱熹）《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佚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初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均有类似意见。传主吴敬梓对《诗经》中有关篇什的解说，极有可能是受到他们著述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对《书经》的见解，在他的一篇保留至今的文章中可以觇知。敏轩的朋友江昱作有《尚书私学》四卷，除作者在乾隆二十年（1755 年）写有自序外，吴敬梓、程廷祚都曾为之写序。吴序收入焦循《扬州足征录》卷十三，程序见《青溪文集续编》卷二。

　　《书》的内容大都是记载上古的政事和政治文告，所谓"《书》以道事"（《庄子·天下》），"《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史记·太史公自序》）。《尚书》研究中也有今古文之分，济南伏生所传的是今文，鲁共王在孔子宅所得而归之于孔安国的是古文；除此之外，还有三国时魏人王肃采辑逸书托名孔安国的伪古文《尚书》，并附有孔安国的《传》。到唐代，伪孔定于一尊，同毛诗一样，成为官定的经书。但千百年来怀疑其伪者，颇不乏人。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条分缕析，钩沉决断，经过激烈争论，《尚书》有伪之说，才为学者公认。

　　《古文尚书疏证》的问世，在学术史和思想史上有一定意义，因伪古文《尚书》所增各篇都是崇儒的。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虽然对伪古文有所怀疑，但仍用伪古文《大禹谟》中舜对禹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解释"四书"，建立道统。顾炎武驳斥它"陷于禅学"，为"六经孔孟所不道"（《日知录》卷十八），指责"今之君子"，"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但顾炎武对理学家所宣扬的"十六字心传"虽加批驳，其根据还是儒家经典《尚书》、《论语）。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则直斥"十六字心传"为伪托，非"圣人"所制，指出前三句出自《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一段话而加以概括，后一句则见于《论语·尧日》（见《古文尚书疏证》卷二）。这一摘发，无异是釜底抽薪，原来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用以驾驭人民，理学家用以建立道统，封建知识分子日夜诵习的所谓"圣人"经典，居然是伪造的，这在客观上则是对宋明理学的一次毁灭性冲击。

　　围绕这一问题，清初的学术界展开了争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专以驳斥阎若璩为能事，江昱对毛著极为赞赏，传主义对江呈著作大加推崇，倒是程廷祚却先后著书立说，阐发古文之不足信，程晋芳也认为古文尚书系属伪托。

　　江昱字宾谷，号松泉，原名旭，字才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卒于乾隆四十年（1775 年），得年七十。他曾在"秣陵（南京）与程廷祚辩论《尚书》古文，至日晡忘食，钱塘袁枚目为经痴"（蒋士铨《江松泉传》，《忠雅堂集》卷四）。传主与他颇有交往，《文木山房集》中有《留别江宾谷》七绝二首，《高阳台》词中也提及他。江昱能诗，有《松泉诗集》六卷（见《清史列传》卷七十一）；善词，有《梅鹤词》四卷（见《仪征县志》卷四十五）；所著《尚书私学》则为其子所校刊。对于《尚书》古文，江昱认为它"论政论学，莫不广大精深，非圣贤不能道"，并非伪托。他说阎若璩等人凭"一得"之见，"妄斥圣经"是不足取的。相反，却赞赏毛奇龄的《冤词》为"极有力"之作，只不过认为它"其词之过费"，不够简洁，因而采取"诸家驳正之言，一一解之，自为一编"（《尚书私学》自序），颇为自许。其实"其说多据理意断"，又"过于求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书类存目二），学术价值不高。

　　程廷祚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文中虽然讲了一些捧扬的话，但并不同意江昱的见解，并且与之辩论，"宾谷意不然，余亦卷而怀之"。江昱却听不得相反意见，与人争论不过，甚至去祈求亡灵。他曾"以古文《尚书》之故，走南岗，谒梅将军庙，涕下交颐，不能仰视。曾见有朱衣象笏，博带峨冠，假寐而陈辞，夜分而共语者"，程廷祚很风趣地劝他不要如此，以免为"山魈"、"野魅"所惑（《与江宾谷书》，《青溪文集》续编卷七）。

　　传主在为《尚书私学》写的序中，虽然十分赞赏江昱这部著作，但并未维护古文尚书的是真传并非伪托，而是采取了比较超然的态度。他在序中说："一二高明之士，喜持辩论今古文之真伪，聚讼无休，究何当于《书》之义理。"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并未表示明确态度，认为这与"《书》之义理"并没有重要关系。当然，纠缠于《书》之真伪，从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我们今天要研究《尚书》，还不得不重视这部伪古文。但在当时，尊伪古文者"则以人心惟危十六字为圣学心传"，而疑伪古文者则"于凡人所共信者，一一指所由来"（程晋芳《晚书订疑后序》，《勉行堂文集》卷二），从而说明"圣经"并非"圣人"所制，实是赝品，其冲击宋明理学的客观意义自不待言。坚信伪古文固不足取，认为不必分辨真伪也同样不足称道。

　　传主吴敬梓在为江昱《尚书私学》作的序中，除了对辩论古文真伪问题持批评态度以外，又充分肯定了"经"和"经学"，说"圣人之经，犹天有日月也。日月照临之下，四时往来，万物化育，各随其形所附，光华发越，莫不日新月异，学者心思绸绎，义理无穷，经学亦日为阐明"。对江昱的"卓识"和"神悟"表示极大的赞赏，这是不足取的。因而对他的治《书》观点是不宜作过高的评价的。

