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

角落有故事

《鲁迅传》第19章 《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２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３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５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６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７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８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９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１０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１１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社会上一片黑暗，家中又如此情景，他的心绪，是一天比一天更恶劣。请看他一九三五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上海已进入梅雨期，天气恶劣不堪。我们仍健康，只是我年年瘦下去。年纪大了，生活越来越紧张，没有法子想。朋友中有许多人也劝我休息一二年，疗养一下，但也做不到。……前次惠函中曾提及天国一事，其实我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都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１２这段语的几乎每一个字，都发散出怨怒之气，即便开点玩笑，也还是沉重不堪，似乎凡是他思绪所及之处，都那样无趣和可厌，满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觉得宽怀。一个月以后，他更公开说：“在这样的时候，心绪不能不坏”。１３连自已都觉得理当如此了。

　　 心中满装着这样恶劣的心绪，对人世的态度自然偏激。也就从一九三五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１４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１５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１６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历史上的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他分辩说，陶渊明哪里只是一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他分明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怒目金刚式的表情。他又断言，章太炎留给后代人的精神遗产，主要还不是小学上的成就，而是那以大勋章作扇坠，面垢袁世凯的威风。他甚至强烈地鼓吹报复：“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及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１７字句简直是咬牙切齿了。他这一生，经历了无数欺凌迫害，对社会和人世的厌憎之心，势必是逐渐加重。但是，只要有可能，他就总要压制自己的厌憎之心，努力去相信和拥抱人生，你简直可以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这自我说明和劝慰之中。然而，他现在老了，再难有那样的心力来压制厌憎心了，他的精神天平就必然发生倾斜，厌恶的情绪急剧地膨胀起来。一九三六年九月他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诚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１８一个人情愿背负着大堆怨恨离开人世，他对这人世的绝望和厌恶，也就不可解了。

　　 对自己的衰老，鲁迅是非常敏感的，在与许广平同居的最初几年里，这几乎成为他一个非常忌讳的话题。一九二八年，冯乃超写文章批评他，他对这批评本身并不重视，但看见冯乃超的文章中有“鲁迅老生”的话，这其实是手民的误植，他却非常恼怒，以为是故意讽刺他，以后很长时间，一直耿耿于怀。周扬这一批年轻人背地里称他“老头子”，结果传到他耳朵里，也引起他非常强烈的反应。他甚至不愿意多听别人谈论他的病，他觉得这种谈论是对他的衰老的一种提示，“多提示，总不免有些影响”，１９不如干脆不听。但是，忌讳也好，不愿听也好，衰老本身却不会停止，它一天一天发展着，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来，逼得他又不能不承认它。所以，他尽管强自振作，不肯对人承认自己的病的严重，心里却很清楚，自己的生命之路，是快要走到尽头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他拿着在东京新印成的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对许广平宽怀他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秋白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２０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心底的不祥的预感。

　　 一个人自觉临近了人生之路的尽头，就不免要时时回首，返观那已经走过的路。鲁迅又向来有一种特别的脾气，大凡对将来失去确信，对现实发生困惑，呐喊的热情消退下来，怀旧的情绪就一定会涌上心头。二十年代中期，他内心的“鬼气”大发作，就有了总名《朝花夕拾》的那一组回忆散文；现在十年过去了，他却又一次坠入虚无感的怀抱，往事的诱惑自然更为强烈。当然，他现在回顾往事的动机，已不像十年前那样单一，不但有填补失去确信之后的空虚的渴望，更有痛感自己来日无多的结帐的心愿。一九三三年六月，他由自己成年后再吃到儿时喜爱的食物，却觉得味道大不如前，感慨道：“东西的味道是未必退步的，可是我老了，组织无不衰退，味蕾当然也不能例外”，这几乎是重复《朝花夕拾》的“小引”，情绪却低沉压抑得多；他接着更举出“万花筒”为例，说和五十年前相比，“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２１仿佛是要以此推翻前面的慨叹，那一种不但自己衰老了，世事也同样是越来越糟的深沉的悲哀，更显出了衰老对他的怀旧情绪的独特的刺激。大概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一九三六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二月到四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清教徒式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我想，单队这已经写成和拟就腹稿的篇章，你也可以看来，这一组散文是和《朝花夕拾》有多大的不同。《朝花夕拾》里的文章，大都是单纯的怀旧，虽然也时时掺杂对现实的感应，有的地方还散发出强烈的杂文气息，但那总的意味，却可以归入“小引”中所谓“思乡的蛊惑”和“旧来的意味”这两句话。他现在的这组回忆，自然也有这样的意思，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和《女吊》，还有写“母爱”的篇章中的许多描述，都可以看成是在咀嚼“旧来的意味”。但是，《这也是生活》，《死》，以及那预备讨论“穷”的篇章，却恐怕是写《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写不出来的，这是他对自已一生的总结，是他行将走到终点时的感悟，是他借着“死”的盾牌，对这个世界发出的无顾忌的评判，倘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也写不出这样的回忆的。