　　（二）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在研治经学的同时，传主吴敬梓早年对戏曲的浓厚兴趣并未随着年华的老大而有所减退。虽然晚年已陷入贫困，没有赀财可以供给他作"泥沙一掷金一担"（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豪举，但他对戏曲的兴趣、与演员的友谊却始终不衰。在他晚年写成的《儒林外史》中，就有不少关于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演员生涯的描写。同时，在他晚年结识的友人中也有不少擅于词曲的学者，例如他的忘年之交严长明就懂得戏曲，曾与曹仁虎等人合撰《秦云撷英小谱》，谢章挺在《赌棋山庄词话》中评论这部书"论乐曲甚详"。其实，传主早年结识的一些学者、文士中也颇有不少擅长戏曲，并有创作传世的人，只不过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并不在于此，如程廷祚、金兆燕、李本宣等人。传主吴敬梓在与这些学者的交往中，自然也不可能不涉及他们共同爱好的话题。尽管吴敏轩没有戏曲作品问世，但到了晚年，他也撰写了有关戏曲的评论文字。

　　程廷祚是以研治经学为主的学者，李本宣也曾研治经学长达二十年之久，然而他们又都有戏曲作品问世。一般说来，清代有些学者大都讳言自己对小说、戏曲的兴趣，更不愿公开自己研究小说、戏曲的的成果或创作小说、戏曲的成绩。早于传主的学宗程朱的吕留良（1629-1683）在临终前就告诫他的子孙"不许于家中演戏"（《吕晚村文集》卷八）；后于吴敬梓的经学家凌廷堪（约1755-1809）曾经著有《燕乐考原》，在他研究戏曲时，就有友人劝他"莫将椽似笔，顾曲误垂名"（见张其锦《凌次仲年谱》卷一）。当传主的小说《儒林外史》完稿之际，他的友人程晋芳也曾说"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何以这些学者、文人都回避谈论创作和研究小说、戏曲的成绩呢？这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禁令不无关系，俞正燮曾经记述了清代禁毁小说、戏曲的经过：其小说之禁，顺治九年题准，琐语淫词，通行严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议准，淫词小说及各种秘药，地方官严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议定，坊肆小说淫词，严查禁绝，板与书尽销毁，违者治罪，印者流，卖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词秽说??限文到三日销毁。

　　--《演义小说》，见《癸巳存稿》卷九对于戏曲也是严令禁绝，雍正十三年规定：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

　　--《刑部刑律杂记》，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二九封建统治阶级虽然禁止所谓"淫词"的小说、戏曲流传，但封建帝王也要观戏听曲，特别是玄烨、弘历先后数次南巡，江南一带地方官照例要准备伶人侍奉，传主吴敬梓的《老伶行》一诗中，就写到老伶工王宁仲在年青时就曾应召为玄烨演出。为了供奉帝王，各地衙署就不得不准备戏曲作品，网罗伶工演员、以备不时之需。据李斗所记：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晹、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陈治、荆汝为，委员淮北分司张辅、经历查建珮、板浦场大使汤惟镜。

　　--《扬州画舫录》卷五丁酉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虽在传主去世二十三年以后。但这是"设局修改曲剧"，假如没有供奉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没有频繁的演出活动，没有丰富的戏曲创作，是没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来从事"修改曲剧"的。而且，据同书所记：两淮盐务例著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广蓄演员更可见是为了演出所需。与传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卢见曾，曾于乾隆元年（1736 年）和十八年（1753 年）先后两次出任两淮盐运使。在吴敬梓生前及死后不久，先后出入卢见曾幕中的传主友人程廷祚、周榘、金兆燕、王又曾、李葂、严长明等，以及原籍江都而寄寓江宁的李本宣也经常返回故里扬州。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懂得戏曲，特别是程廷祚也如同凌廷堪一样，都以治经为主，但也不同程度地染指戏曲，这在某些程度上也是时尚的反映。吴敏轩与这样的友人交往，自不能不相互切磋，研论曲艺。他的戏曲评论文字，也是应友人之请而作的。

　　程廷祚写有《莲花岛记略》一文，记叙宋仁宗时，高正乾联络"诸番"击退泰西游蚕国入侵功成身退的故事。该文收入《青溪文集续编》卷三，题下作者自注云："后演为传奇，与此颇异。"这就是说程廷祚曾根据这一历史故事编制为传奇作品。在吴敬梓病故后四年，即乾隆二二十三年（1758 年）冬，程廷祚曾将这部传奇的内容梗概告诉了在卢见曾幕中的敏轩戚友金兆燕，金兆燕特地为他写了《程绵庄先生＜莲花岛＞传奇序》。在序中，金兆燕说程廷祚撰作这部戏曲，乃是"自为立传"，他还认为如果程廷祚"得志而行其所学，则《莲花岛》中之奇功伟业当炳于丹青，著之史策，乃不得已而仅托之子虚乌有，为氍毹倾刻之观，以悦妇人孺子之目，岂不惜哉"！（见《棕亭文钞》卷六）从金兆燕这样的评说中，我们知道程廷祚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胸臆。同样，金兆燕也擅于写作词曲以抒发自己的感慨。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中，说他"工诗词，尤精元人散曲"，在卢见曾幕中居近十年，"凡园亭集联及大戏词曲，皆出其手"，经常"为新声作诨剧"。根据有关记载，金兆燕写有传奇《旗亭记》，现存乾隆间写刊本，全剧三十六出，演旗亭画壁故事，题目作："王之涣听歌吐气，谢双鬓怜才得婿；除国贼女子奇功，宴旗亭才人胜会。"王之涣状元及第本非实有其事，梁廷枬在《曲话》中一面指出它的不符史实，说："唐时虽已有状元之名，其实授官始于宋代，初阶不过金判、廷评，历俸既深，然后入馆承制，驯至宰执。非若今之状元，甫经释褐，即践清华如登仙，为科名之冠也。然则唐之状元，于之涣何关轻重？作是曲者，亦如尤西堂之扮李白登科，徒为多事矣。"另一方面又因为它是"特为才人吐气"（沈归愚题词）之作，所以也肯定它为"亦快人心之论也"。可见金兆燕也同程廷祚一样，创作戏曲乃是为了消除一己胸中之块垒。金兆燕的这部《旗亭记》经过卢见曾润色修饰后，在他七十大寿时演出。袁枚寄诗祝寿时也曾说"淮南闻说泛流霞，七十神仙鬓未华"，"寄语旗亭女郎口，红牙添唱卷中诗"，自注"时演旗亭新谱"（《寄卢雅雨观察》，见《随园诗集》卷十六）。所谓"新谱"，因为在金兆燕之前明人郑之文已有传奇《旗亭记》之作，但所写内容全属另一故事，与金兆燕之作了不相涉。

　　传主另一友人李本宣也写有《玉剑缘》传奇，《今乐考证》、《曲考》、《曲海目》、《曲录》等，都有著录，目今有刻本传世。全剧共三十六出，剧情梗概如下：杜子才华，家藏玉剑，光芒烂然。有痴肥公子，乘机欲夺，颠狂侠友，仗义相援。挥麈仙姬，卖珠女弟，一笑相思两意悬。遭魔障，幸庙中神女，说与姻缘。 无端妙选朝天，又祸结兵戈杀气连。

　　喜情通戚畹，佳人内释，文殿高陛，才子廷宣。破贼有功，辞婚不允，相厢乘龙摆喜筵。浮生事，算只应如此，便合神仙。

　　--第一出[沁园春]从情节来看，李本宣此剧也未能摆脱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俗套，并不是一部高明的剧作。焦循在《剧说》卷四中就指出它蹈袭前人的拙劣可笑，说：剧之有所原本，名手所不禁也。王实甫之本董解元，尚矣。??惟《梦钗缘》一剧，直袭《西厢》、《西楼》而合之，已为伦父可笑。叉有《玉剑缘》者，亦有[弹词]一出。夫洪昉思袭元人《货郎旦》之[九转货郎儿]，其末云"名唤春郎身姓李"，洪云"名唤龟年身姓李"，至《玉剑缘》又云"名唤珠娘身姓李"，生吞活剥，可称笑柄。近则有为《富贵神仙》者，竟至袭《玉剑缘》，与《梦钗缘》之袭《西厢》、《西楼》相同。若此，又何必为之？聊举一二于此，为之戒。

　　这部《玉剑缘》传奇，原是李本宣早年作品，因"金阊坊友"之请，由宁楷"点次"并写有序言刊行于世的。其时当在乾隆辛未（十六年， 1751 年）、壬申（十七年，1752 年）之际。宁楷字端文，一字栎山，江宁人。幼年孤苦无告，曾于市中卖卜，而得知于县令张嘉纶，方始专心于学，著有《修洁堂集》。程廷祚十分赏识他，说他"思清才雄"（《金陵待征录》卷六）。李本宣原籍江都，但寄寓南京已有多年，传主吴敬梓在移家南京以后就与他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乾隆十六年（1751 年）夏，李本宣返回故里江都，与从塞外归来不久的田倬，于明月在天、凉风人户之际，相晤于城东的益思堂中。聚谈之际，李蓬门将他生平所作的诗词、古文，出示给田倬品定。田倬对李本宣的诗文作了极高的评价，说："其品则峨眉天半，气则霞举云蒸，致则落花流水，情则春愁秋怨，骨则梅花冰雪。"次年（乾隆十七年）冬，李本宣再次与田倬"同寓真州客楼"。在"簧灯夜话"时，本宣又出示《玉剑缘》传奇，田倬读后感到"秀神高朗，余唾成花"，随即为它写了序言。传主吴敬梓既与宁楷同居南京，同为程廷祚友人，又与田倬同为李本宣友人，此时彼此又同在真州，因而他为《玉剑缘》传奇写序，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序大约也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冬，已是传主晚年。