　　 《这也是生活》，题目就耐人寻味。这生活是什么呢？他写道：

　　有了转机之后四五天的夜里，我醒来了，喊醒了

　　 广平。

　　“给我喝一点水。并且去开开电灯，给我看来看

　　 去的看一下。”

　　“为什么？……”她的声音有些惊慌，大约是以为

　　 我在讲昏话。

　　“因为我要过活。你懂得么？这也是生活呀。我要：

　　 看来看去的看一下。”

　　“哦……”她走起来，给我喝了几口茶，徘徊了一

　　 下，又轻轻的躺下了，不去开电灯。

　　我知道她没有懂得我的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星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

　　 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

　　 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

　　 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２２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到留学日本的时候起，他在理智上就一直轻视着“这样的生活”，国家，社会，民族，启蒙，战斗，反抗专制，歌唱未来，就连绝望和颓唐，沉默和虚无，也都是指向个人以外的目标，是对于“它们”的绝望，是被“它们”逼出来的沉默，是看穿了“它们”的虚无，一切全都为着“它们”，就没有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看生活。“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这些，在平时，我也时常看它们的，其实是算作一种休息。但我们一向轻视这等事，纵使也是生活中的一片，却排在喝茶搔痒之下，或者简直不算一回事。”２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重取舍？不就因为他的心胸，早已经被种种来自“它们”的刺激，种种对于“轩辕”的关怀，塞得满满了吗？他一辈子自荐于社会和民族，就在自以为是退缩在个人天地里的时候，他其实还是被某种身外的价值罗网笼罩住，他向社会奉献的哪里只是那些文章和思想，他分明是将几乎全部的个人生活，将那些从个人角度展开的对于人生的领略和品尝，统统交了出去！因此，读到他此刻的这种感悟，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终于悟到了，自然令人庆幸，在他同时和以后，有多少人活了一辈子，却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领悟。但是，他直到现在才悟到，是不是也太迟了？他是被虚无主义引入这样的领悟的，这引路者本身，就不会允许他从这个领悟中汲取生命的欢乐。倘在别人，这样的领悟也许能开辟出一片新的生活天地。可在鲁迅，这领悟却似乎只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生选择的深刻的怀疑，意味着精神上的不自觉的收缩。周作人说他晚年“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２４，对这一点正看得相当明白。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他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才是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

　　 人生之路的尽头，自然是死了，鲁迅干脆就用它做了题目。《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他用那样一种调侃的笔调一谈论穷人、有一点钱的人和富人对死亡的种种打算，时或仍有一点愤激，但嘲讽的意味更浓得多。他说自己就是“随便党”里的一个，对死亡向来就想得很少；他又以那样轻松的语气，描述医生如何确诊了他的“就要灭亡”：他还开出那样一张遗嘱，几乎每一条都显出看破人生的意味；既然看破了人生，自然也包括死亡，于是到最后，他又那样但然地对自己“死下去”时的感觉，作种种设想和估计，仿佛他毫不顾忌读者的感受，只顾自己对自己说话了。无论对谁，死亡总是一件恐怖的事，固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去改造它，穷人之想投胎，富人之预修坟墓，就都是这改造的一法。但是，鲁迅却以这篇《死》显示出一种非常特别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里谈论自己的死，仿佛他对它很感兴趣。他似乎确实很感兴趣，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２５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趣，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２６看到他这样兴致勃勃地谈论死，我实在免不了要发生一种感觉，似乎他也并非将“死”看成是一位恶客。他这一生，走得那样艰难踉跄，越到晚年，越是紧张无趣，不但望不见将来的希望，眼前更尽是可厌的人事，甚至连自己历来的人生奋斗，也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价值：置身于这种心境，再想到不远就要到来的“死”，他是不是会产生某种“终于可以解脱了”的念头呢？有年轻的朋友读了这篇《死》，对他说：“你也写得太悲哀了”，他却回答：“没有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２７当预感到生命的终结即将来临的时候，他竟没有多大的恐惧，甚至连不安的情绪也不强烈，他的心境就是这样，也便只能这样写了。我不知道许广平读了这篇《死》，心中是怎样一种感受，恐怕是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面对死亡的“随随便便”的态度，这种简直可以说是对死亡的颇有兴致的谈论，更能够表现一个人的生存欲望的薄弱了。鲁迅会写出这样的回忆散文，所有真心爱他的人，理解他的人，都不能不落泪了。

　　 还有更确实的迹象在。鲁迅一生以写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每当夜深人静，临桌而坐的时候，他就会像一架高速运转的机器，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在这时候，文思就成了他的生命活力的最重要的表现，他的文字风格，也就成为他生理和心理状态的最准确的注解。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无论读他公开的文章，还是看他的私人通信，只要遇上那些幽默调侃的文字，我就总忍不住要发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写这些文字时的狡黠的神情，甚至会一直记起他在三味书屋里捉弄那取巧的同学时的调皮的样子。因此，就是陷于再严重的困境，只要他笔下还能流出幽默的文字，总说明他的心境还是从容的，恶劣的环境还不能挤扁他的灵魂，至少在文字的世界里，他还能保持居高临下的精神姿态。可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信写完、封掉、寄走，再也不能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