　　尽管吴敬梓喜爱戏曲，与伶人交往也很密切，然而他对戏曲艺术的社会功能井没有什么清醒的认识。在为李本宣所作的《玉剑缘传奇序》一文中，传主首先说明文人之所以创作戏曲作品，无非是借以寄慨而已，他说："君子当悒郁无聊之会，托之于檀板金樽，以消其块磊。"敏轩这种艺术主张，与程廷祚在《莲花岛》传奇、金兆燕在《旗亭记》传奇的创作实践中所表露出来的艺术思想并无二致。当然，这也是旧时一般文人对艺术功能的普遍认识。我们只需要明白敏轩这样的见解，而不必也不应苛求于他。其次，吴敬梓在这篇序言中，对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普遍题材有所概括，认为现存的戏曲作品，以男欢女爱故事为内容的颇多，他说："而南北曲多言男女之私心，雕镂劖刻，畅所欲言，而后丝奋肉飞，令观者惊心骇目。"这也大体符合我国古代戏曲创作的实际情况。但传主对此种状况并非全然赞同，在这篇序言中就说《玉剑缘》传奇中的"［私盟］一出，几于郑人之音矣"。所谓"郑人之音"，则是借用《论语·卫灵公》中"郑声淫"的论断。传主如此评说《玉剑缘》，显然颇有微词。尽管他又为李本宣解说，希望读者不要因此而"疑作者为子衿佻达之风"、"想见李子之风流"，但传主的态度仍然是明白的。吴敬梓自己虽然并没有创作戏曲作品，但在他创作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几乎没有涉及男女情爱的内容，他曾"自言'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二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俾闺人亦可流览"（见金和《儒林外史跋》）。的确，在《儒林外史》前后产生的小说中，《金瓶梅》自不待言，即令《红楼梦》中也有不少男女私情的描绘，而象《儒林外史》如此"干净"的作品倒也不多见，这颇足以表明传主对［私盟］一出的"郑人之音"确有不满。因此，尽管他以辩护的语气说："子云'悔其少作'，而吾友尚未即悔者，或以偶发于一时，感于一事，劳我精神，不忍散失。"但吴敬梓其实仍是期望蓬门能"悔其少作"的。而李本宣却郑重其事地将它刊刻出来，并请传主和其他友人为之序。吴敬梓碍于友情，当然不能拒绝，他只有在序言中强调作者的成就并不在于戏剧而在于经学，说："吾友二十年来勤治诸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其实，李本宣的治经也并无突出成绩，当然也未曾"垂于后"世。传主如此强调治经与治曲有高低之分，并将研治经学和创作戏曲对立起来，殊无必要。"治经"与"治曲"在一定条件下，其实并不相妨。例如后于传主的焦循，本是著名的经学家，他的治经成就极高，但他对戏曲的研究也取得突出成绩，《剧说》、《花部农谭》被学人重视的程度，并不亚于他的《雕菰楼易学》、《易馀籥录》、《孟子正义》、《六经补疏》等学术著作。当然，李本宣这部传奇的情节富于曲折变化、人物描写十分生动，传主在序言中对此也作了一些赞扬，说："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不过，这些也是为人作序时难以免除的套话。其实《玉剑缘》传奇并不是一部上乘之作，焦循对此已有批评。但郑含成作《富贵神仙》传奇，竟然对它有所蹈袭，因此我们也不能全然无视《玉剑缘》这部作品，也幸而有了李蓬门这部传奇，才为我们保存了吴敬梓唯一的一篇评论戏曲的文字，让我们窥知传主文艺思想的又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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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传主吴敬梓是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晚期、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作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又极为崇仰魏晋六朝的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先后还受到时代先进思潮以及自然科学的影响和薰染，更由于家道中落、仕途坎坷，逐步从世家大族走向市井下层，随着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改变，他的思想也逐步有所发展，在他的世界观中逐步滋长了进步的因素。对于他的进步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文艺创作，在上述有关各章节中已有所论及。但吴敬梓毕竟是封建时代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作家，在他的世界观中也自必留有封建意识的鲜明烙印，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但每个作家的封建意识则有各自独特的表现，传主吴敬梓的封建思想的具体特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门阀意识。这种门阀意识在他的创作中（无论是抒情的还是叙事的）都有明显的表露，也是他的作品产生局限的重要原因。

　　门阀制度是随着封建制度的产生而出现、并为巩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者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当然，此处仅就立功者本人而言，至后世则扩大为始封者以其积功所得的高官厚爵的遗泽所庇荫的家族后人，以致一些仕宦子弟每以郡望门第自诩。尽管门阀制度随着历史的推移已逐步陵替，但一些高门显宦子弟的门阀意识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如钱大昕所说：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弗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唐宋重进士科，士皆投牒就试，无流品之分。??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惟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可笑者也。

　　--《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二，"郡望"这正反映了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门阀意识落后于门阀制度的现实情况。甚至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之际，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门阀意识的影响，例如顾炎武在《与卢某书》、《莱州任氏族谱序》、《裴村记》以及《日知录》卷十二"流品"等文中也流露了这种封建意识。因而传主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存在着门阀意识，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传主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最为强烈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出身显赫、门第高贵的陶醉，以及对先人的功名仕宦和道德文章的赞美。

　　旧时代的文人为了抬高自己的氏族门第，总要在历史上找出自己的显赫远祖来。传主也不能免俗，自称为泰伯、仲雍的后人，并津津乐道。这也和屈原、司马谈、班固一样，只是述祖德之清芬而已，其中自然潜伏着程度不同的门阀意识。

　　在《移家赋》中，传主首先极力铺陈宣扬先人的仕宦功绩和道德文章。

　　远祖吴聪在"永乐时从龙"有功，授官正五品骁骑卫。吴敬梓对此极力铺扬说"赐千户之实封，邑六合而剖符"。吴聪之后，因无子弟再立新功，自然失袭，以致吴凤"自六合迁全椒"务农，成为《儒林外史》中胡屠夫所说的"平头百姓"。凤子谦，曾自学成医，吴敬梓随即赞扬说"僦贷季以为师"，"治青囊而业医"。吴谦行医之后，家道渐丰，乃命其子吴沛专攻儒业，多次应举，但"七战皆北"，最后乃以乡里私塾先生告终，吴敬梓又说他"乃守先而待后，开讲堂而雒诵，历阳百里，诸生游从"。从吴凤至吴沛，由务农、行医而教书，没有仕宦之人，吴敬梓自然也无法铺扬他们的政绩。由于吴沛教子有方，并以自己的失败教训告诫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国龙诸子，终于四人考中进士，国对且是探花。吴敬梓对此极为得意地说："曾祖兄弟五人，四成进士。"并且，还对他们仕宦经历一一铺陈，赞美表彰。吴国鼎是中书舍人，接近"紫禁"，因此说"伯则遨游薇省"；吴国缙是江宁府学教授，坐冷衙门，所以说"叔则栖迟槐署"。"遨游"与"栖迟"显然有张扬与潜郁之分，这正暴露了吴敬梓热衷功名的庸俗一面。任给事中的吴国龙，则被说成是"季抗疏于乌台"，似乎是个敢于风议朝政的言官，其实却是个出仕两朝的"贰臣"，原为明崇侦朝的户部主事，降清后于康熙时任工部给事中。吴敬梓并不隐讳，反说他"受两朝之眷顾"，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至于亲曾祖国对，吴敬梓更是极尽铺扬美化之能事："三殿胪传，九重语温；宫烛宵分，花砖月午"，是写他考中探花；"张珊网于海隅"，是写他曾任福建乡试主考；"悬藻鉴于畿辅"，则指他提督顺天学政；"羡白首之词臣，久赤墀之记注"，是写他由编修而升任侍读。总之，他的曾祖一辈，是他的家族鼎盛时期，因而也就成为吴敬梓追慕不已的一段家史，他曾加以总结性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镼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此后，祖父吴旦以下，功名逐渐下降，虽然叔祖辈中有两个进士，但总不如曾祖辈显赫一时，因而吴敬梓也就不再大肆铺陈他们的功名仕宦。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赞扬其先人的道德文章。对"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封建道德传统，传主颇为自诩。特别对于谦让孝悌等德行的赞扬更是不遗余力。既然他自称是泰伯、仲雍的后裔，泰伯曾"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所以在《移家赋》中对于始迁全椒的"转弟公"，明明是失去千户爵的承袭资格，却美化为"让袭"，以表彰其所谓"让德"。至于吴谦之所以"翻玉版之精切。研金匮之奥奇"（《移家赋）），则是因为其母病久，他"不忍听之庸医"，乃"自习歧黄学，遂精针灸之术"（张其浚《全椒志·吴谦传》），学医乃是为了尽孝。至于传主的嗣父吴霖起更是孝子，母在则"六艺竞进以延年，五采戏前而色喜"；母死则"肝干肺焦，形变骨立"（《移家赋》），孝行彰著。

　　此外，对于文章传家，吴敬梓同样也是沾沾自喜地大加赞扬，说他的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初奋发于制举，仍追逐于前贤"，可见只是一个遵循孔孟程朱之道、沿着科举阶梯一心向上爬而未爬上去的秀才。至于探花公曾祖吴国对，则"常发愤而揣摩，遂遵循而得路"，显然是依靠揣摩举业、遵循儒术而得官翰林侍读。传主还赞扬嗣父吴霖起极有学问，"网罗于千古，纵横于百代"，其实只是一个"暮年黉舍，远在海滨"的教授八股举业的拔贡、江苏赣榆县学教谕。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敬梓极力赞扬的传家的"文章"，其主要内容只是儒术和举业，并未涉及其先人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实，他的家庭有着治《诗》的传统，代有著述。虽然这并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并不全同于完全力应科举考试的儒术。因此从传主所钦迟和追慕的具体内容来看，实际上只是自诩门第的思想意识的表露，并未能摆脱时俗的见解。如他的友人王又曾就曾赞叹地写道："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这倒十分切合传主的思想。

　　传主经常以出身这样一个家庭而自负，说自己从小受到诗文的教育和熏陶，所谓"少有六甲之诵，长馀四海之心"（《移家赋》），幼时钻研学问，壮时有心济世；"有瑰意与琦行，无捷径以窘步"（《移家赋》），说自己品德高超、志向远大，既不趋炎附势，又不谄媚阿谀，有学问、有操行。并且，他还以历史上姓吴的闻人来比拟自己的道德文章，这其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了一定程度的门阀意识。

　　他最喜欢把自己比做吴质。甚至他的友人王又曾在诗中也把他比做吴质。他之所以如此喜爱吴质，除了吴质和他一样都不见容于乡里之外，那就是吴质和他一样，又都是泰伯后人，具有门阀意识的吴敬梓引以自比也就不足为奇了。

　　传主在以吴质自况的同时，还自比吴刚。吴刚原是神话传说中于月中斫桂的人物，科举时代考试中式也被称为蟾宫折桂，因而旧时代文人常以吴刚斫桂来比拟功名成就；也有诗人将吴刚写作吴质，如李贺的诗作《李凭箜篌引》即云："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此处的吴质即月中斫桂的吴刚。因而吴敬梓以吴刚自况，实际上也隐藏着以吴质自比的意义在内。他在《寄李啸村四首》中曾叹惜"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显然是以吴刚斫桂来比拟自己的功名无成，正如吴质在魏文帝征召之前沉沦下层一样。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自况，他已感到不敷运用，乃借用神话中的人物来自比，这种封建的门阀意识表露得已够充分的了。