　　 特别是《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字，会使每一个用心的读者都感到悲哀。无论是描述往事，还是针砭现实，也无论是稍长的散文，还是短小的杂文，作者的文气似乎都衰竭了，文字常常显得有一点干巴，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时时会显出生硬，甚至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有时候也会像缺乏润滑油似的，给你一种涩的感觉。他的杂感越做越短，抄一段报刊上的文字，再发几句感慨，几句评论，就完了，原先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都难得再见到，好像鲁迅只有那么一口气，不够支撑他写长文章了。倘遇上较大的题目，像《这也是生活》，《死》和《关于大炎先生二三事》，必得要写得长一点，就每每会显出文气接不上的模样，缺乏有力的控制和提勒。至于《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更是散漫杂乱，近乎是一路随想，想到什么便写什么，而且确实因为生病，而无力将它写完。《且介亭杂文未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一个作家在文章上都显出了老相，是真的老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凌晨，鲁迅的气喘病突然发作。捱到天明，仍撑持着写下一封短信，由许广平带去内山书店，并在那里打电话，请来了医生。他靠坐在椅子上，整整喘了一天，话也不能说，流汗。医生和看护的人们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能缓解病情。这一天晚上，许广平每次给他揩手汗，他都紧握她的手，仿佛是要握住自已的生命。可是，到第二天凌晨六时，他还是未能挺过去，与世长辞了。

　　 在苦苦地跋涉了五十六年之后，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那尽头是一个字：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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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20章 面对命运的启示

　　 鲁迅没有留下正式的遗嘱，只在《死》中写下这么几条：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１我想，整篇《死》当中，最使那些仰望他的青年人受不了，觉得他“太悲哀”的，就是这六条“遗嘱”吧。其中的几乎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冷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唯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所有这一切，那些天真的青年人怎么可能理解呢？倘若他们知道，这七条“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鲁迅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会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吧。也许，这七条“遗嘱”并不能代表鲁迅对亲人的全部嘱托，他自己就紧接着写道：“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但是，它们却能够代表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至少是这总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甚至觉得，它们分明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种透彻的承认，他一直不愿意作这样的承认，但当大病缠身，看清楚自己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却终于承认了。

　　 他这一生，从他稍懂人事的时候起，就不断陷在处处碰窒的困窘当中。无论是十八岁从绍兴去南京、还是二十二岁从南京去日本，也无论是二十九岁从日本国老家，还是三十二岁再次离开绍兴去北京，更无论四十六岁从北京去厦门，去广州，还是四十六岁从广州去上每，哪一次不是在原来的地方碰了壁，可到新的地方之后，又大碰其壁呢？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遇上新的穷途和歧路，说得严重一点，你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走投无路的一生。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幻灭，那种从新我来的光明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他当然有过指点江山的慷慨和激昂，有过初尝爱情的兴奋和欢愉；他也常能够收获读者对他的著作的热爱，领略被大群年轻的崇拜者簇拥着跨上讲台的宽慰。但是，与他整个的人生体验相比，这些情绪都太短暂了，往往是慷慨激昂还没有完，幻灭已经挤上前来；在那爱情的欢乐的前后左右，更这布旧式婚姻的暗影，庸俗社会的流言。著作的成功，很容易被官方的压迫抵消，从崇拜者的欢呼声里，更经常会听到恶意的冷笑和刻薄的私语，倘说他确实常常能开怀大笑，更多的时候，他却是独自在心里咀嚼人生的悲哀，陷入无法排遣的阴郁之中。

　　 以鲁迅那样的智慧和才华，却只获得这样一份命运，造物主对他的态度，实在不能算是宽厚。也许孟子说的真有道理，天将降大任给一个人，总要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狠狠地折磨他一番？也许命运之神已经看中了他，要选他充任宣告民族和文化衰亡的伟大先知，要请他著作现代中国人历史悲剧的伟大的启示录，才特别给他品尝这许多严酷的遭遇，推他入深广的绝望和悲哀之中？说不定，那一股他屡想驱赶，却终于不能赶远的“鬼气”，正是造物主派来提醒他谛听命运启示的“提词者”？

　　 但是，鲁迅却似乎不愿意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在他一生的某些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谛听过命运的启示，也曾经在静夜中，顺着命运启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过他的悲剧，以及缩影在这个人悲剧之中的民族、社会和文化的悲剧。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也曾经写下过其中的一部分，想靠这隐约其辞的吐露和宣泄，来减轻那体悟的重压。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他的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就都是这吐露和宣泄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是被迫的，是他在绝望中没顶时候的不自觉的挣扎，一旦他能够浮出水面，他就会推开命运的启示，另外去寻找一样价值，紧紫地抓住它、用它来将自己拽出绝望的深坑。只要还有一点力气，他就不会愿意沉静下未，而总要上下求素，哪怕只是找到一条不成形的上路，他都会急切地跨进去，尽可能迅速地逃离那对人生悲剧的阴郁的体悟。因此，你今天来看，他一生部落在命运之神的牢牢的掌握之中，接连碰壁，走投无路，可在他自己，这一生却正是不断地拒绝命运的启示，不断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的一生。一九一八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一九二六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一九三０年，他更从孤寂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待死堂”，命运之神是第一次向他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启示，那我就正可以用这三次逃离，来概括他此后二十年的精神历程。