　　吴敬梓还乐于与现实生活中吴姓的人攀亲认故，上元县学教谕吴培源（据光绪八年《江宁府志·秩官表》）字蒙泉，著有《会心草堂集》。在他任上元教谕期间，与吴敬梓、程廷祚等人诗酒唱和，颇有交往（参见《江苏诗征》卷十五等），是吴敬梓"生平所至敬服"的人（金和《儒林外史跋》），籍贯江苏无锡。安徽全椒吴敬梓却写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说"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认为一家。这在吴敬梓看来也并非全无根据，据《一统志》，故泰伯城在无锡县东南四十里处的梅里，自泰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于此，以后才迁往苏州。吴敬梓自称为泰怕、仲雍后人，认无锡人吴蒙泉为本家，在他看来并无不可。

　　传主的门阀意识有时甚至表现得极为可笑，只要与"吴"沾上关系，他就拉来自比。在《秋病四首》中写道："屯贱谁怜虞仲翔，那堪多病卧匡床。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明显地以虞仲翔自比，因为金文"虞"作"吴"，虞仲亦作吴仲。虞仲翔名翻，三国时人。《三国志·吴书》有传，不引。他也是泰伯、仲雍之后，《元和姓纂》卷二：虞，虞有天下号曰虞，子商均因以为氏。又武王封虞仲于河东，亦为虞氏。会稽余姚人赵相虞卿。秦有虞香，香十四代孙意，自东郡徙余姚；五代孙歌。歆生翻。

　　《姓解》卷二：虞，帝舜之后，有虞仲，史有赵相虞卿，??吴有虞翻。

　　不仅同是泰伯、仲雍后人，而且还有类似的身世：虞翻是浙东余姚人，传主也说自己"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的征辟，传主也未赴京应鸿博廷试；虞翻被徙交州，传主也被迫离乡；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传主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竞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虞翻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传主晚年也"治经"，著有《诗说》。凡此，都足以使吴敬梓将虞仲翔引为同调并以之自况。吴敬梓门阀意识的这种表露形式，也为他的友人所注意。江西会昌人吴湘皋在为《文木山房集》作序时，最后竟以调侃的语气特别说明"余两人有同姓之谊，故质言以叙其端"，就是明显的例子。

　　传主还以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来称美友人，这是由于他特别看重自己的门第，因而在赞扬别人门第时，也不免流露了自己的门阀意识。怀宁秀才李葂，字啸村，颇擅写诗，吴敬梓一再将他比之以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下空台咏凤凰"（《寄李啸村四首》）；"叹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遇别李啸村》）。李泌是唐代七岁能文的奇童，后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以功封邺县侯；李白是众所周知的大诗人。用李泌、李白来比拟李葂，未免溢美过甚。

　　他还将建德诗人徐紫芝比之为徐陵，在为紫芝《玉巢诗草》作序时说："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徐陵是南北朝陈代文学家，字孝穆，是当时宫体诗的重要作家，编有《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传主用他来比拟徐紫芝也是极为不伦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诗人之所以得到吴敬梓的极力褒扬，还在于他们的某些遭遇可能触发起吴敬梓的感慨。传主曾被荐举应鸿博之试，并已参加过学院、抚院、督抚三级地方考试，但却未赴廷试。李啸村也有同时被荐举的传闻，光绪《怀宁县志·文苑》所记："雍正乙卯（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徐紫芝也有被荐举的消息，郑相如在为他的《玉巢诗草》作的序中说："凤木（紫芝字）入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检李富孙《鹤征后录》并无徐紫芝之名。可见李啸村与徐紫芝两人都有被荐举应鸿博之试的"动议"，然而并未成为事实。这与传主吴敬梓虽曾参加地方级的考试而未能参与廷试的情况正有某些类似，因而传主特别垂注并推崇他们，也就并非偶然。

　　吴敏轩与王溯山相交也很深，《文木山房集》中有好几首诗、同写到他，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丙辰除夕述怀》、《青玉案·涂次王溯山》。他把王溯山比做王维和王伯舆，说"深情王伯舆"、"平生我爱王摩诘"。

　　李本宣字蘧门，江都人，流寓南京二十年。《文木山房集》中有《二月三日舟发通济河同李蘧门作》、《酬李蘧门》、《陈仲怡刺史留饮寓斋看灯屏同李蘧门作》、《腊月将之宣城留别李蘧门》，还录有李本宣和吴敬梓《夕阳》诗一首，可见李本宣亦颇有诗才。他还是个画家，作有《板舆花径奉母图》，遍征当时诗人题咏，所以传主将他比做小李将军，说"迥望秣陵城，小李将军画"。唐代画家李思训善画金碧山水，被称为李将军。其子李昭道也以山水画闻名，被称为小李将军。

　　黄河，即黄崙发，南京人，有《自怡集》。黄河曾为《文木山房集》写过序。传主将他比之为黄权。姚莹，字文洁，南京医生。有《环溪草堂集》。传主将他比之为姚合。

　　综上所述，传主吴敬梓总是找出历史上同姓的"闻人"或"名人"来比拟自己的友人，这与他以历史上吴姓的"闯人"或"名人"自况一样，虽属封建文人通病，但对传主来说，多少也有门阀意识在作祟，既表示自己是世家华胄，又说明自己交接的友朋也非暴发新贵。

　　夸耀自己的氏族，看重自己和友人的门第，这固然是传主吴敬梓门阀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对族人不顾自己的世家大族身份去与盐典商人攀结亲姻感到无比的愤怒并加以斥责，更是他的门阀意识的顽固表现。

　　这种情况在明清两朝也是屡见不鲜的。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云：东吴犹重世家，宜兴推徐、吴、曹、万，深阳推彭、马、史、狄，皆数百年旧家也。宜兴许氏，溧阳包氏，皆新发，而 欲自附巨族之后。乡人嘲之日："彭马史狄包，疯痨膈哮（方音作蒿）；徐吴曹万许，马赵温关鬼（方音作举）。"吴人嘴舌轻利，一至于此。

　　刘氏所记是"新发"攀附"巨族"，而吴敬梓所写则是"旧家"低首于"暴发"。这也正反映了时移世转的实况。在《移家赋》中，传主吴敬梓以极为愤怒的感情痛斥那些败坏世德祖风，贻羞先人门第的族人，讥刺他们"假荫而带狐令，卖婚而缔鸡肆。求援得援，求系得系。侯景以儿女作奴，王源之姻好唯利。贩鬻祖曾，窃货皂隶。若敖之鬼馁而，广平之风衰矣"。这些典故，无一不表明吴敬梓对某些族人不顾门第与豪绅富商结姻极为痛恨，认为这是出卖祖宗、贻羞先人、败坏家风、趋炎附势的行为。他对这种行为的愤慨和斥责，流露了"恨铁不成钢"的感情，这也正是他的门阀意识的一种表露。

　　与此同时，传主吴敬梓还怀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对盐商典当尽情讽刺、着力鞭挞，咒骂那些商人"彼互郎与列肆，乃贩脂而削脯，既到处而辙留，能额瞬而目语"，指斥他们贩卖起家，到处兜售，巧诈奸伪，唯利是图，见隙即钻，无空不入；嘲笑他们全都是"钱癖"、"宝精"。对于"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此原为张融《海赋》语，见《南齐书·张融传》，吴敬梓摘引入《移家赋》）的盐商，传主更斥之为"山人面"。

　　雍、乾两朝，江淮盐商与山西票号一样，都是国内最大的商人。吴敬梓几度前往的扬州，则是盐商的集中地，他们资本雄厚，利润至大，家拥巨资、生活豪奢，如汪廷璋"富至千万"。他们之间竞相比富，有的以万金购金箔于塔顶散去，顷刻而尽（李斗《扬州画妨录》卷十五、卷六）。传主吴敬梓曾出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幕中，必然会与盐商有所交接，对他们的生活情景自会有所了解。他的至友程晋芳，其家也是由业鹾而成两淮殷富的。因而传主对于盐商的豪奢生活也曾亲眼目睹，一旦回顾自己虽然出身高门，然而却衣食不周，难免感慨万端。而族人中居然还有人对盐商典当的豪富表现出既羡慕又懊丧的态度，所谓"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移家赋》），这就更加激起传主对盐商的憎恨，对族人的不满，对过去家门鼎盛的怀念，对如今门庭衰落的悲惋，流露了无可如之何的门阀意识。

　　传主吴敬梓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杰出的作品《儒林外史》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对于泰伯祠的祭祀盛况，传主尤着力描写。当然，《儒林外史》之所以极其铺张地描写祭泰伯祠，原因不止一端，前文已有所叙及，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夹杂着作者表彰先祖、自矜门阀的意识。这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景物环境的描写上，都有痕迹可寻。

　　从人物形象看，杜少卿、沈琼枝、四奇客无疑是闪烁着光采的新人，然而就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门阀意识的印记。杜少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大老爷"则是"江西赣州府知府"。他本人对科举时文、举人进士固多嘲讽，然而他所蔑视的王进土只是"灰堆里的进士"，"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的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不过，当王知县丢官坏事、无处容身时，他却又接到家中来住，不怕别人因此前来闹事，说："先君有大功德在于乡里，??就是我家藏了强盗，也是没有人来拆我家的房子。"只要略加品味，就不难发现无论先前拒绝去拜会，还是后来主动邀约来家，在对待王进士前后不同的态度上都表露了优越的门第感。不仅如此，杜少卿其它一些"豪举"也是如此。例如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应考，就因为是他家"太老爷拿几千银子盖了考棚"，"众人谁敢不依"？又如他对韦四太爷的敬重，对鲍廷玺的照顾，都是因为他们都是他家"太老爷"的拜盟同学或受过抬举的人，所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这些都表明他对先人遗风、祖宗门第的念念不忘。

　　沈琼枝看不起盐商的富贵奢华，不愿做他们的小妾，敢于从扬州盐商宋为富家中只身逃到南京，依靠卖诗文、做女工生活，在污浊的社会中能岸然挺立，有信念有决断，诚为不可多得的妇女。但是，就在她身上也潜伏着传主的门阀优越感。吴敬梓特地安排她为斯文之后，是帮助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常州贡生沈大年的女儿。更可说明问题的是，传主让她说出所以不肯为宋为富小妾的原因在于"??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张耳故事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可见传主通过沈琼枝之口斥责盐商为"佣奴"，显然是以赵王张耳夫人的意念出发的。这不能不说是传主的门阀意识的不自觉的流露。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市井小民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某些优良品德，如"四客"的自食其力、不畏权势等等，颇有进步意义。但是，对无家无业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做裁缝的荆元，传主在以赞扬的笔调描写了他们一番之后，随即抛开，不再关心他们今后的命运。唯独对原来"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的商人地主出身的盖宽，却怀着更为深厚的感情，写出他一生的不幸遭遇，对往昔泰伯祠盛况的不胜追慕，对眼前泰伯祠败落的唏嘘感叹，还特地交代了他的下场，被人"出了八两银子的束脩，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盖宽较其他三客有"根底"，因而才获得传主如此饱含感情的笔墨。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鲍文卿这一形象上。传主赞扬鲍文卿自食其力、敬重斯文，特别表彰他知书识礼、安分守己，不敢与知县向鼎同座，怕坏了"朝廷体统"，大力肯定他对不安本分、穿着士人服饰的同行钱麻子、黄老爹的斥责。传主显然把这样一个出自下层的演员，塑造成为一个"名戏而实儒"（卧闲草堂评语）的人物。可见传主的门阀意识对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实在是产生了某些歪曲的消极作用。