　　 当然，这三次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沉重。以至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再一次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重新面对命运的启示。他所以会写下那样七条“遗嘱”，就说明他已经领会到了这启示的雄辩的力量。但是，倘若疾病不是那样快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衰老到无力编织新的理想，他会不会再作第四次逃离呢？无论怎样睿智的人，恐怕都难以否定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而一旦习惯了特定的社会角色所规定的人生轨道，再要脱离出来，也绝非容易的事。看到鲁迅那样发着烧，躺在病床上，还愿意公开表明与共产党的联盟态度，我就不禁要推断，倘若他再多活几年，大概多半是又要推开命运的启示，再作一次艰苦的逃离吧。他迟早总会看清楚自己的命运，但他不会愿意正视它，终其一生，他大概都是一个竭力要拒绝命运的人。

　　 造物主还是太粗心了。它似乎只想到鲁迅的资质足够担负它交给他的使命，却没有想到，一个人最终走什么路，并不是阜凭资质就能够决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这不单指他的肉身和天赋，更指他的精神和修养。到鲁迅出生的时候，历史已经将一个差不多延续了三千年的文人传统摆在他身边，他一出生、这个传统就紧紧地拥抱他，亲热地向他低话，摩挲着他的肩膀，陪伴他一步步跨进人生，你想想，单靠他后来学习的那些零零落落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怎么可能抵消这个精神传统的熏陶和浸润呢？不单是他，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到今天的数量更多得多的知识分子，又有谁真能够摆脱这个传统呢？因此，鲁迅虽然摆出了激烈反传统的姿态，甚至劝告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他自己的头脑，却依旧浸在中国文人的一传统之中。即便他靠着和许广平的爱情，终于挣脱出旧式伦理规范的束缚，一旦他们同居了，建立起新的家庭，他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就还是不知不觉显出了传统文人的习惯。如果拿他当年鼓吹妇女解放的言论，来对照他和许广平的同居生活，他自己大概也要承认有许多不符吧。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政治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作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庄子的血缘后代。他在一九二五年说：“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２他自己也看得很清楚。

　　 既然骨子里还是一个文人，鲁迅当然就难以承担命运之神的重托。中国的文人是聪明的，也是敏感的，他们对自己置身的世道，从来都能看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愿意长久地正视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真实命运。他们总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消解自己对命运的真实感受，来减轻这感受对自己的精神重压。在先秦时代，孔子式的理想主义，庄子式的虚无主义，就是其中较有效用的两个办法。两千年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就是靠着这些被鲁迅称为“瞒与骗”的思想方法，度过连绵不断的深重苦难，一直到二十世纪也还是如此。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中国人分明是遭遇了那样一份悲惨的命运，战乱，灾荒，专制，腐败，生态环境愈益恶化，精神活力日渐枯萎，似乎有一股巨大的惯性冲力，将整个民族和文化部推到灭亡的边缘，而且这冲力还越来越大，简直看不到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它。可是，你看看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于鼓吹乐观主义，似乎中国并非是没人黑暗，而是在迎向光明，他们用各不相同的嗓门叫喊：前面不远就是那“现代化”的天国，大家只要照我说的做，就一定能三步并二步地跳进去……当然也还有另外的知识分子；能看出这些叫喊的虚伪和浅薄，但他们大部避入了虚无主义，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向，中止了对中国人真实樟遇的紧张的探究。一部现代中国的思想历史，竟几乎全是这一类有意无意的隐瞒和逃避，在这个人人都闭上了眼睛的对代，鲁迅能够是例外吗？

　　 我原先以为他能够。他如果深深地沉浸入自己的怀疑和悲观，沉浸人他对个人、民族、社会和文化悲剧的独特的体悟，不是急于推开命运的启示，而是认真地谛视它，倾听它，在心里反复地咀嚼它，将全身心都投入对它的领会之中，他是不是就能向世人提供一种对现代中国历史命运的既非乐观主义，也非虚无主义的透彻的启示，使我们后人在精神上少走许多、弯路呢？但我现在明自了，这其实还是妄想，鲁迅不可能做这件事。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还不会产生一种能够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并且有勇气将它发扬到底的人。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九九二年七月上海