　　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小说的景物描写中也有所流露。中堂娄府的"焚香"方法、武英殿御赐的尚书虞府的料丝灯，杜少卿先人埋了九年零七个月的老酒，都以极富感情的笔墨加以描绘。国公府的园林，富丽堂皇而又雅致宜人；可是盐商万雪斋的园林，在奢华之中处处露出暴发户的特色，"塘沿略窄"到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高翰林的园林，传主则让迟衡山与武书去嘲讽，迟衡山说："园子到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就借题发挥说："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武书这段话是从宋人卢秉的议论中借来。卢秉又是何许人？在《宋史·卢革传》中附有小传，记他曾"奉使淮浙，治盐法"，不得"私鬻"；他还比较关心人民生活，安徽滁州一带曾经发生饥馑，"滁、和民捕蝗充食"，他据实上奏神宗，得以"罢献"，从而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传主借用历史上曾在自己家乡管理过盐政的卢秉的言行，来鞭笞眼前新贵的不修名节，指责他们远远比不上"素修"名节的世家大族。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门第优越感出发的。

　　总之，无论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还是在人物的塑造和景物的描写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自高门第的门阀意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的作祟，而导致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存在着一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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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吴敬梓的创作

　　传主吴敬梓病逝以后，他的戚友金兆燕在《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榇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诗作中，曾经写道："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这确是至理名言，如果没有传主留下的这些著述，又有谁会在千百年后知道吴敬梓其人呢？敏轩以年仅五十四岁而谢世，固然是不幸的，然而他毕竟留下了足以传世的著作，却又是不幸中的大幸！

　　吴敏轩少年时代就喜欢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家中有相当丰富的藏书任其浏览。吴檠在《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曾回忆传主年青时的学习情况，说他"涉猎群经诸史函"，各种经、史著述，他都曾涉猎，并且不断试笔。及至中年，他的诗歌创作更趋成熟，较之以前所作更加讲究格律，吴檠诗中就说他三十岁前后的诗作"迹年诗律更绮密"；同时由于读书极为博杂，小学的修养也日渐深厚，创作中喜欢用一些冷词僻语，这就是吴檠诗中所谓的"僻书奇字来稽参"。而从他的创作风格来看，又颇受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程晋芳就说他"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寄怀严东有》）。到了晚年，他更从文艺创作进而转向学术研究，对《诗》、《书》都曾下过一番功夫。从现存的作品和有关记载来看，传主曾经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进行过探索和研究，而在文学领域内，对诗、词、赋、骈文、诗论、戏曲、小说等多种文艺形式，都很熟悉，并且也都有所尝试，留下数量不等的作品传世。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传主曾撰有"《史汉纪疑》未成书"，可见吴敬梓曾对《史记》、《汉书》下过一些工夫。这部史学著述虽未成书，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但从他的《儒林外史》中所称引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看，传主还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史学眼光的，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并不全然与流俗之见相同。

　　敏轩能吟诗、填词、作赋、擅于骈文，又研治《诗》、《书》，对戏曲十分熟悉，还创作小说。以诗、词、赋而论，其四十岁前的作品大多数收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据《安徽通志稿·艺文考》云：《文木山房集》凡四卷。卷一赋四首；卷二、卷三诗百三十一首，附芜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绝各一首；卷四词四十七首，乃敬梓四十前作。

　　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传主有"《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诗集》七卷"。但这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却至今未曾发现。不过，王又曾在《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曾引用传主的两句诗"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却不见于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而沈大成在《全椒吴征君诗集序》中说："今幸尽读其诗，且挂名于集中。"但现存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中也未曾见沈大成名或字，可见在四卷本《文木山房集》之外，传主定当有不少诗词文章，可惜今日不能尽知。

　　1949 年以来，陆续发现了传主的一些诗文， 1958 年出版的《吴敬梓集外诗》收辑了一些佚诗，此后仍不断有新的发现，至目前所知，总计在三十余篇（首）左右。对于传主的诗、词、文、赋等作品，在前面各章中已有所称引和评说，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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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

　　传主至交程晋芳曾经写了十八首《怀人诗》，其中第十六首注明"全椒吴敬梓，字敏轩"，是怀念传主的。诗的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这就表明，在传主生前，《儒林外史》这一巨著已经完成，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被推许为传世之作了。那么，传主何时开始创作这部小说的呢？

　　根据有关资料可以推断，大约在传主移家南京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儒林外史》的创作。他在寓居秦淮水亭不久写的《移家赋》中曾说：??蛟入仲舒之怀，凤吐子云之口，染翰列元中之名，别馆著紫方之号，金队窈＃??亲惚龋?河淹朔妫?晒?善凇ＧЩе?睿?俟ぶ?迹?觳挥梃饕玻欢?牢蔫餮桑?肺?烁常?枰杂姥浴１?性狗撸?闆窳縻澹?笏贾?掣步搓常瑏嵠淙缓酰坷詈刂??朵阒校?俏嵊且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