角落有故事

《鲁迅传》跋

　　《鲁迅传》是早已经交稿了，我却并没有感到轻松，相反，心头好像总梗着一团不满，甚至一种隐约的不快。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几天前的一个夜晚，一位朋友皱着眉头对我说：“从你最近的文章看，你太激愤了，有些议论也太尖刻，以至你的文字蕴蓄的意味，反不如从前”，我方仿佛彼猛然点醒，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几年，我的心绪确实不大好，社会、历史之类的大现象自不用说，就是周围的种种人事，也每每令我感觉到人性的脆弱和希望的渺茫，情绪就不由得激愤起来。我的笔向来很慢，常常一个月也写不了几千字，可这一回写《鲁迅传》，将近二十万字，不到八个月就写完了，这在我简直是神速。起初我将这归结为准备的充分，差不多十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了，后来又归因于传记的形式，毕竟不是做论文，写起来自然快得多。现在我明白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我和传主的情绪的共鸣。鲁迅的痛苦是极为深刻的，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正是那愤世嫉俗的忿懑之情。对像我这样几乎是读着他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人，他的思想本来就特别有震撼力，偏偏我自己的心绪又是如此，他的忿懑就更会强烈地感染我。我当然是在描述他的痛苦，但这痛苦也是我能够深切体会，甚至是自觉得正在承担的，你想想，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写作状态

　　认真说，我有时候也为鲁迅的激愤感到惋借。别的且不论，单在文字上，他就常常因这激愤而减损了议论的魅力，锋利有余而蕴蓄不足。他的杂文当中，最有份量的并非那些实有所指的激烈的抨击，而是像《春未闲谈》、《灯下漫笔》那样寓意深广，态度也更为从容的“闲谈”。当然，心情并不由人，鲁迅就解嘲似他说过，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实在是无可奈何。即如置身今天这样的现实，一个人要始终平和，怕也很难做到。但是，你却不能让激愤占满你的心胸。极度的激愤，正意味着抬高那使你激愤的对象，你会不知不觉地丧失冷静地透视对象的心境，丧失居高临下的气势，甚至自己也变得视野窄小，性情狭隘。激愤固然给人勇气和激情，却也容易败坏人的幽默感，使人丧失体味人生的整体感和深邃感。我甚至相信，这是严酷的生活给人造成的一种深刻胁精神创伤，因为它正是来自于绝望，而且和疯狂、和丧失理性相距不远。一个激愤的人，固然能成为指斥黑暗的不妥协的斗士，但他最终还是会被黑暗吞没。我所以心头始终梗着那样一团不快，恐怕也就是因为，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创伤还远没有消失。

　　面对我看到的人生，我很难消除心中的激愤，但为了能真正有力地园应这个人生，我又必须抑制自己的激愤。我希望自已有能力承担起这种心理矛盾，因为正是在类似这样的矛盾当中，才有可能逐渐培养起治愈精神创伤的足够的生机。 　　　　　　　　　　　　　　　　　　　　　　　　一九九三年四月上海

角落有故事

附录 鲁迅生平提要

　　 一八八一年 九月二十五日　　诞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取名樟寿，字豫山。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思想颇为开通6母亲鲁瑞（1857一1943），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一八八六年本年由叔祖周玉田开蒙，进周家自设的私塾读书。按照祖父的意见，除习字、对课之外，主要是读《鉴略》。

　　 因原名豫山与“雨伞”谐音，改为豫亭，后又改为豫才。 一八九○年 本年　　继续在本宅私塾读书。因课余在周玉田家中看到许多杂书，引起了欣赏和搜集图画书的兴趣。 一八九二年 二月　　被送进据说是绍兴城内最严格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除在课堂上读经史之外，还读小说，看画谱，并逐渐养成了影描小说书上的插图，直至整段整本地抄杂书的爱好。 一八九三年 秋天　　祖父因科场舞弊案被捕入狱，押在杭州府狱内。为免受牵连，与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亲戚家避难。 一八九四年 四月　　由避难地返回家中，仍进“三味书屋”读书。

　　 冬天　　一父亲吐血病倒。既身为长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除读书外，还要出入当铺和药房，领略冷眼和侮蔑。 一八九六年 十月十二日　　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衰败，甚至招致亲戚本家的欺侮。 一八九八年 春天　　在家练习八股诗文，送去“三味书屋，由寿镜吾的儿子寿洙邻批改。

　　 五月　　离开绍兴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念书。

　　 改本名樟寿为“树人”。

　　 十一月　　因不满江南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退学回家。

　　 十二月十八日　　参加会稽县的县考，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 一八九九年 一月　　再会南京，改入矿路学堂念书。课余则常习骑马。 一九○一年 本年　　仍在矿路学堂念书。开始到学堂内的阅报处翻阅《时务报》等宣扬新思想的报刊，并买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以及林纤翻译的外国小说，读得入迷。 一九○二年 一月　　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

　　 三月　　离开绍兴去留学日本。先人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

　　 十月　　与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寿裳经常讨论中国国民性的病因及其解救办法。并经常去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反清的革命者的演讲会。 一九○三年 三月　　作《自题小像》诗。

　　 六月　　在留日浙江籍学生主办的《浙江潮》上发表编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十月　　与陶成章等人一起，加入反清团体“浙学会”，此会即为后来成立的著名的反清组织“光复会”的前身之一。 一九○四年 四月　　在弘文学院卒业。

　　 九月　　入设在日本本州岛东北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 一九○六年 三月　　从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退学，返回东京，一面学习德语，一面阅读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六月　　奉母亲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婚后不几日，便与周作人再赴东京。

　　 秋天　　与许寿裳、苏曼殊等人筹划办《新生》杂志，但因经费无着，稿件匮缺而作罢。 一九○八年 夏天　　继续在东京读书学德语。

　　 从夏天开始，每星期日往章太炎在东京的寓所，听他讲学，历时大约半年。 一九○九年 三月二日　　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　　《域外小说集》第二册出版。

　　 八月　　为了负担家庭经济，离开日本回国，结束了七年的留学生活。

　　 回国后，就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员，兼任日籍教师的翻译。 一九一○年 五月　　祖母病逝，回家主持葬礼，诸事都依照旧可办理。

　　 七月　　辞去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教席，回到绍兴。

　　 九月　　担任绍米府中学堂的监学，兼教生物课。 一九一一年 七月　　辞去绍兴府中学堂职务，失业在家。

　　 十月　　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席卷全国，绍兴城内一片混乱，遂应府中学堂学生的请求，回校暂管校务。

　　 十一月　　带领学生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安定民心。

　　 不久，受新任绍兴军政府都督王金发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冬天　　作短篇文言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 二月　　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职。

　　 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职。

　　 五月　　因教育部北迁，单身前往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八月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第一科科长。 一九一三年 本年　　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一九一八年 四月二日　　作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交《新青年》发表。

　　 五月十五日　　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梦》。

　　 七月二十日　　作长论《我之节烈观》。

　　 八月二十九日　　开始陆续向《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投稿。

　　 冬　　作短篇小说《孔乙己》。 一九一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　　作短篇小说《药》。

　　 八月十九日　　购买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房产。

　　 十一月二十一日与周作人全家一起迁入八道湾十一号新居。

　　 十二月一日　　离京赴绍兴、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携母亲。

　　 朱安及周建人全家返抵北平，住进八道湾。

　　 开始了大家庭聚居的生活。 一九二○年 八月五日　　作短篇小说《风波》。

　　 八月六日　　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兼任讲师，直至一九二六年。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并以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阀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与此同时，还应聘任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兼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

　　 十月二十二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一九二一年 一月　　作短篇小说《故乡》。

　　 十二月四日　　开始在《晨报附刊》上连载中篇小说《阿Ｑ正传》。 一九二二年 一月　　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六月　　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和《白光》。

　　 十月　　作短篇小说《社戏》。

　　 十一月　　作短篇历史小说《不周天》。

　　 十二月三日　　作《（呐喊）自序》 一九二三年 四月　　接连出席董秋芳、许钦文等组织的文学团体“春光社”的聚会，给文学青年以直接的指导。

　　 六月十四日　　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七月十九日　　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

　　 八月二日　　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

　　 十月一日　　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十二月十一日　　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出版，由新潮社发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四年 二月七日　　作短篇小说《祝福》。

　　 二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

　　 三月一日　　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十三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三月二十二日　　作短篇小说《肥皂》。

　　 五月二十五日　　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

　　 六月十一日　　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

　　 七月八日　　应邀往西安，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暑期演讲活动。至八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九月十五日　　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

　　 九月二十二日　　开始翻译《苦闷的象征》，至十月十日结束。

　　 九月二十四日　　作散文诗《影的告别》。

　　 十一月十三日　　作《记“杨树达”君的袭来》。

　　 十一月十六日　　参与组织的《语丝》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日　　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 一九二五年 一月一日　　作散文诗《希望》。

　　 一月二十八日　　作散文诗《好的故事》。

　　 二月十日　　作《青年必读书》，回答《京报副刊》的征答。

　　 二月二十八日　　作短篇小说《长明灯》。

　　 三月二日　　作散文诗《过客》。

　　 三月十一日　　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四月二十四日　　发起成文文学团体“莽原社”，创办《莽原》周刊，自任编辑。

　　 五月二十六日　　邀集女子师范大学的六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殖榆。

　　 六月十六日　　作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

　　 六月二十五日　　请许广平等人在家中吃饭，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许广平的头。自此以后，与许广平通信的口气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

　　 六月二十九日　　作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

　　 七月十二日　　作散文诗《死后》。

　　 大约同时，与韦素园、李霁野等六人组成文学团体“未名社”，出版《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书》。

　　 八月十四日　　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企事职务。

　　 八月二十二日　　向北洋政府平政院递交诉状，控告章士钊违法免他职务。

　　 九月一日　　肺病复发，连绵数月才愈。

　　 九月十六日　　作短篇小说《孤独者》。

　　 九月二十一日　　作短篇小说《伤逝》。

　　 十一月六日　　作短篇小说《离婚》。此后即停止创作小说。 一九二六年 一月十六日　　在平政院控告章士刽胜诉，恢复教育部金事职。

　　 三月十日　　作回忆散文《阿长与山海经》。

　　 三月二十五日　　去女师大参加“三·一八”渗案死难者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在五天后写出《记念刘和珍君》。

　　 三月二十六日　　因《京报》披露段棋瑞政府在学界通缉鲁迅等五十人的密令，离家往设在西城的莽原社躲避。

　　 三月二十丸日　　由莽原社转移至山本医院，继续避难。

　　 四月十五日　　因直、奉联军进入北京，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由山本医院转移至一家德国医院避难；

　　 十天后又移至一家法国医院，至五月二日才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生活。

　　 七月二十八日　　应厦门大学聘，任该校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决意离京南下。

　　 与此同时，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

　　 八月二十六日　　与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经上海转水路往厦门（许广平从上海去广州工作）。

　　 九月四日　　抵达厦门大学。在国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

　　 九月十八日　　作回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本月及下月，接连作了好几篇这样的散文。

　　 九月二十六日　　为授课，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讲义，名为《中国文学史略》。此项工作一直持续到年底。

　　 十一月十一日　　作《写在（坟）后面》。

　　 十一月十五日　　致信许广平，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是试探，也是求援。

　　 十一月十九日　　决定于学期末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国文系任教。 一九二七年 一月十一日　　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自的信之后，又致信许广平，明确表示了与她结合的决心。

　　 一月十五日　　乘船离开厦门，于十八日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二月二十日　　与许广平一起宴请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或远足，或看电影，请吃饭，持续十余比三月一日　　中山大学开学，忙于教务。

　　 三月甘九日　　因不满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傅斯年聘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住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

　　 四月十五日　　以教务长身份召集中山大学各系主任会议，力主营救当日事变中被捕的学生，但无人附合。

　　 四月二十一日　　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在白云楼闭门不：

　　 出。

　　 四月二十六日　　作《题辞》。

　　 五月一日　　作《小引人》。

　　 五月六日　　接受日本记者山上正义的采访，发表他对“四一五”事变的看法。

　　 七月二十三日　　在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作演讲，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四日　　作《答有恒先生》。

　　 九月二十七日　　与许广平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九月二十八日　　途经香港，遭受香港海夫人员的野蛮检查。

　　 十月三日　　抵达上海。五日后迁人虹口景云里二十三号，与许广平正式同居。

　　 十月二十五日　　至江湾劳动大学演讲，题为《关于知识阶级》。

　　 十二月十八日　　因蔡元培推荐，任南京政府大学院特约著作员，开始领取薪水。

　　 十二月二十一日　　至暨南大学演讲，题目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八年 一月八日　　原厦门大学的学生廖立峨，携爱人及其哥哥来访，声称要作鲁迅的“义子”，住在鲁迅家，长达七个月。

　　 二月二十四日　　致信台静农，提议将《莽原》半月刊迁往上海，并表示愿当编辑。

　　 二月五日　　往内山书店购买自译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后又陆续购读此类书籍十多种。

　　 二月二十三日　　作《“醉眼”中的朦胧》。

　　 六月二十日　　与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创刊。

　　 八月十二日　　与许广平一起去杭州游玩，至十七日返回。

　　 八月二十二日　　致信韦素园，认为“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味暖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九月九日　　因邻居嘈杂搅扰，迁至景云里十八号。

　　 十二月六日　　与柔石等人合编的《朝花》月刊创刊。 一九二九年 四月二十二日　　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五月十三日　　赴北京探母。至六月三日返回。

　　 五月二十二日　　在燕京大学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八月十三日　　请律师向北新书局提出诉讼，追索拖欠的稿费。后书局分四次，将所欠八千多元稿费，全数付清，历时四个半月。

　　 九月二十六日　　儿子海婴出世。

　　 十月十二日　　译完普列汉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

　　 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我和（语丝）的始终》。 一九三○年 二月十六日　　由柔石、冯雪峰陪同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会。

　　 与此同时，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被人推举为发起人。

　　 三月二日　　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并作演讲。

　　 三月十九日　　因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往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家中避难。

　　 三月二十六日　　致情章廷谦，说在一左联”成立会上“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前花色”。

　　 四月十一日　　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级刊。

　　 五月七日　　由冯雪峰陪同。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李立三，拒绝其要他公开写文章斥骂蒋介石的要求。

　　 五月十二日　　迁往共四川路上的“北川公寓”。

　　 六月七日　　向共产党“第三国际”组织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一百元。

　　 九月十六日　　出席“左联”等组织为其举办的五十寿辰纪念会，并作讲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译完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 一九三一年 一月二十日　　因柔石等五人被捕。携全家至一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店避难。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家。

　　 四月二十五日　　所作《中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创刊夸上发表。

　　 七月二十日　　在社会科学研究会举办的暑期学校作演讲，题目是《上海文艺之一瞥》。

　　 十月二十三日　　所作《“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发表。

　　 十一月五日　　作《英译本序》。

　　 十二月十一日　　主编的《十字街头》双周刊创刊。

　　 十二月二十五日　　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回答两位青年作家的询问。 一九三二年 二月三十日　　因避“一·二八”事变的战火，携全家及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在其楼上暂居。

　　 四月二十日　　作《林克多序》。

　　 五月九日　　致信日本朋友增田涉，说：“今后拟写小说或中国文学史”。

　　 十月十日　　作《论“第三种人”》。

　　 十月十二日　　作七律《自嘲》。

　　 十一月十一日　　赴北京探母病。至三十日返回上海。

　　 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连往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演讲，其中在辅仁大学演讲的题目是《今春的两种感想》。

　　 十二月十日　　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十二月十六日　　作《序言》。 一九三三年 一月十七日　　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并被推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七日　　作《为了忘却的记念》。

　　 三月五日　　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四月一日　　作《现代史》。

　　 四月十一日　　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二十九日　　作《题记》。

　　 六月十八日　　致信曹聚仁，认为“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日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拘陷，……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

　　 七月三日　　作《我谈“堕民”》。

　　 七月八日　　致信黎烈文，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

　　 七月十二日　　作《沙》。

　　 八月三日　　致信黎烈文，说：“小说我也还想写，但目下恐怕不行。”

　　 八月十二日　　作《上海的儿童》。

　　 九月二十日　　作《偶成》。

　　 十月一日　　作《看变戏法》。

　　 十月二十八日　　作《后记》。

　　 十二月三十日　　作五言四句诗《无题》。 一九三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作《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三月二十三日　　作《答国际文学社问》。

　　 四月二十六日　　作《小品文的生机》。

　　 四月三十日　　致信曹聚仁，谈及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致的攻击，认为“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

　　 五月二十六日　　作《儒术》。

　　 六月十日　　作《隔膜》。

　　 七月十日　　作《买》。

　　 七月十六日　　作《忆韦素园君》。

　　 七月三十日　　致信日本朋友山本初枝，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非反抗不可。”

　　 八月二日　　作《答曹聚仁先生信》，断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八月九日　　发烧，自觉“胁痛颇烈”，肺病相当严重了。

　　 八月二十日　　写完《门外文谈》。

　　 八月　　作历史小说《非攻》。

　　 九月二十五日　　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十月一日　　作《又是“莎士比亚”》。

　　 十一月十五日　　作《答周刊编者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十二月九日　　题《芥子园画谱》赠许广平诗。

　　 十二月十一日　　作《病后杂谈》。

　　 十二月十六日　　作《病后条谈之余》。

　　 十二月十八日、致情杨弄云，自称是在敌人和“战友”的夹攻下“横站”。 一九三五年 一月二十四日　　开始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选稿二月十五日　　开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三月二日　　作《小说二集序》。

　　 四月二十三日　　致信萧军、萧红，说：“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四月二十九日　　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九月十二日　　致信胡风，将“左联”中的某些领导人比喻成“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的“工头”。

　　 十一月六日　　去苏联驻上海领事馆观看电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劝他出国休养，但他考虑到政治和经济上的诸多困难，没有采纳她的意见。

　　 十一月二十日　　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事》。

　　 十一月二十九日　　作历史小说《理水》。

　　 十二月五日　　作七律《亥年残秋偶作》。

　　 十二月　　作历史小说《采薇》和《起死》。 一九三六年 一月三日　　肺病复发，引起肋膜发炎，肩胁部均大痛。

　　 一月二十八日　　编定《凯绥．河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

　　 二月二十九日　　致信曹靖华，明确表示了对于“左联”解散的不满，并表示不愿加入新成立的“文艺家协会”：“似有人说我破坏统一，亦随其便。”

　　 三月二日　　受寒而气喘病发，延续一个多月。

　　 四月一日　　作回忆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儿》。

　　 四月七日　　作《写于深夜里》。

　　 五月二日　　致信徐懋庸，说：“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叫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五月三日　　致信曹靖华，对傅东华、郑振铎和茅盾等人，均提出批评。

　　 五月十四日　　致信曹靖华，说：“近来时常想歇歇。”

　　 五月十八日　　发烧，持续不退。

　　 五月三十一日　　史沫特莱请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来作诊断，诊断结果是认为鲁迅的病症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六月丸日　　病中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日　　口授《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冯雪峰执笔。

　　 六月十五日　　与茅盾、曹靖华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八月一日　　去医院诊病，体重仅为三十八点七公斤。

　　 八月五日　　写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因病中体弱，此文先口授，由冯雪峰执笔拟就，鲁迅再用三天时间，修改完毕。

　　 八月二十三日　　作《“这也是生活”……》。

　　 九月五日　　作《死》。

　　 九月十九日　　作回忆散文《女吊》。

　　 十月九日　　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二事》。

　　 十月十八日　　“气喘发作。终日呼吸困难。

　　 十月十九日　　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